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小说《永远有多远》读后感
[铁凝小说《永远有多远》读后感]铁凝小说《永远有多远》读后感2011-02-26 10：31铁凝小说《永远有多远》读后感白大省总是吃亏，铁凝小说《永远有多远》读后感。白大省已经损失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已经到了可怜的地步。但是，白大省最终还是表现出了善良的一面。从另一方面看，白大省喊出的永远有多远?是歇斯底里的呼唤。白大省在呼唤自己的狼性。白大省的善良是无法向社会推广的。白大省是不可能被人们接受的。那些呼唤白大省的人们自己不愿意成为白大省，却希望别人成为白大省。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读后感《铁凝小说《永远有多远》读后感》。凭什么?白大省对狼性的呼唤更加有意义。白大省生活的年代跨越了改革开放前后不同的年代。说明，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没有狼性的善良是无法生存的。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人活在世上需要有点狼性。人活得没有狼性，就有一群人欺负你。一直欺负到你无法承受为止。一直欺负到你的狼性复活，不敢再欺负你为止。我们每个人都是善、恶双重本性。每个人表现出什么样的本性?是由客观环境决定的。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凭空呼唤善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汪曾祺述评
汪曾祺研究述评 目录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学术论文（1563篇）、博士论文（10篇）、硕士论文（96篇）、会议论文（5篇）、报纸全文（31篇），其中硕博士论文主要以收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篇目，以及“中国知网”国家级重要刊物刊登的学术论文为主要参考对象。 汪曾祺研究述评： 毕文健《汪曾祺小说创作研究述评》文教资料 2008年第28期 杨劲平《九十年代以来汪曾祺小说研究述评》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3年第02期 赖闽辉郑昭红《汪曾祺研究述评》龙岩师专学报 1997年第02期 翟文铖《2006年度汪曾祺研究述评》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 2008年第03期 文学史教程参考包括：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晓明著《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市井平民和下层只是分子的僵硬刻板的生活和他们有些卑琐的心理行为，他的小说不无针砭和嘲讽，但更多的是发现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人性。小说中的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调和视角，也因民间具有生命活力的因素而受到“拯救”，某些陈旧气味受到抑制。80年代末以后的创作，多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表现对象，风格从平淡转向苍凉。 汪曾祺的小说注重风俗民情的表现。既不特别设计情节和冲突，强调小说的故事性，着意塑造“典型人物”，但也不想把风俗民情作为推动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有机”因素。他要消除小说的“戏剧化”设计（包括对于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可以设计），使小说呈现如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在这方面，他继续的是40年代“京派作家”做过的那种质疑“戏剧化小说”的努力。在“散文化”小说的展开中，让叙述者的情致，自然地融贯、浸润在色调平淡的描述中。文字则简介、质朴、但不缺乏幽默和典雅。他在小说文体上的创造，影响了当代一些小说和散文作家的创作。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小说自然、纯朴的民俗世界实际上是汪曾祺自然、通脱、
师陀小说研究综述
师陀小说研究综述 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河南杞县人。另一个笔名是芦焚，1946年以后改为师陀。1932年以芦焚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请愿正篇》，由此开始文学创作。小说创作多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短篇小说集有《谷》《里门拾记》《落日光》《无名氏》《果园城记》等，中长篇小说有《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等。 前言 师陀创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与此同时，人们对他的研究也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近80年，一共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建国前，批评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学识进行印象式批评。1936年, 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 这使师陀从此享誉文坛，也由此引起了大众的注意。随后1937年，师陀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出版，刘西渭在评论中敏锐的抓住了师陀创作中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创作追求，并形象的概括为“诗是他的衣饰，讽刺是他的皮肉，而人类的同情者，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①1946年，《果园城记》出版，师陀的小说创作已趋于成熟。最早的评论文章，应该是唐迪文同年发表于《大公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果园城记》，唐迪文认为《果园城记》是“古老的内地中国的一个投影, 也是一篇朴素的诗。”②当时杨刚、金丁、孟实等优秀批评家从创作历程、题材等方面进行感悟和品评，具有很大的开创性。 第二个时期是建国后到1990年前。建国初期，师陀研究处于停 ①刘西渭《读<里门拾记>》，《文学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37年6月1日）。 ②唐迪文《果园城记》，《大公报》（1946年7月12日）。
滞状态，到了1980年前后，随着政治与思想的发展，学术的解放，专家学者重新梳理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师陀研究逐步苏醒，但是这一时期主要侧重于文学史的研究。较早的如唐弢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①中仅以几百字对师陀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两方面进行了概述。而同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②则把师陀进行专章论述，对《果园城记》，《结婚》《马兰》等多个文本进行评述，并高度评价了《结婚》的艺术成就，充分肯定了师陀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全新的视角重新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重点关注了被先前文学史忽略的作家作品，唤起了批评家对师陀的重新关注。 刘增杰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师陀的学者，随后，他在1984年整理出版了《师陀研究资料》③，集结了师陀生平资料、创作自述和评论选编，为师陀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资料。 第三个时期是1990年至今，在这一时期，师陀研究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和开拓，而这一时期的研究多体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本文则重点从创作论研究、艺术风格和文体研究、意象和诗性研究、乡土小说和还乡书写、比较研究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师陀研究进行梳理，以有利于师陀研究更好的拓展和深入。 一创作整体研究 早期，刘增杰在他的《师陀小说漫评》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从生平经历、小说创作、他人评论等方面展开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之后对师陀整体研究的较少，直到近些年来，不断地出现了师陀创作研究的学术论文。唐鑫通过考察其小说创作中的“两次重要的空间转移：中原杞县到繁华都市”④通过对师陀文学创作中乡土题材和都市 ①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④唐鑫《论师陀小说创作》，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
第九讲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是八十年代最早出现的小说创作流派。他们多以文革以及文革以前的党历史上出现的极左路线为叙事起点，展开自己的叙述。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文革结束后，思想上、文化上自由空气的恢复，是启蒙文学思潮发展的必然。知青文学是一个延续时间相对较长的文学史概念，它从文革后期开始出现（如老鬼的《血色黄昏》），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知青作家还在以自己当年的知青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如韩少功的《暗示》、《日夜书》等。 一、伤痕文学 （一）概念 是形成于文革结束初期的一种文学模式。以1977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1977年11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为开端，因卢新华的小说《伤痕》（1978年8月11日发表于《文汇报》）而得名。这类作品的特征是：揭露与控诉文革期间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具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和情绪化倾向。它的出现对于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有着重要作用，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心武《班主任》、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将军吟》、古华《芙蓉镇》等。 （二）主要分类 1.揭露文革对于人性的压抑和尊严的践踏。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 2.揭露文革对人的心灵的毒害。 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
3. 表现文革中惊心动魄的运动斗争。 郑义《枫》、孔捷生《在小河那边》等。 4. 表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受难故事。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莫应丰《将军吟》，王亚平《神圣的使命》等。 5.长篇小说 古华《芙蓉镇》，戴厚英《人啊，人！》等。 （三）评价 1：启蒙的意义、疗救的作用 伤痕小说是在启蒙主义思想下出现的一个小说流派，启蒙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思想主线，它最大的功绩在于将文革的错误与悲剧性灾难暴露给人看，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2：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 伤痕小说紧贴社会现实，恢复了十七年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敢于直面现实、表现出极大的批判勇气和精神，有力地扭转了文革期间“瞒和骗”的文学。 3：艺术成就相对不高 由于情绪过于激烈，作家缺乏必要的文学准备，作品大多采取情感宣泄式的创作模式，笔调粗砺，语言缺少锤炼，只重视问题的提出（与五四问题小说同），而忽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叙述方式过于单一。 二、反思文学 （一）概念 反思文学是伴随着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形成的一种文
《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2016年2月10日，汪曾祺故居。汪曾祺故居位于高邮市人民路竺家巷9号。人民路是高邮比较古老的路，东西走向，大多为明清建筑。汪曾祺小时候就住在这里，他的文章中所描绘的高邮也大多与这条路有关。他家是一平房，房门上贴着汪曾祺喜欢的名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仍住着汪曾祺的家人。杨光摄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多年来，关于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研究较为充分，近期关于他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早期作品正在不断地被发现被阐释，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汪曾祺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但难以归类并不是说就不能归类。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988年的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他这么写道：“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汪曾祺认为这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所以当严家炎把他算作最后一个“京派”时，汪曾祺认为这大概跟他读过西南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因为这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基于此，当我得知学者方星霞将汪曾祺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并放在京派文学这个背景下进行研究，写成了《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一书后，便赶紧找来拜读。读后，对我的启发很大。 要研究汪曾祺的小说，从京派这个角度来展开，确实是首选的研究视角。尤其方星霞对京派文学及代表作家特别是废名和京派诗歌理论等多有研究，所以写起京派中的汪曾祺来，真是得心应手。她认为把汪曾祺及其小说置于整个文学史中去考量，从京派的角度来研读汪曾祺的小说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切入，才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汪氏作品。《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一书即是为汪曾祺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正名。 方星霞从汪曾祺小说的精神面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探讨了他五十多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得失，梳理了汪曾祺小说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并进一步分析了他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从而评价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位置。作者不是以编年的方式从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出发进行研究的，而是从给汪曾祺带来卓越声名的《受戒》着手，继而引入对京派历史和主要成员的简述。在全书中，对京派历史、作品、作家及风格的梳理，虽仅占了很少的篇幅，但细读就会发现作者的用功之深和对京派文学的熟悉程度，也显示着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娴熟的综述能力。 对京派历史进行简要阐释，是为了把汪曾祺纳入京派从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汪曾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一节中，方星霞比较具体、有理有据地谈到了汪曾祺与京派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除了作者征引的材料外，我认为至少还有两则第一手材料不得不提。这两则材料都是汪曾祺的书简。在书简中，汪曾祺都很直接地谈到了他对京派的看法。1989年8月17日汪曾祺在回复解志熙的信中说：“‘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当时提‘京派’是和‘海派’相对立的。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但从文学主张、文学方法上说，‘京派’实无共同特点。” 认为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汪曾祺，在近两年后，观点就有所改变。改变是从看了始编于1987年、1990年终得出版的《京派小说选》后开始的，这本书的《前言》对汪曾祺的触动很大。在1991年2月22日写给《京派小说选》编者吴福辉的信中，汪曾祺说：“读了你的前言，才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确实是一个派。这些作家虽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写作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确有共同的东西。” 应该说汪曾祺致解志熙、吴福辉的书简，在谈论汪曾祺与京派关系以及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
师陀和他的乡土抒情小说《果园城记》
师陀和他的乡土抒情小说《果园城记》 师陀，1910年3月10日生于河南杞县，原名王长简，1946年以前用笔名芦焚，曾用笔名君西等。在开封读中学，喜爱评话，爱好文学。193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反帝大同盟作救亡宣传。翌年以芦焚为笔名（英文“暴徒”的音译）在《北斗》《文学月报》杂志发表小说《请愿正篇》，《情愿外篇》。1932年与汪金丁、徐盈创办文学杂志《尖锐》。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1937年短篇小说集《谷》因艺术风格独特获《大公报》文艺奖。 抗战期间蛰居上海，和巴金、卞之琳结谊。写以战时上海为背景的长篇《结婚》和散文集《上海手札》。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1946年发现有人冒用芦焚笔名，改以师陀为笔名，发表《果园城记》。任上海戏剧学校教员、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电影剧本。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1957年后为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历史话剧《西门豹》、独幕喜剧《伐竹记》等，颇得好评。 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无名氏》,《果园城记》,《石匠》。中长篇小说：《无望村的馆主》,《结婚》,《马兰》,《历史无情》。散文集；《黄花苔》,《上海手札》,《保加利亚行记》,《山川﹑历史、人物》。
果园城记 以一系列描写人物的短篇, 勾勒了上世纪初到抗战前期日益凋敝的中原乡城的图景，基调滞重隐痛，沉郁感怀，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看似和谐宁静。实则衰落逝去的小城人生。 一、果园城 二、“鬼爷”（城主） 三、葛天民 四、桃红 五、贺文龙的文稿 六、颜料盒(油三妹) 七、傲骨 八、阿嚏 九、塔 十、期待 十一、说书人 十二、灯 十三、邮差先生 十四、狩猎 十五、一吻 十六、三个小人物 十七、北门街的好汉
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中
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中，梁晓声所创作的知青小说无疑是独特的：他把“悲壮”与“崇高”带给了我们，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特定时代所闪耀着的“英雄主义”的光芒。一为了能更好地探讨梁晓声知青小说的主题意蕴，我们不妨先对知青小说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以便明确梁晓声在知青小说中的特殊位置，找准其在知青文学中的座标。“知青文学”是上世纪80年代用来描述一种文学现象的概念，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现象，它的特殊性不仅和“文革”相关联，还和60年代末期将数百万知青投入农村这一历史事件相联系。那时，知青们怀着真诚的革命热情奔赴农村，实行自觉的“改造”。但他们于生活的底层一次又一次目睹和遭受“苦难”的袭击，他们终于发现现实欺骗、嘲弄了他们。当一个历史转折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开始了理性的反思。于是，反映知青生活表达知青对社会和对人生的思考和追求的文学应运而生。在“知青文学”中，影响最大、成就最为突出的当属知青小说。引领知青小说潮头的是以卢新华的《伤痕》和竹林的《生活的路》为代表的知青“伤痕小说”。我们发现，文本中充满了对“文革”悲剧的感伤的揭露和控诉：在这里，知青们美好的青春、信念被一点点埋葬，心灵被一段段扭曲。这类小说中有对生活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真诚信仰被愚弄的愤怒，有回首往事的悔恨与悲哀。可以这样说，知青“伤痕小说”唱出了那代知青的人生“悲歌”，它燃烧着满腔的愤怒与沮咒。知青们心灵的创伤、积压的情感，通过小说这一载体以一吐为快的决堤气势冲向社会，它的每一声带血的呼喊，都是对那个特殊时代的有力控诉和批判。当伤痕的情感潮流决堤般地渲泄之后，知青小说便走上了理性的河岸，开始了艰难的“反思”历程。知青“反思小说”的源头之作当推靳凡的《公开的情书》。这是一部以爱情与理想的乞求为线索，表现一代知青崇尚科学理性的思想特点的小说。孤傲的气质、坦诚的情感、深刻的思辩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在当时较为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大量的青年读者。此时的“反思”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对那时生活的留恋、迷惘，暗示一种情感的较为理性的回归；有的则从文化和哲学角度对知青生活进行深刻的观照，或写知青生活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弱点（如，张抗抗的《隐形伴侣》）；或借知青生活追寻理想的文化人格（如阿成的《棋王》）。此后，知青小说在生活评价上开始发生“分裂”：或者继续坚持对“文革”中“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和对生活荒谬性的冷静批判；或者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剥离”出值得珍惜的因素，维护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和献身精神，并且不断地将“知青”投身运动抽象化，并坚决地捍卫这“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有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梁晓声《我加了一块砖》，《中篇小说选刊》1984年第2期）。梁晓声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赤诚与顽强，也最具代表性，他用他的笔为知青一代立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而“英雄主义”则是这座丰碑永远的魂。二梁晓声有过七年在北大荒的“知青”经历，这为他创作知青小说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基础。刘再复曾说过：“事实上，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生活的‘敏感圈’，作家在自己的‘敏感圈’中，有自己独特的素材积累、情感积累，有自己的心灵体味过的许多动人的东西。作家在这个敏感圈中，完全处于自由状态，文学研究WENXUE Y ANJIUdernohinesecM32IANDAIXUWENY2005.11他能听懂这个敏感圈中独特的语言，能感知这个圈内各种情感的微妙差别和变异。”可以这样说，七年的“知青生活”就是梁晓声的生活“敏感圈”。他的小说，如《白桦林作证》、《北大荒纪实》、《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了收获》、《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等，皆以十年动乱为背景，以辽阔、苍凉的北大荒和北大荒人为基本素材，虽然也写到了知青所受的愚弄，但更表达了“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无悔”宣言，谱写了一曲豪迈悲壮的知青交响乐，在中国新时期知青小说创作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在“知青”小说创作中，梁晓声自有其独到之处。他不再去诉说“文革”中所遭受的不幸，也不再去表现“知青”返城后对农村的怀念、对土地的眷恋或在新情况下的迷惘和追求，而以充沛的激情和非凡的豪情，去歌颂和礼赞那一代“知青”的英雄主义——悲壮的英雄主义，
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论文题目：浅谈汪曾祺小说中的爱情 英文题目：On WangZengqi's love 姓名：付陈燕 学号：1030880110 年级：10级 专业：对外汉语
学院：文法学院 指导老师：徐国华教授 二〇一四年六月 前言 本综述主要以汪曾祺及其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在前人对其小说研究基础上，全面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分析,带着从他们的研究中所得的深切感悟去挖掘汪曾祺短篇小说中的爱情的闪光点，完善自己对汪曾祺的研究并推进自己的论文写作。 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位独具创作风格的作家。其短篇小说的独特风格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以1980年唐挚《赞<受戒>》为发端,学界对于汪曾祺的研究已有30多个年头,虽然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数量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所呈现出的“异质性”以及其小说所蕴含的文化品格一直是文学界探讨的话题。本文将对30年来学界对于汪曾祺小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并对研究现状作简要的评述。 一、初级阶段的研究 《受戒》发表于1980年的《北京文学》第10期,这是汪曾祺重新踏上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唐挚认为《受戒》是“赞美人间的、自然的、充满生命力的现实世界,大胆地对于出世的、非自然的、充满虚妄的神的世界的挑战”。当然在批评界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这些争议主要是围绕这篇小说的思想主题的指向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该小说的艺术表达过于隐晦朦胧,主旨指向不清,语言又太过散漫,很难将其定位。《受戒》这篇在今天看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引起广泛的重视,在汪曾祺小说研究的起步阶段,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是其小说的思想内涵、审美意识和文体风格。在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识中,人们十分关注汪曾祺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的汲取。季红真是比较早对汪曾祺小说做考察的学者,她认为汪的作品集中地概括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素质与精神风貌,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审美理想构成了汪曾祺小说重教化的主题特征,且具有泛神论色彩的庄子哲学,特别是其不重人力而崇尚自然的浪漫。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道德规范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艺术气质上是一个有着浪漫气质和赤子之心的人,是一个主张发扬我们民族性中的同情、仁爱、互相帮助、相濡以沫等人道主义思想的人。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汪曾祺身上的文化底蕴，小说的主题思想以及他文学世界的仁爱精神与朴素信念。他就是在儒家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的独立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了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在小说里写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展现出自己的真性情。所以我认为《受戒》并不是表达过于隐晦朦胧,主旨指向不清,语言又太过散漫,很难将其定位，它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有关爱情，有关风俗人情、人性等等。
汪曾祺小说研究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 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
孙犁小说的散文化特点研究述评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985402465.html, 孙犁小说的散文化特点研究述评 作者：刘玉梅 来源：《世界家苑》2018年第05期 摘要：孙犁是跨越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人们对孙犁小说的研究在具体创作风格上有“诗化”“散文化”的评价，且偏于“诗化”的分析，而对散文化的特点论述不多，即使有所表述也是基于小说文本的精细推敲，对除文本以外作家缘何形成这种散文化风格缺少必要的追问。而本文联系作家的个人生活经验，审美情趣，文人脾性等对孙犁小说散文化特点进行简要地述评。 关键词：孙犁；小说；散文化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小说创作有着“散”的一脉。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小说，废名的田园牧歌小说，沈从文的边城湘西小说，师陀的果园城回忆小说，萧红的追忆家园小说以及汪曾祺的文人雅士小说等都充溢着作家独特的散文化特点。其中，孙犁的小说也始终以独特的“诗化”、“散文化”久负盛名。一直以来，关于孙犁小说呈现出的诗歌般的意境，散文式的笔调，人们更乐于研究前者，而对于后者则着墨不多，或者干脆将“诗化”和“散文化”混为一谈。而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纵观孙犁整体的小说创作，我们已能认识到，孙犁的小说，整体更符合散文化小说的气质。在孙犁研究愈加深入的今天，对孙犁小说风格特点丰富而准确的把握仍很有价值与意义。 一、囿于文本分析下的散文化特点表述 曹书文在其《试析孙犁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中认为，孙犁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用一种主观色彩较深的散文笔法写人叙事、状物写景，淡化情节，不讲究篇章结构，自觉地追求文学的真，重在感情的抒发。温江斌在其《试论孙犁小说的散文化风格》中认为，孙犁小说描摹朦胧、隽秀的环境以追求诗的意境；描绘生活的片段、侧面或场景以淡化情节；运用朴素典雅、含蓄凝练的散文语言呈现出现实主义的真情实景和和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以上研究不外乎从孙犁小说的结构、情节、语言、人物形象、情感等出发，不同的语言描述，得出的都是作家小说散文化风格的结论。正如杨义概括地，所谓散文化小说，既是“情节的淡化，人物的虚化，结构的自由随意化”。这些评论，深入细致而又准确生动地分析了孙犁小说的独特因素，论证了孙犁小说独特存在的原因。不过，以上研究资料都是囿于文本的细腻分析，创作风格，人物形象的塑造，审美取向，或论及创作手法及浪漫主义色彩，着重分析的是作者小说所具有的散文化倾向，而对作者缘何形成这种风格倾向没有论述。不过有的研究者不仅深入把握了小说文本的特质，还论及了作家散文化风格形成的原因。 二、出于文本之外的散文化研究
汪曾祺小说特色
汪曾祺小说特色 朴素、平淡、韵味无穷—----汪曾祺作品语言特色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吸取古典文学的营养。突破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重氛围渲染，表现健康的人性。形成了其具有独特韵味的文学语言。对于打破“文革”后那段冰冻期特有的话语禁忌，功不可没。这决定了汪曾祺作品无可置疑的文体学意义。 许多人喜欢汪曾祺，有的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他承继了乃师沈从文之风，而又以白描见长，别成一家。他的小说、散文语言如同水中磨洗过的白石子，干净圆润清清爽爽。这种语言魅力显然得益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完美化合。汪曾祺将精练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文本中，又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兼收并蓄，克钢化柔，扫除诗歌、散文、小说的界限，独创一种新文体。豪华落尽见真淳。轻盈流丽，小巧精致，如生生燕语，呖呖莺歌，滑而不腻。令人一读之下而悠然神往。汪曾祺那信马由缰干净利索的文字，淡而有味，飘而不散，有初发芙蓉之美，可谓俗极，雅极，炉火纯青。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
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作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本文即尝试从语言的角度对汪曾祺作品进行分析。 一、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王安忆说“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1）确实如此。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2）我认为汪曾祺小说散文的语言特色重要表现为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举个例子，“我家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囔囔。”（《紫薇》）汪曾祺的白话文给人一种解
汪曾祺小说艺术特色
《大淖记事》和《受戒》都是汪曾祺先生优秀的短篇小说。汪老先生的文章，语言如行云流水般潇洒自如，信马由缰，充满了平淡之美。他的文体清新别样，文字中充满了传统的文化底蕴，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征。汪曾祺小说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人文主义及和谐氛围，他在小说中挖掘并赞扬人性美，突显健康人性，和谐人性。个人觉得汪曾祺的文风很优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采取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娓娓道来了类似江南乡下人的日常生活。《大淖记事》和《受戒》这两篇小说正是其代表作品，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这是汪曾祺文化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作者既重视小说创作的潜移默化的认识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这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霭，释放出一种多义的主题内涵。他的小说就像是一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风俗画，在《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越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画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有散文化的趋势。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了。”因此，说他的小说更多地接近于生活的原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塑造人物方面，其作品人物着色浅淡，绝少铅华，不作故意的褒贬和抑扬，好人并不强其所好，坏人也不故添其坏，能人并不样样俱能，庸人也不一无所长。全都实实在在，不掺半点虚假。以外部描写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然后通过人物的内心来表现人情美。曾祺一方面热情赞颂了真正的情爱、自由的个性，同时极力唱赞朴素的人情、和谐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尽量把小说中的矛盾淡化，把冲突变得和缓，造成感情的隐含性、内敛性，达到一种“虚美”的艺术境界。他描写的“人情美”体现在各个方面，不单在古朴的乡村，有时甚至是放在压抑人性的背景体现人性美、本色美。作者塑造众多鲜明生动、形神活现的人物形象，都是以浓烈的氛围、凝炼的语言来表现的。这些语言不仅赋于人物色彩，还赋于人物动感，使人感觉得到人物形象的质朴美丽，是非常逼真而又非常优美的。比如《大淖记事》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十一子被打得昏死过去，巧云喂他尿碱汤时“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个细节很感人，生动有力地表现出巧云对十一子赤诚真挚、相濡以沫的情爱，虽无什么细致的文字，却已写出了巧云内心丰富的情感。人物形象的美也还体现在人物之间的语言上，汪曾祺小说中对话不多，语言总是力求自然、平常，于平常中求韵味。看《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一起划船回家在芦花荡里的对话，《大淖记事》里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一起对话，都是简短得不能再简短，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但却真正闻其声如见其人，十分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自然、平淡、感人。小英子言语有任性、天真，明海则是憨厚、温顺。十一子和巧云尽显一往情深。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就很好把握住了这一点。 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汪曾祺谈小说创作
汪曾祺谈小说创作 汪曾祺谈小说创作我小时候没有想过写戏，也没有想过写小说。我喜欢画画。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一个是，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象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匀筋……；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引我进入小说创作之门的是沈从文先生。我好象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在西南联大时，我选读了沈先生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中国小说史”和“创作实习”。我追随沈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他的意思不大好懂。根据我的理解，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小说是写人物的。人物是主要的，先行的。其余部分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要爱所写的人物。沈先生曾说过，对于兵士和农民“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温爱”，我觉得提得很好。他不说“热爱”，而说“温爱”，我以为这更能准确地说明作者和人物的关系。作者对所写的人物要具有充满人道主义的温情，要有带抒情意味的同情心。第二，作者要和人物站在一起，对人物采取一个平等的态度。除了讽刺小说，作者对于人物不宜居高临下。要用自己的心贴近人物的心，以人物哀乐为自己
的哀乐。这样才能在写作的大部分的过程中，把自己和人物融为一体，语之出自自己的肺腑，也是人物的肺腑。这样才不会作出浮泛的、不真实的、概念的和抄袭借用来的描述。这样，一个作品的形成，才会是人物行动逻辑自然的结果。这个作品是“流”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人物的身上没有作者为了外在的目的强加于他身上的东西。第三，人 物以外的其他的东西都是附属于人物的。景物，环境，都得服从于人物，景物、环境都得具有人物的色彩，不能脱节，不能游离。一切景物、环境，声音、颜色、气味，都必须是人物所能感受到的。写景，就是写人，是写人物对于周围世界的感觉。这样，才会使一篇作品处处浸透了人物、散发着人物的气息，在不是写人物的部分也有人物。另外一 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于生活的态度，也是写作的态度。我在旧社会，因为生活的穷困和卑屈，对于现实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又读了一些西方的现代派的作品，对于生活形成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尖刻、嘲弄、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也有所流露。沈先生发觉了这点，在昆明时就跟我讲过；我到上海后，又写信给我讲到这点。他要求的是对于生活的“执着”，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 严酷的现实的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
近五年沈从文_边城_研究综述_程莹
7 安徽文学 2007年第 期 8近五年沈从文《边城》研究综述 ◎程 莹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之一。自《边城》问世至今的七十年间，许多学者对它进行了解读和再解读。近五年内， 《边城》依然备受关注，这些研究资料可以从思想艺术风格、人物形象分析、与其他作品的比较研究进行分类整理。关键词沈从文边城综述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对沈从文的研究开始“热”了起来。到了新世纪之后，这股热潮逐渐平息了一些。一方面是因为可发掘的材料大都公之于众了，比如他的故乡湘西的风土人情，他晚年的经历，文学之外的沈从文，甚至他个人的感情历程等边边角角的东西研究者们都没有放过。另一方面时因为社会的发展，文学的审美趣味相应发生了变化。 从2003年至今的五年间，笔者可以查到的关于沈从文《边城》的研究著作不超过5本，其中旷新年著的《解读沈从文经典—边城的田园牧歌》和张新颖著的《沈从文精读》较有知名度。关于《边城》的研究论文，有500余篇。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对沈从文《边城》研究，呈现出转向的趋势。转向体现在：从文本解读转向文化解读；从历时性研究转向共时性的对比研究。 关于《边城》的艺术风格，研究者们普遍把它视作寄托了人生理想和人性关怀的田园牧歌来分析。即认为此作品是沈从文构造的“人性神庙”，表现了“桃源”的湘西世界，寄寓了作者远离城市喧嚣的“大隐于世”的人生追求。这种牧歌情调通过美丽的湘西自然风光和淳朴的人民表现了出来，但同时，有研究者认为由于它讲述了一个爱情悲剧，这种牧歌情调也充满了悲情。 “沈从文以湘西的山水、民俗风情和古朴、自然、优美 的人性构建现代小说的‘希腊小庙’”，① 这是研究者们的普 遍观点。湘西世界的山水和人性如春水一般，从沈先生的笔下缓缓流淌出来，是那么纯净，那么醉人。正如李正君在《<边城>——解读人性至善和民族命运的寓言》中说：“沈先生只是用他的如椽之笔，用抒情诗一般的语言，江南女子般细腻的情思，加之最经典的哀愁，混合出一片屹立于混沌社会中的世外桃源，一块令我们心向神往的土地，一个安静的令人心仪的忧伤的童话，散淡自然地描绘出人性应有的率真、美丽。这——正是我们在浮华的尘世中所寻觅不到的。”② 这种田园牧歌式的风格，对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今在《从<边城>看沈从文 湘西小说的艺术风格》中指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写实、叙梦的有机结合和独特的人物心理刻画，构成了沈从文艺术上浪漫主义的、回荡着水一样柔情的、充满着牧歌情调的艺术风格，为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创作开拓了新的艺术天 地。” ③ 人性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保存得最为完整，作者以此构建了一个远离城市文明的乌托邦，借以表达文人对国家命运的美好理想。但这种牧歌背后也隐藏着矛盾和悲剧性，对主人公悲剧性的爱情的安排反映了这一矛盾。如张娅在《<边城>：和谐音符中的不和谐》中指出：“《边城》文本其实也充满了不和谐，具体表现在翠翠身世的悲剧（翠翠父母爱情之悲剧）、大老之死、傩送和翠翠之爱和爷爷之死。正是这种不和谐音符使作品的意韵才更丰富，哀惋的 牧歌情调才得以显现。”④ 悲剧是如何产生的呢？它“不仅 仅是由于‘不凑巧’这一表层原因造成的，其内涵要丰富、复杂的多，既有人物主体意识的缺失，也有孤独寂寞基因 的羁绊，还有碾房阴影的挤压。”⑤ 由此可见，翠翠与摊送的 爱情悲剧实质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⑥ 也有 研究者从命运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如李彦文在《牧歌?爱情憧憬?挽歌》中指出：“一切人事终拗不过天命的悲 剧感成为《边城》中抹不去的忧郁气氛。”⑦ 《边城》的爱情悲 剧，从狭义的意义上说，是个人的悲剧，表现了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和社会对人的束缚，从广义上看，是对国家和社会问题的隐喻，体现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思考，他对湘西世界的迷恋“绝不是单纯的反抗性迷恋，这里包含着 作者独特而深刻的现代意识。”⑧ “他是要借一个爱情故事 为基点，撑起他关于重造民族精神性格的愿望。” ⑨在人物分析上，研究者们都从“人性”这个大背景下关照人物形象。《边城》中的世界民风纯朴，充满了人性美和 人情美，这体现在人物的思想行为上。青年们对爱情纯洁忠贞，待人真诚；老年人善良敦厚，不欺不诈。“翠翠与傩送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
叶辛知青小说研究
叶辛知青小说研究 叶辛最主要的成就是其创作的大量知青题材作品。知青小说《蹉跎岁月》和《孽债》,使叶辛在全国赢得广大读者的同时也收获了巨大声誉。作为知青小说的代表作家,叶辛在他的小说中对知青一代人整个人生历程的方方面面进行描述,力图以此勾勒出一代人的命运、呈现出作者对时代人生的探究与思考。论文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叶辛的知青小说大多是建构在自己的知青生活体验上,从这个角度而言,要真正认识叶辛的知青小说,首先就得研究知青生活体验与叶辛创作二者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章分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第二章是对叶辛知青小说阶段特征的阐述。作为立志要写出一代人命运的作家,叶辛始终关注知青一代,他的知青叙事随着他们生活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从反映插队生活的知青时代的《蹉跎岁月》,再到反映知青返城后人到中年的人生无奈、苦涩与挣扎的《孽债》,直至新世纪书写步入老年的知青的回忆、反思、忏悔与救赎的《客过亭》,三部长篇小说分别呈现了知青一代的三个人生阶段。叶辛通过这三部小说完整地勾勒出知青一代人漫漫几十年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这一章把叶辛知青创作生涯大致分为早期、中期和近期三个阶段,以《蹉跎岁月》、《孽债》、《客过亭》三部小说为代表,分别阐述三个阶段的创作特征,即早期诉说青春的苦痛与拼搏,中期描写中年的挣扎与无奈,近期叙述老年的怀旧与忏悔。第三章重点分析叶辛知青小说最重要的两个主题：情爱与人性。由于知青小说描述的故事多与文革和上山下乡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相关,所以叶辛的创作从来没有停止对那个特殊
时代一代人情爱与人性的关注与思考。在叶辛的知青小说中,对于爱情的执着关注与探究特别引人注目,作家立足高远,把作品中男女个人的情爱与整个社会时代潮流涌动的宏大背景结合起来,通过个人曲折的情感生活折射个体所在的时代风貌,从极为个人化的角度呈现和反思社会,同时通过对“爱情”流转得失的剖析与追问来审视个人的人格操守。在文革那个荒谬的年代,人性的善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以此叶辛作出了自己的思考。
80年代小说综述
80年代小说综述 新时期文学（1977—1989）是经历了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崛起的文学，也是处于改革开放中不断变革的文学，期间，中国作家被压抑的创作生命力迅速喷发，使得80年代小说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单一走向了多元。 整个80年代是20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10年。并且，80年代小说显示出潮流的特征，先后或同时涌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 一、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而伤痕文学是文革后清算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最直接反映，当时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在文学中的影射。那一场历经十年的浩劫对灵魂的摧残尤其容易造成惨痛的心灵创伤，但这只有在挣脱了精神枷锁、真正思想解放之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伤痕”有多重、多深。这是伤痕文学喷发的历史根源。 伤痕小说作为1977—1980年间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以四川作家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小说一经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揭示了文革悲剧，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控诉“四人帮”极左毒害的小说创作潮流。它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在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代表作，还有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最宝贵的》、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陈国凯《我该怎么办？》、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韩少功《月兰》、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其次，“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并且作者对作品的情感表露趋于肤浅；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蹉跎岁月》(叶辛) 但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性意义，是文学冲破极左思潮全面复苏的信号，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在美学风格上张扬和确立了丰富的悲剧意识，是社会主义当代文学第一批悲剧文学，具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化。 二、反思文学 还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经坎坷的作家，就率先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对历史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