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法国大革命的审视_反思与借鉴

第30卷第1期2007年1月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Vol.30　No.1

J an.　2007

严复对法国大革命的审视、反思与借鉴

辛红光

(中共首都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北京100037)

收稿日期:2006211201

作者简介:辛红光(19692),男,黑龙江嫩江人,中共首都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

摘　要:严复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渐进主义理论的坚定信奉者,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非常熟悉,严复从渐进主义理论出发,审视和反思法国大革命,通过审视和反思,使他更加确信渐进主义理论的正确,更加警惕极端自由民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更加担心和反对在近代中国进行革命。关键词:严复;法国大革命;渐进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K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751(2007)0120124205

Yan Fu ’s Observation and Introspection of and

R eference to the French R evolution

XIN Hong 2guang

(T he Organiz ation De 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 y of China ,Ca pital N ormal Universit y ,B ei j ing ,100037,China )

Abstract :Yan Fu ,as a famous enlightment thinker and a firm believer of incrementalism in modern China ,was very familiar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He observed and introspect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y of incrementalism.The observation and introspection intensified his belief in incrementalism and his caution against the spreading of the extreme liberal civil rights over China ,hence his anxieties and disapproval of the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K ey w ords :Yan Fu ;French Revolution ;Incrementalism

18世纪末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是继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在刚刚过去几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影响下发生的欧洲规模最大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摧毁了法国强大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统治,对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学贯中西的启蒙思想家,渐进理论的坚定信奉者,他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对他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

众所周知,由于深受斯宾塞等人的渐进主义理论影响,严复主张渐进,认为社会的进步,应该从促进人的全面进步着手,即要在培养国民的力、智、德方面下功夫,而人的这种进步又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种期望国民素质在短期内

有大的进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也是错误的。严复一生都信奉并宣扬斯宾塞的这种渐进理论,坚信“民之可化,至于无

穷,惟不可期之以骤。”

[1]25

严复从来不抽象地谈论政治制度的好坏,他总是强调制度与民质状况的契合,即好的政治制度必须要与国民之力、智、德相适宜才能够最终得以确立,“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

其智、德、力者废。”

[1]25严复在翻译《天演论》之《导言八乌托邦》中有一段按语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此篇所论,如‘圣人知治人之人,赋于治于人者也’下十余语最精辟。盖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二也,此皆各国所历试历验者。”并以西班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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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例,论证“夫言治而不自教民始,徒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皆苟且之治,不足存其国于物竞之后者也。”[2]133921340

严复所赞叹的这最为精辟的几句话,在译文中是这样:“圣人知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2]1339经查,赫胥黎原作中根本没有这段话,它们完全是严复硬加进去的,这就更加清晰地看出,这段话所表达的思想完全是严复自己的,为了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他采取了先在译文中窜入己意,随后又以按语的形式进一步渲染和凸现这一思想,这也折射出严复是多么地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并相信这一理论,真可谓用心良苦。

在《日本宪法义解》序言中,严复更明确地提出“国为民而立”的思想,进一步强调政治制度的推行必须要与民质相合:“今夫政学家之言国制也,虽条理万殊,而一言蔽之,国立所以为民而已。故法之行也,亦必视民而为之高下。方其未至也,即有至美之意,大善之政,苟非其民,法不虚行;……法可因民而日修、而民亦因法而日化;夫而后法与民交进,上理之治,庶几可成。而所谓富强之效,抑其末已。”[3]96并以日本帝国宪法的实行为例,认为日本帝国宪法所以能够实行,“非明治维新之众之所能为也,日本通国之人实为之,又非日本通国之人之所能为也,日本所席之旧治,与所遭之时世实为之。盖一果之成,固必有其无数因者,合而使之,必出于此。”[3]96

在严复看来,一个国家的政体“其所以成于今日之形式精神,非一朝一夕之事。专归其功于天运,固不可,专归于人治,亦不可。”是天人交济,共同作用的结果,明了这一点,为政者就必须收拾起急躁冒进的心理,放弃单纯从政治变革入手以变更政体的想法。联想到中国,为政者就更要充分认识到,中国要进行立宪,实际上是“以英、法、德、意之政体,变中国之政体。”既然西方各国的政体所以成今天的样子,非一朝一夕之事,那么,中国政体的改变与形成也绝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4]。所以,为政者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从根本上入手,从改善中国的民质状况入手。

相反,如果不从国民之力、智、德的改善入手,纵使有“英君察相”为治,也只能是偷为一时之安,慢慢地一切都将“复其旧而由其常”,而且问题不止于此,结果往往是,“本弊未去,而他弊丛然以生,偏于此者虽祛,而偏于彼者闯然更见。”为此,严复大呼“徒政之不足与为治也”,必须要着力于民质状况的改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25。

应该说,严复所以主张渐进,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他系统地接受了斯宾塞等人的渐进主义理论。但通过梳理,笔者发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也起到了坚定严复信奉渐进主义理论信念的作用。严复是以渐进主义理论为指导,来审视法国大革命的,汲取了在严复看来是深刻的教训,并为中国引以为戒。

二

严复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是以渐进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通过反思法国大革命,严复也在印证其渐进主义理论。

首先,从渐进主义理论出发,严复洞悉法国大革命恰恰就是违背了“国为民而立”的原则,他认为法国革命者没有从国民之力、智、德的改善这三方面而求其本,而是置国民力、智、德情况低下于不顾,不以国民改造为然,一味从主观愿望出发追求政治制度的变更,认为只要能够通过革命手段变更政体,旦夕间就可以置国家于富强。其实法国大革命所变更的不仅仅是政体,也是国体,严复当时还不能够分别。

严复的这种看法,主要来源于斯宾塞。斯宾塞在《社会学研究》中许多地方都论及法国大革命,严复在翻译这些内容的时候,基本上都忠实地表达了斯宾塞的原意,有的地方经严复的翻译,斯宾塞的意思更加清晰,从字里行间严复增加的话语,既可以看出严复对斯宾塞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和评价的赞同和推崇,也可以透露出严复本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

如,在《社会学研究》中,斯宾塞指出,“法国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向世界表明:通过革命强加任何重新调整措施实际上都不可能改变社会结构的类型。无论一段时间里转变得好像多么巨大,原先的事物会经过伪装后重新出现。建立起来的表面上自由的政府会产生新的专制,……人们获得自由后,立即将它交给公然的独裁者;或者正如我们今年已看到的那样,让自由落入有实无名的独裁者之手。”[5]

严复在《群学肄言》中的相应译文如下:“法兰西自革命以还,于今盖三世矣,才智之士,仁慈之君,咸欲以一旦夕之所为,转其国于盛治,卒之徒变于政,未变于群,害塞于此,弊形于彼,择祸则可,除孽不能,此汹汹言治者,所宜取为殷鉴者也。夫法由君权而转为民主,固也,乃弹指之顷,国权又有所专归,

其霸气且以弥。予为天王,无敢越志,一也;苟可张君,岂恤压力,又一也。所异者特徽章名号耳,于民何加焉?且彼法之民,于自由之权,非未得之也,乃太阿倒持,必求健者而献之,即如今岁之事,可以见已。虽有力者窃之以驭其群,彼又未尝觉也。”[6]93

可见,严复增加了这样的内容:“才智之士,仁慈之君,咸欲以一旦夕之所为,转其国于盛治,卒之徒变于政,未变于群,害塞于此,弊形于彼,择祸则可,除孽不能,此汹汹言治者,所宜取为殷鉴者也。”这一段话清晰地表达了严复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法国大革命后,国家之所以百年而后安,就是由于“徒变于政,未变于群,害塞于此,弊形于彼,择祸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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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孽不能。”并以此为鉴。

这里,也反映出严复对这些主张革命者的简单与草率颇不以为然,如果对照《说党》中相关论述,严复的这种意思更加清晰:“当十八稘法民之起为革命也,飙起霆发,举国若狂,聚数百之众于一堂,意若一夕措注,可以划数千载之不平,而明旦即成于郅治。且其志以谓吾法成,岂徒法民之利而已,生人之福,胥永赖之。”[7]308在严复看来,革命者的这种置国民程度低下于不顾,单纯寄希望以革命手段在短期内来谋求国家民族富强的做法,实在要不得,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法国大革命的百年动荡就说明了这一点。

法国大革命初期,经历了短暂的斗争,结束了封建专政统治,开始实行民主政治,法国进入了君主立宪派执政时期,严复认同斯宾塞对这时法国的民主政治的评价,认为由于国民程度不够,民主政治真正内涵不能得以体现,一切都因为民质不及而变了味道:“数十百年以来,法之政法屡更,其中能者欲图至平之治,至美之制。顾自旁人观之,则见其阳号民主,而旧日专制霸朝之政,实阴行夫其中。所谓自由、平等、仁爱三者,虽揭于通衢公廨之中,而国中之实象,则门户之水火也,排击之不留馀地也,议院之愤争也,异己者之穷捕也,禁党人之聚会与报馆之昌言也,其至今称民权者,无异于往日。而党同伐异,倾轧掀豗之风,亦不殊于曩者。……吾不知彼所称之自由、平等、仁爱三者,居何等义也?”[6]208而革命者不惜生命而追求的国会等民主制度,也因民质不及而失去了本意:“往者法兰西初次革命,杜摩利埃傌其国会曰:‘是中舍三百无赖,四百愚夫,更无余物。’至今载在史册,以为至污。呜呼!可以鉴已。”[8]326

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反思,严复对革命者也没有什么好印象:“贵省李督,不佞不悉其人,不敢妄下论断,但如弟言,则与法兰西初次革命时之但唐、鲁白斯斐尔等,殆无以异。此种人才,其为祸往往烈于小人者,以其自恃坚而昧于审物故也。”[9]610这里,严复在不了解李烈均的情况下,以其对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革命家丹敦、罗伯斯庇尔等人的印象来推测李烈均等中国革命者,认为他们都是“自恃坚而昧于审物”,为害更甚于小人的鲁莽之徒。

同时,严复认识到,革命的发展,诚如法国作家雨果在《九十三年》中所指出的:“革命时代最险恶物,莫如直线。”即一切都失去了理性,一发难收,从而使国家处于长期动荡的局面中难以自拔。这使严复更加确信中国历来圣贤“天下重器,不可妄动”的告诫之正确:“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令严复感到痛心的是,中国没有能够引以为戒,走上了革命而共和的危险道路[9]633。

严复通过考察英法革命的历史,发现以英法这样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进行革命还经历了百年的酝酿,又经历了百余年的动荡才达到了所期盼的文明,以中国的国民程度而寄希望于革命实在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由此,严复联想到中国,以中国的国民程度,实行民主政治,如何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呢?在《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中,严复痛斥:“中华民国方以国会为之君”,而所得的国会议员皆“狼疾之人!”并为不知道国家将走向何方而哀叹?[8]3261917年4月5日,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更加直白地指出:“吾国现有之参、众两议院,率皆毫无价值之人。”[9]665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中国政治的现实,使严复深刻认识到,国民程度的状况对于一个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影响非常之大。为此,严复深以中国发生革命为忧,而是一向把提升民质作为解决社会进步的问题的根本途径。

其次,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审视,严复认为,法国所以会掀起大革命的狂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卢梭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即法国革命者对卢梭宣扬的平等自由思想的过渡迷恋,严复对卢梭思想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持批评态度,并引以为戒。

其实,严复对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是有正确而深刻的见解的,如在《原富》按语中,对比英法两国的差异时讲:英国“其君权虽世重世轻,而不至于甚暴,而民生虽时舒时蹙,终不至于流亡。”而法国则不同:“君民悬隔,而贵贱之等懔然。”正是因为两国政体的这种差异,使得在变为现今的政治体制的过程中,英国较容易而法国较难,英国“易以顺,则潜移而相安。”法国则“难以逆,故决裂而大乱。此乾隆末年,法国所以有革政之民讹,而其祸之烈,为史传所未有也。”[10]这种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严复在反思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时候,是更多地从革命者主观上找原因,认为是革命者学无根底,受卢梭思想的蛊惑,不惜舍弃生命以追求所谓的天赋人权,追求极端自由平等,正是卢梭思想的影响,加上革命者的鼓动,才造成了法国举国若狂的混乱局面。

众所周知,作为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是自由、民主思想的宣传者,早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严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所以富强,其命脉之所在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这二者与中国的理道所宣扬的精神也本没什么不同,而所以会“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并进一步指出,自由为“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11]2与此相反,西方则强调自由乃天赋人权,不得侵害,“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正是由于自由与不自由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一系列的不同[11]3,在此基础上,严复大呼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但随着自由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严复开始意识到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存在严重的偏颇,1900年译毕《群己权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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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序中讲,“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以二者之皆讥,则取旧译英人穆勒氏书,颜曰《群己权界论》,畀手民印板以行于世。”[12]132

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严复讲:真实完全的自繇,实际上在人世间是不存在的,人在天地间,“有自繇亦有束缚。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众。由此可知自繇之乐,惟自治力大者为能享之。”并进一步批评卢梭在《民约论》中开宗明义所宣扬的民生而自繇的观点是错误的:“此语大为后贤所呵,亦谓初生小儿,法同禽兽,生死饥饱,权非己操,断断乎不得以自繇论也。”[13]这里严复对卢梭思想的批评,更多是出于学理上的考虑,对国人学习西方理论尤其是自由平等思想可能出现的偏差,进行一定的纠正。毕竟这时中国革命风潮远没有形成,自由,也远没有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和津津乐道的话题。

后来形势的发展,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自由在中国传播日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并不能正确地把握自由的含义,也不能很好地摆正“国群自由”与“小己自由”的关系,但却对于自由迷恋异常,对此,严复深感忧虑。严复的这种忧虑,在很大程度上有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即严复担心中国出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举国迷于卢梭的“天赋人权”理论而追求极端自由的局面。尤其担心中国因少数人迷于卢梭的理论而倾心革命,演成率一世之人而鲁莽革命的局面。

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他的《社会契约论》一书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提出了激进的人民主权思想,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是“法国大革命中大多数领袖的圣经”。在严复看来,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如此风起云涌,很大程度上在于卢梭“天赋人权”理论的影响,在于人们对卢梭所宣扬的自由思想的迷恋和不惜一切的追求。“法国革命军之起也,自由之说最哗。”[14]1280“卢梭政论,为革命先声。”[14]1295“卢梭文辞,又偏悍发扬,语辩而意泽,能使听者入其玄而不自知。此遂见于美之独立,法之革命。嗣是以来,风声所施,社会岌岌,笃其说者,或不惜捐躯喋血,国量死者以求之。”[15]333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卢梭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严复马上敏感到,卢梭政论影响法国乃至欧洲的局面很可能要再现于中国。为此,严复奉劝热心革命者千万要慎重,不要:“以一二人倡说举事之不详,遂牵连流血以灌自由之树”,千万不能迷于卢梭民权之说而轻言革命[16]120。

从学理上,严复就不赞同卢梭的理论,欧美各国用卢梭理论所指导的革命实践“经百余年,诸种之民,用其法以求之。而所求者卒未至也。欧美言治之家,于卢梭各有所左右,亦大抵悟其说之不可行。”[15](333)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严复批判卢梭反对革命的言论也日趋激烈。

到辛亥革命后,严复有《民约平议》之做。批判卢梭以反对革命的现实针对性也更加突出:“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9]609担心中国出现这种局面,而这时的中国,所最急切的是国群自由,而非小己自由,应该说,严复的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三

严复从来没有赞许过革命。严复在论及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始终以一种旁观者的冷静心态去面对,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对历史的反思,严复的结论是,在国民程度不够的情况下,以革命的手段来强行变更政体,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应该尽量避免革命,在中国尤其要避免革命。

1902年,在《主客评议》中,严复告诫主新者,认为主新者中国“数千载受成之民质”,不会如其所想象的那样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在民质未变的情况下,倡导革命,倡导自由,只能使国家受损失,没有什么好处可言,并以英法革命“其酝酿之也皆百余年,而事后之创夷,

国之唸呻吟者又百余岁,夫而后文明之终福获焉,则其难有如此者。”来告诫主新者,不要迷信于卢梭之论而轻言革命,“夫泰西之民,人怀国家思想,文明程度若甚高矣,其行民权之说,尚迟而且难如此,公等试思,是四万万者为何如民乎?而期其朝倡而夕喻也。嗟呼!傲旧俗之余劲,与沮文明之潮力,二者贤不肖异,而皆不祥之金也。以其皆长杀机而拂天演之自然故也。”[16]120

严复通过考察英法革命的历史,发现以英法这样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进行革命还经历了百年的酝酿,又经历了百余年的动荡才达到了所期盼的文明,以中国的国民程度而寄希望于革命实在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在1913年写给熊纯如的信中严复道出了他所以一直反对革命的原因:“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已明矣。所以哓哓者,即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即自谓有程度者,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见睫,常苦不自知耳。”[9]610

由此联系到1905年春,与孙中山伦敦会晤时,严复对执着于革命的孙中山大泼冷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答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17]会晤不欢而散。这里,严复所据以反对革命的主要理由也是国民程度不足,前后一贯。正是出于对国民程度不足的担忧,使严复反对革命的决心与孙中山主张革命的决心同样坚决。在严复看来,中国若效仿法国进行革命则有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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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

严复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看到:法国民众在革命者的鼓动下“飙起霆发,举国若狂。”根本不考虑国民于代议政体毫无经验的事实,而是“但訹于卢梭诐淫虚造之辞”,把革命想的十分简单,以为“一夕措注,可以划数千载之不平,而明旦即成于郅治。且其志以谓吾法成,岂徒法民之利而已,生人之福,胥永赖之。”结果是“举其国千余年之政教,摧陷廊清,而无以善其后。”名为为国求利为民求福,实际上六七十年之中,举国动荡不已,而法国所以能够从混乱的局面中走出来,拨云雾而睹青天,是“赖当列强幼犀之秋,而竞争不逮今兹之烈,得轻丧败,危以复安,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也就是说,严复认为法国因革命而造成的举国动荡,存在着亡国的危险,而法国所以不至于亡国,是因为有“天助”,即当时的国际竞争还远没有那么激烈[7]308。

然而,与百年前的法国不同,由于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列强激烈竞争的时代,如果发生革命,近代中国则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即使假定国民程度能够达到所要实行的内政对国民的要求,由于情况复杂,“其因果递嬗之所演成,虽有舜、禹之圣,望、旦之才,莫能豫推而前画也。”[7]308说到底,严复担心中国一旦走上革命的道路,恐怕就很难如法国一样有拨云雾而睹青天的一日。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严复反对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中国革命本身,即严复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属于种族革命,是“所谓执义极狭而不可存于大同之世者”,这就更加重了严复对中国因发生革命而引发的严重后果的担心。

从学理上讲,以革命改变治体,在严复看来就已经很荒唐,革命而主于种族之说则是错上加错。

辛亥革命后不久,严复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对于充满反满意味的中国革命表示了明确的反对和担忧,认为中国所以贫弱腐败如此,不仅仅是满清的过错,“汉人与有罪焉”,如果沿着种族革命的道路这样走下去,严复担心我国会走上民族分裂的道路:“合众民主定局之后,不知何以处辽沈,何以处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不知我所斥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与伍者,在他人方引而亲之,视为同种,故果遂前画,长城玉关以外断断非吾有明矣。”[18]

严复赞赏并接受穆勒的观点:“治体无所谓美恶也,适于其时而已”,认为“自专制以至共和皆有其最宜之世,用之而当,而后真幸福生焉。彼固于治体而强分高下者,天下之至愚人也。”既然对于“治体尚不必强为分别若此”,而强行分别“制是治体之种族”的观点就尤其要不得:“使种族于为政而在所必争,则近而指之彼英伦三岛,君其国者,固非本土之所旧生;他若西葡诸邦,前亦有拥戴他族之事。且三百年以往,彼朱明非汉族耶?向使犹在,而神、熹之秕政尚行于今,公等岂遂忍与此终古?殆不然矣!是故为革命可,为革命而主于种族之义不可!”[19]

勿庸置疑,严复对于革命的一味反对,有其狭隘之处,然而其对辛亥革命过于强调种族革命的宣传和做法的反对,可谓抓住了革命者的弱点,有其理性与深刻的一面。

参考文献:

[1]严复.原强修订稿[M]∥王　.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

局,1986.

[2]严复.天演论[M]∥王　.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3]严复.《日本宪法义解》序[M]∥王　.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

书局,1986.

[4]严复.宪法大义[M].王　.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6:240.

[5]斯宾塞.社会学研究.[M].张宏晖,胡江波,译.北京:华夏出版

社,2001:102.

[6]严复.群学肄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严复.说党[M]∥王　.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8]严复.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M]∥王　.严复集:第2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6.

[9]严复.与熊纯如书[M]∥王　.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

局,1986.

[10]严复.《原富》按语[M]∥王　.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883.

[11]严复.论世变之亟[M]∥王　.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

[12]严复.译群己权界论:自序[M]∥王　.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

华书局,1986:131.

[13]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M]∥王　.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

华书局,1986:133.

[14]严复.政治讲义[M]∥王　.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

局,1986.

[15]严复.民约平议[M].王　.严复集:第2册[M].北京:中华书

局,1986.

[16]严复.主客平议[M]∥王　.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

局,1986.

[17]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M]∥王　.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

书局,1986:1550.

[18]严复.与张元济书[M]∥王　.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556.

[19]严复.论国民责望政府不宜过深[M]∥孙应祥,皮后峰.严复

集:补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1242125.

〔责任编辑:都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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