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

按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战后台湾省的第三次经济转型,是从1986年开始的。其推动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值得浙江借鉴



台湾经济研究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特殊研究方向,是浙江学术界和经济界高度关注和重视的研究课题。目前浙江人均GDP已接近4000美元,开始步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发展阶段。但是,在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同样面临台湾省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资源环境、科技进步、国际贸易、生产经营等方面基本相同的矛盾和问题。台湾省针对当时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和改革措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实现了经济转型。借鉴台湾省推动经济转型的成功经验,对促进浙江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目前浙江经济发展与台湾1986年情况基本相似



按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战后台湾省的第三次经济转型,是从1986年开始的。1986年,台湾经济成长率达11.6%,国民生产总值29258亿元(新台币,下同),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约为776亿美元,失业率为2.67%。2005年浙江生产总值13365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计,约为1632亿美元,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7%。浙江与台湾省1986年时情况相比,经济发展有许多相同之处。



--经济发展阶段基本相同。台湾省人均GNP于1984年突破3000美元后,到1986年人均GNP达3900余美元。相比较,浙江人均GDP2005年近3400美元,相当于1986年台湾水平,处于人均GDP3000~5000美元发展阶段。同时,结合联合国粮农组织恩格尔系数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水平的划分标准判断,浙江目前正处于台湾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小康向富裕过渡阶段。



--市场化程度基本接近。要素市场培育和民营经济发展是影响市场化程度的两个重要因素。1986年,台湾资本市场发展较快,股票上市家数为130家,年交易金额超过6700亿元。民营经济在经济成分中占多数,比重达75%左右。相比较,2005年浙江已有境内外上市公司106家,累计募集资金486.7亿元。在GDP中,非公有制经济达71.5%,其中,个体私营经济比重占57%。



--产业结构基本相似。1986年,台湾农业比重约为5.6%,中小企业比重超过98%,制造业占工业比重约为84%,轻、重工业之比为51.5:48.5,服务业比重约为47.3%。相比较,2005年浙江农业比重6.5%,以中小企业为主,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中小企业比重约为99.8%,制造企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95%,轻、重工业比例为43.6:56.4,如果考虑浙江还有6000多亿元以轻工业为主的规模以下产值,则轻、重工业比例大体与台湾接近,服务业比重40%,还不如台湾1986年的水平。



--开放格局基本一致。从出口依存度看,1986年,台湾约为50%,而浙

江2005年为47%。从出口市场看,1986年台湾出口市场前三位是美国、日本、欧盟,而浙江2005年出口市场的前三位也是欧盟、美国、日本。从贸易顺差情况看,1986年台湾贸易顺差达157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0.3%,相比较,2005年,浙江贸易顺差达462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7.9%。从对外投资看,台湾从1986年起,一些中小企业开始向祖国大陆进行试探性投资设厂,台资流向祖国大陆起步。相比较,目前,浙江对省外国内投资累计约5320亿元,境外投资累计近7.7亿美元。与台湾80年代初期情况相似,浙江近年来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加快趋势。



总体而言,目前,浙江与1986年时台湾不仅在所处阶段、开放程度、产业结构等方面极为相似,而且遇到的问题也基本相同。



资源要素短缺。当时台湾土地资源紧张,矿产资源贫乏,石油95%依赖进口,制造业劳动力供需矛盾比较尖锐,导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台湾岛内失去比较优势后转移岛外发展。相比较,目前,浙江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工程性缺水、结构性缺水问题凸现,主要能源、原材料90%以上依靠外部调入,中小企业融资难度较大,劳动力资源特别是技术工人紧缺,资源要素的瓶颈制约越来越明显。



劳动成本上升。台湾劳工工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上升较快,使得劳动成本上升。如1986年,台湾制造业雇员月平均工资比上年增长了15.8%,分别高出当年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4个百分点、8.5个百分点。相比较,浙江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劳动工资在企业生产成本中也大幅上升,导致一些产品价格低廉优势的逐渐丧失。



创新能力较弱。20世纪80年代,由于"代工模式"在台湾企业中被广泛使用,导致一些关键技术主要依赖外部市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如80年代末期,台湾中小企业主导产品的生产技术引进比例高达56.4%。相比较,目前,浙江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60%,研究发展经费投入占GDP比重为1%多一点,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相比差距明显。



国际贸易摩擦多发。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到1986年,台湾对美国出口比重达47.7%,进口则为22.4%。由于连年对美国贸易出超,台美贸易摩擦不断,美国为此要求台湾进口开放和货币升值的压力日益增加。相比较,近几年浙江国际贸易摩擦不断。2005年,浙江共遭遇来自美国、欧盟、印度等14个国家和地区提起的贸易摩擦案件40起,其中反倾销调查为27起,成为浙江国际贸易摩擦的最主要案件。



环保压力增大。1986年,台湾发生了鹿港反杜邦运动和宜兰拒绝台塑集团投资建厂事件。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促使台湾当局对产业投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相比较,近几年来,

浙江居民随着收入的增加,环保意识也随之增强,对环境诉求越来越高,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群体性时件事有发生,环境问题影响民生,已越来越引起政府和老百姓的关注。



二、台湾促进经济转型的主要做法与成效



保持农业稳定发展。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台湾调整农业发展重心,逐步由"以农补工"转向"以工补农",从前期"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民收入"转变为"发展精致农业,增进农民福利",进一步强调城乡"均衡发展"和"农业、农民、农村"三位一体,大力发展"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农业,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富丽农村,增进农民福利,缩小城乡差别"的农业发展目标。推出"第二次土地改革",加强农业研究与推广,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和生态农业,实施农业救助、农业保险和农民补贴等一系列重大措施,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并把稳定农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等纳入法制轨道。



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促进产业链建设,台湾实施《建立中心卫星工厂体系方案》,强调以中心工厂为核心,形成上中下游产业相互依存的产业体系。培育"策略性工业",扶持发展资讯、通讯、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污染防治、医疗保健、特用化学品与制药、航空太空、消费性电子及高级材料等10大重点新兴产业。制定《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加强研究开发、人才培训和国际品牌建设等。对重要生产事业、工矿企业、策略性工业和新兴产业等,通过免税、加速折旧、纳税限额、放宽保留盈余、关税减免以及融资安排等方式,给予不同程度的租税奖励和贷款照顾。



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适应经济国际化趋势,台湾调整出口发展战略,实行"分散市场"策略,以产业升级和拓展美国以外的外贸市场作为重大调整内容,大力实施"亚太战略",出台《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纲领》,为台商投资东南亚采取投资保障、资金支持、帮助建设基础设施等措施。同时,协助台商拓展中东欧新兴市场。出台《公平交易法》,开放市场,调减关税,降低进口管制。制定加工贸易政策,在高雄、台中港区及附近区域,设置以海空联运为主轴的仓储转运区,并在中岛、成功、台中港和小港四地设置4个专区,实施税收优惠和同一专区内货物流动不实行海关管制的政策,从整体上调整出口加工区功能。



提升科技水平与人力素质。明确科技发展重点,台湾确立发展光电、软件、工业自动化、材料应用、生物科技和能源节约等8大重点关键技术。强化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科技专案预算,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强产学研合作,设立工业技术研究

院,扶持科技产业发展,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或从事技术孵化。改善科技产业发展环境,采取健全市场机制、金融税收优惠以及研发奖励、政府采购、关税保护和非贸易障碍等手段来强化技术进步,设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打造台湾北、中、南三大科技重镇。大力培养、引进人才。提出培养技术型、策略型人力资源计划,建立教育、职业培训和再培训人才培养体系;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扩大高校规模,实行留学生开放政策;出台科技人才引进、海外产业专家返台服务、实施博士后短期研究以及成立"杰出人才基金会"等办法,化重金引进海外人才。



扶持中小企业。制订《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规范中小企业发展。实施"辅导中小企业方案",确立"个案整体辅导、提供必要咨询、协调上中下游厂商合作、推动中小企业融资、帮助中小企业人才培训以及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进行辅导等6项主要任务。设立"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和7家地方民营中小企业银行,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筹资4.5亿元成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实行优惠利率贷款,发展基层金融,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加强财税扶持,除了一般税收优惠外,实施"两税合一"方案,规避重复征税,刺激中小企业加大对企业的投资。



推动民营化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成立推动公有企业民营化专案小组,制定《公营事业移转民营条例》及试行细则、《公营事业民营化前转投资及民营化后公股股权管理要点》等,采取出售股权、标售资产、以资产作价与民间合资成立民营公司、公司合并且存续企业为民营企业以及办理现金增资等5种方式实施公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步伐,废止中心汇率制度及汇率波动的幅度限制,大幅放宽外汇管制,放宽银行利率直接管制范围,实施利率市场化,取消"中央银行"核定银行业存放款利率的上下限规定等。鼓励银行创新金融商品,放宽岛外银行到台湾设分支机构的限制以及规范地下金融活动等。



实施能源节约措施。实行能源多元化政策,逐渐降低对石油的依赖,提高使用核电的比例,推动太阳能的利用,并推进石油进口地多元化。出台《节约能源措施》,从工业运输、住宅商业、教育宣传、技术开发等各方面入手,引导各行各业长期推行节约能源。提供节能技术服务,组织专家到企业提供诊断服务,开展能源节约技术和再生能源研究发展,促进再生能源利用,降低传统能源消耗。加强能源管理,建立能源查核制度和能源查核资讯系统,制定家电机车辆能源效率标准,鼓励业者生产或进口高效率设备。强化教育宣传,举办能源节约国际研讨会

,表彰节约能源绩优企业,大力宣传能源节约知识,提高全体民众节约能源的意识。



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截止到2000年底,台湾经济转型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稳定性进一步增强。1987~1997年,台湾经济在6.5%~11%的增长幅度内波动,高低相差4.5个百分点左右,比1976~1986年间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减小2.5个百分点左右。二是结构调整成效明显。内部需求进一步上升,从1986年的80.2%上升到2000年的97.7%。服务业地位进一步突出,到1998年,服务业比重达62.3%,比1986年高15个百分点。技术密集型工业结构形成,1999年,传统工业比重比1986年下降19.2个百分点,技术密集型工业比重则上升了21.3个百分点。三是开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重心由美国移向亚洲。1986~1990年间,台湾对亚洲和美国出口比重分别为32.1%、39.8%,但在其后的5年,亚洲比重上升到47.7%,美国比重下降为27.2%,亚洲领先美国达20多个百分点,1996~2000年的5年间,两者差距拉大到25.6个百分点。对美国、亚洲投资比重也由1987年的68.2%、20.3%变为1990年的27.6%、38.8%,从此后亚洲替代美国居台湾对外投资的首位。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高科技产品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27.6%上升到1999年的52.5%。四是整体科技实力和人力资源素质明显提高。1996年,高科技产业占工业比重为38.4%,比1986年提高12.8个百分点,微型电脑、监视器、电脑终端机等11项高科技产品的产值,排名世界第一。专门技术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由1986年的5.4%提高到1997年的11.9%,每万人口拥有研究人员数由1986年的14.3人提高到1996年的33.4人。五是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人均GNP从1986年的3900余美元提高到1999年的13248美元,年均增加额超过660美元;失业率从1985年的2.91%降低到1999年的1.7%;财富分配趋向工薪阶层,劳动者工资收入比重,在80年代越过50%后继续上升,到1992年达57.7%的高点;工农收入之比从1989年的100:72.5提高到1996年的100:73.9。



三、台湾把握经济转型机遇对浙江的启示



台湾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时机,实现以产业换代为核心的结构改革、优化产业,进而完成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这是一个积极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依次传递过程。目前浙江处在工业化转型、城市化加速、市场化完善、国际化提升互动并进的重要时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这个战略新起点上,借鉴台湾做法,必须牢牢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顺势而为,主动出击,推动经济转型,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保持城乡"均衡发展",强调"三农"一体,发展"三生"农业,是台湾经济转型中一条

非常宝贵的经验。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经济转型,稳定"三农"是基础。当前,浙江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应借鉴台湾地区实行城乡"均衡发展"的经验,决不可忽视农业,更不能放弃农业。要像台湾那样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发展"精致农业"和现代农业。积极发展效益农业,大力培育和积极引进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在稳定农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根据浙江实际,进一步健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探索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和自然灾害补偿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经济损失,稳定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台湾技术创新能从引进和合作为主,逐步走向外来移植与自主研发的轨道,工业技术研究院、技术发展中心等技术创新载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浙江的科技综合实力虽位居国内第7,但总体上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是很强,这成为浙江推动经济转型的瓶颈。借鉴台湾经验,浙江要从建设创新型省份、推动产业升级出发,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是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立"技术创新引导工程",在重点产业、重大领域、重点企业、自主品牌、创新环境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强行业共性技术与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加快成果转化。二是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加强消化吸收,实施自主创新,力求在高水准上实现突破;充分利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优势资源,加强合作,集成创新。三是广纳贤才,培养队伍。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大力引进高层次紧缺型人才,建立浙江国外留学生档案和以绩效为核心的人才评价标准与激励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集聚加快浙江经济转型的人才力量。



积极发展地方金融,优化服务业结构。把金融保险业发展成为推动服务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台湾推进经济转型、优化服务业结构的主要做法。2005年,浙江金融机构实现增加值610亿元,占GDP比重为4.6%,与台湾1986年13%的水平差距较大。目前,浙江民间资本比较丰裕,金融生态环境良好,应该说,发展金融保险业的潜力很大。对此,应借鉴台湾经验,把发展地方金融产业作为提升服务业的重点,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金融开放步伐,做大做强浙商银行,做精做专城市商业银行,支持和引导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大力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创造条件组建浙江地方金融控股公

司和培育法人保险公司,努力提高金融保险业在服务业中比重。同时,加强现代物流、休闲旅游、网络信息、服务外包、创意设计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优化服务业结构。



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增强发展动力。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主动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及时调整外贸发展战略,为经济转型提供强大动力。目前,浙江面对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的新形势,应借鉴台湾经验,努力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内外融通、互利共赢的大开放格局。一是紧紧抓住国家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机遇,进一步完善浙江发展规划,加强与台湾的产业对接,通过强化配套服务,扩大利用台资主体,提高台资引进规模,大力促进浙台经贸合作与发展。二是调整外贸结构。借鉴台湾的"分散市场"策略,继续实施"四个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减少贸易摩擦,分散贸易风险。要积极扩大进口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品牌商品、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三是实行内外资引进并重方针。要继续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创新引资方式,实施招商选资策略,提高外资引进的质量和水平。同时,要加强内资引进,切实把引进内资放到与引进外资同等重要的位置。四是加大"走出去"步伐。积极探索和建立境外合作区,支持和引导企业走出去。鼓励企业到国外建立营销网络、生产基地、原材料开发基地和研发中心,改变原产地标签对浙江出口贸易扩大的限制,拓展浙江的发展空间。



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增强竞争力。台湾当局针对中小企业面广量大的特点,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把重点放在推行现代管理制度、加强资金融通和改进生产技术上,促进中小企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使中小企业成为经济发展支柱和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浙江的经济形态也是中小企业为主,在当前形势下,发挥中小企业活力、增强其竞争力是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要借鉴台湾经验,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是要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小企业在浙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中小企业列入全省经济发展规划加以培育和扶持,促进传统家庭工业向现代家庭工业转变。二是拓宽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贷款担保机构以及信用担保基金,积极探索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同时,要加大对民营企业上市的帮助和支持。三是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要加强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研究,加强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建立中小企业资金扶持机制,整合社会资源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提供

技术创新、市场营销、企业管理以及人员培训等全方位的服务。



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优化发展环境。台湾当局在经济转型中,强化计划指导功能,以制度创新带动经济转型,这是一条宝贵经验。浙江应借鉴台湾经验,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把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导向性地引导产业创新、加强环境保护、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坚持立法先行,把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纳入法制化轨道,当前,应抓紧研究制定建立资源节约型产业体系、促进产业升级、振兴装备制造业、发展创业风险投资等方面有针对性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建立健全重大决策听证、质询、公示、论证、责任追究和资源、能源审计制度,与环境评价制度一道共同构成新的社会性管理制度,以促进经济转型。进一步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改变以往以"资源换发展"的经济粗放增长格局。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政府支出主要向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生态补偿以及功能性奖励等方面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