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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社会行政机构改革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社会行政机构改革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社会行政机构改革

武汉近代工业民国前后已

武汉近代工业民国前后作为介绍背景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压制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封建专制桎梏被打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忙于相互厮杀,无暇东顾,相对减弱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及资本输出;加之国内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洋货运动的不断兴起,实业救国思潮的日益广泛传播,武汉曾出现过设厂高潮,民族工业得到较大发展。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不断蚕食,逐渐控制、垄断了武汉市场;加之国内战争,天灾人祸,以及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使武汉的民族工业资金匮乏,原料不足,市场萎缩,产品滞销,不少工厂纷纷停歇倒闭。直至抗战爆发的前几年,武汉工业才出现短暂的繁荣。武汉沦陷后,工业损失惨重,因元气大伤而一蹶不振。 前期工业的发展民国成立后的十余年期间,武汉的民族工业获得丰厚利润,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和商业资本纷纷向工业投资,至20年代中期,武汉已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包括较大的手工作坊)约600家。这些厂分布20多个行业,以纺织工业最多,约290户;碾米业90余户,新建立的有80余户;印刷业71户,新建的有34户;机器业58户,新建立的有40余户。其中如果想侧重详细介绍打开民国后武汉工业文件 中期工业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战乱未停,武汉经济发展停滞,工业生产一蹶不振,直到1929年才略有转机。随后,在天灾、内战及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侵略加剧的形势下,武汉工业发展极受挫折。1935年后,由于抗战、抵制日货形势的发展和湖北农村丰收的影响,武汉工业出现短期的繁荣局面。 30年代的工业结构和地位】1933年,据汉口社会局调查,符合实业部工厂法规定的工厂,恢复到300~400家,工厂总数不下500家;工人增至万人,工业登记资本额约3000万元。至1936年,工厂家数虽只528家,工人万人,但资金则增至5148万元,年总产值约~2亿元左右。(表6)抗日战争初期,武汉逐渐成为经济和政治、文化中心。除原有的500余户工厂外,从上海、河南等地迁入一大批企业。全市80万人口中,工人约20~30万人,其中纺织工人2万余人,铁路工人6 000余人,兵工业工人4000余人,卷烟业工人3700余人,印刷工人3000余人。由于当时武汉经济的畸形发展,工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峰,使武汉成为当时内地最大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武汉占优势的工业,也演变为纺织、烟草、水电、饮食、军火等工业。在轻、重工业结构中以轻工业占优势,1936年轻工业的工厂数、资金额、职工数、年产值分别占76%、68%、80%、90%。在工业与商业比重中,工业仍居劣势。据1929年统计,武汉商业的职工数和资金额分别占%(7万人)、%(3420余万元),工业的工人数和资金额仅分别为%和%。手工业工人和资金额也只占%和%。 在武汉工业1911~1938年创办的工厂企业中,资金在1万元以上的大厂共102家,总资金额为3万元,平均每厂资金万元。(表7) 1936年,武汉工业仍为全省工业中心,并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武汉工业的工厂数、资金额、年产值分别占全省的94%、99%、92%;武汉六大纱厂纱锭数在上海、青岛、天津、无锡、南通、汉口等6城市中,仅次于上海,仍居第二位。但在工业整体上,1934年在与上海、天津、南京、青岛、无锡、汉口6城市比较中,工人数、动力数均占第4位,次于上海、天津和无锡,资金额和年总产值居第5位,工业总水平在全国却居偏下地位。(表8) 【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抗战初期的工厂内迁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从河南和上海等地迁武汉的工厂达170余家。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有250家工厂、万吨机器设备由武汉内迁到川、湘、陕、桂、黔等地,占全国内迁工厂总数的55%。武汉着名的大厂中,仅第一纱厂因英国债权洋行干涉而未迁走,其他均分别迁往西南、西北、华南各地。武汉内迁的工厂企业经过艰苦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政府机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政府机构改革 第一次1982年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 第二次1988年 1988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着重于大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其内容主要是合理配置职能,科学划分职责分工,调整机构设置,转变职能,改变工作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完善运行机制,加速行政立法。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先中央政府后地方政府,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 第三次1993年 1993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共59个,人员减少20%。1993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19个调整为13个,办事机构由9个调整为5个。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8个。此外,国务院还设置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第四次1998年 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中央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方案

中央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布署和要求,为积极推进中央国家机关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执政水平,确保完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各项工作任务,现结合我国国情和行政管理现状,着眼长远,对中央国家机构改革及职能调整提出政策建议,供参考: 一、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改革方案 一是重点是加强党政策研究、机关党建工作力量建设,整合中央研究资源,做好职能相近部门的整合工作,强化部门职责、充实工作力量。二是加强对警卫管理、新闻事务等直属机构的统一领导和管理,理顺层级关系。三是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协调,发挥在党的职能部门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四是为促进政事分开,实行管办分离。重点做好部门创办新闻媒体的划转和转企改制工作。 1.组建中共中央研究室。为整合中央的研究资源,提升综合研究服务水平,将中央编泽局、政策研究室,文献研究室和党史研究室职能整合组建中央研究室。中央研究室主要承担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和党务工作领域的政策研究、思想研究、理论研究及文字编泽工作。不再保留部门:中央编泽局、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 2.中央对外联络部。为加快推进外事和对外联络工作的有机整合,中央中央外事办与对外联络部职能合并。两部门均为外事联络部门,职能相近。进行整合后可加化外事和对外联络服务职能。不再保留部门:中共中央外事办。

3.为加强综合治理和政法工作的有机整合,将中央综治办职能并入中央政法委(加挂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牌子)。中央政法委负责协调和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同时负责联系和指导司法部、国家信访局、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保密总局等工作部门。 4.组建中央国家机关总工委。为整合机关工委工作力量,加强机关党建工作、形成党建工作合力。将中直机关工委与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职能整合组建中央国家机关总工委,不再保留部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5.为加强中共中央对台港澳地区事务工作的组织领导,整合管理资源,统筹台港澳事务工作。将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合并。组建国务院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加挂中央台港澳事务办公室牌子),调整为国务院办事机构序列。 6.中央宣传部(加挂中央文明办、中央对外宣传中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牌子)。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新闻宣传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工作的有机融合,将中央文明办、国务院新闻办职能划入中央宣传部),不再单设中央文明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宣传部长兼任文明办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中央宣传部指导和协调科技教育部、文化产业部、中国文联、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电视台的宣传工作。 7.中央组织部(加挂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增加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职能,联系和指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国家外国专家局等工作部门。调整职能,为充分发挥“党管干部”的组织作用,发挥党委组织部门在管理重要干部、重要岗位人才的组织优势。副主任科员及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文献综述

有关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文献综述: 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特点与对策 【参考文献:领导科学2011年05期王振海; 刘文俭; 青岛行政学院; 青岛行政学院管理学教研部;】 根据此篇文章,与前四次改革相比,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具有的鲜明时代特点: 特点一是鼓励地方因地制宜、大胆探索。在机构设置方面,中央对机构具体设置形式、名称、排序等,不统一要求上下对口,有条件的地方课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合并一些职能相同相近的部门,甚至允许一个部门对应上级几个部门。 特点二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机构改革在职能定位、理顺体制、机构设置、责任界定、层级分工等各个环节,都紧紧围绕并体现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突出强调地方政府要更好履行职责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特点三是责任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央关于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意见要求,在赋予部门职权的同时,明确其承担的责任,要通过“三定”(定职责、定机构、定编制)工作,实现权责统一,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推动责任政府建设。 特点四是首次提出机构编制备案制度个层级调剂制度。中央要求,要严格执行机构编制审批程序和备案制度。改革过程中,人员编制虽然总额不得突破现有规模,但是在同一层次内,可以根据职能的调整,对人员编制实行动态管理,实现有增有减,优化结构;如需跨层级调整必须按程序报批。这在历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是首次,是针对新一轮改革的特别创新之举,充分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推进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要体现: 1、城乡一体原则。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当遵从“城乡一体化”发展原则,在机构设置和职 能整合上要体现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城乡劳动就业的统筹,以更好地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 2、满足需要原则。一要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满足利益多 远的需要(充分考虑地方利益、地区利益、行业利益、阶层利益的平衡,既要构建合理的利益配置机制,又要防止追逐违法利益);四要满足技术发展需要(转向建设以流程为中心的流程导向型政府,整合政府资源,再造工作流程,减少管理层级,实行扁平化管理) 3、统筹兼顾原则。统筹兼顾职能设置、权利配置、府际改革(即统筹上下级政府机构改革, 以利于形成上下合力1。使得行政成本1+1<2,行政效率1+1>2)各种内外上下级关系。 1石亚军,施正文.探索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几点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08(2):9-11

从党政体制角度看国民党政权的失败

从党政体制角度看国民党政权的失败 摘要:本文将从党政体制的角度分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背后的原因,分为国民党的先天不足,独裁统治,派系斗争及党政体制的自私性四个方面进行说明,得出国民党在党国关系的处理,党自身的建设等问题上的不足是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的结论,并从中总结教训,希望能给现行制度一些对照。 关键词:国民党党政体制失败合理性独裁派系自私性腐败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刺激下,救亡和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时代主题。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从半殖民地形态获得新生,走向国家统一和民族崛起。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承担着先驱者的角色主导着中国变革与发展的方向。然而,仅仅过了二十二年,国民党政权就被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所推翻,终结了其在大陆的统治,其中的经过与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关于国民党大陆政权在大陆的覆灭,有许多种解释,比如政治反动说、经济崩溃说、腐败说、失去农村说,蒋介石和毛泽东也有各自的解释,本文则选择从党政体制(以党政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党政具体制度和党政行为规范的总和)的角度分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文中的观点也许并无太多创造性的见解,但都是笔者综合各种资料得出的自己的看法。以下将从国民党的先天不足,独裁统治,派系斗争及党政体制的自私性四个方面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做出阐述。 一、先天不足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该组为中国国民党,该党于1927 年经北伐战争完成形势上的全国政权统一。然而国民党政权看似统一中国,其权利范围只及华中,华东,而东北,西北,西南等地不时出现叛乱,地方割据实力一直存在,各地军阀与国民党中央政权间暗潮涌动,再加上地方派系,日本侵略等原因,事实上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办法来有效地统治中国。由此可见国民党的合理化(指有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代替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地域性的政权,实现中央政权的集中和统一——塞缪尔)程度极其低下,是一个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的形统实分的政权体系。 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地位同样不堪一击。政权的合法性是指政权在行使职能的过程中所应获得的民众政治支持,即政府行为唯有代表人民的一致才具有合法性。而国民党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几乎完全失败,既失去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同时作为该政权的社会基础的土豪劣绅又不能与其真正合作。执政党一般而言是建立在广大的党员或支持该政党的群众基础之上,因而获得执政的合法地位。然而国民党在吸引青年群体入党等扩大党的影响力上缺乏能力,又采取整军入党等粗暴的入党方式,实际和未入党没有差别,可以说国民党从未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或者纪律严明的政党,而是集中在蒋的个人权威之下的各派系的松散联盟。 国民党政权对中国的控制建立在其脆弱的政治基础上,仅仅是名义上的全国性政权,在其存在的二十多年中没能收集各方权威以建立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又没能实现全民政治动员以维持自己的合法统治,这样一个缺少合理性合法性的、违逆现代化趋势并且违背人民意向的虚弱政体,在于共产党的竞争中逐渐走向劣势,从而丧失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 二、独裁统治 1927年正值国共两党矛盾空前尖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开始了十年内战,也就在这十年中国民党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独裁政体。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在这十年的训政阶段应该设立五院实行五权分立,地方自治,然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其性质已经变化。国共破裂之后,国民党的最大的纲领便是清党反共。国民党虽然还标榜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总理遗教”,但已名不副实。其党政体制蕴含着两条原则:一是政权组织上名义上

浅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

浅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 中国从1982年到2003年,一共进行了五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从100个工作部门,精简到现在的28个。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这一表述最早揭开了我国第六次行政机构改革的端倪和方向,一时间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和想像。我认为引发人们对机构改革高度关注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政府体制和机制已不能完全适应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人们要求改变现有管理体制的呼吁日趋强烈;二是政府现有体制和工作机制已进入发展瓶颈时期,不能妥善解决日常矛盾,其合法性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急切需要调整管理职能,重树政府形象;三是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公民日益关注并采取各种手段有效维护自身利益,如网络监督政府,这一变化实质上是公民社会的利益诉求逐步逼宫政府职能,强烈要求政府让出某些权力,合理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这也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政府机构改革为何不能跳出怪圈?

历观前五次国务院机构改革,都没能走出“膨胀-精简-膨胀”的怪圈,国家很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都对这一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作出过深入探讨,研究结论大体相同,即转型期政府不同程度地将职能权限等同于机构设臵,机构改革的重点放在人员精减上,而不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相应调整政府职能。这一结论是比较客观中肯的,但我认为仅仅讲客观中肯还不够,还达不到可以医治政府机构改革跳出怪圈的效用。 首先,任何行政组织都具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倾向。从历史发展事实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行政权力都具有这种特性:行政权力总是试图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组织规模、人员与编制和地位级别,总是尽可能多地储存人力资源和权力资源。 其次,中国行政管理的人治特征,造成政府机构设臵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历次机构改革说明了一个问题,国家在出台机构改革方案时总体规划是科学的,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中国特有的人治特征(主要体现在单位一把手负责制)将人脉情结与工作严重混为一谈,造成减人不减职、继续变相支配权力等畸形变革产物,大大削弱了机构改革的效用。 综上来看,职能调整导致机构改革,只是政府机构改革的表象,其根本在于政府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既得利益集团(包

最新-2019年政府机构改革 精品

2019年政府机构改革 篇一:2019年国考申论热点:城管执法要机构改革更要权力法定2019年国考申论热点:城管执法要机构改革更要权力法定201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即将开始,很多考生已经进入复习冲刺阶段,下面是文都网校公务员频道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帮助广大考生攻克申论,助力国考!【热点事件】据报道,住建部近日下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设立城市管理监督局的通知》,决定设立城市管理监督局,建立健全城市管理协调机制和考核机制。 据称,住房城乡建设部稽查办公室将整体改编为“城市管理监督局”,负责拟定城管执法的政策法规,指导全国城管执法工作,开展城管执法行为监督,组织查处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重大案件等职责。 【参考评析】现代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及相互交织性,使得原有条块分割的部门执法体制捉襟见肘,旨在实现多部门综合执法职能的城管执法应运而生。 但是,自从建立伊始,城管执法便面临没有“婆婆”的体制尴尬。 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和明确统一的立法指引,各地在城管执法体制设置上五花八门,组织机构、职权范围、执法监督等都不尽一致,客观上造成了实践中城管执法失范。 要改变“九龙治水”的部门执法弊症,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首先必须从组织体制入手,在现有的行政结构中组合出科学高效的城管执法体制。 此前,一些地方在划分调整部门职能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城管部门。 例如,北京市以原市政市容委为基础,成立职权范围更广的城市管理委员会。 但从国家层面看,中央政府始终缺乏专门的城管机构,相关职权虽然划归了住建部,但在住建部中也缺乏专门性机构,不便于更加专业、更为集中地开展工作。 此次住建部设置的城市管理监督局,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全国城管执法的“婆婆”。 从职能上分析,城市管理监督局只是住建部的“内设机构”,并不直接对外行使执法职能,负责“指导”而非“领导”全国城管执法工作。 但是,这种定位更加突出了规则供给和监督查处的功能,回应了当下执法实

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

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课程编号:0223327 课程类别:专业课 适用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先修课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后续课程: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 总学分:2学分其中实验学分:0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明确中国近现代不同时期不同政权政治制度的特点、本质、相会关系和区别。这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

导言(2学时) 一、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二、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中的几个共同性问题 三、参考论文和书目 教学基本要求:了解 第一章晚清政治制度(6学时) 第一节近代以前清朝的政治制度 清朝与中国其它封建朝代一样,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所有的行政、立法、司法的最高权力都在皇帝本人,皇帝实行世袭制。 (一)清朝的主要中央国家机构 内三院、内阁、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南书房行走、军机处、宗人府和内务府。 (二)清朝的地方政权机关 省——巡抚——从二品 道——道台——正四品 府——知府——从四品 县——知县——七品 第二节1840年后清朝国家机关的变化 五口通商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税务司署、同文馆。 第三节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 清末新政时设立的机构: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学部、财政处。 预备立宪时《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中央资政院和各地咨议局的设立,皇族内阁的成立和破产。 本章重点:清末新政、预备立宪 难点:六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议局、资政院 教学基本要求:了解 第二章太平天国政治制度(2学时) 第一节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和政治制度的建立 金田起义,永安建制,定都南京,天京事变,政权覆灭。 第二节太平天国中央和地方职官制度和乡官制度 天王是太平天国元首和最高领导,下设王、侯爵位,设军师、丞相、检点、指挥等职官。 天京事变前中央机关主要有天王府、东王府、北王府、翼王府等。天京事变和石达开出走后太平天国滥封王侯,设置六爵,职官、机关都有很大的变化。 天平天国采取省、郡、县三级制地方行政制度。 太平天国按军制建立“乡官制”基层政权和“寓兵于农”的乡兵制度。

专题十三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教师

专题十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 【阶段特征】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经历了国共政权的十年对峙、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和最终取得胜利的22年。 1.政治上:国共两党关系由对峙到合作抗日,再到对峙,最终国民党被赶到台湾,遗留下现代的“台湾问题”。 2.经济上: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的基本统一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民族工业一度得到较快发展。但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实施战时体制,强化对经济的全面统治,民族工业遭受沉重打击。新中国成立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3.思想上: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成熟,并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其他涉及章节:选修四《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多角度整合】 1.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22年间。中国社会矛盾复杂多变,局势动荡不安,民族工业发展曲折。试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22年间,哪些原因造成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多次发生变化?它对中国政局带来怎样影响? (2)描绘一幅1927—1949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示意图。并指出你的理由。 2. 192 7— 193 7年 间, 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先后进行了三次重要的策略调整:第一次是从城市到农村,第二次是从南方到西北,第三次是从反蒋到抗日。试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1)哪些事件表明中国革命在效仿俄国革命模式?举例说明中国革命是怎样“走向农村”的?这一实践形成了什么革命理论? (2)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共产党把革命中心从南方转移到西北?这一转移是如何完成的?对后来中国革命产生了怎样影响? (3)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完成由反蒋到抗日的策略调整的?中国共产党这一调整的出发点是什么? (4)上述三次策略调整贯穿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思想路线?

近现代历史时期的中国政府

近现代历史时期的中国政府 任民 【政权顺序版】 近代时期【清政府】 (古代-1840年-1912年2月12日)(合法政府) 国家名称:大清帝国 中央政府:清政府 国家元首: 爱新觉罗·旻宁(道光皇帝)1820年-1850年 爱新觉罗·奕詝(咸丰皇帝)1850年-1861年 爱新觉罗·载淳(同治皇帝)1861年-1875年 爱新觉罗·载湉(光绪皇帝)1875年-1908年 爱新觉罗·溥仪(宣统皇帝)1908年-1912年2月12日 首都:北京 国歌:《普天乐》(1880年出现,非官方,代国歌) 《李中堂乐》(1896年出现,非官方,代国歌) 《颂龙旗》(1906年出现,大清陆军军歌,非官方,代国歌) 《巩金瓯》(1911年出现,正式国歌) 国旗:三角黄龙旗(1862年出现) 黄龙旗(1888年改“黄底蓝龙戏红珠图” 即黄龙旗为国旗) 近代时期【太平天国】 (1851年1月11日-1864年7月) 国号:太平天国

中央政府:太平天国政府 国家元首:洪秀全(天王) 首都:天京(南京) 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军政府】 (1911年10月11日-1912年1月1日) 国号:中华民国 地方政府: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驻地:武昌 地方元首:黎元洪(都督) 军旗:铁血十八星旗 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12年1月1日-1913年10月6日)(合法政府) 国家名称:中华民国 中央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国家元首: 孙中山(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 袁世凯(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1913年10月6日首都:南京(临时首都),1912年3月迁至北京 国歌:《五旗共和歌》(临时国歌) 《卿云歌》(1913年出现,临时国歌) 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 【北洋政府】 (1913年10月6日-1928年6月3日)(合法政府) 国家名称:中华民国 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政府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共进行了7次政府机构改革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共进行了7次政府机构改革 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情况 1982年.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实行了干部年轻化.其成功点不仅在于精兵简政.这次改革的深远影响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打破了领导职务终身制,二是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 第二次政府机构改革情况: 1988年.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机构人员编制比原来的实际人数减少19.2%,并首次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在国务院66个部、委、局中,有32个部门共减少1.5万多人,有30个部门共增加5300人.增减相抵,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我国改革的重心已由农村转向城市.尽管由于后来复杂的原因,原定于1989年开展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但其历史性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直到现在,仍然是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这次政府机构改革转变了政府职能. 第三次政府机构改革情况: 1993年.改革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8个.这次改革提出了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目标,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行政管理职能转向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这次政府机构改革适应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如果说过去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到1992年终于“摸”到了这块“石头”,即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强调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情况: 1998年.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新组建4个部委,更名的有3个部委.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主要任务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进行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了1/4,移交给企业、地方、社会中介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的职能达200多项,人员编制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新组建了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4个部委.这次政府机构改革消除了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这次改革精简力度很大,一个突出特点是,行政管理从具体的工业经济管理中淡出.除了国防科技工业和信息产业两个管理部门外,这次改革将其他直接管理工业的10个部委都撤消了.同时,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机构,提出公务人员要减一半,国务院当时3.4万人减了1.7万人. 第五次政府机构改革情况: 2003年.这次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由28个部门组成.这次改革进一步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提出政府职能应集中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四个方面.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改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组建商务部,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国家经贸委下属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以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为目标.这次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改革目标很明确,即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

中央及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方案

中央国家机构改革及其体制调整 工作建议 作者;罗永焱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布署和要求,为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办事效率和依法执政水平,确保完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各项工作任务,现结合我国国情和行政管理现状,着眼长远,对中央国家机构改革及管理体制调整提出政策建议,供参考; 一,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改革方案 工作重点;一是重点是加强党政策研究、机关党建工作力量建设,整合中央研究资源,做好职能相近部门的整合工作,强化部门职责、充实工作力量。二是加强对警卫管理、新闻事务等直属机构的统一领导和管理,理顺层级关系。三是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协调,发挥在党的职能部门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四是为促进政事分开,重点做好部门创办新闻媒体的划转和转企改制工作。 1,组建中共中央研究室;为整合中央的研究资源,提升综合研究服务水平,将中央编泽局、政策研究室,文献研究室和党史研究室职能整合组建中央研究室。中央研究室主要承担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和党务工作领域的政策研究、思想研究,理论研究及文字编泽工作。不再保留部门;中央编泽局、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 2,中央对外联络部;为加快推进外事和对外联络工作的有机整

合,中央外事办与对外联络部职能合并。两部门均为外事联络部门,职能相近。进行整合后可加化外事和对外联络服务职能。不再保留部门;中共中央外事办。 3,为加强综合治理和政法工作的有机整合,将中央综治办职能并入中央政法委(加挂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牌子)。中央政法委负责协调和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同时负责联系和指导司法部、国家信访局、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保密总局等工作部门。 4,组建中央国家机关总工委;为整合机关工委工作力量,加强机关党建工作、形成党建工作合力。将中直机关工委与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职能整合组建中央国家机关总工委,不再保留部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5,为加强中共中央对台港澳地区事务工作的组织领导,整合管理资源,将中央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合并。组建国务院台港澳事务办公室(加挂中央台港澳事务办公室牌子)。调整为国务院办事机构序列。 6,中央宣传部(加挂中央文明办、中央对外宣传中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牌子);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新闻宣传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工作的有机融合,将中央文明办、国务院新闻办职能划入中央宣传部),不再单设中央文明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文明办主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中央宣传部指导和协调科技教育部、文化产业部、中国文联、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电视台的宣

武汉城市史(从古到今)

武汉 近代历史大事年表 1838年9月湖广总督林则徐在武昌、汉 口、汉阳查禁鸦片烟。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占武昌城。 1854年6月太平军再占武昌城。 1855年4月太平军三占武昌城。 1858年6月《中英天津条约》签订,规定 汉口辟为通商口岸。 1861年3月英国在汉口设立租界。1862年1月江汉关开关。 1868年英国汇丰银行汉口分行开 业。 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在汉口设立分 局。 1889年8月芦(沟桥)汉(口)铁路开 始筑建。 1890年2月张之洞奏请建设湖北炼铁厂 和湖北枪炮厂。 3月湖北织布局在武昌兴建。1893年自强学堂在武昌创办。1894年10月湖北纺纱局在武昌兴办。 湖北缫丝局在武昌兴办。1895年德国在汉口划定租界。1896年俄国在汉口划定租界。 法国在汉口划定租界。1897 叶澄衷、宋炜臣合资兴办汉 口燮昌火柴厂。 1898年4月张之洞撰成《劝学篇》,提 倡“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本年日本在汉口划定租界。1906年3月刘静庵等在武昌建立革命团 体日知会。 4月芦汉铁路全线通车。 1908年2月汉阳铁厂、大冶铁山和萍乡 煤矿,组成汉冶萍公司。1911年10月武昌起义。 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担 任军政府都督。 11月黄兴出任中华民国战时总 司令。 1913年8月中华工程师会在汉口成立, 会长詹天佑。 1917年收回汉口德国租界。1920年8月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等 在武昌成立武汉共产党组织 (即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江岸 发生“二七”惨案。 1925年3月收回汉口俄国租界。 6月武汉人民掀起声援“五卅”运动。1926年1月湖北农民协会在武昌成立。 9月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 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 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办 公。 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 租界。 3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 汉口召开。 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武昌召开。 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 伐。 7月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叛变。 8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 议,即“八七”会议。 1930年汉口特别市改为汉口市。1935年1月汉口市无线广播电台开播。 12月武汉学生积极参加“一二九”爱 国运动。 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武汉各界人 民集会声援中国军队在华北 的抗战。 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 政院、监察院、外交部、财政 部从南京迁来武汉。 1938年1月《新华日报》创刊。 8月收回汉口日本租界。 10月武汉沦陷。 1946年10月武昌市政府成立。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

刘大禹 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1932-1935)

刘大禹九一八后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 (1932-1935) ——以《时代公论》为中心的考察内容提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责任内阁制,采取军政分立。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通过举办刊物的方式自由表述政治观感与理性建言。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的几位教授创办了《时代公论》,以其为中心,聚集了许多东南学人,形成了“时代公论派”,强力支持国民政府采取集权政治,严厉批评国民党的组织缺陷。其他舆论界亦多有赞成集权政治模式的论调。在舆论支持下,1935年,军事权威蒋介石顺理成章兼任了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实行了以个人权威为中心的集权政治。然而,《时代公论》作为集权政治的主要喉舌,未能避免休刊的命运。由此,进一步反思舆论表达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作者简介: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原文出处:《民国档案》(南京)2008年第2期。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1931年12月26日的政制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处于虚职,孙科出掌行政院。1932年初,蒋与汪联手,逼孙科下台,达成了权力分配,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政会主席与行

政院院长,掌理党、政大权;蒋介石出任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理军权。这种军政分立制度应当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进步,有利于责任内阁制的形成与政治现代化的推进。在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中,政治界和知识界普遍产生了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坚强有力的政府,以应付危局。1935年底,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采取了军政结合的集权政治方式。①在制度转变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媒体对政治制度的评论与建言。1932年后,新创刊物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如《时代公论》、《外交评论》、《日本评论》、《民众运动》、《国民外交杂志》、《东北月刊》、《独立评论》、《外交月报》、《外交周刊》、《申报月刊》、《军国民杂志》、《大众生活》、《行政效率》、《政治月刊》、《政衡》等均系于此期间问世。今人对上述刊物的研究,阐述北方学人所创的《独立评论》的政治观点的文章并不少见,②也有学者对其他关于民间或半官方所创刊物的主张进行了考察,③对以中央大学教授所创的《时代公论》却鲜有论及。本文试以《时代公论》的创刊及政治主张为例,并兼及其他,考察其对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舆论支持。本文目的不在于考察集权政治形成的过程及对集权政治本身的评价,而在于分析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舆论支持,并分析舆论支持国民政府集权政治的原因与作用。

浅论民国时期的教育

浅论民国教育对当代教育的借鉴意义 内容摘要:民国时期的教育为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还有民国的学前教育、职业教育、边疆教育等都很有特色。民国几十年,中国战事频繁,论教育的规模、基础教育等肯定是不及现在的。但当时教育的态度,以及教育的制度都很完善。民国时期受西方影响很大,学校提倡培养人的独立人格,更是出现了很多大教育家,远非现在的当代教育所能比。中国现在经过几十年发展,经济规模有了很大提高,教育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影响肯定也会有所改善,但教育的灵魂却不复存在。当年的民国教育是一种很大的格局,既仰仗了典雅、古朴的民初之风和波澜壮阔的“五四”之风,又有赖于一大批民国学人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非靠一日之功、非毕一日之力可以抵达,当代教育任重而道远。教育乃千秋之大业,民国办教育的很多做法都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 关键词:教育概况教育理念教育特色 一.民国时期的教育概况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1946年国民政府制定了《教育宪法》,定位准确,要求明细,兹列举几条:“教育文化应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国民道德、健全体格、科学及生活智能。”“国家应注重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推行社会教育,以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平。”等等。民国时期成立了中华民国教育部,作为中华民国负责学术、文化及教育行政事务的最高机构,并监督地方政府教育主管机关。中华民国成立后,即将清朝的学部改名为教育部,当时底下有承政厅、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及社会教育司,从事国内教育兴革相关工作。至1926年3月于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后,再由教育行政委员会接管相关任务。1927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厚,中华民国大学院接替原先所设的教育行政委员会,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由秘书、高等教育、中央研究所等部门分别负责国人的教育事项。1928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布《教育部组织法》,明定教育部为全国学术、文化及教育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从此正式以教育部做为正式名称。教育部下设国民教育司、中等教育司、高等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技术及职业教育司、体育司、总务司、教育研究委员会、训育委员会、医学教育委员会、侨民教育委员会、学术审议委员会、法规委员会、国语推行委员会、诉愿审议委员会、中央教师申诉评议委员会和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等。这些教育机构和教育法规使民国教育有了政策上的保障,为民国教育的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教育目标的确立都有指导性的意义。民国的《教育宪法》规定:“边远及贫瘠地区之教育文化经费,由国库补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业,得由中央办理或补助之。”“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教育经费是民国教育的一大特色,为民国教育提供了经济保障。 再说教师待遇和教育理念。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约为15元。20世纪40年代的《教育宪法》规定:“国家应保障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之生活,并依国民经济之进展,随时提高其待遇。”资料显示,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2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民国时期对教师待遇的重视和投入都相当大。民国以来,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他给南开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

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

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 化院40062 陈潇蒙 摘要:武汉大学的创立、成长、发展的历史,直接地反映着中国高等教育创建与成长、发展的历史。1893年11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设自强学堂,本着“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之精神,设立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个专业,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书院谈经论道的办学模式。之后,国民政府为了在国内重点兴办一些大学,决定改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国立武汉大学。 经百年风雨苍桑,辉煌是无法抹去的,虽然昔日武大的教授很多都转到其他名校,但是“一个教授成就一个系”的曾经却时常被提起。昔日在武大求学的学生,现在很多都是社会翘楚。这些年,武汉大学阅历履历了校长纳贿事件,老教授有病不被垂问事件等等,很多人在说武大在走滑坡路,也许是武汉这座都市在新时代的大潮中缓缓变了,但是曾经民国时期的武汉大学,仍然是历史上辉煌的存在。 1931年建成的国立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位于武昌街道口大学路的出发点处,面朝武珞公路,背对珞珈山,与珞珈山校园相距约一公里;该牌坊由沈中清、缪恩钊计划,仿南方牌坊式样。为四柱三间重檐歇山式木组织,硫璃瓦顶,略施斗拱,油漆彩绘甚是别致。怅然在之后被微风吹跨。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二十年代全国六大学区最高学府——中国早期的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以及武汉第二中山大学。后来直至1928年5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决定

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基础建立国立武汉大学。7月24日,原武昌中大改建为国立武大。8月,武大成立以李四光为委员长的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1929年上任的王世杰校长认为,国立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以及“规模宏大”的万人大学。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选定风景秀丽的武昌罗家山(又名“落驾山”)为武大新校址,并在此建造新校舍。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闻一多将罗家山改名为“珞珈山”。 1935年6月7日,国立武汉大学发布法、工两研究所的"研究生招考规则"、"研究生研究工作规则"和"研究生招生简章"。1935年9月,方宗岱、邓先仁2人正式成为武汉大学的首届研究生,石瑛、李四光的理想和愿望得以实现,武汉大学从此进入研究生培养教育的新阶段。从1935年至1949年的14年中,共培养研究生77人。虽然规模不大,但成效显着。77名研究生之中,涌现出陈荣悌院士、方宗岱、邓先仁、余长河、刘涤源、甘士杰、曾启贤、万典武、文浩然、王名扬、缪琨、李格非、谭英华、郭守田、林应茂、焦庚辛、李培森、王焕葆、王燊等知名学科专家。 民国时期有几位着名的校长,对国立武汉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王世杰校长。王校长认为,武汉大学就是要但其文化中枢的责任。 王世杰在1928-1933年任武汉大学校长,在此期间提出了一系列的办学思想和高等教学理念。1929年5月,在他就任武大校长的集会上讲:“我不是来维持武汉大学的,此行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武汉大学。”王世杰的讲话,不仅向人们表露了其打算和气魄,也给武大师生以鼓舞。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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