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魏晋以来

材料一魏晋以来

材料一魏晋以来，官员大都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证、真才实学的人，都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

材料二（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正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的英雄尽白头问：上述材料都涉及到历史上的什么选官制度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影响

问：概括指出上述选关制度的实质是什么，并援引材料二中的某一句话加以印证

1．初期弥补了察举制的不足为选拔人才提供便利

2．随着世家大族的势力日益膨胀，中正官职几乎全部被位居朝廷的大世族所把持。他们品评士人，往往把门第家世作为唯一标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教育

材料二科举制影响

好处是：

1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

2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3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

4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

5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

弊在于：

1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2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3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4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魏晋

论缪钺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刘振华 2005-06-02 14:56:12 阅读 1152 次 刊《学海》2004年第5期，象牙塔网络编辑 中国史研究网络资源导航 文章搜索 研究论文 近期热点文章 累计热点文章 ? 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 (胡戟) ? 通贯古今，回翔文史——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 (缪元朗、景蜀慧) ? 史念海教授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杰出贡献 (王双怀) ? 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 (刘后滨、张耐冬) ? 九十自我学术评述 (何兹全) ? 谢国桢先生治史之经历与成就 (任道斌) ? 傅斯年与中国考古学 (沈颂金)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西域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宋晓梅) ? 相依为命的追忆 (韩昇) ? 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张广达) ?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和史学著作 (何兹全) ? 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 (刘浦江) ? 走近唐长孺 (胡宝国) ? 陈直先生与秦汉史研究—— 缪钺先生是江苏溧阳人,家学渊源深厚。祖父缪巩,清光绪己卯科举人,父缪颂唐著有《惟是斋文集》。在家庭熏陶下,他中学毕业前便学习文字、声韵、训诂、目录等诸种学科的知识,读过相当数量的经、史、子、集,学会古文、诗词写作。18岁那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924年冬,辍学肄业,之后便以教书为生,先后任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治学早年以先秦诸子为重点,上世纪40年代即发表《论荀学》、《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等论文,与钱穆先生讨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问题。后转向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历史与文学研究,著有《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传》、《杜牧年谱》、《诗词散论》、《读史存稿》、《冰茧庵丛稿》等,并带领和指导四川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中青年教师,选注《三国志》、《魏书》,编纂《北朝会要》。缪钺先生谦称自己“勤于读书,懒于著述”。然而,他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许多方面,如对政治制度、民族关系、学术思想、文学语言、文化发展、历史人物的研究都有开拓创建之功,值得学术界珍视和总结。 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此时北方尤其如此。因而,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历来是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缪钺先生主张,治史应通古今之变,彰往而察来,探索阐释数千年兴衰治乱之迹,以资借鉴。在这方面,他善于将文化史与民族关系史的考察结合起来。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缪钺先生在《略论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中进一步指出:“其实,不仅北朝如此,全部中国历史中都是如此”[1],并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春秋时期,周承继夏、商文化,经济与文化都相当发达。这时的各少数族,如“戌”、“狄”、“蛮”、“夷”等,不但散居边疆,而且在中原与华夏族杂居共处,时有矛盾发生。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方面讲“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主张尊夏攘夷,使华夏文明不受落后文化干扰侵犯;另一方面又愿意使夷狄少数族接受华夏文化。春秋前期,齐恒公用管仲,成霸业。当时狄人灭邢、灭卫,恒公会诸侯兵以救之,迁邢,存卫;楚人屡次北上伐郑,恒公会诸侯伐楚,盟于召陵,遏其北进。据《论语·宪问》

魏晋南北朝名词解释

魏晋南北朝名词解释 1、三曹：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称。他们以显赫的政治地位与杰出的文学才能著称于世。他们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乱离的社会场景，悲歌慷慨，是汉魏风骨的代表诗人，在五言诗歌发展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 2、建安七子：指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并称。他们均以诗文显赫当世，是曹魏文学集团核心成员，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其中以王粲、刘桢成就最高。 3、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风格的形象概括。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当时有不少作品反映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其诗歌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爽朗。后人把建安诗歌的成就称为“建安风骨”。 4、正始文学：魏曹芳正始年间的文学。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老庄哲学风行，文学创作受到严重影响。宣扬消极思想，滋长了脱离现实的倾向。只有阮籍、嵇康的作品还能以隐蔽的手法表现彷徨苦闷的心情，流露出不满现实的情绪，成就较大。 5、竹林七贤：指魏晋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位文士“相与友善，游于竹林”，故号“竹林七贤”。 6、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指主要活动于西晋太康、元康年间的八位诗人的并称。他们是：张载、张协、张亢兄弟，陆机、陆云兄弟，潘岳及其侄潘尼，还有左思。 7、左思风力：是对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语出钟嵘《诗品》。左思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代表作《咏史诗》八首，风格刚健，感情深沉，和当时流行的华丽诗风迥然不同。他的诗承建安风骨，抒写怀抱，抨击现实，多不平之音。气势雄健，笔调挺拔，辞采壮丽，形象鲜明，风格独树一帜，人称“左思风力”。 8、玄言诗：指东晋时期在玄学思想影响下，诗坛上流行的“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的作品。代表作家有东晋孙绰、许询。玄言诗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诗味不浓，但其中通过景物来表现哲理的作品，为山水诗的出现起到了催化作用。 9、游仙诗：两晋之际诗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将老庄思想与道教神仙之说相混合，寄寓仕宦失意、惧祸避世的情绪和苦闷情怀。名为“游仙”，实为咏怀，抒发怀才不遇和对现实的不满之情。郭璞的诗形象鲜明，比喻贴切，词采清新，气势挺拔，寄兴深远，较之当时盛行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要高出一筹。 10、田园诗：指以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篇。陶渊明的田园诗，多方面描写田园景色和农村生活，表现了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诗人悠然自得的心情，也表现了诗人参

魏晋玄学的 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形成 【摘要】玄学，是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哲学思潮相比，魏晋玄学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风格及其当时玄学思想家群体放任、超达、自由、解放的个性，是其前其后的历史上所少见的。一种思想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玄学，作为魏晋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残酷而又无奈的社会现实，几百年的思想发展，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需要以及当时的学风都是促进玄学产生的条件，本文力图从这几个方面解读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玄学；形成原因；影响； 1.什么是玄学 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2．玄学的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2.1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道文化合流包融的结果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代表了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它和封建社会牢牢维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到了汉代，儒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魏乱世，为了恢复和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统治者自然选择了儒学作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浅谈魏晋玄学论文

浅谈魏晋玄学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 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 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 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 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 魏晋玄学的产生

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建安时期，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 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其中刘劭的《人物志》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它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的特点。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学术思想，与时消息。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 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这里的“名教”是指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和谐的自然规律。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主题。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和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和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是夏侯玄。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自然”与“名教”之辨从此作为玄学思潮的一条主线，贯穿于玄学发展的始终。 名教本于自然———对名教的本体论论证 正始时期，何晏、王弼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晋书·王衍传》记载：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立论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摘要]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魏晋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时代影响力的人格美。魏晋风度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魏晋风度追求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读书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象征，又是魏晋玄学倡导玄远精神的结晶。这种具有特殊魅力和强烈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度。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主要的代表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个人自由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最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 魏晋风度，它彰显的是一种自由独立的人格，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化风尚，其形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魏晋之际政治动荡，使得统治阶层的权力斗争日益惨烈，同时伴随着血腥杀戮，史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具体写照。在这种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动荡和变化的背景下，魏晋士人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理想、艺术风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魏晋时代人是个体感性意识觉醒的时代。魏晋士人强烈自我意识，必然会引发对人的情、性本质的探索。应时而生的玄学以哲学的思辩代替了神学目的论，从对有无、本末的讨论深入到对人的性情本质的探索，这就使得他们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追求思想开放和自由论辩。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他们对社会与人生所取的态度，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具有情感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思潮与行事风格，在魏晋年间备受推崇，形成历史上有名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所倡导的是精神自由，自我情调。它强调个人之存在、自我存在，强调人应该有一种“情”，这种“情”，主要表现是高情、才情。它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使内在的追求与外在的否定联系在一起,即在对旧传统、旧价值的怀疑、对抗,在破坏与颠覆中彰显出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人的觉醒”,才使得“魏晋风度”具有了推动历史演变的人文情怀,蕴含着激励后人的意绪情结,从而使中国士人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审美开拓。魏晋风度反映出魏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它以文人的自觉为前提,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由此而凝铸的人格精神,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现象。 魏晋名士们以清谈的话语形式畅神达志，昭示一种理想人格。清谈是对哲学玄理的一种抽象的论辩和探讨。清谈讲究语言优美、音韵和谐，需要高深的语言、文学和哲学修养。因此玄学清谈既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标榜出风流倜傥的名士风范，名士们或笑傲江湖，或隐逸田园，潇洒也好，失意也罢无不具有哲人的智慧，艺术家的才情。如果说魏晋风度是那一代士人张扬的极致，那么，清谈则是他们修名养誉的重要途径。阮籍、嵇康等人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既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又是对理想社会以及自由人格的一种构想，它为魏晋士人自

浅淡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镇江

浅淡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镇江 镇江是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古城。可见诸史籍记载或文物证明，镇江最早的地名称作“宜”。到了春秋时改称为“朱方”，战国时改称“谷阳”，秦朝时称“丹徒”，三国时为“京口”，南朝宋在京口设“南徐州”，隋统一后改置“润州”，镇江之名自北宋至今。而每一次城市名称的变化毫无例外地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特定文化气息，也伴生了精彩的故事或传说。 在这漫长的3000多年历史中，六朝时代是古镇江最为辉煌时期，三国时，东吴孙权看中镇江地势险要，迁都此地，筑城池铁瓮城，谓之京城，那时的镇江，江面宽阔，地处长江入海口，又是南北交通重要渡口，故称镇江为京口。西晋永嘉年间北方战乱，晋室南迁建邺，东晋王朝南迁后，北方许多士绅家族和百姓人口追随晋室，纷纷南迁，他们从广陵—京口这条航线南渡，看中地处建邺之侧的京口，这里江河交汇、交通便利，成为北方流民定居的首选之地。时为晋室权臣的徐州刺史郗鉴寄治于京口，在花山湾筑晋陵郡城，并辖１７郡６３县，安置侨民２２万人，成为一时大州。北方先进的经济文化传播到了镇江，同时许多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各朝大批军政重臣都选择在京口居住，东晋时期就有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祖逖以及徐邈、郗鉴等名臣大将居住在京口，书圣王羲之在此成了郗鉴的东床快婿，还有像刘裕、檀道济、祖冲之、萧衍、刘勰、宝志、王恭、徐广、刘牢之等一大批著名人物的家族祖辈

也从北方迁居落户于京口。接下来值得称道的是，南朝宋开国之君武帝刘裕、其子文帝刘义隆及后来的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等出自平民或寒门的帝王们，在其执政的一个多世纪里，较为昌明的政治和颇为强盛的国力有力地推动了镇江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正是这个时期，镇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城演变成具有全国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会。到了南朝（公元420-589年），古镇江达到了鼎盛时期。 在政治上，南朝四个朝代中，有宋、齐、梁三个朝代的开国皇帝出自镇江地区，陈朝皇帝也与镇江有亲，在此期间，镇江一共出了20位皇帝，京口成为皇亲国戚、朝中大臣聚居的地方，享有种种特殊待遇。 在军事上，这里“因山为垒，望海临江，缘江为镜，似河内郡，内镇优重。”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京口有坚不可摧的铁瓮城，有战无不胜的北府军，还有一大批智勇双全的北府将领，使镇江成为稳定朝政的中流砥柱。 在经济上，虽然在南朝之前，镇江即已是江南大运河的出江通道，但真正确立镇江水运交通枢纽地位是在南朝，南朝时期镇江港口型经济基本成形并已经相当发达，隋唐以后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镇江成为漕运主要起始地，进一步凸现了镇江作为江、海、河运输枢纽的地位，成为沟通富庶发达的江南地区和北方朝廷的咽喉要地。南宋的刘裕父子都注重经济发展，刘裕在位时即已出现了“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的局面。到了宋文帝刘义隆时生

魏晋玄学产生与展(四)

魏晋玄学产生与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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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四) 天才的诞生： 黄初七年，曹丕在位的最后一年，奉这位皇帝之命而继承王粲爵位的王业家中，添了一个小儿子。 王业的长子取名王宏，宏，发扬光大，意味着使一度中断的王粲家族兴旺发达；王宏字正宗，以肯定其正统的继承人身份。所以当小儿子出世命名时，取名为“弼”，意为辅助，后字为“辅嗣”，以表示帮助兄长王宏共同振兴家族。 于是，世上一个姓王名弼，字辅嗣的男儿诞生了。 山阳王氏深厚的文化渊源，荆州学术的薪尽火传，还有王粲留下的来自蔡邕的近万卷书籍，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家学内容。这是王弼先天的财富也是他后天成功的基础。 关于王弼童年以及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内容，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从那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另一位少年才子钟会所受的教育中，可以间接的推导一些王弼学习的基本内容。 颍川钟氏家族与山阳王氏关系密切，钟氏家族以擅长刑名学和古文经闻名。 钟会追忆自己文化启蒙教育的过程中这样写道: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岁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 尽管家庭文化传统十分重要，而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更为重要，尤其是当一个思想家在其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代，他所生活的氛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正始时期，何晏等“浮华分子”上台后所掀起的玄学思潮风靡了思想界，而这时的王弼才十五岁，正是最容易接受“奇文异训”的年龄。 正始玄风主要风行于首都洛阳的上层知识界和上层贵族官僚青年中。王弼恰恰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山阳王氏是名门望族，与汝颍名士为世交。王业是王粲的嗣子，正始时期在中央尚书台任尚书郎，全家定居在洛阳，生活在上层士族文化环境中是无疑的。

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魏晋玄学』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於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甲,『魏晋玄学代表人物』 「魏末西晋时期」 一,「正始时期」 代表人物:「何晏」 重要著作:《道德论》,《论语集解》 核心思想: 1,本末有无:「贵无论」 宇宙本体是超言绝象的,是无名无誉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著. 「无」具有主宰天地万物的作用,是阴阳万物赖以化生成形的始基. 2,自然名教:「名教本於自然」 名教的衰败是由於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崇仁义,愈致斯伪.故必须抓住根本来维护纲常名教,这个根本就是「无」,「无名」或「道」. 3,圣人有情无情:圣人「无情而有性」 圣人「无喜怒哀乐」,其因在於圣人无情而有性. 「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回任道,怒不过分」 重要成就与影响: 正始时期清谈的领袖人物,是魏晋以下玄学风气的开创者. 是贵无论的首倡者,突破了两汉以来宇宙本原论的框架. 代表人物:「王弼」 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找寻世界统一性的原理.其主要范畴是讨论五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本末有无的关系问题,即本体论世界观的范畴.(二)动与静的关系问题,属於运动观的范畴.(三)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属於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范围.(四)性与情的关系问题,属於人性论的问题.(五)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即玄理哲学与政治伦理的关系问题. 重要著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 《老子指略》认为若把某种一定的事物当作世界的始基,就不能说明世界的多样性,所以「有」不能成为世界统一性的基础,故要以「无」为本.

从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看魏晋风度

从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看魏晋风度 摘要：魏晋也就百年的历史，却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大动荡、大转折时代。政治上的黑暗腐朽、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大批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深受其害。残酷的现实使得一些上层贵族和门阀士族对社会产生失望的情绪，对人生提出新的疑问。魏晋风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魏晋名士追求个性的自由、独立的人格价值和尊严,重新思索、发现并把握生命的意义,以一种自然、真情、超逸、洒脱的方式生活,并以此来反抗虚伪的礼教。 关键字：黑暗动荡;开放;避世;魏晋风度 Talking Wei Jin demeanour from the speech and behavior of Wei Jin Celebrity ABSTRACT:Wei Jin is a big turbulent and big transition time, a Chinese feudal society rising period although hundred years. The political darkness is decayed, fighting for power and profit of ruling class, large quantities of intellectuals are involved in deeply by its evil.The brutal reality causes some upper aristocrats and powerful family hereditary scholar classes has the disappointment to the society, raised the new question to the life.Wei Jin demeanor is then born under such background. They pursue the individuality freedom,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value and dignity, think, discovers and assurance meaning of life, with a nature and true feelings, the unconventionally graceful and free and easy way life, and revolts against the false Confucianism by this. KEY WORDS:dark and turbulence; make open to the public; disengagement; retire from the world; Wei Jin demeanor

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3)魏晋南北朝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名词解释（3） 魏晋南北朝文学 1、建安风骨：“建安风骨”，又称“建安风力”、“魏晋风骨”，是建安文学的总体特征。所 谓“风”是指文章的生命力；“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上，使文章表现有力。建安风骨的形成，就是基于其作品中的慷慨悲凉的感情及其在艺术表现上的上述特征。 2、邺下文人集团：指曹氏父子三人：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 徐幹、阮瑀、应瑒、刘桢；以及女诗人蔡琰。 3、《燕歌行》：曹丕代表作，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成熟的七言古诗。 4、“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 5、《悲愤诗》：蔡琰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自传体的叙事诗。真实再现了汉末动荡 的社会面貌和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具备诗史的规模和悲剧气氛，富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时代色彩。是对汉乐府叙事诗的发展 6、名教：名教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名教即通过定名份来教化天下，以维 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 7、魏晋风度：此词出自鲁迅。魏晋风度作为当时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 时的审美理想。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风流自赏。清谈、吃药喝酒。 8、正始之音：正始时期的诗歌与建安时期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 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再加上玄风的影响，诗歌又逐渐和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期的慷慨悲壮变为辞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这就是“正始之音”。 9、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10、二十四友：晋惠帝时，贾谧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等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 11、左思风力：左思风力是对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左思志高才雄， 胸怀豪迈，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情调高亢，辞采壮丽，笔力矫健，气势昂扬，形成独有的豪壮风格，钟嵘《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他的代表作《咏史》八首虽云咏史，实则借咏史来抒发他对现实的不满及感慨，借咏史而咏怀，因而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和当时流行的华丽诗风迥然不同。他诗歌创作的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汉魏之际，学术巨变。随着经学危机的加深和黄老之学的复兴，儒、道异同成为重要的思想课题。玄学的思潮应运而生。 经学危机： 道家思想从西汉至魏晋经历了一个由盛经衰又至盛的过程。 《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提倡黄老之术长达45年，汉景帝时，儒、道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 到汉武帝时代，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告终。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以“名教之治”为理论核心，宣扬君权神授，强调道德教化。适合大一统专制皇权的胃口，被汉武帝立为官方哲学。之后在朝廷的扶植与思想界的参与下，逐渐渗透到两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统称之为汉代经学思潮。 自东汉中叶开始，经学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危机。 一为繁琐： 为了实现政治需要，对“六经”进行“微言大义”的无限发挥。 《汉书·文艺志》：“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清儒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言:“一经说至百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毙正坐此。”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载“夫言立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 二为神秘： 谶纬之学的介入，导致经学的恶性发展不可遏止。 “谶”是用诡秘的用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纬”是用宗教迷信观点对儒家的经典所作的解释。 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神话儒学，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

仅《春秋》一书，目前可见的相应汉代纬书种类即达15种。这些纬书大多荒诞不经，而汉儒却极力将谶纬与经学融为一体，用谶纬注释六经。甚至出现了像《白虎通》这样的儒学神学融为一体的法典化著作。 《后汉书·桓谭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 ‘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扣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经学的谶纬化，标志着经学思潮即将寿终正寝。 三为实践： 汉代经学在政治领域的活动是以“名教之治”形式出现的，并与当时的察举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悲的是，道德教化一旦与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则立刻变成了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后汉书·种嵩传》载田歆之言“今当举六孝廉，多的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 清官尚且如此，剩下那些三观不正的可想而知。道德教化反而成了摧毁道德的工具，“名教之治”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黄老复兴： 在中国思想文化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汉魏之际，道家学说占有主导地位。 表面上看，两汉的学术思潮似乎走进了一个由黄老到经学再到黄老的圆形，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种螺旋似的运动。 自东汉中叶随着经学危机的不断加深，形式发生逆转。 东汉安、顺之际出现了代表上层士人的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和代表下层士人及农民的早起道教，他们在寻找思想武器时，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集中在曾给汉初社会带来安定繁荣的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也在发展中演化为政治形名学与神仙方术两个流派。 西汉初期与东汉末期形式不同，所以两个时期的黄老之学也各自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汉初需要修生养息，此时的黄老之学强调的是“清静无为”；东汉末年时弊是繁琐、虚伪和腐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魏晋风度背后的士人哲学人格分析 法学与社会学院 2011级1班 摘要：汉代哲学中，天是有意志的世间万物的主宰，阴阳五行是宇宙天地的根本秩序，而人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承接汉代的魏晋人便疑问人是什么？魏晋风度以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以及顺应自然,超然物外为风尚。士人们大胆冲破封建礼法束缚,蔑视功名利禄,真率坦荡,任诞放达,回归自然,表现出人格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对世俗人生的审美超越.魏晋风度自由洒脱、清远玄淡,超尘绝俗,回到了人类粗朴自然的初始状态，踏上了真正的归乡路径。 关键词：魏晋风度；超越生死；谈玄论道；哲学；人格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他们的率性而为在常人看来俨然就是癫狂。他们可以一时兴起，深夜出行，也可以饮酒啖肉，不避女色，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法。志趣玄远，不滞于物；多情善感，内心痛苦；寄情山水，谈玄论道；蔑视权贵，宁折不弯；恃才放狂，傲视古今。“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一个个风骨俨然、气度非凡、才情卓越的魏晋才子的形象，伴着他们不朽的作品，穿越古今，款款走入读者的视野。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不少记叙魏晋时期名士的文字，传神写意，十分有趣，如：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安道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之猷是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半夜起来乘舟造访在嵊县的名人戴安道（戴逵）。行程一整夜才到达。可是，到了戴安道的家门口却不进去，又掉头返回。同行的人感到奇怪，王之猷自有“说道”：我原本是乘兴而来，现在又尽兴而回，见不见戴安道倒无关要。乘兴而来，乘兴而归，不问结果，只看过程，这种彻底的“过程论”十分罕见。又如;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

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名词解释 糖糖韩

考研复习资料 三曹：指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他们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创作对当时的文坛有很大影响，故后人合称为“三曹”。 建安七子：指建安时期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刘祯七位作家，他们都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中王粲的成就最高，被称为“七子之冠冕”。因他们同居邺中，故亦称“邺中七子”。（曹丕《典论·论文》）建安风骨( 汉魏风骨) :是指建安作家的作品内容和风格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色。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以曹氏父子为首，包括“七子”和蔡琰,除孔融之外，政治上都倾向曹操。这些作家大都饱经忧患，对动乱的社会现实有直接的感受。他们都拥护曹操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有着渴望为国家实现统一而建功立业的理想和壮志。因此，反映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疾苦，表现统一天下的抱负，便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梗概多气、悲凉慷慨、刚健遒劲，便是他们作品的共同风格特征。而这种内容和风格，既有着汉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文学的这种特色，被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后来唐代陈子昂所说的“汉魏风骨”，也是指此而言。 曹刘: 指建安诗人曹植和刘祯。因他们都以五言诗在当时负有盛名，故后人将其并称。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二：“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七步诗:相传是曹植所作。据《世说新语·文学》载：曹丕曾命曹植七步中为诗，不成则将行大法。曹植应声便为诗道：“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箕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人称为《七步诗》。 五言《悲愤诗》：五言《悲愤诗》为汉末女诗人蔡琰所作。它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长达108句，540字。这是一篇自传性的作品，叙述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被乱军所掠，辗转流于南匈奴，后被赎还乡，见家园残破，心情凄怆。作品通过作者自身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骚体《悲愤诗》：内容与五言《悲愤诗》大致相同。但艺术成就不如五言《悲愤诗》。其中的有些内容与蔡琰的生平不符，故后代多有人疑是伪作。 竹林七贤：指魏晋间七个文人名士，即阮籍、稽康、山涛、向秀、阮咸、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乎语言的哲学思想异彩纷呈，独树一帜。王弼具有鲜明工具主义倾向的言不尽意论，不仅是魏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且逐渐渗透到谈坐论辩、文学艺术、经籍训诂、文字研究、佛经翻译等广泛领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范式和方法论原则，影响极为深远。它与僧肇对语言的空观思想，较为重视文字音、形背后之意义的文字训诂思想，以及强调诗言志传统的文学语言观念等一道，成就了一种言无言的意境之美。 [关键词]名实关系论；王弼；言意之辨；语言的空观；无言之美 对于魏晋时期学术思想，后人或以清谈误国批评之，或以风度雅致赞美之，褒贬不一。然而，上自汉末下迄南北朝统一，玄风大盛，学术思想的自由解放、往复辩难的气息浓厚，对于语言的哲学反思继先秦、两汉之后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诸如名实关系论、言意象之辨、“理胜”与“辞胜”之辨、佛经翻译中的“格义”和“合本”等关乎语言的哲学论辩层出不穷。这一时期语言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的也有工具论的，既有认识论的也有境界论的。本文将分别从语言，政治、实在，翻译和文字训诂等四个方面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一、正名主义-从名实论到名理学 葛瑞汉曾经认为，中国语言哲学关注的主要不是本质问题而是名实相符问题。把握名实关系，不仅仅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语言观的一条主线，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观的一把钥匙。名与实，在先秦名家和墨家那里，一般被规定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即作为共相的名称、概念与其所指称的具有共同本质属性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但是汉魏时期的名实关系论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已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或逻辑学问题，而主要是一门如何认识、选拔、使用和评价人才的知识论和政治学。它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品鉴的名实，它主要关注人才的流目品题与实际才能之间的关系。二是才性的名实，主要研究人的才能与德性的离、合、同、异关系。它的兴起与曹魏时期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制度有着密切关系。三是律学的名实，它主要研究的是官职的权责关系，以便进一步“参伍形名”-综合比验官吏的实践效果与法规的文字规定之间的对应关系。 魏晋士人在“清谈”或“谈坐”这一学术社交活动中，十分讲究逻辑、修辞技巧，尤其是对辩论的技巧方法有着高度的自觉。所以，清谈其实就是一门关乎语言技艺和思想历练的活动。徐干在《中论·核辩》中指出，“夫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表明辩论的目的是辩明义理而非卖弄语辞，应该遵守“在彼犹在己”的原则，以求得以理服人的效果。刘劭亦在《人物志·材理篇》中认为，“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指出真正的辩论不能以辞害意，应该以辩明物理与人伦之定则为目的，看重的是言辞意义而非言辞的逻辑规则。绝大多数魏晋士人与徐、刘一样，皆对运用形式逻辑进行诡辩的方法持排斥态度，视诡辩为纯粹的游辞和狡辩。这是因为诡辩固然可以使人关注到词与物的关系，不过极有可能将人类认知引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困境，对人类追求理论知识的真确性构成了威胁。该时代的人们只偶然会提及先秦名学论题，如西晋鲁胜《注墨辩序》便对名家予以了高度评价，然鲁胜又说：“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这表明先秦名家的语言逻辑学传统几成绝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之自觉大都集中在了如何超越语言的形式性和有限性上面，阻碍了增进语言与逻辑工具之细致严密性的努力。 二、言意之辨与语言的功能问题 与魏晋南北朝士人从语言逻辑转向形上玄思的趋势恰恰相反，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通常是以拒斥或悬置形而上学为口号的，认为形上玄思才是对语言的误用。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曾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

魏晋南北朝称呼(一)

本文以东汉魏晋南北朝的亲属称谓为研究对象，描述中古汉语时期亲属称谓系统的面貌。 本文所选择的语言资料分为世俗文献和宗教文献两种。世俗文献主要包括诸子、史传、诗歌、小说等，宗教文献主要是指汉译佛经。这些语料一般具有真实可靠、内容丰富的特点，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的语言实际。具体如下：<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洛阳伽蓝记》《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 《论衡》《高僧传》《殷芸小说》《世说新语》<古小说钩沉》《搜神记》《颜氏家训><修行本起经><中本起经》《太子瑞应本起经》《撰集百缘经》《六度集经》《生经》《增壹阿含经：》<经律异相：}<杂宝藏经》《贤愚经》《百喻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选>。 (1)一般亲属称谓辞书收录的“奶娘、乳母”类称谓，因为不具备本文所界定的亲属称谓条件，故不纳入研究范围。 (2)形容词修饰的称谓，如丑女、孝子、孽子、弱女、寡嫂之类的称谓，侧重于描述亲属称谓的状况，因此不作为研究对象。 (3)因校勘错误所致的亲属称谓不予考虑，如<三国志?魏志?陶谦传>注引<吴书?：“谦二字：商、应，皆不仕。～字”为“子”之误，故剔除；一些异文称谓，改动后纳入，如“婿”本文作“婿”，“蛭”作“侄”。 (4)王室贵族的专门亲属称谓，如“命妇、太子”不纳入研究范围。(5)礼貌亲属称谓，指以敬称、谦称修饰语构成的亲属称谓，如贵舅、贤从孙、家兄等；谥称 亲属称谓，指以谥称修饰语构成的亲属称谓，如先君、亡兄等。不作为研究对象。(6)对于沿用上古汉语时期的亲属称谓，因篇幅关系，且冯汉骥(1989)【副、胡士云 (2007)【3J、王琪(2008)【4】已有研究成果，故本文只作列表，不作具体分析。一、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祖辈称谓 (一)祖父、祖母在这个时期，指称“祖父”的称谓有“祖父、大父、公、王父、翁”等，指称“祖母”的称谓有“祖 母、大母、母、祖亲”等，合称有“大父母”，列表l如下：表1祖父、祖母称谓(1)“祖亲”称呼祖母，出现于中古汉语时期，北魏《元湛妻薛慧命墓志>：“祖初古拔，祖亲西长公主。” (2)“祖公”称呼祖父，出现比较晚。在笔者搜集到的材料里，首见<三国志?魏志?钟繇传> 注引《先贤行状>：“祖公在位，诸父并盛。” “母”有时特指“祖母”。如《三国志?蜀志?杨戏传)注引《华扬国志>：“母孙二人，更相为命。” “母”指李密的祖母刘氏。 (3)“阿翁”称祖父，始见于六朝时期，<世说新语?排调>：“凭时年数岁，敛手日：…阿翁!讵宜以子戏父!” (4)以“婆”指称祖母，始见于六朝时期。<古小说钩沉?冥祥记>：“其六岁儿见之，指语祖母日：…阿爷飞上天，婆为见不?”“婆”字<说文解字：}未收，上古汉语时期未见，粱顾野王<玉篇?女部》有收录：“婆，蒲何切，婆娑。又婆母。”可见汉代以后才有“婆”用在称呼上【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