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1978-2008)之一：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

学术回顾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1978-2008)之一：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

系改革

杨学功

【原文出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1期第32～40，57页

【英文标题】From Discussions on the Standards of Truth to the Reform of Philosophy Textbook System

【作者简介】杨学功(1963-)，男，四川简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北京100871

新时期前10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探索和创新，但却是从影响深远的两次大讨论开始的，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虽然这两次讨论的结局不同，人们对其评价似乎也大相径庭，但既然是回顾历史，就必须首先尊重历史。事实上，这两次大讨论都对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前一次讨论及其所蕴涵的理论问题的充分展开，催生并形成了80年代的认识论研究热，进而引发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后一次讨论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中断，但其所遗留的理论难题却成为价值论研究和人学研究兴起的思想酵母。

一、两次大讨论的开端意义

1978年5月11日，一篇由南京大学哲学系青年教师胡福明撰写、后经孙长江等多人参与修改的哲学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一版显著位置发表。文章高度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强调“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这篇文章的发表犹如在沉沉黑夜中的一声惊雷，把人们从长期以来思想禁锢的迷信氛围中唤醒；而文章鲜明的针对性和不同寻常的发表方式，也大大增强了其影响力。文章发表后，虽然有过短暂的阻碍，但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各种报刊杂志发表的相关文章多达数百篇。

关于这场讨论的政治意义，邓小平早就作了精辟的总结：“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从哲学上看，这场讨论的意义就在于：它为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虽然正如文章所指出，真理的标准问题本来是早就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解决了的问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这场讨论不过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常识而已；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长期个人崇拜、语录标准、思想禁锢、迷信盛行的氛围下，回到常识也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事实上，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能深切体会到这场讨论所带来的巨大思想解放作用。它既为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哲学基础，也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因而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起点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此，人们早有定评。

随着实践标准权威性的确立，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哲学界也对建国以后的几次著名哲学论争，诸如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等都作了重新评

价。而陈晏清的《“四人帮”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则对“文革”期间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作了比较全面的清算。

改革开放初期另一场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大讨论，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事实上，这场讨论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是对“文革”期间践踏人的权利、蔑视人的尊严、贬低人的价值的历史悲剧的抗议与沉思，也是对当时“伤痕文学”的一种理论呼应；同时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范围内兴起的强劲人本主义思潮作为支援背景，如南斯拉夫学者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对苏联的官僚异化问题的揭露，波兰哲学家沙夫《人的哲学》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错误和过失”而带来的“道德危机”的反思，以及苏联理论界稍早开始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等；而人们以前未看到过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的公开出版(1979年)①，则为之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复旦大学还专门编译出版了《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为读者阅读《手稿》提供参考资料。

1978年，朱光潜在《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上发表了他在60年代为其主编的一部同名文集而写但当时未能公开发表的“序言”——《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翌年他又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率先提出“人道主义”问题；与此同时，汝信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8期上发表《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王若水则在1979年《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发表他写于60年代的旧稿《关于“异化”的概念》，率先提出“异化”问题。1980年8月，汝信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该文对人道主义作了如下定义：“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这些文章表明，理论界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从1980年开始，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并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几乎所有报刊都卷入了这场讨论，有的还开辟了专栏。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出版的文集达20余种，发表文章700余篇。此外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讨论会、报告会、座谈会等，真是盛况空前。在这场大讨论中，周扬1983年3月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报告会上的讲话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王若水提出的一个命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则成为争论的焦点，高尔太(泰)、黄枬森、陈先达、薛德震、丁学良等，也都在这场讨论的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其中基础性的问题是人性和人的本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关于人性，主要有人性是人的自然本性、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性即人的社会性、人性是对自由的追求等观点。关于人的本质，则有人的本质是劳动、人的本质是需要、人的本质是利益和劳动的统一、人的本质是实践、人的本质是主体性、人的本质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的历史的系统、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自私等观点。有的学者对人性和人的本质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多数学者则认为人的本质是比人性更高的概念。但是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并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中涉及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一个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能否用异化的观点解释历史和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崇高、最彻底、最科学的人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形态。相反的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们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其中关于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王若水等人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核心，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是当前哲学解放的迫切任务和基本课题。胡

乔木等持相反观点的人则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命题，马克思主义是在人的生产活动和人的社会关系中谈论人，“人们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出发点。”从现在的眼光看，这里涉及到对“出发点”概念的不同理解：是指理论的逻辑起点，还是指理论的落脚点(目的和归宿)？而它们在当时是混淆在一起的，并未作明确区分。 (2)关于异化论。主张者认为异化是解释历史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消极现象的有效方法，异化正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反对者则认为，用异化的观点解释历史，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说成是人的本质异化和异化扬弃的历史，构造所谓“人——非人——人”的历史公式，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用异化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消极现象，不是科学的方法。

这场争论历时数年，但人们对于争论的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1984年1月，随着胡乔木发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对这场讨论作出总结，讨论也就基本结束了。但是问题并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其悠长的历史回声。胡文的核心观点是区分“人道主义”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和“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对此，王若水在两年后出版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一书中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他认为，“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人并不仅仅纯客观地解释世界本身是怎样的，他还要站在人的立场问这个世界好不好，对这个世界作出价值判断；所以世界观不能排除价值观，而“应当包括价值观”，“价值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这不能不说是讨论中的真知灼见之一。

这场讨论使中华民族在长达十年的灾难和浩劫中所蕴藏的思想能量得到了释放，虽然远不能说是充分的释放。讨论虽然被终止了，但问题却留了下来；而只要问题没有解决，它就一定会以别样的形式重新顽强地显示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场讨论中牵涉的人的价值问题，至少从一个特定的层面促发了80年代后期的价值论研究，而人的问题的凸显则直接启导了90年代以来的人学研究；直

到21世纪到来之后，这场讨论的积极理论成果，才被俞吾金概括在“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维度”命题中②；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价值评价)的关系，近年来又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③；随着“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关于人的问题的理论争鸣又在新的形势下复活了④。

二、认识论成为热点和价值论研究的兴起

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开启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那么这个热点非认识论莫属。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检验认识之真理性的标准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认识论问题。随着讨论的展开，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实践检验的过程和机制、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以及实践的要素和结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认识过程中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反思与重构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引发出来了，认识论自然就成为那个时期哲学研究围绕旋转的轴心。甚至关于辩证法的讨论也是以“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这一经典命题的形式展开的，“主-客体关系”即“认识论”架构成为人们重新理解哲学及其全部理论问题的切入口。

我们只要把那个时期代表性的哲学论著列举出来(大体按照出版时间顺序)，事情就一目了然了。举凡吴江的《认识论十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张恩慈的《人类认识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陈中立的《真理过程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肖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夏甄陶的《认识论引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他主编的《认识发生论》(人民出版社，1988年)，齐振海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淮春与陈志良合著的《现时代与现代思维方式》(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陈志良的《思维的建构和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单少杰的《主客体理论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李景源的《史前认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年)，欧阳康的《社会认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景天魁的《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周文彰的《主体认识图式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以及汪信砚的论文《认识的主体性与非经典认识论论纲》(《哲学研究》1987年第1期)，等等。这些著述大都是我国刚设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第一批博士论文，有的还是其导师的作品。它们共同汇聚成一股潮流，凸显了认识论在上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

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乃至21世纪。90年代以后，欧阳康率领他的博士生群体进一步开拓社会认识论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著述⑤。思维方式的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其中徐长福的《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和划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是一部有原创性见解的著作。而从认识论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夏甄陶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除前面提到的两部著作外，他后来还与李淮春、郭湛主编了《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并出版专著《认识的主-客体相关原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和《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6年)，代表了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翻译著作，如科普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等，也对当时的认识论研究产生了明显影响。与此同时，受当时“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主编，共78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8年)所倡导的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思潮的影响，一些著述如夏甄陶主编的《认识发生论》、李景源的《史前认识研究》、周文彰的《主体认识图式引论》，以及程伟礼的《灰箱：意识的结构与功能》(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晓明的《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人民出版社，1987年)、王晓升的《语言与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等，都着意借用现代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儿童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和探讨了认识发生论、认识建构论、主体认识图式论、语义分析方法论等新的理论问题，一定意义上拓宽了认识论研究的视野。有人批评这种研究陷入了“心理主义”的误区，其实这种批评未必成立。因为认识论作为关于认识的哲学反思，它总是以对人的认识的具体实证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为反思的思想内容的。列宁曾列举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语言的历史”、“心理学”、“感觉器官的生理学”等[2]，这些知识领域的进展为认识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科学基础，而认识论研究则必须对这些知识领域的具体成果作出理论概括和提升。

在认识论研究如日中天之时，价值论研究已经蓄势待发了。价值本来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基本内容，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维度，但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却长期付之阙如。人们把价值问题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如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那么，是否应该或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逻辑，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价值论呢？关于这个问题，前苏联和日本都有学者进行过探索，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开拓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

我国的哲学价值论研究是从认识论研究中逐渐独立出来的。随着认识论研究中主体性问题的凸显，价值论也就呼之欲出了。正如李德顺所揭示：“在价值问题和主体性问题之间有着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简单说来就是：在理论上，价值问题是主体性问题的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而主体性问题则是价值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3]

从相关资料看，杜汝楫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是我国价值论研究兴起的第一个信号；而刘奔、李连科1982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

统一》，则对这种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随着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王玉樑的《价值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的出版，价值论逐渐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生长点。

不难看出，这些著作的书名和内容都不尽相同，因而各具特色，但它们又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价值问题的，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自觉建构。其中，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一书受到较高评价，被认为代表了这种研究的学术水平。此后，他又先后主编了“价值论译丛”⑥以及“人生价值丛书”⑦和“实践价值丛书”⑧，还组织100多位学者编纂了一部规模宏大的新型类书《价值学大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同时运用哲学价值论研究的理论成果，探索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念变革，积极参与新时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

价值论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不衰。由于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以及国际上思想文化论争的需要，这种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我国哲学研究中一个持续活跃的领域。进入90年代以后，上述各位在价值论研究领域有开创之功的学者纷纷推出新作，如李连科的《哲学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和《价值哲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李德顺的《价值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王玉樑的《价值哲学新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等。还有众多中青年学者也纷纷加入价值论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著作，如江畅的《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新汉的《评价论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社会评价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民众评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权威评价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冯平的《评价论》

(东方出版社，1997年)，何萍的《生存与评价》(东方出版社，1998年)，汪信砚的《科学价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王宏维的《社会价值：统摄与驱动》(人民出版社，1995年)，孙伟平的《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价值论转向——现代哲学的困境与出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价值哲学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价值差异与社会和谐——全球化与东亚价值观》(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江畅等的《现代西方价值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西方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2002年)、《传统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兰久富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等。它们与前面的著述一起，奠定了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的学术范围和学术地位。

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主要有三个论域：价值本质论、评价论和价值观。前两个论域都出版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而价值观尽管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但大多停留在应用层面，至今没有成系统的基础理论著作出版。此外，价值论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价值论的定位问题：它究竟是哲学基础理论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一种哲学形态？有的学者还进一步提出，哲学应该从“拟科学”走向“拟价值”，即所谓“价值论转向”⑨。应该说，这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

本来，“史”(历史)、“论”(理论或原理)、“著”(著作或文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三个基本要素，但长期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史论脱节”、“史论分离”等弊端，非常缺乏历史的观念和视野。人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看待，而是当作一些现成的结论叙述。而这些现成的结论，也就是被我们视为“原理”的东西，又大多是从苏联教科书体系中移植过来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这一套

既成的“原理”体系的问题日益暴露出来。特别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当反思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和失误时，人们普遍感到，我们过去所真诚相信和宣讲的那些“原理”，有相当一些并不是真正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而这与我们过去所坚持的原理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思想理论领域拨乱反正的展开，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任务和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的任务，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被同时提了出来。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要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地重现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经过诸多单位学者的联袂努力，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终于在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虽然该书叙述的内容仅到斯大林为止，但基本建立起了该学科的框架结构。随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课程在综合性大学哲学系普遍开设，标志着马哲史学科建设步入正轨。

从那时以来，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多部通史和专题史著作，代表性的主要有：黄枬森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纲要》(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孙伯鍨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三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989年、1992年)，叶汝贤的《唯物史观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张奎良的《马克思的哲学历程》(上海人出版社，1993年)等。黄枬森和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为教学提供了便利。还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如陈先达与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3年)，孙伯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出版社，

1987年)，侯才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等，它们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此外，还出版了几部着重研究经典著作的专著，如黄枬森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年)，王东的《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等，它们可以被看做是今天的文本研究的先行者。上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稳步推进，各高校相继出版了一批新教材，如余源培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安启念的《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专题和个案研究则更加广泛而深入，如唐正东的《斯密到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从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语境中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论所作的历史性诠释。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黄枬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它作为国家“六五”和“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历时13年才最终完成。该书总字数超过400万，其作者队伍多达57人，囊括了我国马哲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大部分专家学者。本书规模浩大、内容翔实，代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整体水平。

在马哲史学科建设起步的同时，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也蓬勃开展起来。上世纪80年代初，哲学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改革需要哲学”是指，哲学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哲学需要改革”则是强调，只有哲学自身实现了适应时代要求的变革，它才能担负起这种使命。

我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集体编写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1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为适应高等学校教学急需，先重印了这本教材(人民出版社，1978年)，同时公开出版李达60年代主编的《唯物辩证

法大纲》(人民出版社，1978年)。随后，教育部委托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3年)相继出版，李秀林、王于、李淮春又将其内容简化，主编了高校文科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它们都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采用和推广，代表了当时教材建设的最高水平。但毋庸讳言，这些教材都打上了明显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烙印。虽然后来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版的教材不计其数，但无论体系还是内容都互相雷同，并无多少新意和特色。真正开启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先声的是教育部委托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上册，1985年；下册，1987年)。该书按照主客体关系框架设计和安排内容，在体系改革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这部教材并没有能够普遍推广开来。

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表现在实现了两个有机“结合”，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进行了新的探索，逐渐形成了互有差异的几种不同观点，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鸣。争论的核心之点是如何理解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因此，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继续展开是与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随着实践、主体性和价值等问题的凸显，有学者明确提出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的一个生长点，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已成为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因为传统教科书体系不能容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阐述，体系束缚内容，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在这种背景下，有学者明确打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旗帜。据资料检索，肖前在《东岳论丛》1983第2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

义》，可能是这方面的最早文献，但它发表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直到80年代后期才形成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高潮，标志性事件是1988年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这次会议的论文后经编辑，以“‘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专辑”在《哲学动态》1988年第12期公开发表。把一份定期刊物的某一期编成一个“专辑”，这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足以说明当时讨论的盛况，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有利于开展相关问题的学术史研究。

这场讨论在1989年风波后经过短暂的沉寂，旋即继续开展起来，纵贯整个90年代，直至21世纪，虽逐渐有所冷却，但至今并未休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几乎所有专家学者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为建国以来各次哲学论争所仅见。讨论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即如何看待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学者们大致分化形成了以下四种看法，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几个派别：1.凡是主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的，称谓“实践唯物主义”派。其内部又有分化，如有的学者主张“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而多数学者则不赞同。2.凡是主张物质的观点高于实践观点的，称谓“辩证唯物主义”派。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世界观(或宇宙观)，历史观只是世界观中的一个部分，实践的观点可以说是历史观和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但不能扩张和推广到世界观范围，否则就是“唯实践论”。3.有的学者虽然赞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但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更喜欢说“马克思哲学”)的对象只是人类社会或属人世界，并不是无限的宇宙，他们称谓“(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派。其核心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划时代的哲学创造之所在，马克思并没有创立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不只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是马克思的全部哲学。4.还有的学者虽然同样认同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但在他

们看来，实践的观点与人的观点是直接同一的，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就是从人的观点看世界。因此，他们主张删除“实践唯物主义”中“唯物主义，”的后缀，称谓“实践人本主义”(或“实践人道主义”)派。上述各种主张的代表性论文，后来被汇集在任平等主编的《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学界又出现了一种主张，即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规定性，应该“从多样理解走向系统整合”(欧阳康、陆剑杰等)。但这种主张并没有获得人们的普遍接受和认同，事实上也很难把各种异质的观点“整合”到一个统一体之中。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其积极作用是打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形成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益活跃的多样化研究格局，消极后果是导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内部的自我分化和自我瓦解。但不可否认，以实践的观点来理解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流。

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之初，人们提出了各种方案，诸如“一总三分”、“一总四分”等，基本共识是必须打破传统教科书“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离、“四大部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并立的“板块结构”，建构一体化的新体系。但空谈方案的多，实际体系创新尝试少。除前面提到的高清海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外，其他教科书基本上还是老面孔。

“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展开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各种不同理解，也就是不同的教科书体系改革方案，实际上并不是每种方案都付诸实施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基本上是科学的，问题只是不够完整和严密，因此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对现有体系的结构和内容作部分调整或补充，认为不需要也不应该对这种体系进行根本改造。而按照另外几种理解，则意味着必须对传统教科书体系作

整体性改变。但我们看到，无论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还是“实践人本主义”(实践人道主义)的理解，都未能在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中真正体现出来。赵家祥等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广有影响的好教材，无论在体系还是内容上都有不少创新，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教材的最高水平，但它并不是按照“(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路编写的。

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成果，实际上主要体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编写的几部新教材中，如辛敬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实践的唯物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合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版；1984年第2版；1990年第3版；1995年第4版；2004年第5版)是一部多次修订不断再版的高校文科教材，虽然书名一直未改，但从第4版开始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叙述上都作了重大调整，比较彻底地贯彻和体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主张。在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理论探索方面，高清海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最有深度；而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则以肖前等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陆剑杰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为代表。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由肖前任主编、黄枬森和陈晏清任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它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的最终成果，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点共同承担，历时近10年才告完成。其作者有20多人，包括了当时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因此该书代表了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整体水平。但毋庸讳言，正因为它的作者囊括了各种不同主张的代表性人物，所以该书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叙述上都带

有明显的调和折中色彩，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实际上，主编肖前在该书“前言”中的如下一段话就透露了重要信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而实现这一伟大变革的关键就在于科学的社会实践观点的确立。实践的观点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体系的核心范畴。只有立足于社会实践的观点，才能把握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才能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产生之后100多年里的生气勃勃的新发展。因此，这部教科书是力图把实践的观点作为中心线索贯穿于全书的。作为改革哲学原理教材体系的尝试，它的主要之点正是在这里。诚然，这还只能说是一种尝试。作为哲学教材，不是也无须去构建一个范畴演绎系统，实践范畴在整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不能刻板地体现在每一章每一节内容的叙述上。究竟如何做到真正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整个体系，这不论在理论上、逻辑上或是在表述上都还存在不少矛盾和困难，需要经过哲学界同志们进一步的共同探讨才能逐步地加以解决。但我们确信，哲学教材体系改革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只要认真研究一下该书的框架结构和内容安排就不难发现，这部教科书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它并没有真正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整个体系。不过，该书“前言”正确地指出：“哲学教科书体系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解释系统”。作为一种解释系统，教科书当然不能等同更不能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但不断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和学术研究的进展，通过体系调整、内容更新以及话语方式改变，适时编写出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又能适应时代要求并为广大受众所欢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教科书，并用它们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能回避的一项重要工作，至今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注释：

①同年出版了两个中译本：一是刘丕坤翻译的单行本，二是中央编译局翻译的版本，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参见俞吾金：《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光明日报》2001年2月6日学术版。俞文发表后，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杨学功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6期发表论文《也谈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在肯定俞文把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高度的同时，对俞文关于实践论的哲学解释框架也会导致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维度遮蔽的观点提出商榷。俞吾金在《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发表论文《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予以答复。孙麾在2002年12月26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人文关怀与实践概念》，介绍了他们之间的争论。随之，陆剑杰和徐长福在《哲学研究》2003年第3期发表文章参与讨论。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上世纪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历史延续。

③参见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张奎良：《作为“历史之谜”的异化及其评价尺度——与俞吾金先生切磋》，《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④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后，理论界围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展开了新一轮研究和争鸣，同样可以看做是上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继续。参看下列文献：夏甄陶：《论以人为本》，《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王锐生：《“以人为本”：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一个根本原则》，《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黄楠森：《马克思主义与“以人为本”》，《北京日报》2004年3月1日；俞吾金：《继承与超越——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再认识》，《解放日报》2004年3月22日；张奎良：《“以人为本”的哲学意义》，《哲学研究》2004年第5期；李德顺：《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哲学动态》2004年第7期；陈志尚：《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秋石：《全面准确地理解以

人为本的科学涵义》，《求是》2005年第7期；吴元梁：《唯物史观：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哲学研究》2005年第7期；王锐生：《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2期；黄枬森：《“以人为本”原则在科学发展观中的位置》，《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等等。

⑤参见“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丛书”，欧阳康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0年版。该丛书包括以下8种：《社会认识方法论》(欧阳康主编)，《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欧阳康主编)，《社会理解论》(郑文先著)，《社会理想论》(叶泽雄著)，《社会决策论》(朱志方著)，《社会评价论》(张理海著)，《社会本体论》(刘远传著)，《社会认识进化论》(李勇著)。

⑥“价值论译丛”，李德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992年版。该译丛主要书目有：《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论》(图加林诺夫著，齐友、王霁、安启念译)，《价值哲学》(牧口常三郎著，马俊峰译)，《价值与评价》(培里等著，刘继编译)，《价值判断》(W?D?拉蒙特著，马俊峰译)，《价值论伦理学：从布伦坦诺到哈特曼》(J?N?芬德莱著，刘继译)，《价值与义务——经验主义伦理学的基础》(A?塞森斯格著，江畅译)，《文化学与价值学导论》(N?维坦依著，徐志宏译)，等。

⑦“人生价值丛书”，李德顺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该丛书包括以下11种：《人与己》(马俊峰著)，《生与死》(张志伟、马丽著)，《身与心》(张小乔、魏金声著)，《权与责》(冯小平著)；《爱与恨》(高岩、谭继东著)，《善与恶》(孙美堂、黄凯锋著)，《美与丑》(黄凯锋著)，《苦与乐》(卫东海、李新会著)；《智与愚》(徐飞著)，《情与理》(龙斌著)，《命与力》(张军著)。其中《情与理》一书获1996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⑧“实践价值丛书”，李德顺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2005年版。该丛书包括以下8种：《新价值论》(李德顺著)，《道德价值论》(李德顺、孙

伟平著)，《文化价值论》(孙美堂著)，《生活价值论》(李文阁著)，《科学价值论》(费多益著)，《审美价值论》(黄凯锋著)，《环境价值论》(韩立新著)，《军事价值论》(张明仓著)。

⑨参看孙伟平：《价值论转向——现代哲学的困境与出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3.

[2]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39.

[3]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3.^

发布时间：2010-12-26 16: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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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期末试题选择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试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的理论来源是(C) A.古希腊罗马哲学 B.中世纪唯名论哲学 C.德国古典哲学 D.近代英国唯物主义哲学 2.哲学的基本问题是(A ) A.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B.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 C.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 D.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结束了(A) A.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 B.一切唯心主义哲学 C.一切唯物主义哲学 D.一切思辩的哲学 4.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是(C ) A.掌握基本理论 B.亲自参加实践 C.理论联系实际 D.虚心向人求教 5.物质的惟一特性是(D ) A.实际存在 B.运动变化 C.可感知性 D.客观实在性 6.在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错误是(D ) A.夸大运动的绝对性 B.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 C.否认相对静止的存在 D.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 7.时间和空间(C ) A.同物质运动无关 B.是一种先验的形式 C.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 D.是运动着的物质自身 8.医学科学证明，如果人的大脑皮层受损，就会丧失思维能力，没有意识。这说明(B) A.人脑是意识的源泉 B.人脑是意识的物质器官 C.人脑健康自然会有正确的意识 D.意识是对外界事物的正确反映 9.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是(C )（联系和发展的观点） A.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 B.实践第一的观点 C.联系和发展的观点 D.对立统一的观点 10.在生活和工作中，凡事要掌握分寸，坚持适度原则，防止“过”和“不及”。这在哲学上符合(B ) A.内因和外因关系的原理 B.量变和质变关系的原理 C.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统一的原理 D.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原理 11.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管在发展中曾遇到和仍将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但它已经取得并将继续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胜利。这说明(D ) A.事物的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 B.事物的发展是运动和静止的统一 C.事物的发展是间断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D.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真理标准比较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真理标准比较 【作者】徐承英 【内容提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提出检验真理的经验标准、理性标准、实用标准等，这些真理标准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问题作了有价值的探讨，但对之没有作出科学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标准体现真理标准是主观与客观、共性与个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科学地回答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真理标准/（经验的标准/理性的标准/实用的标准/实践的标准） 用什么标准检验认识真伪的问题，一直在哲学界争论不休，各派哲学家都对它作出了自己的回答。现代西方哲学提出了检验真理的经验标准、理性标准、实用标准等，这些标准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检验真理标准作了有价值的探讨，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它们又各持一端，因而都没有科学地回答真理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获得的反映事物客观规律性的具有普遍可证实性的认识。它是主观与客观、共性与个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这就要求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能沟通主观与客观，又具共性与个性的特点，同时还能对真理既作出事实判断又作出价值评价，而兼具上述特点的东西，唯有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科学地回答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不同的真理标准代表了不同的真理观，代表了不同的世界观。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真理标准进行比较，对于我们批判地吸取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合理因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验的标准 在欧洲近代反对封建神学的斗争中，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提出经验、实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思想被现代西方哲学继承和发展。罗素从逻辑原子主义出发，认为科学知识正确与否在于科学命题是否与经验世界的经验相符合。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经验证实原则”。他指出：任何一个命题只有能被经验证实或否证才是有意义的，那些无法用经验鉴别其真伪的形而上学“废话”应排斥于科学的哲学之外。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被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当作哲学的根本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一个命题在认识上是否有意义，取决于它能否用经验证实的方法确定其真假，如果一个命题能够被经验证实，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命题，是科学的命题。反之就是无意义的或假的命题。可见，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一个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与是否真理的标准是同一个东西。 逻辑实证主义者把经验证实原则奉为根本原则，但是科学的任务在于寻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本质和规律是不能被经验直接证实的，因而这一原则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按照这一原则的最初提法，只有被经验确实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这种“确实的证实”，首先在关于规律的普遍命题和关于过去的历史命题上遇到了麻烦。例如：“一切人都会死”这一命题，只有等到过去、现在、将来的人全部死了，才能得到“确实证实”，这显然是荒唐的。同时，“确实证实”也与现代物理学日益不协调。因为微观现象、微观客体充满概率性、统计性，不可能得到确实证实。 经验证实原则由于碰到种种困难而遭到来自该派内外的批判。于是，一些逻辑实证主义代表对之进行修补。卡尔纳普建议把命题的检验与它的验证区别开来，用“可检验性”，“可验证性”。（注：参见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第70页。）这两个更为一般的概念来代替“可证实性”。艾耶尔从“可证实性”概念入手将这一概念区分为“强意义的可证实性”（一个命题真实性是可以在经验中得到确实的证实）和“弱意义的可证实性”（即经验可能使这个命题成为或然的）（注：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亨普尔则认为可证实性作为意义标准过于狭窄，应该用“意义的可转译性标准”（即一个词句只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深远影响：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大讨论的基础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历史伟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具有深远影响的是，通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重大意义：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 经过这场大讨论，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为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有力地破除了个人迷信，推倒了“两个凡是”。这是最实际的思想路线建设。 在这样的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修改党章时，创造性地写进了思想路线。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基本建设，三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它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是用实践标准检验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检验在大讨论的过程中就开始了。以后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基础上，人们很自然地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上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邓小平从多方面破除对社会主义的老观念、老框框。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照搬别国模式搞不成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不能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等等。 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的含义有两条，一是，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要建设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最大的思想解放。 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们往往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主要的是要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这是一个具有深刻革命意义的命题。这里讲的革命，决不是采取暴力形式的革命，而是采取改革的形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而是要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这就需要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在改革开放中建成。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思想获得了大解放。 按照人民意愿解放思想 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至今，推进解放思想已整整三十年。从三十年解放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规律性。 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期末考试试卷(含答案)

福建师范大学期末考试试卷（A卷） 考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重修) 考试时间：2004年8月26日院、系：年级：专业：

答案： 福建师范大学期末考试试卷（A卷）答案考试科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重修) 考试时间：2004年8月26日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1分，共16分，请将答案填入表格内） 1．人们无法自由地选择生产力。 答：对。（2分） 生产力是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的变换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社会物质力量。生产力的形成和运动虽然离不开人的精神因素，但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运动变化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一定时代的生产力既是前人实践活动的客观结果，又成为后人进行实践的既定前提。因此，人们无法自由地选择生产力。（2分） 2．矛盾的基本属性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答：错。（2分） 唯物辩证法所说的矛盾，是指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的对立和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从辩证矛盾的含义可以看出，对立（斗争性）和统一（同一性）是矛盾的两个根本属性。（2分） 3．错误的认识也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答：对。（2分） 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无论正确的认识还是错误的认识，都不是主观自生的，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错误的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歪曲反映，它也能从客观存在中找到根据。（2分） 四、简答题（每题6分，共24分） 1．简述物质和运动的辩证关系。 答：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没有无运动的物质。（2分）任何运动都有它的物质承担者，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物质的运动，脱离物质的所谓“纯粹”的运动是没有的。（2分） 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否认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认为物质从本质上是不运动的，即使有运动变化，也是由外部力量的推动而引起数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唯心主义则主张没有物质的运动。（2分） 2．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表现在哪里？

马哲期末试题

马哲期末试题（二）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题中有四个备选答案，其中只有一个是最符合题意的，请把它写在括号内，每题2分，共40分） 1．在实际工作中害怕矛盾、回避矛盾的表现违背了（ A ） A．矛盾的普遍性原理 B。矛盾的特殊性原理 C．矛盾的同一性原理 D。矛盾的斗争性原理 2．“宿命论”在物质和意识关系上的错误观点上（ A ） A．夸大了人的自觉能动性 B。否认了规律的客观性 C．否认了精神的作用 D。否认了人的自觉能动性 3．生产关系体现了（ C ） A．人与自然的关系 B。人与物的关系 C．人与人的关系 D。物与物的关系 4．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主导因素是（ C ） A 。劳动对象 B。劳动资料 C。劳动者 D。生产资料 5．国家是代表( B ) A.统治阶级利益的 B.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 C.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 D.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的 6．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后，开始出现了（ D ） A．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 B。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 C．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D。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 7．唯物主义一元论与唯心主义一元论对立的根本点在于（ D ） A．世界发展动力问题 B。意识的本质问题 C．世界的本原问题 D。实践的本质问题 8．某人得病住院，想吃水果，子女们给他买了苹果、樱桃、梨送去，他说他要吃水果而不是这些苹果等，他犯的错误是（ B ） A．把个别当作是独立的存在 B。把一般当作是独立的存在 C．认为个别就是一般 D。认为一般就是个别 9．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 B ） A．根本动力 B．直接动力

C．最终动力 D．唯一动力 10．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 B ） A．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B。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C．阶级关系 D。人的理性 11．否认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会导致（ A ） A唯心主义 B形而上学 C二元论 D不可知论 12．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或出发点是（ D ） A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B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C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D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3．生产资料中既属于不变资本又属于固定资本的是（ A ） A．机器设备 B。原材料 C。燃料 D。辅助材料 14．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 D ） A．国内市场竞争激化的结果 B。国际竞争激化的结果 C．垄断经济加强的结果 D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 15．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特定的两重性，它是（ C ） A．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B．生产资料旧价值转移和新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C．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D．劳动力价值转移和剩余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16．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占统治地位的资本是（ D ） A．银行资本 B。工业资本 C。商业资本D金融资本 17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是因为剩余价值被看作是生产商品中所（ C ）A．耗费的可变资本的增加额 B。预付的不变资本的增加额 C．预付的全部资本的增加额 D。耗费的全部资本的增加额 18．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是( C ) A社会化大生产 B资本积累 C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D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 19．资本的有机构成是指（ D ） A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 B 生产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比例

部分马哲期末练习题3

试卷名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模拟试题03》 共 100 题共 100 分计时 60 分钟 第一题单选题 (共 60 题，总分 60 分) 1. 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表现为 A. 加速或延缓历史的发展 B. 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 C. 决定历史时代的根本特点 D. 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答案( 1 ) 标准答案：1 2.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这种观点是说 A. 人民群众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B. 人民群众不是历史活动的主体 C. 人民群众没有杰出人物的创造能力强 D. 人民群众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答案( 4 ) 标准答案：4 3. “任何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都不能超出他们所处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这种观点属于 A. 历史宿命论观点 B.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C. 机械决定论观点 D. 否认个人历史作用的观点答案( 2 ) 标准答案：2 4. 既承认社会形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承认人的活动的作用的观点，属于 A.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B. 相对主义观点 C. 诡辩论观点 D. 折衷主义观点答案( 1 ) 标准答案：1 5.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的是 A. 任何社会的上层建筑都要在它的经济基础建立之后才能产生 B. 任何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根源于它的经济基础 C. 上层建筑任何部分的变化都是与经济基础的变化同步的 D. 上层建筑中的任何部分的性质都是由经济基础直接决定的答案( 2 ) 标准答案：2 6. 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 A. 劳动对象 B. 生产工具 C. 生产关系 D. 生产力答案( 4 ) 标准答案：4 7. 生产力中的劳动者是指 A. 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 B. 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C.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D. 经济上不占统治地位的人答案( 1 ) 标准答案：1 8. 在生产力的要素系统中，其中最活跃、占有最主导地位的要素是 A. 劳动资料 B. 劳动对象 C. 劳动者 D. 科学技术答案( 3 ) 标准答案：3

马克思主义期末考试试题

期末考试试题（时间：120分钟共100分）课程名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试题类别：A 一、单项选择题：1~40小题，每小题1分，共40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试题要求的。 请将答案填入试卷第二页末的答题卡内。 1.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D ） A．实事求是B．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C．博大精深D．与时俱进 2. 就理想的内容来划分，有生活理想、职业理想、道德理想、社会理想等。其中全部理想的核心是（A ） A．社会理想B．道德理想C．生活理想 D．职业理想 3.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基础是（C ） A．战斗性 B．理论性 C．实践性D．逻辑性 4.两大哲学基本派别是（ A ） A．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B．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C．思维和存在 D．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5.物质的唯一特性是( B ) A. 不可逆性 B. 客观现实性 C. 可知性 D. 伸张性 6.空间是物质运动的( A ) A.广延性和伸张性 B.持续性和顺序性 C.绝对性和无限性 D.有限性和特殊性 7. 实践的最基本形式是（ B ） A.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活动 B.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 C.推动历史进步的活动 D.一切创造性活动 8.“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这是一种（B ） A.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B.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C.庸俗唯物主义观点 D.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9.在客观规律面前，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在（ C ） A.人可以创造规律 B.人可以改变规律 C.人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 D.人可以消灭规律 10.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是（D） A.对立统一的观点B．绝对和相对的观点 C．共性和个性的观点D．联系和发展的观点 11.医学科学证明，如果人的大脑皮层受损，就会丧失思维能力，没有意识，这说明（ B ） A.人脑是意识的源泉 B.人脑是意识的物质器官 C.人脑健康自然会有正确的意识 D.意识是对外接事物的正确反映 12.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 B ） A．唯物主义的观点B．实践的观点 C．普遍联系的观点D．矛盾的观点 13.认识发展过程的第二次飞跃是( A ) A.从理性认识到实践 B.从判断到推理 C.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D. 从知觉到表象 14.“有用即真理”，这种说法是主张(C) Ａ．真理的相对性Ｂ．真理的绝对性Ｃ．主观真理论Ｄ．客观真理论 15.科学家洛伦兹提出“蝴蝶效应”理论，他说：“可预言，一只蝴蝶在巴西振动翅膀会在德

马哲期末论述题及答案

哲学部分： 1、试述唯物辩证法总特征的两个基本观点及其现实意义。 答：唯物辩证法总特征：即普遍联系的观点和永恒发展的观点。 首先，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事物的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 普遍联系的原理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观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例如（适当举例）…… 其次，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在社会领域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是不可战胜的。发展观的原理要求对现实生活的基本态度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勇于创新、勇于变革。例如（适当举例）…… 4、试述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 答：⑴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前进性是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曲折性是事物发展的路径，事物的发展只能是螺旋式的上升、波浪式的前进。 ⑵前进性体现在：每一次否定都是质变，都把事物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每一个周期都是开放的，不存在不被否定的终点。曲折性体现在回复性上，其中有暂时的停顿或倒退，但曲折性终将为事物的发展开辟道路。 ⑶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要坚信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时代总是要前进的，不能因暂时挫折而动摇。其次，发展的道路没有一帆风顺的，要看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有克服各种困难的勇气，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曲折的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 5、试述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及其现实意义 答：⑴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辩证统一的。第一，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第二，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又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把高度的变革热情与科学的求实态度结合起来，既要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要踏踏实实地按客观规律办事情；既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又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把各项事业不断的推向前进。 6、论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及其辩证关系 社会存在也成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是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生产方式，也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 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具有复杂的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将其划分为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式和非上层建筑的意识形式。 辩证关系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是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逻辑证明是否是真理的标准

关于逻辑证明是否是真理的标准的探讨 张文静 政法091 57 摘要：论证是逻辑学中经常运用到的思维形式，是可用于检验某一观念是否正确的重要方法，其包括证明和反驳，而证明是用已知为真的判断确定另一判断的真实性的思维过程。逻辑证明是人类思维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发展科学，论证科学，特别是建立科学体系时的重要思维工具，但逻辑证明的检验作用还是有赖于实践的，因而不能取代实践而成为检验真理的最高标准和最终标准，但它毕竟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一个辅助标准。 关键词：逻辑证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 逻辑证明是运用已知的正确判断，通过逻辑推理，从理论上确立另一判断正确性的一种思维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中，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下文将对逻辑证明是否是真理的标准进行探讨。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自1978

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际上，人们常运用着检验真理的另一标准；逻辑证明。 二逻辑证明与真理的检验 （一）逻辑证明是人类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方法，它对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检验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某种新的理论尚待发现的时候，它可以起到由已知推论未知的探索真理的作用；在真理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可以起到阐述真理的作用；在运用真理的过程中，它可以提供指导线索，避免走弯路；在检验和实现真理的过程中，它可以起到理性分析的作用，甚至可以直接对某一认识的真理性进行检验并使其实现。总之，逻辑证明常常发挥着直接检验和实现真理方式的作用，有时在一些领域，例如数学、逻辑学和哲学领城里常常单独地起着检验和实现真理方式的作用，但是相对于实践方式，逻辑证明还不是检验、实现真理的根本方式，毕竟逻辑证明所依据的是思维规律和逻辑规则，而思维规律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逻辑规则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人的思维规律，这些归根到底都需要由实践来证明。 （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万次的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由于千万次地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所以，逻辑证明的论证规则和方式归根到底是要以实践为基础的。另外，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自然辩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与启示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与启示 无锡市传染病医院乔敏奇准考证号码2008520 3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其强大的政治震撼力载入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史册。3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场大讨论，仍深深感受它的历史厚重。中国的改革虽然已经进入新的转折期，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留下的思想遗产，依然光彩夺目，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指导创新实践。 “伟大革命”的历史开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左”的错误束缚，打碎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大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此，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伟大革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既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也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我国经济政治体制和机制的弊端进行革命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真理标准大讨论冲击了对社会主义的扭曲认识和僵化思想，冲击了习惯于“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且始终是引领改革开放、推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着力点。

马哲论文：论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论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班级：数学1002 姓名：汪明玥学号：41063050 世界在发展中变化，在变化中发展，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适应发展的需要，人类必须通过不断的实践改造外部世界，创造和生产出满足人类需求的事物。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存在着主观符合客观真理的问题，而且存在着关于改造客观世界的价值问题。 首先，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真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真理具有客观性；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这也就决定了真理的一元性，真理作为一种主观的思想形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客观世界作为认识对象的。还有，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客观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真理，必然能够经得起实践不断的考验。同时，必须清楚的是，真理的形式具有主观性，真理形式的主观性要求我们必须意识到，真理同它所反映，认识的客观对象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与联系。我们既不能把真理思想内容的客观性等同于客观对象的客观性。 二、真理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真理的绝对性即真理的无条件性和无限性。因为，任何真理必然包含着与客观现象相符合的客观内容，都不能被推翻。真理的相对性即真理的条件性和真理的有限性，人们对客观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不完全的。就拿数学计算规则来说，刚开始时，人们只是认识到，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就等于两个苹果，所以人们就得出结论，1+1=2，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一堆沙子加一对沙子还是等于一堆沙子，所以说，1+1=1。从这点就可以充分看出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其次，哲学上的价值是揭示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价值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一、价值具有客观性。首先，人的需要具有客观性，其次，用来满足人需要的对象也具有客观性。 二、价值具有主体性。价值的特点表现着主体性的内容，因为价值关系的形成是以主体的需要为主导因素的，因此，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就会因为主体的需要不同而不同。举个例子，对于穷人来说，他们也许最需要的是一顿饱饭，一件可以避寒的衣服，所以，食物，衣服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事物；而对于富人来说，衣食住行不用担心，所以他们更注重精神上的追求，这时候，他们就会认为一场演奏会，一次异域旅行是更有价值的事情。 三、价值具有社会历史性。如:石油，核能，太阳能，潮汐能，煤炭等能源形态，对于人类的价值也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 四、价值具有多维性。每一种主体的价值关系都是多维的或是全面的。比如我们看一件事物，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发现它的美学价值，经济学价值，科学价值等等，而且在实践中，人们会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而去实现它的一种或多种价值，同时舍弃其他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际中学会舍弃。 以上，我分述了真理与价值的定义及特点，那么，真理与价值的区别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所谓真理原则，就是在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中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和执行真理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内容，就是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规律

马哲期末考试试题答案

1、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1分） A、唯心主义 B、相对主义 C、不可知论 D、反映论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1分） A、德国古典哲学 B、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 C、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 D、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 3、下列哲学家中，二元论的代表人物是（）。（1分） A、康德 B、贝克莱 C、费尔巴哈 D、笛卡儿 4、由猿进化到人的根本标志是( )。（1分） A、工具的生产和使用 B、文字的产生 C、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 D、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出现 5、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所具有的共同属性是（）。（1分） A、客观实在性 B、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 C、实践活动的对象化 D、运动变化的自发性 6、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是（）。（1分） A、实践 B、认识 C、物质 D、意识 7、在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1分） A、普遍矛盾 B、内部矛盾 C、主要矛盾 D、次要矛盾 8、“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这是说（）。（1分） A、质变是由量变引起的 B、量变是由质变引起的 C、质变和量变是相互渗透的 D、量变在事物发展中是不起作用的 9、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其不确定性是因为( )。（1分） A、有些真理根本无法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 B、任何实践检验都需要逻辑证明作为其补充的手段 C、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社会实践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 D、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各有其不同的实践标准 约 10、实践之所以是驳斥不可知论的最有力的论据，是因为（）。（1分） A、实践本身是社会物质活动 B、坚持实践的观点就是坚持唯物论 C、实践的成功证明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正确的 D、世界不存在永远不能认识的事物 11、上层建筑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的性质取决于（）。（1分） A、是否有效地为经济基础服务 B、是否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 C、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 D、被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 12、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告诉我们( )。（1分）

改革开放年范文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与启示

改革开放30年范文：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与启示 3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其强大的政治震撼力载入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史册。3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场大讨论，仍深深感受它的历史厚重。中国的改革虽然已经进入新的转折期，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留下的思想遗产，依然光彩夺目，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指导创新实践。 “伟大革命”的历史开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左”的错误束缚，打碎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大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此，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伟大革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既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也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我国经济政治体制和机制的弊端进行革命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真理标准大讨论冲击了对社会主义的扭曲认识和僵化思想，冲击了习惯于“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且始终是引领改革开放、推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着力点。 回顾30年历史，可以说，没有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突破，就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0年来，我们党形成并确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就其逻辑演进程序而言，完全是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实践性是其最鲜明特征。实践的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是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举例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与价值关系的基本观点

真理与价值相互区别 所谓真理原则，就是在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中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和执行真理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内容，就是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认识和改造人类自身。真理原则，是由主体和客体相互关系的客体内容和检验尺度所决定的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根本规则、准则。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和尺度，这是由人以外的客观事物所设定的尺度，即物的尺度。人对这一客观尺度的遵从，也就是对自然规律的适应，但同时却带有自己明显的自觉性和积极能动的特点。 首先，人对物的客观尺度的遵循和运用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所谓人能够全面地认识和运用物的客观尺度，不但是指人能够通过实践认识和把握各种事物的内在结构、属性及其发展规律，即不仅以每一种特殊事物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活动的特殊尺度，而且同时指人能够通过对各种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认识，把握作为系统整体的物质世界，从而以整个客观世界作为自己活动的一般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人才是真正懂得物的客观尺度。 其次，人对物的客观尺度的遵循和运用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人要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全面地把握各种事物和整个世界的客观尺度，仅凭动物那样的遗传本能显然是不行的。人高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通过劳动实践活动引发出了越来越清晰的思维，并能通过自己的意识自觉地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由此才能遵循由统一的物质世界所规定的一般尺度，从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人对物的客观尺度的把握和运用方式，决定了人认识真理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人为了自觉地、全面地把握物的客观尺度，必须通过自己的观念去追求客观真理。但是，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不能归结为“理性的热情”，而是出于改造自然界实现人类美好愿望的需要，就是说，人类的活动还必须遵循价值原则。 所谓价值原则，就是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包含着主体需要、追求价值、注重效益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内容，就是改造世界使之适合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或按照人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包括人和社会本身）。价值原则是人类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另一个尺度，是由人的需要和“本质力量的性质”所规定的尺度，这种尺度对人来说是内在地起作用的属于人自身的尺度。这种尺度，使自然界成为对人来说应当如此的世界。这种由人的本性和需要决定的尺度是人所特有的内在尺度。 人的内在尺度即不是由狭隘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需要所设定的，也不是由人的主观精神所任意设定的，而是由人的历史地形成和历史地变化的具体的社会本质所决定的。人的任何需要都要同人的社会本性相联系，相适应。因此，由人的社会性本性和需要所决定的内在尺度，也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性，体现在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真理与价值各自有着不同的规定性。真理所体现的是主体认识与客体的实在状态之间的符合关系，价值所体现的是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的满足或效用关系，二者实际上体现了人类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活动所必须遵从的两大基本尺度，即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因此，无论是就其本质内容来说，还是就其在人类活动中所起作用的基础和根据来看，真理和价值都是有根本区别的。 真理与价值作为两种不同尺度的体现，二者是有区别的，但在人类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又是密切联系、内在统一的。 二、真理与价值相互联系 （一）真理与价值相互渗透 一方面，真理中包含价值的因素，真理本身就具有价值。真理作为主观同客观的符合，是指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真理的真正标准 仇德辉 传统的观点一致认为，真理的本质特性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然而，笔者认为：“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并不是真理的本质特征，而是真理的衍生特性，真理的本质特性是“能够产生正向价值”，即“有用”才是真理的本质特性。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一．认识论标准容易产生的偏差 真理是一个价值范畴，真理的判断只能采用价值论标准而不能采用认识论标准。如果采用认识论标准来判断一个主观认识是否属于真理，容易出现许多偏差，主要表现在： （一）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 对某些主观认识进行真理性判断时，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它的表现形式上的反逻辑性和虚假性，而忽略了它所反映的认识内容的真理性。例如，许多情节怪诞的民间寓言和童话故事虽然其表现形式上是非常谎谬的，但它们所反映的哲理却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对于任何主观认识的真理性判断也不能“以貌取人”，许多具有高度真理性的认识内容蕴含在具有高度谎谬性的表现形式之中。 （二）注重形式逻辑而忽略辩证逻辑 许多知识并不符合形式逻辑，但它符合辩证逻辑，人们很容易把它们视作谬误。例如，“把害虫消失干净将会不利于人类的生存”虽然是违背形式逻辑的，但它符合辩证逻辑。因为人类只有认真地维护生态平衡，才能很好地生存与发展下去，“把害虫消失干净”将会破坏生态平衡，不利于人类的生存。 （三）注重真理的绝对性而忽略真理的相对性 真理是相对于谬误而存在的，许多认识之所以称之为真理，是在一定条件下相对于某一谬误而存在的。例如，“地心说”相对于“天地板块说”而言，就是真理，因为它能够对个别的天文现象如日落日出、日食月食等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指导人们的生产活动。“日心说”相对于“地心说”而言，就是真理，因为它能够对更多、更复杂的天文现象如春夏秋冬等作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更能有效地指导人们的生产活动。显然，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日心说也不是真理，因为整个太阳系还围绕银河系的中心进行运动。 （四）注重直观逻辑而忽略隐含逻辑 有些认识虽然从直观逻辑上来说是虚假的，但它符合某种隐含逻辑。例如，亲人在一个垂危病人面前说假话欺骗他，这话虽然从直观的语义逻辑上来说是虚假的，但从隐含的心理学逻辑上来说却是正确的。许多军事上的谋略也是综合利用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历史规律、思维规律和行为规律，以某种虚假的直观逻辑法则来掩盖另一种正确的隐含逻辑法则。

马哲期末考题

一、世界的本原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P32-34 是马哲关于世界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原理。 其内容包括： (1)世界是统一的，即世界的本原是一个； (2)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即世界统一的基础是物质； (3)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是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单一的无差别的统一，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以具体物质形态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而物质形态的差异性、多样性又以它们的客观实在性为基础。 该原理说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包括意识现象，归根到底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或物质的属性和存在形式；世界上的一切发展、变化和过程都是物质运动的具体表现，其原因在物质世界自身。正如列宁所说：“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 理论意义 这一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原理、原则都是以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为基础，为中心的。 实践意义 1.既然世界统一于物质，那么在实践中就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2.既然世界的统一性是多样性中的统一性，那么在实践中就要把集中统一和灵活多样结合起来，把纪律和个性结合起来，把秩序和自由结合起来，反对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反对僵化和无序。 3.既然物质是运动的，那么在实践中就要坚持用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与时俱进，把发展和稳定统一起来。 4.既然物质运动是在时空中进行的，那么在实践中就要有强烈的时空观念，重视和珍视时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作好工作。 5.既然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那么在实践中就要尊重、认识和利用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认真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 二、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及其代表人物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最初形态。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朴素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试图在某些具体的有形物体中，试图在某些特殊的东西中，寻找具有无限多样性的自然现象的统一。朴素唯物主义肯定世界的物质本原性和统一性，但是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它总是把某种或具体的物质形态看作是世界的物质本原和统一的物质基础。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典型观点 古希腊的泰勒斯认为万物生于水，又复归于水； 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生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这些都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典型观点。 在物质观上，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某些原初的物质，即“始

浅谈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上半月刊） 浅谈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李茜胡余映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两个内在原则和精神支柱。真理与价值既有区别，又存在着联系，并在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活动中不断实现着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关键词真理价值区别联系统一性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94（2006）11-191-01 真理和价值各有不同的规定和特性，又有统一的基础和形式，并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 一、真理与价值的区别 所谓真理，就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在人脑中的正确反映，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而哲学范畴的价值，是对各种具体价值形态的抽象与概括，泛指事物对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或者是指客观的存在、属性及其变化同主体的尺度和需要相符合或相接近。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真理侧重于客体性，价值侧重于主体性。真理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客观对象的规定性和规律，即按照客体的尺度来规定主体的活动，体现了一切对象性关系中客体尺度的存在和作用。价值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人的社会需要和利益，即按照人的内在尺度使客体为主体服务，体现了一切对象性关系中主体尺度的存在和作用。 其次，真理在人的活动中具有条件性，价值在人的活动中具有目的性。真理所包含的对象和环境的客观规定性及其规律，不仅是主体活动的对象，而且是主体活动的前提条件。只有充分尊重和服从这种前提条件，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才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价值是具有目的性的，目的性是价值的核心。人的活动以获得一定的价值为目的，并为此而调动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去认识和改造客体。因此，价值反映人的活动的动机和动力。 再次，真理在社会活动中具有统一性，价值在社会活动中具有多样性。真理的作用在于使不同目的的活动服从统一的客观规律。真理是一元论，社会活动的统一性，归根到底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在人类活动中的体现。价值的主体性通过价值主体的多元化表现出来，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价值。价值的作用与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需要、利益、追求的多样化相联系，是人们处理社会关系、进行社会选择的原则。 二、真理与价值的联系 真理与价值的联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真理反映价值关系，另一方面是真理自身具有价值。 人们认识事物，不仅是要了解它的性质，而且要弄清楚它同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以便满足主体的需要。因此，真理的对象包括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关系，真理的内容包括对价值关系的正确反映。如果忽视了价值关系也是真理的对象，以为真理只是反映同主体无关的客体属性，那么，在探求真理时就缺乏明确的目的性。 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一定的客体对某一主体来说是否有价值或有什么价值，例如某种矿物对人类有何用途，某一历史事件对某一社会集团有利或不利等，都是不以主体的意识为转移的。不同的人们对同一种价值关系会有不同看法或评价，并且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体系和不同的价值取向，但是现实存在的价值关系并不随人们的评价或价值观念不同而改变。只有同主客体之间实际存在的价值关系相符合的认识才是真理。人们的价值观念是形形色色的，但是反映同一种价值关系的真理或真理体系只能有一个。对价值关系的认识，应该同对事物其他方面的认识一样，力求按照客观对象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它。 另一方面，当我们考察真理本身时，又可以看到，真理是有价值的，或者说真理是有用的。真理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它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和物质实践的需要。获得真理，摆脱思想上的困惑，这本 身已是一种精神享受。真理充实了人们的头脑，会提高人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从而转化为探求新知识、创造新的精神产品的条件，这也表现了真理的价值。真理的价值归根到底在于它能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知识就是力量”是对真理价值的肯定。在基础理论的研究中，有时某些科学真理产生之后在实践中一时还派不上用场，看不出有什么用处，但是凡属正确反映了客观对象的科学认识，终究都能通过指导实践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造福于人类。 三、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性 真理与价值在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中，不仅彼此对立，而且相互统一，两者的对立统一是社会进步的内在根源。真理与价值之所以能够统一，并且人之所以应自觉促进和实现这种统一，主要有两点理由： 第一，作为人类同一活动两方面内容的精神实质，真理和价值是相互补充的。真理和价值都形成于人的活动中，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二者各自的规定性及要求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通过相互补充、相互结合构成完整的人类活动的内涵。只包含其中一方面的活动是片面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脱离了真理的价值就失去正确轨道，脱离了价值的真理就没有主体意义。 第二，真理和价值都是人类活动追求的目标，人类需要而且能够通过一定的自我调节来解决二者的对立，使之以某种方式达到一定程度上的统一。每当具体的价值与真理相互冲突时，主体就得调节自己的活动，进行重大的抉择：或者总结经验教训，认识真理，根据科学真理调整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或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认识新的真理，寻找新的可能性，利用客观规律创造新的条件。一般来说，这种调节总是要使价值服从真理，使需要服从可能，使暂时服从长远，使局部服从全局。就人类整体而言，其根本利益和价值是同真理相一致的。 真理和价值在总体上的统一性，在人们的具体历史活动中实现并表现出来。真理和价值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突出地表现为二者相互贯通、相互引导和检验方式的一致性。 真理与价值相互贯通。一方面，真理与价值在人的活动中互为前提。没有真理的指导，价值就不能成功地贯彻下去；没有价值的推动，真理也得不到坚持和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真理与价值又是相互适用的。真理在价值生活中普遍适用。对于任何价值的认识特别是评价的认识，人们总是要追问它“是真是假”，以便去伪存真，弃虚求实；同样，价值也适用于真理问题，对于每个具体真理，人们也要探究它“有何价值”，以便根据和利用真理，推动人和社会的发展。 真理与价值在发展中相互引导。在人类活动中，总是不断从价值走向真理，从真理走向价值，实现着相互之间的过渡。真理与价值的相互贯通，为二者的相互过渡提供了可能性。真理从被发现到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化的发展，是朝着更深刻、更全面理解人的生活条件和人本身的价值的方向前进的，这表明真理的发展趋向于价值。人们对客观世界有了新的正确认识，就会提出和实现新的价值目标。反过来讲，人们对价值的不断追求，也势必引起对制约实际效益的客观条件和规律的探索。从价值走向真理，是实践和认识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冯卓然,李殿斌,修毅.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0. [2]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 理论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