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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贫困政策的政策类型

中国反贫困政策的政策类型
中国反贫困政策的政策类型

中国反贫困政策有哪些?

我国政府致力于反贫困的伟大实践,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以来,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l)组织保障政策

自从大规模的反贫困行动计划开始实施起,国家就一直重视发挥组织政策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强调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建立明确的目标责任制,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反贫困的组织系统正式确立。小组负责制定贫困地区发展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协调解决有关贫困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并领导、组织、监督和检查全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工作.各贫困面较大的省、自治区和地、县,也相继成立类似机构,配备了专职人员。现在更提出了党政一把手工作责任制,即在贫困面大、贫困问题严重的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和省长、主席,特别是贫困县委书记和县长,要亲自抓扶贫,深入贫困乡村认真调查研究,直接部署扶贫攻坚任务,落实解决温饱的措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不仅要有总的规划、总的目标,而且要有解决温饱的年度计划,逐层分解.层层落实,限期完成.

(2)目标瞄准政策

1982年国务院在甘肃的定西、河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简称三西地区)划定了28个重点扶持县。1986年国务院又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273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1988年国务院在河北、内蒙古、四川、甘肃、青海和新疆的牧区中又确定了27个国家重点扶持县。各省、自治区也根据各自具体情况确定了300多个省级重点扶持县.这样,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贫困县664个。后来个别省、自治区增加扶持范围,全国贫困县总数达到99个。1994年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扶持范围的贫困县调整为592个。以县为单位确定国家扶持重点,是按区域实施反贫困计划的基础。在规定贫困县的基础上,国家强调要把贫困县中的特困乡、村作为扶贫攻坚的重点,集中力量解决贫困户温饱rm".

(3)国家投入政策

反贫困的政府投入包括扶贫信贷资金、财政发展资金和以工代赈三个部分。1986年以来,国家在原有扶贫资金的基础上,先后增加了扶贫专项贴息贷款、牧区扶贫专项贴息贷款、贫困县县办企业贷款、扶贫专项贷款,并逐步扩大各项贷款的规模。到1996年,各项扶贫贷款的总合达到55亿元。国家财政用于扶贫的投人,除对上述各项扶贫贷款的贴息部分外,还有自1983年起每年2亿元的三西建设专项资金和自1980年起规模逐年扩大的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这两项资金的总规模1996年达到19亿元。以工代赈计划自1984年开始实施,每年计划的执行期、使用物资和规模各有不同,但每年分解到的总规模是逐年扩大的,1996年的规模为30亿元。这样,1996年中央政府的反贫困投入总规模达到]08亿元。从1997开始,中央财政每年增加15亿元,扶贫贷款每年增加0亿元。1997开始,国家的扶贫资金达到153亿元.到1999年,中央扶贫资金达到284亿元.此外,自1987年以来,国家每年还拿出化肥、地膜、钢材、木材、卡车等,支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有扶贫投入,1995年地方扶贫投入的总规格比到17气厂干

(4)产业开发政策

1986年;中央政府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了开发性扶贫的方针,即在国家必要的扶持下,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逐步形成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依靠自身力量脱贫致富。同时强调扶贫工作从扶贫困人口平均分配扶贫资金向按项目、效益分配资金转变,从单纯依靠政府行政系统扶贫向主要依靠经济组织转变,从资金单项输入向资金、技术、物资、培训相结合综合输人、配套服务转变。在实行开发性扶贫方针的同时,政府还要求把有助于直接解决群众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相关的加工业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

(5)减轻负担政策

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减轻负担,国家相继对贫困地区实行过核减粮食合同定购任务、放开农产品销售价格、减免农业税、免征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免征新办开发性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政策.《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贫困地区规定了三项优惠政策:一是对国家确定的“老、少、边、穷”地区新办的企业,其所得税在三年内予以征后返还或部分返还、二是各级政府把本级扶贫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保障用于扶贫开发。三是为减轻贫困地区农民由于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和粮食提价而增加的负担,各省、自治区可使用地方粮食风险基金对吃返销粮的贫困户以适当补贴.

(6)社会动员低廉

政府要求凡是有条件的单位、部门都要定帮扶对象。

中央党政机关要定点帮扶到县,省、地、县要定点帮扶到贫困乡村。帮扶工作团组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宣传扶贫政策,管好用好扶贫资金.组织实施扶贫项目。淡止1995年底,直接联系帮助贫困地区的中央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大型企事业单位达到122个,对口扶持国家重点贫困县330个,1995年直接投入实物和资金价值9人7亿元,引进资金99亿元,举办培训班419期,培训农民4、9万人次。到1995年底,各省、自治区参加对口扶贫的单位有2364个,当年直接投入扶贫资金12.7亿元.引进资金16.6亿元,帮助举办了9969个扶贫项目,举办了33万期培训班,培D11农民165万人次。党政机关定点帮扶贫困地区,不仅有助于改变机关工作作风,而且也确实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此外,每年都有大批志愿人员包括教师、医生、技术人员、能工巧匠深入贫困地区帮助制定规划、培训人才、传授技术。

“希望工程、光彩事业、文化扶贫’等社会性扶贫活动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7)东西互助

东西互助是促进东西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缩小差距的重要途径。1996年中央政府组织沿海6省、3 AN市、4个计划单列市对口扶持西部10个省、自治区。即北京帮内蒙古,天津帮甘肃,上海帮云南,广东帮广西,江苏帮陕西。浙江帮四川.山东帮新疆,辽宁帮青海,福建帮宁夏,深圳、青岛、大连、宁波帮贵州。现阶段东西互助要以解决温饱为重点,落实到县一级;双方省市一级统一协调组织,把发达省市的富裕县与贫困县结成对子,由富

裕县动员和组织本地企业到西部贫困县去,充分利用自己人才、技术、信息、市场、管理、资金等优势,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与贫困县共同开发当地资源,尤其是发展有助于解决温饱的种养业项目和相关的加工业项目,同时帮助贫困县改造现有企业,提高林术7k平.管理水平。

(8)实地开发政策

对少数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资源贫乏,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按照农民自愿原则,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实行有计划的松动式搬迁移民,迁一部分,留一部分。主要的办法是“拉吊庄”,即劳动力先出山,两头有家,在移民点有了稳定的收入和生活条件之后,再全家迁。这样出山的人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留在山里的人增加了土地等资源,扩大了生存空间,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现在甘肃定西地区、宁夏西海固地区已经迁出60万人,加上广西、广东、河北、浙江等省区,全国已经搬迁了100多万人,都取得了稳布脱贫的效果。

(9)国际合作政策

反贫困领域的国际合作,包括利用国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国际多边组织的援助进行合作研究与培训,利用优惠贷款发展贫困地区经济。世界银行西南扶贫项目已经开始全面实施,援助规模为2亿美元软贷款、5000万美元硬贷款,重点扶持贵州、云南、广西的35个贫困县,项目完成后可以稳定解决35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综合性扶贫项目,既包括种养业、水利基础设施等经济开发项目,也包括教育、卫生等社会发展项目。

(10)人力资本政策

在反贫困行动中,国家特别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不仅强调在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中要充分利用现有人力资本,如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展以工代赈,而且强调要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使地区的人力资本得到充分利用。(教育的发展与建设是人力资本的基础)

这主要是组织、发动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

同时,在反贫困行动中还特别强调人员培五11,国家一级分期、分批地对贫困地区、县领导干部和项目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中组部、财政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制定了于1996年开始实施对贫困地、县领导进行培训的5年规划。省、地两级重点开展对乡村干部的培训。县一级主要围绕扶贫项目开展对农民的实用技术培训,谁于培训谁,于什么培训什么。努力使每一个贫困户掌握一至二门家用技术。

人力资本政策的另二方面,是控制人口数量,坚持和强调技企开发与计划牛育相结合的原则

中国的反贫困战争

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和性别问题1 张林秀 (1999年10月29日,成都) 引言 中国自70年代末期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在反贫困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国内和国际上的统计资料,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有2亿多农村住户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1999)。同期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也很快。 一方面多数人认为贫困人口减少了许多,另一方面对于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原因不甚了解。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理解决定缓贫取得顺利的因素和贫困农村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学术兴趣本身。因为迄今中国仍有5千万到1.02亿人生活在国定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是否更多地得益于经济的增长?或者说,应该归功于国家的扶贫项目?在评价扶贫投资状况时,又引出了另外一些问题。国家的扶贫投资在瞄准上是否有效?投下去的资金能否对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指导制订就中国现有贫困人口的脱贫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回答上述的一些问题,为政策制定者们做出有助于今后改进缓贫工作的决策提供信息依据。首先,简要描述中国的贫困地区的政策,以四川省的县级资料来分析对贫困县的瞄准是否准确。其次,重点分析扶贫项目对增长的作用。评估一下贫困人口的减少有多少是由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所至。本文的另一个目的是透国非农就业具体地考察一下农村妇女问题。最后,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通过收入指标来考察贫困。虽然在收入和其他福利指标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Wang和Zhang (1999)以及世界银行(1999)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地区和文盲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表现较差的地区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在考察瞄准和决定增长的因素时,我们用的是西部贫困省的数据,即四川省。 贫困地区的政策 虽然1986年中国并没有出台明确的全国规模的扶贫方面的政策,这并不等于说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没有受到过特殊关注。考虑到贫困地区对整个经济的边际贡献小,即便改革不成功损失也不会很大,改革者们允许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公社比其他地区早些解散(早在70年代末期)。当时中央政府已在对贫困地区进行补贴了,有的是通过直接的预算转移支付(Park 等,1996),有的通过粮食销售补贴或其他方式为贫困的农民提供帮助(Park, Rozelle和Cai,1994)。然而,由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开,预算资源越来越稀缺,这些支持一直在减少2。市场改革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产量和收入普遍提高(Weersink 和Rozelle,1997)。这些变化帮助一些人摆脱了贫困,尤其是在中部和沿海深受“以粮为纲”政策影响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根本就不适合生产粮食(Lardy,1983)。 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改善边远闭塞地区资源匮乏农户的贫困状况,这些地区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中央将决策权下放到地方(国务院,1989a至1989e;1991)。为此国务院专门组建了一支扶贫工作队,即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或LGEDPA)负责新的一轮反贫困战争。领导小组的工作重心是官方划定的“贫困”县。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负责从预算中划出一部分,同时让银行从扶贫专项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为贫困地区提供贷款。下面,我们将描述一下贫困县的选取过程,考察一下几个主要的扶贫项目。 1该文主要摘自于以下两篇文章:(1)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黄季火昆合写的“中国的反贫困战争”;(2)作者与Scott Rozelle 和Andy Mason 合写的“新的机遇和阻碍:中国农村的非农工作、工资和性别”。

贫困理论

选题的理由多半来自阅读:阅读现实和阅读文献。阅读现实时,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掀起了一轮新阶级的涌动:人们热衷讨论的“新中产阶级”、“新管理精英”诞生了;人们始料未及的城乡新贫困群体――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和那些因制度变迁而越发贫困的乡村贫穷人口――也作为新阶级相继出现。然而目前有关贫困的社会学解释相当乏力,多是围绕贫困线的讨论,或是一些经验层次上的描述与对策的实际操作性文章。在国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贫困的理论纷争就已十分激烈,尤其是结构解释和文化解释的对垒,已经将原本尚属政府行为的政策学贫困研究纳入了理论轨道。走进理论,我们才有入世(入贫穷世界)的感觉,需要梳理、归纳和评价它们,更需要将它们借鉴到转型中国的发展实践。这是这篇文章选题的初衷和目的。 本文章将沿结构和文化两个面向,对现有的贫困研究作一系统的综述和评价。力求在“综述”中透析贫困研究随社会发展从经验迈向理论的路程;在“比较”中阐释结构和文化解释的异趣及其关系,以期为社会学的贫困研究提供新思路。 结构取向的解释 不平等:社会力制造的贫困 制度造成贫困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比如,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除了出卖劳力,一无有。这就形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压迫和被压迫的生产关系。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 (马克思,1972:380),工人将愈面临严重的失业贫困。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英国有“圈地运动”造成数以百万无家可归者的贫穷;美国有“种族歧视政策”下的有色人种的穷困潦倒;中国有“剪刀差”下的农民的穷困……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感悟,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导致贫困。奥科克(Pete Alcock)首先指出,“从政策决定问题的意义上来看,贫困的界定通常取决于应对贫困的各项政策,于是政策和贫困就好像学术圈内存在着的‘鸡和蛋’的谜面,理解贫困首先就要去理解政策”(Alcock, 1993:4)。我以为,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政策可以确定“穷人”标签的指向,即“谁是穷人,谁将成为穷人”;其二,政策可能再造贫困。后一层意思又可让我们具有两种可能的想象空间:(A)解救贫困的政策因执行失误再造了贫困。(B)政策本身就不是平等之策。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样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8.14)

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 2017年08月14日 01 版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1000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13个县(区、市)中还有10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八十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胜枚举。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社会福利政策-第4讲 贫困再认识与我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完善

第四讲 贫困再认识与我国现代 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完善 一、贫困的涵义 (一)贫困的中国传统解释 古汉语贫、穷、困释义主要指财货匮乏的境况。 贫:缺少钱财。穷:“极”“尽”,常用以指仕途不得志;穷引申义:贫穷、穷困,与贫同义,但在程度上高于贫。困:木在囗(wéi,象房的四壁)中,木不得申也,借为穷困,病困之义(六书本义) 。 说文:贫,财分少也。贫的反面是富,穷的反面是达。 左传?昭公四年:“分贫振穷”孔颖达疏:大体贫穷相类,细言穷困于贫。贫者家少财货,穷谓全无生业。荀子?大略: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者穷。 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界定。贫困概念的界定是一个逐渐由狭义的经济视角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贫困的内涵和标准也反映特定民族对于社会福利的基本人权的规范性认识(罗遐.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J].学术界2007第6期.) (二)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三种贫困界定及其相互关系 收入贫困。指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物质匮乏。是从经济层面对贫困最直观的定义。相关的减贫战略重心即如何通过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水平。 能力贫困。指人们获取生活资料能力不足。能力:机会识别、风险承受、科技运用、资源获取、获得公平待遇等。让穷人接受更多教育、通过职业培训以提高其工作技能、改善其医疗保健环境等都可扩大穷人能力。 权利贫困。指社会成员应享受的政治和文化权利丧失。穷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被系统性剥夺。常被描绘成无权无势的感觉,主要表现为资源匮乏或机会缺乏。 收入贫困是贫困的表现形式,能力贫困是贫困的直接原因,权利贫困则是贫困的社会后果。收入贫困可以导致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 (三)贫困的测度指标:从人类贫困指数到多维贫困指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 1.人类贫困指数含义(human poverty index,HPI) 由寿命剥夺、知识剥夺和体面生活剥夺三指标构成。三指标加以平均得到人类贫困指数,数值越大,说明越贫困。 寿命剥夺在发展中国家用预期活不到40岁人口百分比表示。知识剥夺用成人文盲率表示。体面生活剥夺包括3方面:无医疗服务人口百分比、无安全饮用水人口百分比和5岁以下体重不足儿童百分比。 1997年报告,贫困指数最高是尼日尔:生存剥夺43.2,知识剥夺86.9,经济剥夺50,三项几何平均, 人类贫困指数值66,列78个发展中国家最后一位。中国贫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角色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副教授孙莹 如果说对于致贫的因素有“个人归因”和“结构归因”两种解释的话,中国城市贫穷问题的发生,主要是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有关。具体表现为:一是经济转轨导致国有企业向股份制和私营企业市场化迈进的过程中,传统的单位制解体,大批产业工人下岗失业;二是失业群体的特征相对统一,如年龄偏大、技能单一、文化水平不高,即使找到工作,也属于非稳定性,低技术、低收入、无保障的一类;三是在失业群体中还存在着一批弱劳动能力者,他们因身体疾病或精神疾病,在激烈的竞争中几乎不可能找到固定工作,以至社会心态、消费习惯和社会地位都处于委琐低微状态,处于边缘状态。(杨团,2002)因此,社会工作在中国城市反贫困中的助人活动,主要应聚焦于贫困者的社会环境的改变,倡导公平、合理的政策,帮助贫困者改变贫困状态。具体的角色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利益维护与需求评估――参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设计、修订与实施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目前维持城市贫困人口最基

本生活水准的主要社会政策。政策的目标是使贫困人口得到必要的基本生活资料,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同时也实现社会稳定的政治期待。社会工作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关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在政策制定和制度的设计环节表现为贫困者利益的维护者。社会救助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体现了多个学科和专业力量的整合与共同努力,经济学关注的是需求与资源的平衡;社会学关注的是缩小收入差距,减低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冲突;而社会工作主要关心的是贫困者如何通过这一政策受惠。由于社会工作长期从事的是基层服务工作,与弱势群体和贫困者有着密切的接触,所以最了解他们的需要和遭遇的问题,且在立场上也最维护这一群体利益。而任何一个社会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从需求出发,社会工作也因此成为贫困者需求与问题的最主要的表达者和诠释者。由此对于社会救助政策的建议,社会工作往往强调的是除了经济帮助以外,还应考虑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实际需要;如何从法律上清楚地将贫困者获得政府应有的社会救助界 定为一种公民福利权力;如何建立分家庭人口类别(高龄老人、儿童、残疾人)的救助补贴制度,保障非就业人口的利益,提高社会救助的效率;如何在实施救助的过程中减少社会标签和烙印,使贫困者能更好地融入社区生活等等。(熊跃根,2002)

反贫困

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设计 农村反贫困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仍应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同时应对逐渐显现的相对贫困问题予以重视。 (1)推动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首先,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经营法律制度,探索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创新。其次,实现乡镇企业制度向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转换的法律制度创新。第三,完善开发式扶贫法律制度。 (2),改善经济分配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首先,完善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法律制度。其次,完善财政和信贷扶贫法律制度。第三,改革农村税费法律制度。第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和城镇反贫困法律制度设计 城镇反贫困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城镇反贫困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仍是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主。 一,改善经济分配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第一,实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法律制度转轨。第二,完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第三,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第四,完善财政资金安排制度。 二,推动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完善和创新。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制度完善和创新需要关注如何更好地利用WTO机制增加外贸出口,如何利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加国内投资并努力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如何利用好金融制度繁荣国内消费市场拉动内需。这当然都需要一系列适当的制度设计和

安排做支撑。例如鼓励居民消费以拉动内需。 农村贫困地区信贷制度 1,小额信贷。小额信贷指对低收入的人群“包括贫困人口” 和微型企业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必须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准许各类小额信贷机构的进入并获得合法地位。 2,贫困农户贴息贷款。开展小额入户扶贫贷款由地方财政或龙头企业全额贴息,可以解决农户产前投入大、短期内无 收入、利息负担过重的问题,切实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 达真扶贫的效果。 3,贷款信用担保制度。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的信用担保制度安排与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根 据当前我国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的实际情况,必须构建一 个以反贫困为目的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 农村贫困地区保险制度 农业保险是一项准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性。我国必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安排可以这样考虑: 1 加快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建设。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制建设的力度,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规范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行为,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职

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章节题库(反贫困与社会工作)【圣才出品】

第十九章反贫困与社会工作 一、名词解释 1.社会剥夺 答:社会剥夺是指对相对贫困内涵的拓宽部分做出规范的概念。按照英国学者汤森的解释,“社会剥夺”是指社会上一般认为或风俗习惯认为应该享有的食物、基本设施、服务与活动的缺乏与不足,即因为缺乏资源而被剥夺了享有常规社会生活水平和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机会和权利。英国学者J.斯科特在汤森的基础上引入“公民权”概念,对社会剥夺做了更深入的阐述,认为达到社会常规生活水平和参与基本的社会生活是现代社会中公民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如果部分社会成员因缺乏资源而达不到公众认可的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或由于他人排斥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即被剥夺了基本的公民权。 2.社会排斥 答: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会群体因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而且是一个由劣势地位导致某些排斥,这些排斥又导致更多的劣势和更大的社会排斥,最终形成持久的多重劣势的动态过程。社会排斥概念将社会地位、权利、机会等非经济因素引入贫困问题的界定,强调其破坏社会整合的负面作用,即弱势群体缺乏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权利,缺乏足够的社会参与,从而导致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遭到破坏,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贫困概念的社会内涵。 3.资产建设理论

答:资产建设理论是指政府有组织地引导和帮助穷人进行资产积累与投资,而非简单地直接增加其收入与消费。此概念源自美国社会福利学者迈克尔·谢若登20世纪90年代初的著作《资产与穷人》。该书指出贫困者之所以难以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根源在于其难以积累起资产,并提出了一个资产建设的政策方案——个人发展账户。个人发展账户实质是“资产(资本)账户”,个人名下非强制性的、有增值收入和税收优惠的账户,政府对穷人的存款提供配给款或补贴。 4.社会救助(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研) 答:社会救助,又称社会救济,是指政府和社会团体对那些维持社会基本生活水平有困难者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社会救济工作的关键是要正确划定被救济对象最低生活标准,维护贫困者的基本权益。我国长期开展的扶贫工作是社会救济中很有特色的事业,把社会救济与生产开发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提高贫困者的生活水平。 二、简述题 1.简述社会投资理论。 答:1995年,美国社会政策学家James Midgley出版了《社会发展:社会福利的发展性视角》一书,阐述了发展性社会福利的观点。社会投资理论的要义即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融合,将以再分配与消费为取向的社会政策转变为以生产和投资为取向的社会福利政策。作者认为社会福利的功能之一是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应以社会投资为导向。通过将社会福利开支重点用于对福利服务对象和经济增长具有投资性的项目上,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及个人的自立自强,从而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达至社会福利的提升。

我国贫困问题和治理对策

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城镇贫困;治理对策;制度保障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线的标准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绝不能用别国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我国的衡量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线下的定义是: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现阶段我国把把每人每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低收入人群定为贫困人群,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资料: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还很多,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这个数字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城市岗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失业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使部分城镇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在农村

反贫困与政府干预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反贫困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贫困措施以往主要靠单纯的生活救济,变为以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身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的开发援助;反贫困的组织和传递系统也从以民政机构为主转变以为专设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及其下属机构为主,形成了有27个国家部委参加的广泛的反贫困组织结构。七五和八五初期的反贫困实践取得了成效是明显的,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与同期世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不断恶化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与80年代初期相比,中国贫困人口的下降速度已明显变慢,部分贫困人口的反贫现象恶化,农民收入增长停滞,贫困地区由于地理和资源条件的限制不能参与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反贫困政策和措施的不完备以及执行的偏听偏信差相关。由于中国目前的绝对贫困几乎完全发生在资源贫乏的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为使这1亿左右的人口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全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各级政府必须对因各种因素的限制不能跟上全国发展的步伐的贫困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更广泛的干预。 一、反贫困: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由于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在国家和 。 等国际机构的帮助下,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将反贫困作为政府的重要目标,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反贫困政策和计划,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1986年国人民代表大会六届四次会议将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尽快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况,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国民经济七五计划(1986年~1990)。为此,国家从上到下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扶贫工作,制定了贫困标准,确定了国家和省区扶持的贫困县。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拨出专项资金用于贫困地区的开发。从此,中国的农村贫困问题被真正提到议事日程,反贫困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职难。 三、反贫困政策的调整 为了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达到确定的目标,中国有必要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经验和自己的反贫困实践适当调整现有的反贫困政策。在继续强调物持救济、区域发展和基层设施建设援助的基础上,重点加强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卫生等社会服务,同时对特贫群体实施一些有针对性的反贫困计划。 1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 贫困者利用非农就业机会、新的农业技术和其他可能增加收入的机会的能力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营养、健康的教育状况。这些和其他方面的人力资本的开发部发地通过社会服务实现的,这在世界各国已被确认为缓解贫困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扶贫工作取得很大成就的墨西哥将扶贫资金的32%用于社会服务领域,1989年以来已投入80多亿美元,在全国新建了7万多所学校,使60%需要建设的学校得以重建;新建了5万多个教育机构,为贫困地区50万失学儿童发放了奖学金;新建了600多家医院,目前在每天增加5000人拥有医疗设施的速度向前发展;兴建了7000多处自来水设施,受益700多万人;

中国的贫困问题与国家反贫困政策

目录 【摘要】 (1) 【关键字】:贫困;扶贫;政策演变;经验借鉴;问题对策 (3) 前言 (4) 一、贫困的概念标准与中国当前的贫困现状 (6) (一) 贫困的概念及其原因 (6) 1. 贫困的概念 (6) 2. 我国产生贫困的原因 (7) (二) 中国的贫困评判标准 (9) 1. 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 (10) 2. 我国现行的城市贫困标准 (10) (三) 当前中国的总体贫困状况 (11) 1. 农村贫困状况 (12) 2. 城市贫困状况 (14) 二、中国反贫困政策历史背景 (15) (一) 建国初期我国的反贫困政策的发展 (15) (二) 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变历程 (19) (三) 中国城市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变历程 (24) 三、中国反贫困政策历史演变及其具体政策 (25) (一) 我国初始阶段的反贫困政策和扶贫资金投入 (25) 1. 反贫困政策投入 (25) 2. 资金投入 (26) (二) 转型期的反贫困政策 (28) (三) 我国现行的反贫困政策的目标 (32) (四) 配套政策 (34) 1. 财税支持 (34) 2. 投资倾斜 (34) 3. 金融服务 (34) 4. 产业扶持 (35) 5. 土地使用 (35) 6. 生态建设 (35) 7. 人才保障 (35) 8. 重点群体 (36) 四、中国反贫困政策评价 (36) (一) 总体评价 (36) (二) 现行反贫困政策的不足 (36) 1. 相对贫困问题突出 (36) 2. 我国反贫困依然以物质性措施为主,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不足 (38) 3. 扶贫对象规模大,返贫现象时有发生 (38) 4. 政策执行问题 (39) 5. 现行的贫困监测体系不合理 (39)

贫困人口社会救助政策要点

贫困人口社会救助政策要点 一、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一)保障范围和对象。凡属我县户籍的农村居民,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我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均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二)保障类别。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及困难程度,最低生活保障划分为A、B、C类三个类别。A类对象主要是指因主要劳动力亡故、重度残疾、常年患病等原因造成基本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B类对象主要是指家庭成员因病、因残、因学等造成劳动力缺乏或家庭支出负担过重,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家庭;C类对象主要是指家庭成员灵活就业,收入低或不稳定造成人均收入低于保障标准,生活比较困难的家庭。 (三)家庭成员的认定。申请对象家庭人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及公安部门制发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核定,指具有法定赡养、抚(扶)养关系,户口在一起并共同生活的成员。家庭成员中有在大中专院校学习,户口虽已迁出,但也可纳入家庭人口计算;具有赡养义务的家庭成员,其户口虽已独立,但应纳入赡养人家庭人口计算。 (四)家庭收入核对。家庭收入核对的内容和范围包括核对对象拥有的全部可支配收入和家庭财产。 (五)低保审核审批程序。1、申请。由低保申请人携带申请书、身份证、户口本以及相关困难证明等材料原件到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申请低保。2、受理。乡镇人民政府将申请人身份证、户口本和相关困难证明材料扫描上传至低保系统;申请人在低保信息系统打印出的《核对授权书》、《低保申请表》上签字按手印确认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3、乡镇初审。第一步,乡镇入户调查;第二步,民主评议;第三步,乡镇公示;第四步,乡镇人民政府提出审核意见并完善

心理扶贫:社会工作服务精准识别对象的反贫困实践探究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978864549.html, 心理扶贫:社会工作服务精准识别对象的反贫困实践探究 作者:李修丽 来源:《智富时代》2019年第04期 【摘要】当前我国的扶贫政策大多停留在客观物质层面,忽视了贫困群体的主观心理因素。贫穷是社会工作的核心概念,社会工作秉承“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在助力精准心理扶贫方面,具有专业优势。本文旨在通过社会工作服务介入心理扶贫的实践总结经验,探索社会工作服务介入心理扶贫的可行性。 【关键词】社会工作;心理贫困;助人自助;内生动力 今年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百年目标的关键一年,我国扶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虽然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但贫困群体的心理问题也日益凸显。他们普遍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先扶志,就是要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而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恰好与之有契合之处,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介入精准心理扶贫具有较大潜力。 一、心理貧困的表现 欲通过社会工作服务做到精准的心理扶贫,则必须了解心理贫困的具体表现,从而进行针对性的帮扶。为此,我们组成专题实践团队,采取实地察看、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方式对扬州市若干社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力图做好精准识别对象工作。此次调查共发放50份问卷,回收50份,其中有效问卷47份,有效份比率达94%。 有关贫困户的心理状态情况数据如下: 第一,被调查对象中,“对于参与外界活动态度”这一项,选择“畏惧消极”的占42%,选择“自卑沉默”的占39%;选择“从不参加外界活动”的占19%; 第二,在对未来的期待这一方面,想要保持现状的占33%,想要努力改变现状的占29%,不清楚、不确定的占38%; 第三,当问及如何看待政府及社区救助时,59%的对象表示“希望政府、社区能多多照顾”;当问及最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时,63%的对象表示“政府、社区的物质帮助”,仅25%的对 象表示“工作等机遇”; 第四,在被调查的贫困户中,关于“您对自己的能力评价”,51%的人认为“凭借自身能力 只能稍微改善生活”。

贫困户(政策明白人)

贫困户(政策明自人)问答提纲 (一)基本信息 1.你家是哪一年评为贫困户的?怎么评上的?致贫原因是什么?哪一年脱贫的? 我家20 1 4年被评为贫困户的。当时我写了申请,大队(村)和公 社(乡镇)的干部到我家里来看了的,村上开了会评了过后还在村上张了榜公示,最后还报到县上去了的。我主要是因为XXX致贫(与帮;扶手册一致),我是201X年村上开会,乡镇核实,县上公示了后才脱贫的(与帮扶手册一致,未脱贫户回答2018或2019年脱贫) 2.你家有几口人?你的文化程度?你家里人的年龄和工作情况? 我家共有X人(一起生活,共享开支),全部都识别为贫困人口了的。文化程度是XX。我家60岁以上老人有X人,1 6岁以下未成年人有X 人,具有劳动能力X人;有X人在家务农,有X人在外打工。 (二)吃穿保障 1.你们家缺口粮吗?肉、蛋等食物够吃吗?吃水有没有困难? 现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吃不饱饭、缺米面吃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吃的都是自己种的,够吃。肉、蛋都是经常吃(若不经常吃,要说明原因,如,因为身体原因,医生让少吃为好;自己不喜欢吃肉).饮用水方面,分两种情形回答:①(享受了安全饮水项目的)不缺水吃,政府XX年补助钱给我们打了水井的。②(若暂时性缺水.工 作人员又问到此类问题的)平常水是够吃的,只是这几天天旱,水有点少,但吃是没有问题的,缺水的时候都很少,一年就那么几天。”2.你们家穿衣有问题吗?有换季、换洗衣服吗? 儿女会给我们买衣服,我也有余钱买衣服,不存在穿的问题,换洗衣服、换季衣服那肯定也都是有的(不能回答靠社会捐赠救济)。 (三)收入情况 1.你一年有哪些收入?总收入有多少? 我一年收入有XXX元,如:外出务工XX元,公益性岗位收入XX 元,子女赡养每月XX元,粮食收了XX斤,鸡鸭鹅养了XX只,鸡蛋、鸭蚕、鹅蛋卖了XX钱,养了XX头猪或XX只羊。我每个月的低保领XX元,五保领了XX元,农保领了XX元,粮食直补XX元等(要算

贫困的本质及反贫困对策

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20期(总第320期) 作者简介:冯 瑛(1970-),女,四川成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及开发。 陈建东(1967-),男,安徽合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收入分配。 贫困的本质及反贫困对策 冯 瑛1,陈建东2 (1.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成都610031;2.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成都610031) 摘要:基于有关贫困定义的主要英文文献,文章回顾了贫困研究的早期成果,特别是对贫困的 定义。评述了贫困和贫困线定义的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种定义的优缺点;介绍了中国的贫困现状以及关于中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最后根据上述讨论,提出了我国反贫困战略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贫困;贫困线;定义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487(2010)20-0074-04 0引言 贫困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和技术上的问题,而 且在某种意义上,贫困线的变更和贫困的定义是社会公平和效率平衡的过程。进一步地说,贫困定义的演进及其相应的贫困线反映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它还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短期和长期的平衡过程,特别是在社会稳定受到贫困威胁的时候。对贫困线划分的决策和对贫困的定义是与政府以及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相联系的。贫困的标准决定需要三个要件:其一,必须选择贫困的相应维度和特征;其二,决定贫困线,即在此线之下的家庭和个人被认为是穷人;其三,选择用于报告全体居民和部分居民的贫困标准。 国内有关研究贫困的问题始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对于贫困定义的研究鲜见于国内的文献。直到90年代,研究的深度和范围仍不及国外的相关文献。因此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国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评述,了解国外贫困研究的成果和目前贫困研究的趋势。本文主要介绍国外一些影响较大的相关文献,我们在给出主要的不同论点的同时,将详细分析主要的几类贫困的定义、相应的贫困线和中国的贫困状况。对这些文献的回顾,有利于加深我们对贫困概念和中国贫困现状的认识。 1贫困的本质 在使用适当的方法分析评估贫困之前,应该首先批判地 分析对贫困定义的方法,然而有关贫困问题的学术争论大多是关于贫困的定义。因为贫困总是根据其发生的社会习惯来定义的(Hobsbawn,1968)。 19世纪末,Charles Booth 和Seebohm Rowntree 对贫困 的定义和标准做出了主要贡献(Holman,1978)。Booth 的贫穷 是指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生活必需品”的人。Rowntree 以必须满足“生理效率”的收入作为分界线,以此划分贫困和非贫困。这个定义主要以食物消费为主。根据Rowntree 的“一篮子法”,基本营养被转化为具体的食物量并以现金表示,然后再加上支付房租、最低量的衣物和杂用(MacGregor,1981)。1965年,美国社会保险局的经济学家Qusanski 改进了Rowntree 的方法并建立了美国的贫困线。其方法要点如下:第一,Qu - sanski 利用和Rowntree 相类似的方法确定了最低食物支出, 然后以特定的恩格尔系数(如60%)以区别贫困和非贫困;第二,最低食物支出除以恩格尔系数就得到了贫困线。这种从人类基本需求不足的角度来定义贫困的方法直到现在仍然被许多学者和国际组织广泛应用,如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就是运用该方法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状况。很多发达及发展中国家也是应用这种方法测算他们自己的贫困线。 至此,贫困是由收入的多少来检验的,即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用以购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Holman,1978)。Qu - sanski 的贫困定义因为比较容易,所以被很多国家采用。然 而,基本需求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以及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存在很大不同,他们还取决于个人生活的经历(Mingione,1996)。事实上,人们不仅受生理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该定义的困难之处还在于“最低需要”的含义和满足这些需要所需的货币数量(Ansel 和Sharp,2002)。通常这些需要用一定的货币量来衡量,这要求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穷人应具备一定的持家管理能力,否则很容易突破最低需要的控制。同时提供给人们必须的最低营养和卡路里的食物需求量一旦设定,相应的食品种类也就确定了,这意味着穷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必须容忍给定的菜单。Gordon (2000)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方法是没有科 74

中国实施反贫困战略的法学分析

中国实施反贫困战略的法学分析 摘要:本文在分析我国贫困形成的制度性原因基础上,剖析了公共权力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探讨了开发性扶贫中的基础资源配置问题、分配正义与反贫困的关系问题、贫困者的权利保障机制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制定《反贫困法》的构想。 关键字:贫困,反贫困,反贫困法 我国的反贫困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包括一系列国家、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并由此而形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应将反贫困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内,将其形成为人们彼此之间普遍信守的权利义务系。简言?我国应通过立法形式规范各种扶贫关系。 一、贫困的制度性原因分析 贫困的原因,除了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文化原因、国际原因、宗教原因等之外,还包括这些原因背后的制度性障碍,包括法律制度的障碍。 我国农村中的贫困原因与城市中的贫困原因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城市中的贫困与因国企改革而增加的下岗工人有着较大的关联,这种贫困是一种失业型的贫困;而农村中的贫困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从贫困的制度原因进行分析,农村中的贫困在较大程度是由不良制度或缺乏良好制度所导致的,这些制度缺陷我们可以举出若干方面,它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制度缺陷,又包括微观层面的制度缺陷,诸如农村的自然资源配置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为城市与农村在相当程度上的差别待遇,而这种差别待遇从根本上讲又是我国在建国后长期实行不平等的城乡分治政策导致的结果,这种结果又导致了国家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法律制度的安排。这种安排的实质又在于优先发展城市的旗帜下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确立了低代价转移农村资源的制度,这不仅减少了农民应有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进而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国家力图通过制度变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这种制度在目前并没有彻底变革。如农村信用社中就存在较多的问题,有学者研究认为,农村信用社每年通过缴纳存款准备金、转存中央银行、购买国债和金融债等方式,大量转移农村资金,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农村信用社平均每年转移资金20XX 亿元左右。① 又如1952 年- 1989 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

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

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及其社 会支持政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社会弱势群体及其问题日益凸显,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并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朱róng@②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弱势群体问题,指出要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实际上,弱势群体成为国际通行的一个词汇,是在近几十年。(注:杨团:《弱势群体及其保护性社会政策》,《前线》2001年第5期。)然而,弱势群体的存在,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一定规模的社会弱势群体。现阶段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构成状况复杂、存在问题多样,弱势群体的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并且已经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因此,深入研究新时期中国的弱势群体问题,构建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弱势群体”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称法,如: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等。学者们根据自己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弱势群体进行了各自的界定。如有的学者将社会弱者作为社会工作的对象,认为“弱势群体是在遇到社会问题的冲击时自身缺乏应变能力而易于遭受挫折的群体”。(注: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有的学者从经济的角度,将弱势群体看作是贫困群体或者是贫困群体的一部分,认为“脆弱群体指的是这样一些人口群体:由于各种外在和内在原因,他们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在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脆弱群体一部分已经是贫困者,另一部分是潜在的贫困者。”(注:沈红:《中国贫困状况与贫困形势分析》,汝信、陆学艺、单天伦199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有的学者则从政治和法律的角度,将弱势群体界定为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认为“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数)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并且认为法治社会应该从法治的公正性出发,对弱势群体予以公平的对待,对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要给予例外对待和特别保护,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注:李林:《法治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前线》2001年第

反贫困政策的利弊分析

对中国贫困类型变迁及反贫困政策的研究 标题注释:本文是Ka Lin的"V ulnerabilities and Social Provisioning :Patterns,Changes and Trends in Transitional China"一文的改写和扩展,该研究为芬兰科学院中国社会政策研究项目所资助。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中国贫困类型的变迁过程,分析了贫困群体的特征和国家反贫困战略的变化。它以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描述了中国反贫困政策演变的过程,阐释了导致这一进程的制度因素,从而为读者展示中国贫困及反贫困变迁的一般途径。本文也对中国反贫困经验作了评估和总结,从而把贫困问题的研究从经验描述和政策分析层面推进到理论分析的高度。本研究将对理解政策变迁的逻辑,深化对国家反贫困战略制度背景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贫困/制度变迁/政策分析/市场经济 在中国,贫困研究的焦点往往是贫困的度量和发生率问题,或者是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出发来分析政府的反贫困政策效应。这种研究取向与萨迈德(Samad ,1996:38)对亚洲贫困研究的评论相一致。在此评论中,作者抱怨亚洲的贫困研究缺乏理论深度。而沈红(2000)在对中国学者贫困研究的文献进行回顾后也认为,这些研究很少能给读者提供充分的理论阐释。姑且不论他们的评论是否恰当,这些评论都隐含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即对贫困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经验描述和政策分析的层次上。因此,本研究把阐释的重点放在贫困类型变迁和导致变迁的制度性因素上,并试图通过这些努力来展开对贫困的理论探讨。 对贫困问题的制度性研究最早是由汤森德(Townsend,1971:421996:18-32)。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研究中国的贫困问题,我们就有必要把贫困问题放在权利资源和社会分层的背景中去考察,并把这一问题与制度变迁相联系。由此,本文以历史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去描述贫困类型的变化和贫困群体的变化,从而给读者展现了中国贫困类型变迁的一般途径。它又回顾了国家反贫困战略的变化,阐述政策演变过程及其推动力,进而评估中国反贫困战略的成功及其意义。 一、国家贫困状况的转变 建国伊始,由于基础设施的缺乏和技术条件的落后,新中国的经济重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长期的战乱和政治动荡,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留下“一张白纸”(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长期禁运,把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相隔离。这些状况造成了共和国早期相当高的绝对贫困率。如在1949~1977年之间(除1956年),国民人均卡路里日摄入量少于2千克(郇建立a ,2003),这反映了当时食品的严重短缺和绝对贫困现象的流行。后来,在国家的努力下,绝对贫困率有了明显的下降,但是直到这个时期末(以1978年为例),仍有2.5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IOSC,2001)。 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国家通过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建立起一个以集体为单位的社会网络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土地私有制,国家把农民组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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