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总览五十年来的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一九六六年。在这阶段中，义

和团运动的研究深入发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第二阶段是一九六六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阶段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遭到了“四人帮”及其走卒的破坏。

第三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在此期间，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重新走上了健康合理的轨道。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约发表有关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论文近900篇，出版各种资料集、专著论文集近四十种。在这些论著中，涉及的方面很多。本文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要介绍。

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爱国的性质，这一点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但是，近年来，史学界在具体问题上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并且在是否反封建，是否排外以及宗教迷信等问题上，分歧还很大。

1、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革命还是农民战争。建国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次“农民革命”。（注：刘大年：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1960年8月30日；）胡绳认为它是古代“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继续”，（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54页；）苑书义认为，根据“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劲军”的原理推定，这一次运动是“依靠农民群众掀起的反帝风暴，是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注：苑书义：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1987年，第416页；）同时也是民族战争。（注：苑书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问题，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有的学者则认为，义和团运动不是农民战争，而是革命运动，（注：陈业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社会科学探索1 990 年第五期；）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最高峰”。（注：张守常：中国近代农民革命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五期；）后来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异义，左步青、张鸣九等认为，义和团运动没有触动封建制度，也没有能够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因此，它不是农民革命。（注：左步清、张鸣九：评戚成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廖一中则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但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但不是自觉的民族解放运动。”（注：廖一中：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0年5 月27日；）也有的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即便不能算是一场革命，至少可以当着是一次革命战争高潮的组成部分，即把革命高潮时间拉长，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到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合起来算为一个革命高潮。（注：苏双碧：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 1985年版，第329页；）

2、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建国以来，关于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大致说来，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只是单纯的反帝斗争，而不具有反封建性。李侃认为，“义和团并不反封建主义，也没有提出要推翻封建政权和改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并且义和团并“不是把清朝统治者当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决心

把它推翻，而是把它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去加以扶持”，所以，义和团运动并不具有反封建性，只是单纯的反帝斗争。（注：李侃：关于研究义和团运动方式的几点意见，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史国瑞认为，虽然义和团与清军官兵发生了冲突，但是这些斗争仍然属于反教的目的的，都是灭洋反教的被迫自卫，不足以表明它的反封建性。（注：史国瑞：评义和团反封建说人文杂志1980年第二期；）冯士钵也认为，义和团斗争的目标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注：冯士钵：义和拳·义和团·扶清灭洋、历史教学，1980年第七期；）第二种意见认为，义和团不但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还反对封建主义。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义和团“在某些地方也直接指向封建地主阶级”，翦伯赞也认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因而它本能的带有反封建的性质。”（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五期；）荣孟源则认为，“义和团在农村打击地主，抗租抗粮，正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注：荣孟源：义和团运动论文选第8页；）朱金甫、庄建平认为，山东义和团对抗官兵，浴血奋战，所付出的代价决不比在反帝战斗中少，怎么能说“义和团只反帝而不反封建呢？”（注：朱金甫、庄建平：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存〉述略，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史思群认为，“义和团原来是反封建的革命组织，后来转向反对帝国主义。”（注：史思群：论义和团反帝国主义斗争，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张毅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民族战争同时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注：张毅：山东史学集刊，1983年第一期；）第三种意见居于两者之间，认为义和团运动主观上并不反封建主义，但客观上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刘大年认为，义和团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封建，但客观上它是勇于反封建的。陈振江认为，义和团反帝是第一要务，反封建居次位，各地义和团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反，有的不反。（注：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辩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胡绳则认为，“农民并不是不反封建，问题在于农民的落后地位决定了农民阶级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很恰当的结合起来。”（注：胡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有的同志认为，“反封建”有个标准，主要是指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或经济剥削，不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来苛求农民。（注：戚其章：关于义和团评价的若干问题，东岳论丛1980年第四期；）

3、义和团运动排外问题。关于义和团排外问题，解放后的一些论著对此作了具体科学的分析。然而，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批评义和团的人往往过分强调义和团的“排外”问题而无形中贬低了它的革命性；赞扬义和团的人却只强调其反帝爱国的革命本质而避开排外主义问题，或者将两者分割开来，否认其联系。因此，在这一问题上至今亦无定论。王致中认为，义和团笼统排外表现为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新生事物，“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横扫的态度”，“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张玉田认为，义和团的落后性“主要的表现则在它的笼统排外主义的斗争目标，”不仅对洋人进行斗争，“对国内与洋人有关的人、物、事也不加区别一律打击。”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持相异观点。朱安东认为，义和团排外虽然与农民的小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阶级局限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压迫引起的，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自然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注：朱东安、张海鸥：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二期；）何若钧认为，义和团“排外”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地主阶级盲目排外思想；（注：何若钧：义和团思想论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一期；）吴剑杰认为义和团“受历史的限制，只能达到那么高的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只能采取那样的竞争。”（注：吴剑杰：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四期；）史若民认为，“排外”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封建专制统治集团，与农民阶级无关”。（注：史若民：义和团仇洋灭教、排外思想探渊，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程啸则认为，“排外”是由于义和团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再加上封建顽固派乘机冒充“灭洋”的*代表，用“攻异端”，“卫圣道”的陈腐观念来煽动，“从而使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行为更加恶性膨胀。”（注：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在路遥的《义和团运动》中有孙祥民的观点，即笼统排外“是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尖锐激发起来的正义反抗。”也有丁名楠的观点，即“反帝”和“排外”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反帝应该肯定，“排外”是愚昧落后的标记，但“对于它既不能苛责，也不能替它辩护。”

4、义和团迷信色彩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大部分同志都承认义和团的迷信色彩。但是，却在具体的评价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范文澜，翦伯赞认为，因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不可避免的要带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来作为其斗争的精神武器。（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五期；）一个美国学者认为，义和团利用宗教迷信来演练自己的礼仪活动，是“义和团宣传自己和扩充队伍的基本手段。”（注：（美）周锡瑞：民众文化、*戏剧与义和团运动，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程啸认为，这种教门信仰和正统神权庞杂交错的信仰意识对于“农民反侵略力量的勃兴和凝聚起过催化作用，但同时又窒息了这支力量的健康发展，成为导致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注：程啸：拳民意识与民俗信仰，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三期；）孙祚民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迷信色彩，虽然是“一种落后的表现，却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注：孙祚民：义和团运动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文史哲1991年第九期；）陈振江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落后性，已从早期“打击个别的教会，教民，教士等狭窄的圈子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瓜分和不平等条约方面，”是一种进步。（注：陈振江：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91年第六期；）以廖一中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主张对义和团的封建迷信的评价应一分为二。他们认为，在运动初期，义和团的宗教迷信对于集聚力量，鼓动群众，严明纪律起过积极作用，可是后来却起了相反作用，模糊了起义的理想和腐蚀了群众的斗争，它宣传的“刀枪不入”给义和团造成了很大损失。杨天宏认为，当时民众知识能力低下，是吸引人民参加的主要手段，就连“西太后也信以为真，乃对洋宣战。”（注：杨天宏：义和团“神术”论略，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五期；）乔还田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迷信，“比起他们负担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流来，毕竟是支流末节，”并且，“在迷信的背后，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这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主义精神。”（注：乔还田：也评义

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文汇报1986年10月21日；）

二、关于“扶清灭洋”口号

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普遍提出了“扶清灭洋”、“保清灭洋”、“顺清灭洋”一类大致相同的口号。然而，关于此类口号的一些具体问题，却在史学界引起很大争论。

1、“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认为，“扶清灭洋”是朱红灯提出来的，是为了“要吸引反洋教群众加入义和拳，改提‘扶清灭洋’口号”的。（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李俊虎认为，义和团一面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要反抗清政府的镇压，这样会给斗争带来更大的阻力，也增添了不少困难，于是，义和团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树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号的。（注：李俊虎：试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历史教学1963年第二期；）戴逸则认为，“扶清灭洋”是毓贤提出来的，他说，当山东巡抚发现自己的腐朽的军队不能消灭汹涌的革命势力，就“转而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的民间组织，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来代替‘反清灭洋’”。（注：戴逸：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人民中国1955年第十三期；）廖一中等在《义和团运动史》中称：鲁西北义和团“一八九八年十月在冠县蒋家庄首先提出了‘助清灭洋’的口号。”陆景琪认为，“一八九八年春，四川大足县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就打起了‘顺清灭洋’的旗号。”（注：陆景琪：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爆发及其斗争，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59年第三期；）路遥也同意这个观点，但认为是在一八九八年七月提出来的。（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吴思欧和陈瀛涛则更具体的说，这口号是四川大足县余栋巨提出来的。（注：吴思欧：略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陈羸涛：第一次提出“灭洋”口号的余栋臣，文史知识1982年第十一期；）而戚其章和王如会等则认为，“扶清灭洋”是大刀会提出来的，（注：王如会：甲午战争和山东大刀会的兴起，东岳日报1984年4月7日；）是由大刀会“兴华灭洋”的口号演变而来的。（注：戚其章：“灭洋”口号的由来，光明日报1984年4月7日；）

2、“扶清灭洋”口号的内涵。一种意见认为，“扶清”是扶保中国的意思，“灭洋”则为排外。丁名楠认为，“当时的农民分不开清廷和国家的关系，清朝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中国”，“灭洋”可解释为排外。（注：丁名楠：义和团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0年第二期；）荣孟源也认为，根据义和团的告白中的“保护中原，驱逐洋寇”类似的口号可以看出义和团的“扶清是扶保中国”。（注：荣孟源：义和团运动评价管见，东岳论丛1980年第二期；）

以廖一中等学者认为，“扶清”包含扶保中华和扶保清朝双重内容，而“灭洋”则是反帝与笼统排外的统一体。（注：廖一中：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文海也认为，“在当时，‘清’字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朝廷，政府；另一是指大清国，即中国。”（注：李文海：义和团“扶清”口号的双重含义，人民日报1982年第五期；）陈月清认为，“义和团的‘扶清’包含有“扶保中华’和‘扶清”双重内容，”而“灭洋”除了反之外，也有笼统排外的意思。（注：陈月清：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

李侃等则认为，“扶清”是扶保清朝，“灭洋”是笼统排外，而绝不等于“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口号。（注：李侃：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79年第二期；）而路遥却认为，上述提法都不全面，要正确理解“扶清灭洋”的内涵，“有必要从不同阶段，不同地区队伍中去进行剖析”，这样才有可能“作出全面的评价。”（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3、对“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一是这个口号是不是策略问题。陈振江认为，“扶清灭洋”口号是一种策略，是义和团为实现其“杀洋仇教”的*目的而采取的斗争手段，亦是人民群众长期的反洋教斗争的产物，“扶清”的前提是“灭洋”，有利于“灭洋”则扶，否则义和团就自行其是，可见“扶清”是权宜之计，具有策略意义。（注：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一些同志则不同意这个观点。王致中认为，“扶清灭洋”口号“很难说是策略，即使是早期的反清，也是同‘复明’的思想相联系的”，“‘要扶清’，‘保清’，就根本不能‘灭洋’”。（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程啸认为“扶清灭洋”不是策略，而是“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结果，又是农民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注：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李侃也认为，义和团“提不出类似于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样的政策和策略的”，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但它模糊了清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导致最后被清政府利用而惨遭失败。（注：李侃：关于义和团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还有一日本学者认为，“顺清灭洋”是一种“传统的家长式的庇护和服从的关系的反映”，“是义和团大众对待权力的意识变迁的表现。”（注：（日）佐藤公彦：义和团民众的权力表现，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

二是关于“扶清灭洋”口号的作用问题。一种认为，这个口号起过积极作用。陈月清认为，对“扶清”不能全盘否定，它在义和团初期起过好的作用，不仅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也减少了来自清政府的压力。（注：陈月清：关于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苑书义也认为，义和团并不单纯主张“扶清”，而是把“扶清”与“灭洋”连在一起，“扶清”是为了“灭洋”。（注：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刘大年却认为，“扶清灭洋”起了积极作用，它集中表示出义和团斗争的锋芒是针对外国侵略者的。不管什么人，只要赞成“灭洋”，义和团就加以联合，扶持，这就有号召统一行动之义，当然，“灭洋”中也反映了在义和团中存在有笼统排外思想，（注：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稿（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一种认为，这个口号既有积极，也有消极作用。欧阳跃峰指出，“扶清灭洋”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反抗性和落后性的统一。（注：欧阳跃峰：从“扶清灭洋”到“奉旨灭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三期；）徐海安认为，“扶清灭洋”主流是“反侵略反奴役，同时暴露了农民阶级的落后，保守，”“用‘灭洋’来反帝与排斥先进技术却行不通，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注：徐海安：义和团“灭洋”探析，学海1991年第三期；）而范大章则相反，他认为，“扶清灭洋”给义和团运动加上了封建主义的深深印记，使得这一运动未能超越封建主义“卫道排外”的藩篱，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注：范大

章：对“扶清灭洋”的再认识，南京*学院学报，1991年第二期；）

三、关于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义和团运动时期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又有严重的派系倾轧，因而构成了对义和团的不同态度。究竟清政府与义和团是什么关系，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手段，这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

1、关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金家瑞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以“剿”为主，只是后来由于义和团力量越来越强大，清政府才“改剿为抚”的。金冲及、胡绳也持同样观点，认为主要以镇压为主。而廖一中等则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一贯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而不是镇压；（注：廖一中：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历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义和团既没有反清，当然不必镇压义和团，两者是合作的关系。（注：廖一中：再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六期；）刘天路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注：刘天路：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一期；）有人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的复杂性和反动性，反映了各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注：李文海：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三期；）因此，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各种复杂情况改变而改变的。总的说来，可以以义和团入京被招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戚其章认为，在前一阶段，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注：戚其章：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2年版；）而林敦奎、李文海则意见不同，认为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的是“既不剿，又不抚”的方针。（注：李文海：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

在后一阶段，关于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问题上则有严重分歧。苏寿桐认为，在这一阶段，义和团运动已被封建统治集团所控制，成为“努力王家，同仇忾”的工具。（注：苏寿桐：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0年4月22日；）另一种观点则与此相反，认为清政府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丁名楠认为，“清政府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如果继续坚持镇压义和团，首先肯定是清政府的被推翻。”（注：丁名楠：关于发言纪要引起的一些意见，光明日报1980年5月12日；）杨济安等也认为，义和团虽然被清政府欺骗、利用，但总的说来，义和团还是占据优势而控制了京城。（注：杨济安、张守谦：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光明日报1960年5月12日；）路遥却来个不偏不倚，认为在这个阶段，“很难说谁控制了谁，但与先前相较，显然是由于义和团的大批涌入，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2、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变化的原因。关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虽然在以“剿”为主还是以“扶”为主有分歧。但大家都承认，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对义和团政策的改变呢？史学界仍没有定论。

传统的说法是，清政府无力或不敢以武力阻止其进入京津，因而变“剿”为“抚”。胡绳也认为，是西太后害怕在京城动刀兵，因而派刚毅去“劝导”，“晓谕”义和团。（注：

胡绳：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近来吴思鸥认为，西太后“归政”的恐惧症是“构成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发展变化的主因。”（注：林华国：关于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的几个问题，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在路遥的《义和团运动》中有廖一中等的观点，认为是因为后党为了利用义和团的声势和力量来抵制英、日等国对废帝立储的干涉，才对义和团别有用心的支持的；林华国的观点是，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义和团，清政府，帝国主义三种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所造成的。”路遥则不同意上述的说法，他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的变化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所造成，”另一方面也是“义和团力量的迅速发展使清政府感到威胁所致。”（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四、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

义和团运动无疑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它无可非议的有着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在史学界有着许多不同意见。1、对当时的社会的作用。大家一致认为，义和团运动在当时不仅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而且也暴露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和无能；同时还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但是，义和团运动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中起了多大作用，却有着分歧。

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稿》中认为，义和团“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苑书义也认为，之所以帝国主义未能瓜分中国，是因为义和团的英勇的斗争。（注：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苏双碧也认为，“至于义和团是否阻止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这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注：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廖一中在《义和团运动史》中认为，义和团不可能阻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却“迫使帝国主义在侵华的态度和方式上变得稍微小心谨慎了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做法。”孙占元也认为，义和团运动“迫使帝国主义改变了侵华的手段。”（注：孙占元：义和团与晚清社会，北方论丛1991年第一期；）吴民贵则认为，帝国主义未能瓜分中国，除了义和团英勇斗争外，还有列强之间尖锐的矛盾。（注：吴民贵：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一期；）

2、对后世的影响。义和团运动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一日本学者认为，如果“以义和团的民族精神并克服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思想进行抵抗，最终必将取得革命的胜利。”（注：（日）久保文次宫崎滔天对义和团的评价，山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一期；）廖一中认为，“义和团运动激发了晚清新政的产生，同时又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某些条件。”（注：廖一中：义和团运动对朝鲜的影响，历史教学1959年第二期；）孙占元认为，义和团“对中国近代化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注：孙占元：义和团与晚清社会，北方论丛1991年第一期；）朝鲜学者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称其为“义和团的壮举！义和团群雄唤起了人民宣誓消灭倭洋，形成了万里长城般的巨大力量。”（注：（朝鲜）崔泰镇：义和团运动对朝鲜的影响，历史教学1959年第二期；）徐梁伯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以“自豪、勇敢、保守、蒙昧、脆弱”为特征的古典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注：徐梁伯：义和团运动和古典爱国主义的终结，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五期；）张淇岳认为，义和团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客观上有利

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对20世纪民族工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还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近代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化。（注：张淇岳：简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作用，延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一期；）王业兴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推动了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注：王业兴：近代化在中国的嬗变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史学月刊1991年第六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也高度评价这一运动，称其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胜利的奠基石之一”。（注：周恩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日；）

3、关于义和团对思想文化的影响。胡维革、郑权认为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是一种中西方文化冲突，即是“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平等思想与等级观点”，“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外来宗教与土著宗教”之间的冲突，因而不可避免的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影响。（注：胡维革、郑权：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一期；）赵燕玲也认为，义和团运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冲突，并且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转折。（注：赵燕玲：试论义和团与中国传统文化，韶关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三期；）欧阳跃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义和团反帝斗争，而传统文化中的陈旧的“夷夏之辨和天人合一”又使义和团归于失败。（注：欧阳跃跃：义和团运动与中国文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苏位智认为，义和团运动“失败”的作用大于成功的作用，因为它从正反两个方面促进了资产阶级排满革命思想有形成和发展，就连以章太炎为首的部分维新人士也投入了革命派的营垒。（注：苏双碧：义和团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1982年第一期。）

八十年代以前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上基本上偏重于对基本问题和旧争论的再认识。进入八十年代，则主要倾向于深入探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重点，是注重研究社会背景、社会文化动态、社会结构与游民社会等等，从中去探索义和团运动的全貌。并力争从微观着手，体现宏观。当然，人们期待着在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上取得更大成绩。

10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改变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大事件。对于这场变故，学界的关注几乎与其发生和发展同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来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民国成立不到半年，即“中华民国元年六月十五日”，一位署名“渤海寿臣”的编者就编辑出版了《辛亥革命始末记》。伴随着日月的推移，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几乎累积到无以计数的程度。这方面的情况通过严昌洪、马敏的《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一文可窥见一斑。[1]20世纪的辛亥革命研究，主题涵盖了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但这依然挡不住学者们继续开拓的兴趣。近十年来，又有大批成果问世，论文有数千篇，专著则不下十几部。从论文和论著标出的题目大体可以看出，这十几年来的研究所涉论题非常广泛，不论是在时空上还是层面上都有明显的扩展。诸如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历史发展、某地的辛亥革命、某界别或海内外不同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都成为专门考察的对象。与研究视阈不断拓宽相适应，研究者多半不再局限于所谓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论，而是对具体问题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方面，近十年来的研究大体秉承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多样化趋势，将现代化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社会转型理论、民族国家理论等借用过来，在宏观和微观方面都

进行了不少积极的探索。与此同时，一些厚实基础的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比如在史实考订方面，清史编纂委员会于2008年11月公布了“清光绪帝死因”课题组历时5年的研究结论：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

[2]在文献整理与编辑方面，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文献丛刊规划项目陆续出版，如《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全8卷）、[3]《李鸿章全集》（全39卷）[4]等。此外，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和孙中山诞辰140周年，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等机构还举办了多次重要的学术研讨会，这也推动了该时期辛亥革命的研究。受篇幅所限，本文无意对近十年来研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史实等做全景式的综述，而仅就最能体现辛亥革命实质内容的几个问题展开评述，可以肯定地说，研究中出现的所谓新进展其实就涵盖在这些看似普通的论题之中。

一、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发生在晚清政府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统治危机而准备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即清末新政之时，这个背景决定了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之间天生就有一种难以分割的关系。但学界对此作为一个专门论题进行讨论则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5]当时的学界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开始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评价清末新政，认为假如不是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中国或许早已迈上了现代化之路。不难想象这样的论断一出将会在学界激起怎样的反响。这意味着，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首先必须关涉的问题就是它与清末新政之间的关联。的确，在新近十年的辛亥革命研究中，该问题构成最基本的论题之一。

关于清末新政，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清政府发动它的主观意图以及与此相关的实际效果。一种观点重在揭示其抵抗革命的一面，认为“清王朝推行新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抵制辛亥革命，维护帝制道统”。

[6](P300)“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与预备立宪有着明显的对抗革命的目的”。在庚子事变之后，“刚刚残酷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为图自保而不得不亲手祭起‘变法’大旗”。[7]做这种解释的学者，通常是将新政与革命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革命形势发展是促进新政出台并持续十年的重要因素之一”。[6](P299)“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刺激了新政改革的产生与发展”。[7]另一种则重在强调清政府发起这场改革运动的真诚性，认为慈禧之所以积极推动新政，“是出自于对满族王朝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的挥之不去的忧虑。”注重清政府“自改革”性质的学者，通常会对改革的成效以足够的肯定，认为“长达11年的清末新政给中国带来的实质性的深刻变化，比起出师未捷的百日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8]“经过历时十年的‘新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规模与力度无疑是空前的”。[9]还有的学者则既肯定其“自我调整”的性质，认为“清政府在镇压戊戌维新以后感到维新派提出的某些改革措施还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于是清政府自己来改革。”同时也不否认其“确实有抑制革命目的”的一面，“因为清政府的立宪运动，其本意就是要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的目的。”与这种判断相一致，关于新政的成效也是作二分处理的，一方面强调“清末新政中许多改革对社会发展确实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新政“究竟对整个社会起多大的作用，需要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10]

尽管对清末新政的评价重点或角度各有不同，但即使是以新政本身作为独立考察对象的研究，最终也要与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勾连起来。比如，萧功秦以《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为题的研究，将清末新政划分为两个阶段：“新政早期阶段可以称之为开明专制主义时期，虽然它对社会的动员能力较弱，但却保持着王朝权力对改革进程控制的有效性。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第二阶段，中国人对日本立宪的误读，对清廷构成一种强大压力，造成了从开明专制的集权模式向激进的立宪分权模式的急剧转变。”在他看来，正是第二阶段改革的失败为日后的革命埋下了隐患。“对帝制不满的人们，从此可以借助于资政院与谘议局的平台，持续地发起激进的速开国会运动，冲击着政府所剩无几的统治权威。预备立宪不但没有增加统治者希望的中国人的政治共识，反而强化了统治者与受治者之间的认同分裂，它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仅仅是扬汤止沸，而且是火上加油。”于是，“统治者合法性危机下进行的现代化挫折，改革综合症引起的社会不满，传媒的急剧发展引起的传感效应，在关键时期统治者新旧交替出现的治理能力整体水平低下，满汉矛盾与排满民族主义在军人中的传染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被革命者利用来传播革命种子。”

[8]再如，郭卫东的《视角转换：清朝覆亡原因再研究》，虽然认为清朝覆亡“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崩溃”的结果，因为“军队、士绅、官员、满族是清朝统治最重要的支柱，是王朝存废的命脉所系，迄辛亥前夕已全部动摇”，并强调“晚清覆亡史不等于辛亥革命史”，但也看到了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主观目的和客观结果之间“完全相反”的事实：“清政府实行‘新政’的目的是要维护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新政’实行的结果是导出新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衍变”。[11]言外之意，颠覆清朝的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确与新政的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几乎是研究清末新政者的共同感受，不过，同样的感受却是从不同的角度得到的，如果说郭卫东是从新政导出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衍变”来探究清朝覆亡的原因的话，那么，谢放则是从新政引发的利益矛盾来分析的，他认为新政对清王朝本身“起了某种解体的作用”，因为“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围绕中央与地方、满洲权贵与汉族官僚的争权夺利，借实行新政而中饱私囊的大批贪官污吏，又使弊病丛生的清王朝更加病魔缠身。”[12]高燕宁则注意到“清政府的制度属性”与清末新政失败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内部的现代化特征已经逐渐凸现，而清政府主导的新政则无法完成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的彻底变革，其结果“只能自毁于历史的冰山”。[13]

还有的研究是直接以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为主题展开的。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学者们的共识似乎大于分歧，即普遍认为它们之间是一种互为前提彼此促进的关系。一方面，“革命形势发展是促进新政出台并持续十年的重要因素之一”。[6](P299)“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刺激了新政改革的产生与发展”。另一方面，“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也为革命客观上造就了准备条件”。在物质条件方面，新政时期的实业建设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汉阳兵工厂“直接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武器装备”。在人才条件方面，新政时期新式学堂的创办、留学生的派遣与新军的编练等，“直接为革命提供了人才”。在思想条件方面，新政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在思想解放潮流之下是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7]此外，在一些学者的笔下，所谓新政对革命的影响并不限于辛亥革命时期，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举制的废除、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军队素质与战斗力的提高、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的松动和解体等等受孕于‘新政’的诸多社会效果，不但不曾随着清皇朝的覆灭而消失，反而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新生，还在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显示自己的活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

清末新政之所以构成辛亥革命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是因为对它的阐释直接影响到对辛亥革命发生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的评判。作为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曾广泛流传的“告别革命论”的回应，有学者特别强调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龚书铎认为，辛亥革命“是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政府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对于一个连自身内部矛盾都无法解决的政府，又怎么能够指望它去化解更为严重的外部矛盾，将社会整合，从而领导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不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14]郭世佑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辛亥革命爆发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而非革命者主观意志的产物：“辛亥年反清革命的重头戏，毕竟是在革命者的主观条件并不成熟而客观条件已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开始的。”[9]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所谓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政府主导的现代化之路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二、革命派、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主要活跃着三股政治势力，除前述清政府和革命派外，再有一股就是立宪派。所谓辛亥革命，其发生与发展实质上就是这三股势力彼此较量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辛亥革命研究，自然不应局限于革命者（革命派）和革命对象（清政府），而必须将触角伸向它们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势力即立宪派身上，因为，它的态度或与其他两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同样影响着当时中国政治的走向。事实上，在已有的辛亥革命研究成果中，立宪派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15]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16]以及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17]等都有不

少篇幅论析到该派的思想和活动。近十几年来的辛亥革命研究不仅延续了这种关注，还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深度描述和多维度审视上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展。

首先是关于革命派的领导地位问题。学界基本认同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地位，只是阐释角度略有不同。郭卫东认为，孙中山永远是辛亥革命高扬的旗帜，“但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种思想的引领、主义的倡导和为天下先的启蒙宣传。”[11]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标志，但作为辛亥革命领导人的孙中山却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起义，这不免会引起一些人对其领导地位的质疑。而彭明的研究则告诉人们，尽管孙中山没有参加起义，但他的领导地位却是无人能替代的，“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的领导，但是起义的人们仍然把他当做革命的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和组织群众。”[18]在孙中山发动革命的过程中，提出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口号恐怕非“反满”莫属。对“反满”的评价不仅构成了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对革命派领导地位的评判。强调革命派“排满”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一直是学界的主流观点，在新近十年的研究中也不例外。不少学者肯定革命派在当时提出“反满”口号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金冲及认为“反满”的“合理的内核”是它在当时的中国，“确是抓住了救亡的中心环节”，因为若不推倒这个“卖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无法实行”。他将反满浪潮的高涨视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和救亡运动高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原因是“它的出发点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根本的内容，尽管它的表述形式还很不完备，很不科学。”[19]与这种思路相似，郭世佑也认为当时的满汉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事实证明满族统治者自身已无法解决这种矛盾的情况下，“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就不仅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若不打破这个“瓶颈”，中国的图存与富强就无从谈起。在他的论说中，“反满”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具有历史深意的，“且不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同民权主义是如何密不可分，仅就反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而言，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本身就不乏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价值与意义，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20]。

其次是关于革命派的领导能力问题。在承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地位的同时，也有人对革命派的实际领导力提出质疑。他们发现，受同盟会的组织涣散和革命派内部矛盾不断等因素的影响，革命派事实上没有尽到领导革命之责。在李越看来，“同盟会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存在于孙中山的兴中会会员和黄兴及其他人领导的、带有强烈的地方观念的学生革命团体之间的分歧。”由于入会没有严格的条件，致使同盟会的会员成分极为复杂，“各地革命组织与同盟会总部只具有名义上的所属关系”，它因此也就无法很好地统一领导革命。[21]类似的看法在学界不少，比如刘仁坤等认为，同盟会在组织上具有较大的分散性，从总部到基层都缺乏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因而“始终没有形成对全国各地革命运动领导和指挥的实际能力”。[22]陈橹也认为，受传统的地域、宗派等观念的影响，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冲突不断，致使“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无论是在酝酿、发展和高潮过程中，还是在后来的继续斗争中，革命党人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坚强团结成熟的组织系统，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推动革命的发展。”[23]

其三是关于立宪派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与革命派相比，立宪派确实存在一定的保守性，革命并不是其预期的目标。不过，武昌起义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则不仅转向了革命，还试图影响革命的进程。究其原因，章开沅的分析是：“立宪派最害怕的是革命”，但是“形势总是比人强”，在革命已成“燎原之势”时立宪派转向革命，这“与其说是投机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种并非心甘情愿的暂时合作。”此外，由于立宪派在组成方面是“鱼龙混杂”的，即“救国图强者有之，锐意革新者有之，而投机取巧追名逐利者有之”，其中，像张謇、汤寿潜等立宪派人士在推动立宪、转向共和、参与建立民国的政治追求方面，其态度“始终都是真诚的”。[24]潘锦全等则强调了江苏立宪派革命态度的不彻底性，认为“控制革命并及早结束革命”是“其用心”所在。这种革命不彻底性在二次革命前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他们“背弃了革命派追求的真正的共和，而选择了袁世凯的假共和，无形之中帮助了袁世凯走向集权独裁以至帝制复辟。”

[25]还有学者认为立宪派的“反对革命”主要是限于思想观念层面，而在行动方面则往往表现出了与革命派的一致性。比如，易永卿在对湖南立宪派的研究中就观察到，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上”，立宪派

和革命派“有着激烈的分歧和尖锐的论战”，但在行动上则“虽时有斗争，但主要倾向是联合，是相互支持”，“特别是一些主要人物关系密切”。[26]潘锦全等对江苏立宪派的考察也有类似的发现，认为他们“反对革命多停留在观念上”，至于行动，则与革命党之间“多是和平相处、相互合作”。具体而言，张謇、马相伯、赵凤昌、姚文楠等都是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的“战友”，同盟会会员蔡元培与马相伯则“为莫逆交”。[25]可以说，学界不仅不再简单地将立宪派看作革命派的对立面而加以批判，相反还对其革命态度给予较多的肯定。

其四是关于立宪派对革命的影响问题。可以说，正是革命派领导能力的低下才凸显出了立宪派的作用和影响。关于此点，在章开沅等的研究中有较为明确的表述：“由于革命党本身力量不足和领导落后于形势，他们很难有效地控制时局的发展。”“辛亥前后中国社会的主角一度就由东南精英扮演，他们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与咨议局、领导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参与沪鄂之争、调和南北、扶持袁世凯上台，以至圈定北京民国政府各部人选，规划甚至改写了辛亥前后的中国政局。”[27]由于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在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中呈现出的是一种既联合又斗争或时而联合时而斗争的复杂态势，这决定了学者们在对立宪派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时，也会有不同的声音。比如，廖大伟充分肯定了立宪派在启迪国民意识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民智幼稚’是立宪派反对共和革命的一大理由，但其国民意识的启蒙和扬播却与革命派的追求不谋而合，从而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打造民众基础作出了贡献。”[28](P187)黄兴涛则从确立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角度肯定了立宪派的历史贡献，“立宪派提出民族融和的大民族观念，即是针对革命派激烈‘排满’作出的回应，而革命派‘排满’的观念，也在与立宪派的论争中不断得到过修正，并非是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后，才一下子来个彻底的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立宪派的主张”。[29](P947)当然，立宪派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李黎明认为，立宪党人“总是力图维护旧秩序，并且千方百计地控制革命的领导权，这就给革命造成了隐患，同时也加剧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30]郭绪印认为，由于立宪派是官僚、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混合体，他们在武昌起义后大批进入革命阵营，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是革命队伍扩大，革命成果缩小。”[6](P303)立宪派的消极影响显然不可小觑。

三、南北议和与辛亥革命

1911年末至1912年初，南方革命党人与北方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政府进行了近2个月的议和谈判，最终达成清帝逊位、国家实行共和体制、袁世凯继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等为内容的协议。由于这次议和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辛亥革命的结局，因此它一直就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近十几年来的研究中，过去那种贬多褒少的倾向已不复存在，相反，由于研究者多从“同情”或“理解”的角度对诸如袁世凯、孙中山等历史当事人进行评论，所以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褒”多于“贬”的态势。

在以往的学术界，革命派与袁世凯的妥协合作往往被认为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年来研究者更注重对当时政治生态的考察，认为以前的这种观点“既不是历史主义的，也不是理性主义的，而是革命浪漫主义”。[31]在他们看来，革命派与北洋军阀的妥协合作既是当时政治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也对革命的发展不无益处。比如李黎明的研究，就看到了双方在军事力量方面的差距：“起义或响应革命的部队，除一小部分来自新军外，大部分都是原来的旧式军队或绿林出身，不论是装备，还是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方面，都与北洋军队存在很大的差距。”[30]朱东安比较认同当时曾在南京临时政府主持军事的黄兴等人的看法，认为革命军没有一举击败北洋军的实力。因为考察一方军队的战斗力，不仅要看人数，还要看其士气、装备、组织、训练，尤其将帅的军事、政治经验。“而从这些方面考察，革命军并无优势”。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当时中国最称精锐的部队，其装备、训练皆优于其他部队。“由此可见，革命党主张南北议和并没有什么过错，实乃情不得已之举。”[32]李越则从革命党人对于军队“能破坏之于敌人之手，而不能运用之于本党主义之下”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在全国旧秩序行将破坏而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军队实乃“不安定因素的一分子。”在兵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如果南北继续作战，南方所

面临的阻力自然不得而知。此外，独立各省军令不统一，革命党人无法实现对军队的全面控制。”因此，“南北议和的实现，部分是由当时客观军事形势所决定的”。[21]

既然双方的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再加上革命政权不统一、民众政治觉悟程度普遍低下等不利因素，那么，选择妥协议和就不仅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1]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30]此外，还有学者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角度赋予南北议和以历史的必要性。比如，张永以《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时期从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转变》为题的研究就较为清晰地阐明了此点。在他的观察中，若“南北统一迟一天达成，国家分裂和由此引发的民族仇杀的危险就增大一分”。因为，当时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北方以袁世凯集团为主要支撑的清王朝还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它如果坚持抗拒革命，南方的革命武力是很难在短期内统一中国的，而“受清末革命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满、蒙、回、藏等各族对于革命都心怀疑惧，甚至北方各省很多汉人对共和革命也很不理解，加之日本、俄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假如南北战事延绵，长年不决，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将难以避免。”正是南北议和取得成功，方“使国家转危为安，顺利实现统一”。[33]

孙中山、袁世凯是直接影响议和进程的历史人物，不论是相关分析还是个案研究，他们都是人们热衷谈论的对象。朱东安通过考察告诉读者，袁世凯欲“废除满族皇室的决心”早已下定，因此没有理由怀疑袁世凯排满和议和的真诚性。他分析说，自从袁世凯被逐之后，已同满族皇室恩断义绝，“再不想做清朝的忠臣孝子了”。即使后来他有机会东山再起、大权在握，但“满汉君臣之间更是貌合神离，各怀鬼胎”。而满洲贵族无时不想伺机收回旁落大权的现状，使“袁世凯亦怕战争结束后，清廷重施故技，使自己陷于进退两难之地”。因此，当他攻占汉口、汉阳，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之后，“即以政治谈判代替军事进攻，借以达到倒清与篡权的双重目的”。[32]而一篇以袁世凯与南北议和为专题研究对象的论文，则就如何评判袁世凯的功过是非提出了三条具体原则：一要看其是维护还是推翻清朝专制政权；二要看其同革命派是合作还是对抗；三要看其是复辟封建专制还是走上共和之路。认为“符合这三点便是顺应时代潮流，也便是推动历史的进步”，而能顺应时代潮流的袁世凯也可称得上是一个“敢于除旧布新的开明者”。[34]

关于这个时期孙中山的态度，学者们评论的角度略有不同。有偏重策略的，也有偏重环境的。李越认为，“孙中山虽然对袁世凯是否真心拥戴共和持怀疑态度，但为了保有革命最低限度之成功，即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最终选择了议和”。[21]而朱东安则认为孙中山“只因最后无论如何也没有借到外债，他也只好放弃了举兵北伐的主张”，当然，他的态度也与黄兴等革命党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想北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32]还有偏重民意的，比如夏斯云就认为，革命党人拥袁反清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袁世凯要比孙中山高出一筹，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安宁和幸福”。在他的论说中，孙中山将大总统职让位袁世凯，不仅是迫不得已的，也是符合民心民意的。

[35]而在一篇专门讨论孙中山让位问题的文章中，作者在肯定“孙中山借袁世凯之手来推翻清王朝的目的是达到了”的同时，特别强调“不能因为后来发生了袁世凯帝制自为之事而完全否定让位的必要性，更不能将袁世凯的罪恶归到孙中山身上”。[30]

总之，对于辛亥革命期间发生的南北议和这一事件，近十年来的研究基本上认为此次议和具有历史必然性，与之前更多地从资产阶级的所谓软弱性中寻找原因不同，这个时期的研究者主要将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归之于各种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

四、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

自辛亥革命爆发以来，围绕着它的有关评论就从未中断。如前所述，从多角度、多层面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是新近十年辛亥革命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具体到对辛亥革命兴起或清王朝覆亡原因的分析，也多阐释为各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种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淡化革命本身意义的意味。因为，

如果“从王朝自身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自我崩溃”角度分析，或干脆将清王朝的覆亡解释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崩溃”的结果，那么，“推翻王朝的异己力量”即革命派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被打些折扣。[11]与这种可以从相关研究中窥见或推断出的学术倾向相一致，在辛亥革命功过得失的评论方面，近年来不再秉持革命史的单一视角，而是呈现出多视角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阐释。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并复辟帝制，直接影响着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有学者据此认为，民初实行的共和并不是真正的共和，因为袁世凯凭借手中的武装力量，“逼迫革命党步步退让，攫取全部大权，致使新生的共和国有名无实”。[32]虽然很少有人否认袁世凯与不尽如人意的民初政局的关系，但研究者更注重揭示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源，而非简单地做是与否的评价。谢放认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是其自身实力使然，因为在近代中国，谁要成为统治者，首先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列强支持，二是掌握军队，“而在当时完全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则是袁世凯”。凭借这些条件，他“首先迫使清廷交权，然后迫使革命党人让步，接着逼迫清帝退位，最后是南京临时政府交出政权。”[12]朱育和认为，辛亥革命的结局与袁世凯所代表的治国思想有关，但是这种对“德国式的富国强兵之路”的推崇，是与民主共和制建立后“国人普遍希望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现，迅速结束分裂混乱的局面，以奠定共和国的基础”的希冀相适应的。[36]

尽管共和“名存实亡”之说在辛亥革命研究中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即便如此，仍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历史功绩。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仍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高度评价了民初的共和政体。郑炳凯从政治发展角度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中华民国取代自秦始皇开创的两千多年的帝国，实际上“开创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走向”，“它突破了历代王朝的循环演进机制，打碎了传统中国整个政治体制，因此也震动了传统社会的各条政治神经，是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的一次大飞跃。”[37]朱月白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赋予了辛亥革命无可替代的历史影响力，在他看来，辛亥革命的对象“表面上是帝制”，“实际上则是以帝制为代表的整合社会力量的方法和途径”。藉此，他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不在于破坏”，“而在于它能否创立一个新的制度，创立新的合法性，创立新的整合社会资源的手段，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使中国进入现代国家之林”。事实上，在辛亥革命后，“国家第一次与领土、民族、主权等现代的概念牢牢地结合在一起。辛亥革命以后的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都应该被看做是中国进入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后对民族国家的巩固。”[38]沈渭滨也有类似的观察，他认为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仅宣告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和国的成立，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构造形式”。诸如“近代中国的政治构架、政体规范和行政运作程序的转型”等，都是“从辛亥革命否定了以君主专制政体为核心的‘朝代国家’形态开始的。”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了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影响，认为正是这次革命，“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开始了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虽然，尔后的袁世凯政府乃至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实行过倒行逆施的专制统治，但总体上仍无法改变由辛亥革命所确定的社会转型趋向。”[39]

不论如何评论辛亥革命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体上发挥的历史作用，但中国社会在此之后进入一个混乱动荡、军阀割据的历史时期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形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人们对辛亥革命的整体评价。萧功秦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不成熟的革命”，“‘乌合之众’般的无组织的辛亥革命者，注定无法重建有效的新秩序，于是不得不让权于自己的政治对手袁世凯”，“中国从此陷入持续数十年的‘弱国家’状态。事实上，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更为多灾多难时代的开始。”[8]也有人认为，民初混乱的源头在于晚清中央政府权力的衰微或地方主义的兴起，而非辛亥革命本身。郭卫东认为，晚清时“内轻外重”的局面已相当严重，“辛亥革命爆发后，大多数地方督抚要么反叛中央，要么坐视不救，中央的凝聚力已然是极端散落。”[11]胡春惠认为，辛亥革命在客观上增强了地方势力，而这正是导致民初混乱的主要因素，“辛亥革命前夕地方主义所造成的‘外重内轻’之争，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造成了民初政局不安。”[40](P420)

有学者虽然不敢过高估计辛亥革命的历史成就，但却从客观事实出发肯定了它们的来之不易。陈橹认为，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必须受已有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是追求社会现代化的伟大变革，

它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中国传统和社会现实与革命目标之间的巨大落差严重地限制了革命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样去看待辛亥革命，才会对它所取得的成果和缺憾有一个符合实际的认识。”[23]朱东安认为，“平心而论，辛亥革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同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相比，已属超水平发挥”。[32]

总体上看，凡是注重对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历史作用考察的，多给予相对积极的评价，而注重对革命后秩序重建考察的，则会给予不同程度的消极评价。

五、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对未来的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末，受整个近代史研究范式转换和学科规范化等因素的影响，辛亥革命研究的视野和方法都在不断拓展。诸如会党、新军、知识分子群体、商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关注，领域则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等多个方面。这些研究，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关于辛亥革命的更为真实清晰的图景。而多种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的运用，也为深化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近十年来的辛亥革命研究，虽然成果不菲，但依然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或不足。首先是述多于析。现有研究虽然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图景给出越来越清晰的描述，但就此展开的分析则很难令人满意。诸如清末新政怎么就演变为一场革命？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动力机制是什么？作为一场大革命，它为什么旋起旋灭，并表现出“低代价”的特点？这样一场革命对中国原有社会的改变程度如何？在此次革命前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层面有哪些“变”和“不变”？这些问题，显然有进一步探究的巨大空间。其次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学术碎片化倾向。多种范式共存和研究方法多样化虽然有利于学术繁荣，但主导范式的不确定，核心问题的模糊性，使作为“显学”的辛亥革命研究在学科体认上难免有所“迷失”：如此广泛的、多角度的研究，其意义到底在哪里？无可讳言，辛亥革命研究要继续深入下去，不仅需要学界“问题意识”的进一步明晰，也有必要在核心工具和主导范式的运用或确立方面有更大的自觉。

展望未来，笔者以为下列问题将构成学界进一步关注的对象：

一是对辛亥革命过程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辛亥革命是革命派领导的一场革命，但决定其进程和结局的却是各种力量复杂互动之后形成的合力。近十年来的研究虽然取得不小进展，但总体上依然是围绕革命派展开的，侧重考察的是各种力量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情况。今后的派别研究，将会更多地关注到各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二是会扩大对辛亥革命地区研究的范围。辛亥革命虽然是革命派领导的全国性革命运动，但它主要是以各省“独立”的形式宣告脱离清王朝统治的。由于各地原有的社会政治生态不同，革命党对各地革命运动的影响不同，因此各地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自然也就表现出了不尽相同的势态。换言之，各地辛亥革命大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近十年来学界对辛亥革命的地区研究已有一定程度的关注，诸如湖北、江苏、浙江等对当时的全国革命形势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地区，都是学者们考察的重点。这些研究无疑是必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今后应进一步推进对其他地区的相关研究，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典型地选择个案，加强对地区间的比较研究和各地区与全国之间的互动研究。

三是将进一步加强对辛亥革命社会层面的研究。辛亥革命是一场“大革命”，其发生和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学界对社会层面的研究虽然已有所自觉，但总体来看，“无论是辛亥革命史或是孙中山研究，真正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转型方面研究的论著并不多”，[39]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应该是未来辛亥革命研究的努力方向。

不论已有的成果有多么丰富，辛亥革命本身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地位，已经决定了学界对它的研究将永无止境，我们所期待的是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新成果不断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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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

我的家族史 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在其中成长的是每一个中国家庭，每一个中国人。我的家庭也与中国近现代史有着太多的关联和故事，让我慢慢了解和回想。 时常听爸爸说起，我们的老家在江西，在约两百年前，我们的祖先逃荒到了西南——也就是今天的贵州。贵州土地肥沃，在那农业领先的年代，似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就在这里我的家族经历了中国的经现代史。 小时候，喜欢听曾祖母，爷爷或是爸爸一遍一遍说那些家族的故事，仿佛那就是一段传奇。长大了才知道，那其实就是中国近代史一个缩影。 听说刚迁到贵州的时候，那儿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我们家族的女主人又都是一些勤劳能干的（这也是我们子孙后代引以为傲的）,家里很快就富裕了起来。到后来直接就是当地有钱有势的地主。村里的土地几乎都是属于我们家族的，直到现在，还有很大一块土地被人叫做赵家坡呢。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就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我没想到我们家族就是一个深受鸦片迫害的一个典型例子。鸦片传到中国，似乎就成了有钱人家的必需品。我们家的当时的老爷少爷们就毫不客气的吸起了鸦片来了，一时间家族的败落就有了前兆。无论女主人们多么勤劳，多么会持家，面对昂贵的鸦片，入不敷出很快就到来了。用光了钱财就卖地卖房，为了买鸦片什么都舍得了，直到后面没有东西可以卖了，就自己开始种起大烟（鸦片的俗称）。就这样一个刚兴起的地主家庭又很快又沦为了不得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家庭了。当然这之间最辛苦当然是我们的女祖先们，她们为她们的不争气的男人们吃尽了苦头。记得我们小时候，爸爸有一天还从土里挖出了两把特别的小刀（就是当时用来割破罂

粟果皮，使浆液流出凝固的）。可惜现在早就不知道被我和弟弟扔得不知所向了。 每次听说到我们家族曾经那么辉煌又败落的过程，我们都感到很遗憾，可惜。不过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当我们家族经历这些的时候，中国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也就陆陆续续开始了，斗地主的热潮也很快就到来了，而我们家也恰好因为当年男主人们的堕落而幸免于难。说起当时那些被斗的地主家庭都给弄得家破人亡，我们就觉得原来还真有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事呢。 不过，鸦片对身体的伤害是不打折扣的，男主人们大多都因为吸食鸦片而过早的去世，或者成了家里的沉重的负担。他们在鸦片的毒瘾中醉生梦死，而苦了女人们的一生。 曾祖母是1927年来到我们家的，那时候我们家还没有完全败落，而苦命的曾祖母却是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她和弟弟生存不下去了就四处逃荒。后来来到我们家，曾祖母8岁，没办法就委身做了赵家的小媳妇，嫁给后来同样吸食鸦片的曾祖父。在落后的旧中国，曾祖母从那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注定为奴为仆，照顾全家人的生活起居，上山下地，完全就胜过一个成年的青壮男子。那些旧中国妇女的命运悲剧遗留了几十年，曾祖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来老了，她依然勤劳，但数不清的大小疾病却在春夏秋冬折磨着她。 我经常想，也许上天最厚待我的地方就是让我有机会和曾祖母一起度过了十二年的时光，听这位慈祥的老人讲述了她一生的沧桑，我们家庭的故事，我们中国的发展。曾祖母不是历史学家，而作为一个走过中国近代史，经历各种坎坷的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感想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感想 默认分类2009-05-12 10:02:59 阅读6054 评论1 字号：大中小订阅 通过对中国近现在史的学习，让我进一步了解到了近现代的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了解到中国的过去,和中国近现代的基本国情.让我们树立了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今天欠匀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我们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历了伟大也艰苦的斗争,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把一个极度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在风云变幻的八十年中,从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古代的文明,展示了我们民族的经济文化.无论从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我们的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因为我们中国的封建统治闭关锁国,让中国走向了落后的道路.因为中国的腐败,落后,西方资本主义己经产生的情况下,它们的发展使我们古老的中国遇到了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整个中国的生存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入侵,让中国最后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中国的社会阶级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旧阶级的变化,新阶级的产生也由此而产生.因此中国的茅盾就产生了,主要是由帝国主义的中华民族的茅盾受到了外来帝国主义残暴的压迫,我们面临着亡国的阴影,.为了让中国\站起来，无数的爱国志士，为此不屈不挠，英勇顽强与侵略着斗争，争取了我们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人民富裕了，从面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这是无数爱国志士的革命先驱们献身在理想,才 真正的成为了今天的现实. 在中国近代史的学习过程中,老师也讲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发展也作了比较,也例举了很多例子,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经济发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就是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差距,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就应该不断的学习与创新.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于是中国是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现在我们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我们也有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继续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面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也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担负着建设审计署的历史重任,有了大家才会有小家,通过对近现代史的学习,牢记中国近现代历史 的基本经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首先我们大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学好我们专业知识，而且要扩大我们的视野，不仅要学好知识文化，而且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坚定不移的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也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责任，于是我们必需要了角色中国的基本国情，每天都会有新的资讯新的动态，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关注，细心留意我们身边的事物,从小事做起。我们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我们要知道自己现在做什么，昨天做了什么，今天做了什么，明天要做什么，将来要做什么，而我们昨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而今天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少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如是要自己都不不好又怎么能为了别人而做好，又怎么能为整个社会做贡献，但无论一个多么平凡的人活着都有一个属于他的国家，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我们都在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里奉献着自己的人生，大都都为了生存而创造，创新。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足于社会，才能建设祖国的明天祖国是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的大家庭，因此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创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作为当今大学生的我们，我们要拓展视野，关注自己生存的世界，过去的我们要了解，今天的我们要珍惜，明一原我们要创造，随时要准备去接受新的任务，因为祖国的未来等着我们去开拓创新，等待我们是的更 多更难的考验。

中国近现代史专题

专题一中国近代列强侵华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 日本两次侵华战争的比较： 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国家和方式 从国家看：近代前期，侵华国家最初以英法为主，美俄是帮凶； 19世纪末，日本也加入侵华队伍，美日成为争夺中国的主要国家。 近代后期，侵华的主要国家是日本和美国。 这种变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实力变化的反映。 1、英国、法国： （1）资本主义国家为开拓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进行商品输出，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2）为了扩大侵略权益，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此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3）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2、俄国 （古代史：17世纪中期，沙俄势力侵入我国流域，在雅克萨和尼布楚修筑据点。） （1）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侵占我国北方大片领土。 （2）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3、美国 （19世纪末提出“门户开放”政策） （1）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2）积极支持介石打战。 （1950年，侵略朝鲜，美国第七舰队入侵海峡。） 4、日本 （古代史：元末明初，倭寇入侵中国沿海地区） （1）1894年，发动侵华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2）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3）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局部侵华；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 从方式看：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开拓市场、掠夺原料，侵华主要方式是以武力打开大门，输出商品，企图瓜分中国； 19世纪末，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侵华主要是以资本输出为主，政治上扶植代理人“以华制华”。 比较特殊的是俄国，由于其资本主义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军事性，其侵华方式主要是以掠夺土地为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八章)

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一、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认识到：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指导方针，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破烂摊子上，顺利地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充分理解历史和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二、重点与难点 1．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内容及历史必然性。 2．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经验是什么? 3．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三、计划课时：2课时 第一节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在局部地区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当时的各个解放区。在这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被废除，但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还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即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已经是一个“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了。 （二）中共中央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分析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过分析。毛泽东指出，把我们社会的经济称作“新资本主义”“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的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而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刘少奇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以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习，从初中、高中一直延续到了大学，可见《中国近现代史》是决定中国发展的我们必须知晓，甚至必须深刻领会的一段历史。 "知古鉴今"、"以史为镜”,从这段贯穿着屈辱和艰难成长的历史中，我们有了更加清醒头脑，更加深邃的目光。经过这一学期的学习，我了解了中国一路走来的艰难更深的了解到我们年轻的一代的身上背负的责任，中国的明天需要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来建设。 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外国侵略者肆意的屠杀了大批中国人民，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无耻的勒索赔款抢掠财富……犯下种种罪行，破坏中国的主权。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奋斗的过程。救亡图存，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面临的神圣使命。为了捍卫民族生存的权利，他们在长时间里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著名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皆出于此，加上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运动，他们都是中国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尝试，但是后来都以失败而告终。 1901年的屈辱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之前的几百多个不平等的条约一样让人痛心疾首。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于是产生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后“同盟会”成立，“三民主义”出台，广州起义，武昌起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辛亥革命达到高潮！这时的中国仿佛看到了强国的希望，但是取得取得巨大成功的辛亥革命仍以失败告终，即使如此，但是民主共和的思想流传广远。 在风云变幻的八十年中,从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古代的文明,展示了我们民族的经济文化.无论从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我们的古代中国科学技术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因为我们中国的封建统治闭关锁国,让中国走向了落后的道路.因为中国的腐败,落后,西方资本主 义己经产生的情况下,它们的发展使我们古老的中国遇到了严重的挑战,面临着整个中国的 生存的危机.西方列强的入侵,让中国最后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中国的社会阶

中国近现代史重大事件及分期!

一、中国古代史：（170万年前—1840年） 二、中国近代史：（1840—1949） 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 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1921—1949）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1）中共创建时期（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标志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4—1927）也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也称国民大革命时期。 （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也称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也称土地革命时期。（4）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也称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 （5）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又分为和谈阶段，战争阶段。 三、中国现代史：（1949—至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1）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1949—1952）也称土地改革时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新中国成立，推翻三座大山，所以这段时期亦称新民主主义社会。 （2）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53—1956年底）为完成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进行三大改造，三大改造完成标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3）社会主义社会探索时期（1956——1966年前）中共八大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的开端，接下来的探索道路中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探索时期特指中共八大到文革前的时期。 （4）文革时期（1966—1976）1966年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国情的的错误估计，开始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文革开始，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结束了这场内乱，文革结束。 （5）社会主义建设的徘徊时期（1976—1978）文革后，党的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6）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至今）也称改革开放时期；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全套)

教案 2009 ～2010 学年第二学期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授课对象 09麻醉1班，法医1班，康复1班，信管1－2班， 07临床Ⅰ5-8班，08生工1－2班， 09护理1－5班，09公管1-5班， 09环境1班，生科1－4班， 07临床Ⅰ1-4班， 09药学1-5班 授课教师叶建 温州医学院

教案 授课日期：教案编号： 1 课程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年级：09麻醉1班，法医1班，康复 1班，信管1－2班，07临床Ⅰ5-8班，08 生工1－2班，09护理1－5班，09公管 1-5班，09环境1班，生科1－4班，07临 床Ⅰ1-4班，09药学1-5班 专业、层次：2007、 2008、2009本科 学时：32学时 教师叶建地点：7AJ101，7AJ201，东教学楼406，7BJ20 6A107，7AJ102 教学安排课型：理论实验见习其它 教学方式：讲授讨论指导示教其它 教学资源多媒体模型标本实物音像其它 授课题目（章、节）开篇综述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教材和主要参考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节选）（1939.12）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节选）（1997.9.12） 教学目的与要求： 1.介绍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形势。 2.了解为什么说鸦片战争师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3.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性质及其基本特征。 4.理解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相互关系。 教学内容与时间安排，教学方法：课堂讲授 1、介绍本课程的总体情况和基本要求（20分钟） 2、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形势（30分钟） 3、鸦片战争前的世界形势以及对中国的影响（30分钟） 重点和难点： 1.为什么说鸦片战争师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2.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性质及其基本特征。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感悟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感悟 学习了中国近代史后，我觉得自己的眼界开阔了。中国近代史使我们“知古鉴今”，教会了我们“以史为镜”来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历史中最为跌宕起伏的一段，我们中国人民最不能忘记这一段历史，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耻辱便凝聚在这一百多年中。中国虽然经历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推翻了继续长期封建统治的清王朝，但是中国仍然面临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严重入侵，面临着国内封建主义势力的继续存在。总结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学习和研究近代史，每个中国人将会加倍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我们的爱国热情，强大的凝聚力在此激发。 中国的近代历史我们从初中至现在已学得很详尽了。在此，我就不再赘述。总之，我们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而“天朝”这具木乃伊，已经被空气接触，很快便腐烂了! 如果没有这些侵略战争，我想，中国的现状可能要好得多。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让我们中国倒退了多少年。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建国后，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有一些错误和冒进的做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些前期的建设和改造为后面的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开创了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前景。在十六大报告中，我党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和基本国情，认识在近现代中国引起大变革的背景和经验是十分必要的。把这段历史当做一个反思的历程。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多方面的进步才能增强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明白“满招损，谦受益”，只有虚心批判地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够不断提高自己。明白“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了解我国国情，尊重自己，不能对外屈尊，不能一味地照搬国外的经验，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通过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我们可以了解过去，理解现在，预见未来。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过程中，才能正确把握方向，勇往直前，肩负起历史的使命。 法学L141

中国近现代史重大历史事件(整理)

中国近现代史重大历史事件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军从广州转攻厦门，攻陷定海，北犯天津。 1841年三元里人民进行抗英斗争。9月，定海再次陷落，三总兵抗敌牺牲。 1842年8月英舰到达南京江面，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中英《南京条约》。 1843年7月和10月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 1844年7月中美《望厦条约》 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9月，在永安州城建制封王。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都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1856年秋“天京事变”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1858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俄、英、法、美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签订。 1861年 11月那拉氏发动政变（史称“辛酉政变”或“北京政变”）。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创设安庆军械所。它是洋务派办的第一个军事工业。 1864年 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它是洋务派办的第一个与民用有关的工业。广东南海商办的继昌隆缫丝厂创立。 1877年福建巡抚在台湾架设第一条有线电报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甲午中日战争爆发 1895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 1898年（戊戌变法） 6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任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接着又派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参与变法。 9月，那拉氏（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六人（即戊戌六君子）。史称“戊戌政变”。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爆发 1900年夏在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其他各地也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 6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在廊坊、老龙头车站、紫竹林租界等地抗击八国联军，围攻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在北仑配合清军阻击八国联军。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政治纲领，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创办了《民报》。中国拍摄了第一部电影——京剧《定军山》 1909年冯如制成中国第一架飞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首先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成立湖北军政府，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接着成立临时参议院，不久，颁布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月，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教仁等准备组织责任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杀害了宋教仁。7月，爆发“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权力进一步扩大。 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2月袁世凯当上了中华帝国皇帝，改年号为“洪宪”。蔡锷在云南起义，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掀起新文化运动。 1917年段祺瑞下令对德宣战，宣布不再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 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吃人的旧社会。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三章(燕山大学》之三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三章（燕山大学》之三] 第三节辛亥革命的失败 一、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形成 （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 1、袁世凯出山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惊恐万状，立即派陆军大臣荫昌赶赴武昌前线，调兵镇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三章（燕山大学》之三。然而，因为北洋军大部分将领为袁世凯的心腹爪牙，所以荫昌指挥失灵。10月14日，在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世凯为了逼迫清政府交出更多的权力，一面借口“足疾”尚未痊愈留在河南彰德，继而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予他军事全权等条件；一面指使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军将领暂取观望态度，致使清军进攻武汉受挫。27日，清政府被迫召荫昌回京，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当时，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正秘密组织燕晋联军直捣北京，而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则联合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等发动“兵谏”，于10月29日在滦州联名电奏清政府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特赦“国事犯”。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11月1日，在北洋军攻克汉口的当天，皇族内阁被迫辞职，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来京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取得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后，立即派人刺杀了吴禄贞，同时进京组阁。可是袁世凯并不打算立即攻占武昌，而企图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夺取全国政权。11月26日，经过袁世凯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密谋，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议南北停战议和。为了创造议和的有利条件，27日，北洋军攻陷汉阳，威胁武昌。 2、南北议和 12月初，南北双方达成协议，开始停战。18日，各省军政府议和代表伍廷芳和袁世凯派出的议和全权大臣总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开始和谈。南北代表除讨论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外，主要就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展开争论。袁世凯在议和期间一面以倡言君主立宪要挟革命党，一面以革命党要求共和立宪来逼迫清政府。20日，当南北议和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时，英、美、俄、法、日、德六国驻上海总领事同时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表面上要他们“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实际上是压迫南方革命势力尽快向袁世凯妥协。 南方革命阵营中的立宪派也趁机向革命党施加压力，迫使革命党人向袁世凯交出政权。早在武昌起义前夕，张謇就到河南彰德拜访袁世凯，经过密谈，双方对未来的政局和对策达成默契。袁世凯的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抵沪后，张謇等立宪派便在幕后紧张活动，上海南阳路上赵凤昌的住宅惜阴堂成了南北议和代表和立宪派进行密谋的场所。1910年入京谋炸摄政王载洋未遂被捕入狱的同盟会干部汪精卫，于1911年11月出狱后担任了南方各省议和参赞，积极参与惜阴堂密谋，为袁世凯疏通。同盟会“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59页，黄兴在收到汪精卫为袁说项的电报后明确表示，为了“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待袁世凯举事后，“请项城充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皆有此意” 黄兴：《复汪精卫电》，《黄兴集》第9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由于袁世凯当时拥有重兵，且有拥护共和的表示，因此总统“非袁莫属”几乎成了共识。南北议和几经周折，至12月底初步达成了“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的协议《南北议和史料》，《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第84页，其实想让袁世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民国大总统的地位，只是举行国民会议的具体地点尚未决定。

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

法学院本科生课程论文 课程名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专业班级09法学一班 学生姓名吕晓冰 指导教师黄利新 论文成绩 指导教师评语：

中国近现代史与我的家庭 2010年10月23日星期六 09法学一班吕晓冰 一直很喜欢听家人给我讲他们过去的故事，关于爷爷的爸爸的，关于爷爷的，关于奶奶的父母亲的，关于奶奶的，关于外婆外公的，关于爸爸妈妈的故事。他们要不生在一个动乱的社会，要不生在一个艰难的时代，比起他们，我们这一代人幸福多了。 讲讲中国近现代史跟我的家庭的关系，很俗套地还是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吧。曾祖父生在十九世纪末，年轻的时候就漂洋过海到日本做起了生意。当时中国经历了前后两次的鸦片战争还有一系列的西方列强侵犯我国的战争，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那时的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甚至被西方列强戏称中国人民为“东亚病夫”。所以那时日本就开始了排华活动，曾祖父就带着爷爷从日本被遣送回国了。 回国之后，曾祖父才发现国内民不聊生，动乱的社会无法让他们安宁地耕作或者做生意了。也许他自身也局限在狭隘的小农思想里面，终日享乐于前半辈子创造的巨大财富中，改不了好赌的劣根性，于是他败掉他所有的财富。那时已经是20世纪初了，我爷爷还有他另外的四个兄弟和四个妹妹都已经出生了。可是曾祖父再也没有能力养活这个庞大的家族，在那样饥荒的年代，他卖掉了我的四叔公还有四个姑婆。可是那个年代，举国欠债，解决温饱问题简直天荒夜谈的说。不久之后曾祖父便饿死兼病死了。 我的爷爷出声在20世纪二十年代，他七岁的时候由于日本排华便跟随曾祖父回国了。十几岁的时候抗日战争便打响了。日本鬼子一直打到我们广东江门这边来，爷爷说他为了躲避战争逃亡都几次了，每次都跑去远远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篇综述试题资料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篇综述试题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篇综述试题 一、单项选择题 1、五四运动是……的伟大开端 A、中国近代史 B、中国现代史 C、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D、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2、十月革命爆发于 A、1911年10月 B、1917年10 月 C、1917年11月 D、1919年10月 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又称为 A第一次世界大战B、第二次世界大战C、普法战争D、甲午战争 4、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其直接斗争目标是 A、反对帝国主义 B、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C、推翻北洋军阀统治D没收地主土地 5、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开始于 A、1919年 B、1921年 C、1923年 D、1927年 6、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 A、中国东北地区 B、中国华北地区 C、南京 D、东南亚

7、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活动首先和主要是从……开始的 A、发行法币 B、发行内债 C、商业投机 D、金融业 8、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A、属于革命对象 B、属于革命领导阶级 C、属于革命力量 D、什么都不是 9、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 A、资本主义 B、社会主义 C、共产主义 D、民主社会主义 10、这一时期封建剥削制度对农民阶级的掠夺主要表现在 A、商业资本剥削 B、高利贷资本剥削 C、地租剥削 D、苛捐杂税 二、多项选择题 1、中国革命要推翻的三座大山是 A、帝国主义 B、法西斯主义 C、封建主义 D、官僚资本主义 E、霸权主义 2、192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与西方列强“重订新约”的主要内容是 A、关税自主 B、收回租界 C、废除领事裁判权 D、收回租界地 E、撤退外国军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案(第三章)

第三章民族复兴的准备 一、教学目的： 通过这一章的讲述，使学生认识到：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中国的各个阶级和阶层都进行了反抗和斗争，但是无一能够取得胜利，这样就为认识到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打下了基础。 同时使学生认识到：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运动能够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而有的运动却只能遏制中国的近代化。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甲午战争都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大影响。空前的民族危机是戊戌变法发生的基本原因，也是中国近代化由技术层面发展到政治层面的主要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残局”的出现是此后中国近代化全面展开的主要原因。辛亥革命的昙花一现再次表明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和曲折。 二、重点和难点： 1．评价太平天国的纲领和其失败； 2．百日维新述评？ 3．分析比较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异同。 4．理解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5．你怎样评价太平天国的纲领和其失败？ 三、计划课时：4课时 第一节太平天国运动 一、农村社会变动与太平军起义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动 1. 农村经济更加残破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使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鸦片战争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统一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 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传统手工业。 （1）鸦片输入的激增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小民重困"等问题更加严重 就缴纳的田赋而论，"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两千，则石迷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备陈民间疾苦疏》（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这在无形中就使农民增加了一倍以上的田赋负担。地主阶级又千方百计的把这种负担转嫁给农民，加速了劳动者的破产。 （2）清政府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拼命搜刮百姓 如江浙一带的的漕赋，原需交米1石的，战后竟需交米2石5、6斗，甚至达3、4石之多；湖南的地丁税则从每丁正银1两变成了每丁几两。这些都使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3）地主、官僚、贵族也加剧了土地的兼并，地租剥削率很高 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土地兼并已经十分激烈，官僚、贵族占地的规模最为惊人，如道光时期的大学士琦善占地竟达25600顷以上。满汉大员有地几百顷、数千顷的很多。（农也：《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地租、商业资本、高利贷与农民生活》，《经济研究》1956年第1期）一般地主占地规模也相当惊人，以致广大自耕农和小地主破产。至于佃农的境况就更加恶劣

我所认识的中国近现代史

我所认识的中国近现代史 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治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我之所以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是因为历史能够充分的给我经验，丰富我的思想和精神，陶冶我的情操，再者来说，注意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这是我中国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还多次发出过“学一点历史”的号召。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用历史来教育人民，教育干部，教育青年。他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懂的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我们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条战线的生力军。为了胜利地担负起建设祖国的责任，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对于我们来说，不论今后将从事何种专业工作，学习一点历史，都是极其重要的，我学习历史从如下几方面学习：1.了解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项历史任务；懂得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开辟新道路。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进步性；自觉的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传统，进一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2.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治图存而进行艰苦探索、顽强奋斗的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认识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列主义，进一步增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接受马列主义指导的自觉性。3.进一步树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4,。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作为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各条战线的生力军，我们一定要牢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极其基本经验，继承先辈们的优良传统，自觉的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懈努力、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化国家的美好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己任 1

2018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纲(综述)

?综述 风云变幻的八十年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一）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 （二）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一）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特点 ①历史文化从未间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②灿烂的古代文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哲学思想、民族英雄、革命英雄 ③中外文化交流融合 社会特征 经济 ①以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是基本生产机构 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 ③所有权高度集中，经营权极端分散，极低的社会分工 ④农民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被征收苛捐杂税和摊派徭役，生活极端贫 困，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尖锐 ⑤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常常结合起来；皇帝、贵族、官僚、一般地 主拥有大部分土地 政治 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人民，监督官员 文化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后与佛教、道教互相吸收、融合，法家的严刑峻 法 社会 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制度，核心是宗教家长制，突出君权、 父权、夫权 意义 ①巩固和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并出现了一些盛世： 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清代康雍乾盛世 ②使其进程缓慢、迟滞，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的政治经济危机： 闭关锁国，危机四伏 世界概况 ①多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16-18世纪，荷兰（尼德兰革命，1581建国）、英国（1640-1688资产阶级革命）、 美国（1775-1783独立战争）、法国（1789-1794资产阶级革命）通过资产阶级革 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 ②18世纪中叶-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建立起来（工场手 工→大机器生产） ③至19世纪3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强国是英、法、美，在此期间沙皇俄国不断 进行对外扩张政策，19世纪40年代势力范围达新疆和东北；19世纪六七十年代， 日本、德国加入侵华行列 ④鸦片战争前，除了资本主义宗主国，还有独立国家（中国、奥斯曼帝国） 中国社会 ①周秦-1840鸦片战争前：独立的（主权）、完整的（领土）、比较纯粹的（无成 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封建社会，期间，唐宋（7-12世纪）科技大发展 ②清代中期逐步衰落，商品经济缓慢发展，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15-16C ） 设问：为什么商品经济仍然可以缓慢发展？ ①即使相互对立，自然经济仍然要商品经济作为补充 ②一定数量的自耕农经济和农民家庭副业的存在，有利于商品发展 影响 ①割占香港岛，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②外国船舰在领海航行，破坏领海主权

对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与改革的看法

对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与改革的看法 一．摘要： 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的艰苦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 二．关键词： 三．正文： 中国近现代史是区别于世界近现代史，专以中国为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叙述主体的一门学科。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1840-1919年）、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19-1949年）、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2006年）。 1、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主要是以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为代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主张“师夷长技”，学习西方仅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 2、从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先后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指导思想，主张效仿西方变革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继而推及到思想文化的深层。思想启蒙、民主革命思想传播和新文化运动兴起，构成了中国近代三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3、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学俄国走十月革命道路”到“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思想历程。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找到自己的路——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路。 1918年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在中国传播；五四运动后广泛传播并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1922年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标志开始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1927年工农武装割据的提出表明进一步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1945年中共七大思想形成，是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1953—1956年三大改造，把主义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1956年中共八大开始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探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为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的学习过程中,老师也讲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发展也作了比较,也例举了很多例子,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经济发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就是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差距,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就应该不断的学习与创新。资本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于是中国是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现在我们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我们也有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继续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面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也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担负着建设审计署的历史重任,有了大家才会有小家,通过对近现代史的学习,牢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经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作为大学生，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学好专业知识，而且要扩大我们的视野，不仅要学好知识文化，而且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坚定不移的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也是我们当代大学生的责任，于是我们必需要了角色中国的基本国情，每天都会有新的资讯新的动态，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关注，细心留意我们身边的事物,从小事做起。我们应当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还应当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代大学生应继承和发扬

中国近现代史知识点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知识点总结 综述 1．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近代中国两大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最主要﹚；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3．近代中国历史任务：①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②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4．近代中国历史特征： ①政治：帝国主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牢牢控制了中国，日益成为支 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封建势力日益衰弱并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②经济：中国自然经济基础虽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根基即封建地 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 的严重障碍，中共新兴民族资本主义虽已产生，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起 到一定的作用，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发展缓慢，力量薄弱，并且其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联系，仍没有成 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③社会生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的统治 下，并且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地方割据性势力，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 治、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 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第一章 1．反对外国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①社会制度的腐败﹙最根本原因﹚；②经 济技术落后 2.《马关条约》内容： ①割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②共赔款白银23150万两；③开放四个通商口岸：苏州、杭州、沙市、重庆；④承认日本对 朝鲜的控制⑤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 影响： ①割占土地进一步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②勒索了中国的巨额赔款， 是对中国的一次残酷的经济掠夺，是清政府财务进一步破产，同时也为侵略者 进一步控制中国创造条件，③适应了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而对华实行资本 输出的需求，④极大地刺激了列强过分中国的野心，由此掀起了十九世纪末二 十世纪初列强过分中国的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