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试验区科学发展观的启示_读_中国试验区_科学发展观的_冶炼炉_

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书山径

杨继红、王庆在他们的新著《中国试验区———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里记述了一件很有意味的事：胡锦涛同志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担任贵州省委书记，有一天，他来到毕节市林口镇一带视察。其时正当改革开放之初，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对于贫困省份的贵州，尤其是以“人民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著称的毕节地区，一旦政策开放，在渴望改变落后状态的现实及其心理驱动下，为了早日致富，不少人饥不择食，面对自然资源，乱挖乱采、滥砍滥伐的现象相当普遍。基层干部们对此也习以为常，甚至因为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百姓兜里的钱多了，不但放任自流，还认为是搞活经济的门道。当时林口镇公路沿线，正是一路的小煤窑、小铁厂、小硫磺厂，可谓星罗棋布，烟雾腾腾，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可奇怪的是，胡锦涛同志“并不高兴，也没有兴奋，而是一脸深沉地对在场的人们说，发展经济也不能搞得草木不生、庄稼不长啊！要在技改上想办法。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读到这儿，我在想：是不是从那时起，胡锦涛同志就已经满怀忧虑，进而萌生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至在一些年后，终于形成新一届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大思路，成为全党在新的世纪里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我们对此不好妄加揣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胡锦涛同志正是在这次视察以及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下定决心，倡导创立了“贵州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并使之成为中国在新时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块试验场，亦即本书所称的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

这是１９８８年６月。至本书写作的２００４年止，１６年过去了，毕节，这一中国独特的试验区发展如

何？杨继红、王庆二同志正是以“冶炼”参与者的身份，通过他们亲身的社会实践，用具体的事例、理性的探索、生动的描述以及若干详实的数据，雄辩地证实了通过毕节党政干部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使这一试验区取得了绝大的成功。书中告诉我们，１６年来，通过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的艰苦探索与辛勤劳作，毕节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从１９８８年的２３．４亿元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９６．０３亿元；而财政收入从１９８８年的３．０２亿元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２６．３８亿元；毕节的排名也从全省９市州地的最末位跃升到第三位，而最近西部最具竞争力百强县的评比，贵州六县中毕节市赫然榜上有名。在这些惊人的数字后面，毕节试验区至少带给我们以下丰富而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是试验区创立之初的超前思维。人们都记得，８０年代中期，作为改革开放窗口、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大成果体现是深圳特区及沿海开发区的创办，这一决策在短时间内带来了东部经济的起飞。一时之际，深圳与沿海经济发展模式几乎成了内地干部群众心向往之并前往学习的样本，这在推动内地观念改变与经济发展的同时，内地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从具体实际出发而生搬沿海经验的现象，以至要政策、要指标、盲目地上大项目、滥用资金等，成了一时的新潮。但是在贵州，特别是在人口、生态、贫穷三大矛盾相互交织、并且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毕节地区，每年需要调进１．５亿公斤粮食才能帮助当地５８０万人填饱肚子，典型的老、少、边、穷，而且作为乌江与长江上游，这里已经成为了水土流失的重灾区，而三峡工程又急待上马。真是困难重重哪！毕节是待经济发展后再来治理环境，还是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一起抓？毕节地区应不应该、能不能有自已的发展思

□王鸿儒

毕节试验区科学发展观的启示

———读《中国试验区———科学发展观的“冶炼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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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这是当时贵州高层、也是毕节地区上上下下都

在考虑、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省委第一把手的胡

锦涛同志，根据本书的记载，早在１９８７年底，就已

提出能否在毕节地区建立试验区的问题；次年１

月，他又正式提出了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

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思路，经过数月的奔走、筹

备，至６月而得到国务院批复，召开了成立大会。胡

锦涛同志在毕节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

指出：“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

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

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良性循环。如

果这两大目标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

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正是在这

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毕节由此开始了这个中国

西部新型试验区最早的、进行综合治理、可持续发

展的探索历程。

这无疑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超前思维的体现。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

建设，制定如此完整的治理方案并大范围实施，在

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事实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

员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是在１９８７

年，但被广泛认可，正式写进《环境与发展里约热

内卢宣言》和《世界２１世纪议程》，从而规定为人类

社会的发展战略，则是在１９９２年。由此可见毕节试

验区具有怎样的一种前瞻性及其科学的预见性。

启示之二是为区域经济发展定位的战略眼

光。许多年来，出于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我们的

一些领导同志习惯于作具体的“规划”而缺少宏观

战略发展的眼光和构想。这种习惯性思维到了改

革开放初期，向中央要政策、要项目时仍然难有改

变，加上少数干部后来因急功近利、搞形象工程而

采取的短期行为，更无任何战略发展的打算。战略

思想其实就是导向性的总策划，是一切工作的总

纲，如同诸葛亮的《隆中对》，在东汉末年各路诸侯

的战火纷争中为刘备制定了三分天下的战略构

想，因而成为刘备后来建立蜀汉政权的发展总纲。

纲举目张，可见战略的定位无疑是每一项事业取

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及其保障。这在９０年代以后，我

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了全

面的竞争，区域领导者的战略眼光及其构想就显

得格外重要。毕节试验区当初将经济的发展定位

在“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这三个基点

上，即主张“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

题，要针对全地区还有３００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

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用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

落后的政策和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

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

贫的目标”。后来实施的情况及其结果表明，这一

战略定位不仅解决了毕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痼

疾，同时也解决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远虑

和近忧。而其中所渗透的科学发展观，不但成为后

来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这一国策的指导思想，为

开发同类贫困地区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为我国

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更其引人注

目的是，这一理念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

宝贵的资源，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正如著名经

济学家薛永应先生为本书所作的“序”中所说：“开

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互为依存，人口控制与开发扶

贫和生态建设互为因果。三项总体目标越来越接

近，越来越互相渗透，最终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复合

发展，而且与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殊途同归。从追求物质文明发展起步，终至于使人

们的思想观念发生质的飞跃，试验区的广大干部

和群众终于越来越明白：他们原来是遵循着科学

发展观的理念并按照它的指引追求着社会的谐调

发展。”以此看来，毕节试验区当初的战略定位及

其构想，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启示之三是实施这一战略构想时启动了价值

规律。无论是通过开发来扶贫，还是从事生态的建

设，毕节试验区１６年来，总是紧紧围绕着胡锦涛同

志讲话中“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个纲，在当地由

计划经济派生的自然经济中导入市场经济，从而

打破了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的种种僵化体制，促成

广大干部群众观念的转变，“要大胆探索，奋力进

取，知难而进，坚忍不拔，不要遇到一点风吹草动，

就犹豫迟疑，发生动摇。”本书作者以织金县成功

地开辟竹荪市场为例，有力地证实了只有尊重价

值规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有效地实现

“开发扶贫”的战略构想。毕节人在试验的过程中，

逐步摈弃了那种只讲“输血”而不讲“造血”机能的

救济式扶贫方式，他们终于在市场的运行机制中

深刻地体悟到，“贫困并不是单一的资金缺乏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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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而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运行失利。”因此他们抱定了开发才能扭转贫困的信念，开发自然、开发技术、开发产品、开发人力，甚至包括开发市场心理，捕捉市场需求等等。而此中莫过于发挥本地的资源优势，并且以全新的思维方式来审视自身的资源，并对其进行梳理和整合，寻找发展的通道和在竞争中胜出的可行路径。从本书的记述中，我们看见了当地干部和群众所经历过的各式各样的开发。而以开发扶贫的结果，就是１６年后３００多万人口终于摆脱了贫困。在生态建设方面，他们更是想尽了办法。那个著名的“五子登科”的模式，即“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退耕还林还草、栽地埂树系带子，坡地种牧草和绿肥铺毯子，山下建基本农田收谷子，发展多种经营抓票子”。不但控制了水土流失，也稳定了农业产量，更重要的是，对多种经营的整合，不但使生态资源得到高效的利用，而且提高了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

这显然也是从市场出发、以商品经济生产为中心进行创造性探索的结果。

启示之四是从试验区实际出发，充分开发并利用民族民间传统的生产、生存技能。在我看来，这是本书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作者在分析毕节地区贫困的根由时，从历史及其文化的角度，对那种“越穷越垦，越垦越穷”、以至造成生态极端恶化的结果，认为完全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当地人“懒”和“愚昧”，也不是所谓的耕作“粗放”，恰恰相反，千百年来就生活在毕节高原上的各民族人民，积累了许多保护与建设生态环境、可以致富的生存本领和智慧。作者以充分的材料和事实，证实当地人民群众穷困、环境石漠化，恰恰是粗暴的行政干预，脱离实际、

强制推行汉族地区耕作方法，以及用汉文化价值观去理解环境生态等所导致的结果，如指令排干草海“造田”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从而提出了放弃所谓“以粮为纲”、“精耕细作”、“建构固定农田”，甚至从石缝中抠出泥土、建构梯田等等导致水土大面积流失、不适宜试验区经济发展的各种要求，肯定了当地群众传统使用的“多种作物混种”、“混合放养”、“农田牧场轮闲交替使用”等传统技术及其经营模式，从而恢复并发展了以畜牧业为主导产业、农牧兼营的经营模式。实践证明，这一定位不但实现了产业的创新，

使试验区达到了开发扶贫的目标，同时也是尊重生态环境、有效地抑制石漠化并快速完成生态恢复的有力举措。本书作者生于斯，长于斯，以后又长期在试验区基层任职，对民族传统的生产及生存技能、地方性知识了如指掌，加上他们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因此谈起试验区１６年的探索过程时才能举重若轻，将当地干部群众的创造性探索、以至如何将“经济结构翻了个底朝天”，娓娓道来，使得这本书不但有理论，更有充分而生动的例证，避免了许多同类书籍禅堂讲经式的空谈和乏味，也毫无今日一般靠网络资料写作的不着边际与平庸。作者从实际的感受出发，因此才能将科学发展观当其雏形时，在毕节试验区“冶炼”的全过程写得如此清楚明白，不但让我们看到了毕节党政干部、各民族人民１６年来艰苦奋斗、改善生存环境、走上致富道路的不平凡历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引导毕节试验区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科学发展观的伟力之所在。

其实，毕节试验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仍然是“以人为本”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主题，而上述四个方面的启示无疑地都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去展开的。以人为本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及核心所在。不但开发扶贫最有效地让当地各民族群众摆脱了贫困；生态建设则更好地保护和改善了人居环境，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且进一步提高了试验区的生产能力，调整并改善了当地的产业结构，成为人的福祉；就是“控制人口”这一重大举措，１６年来，毕节地区少生了８０万人，不但有效地控制了盲目的生育，减轻了地区的负担，更进一步提升了当地人的知识文化水平，也有利于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毕节试验区这一以人为本的三大举措的实施，显然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它的成功实践及其取得的成就，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建构与发展，其功劳与地位都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对本书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话抱有同感：“毕节的‘探索’和‘试验’，不仅属于毕节，还属于中国，属于世界许多不发达地区或国家，这是我们共同思考研究的宗旨所在。”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宋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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