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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China Youth Daily【冰点】1999年6月14日 星期一
最低起点本报记者 董月玲
从未见过陈中华,只知他在北京亚运村的利康旧货市场里有个小门脸。旧货市场家电大厅里,音响震耳欲聋,我一个摊儿一个摊儿地找过去,瞧见一个卖二手电脑的摊位里,站着个戴眼镜,书生模样的青年,一问,果然就是陈中华。
几天前,专搞电脑维修的喻冰,来这儿帮人修电脑,无意中听人说起陈中华的经历,立马勾起了好奇心。他跑到陈的摊位,一定要问问这么两条:
现在生意多难做,下岗的人又那么多,你放着大国企舒服日子不过,干嘛非下海?你一个研究生,经商干嘛要从拣破烂、收破烂开始?为什么把自己搁得那么低?
我想采访陈中华,也是奔这两条来的。
“别人能打工,我也可以打”
陈中华身上很有他那茬儿大学生的特点:有热情,爱参与,不安分,能折腾,想干事,而且想干大事。
1985年,陈中华是从川陕交界的革命老区,四川巴中地区,考上北京科技大学的。老家那儿山多地少人穷,他中学念得很艰苦,上学要走几十里山路,初中三年,在校几乎没吃过青菜,天天咸菜拌饭。当陈中华坐着“呼隆呼隆”的火车进北京念大学时,打死他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拣破烂、收破烂。
毕业是1989年,正赶上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双向选择,他写出去几十封信,挑来选去,最后决定去海南钢铁公司,那会儿叫海南铁矿。
时值海南建省第二年,像许多闯海南的人一样,陈中华一腔热情,满脑子梦想,奔大特区去了。
海南铁矿,在海岛西部的石碌,是海南最大的企业之一,利税大户,财大气粗,实力雄厚,而且输出不少干部。按陈中华的判断,在海南的开发上,像这种国有大企业应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自己也有用武之地。
矿上的大学生不很多,北京科技大学来的就更少,当时的领导是些想干事情的人,对他们很重视。陈中华说那会儿真的体验到了火热的气氛,每天精力用不完,很活跃,厂里的事喜欢参与。不久,矿上决定筹建钢铁厂。
几个大学生商量,就现在自己学的这点本科东西,怕很快就不够用了,他们想为将来做准备,考研究生,学成回厂,为新建的钢铁厂扛大梁。1993年,陈中华顺利考回母校,读热能专业研究生。
他们走时,钢铁厂已投资动工,三通一平开始搞了,矿上的人热情地说:“建设过程你们赶不上了,等你们回来,就该点火了!”
还得提一下陈中华的婚事,这事儿很能说明他的个性:认准了的事就非做不可。
陈中华娶了个农民媳妇

,不是父母包办,是他自己选择自己乐意的。
为这事儿,爹妈不知跟他吵了多少回,连他周围的同事朋友也都劝他。厂里的组织部长,为这专门找他谈了一个钟头的话,跟他说小陈呵,别太浪漫了,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户口,像你这种情况,农转非最快15年,慢点儿就要20年……
媳妇叫廖晓,是他家邻村人,比陈小3岁,初中毕业在家务农,两人十来岁就认得,陈中华读大学时正式谈上恋爱。
他坚持认为婚姻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感情,“文化低怕什么,有差距怕什么,我有责任去帮助她提升她。只要有了文化基础,再往上就好走了。”
他真的把廖晓接到海南,继续读完三年高中。等陈中华考上研究生时,他已与廖晓结婚还有了女儿,而他读研究生是不带工资的。
“生活费怎么办,这么现实的事你就不考虑?”
“不怕!”陈中华说,四川老家的人,不少跑北京来打工,人家不是活得好好的,还往家寄钱。“别人能打工,我也可以打。”
这样,陈中华拉家带口辗转回到北京。
小两口同时进了北京科技大学,陈中华读研究生,他安排廖晓自费读“计算机应用与控制”。
研究生每月补助200块钱,再加上过去的积蓄,第一年过得还顺当。但一年后,日子开始吃紧。连几毛钱的车钱廖晓都想省,大冬天她还穿着单鞋,除了租房子,200块钱剩不下几个。一年1000块的学费拿不出,廖晓只好辍学,开始打工挣钱。
她连打了三份工,帮人卖建材,卖服装,卖小百货,要么是老板赖账,要么是货卖不动,反正忙活半天,愣没拿到钱。
能不能继续读研究生,能不能养活一家人,现实逼迫着书生意气的陈中华,必须干点什么。
“收破烂有什么难的,一个研究生会干不好?”
陈中华租房子的村子叫八家村,在清华大学东南,周围是大学区,有些人摆地摊卖旧书,陈一问,知道是从旧货市场3块钱一公斤买来的。
他决定自己也试试,打听到书是从八家旧货市场进的。早晨5点钟,他跟廖晓爬起来挑书去。旧货市场很大,以旧书报为主,来上货的人还真多,跟抢一样。挑书陈中华有优势,几个来回下来,他就知道哪类书好卖,像英文小说,经济管理等书走得快。
拣到8点来钟,三轮车装满了,他自己骑上。第一天投入80块钱,当天就挣了60,算是开张大吉。后来,两人分工,陈清早挑书,廖白天守摊,平均一天下来能挣个百八十元。
这样过了没多久,突然有一天,连车带书全被查收了,这属无照经营,不合法。路子断了,两人没法儿,开始拣破烂,瓶子、纸、塑料,什么都拣,但陈

中华觉得这样下去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思虑再三,最后决定咬牙借钱,办执照,正式“下海”。
他说当时下海一是生活逼迫,另外他也想到市场上见识见识,试试自己到底行不行。读书人的毛病就是往往想得多,干得少,领悟力强,动手能力差,光说不练……
他顺着买卖旧书这路子走,干起收破烂的生意。在北郊朝阳区洼里14队租了座空院子,近100平方米,四周是农田,荒凉。陈中华自己动手,盖了两间砖房,房顶使的是旧油毡和石棉瓦,建筑质量不高,凑合着能住。“夏天,蚊子能从墙缝飞进来,冬天冻得受不了。”但不管怎么说,在这荒郊野外,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收破烂有什么难的,连没文化的人都能干,一个研究生会干不好?”起初陈中华没把它想得有多难,但市场就是市场,无情。因为不熟不懂,陈中华连连呛水,赔得很惨,血本全无。
第一宗大生意做的是废纸,他把借来的本钱,全押上,进了一万元钱的货。大热天,成堆成捆的纸露天放着,下雨了,纸淋透了,天睛了,纸包里在腐烂,变臭。等他们知道时,根本卖不出去,最后只能当垃圾处理,全赔了。
好不容易又找了点钱,又接了笔大生意,收旧麻袋,10多吨,这回是上当受骗,看到的样品跟最后收到的货完全不一样:麻包外边是好货,里边全是碎得连不起来的烂货。一分钱没赚着,又折进一万多块。
“差点儿就爬不起来了。”陈中华说,又顽强地摸索了几个月,他终于悟明白了,出去借了一万块钱的高利贷,年息30%。
“你都赔成那样了,还敢借这种钱,是不是太冒险了?”知道的人都替他捏把汗。
“因为我知道该怎么干了,心里有底儿,所以敢借。”他说。
他是这么总结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做得太杂,我现在就特不赞同什么多种经营,那实际上是把精力和人财力分散了,形不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当然,最初不了解时可以做得杂些,那是个遴选过程。”
废品回收,分类就有几百种,来收货的厂家,都是冲着某个品种来的。如果他们装货的大卡车一次装不满,量不足,就算白跑了。陈中华反复筛选,决定主攻玻璃瓶子,这玩意儿不怕风吹日晒雨淋。
光是旧瓶子,就分30多种,像茅台酒、人头马、五粮液之类卖价最高,二锅头啦,生抽王啦,燕京啤酒等其次。陆陆续续,陈中华有了30来个固定送货的客户,他们都是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靠捡破烂为生的人。
收来的旧瓶子要先分类,然后清洗,再装进麻袋打包,这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儿,一麻包瓶子就有50公斤。陈中华两口子起早贪黑,所

幸的是这会儿路子选对了,越走越顺畅。
他们收瓶子有了名气有了阵势,最多时,几辆大货车等在院外。量越大,货走得就越快,货走得快,资金周转也快。他就可以提高收瓶子的价格,跑他这里卖瓶子的人也就更多。
不久,他又扩充了一个收购点儿,还雇了三四个帮工。收旧瓶子的生意越来越火,平均两天走20吨。陈中华干了一年,不但还上了本钱,还净挣五六万块。
1996年下半年,陈中华研究生毕业,他的论文就是《海南新建钢铁厂流程选择》。
陈中华还是放下了发展势头很好的收破烂生意,一心一意回海南。
“收旧瓶子虽说能挣钱,但还是小打小闹,只有背靠像厂子那样实力雄厚的企业,才能成就大事业。”
“再这样下去,会误自己一辈子!”
陈中华拉家带口又离开北京,坐火车,赶汽车,乘轮船,一路折腾着回了海南石碌的矿上。
可事情并没像他想象得那么好,钢铁厂没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建成点火,这时的经济情况已经变了,钢的常规品种产量趋于饱和,银行不给贷款;厂里的人事也有不小变动,气氛跟以前大不一样,他回厂后最大的感觉是:冷漠。
“我们3个考出去的研究生,都如期学成回厂。在矿上,也算是有史以来学历最高的人了,可就没有个领导找我们聊聊,听听我们对新钢铁厂有什么建议和想法,没人理我们。”
陈中华认为:新建钢铁厂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马上调整产品结构,还搞传统的常规炼铁炼钢没有出路,应该搞“直接还原炼铁”。当时,我国每年要进口100万吨以上。
他有一次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是在职称评审会上,别人讲半个钟头,他讲了俩钟头。会后,不少人借他的论文读。“仅此而已,不起什么作用,影响不了决策层,说不上话,够不着呵。照老路子走,钢铁厂百分之九十是搞不成了。”
也不能说厂里不重视他,陈中华回厂后到了技术监督处。他们搞了厂“计量结算体系建立”,弄了半年,调查核算,重新分配部门权力。
“如果真实施了,效益相当可观,但最后也没搞成。”
报告提上去,迟迟没推开。牵扯到很多部门利益,领导们要研究讨论,陈中华知道这个过程会相当漫长,一推一拖一扯,再赶上公司有什么别的事,这报告也就搁下,没戏了。
“知识再多,学历再高,干不了事,也是白搭。还是个体制的事,想做点儿事太难,部门太多,制约太多,推诿扯皮,施展不开。不是我不想做,是没办法做,这最让人苦恼!”
矿上出的是资源性产品,一会儿半会儿生存不会有大问题。陈中华自己的日子也挺舒

坦,没什么负担,他已经买下了厂里分的两居室房子。处里也不忙,在别人眼里,像他这个学历,只要能熬得住,按部就班,将来肯定有前途,再过个三年五载,评上个高工,或谋个更高的位子是不成问题的。
天天都可以侃,睡觉也行呵,但陈中华说自己当时有种很强烈的感觉:再这样下去,会误自己一辈子!
“久了,人心慢慢就凉了,再也没了干事的热情和动力,会疲塌下去,疲塌惰性十足。知识不能更新,人得不到锻炼,再过5年,10年,就算熬上更高的职位,但实际上人更差了。”他甚至觉得自己对不住那点儿工资,“因为我没干什么,没创造出什么效益来。”
“我必须走!”回厂一年多后,陈中华坚决辞职。
1998年初,他再次举家北上,又回到了北京。
以前收旧瓶子的摊儿,本来还有些存货,回海南前,他让父亲帮他守着卖掉。等他一走,他爸“唏里哗拉”,把卖三毛钱一个收的瓶子,全砸了,一气儿砸了几车,然后扫扫,当碎玻璃卖掉,自己也收拾收拾回了老家。他要彻底断了儿子的想头,让他在国营企业老实呆着。在这个本分的农民眼里,研究生收破烂,没面子,没出息,他死也看不上。国营大企业,那可是铁饭碗,是正经事,是多少乡亲一辈子都巴望着的。
回北京干嘛?陈中华思来想去决定重操旧业,还干旧货。他有买卖旧瓶子的经验,但不能再干旧瓶子,这太初级,发展空间不大。他要从长计议,发挥自己知识优势,选择个技术含量高的项目。
他有两个项目可做:
一是垃圾的回收与处理,干这跟他所学的专业更对口,像垃圾的焚烧等。早在收破烂时,他就对国内外垃圾回收和处理研究过,做得最好的是德国。垃圾细化几千种,回收到最后差不多只剩下渣土,垃圾总量减少了,资源也没浪费。国内还是原始落后,作为一种产业,甚至没人搞。他特意跑过环保部门,还跟自己的导师探讨过。他坚信:垃圾的回收和处理,干好了,不光有利于环保,而且是个商机无限的大产业,虽然他很想干这个,但眼下没那个资金实力。
二是做旧电脑生意,电脑的更新换代速度太快,差不多一年升一级,可那些旧电脑都扔到哪里去了?
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地区间、城乡间、家庭间都有差别;人与人的经济情况、知识结构,需求快慢也都不一样,总之,二手电脑市场潜力巨大。陈中华最终决定从旧电脑干起。
以前收破烂挣的钱,回海南买房买家具,来来回回的路费,也折腾得差不多了,再次下海,
还得先找钱。
他和廖晓回四川筹钱,老家的人本来就穷,一斤

稻谷卖4毛钱,一年一人还要交各种负担400块,朝谁借?
他爸听说他放下铁饭碗,又下海了,一肚子气,哪儿还会帮他借钱。无奈,廖晓跑回娘家找亲戚们借,听说是借钱给陈中华下海,都不说话了。末了,一个长辈这么对廖晓说:他放着国家人不做,作践自己,陈家人都不管,咱们廖家人能管?
还好,两人总算没空手而归。回北京后,正赶上利康旧货市场招租,条件简陋,加上地角不太好,所以摊位便宜。陈中华算是头一批进利康的人,他有了一个小门脸儿,第一批货,是从广州好不容易找到的3台笔记本电脑。
开张时,货架上只摆着这3台笔计本电脑,显得空空荡荡的。
“我是从最低点起步的,每走一步,都是上升”
采访陈中华时,我们一块儿去了他当年收破烂的那座大院子。一路上,他不停地感叹:这路,当年还是土路,那商店,我们在时哪儿有。当时收破烂的,只有我们一家,孤零零的,你看看,现在多热闹,这才两年多的时间呵。
洼里旧货市场,收破烂的大院一座挨一座,每个院子收的货都不同,旧易拉罐堆积如山,装旧瓶子的麻包,码得跟城墙似的……规模甚大,但到底是破烂市场,脏乱不堪。
陈中华当年盖的砖房还在,屋里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住这房子的人他不认得,现在专做啤酒瓶生意。
我问陈中华:羞不羞于向人谈及当年拣破烂,收破烂的事?
他说:“一点儿都不!这段经历,对我反倒有益。”
“拣破烂,收破烂,可以说是起点低到了极限。这让我心里有了承受力,假如现在我生意做砸了,我也不怕,我有个低线,大不了再去拣破烂,收破烂呗,照样能活。从另个角度讲,我是从最低点起步的,每走一步,都是上升,都有成功的喜悦,假如将来做大了,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走得稳当,走得踏实。其实,人起点低不怕,只要能不断地向上,什么都不做或不能做,那才可怕呢!”
他还说,像收破烂这种初级劳动,知识的优势一时显不出来,但现在是知识经济,越往上走,越能显出知识的重要。
收旧瓶子时,他结识了一些干旧货生意的人,因为干得早,这些人手里也有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听说陈中华做的二手电脑市场看好,他们也想做。来了,给他们打开电脑,一瞅见屏目上密密麻麻的英文,一下就被吓回去了。
干旧电脑,实际上比干新电脑更难,技术要求更高。接台旧电脑,得先把残缺的部件补好,坏的地方修好,病毒杀干净,而且要对市场行情更内行才行。
廖晓的学没白上,现在有了回报,可以帮陈中华独挡一面。她

老家的同学问她现在干啥?她说干电脑。
“电脑是啥?”人家又问。
答:“是计算机。”
“那计算机是个啥?”
什么“486,586,DOS,WIN95,WIN98”的,廖晓说得溜儿溜儿的,她能熟练地操作电脑,向人演示讲解,还能装简单的软件和处理故障。
陈中华的主要业务是电脑销售、租赁、升级、维修、回收,发展势头看好。第一个月打了个平手,第二个月微利,第三个月挣了5000来块,现在平均每个月赚一万块。
除了选项外,生意好主要得益于服务。别人卖旧电脑,不同的客人,给不同的价钱,陈中华说自己就是要做老实生意。
“买不买我的电脑,我们都要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告诉人家实情,信誉就是我的品牌,一开始就要有这个意识。可能在单机上我卖不过人家,但总体上还是不如我,他们占了小便宜,但却失掉了大东西。”
事实证明,这种经营观念对路,因为他的回头客明显比别家多,一个传一个,最多时一个人又传来了五六个。东北人老邓,在北京做事,他一共在陈中华这儿买了三台旧电脑,两台捎回老家,一台自己使。“买台486台式电脑,千把块,划算,谁知电脑更新换代多会儿到头,反正功能不缺,眼下先使着。”
陈中华说刚干时,最困难的是他不知道人家,人家也不知道他,现在慢慢趟出路子了,他刚接了笔大生意,收了100台旧显示器。
他说自己有种朦朦胧胧的感觉,他还在电脑这个行业边上转着,正在找一个突破口,一旦找到了钻进去,就会发展出一个大领域来。
自信心是建立在知识优势上的,他接触过不少做电脑生意的老板,“财力,我不如人家,但眼光、悟性、对问题的穿透力,我比他们强,这是我最大的优势,抓住商机,就等于抓住了财富。”
前不久,位于北大西南门的中关村“硅谷电脑城”招商,不少人迟疑不前,嫌地方偏,陈中华毫不犹豫就进去了。
他是这么分析的:第一,一下投资近亿元,投资方如果对北京市的规划,对中关村的发展不了如指掌,肯投这钱吗?第二,新电脑城,有十几层楼,几百个摊位,还有展示厅,办公区等,算是目前中关村最高档的电脑城了,以这种规模和档次,将来完全有可能形成以它为中心的新商业区。
“搞信息的,不了解信息绝对不行;搞电脑的,不进入中关村,那始终是在边缘上。”
入住十多天,“硅谷电脑城”首期招租的摊位一下就满了。因为看得准,进得早,陈中华租了个好位置。他把“利康”那边的旧电脑业务延伸到中关村来发展。
陈中华租住的那间农民房,屋顶很高,像个

大仓库,靠墙码着新进的100台旧显示器,箱子快摞到屋顶,房内空间狭窄,坐在里头显得人小。
“现在每天时间不够用,晚上从不在12点前睡觉。如果我在原单位呆着,苦恼的事还依然苦恼。可现在,我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做每件想做的事,行动快,效率高。虽说起步低,但天天都有发展。虽说苦点累点,但快乐,充实,有希望,这种感觉非常好。”
那晚,陈中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句话:
“联想(电脑集团),当初也没想到会干到今天这个份儿上。我现在的生意不是最好的,但只要不出大的意外,我相信自己会越干越好,我迟早会进入另一个境界。”
这个貌不惊人的书生,瞬间变得强大,让人不能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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