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话语的新闻文风

◎黄晓军，杨思文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南昌330031）作为话语的新闻文风

从字面上看，新闻文风是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文本中体现出来的语言风格，或者说，在表达相同的意思时，选择了不同的表现方法，从而造成文本内容和风格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通常称之为文风。文风即便出现不良的问题，常理而论，属于语言文字范畴的问题，是传媒机构新闻业务当中的诸多问题之一。但在我国，新闻文风被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对“假大空长”的不良文风进行了抨击，对“准确、鲜明、生动”以及“短、实、新”的文风大力提倡，新闻界通过“三贴近”和“走转改”的活动对文风进行了卓有实效的改造。但从历史的维度看改进不良文风是艰巨和长期的任务，新闻文风仍存在难以更改的痼疾，具有重复性，尤其在当前新媒体环境下又具有复杂性，新闻文风问题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反思。

一、新闻文风的话语属性

新闻文风问题通常指的是不良新闻文风及其改进，放在中国语境下，可看做一种专指。文风问题发端于延安整风时期。1942年，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报纸和新的文风》的社论，新闻文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被提出并引起广泛关注。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成为改进文风的学习文献。此后历代领导人也在一些讲话和文献中提到改进文风问题。领导人在谈新闻文风问题时，针对不良文风提倡应树立优良文风，并没有专门针对新闻文风下定义。但在使用中，新闻文风的含义已超出了语言文字范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学风和文风也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习近平也指出：“文风与党风同社会风气是紧密相连的”“党风决定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人们从文风状况中可判断党的作风，评价党的形象，进而观察党的宗旨的贯彻落实情况”。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文风问题才为历代领导人重视，历代领导人也通过纠正不良文风的倡导与活动，倒逼文风的生产者反省自身，进而影响整个社会风气。

新闻文风属于社会风尚，而不是指个人风格，具有普遍性和倾向性。从新闻文风所蕴涵的受众和文本的关系出发，中共确立的新闻文风具有明显的话语属性。作为话语的新闻文风，建构着当下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和传播重要的着力点。以运动模式解决文风问题具有局限性，从话语的角度出发，新闻文风要回归对话的本质，才可能自然解决。

话语　新闻文风　对话

G207　Ａ　1003-6687（2015）10-079-04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社交媒体时代网络传言的传播机制及其舆论引导研究”（14X W06）；“新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研究”（14X W04）

黄晓军（1973—），男，湖北孝感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新闻叙事、文化传播；杨思文（1976—），男，湖北洪湖人，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新闻业务、政治传播。

DOI:10.13786/https://www.wendangku.net/doc/9d5378283.html,14-1066/g2.2015.10.019

201.1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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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风提升到党风的高度，也使研究者注意到，新闻文风并不是个人意义上的文字风格，而是一种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风尚。如郑晖在《树立优良的新闻文风》中认为：文风，对个人来说，是人们使用语言文字时表现出来的一种作风，具有一贯性特点。对社会来说，文风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上多数文章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写作风尚，具有普遍性、倾向性特点。[1]郑晖在这里说明了个人文风和社会文风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有助于加深对“新闻文风”的理解。“新闻文风”当属一种“社会文风”，而不是“个人文风”。个人文风可百花齐放、自由发展，但社会文风却有着普遍性要求，新闻工作者应遵从马列主义文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要求，如早年提倡的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近年提倡的“短、实、新”的文风，其内在精神是一致的。新闻文风作为社会文风的意义在于，新闻工作者不能将文风理解为个人风格，不能以个人风格为由，突出自我风格或掩盖不良文风的实质。即便具备个人风格的表达，大体上也应与作为社会文风的新闻文风不相冲突。

作为社会文风的新闻文风，有着倾向性要求。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也好，准确鲜明生动也好，还是短实新也好，“新闻文风”实质，暗含着阅听对象在内，也就是新闻文风的倾向性，是有着受众考虑的。所谓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就是使文风接地气。研究者总结习近平的话语风格，如善于讲故事、善用大白话、善用聊天式等，这些对新闻工作者践行优良新闻文风，起到了示范作用。领导人的示范以及新闻界“三贴近”的活动，显示了所倡导的文风具有非常鲜明的倾向性。受众在媒体使用中，有媒介消费者的含义，更多倾向于媒介经济学的概念，即受众与收视率、阅听率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倡导优良的新闻文风，其中暗含阅听对象以受众名之，则有窄化的意味。即便是以阅听对象名之，也有窄化嫌疑。所倡导的新闻文风，其实质是面对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换言之，新闻文风是一个代表谁面对谁讲话的问题，并不局限于某新闻传媒的受众对象那里。这样，中共使用新闻文风一词，就具有了话语的属性。

话语是语言交际单位，与所谓“句子”不同。句子是静态的语言单位，并不具备活语言的特征，只有当它进入特定的语境，与其所处的特定的时空、社会、文化等背景发生联系，并获得特定的话主和听众，形成一种交际关系时，才能成为具有真实涵义的言语交际的单位即话语。从苏联思想家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来看，话语的本质在于其对话性：一方面，任何话语都处于一定社会历史的言语文脉中，实际上都是对他人话语的回应，都与其他话语处于不同程度的对话关系中。另一方面，任何话语都希望被人聆听、让人理解、得到应答，都诱发和期待他人话语的回应。以巴赫金话语理论反观中共所指的新闻文风，能获得深刻的理解。优良文风实际上蕴含着话语的属性，应具备对话性本质。

二、文风的话语建构功能

如前所述，新闻文风蕴含着受众和文本的关系，为适应受众的需要，才选择了不同的文本表达。对于新闻文风而言，这个受众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而文风体现为一种明确的社会风格，并非百花齐放的个人风格。这也表明新闻文风也体现了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关系，之所以明确这种社会风格，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这是对其宗旨的贯彻，也体现“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话语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语义政治学”。话语和权力通常是相辅相成的。话语赋予了权力，权力产生了话语。作为话语的新闻文风必然要体现这种权力。更重要的是，作为话语的新闻文风并非只是一种语言表达，更具有建立、建构的功能。学者李书磊指出：语言不仅仅映射现实，它还塑造现实、塑造社会，塑造我们群体乃至多个个人的生存。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仅是政治工具，还是政治本身。[2](111)

语言的运用包含在新闻文风的形成中，李书磊说语言本身是一种政治，那么中共所指的新闻文风就不局限于一种表达或中介，而就是政治本身，它建构着社会现实和社会关系。从表面看，新闻文风只是一个社会风格方面的要求，但要达到短、实、新的要求，新闻工作者须在新闻报道理念、新闻报道内容以及新闻报道的表达上下工夫。从报道理念上说，新闻报道要反映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和现实，这就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必然成为新闻文风的主要色彩和基调。从新闻报道内容上说，中国梦理想是从各行各业的实际变化一点一点积累实现的。报道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使得新闻文风应具备实在和新颖的风格。从新闻报道的表达来看，包含简短要求在内，报道的表达话语应具备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使得新闻传播能发生更大的效用，影响更多的受众理解，并参与到中国梦的实现当中去。反过来说，抓住新闻文风，就抓住了语言对社会现实的建构。通观2014年新闻报道“官话”中的新词，如“C T式考察、APEC蓝、新常态”等语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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