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研究性学习 避世思想

研究性学习

魏晋时期生命意识的觉醒——避世思想

邓惠文

隐士作为“士”的特殊群体，他们秉承有士的特征，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士人与政治存在着一种依附关系，士人只有通过仕途才能实现个人价值，同时士的独立性也受到了来自政治权威的限制，为了抗衡这种束缚，士提出了“道高于君”的口号，以尊“道”、来对抗政治的约束，但在日益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压迫下，这种抗衡显得十分单薄无力。于是，有一部分名“道”的士，宁愿舍弃政治仕途而甘于成为“沉默”的隐士。另外，在魏晋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思想、选官制度等因素，决定了隐士既有远离社会、归隐山林的愿望，又有因经济等原因而不能完全归隐的现实。这便是避世的原因。

魏晋时期避世的隐士有很多，其中著名的便有陶渊明、竹林七贤等等。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道：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其后者说的便是“避世”思想。因为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隐士不得直接探讨与国相关的事，因此便有了把自己的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寄托在山水之间、自然之间的情况。竹林七贤即是如此。七个人在一片清冷的竹林之中，煮一壶酒，畅谈自己的理想抱负，或相与结伴出游，品谈玄学，吟诵诗篇……这便是避世的生活。

这样的例子还有陶渊明，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

柴桑人，我国晋朱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陶渊明29岁时出仕任江州祭酒，其后又陆续做过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小官，义熙元年时在彭泽县令任职仅八十多天便弃官，从而结束了自己长达13年的官场生活。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写道：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的避世无可否认是在官场仕途路上失败后的做法，他寄情于山水，于是有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是就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田园诗人。

为何会出现避世这种情况，我认为，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因素，因为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强权，自然会对社会言论严加限制与管理。于是就形成了有志之士不敢公然讨论国事的情况。以及当有志之士发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没能被采纳，甚至发现官场的黑暗与嘈杂，心灰意冷，自行离开。其二便是魏晋时期的思想方面。魏晋时期，儒学不再是一统天下的思想，道家追求自我的思想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当时的社会动荡引起人们普遍对于儒家治国的失望，道家也就愈加受人推崇。有识之士深深感受到现实现状并非儒家思想所能改变的意识到儒家义道德的空虚无用。中国古人很久以前就对"自然"一词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对自然山水和人文之间的联系也有很深的认识。因此，他们选择摒弃儒家的思想，开始转向接受道家强调个体、牢真的自然思想，追求自己人格的独立与洒脱。其三，魏晋时期玄学昌盛，大多数有学识的人都享受清谈带给他们的乐趣，于是就有了避世退隐一说。

魏晋时期的避世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上对政治、审美、文化和社会

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审美，人们逐渐领会到了“仙风道骨”即使因为避世，当时人们讲求外貌与知识思想的统一，避世即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对于文化，田园诗集以及玄学思想就是魏晋的避世为我们中华留下的最宝贵的宝藏。

避世思想为魏晋时期四种生命意识体现之一，我只是浅做谈论，究竟如何，只待读者自己探究自己心中的答案了。

(完整版)魏晋南北朝文学试题库

魏晋南北朝文学试题库 一、填空 1、建安文坛的领袖人物是曹操，其最负盛名的作品是《短歌行》。 2、中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 3、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是曹植，[南朝梁]钟嵘《诗品》称之为“建安之英”。 4、曹植的生活与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的代表诗作是《白马篇》，后期的代表诗作是《赠白马王彪》。 5、被[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为“七子之冠冕”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代表诗作是《七哀诗》。 6、建安时期，著名的女诗人是蔡琰，其代表作是五言体的《悲愤诗》。 7、继建安之后的正始诗坛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阮籍和嵇康。 8、阮籍，字嗣宗。曾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部兵。他的代表作是《咏怀诗》。 9、西晋太康、元康时期，诗坛出现了一些诗人，“二陆”即陆机和陆云，“两潘”即潘岳和潘尼，“一左”即左思。 10、陆机的《拟古诗》12首，是模仿《古诗十九首》写成的。 11、后人写哀念亡妻的诗以“悼亡”为题，是受了潘岳的《悼言诗》影响。 12、西晋诗坛以写游仙诗而闻名的诗人是郭璞。他的游仙诗是借游仙以抒怀。 13、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 14、现存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 15、最为杰出的北朝民歌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 16、北朝民歌中有一首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描绘北国草原的辽阔壮美的诗篇是《敕勒歌》。 17、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是谢灵运。他的代表作是《登池上楼》。 18、在南朝诗坛上，并称“颜谢”的诗人是颜延年和谢灵运，并称“大小谢”的诗人是和谢灵运、谢眺。 19、谢灵运诗歌创作的结构多半用“记游写景说理”这种章法。

魏晋玄学的 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形成 【摘要】玄学，是魏晋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的哲学思潮相比，魏晋玄学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风格及其当时玄学思想家群体放任、超达、自由、解放的个性，是其前其后的历史上所少见的。一种思想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玄学，作为魏晋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残酷而又无奈的社会现实，几百年的思想发展，统治者维护政权的需要以及当时的学风都是促进玄学产生的条件，本文力图从这几个方面解读魏晋玄学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玄学；形成原因；影响； 1.什么是玄学 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之际，玄学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它是在汉代儒学（经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

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务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建构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极有意义的哲学尝试。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2．玄学的形成原因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2.1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儒道文化合流包融的结果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说代表了传统的文化和价值，它和封建社会牢牢维系在一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到了汉代，儒学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汉魏乱世，为了恢复和维护正常的封建秩序，统治者自然选择了儒学作为其统治的工具，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处世态度与思维方式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处世态度与思维方式 摘要：《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这主要代表作之一。全书中共有一千多则，每次和文字长短不一，所涉及内容也相当广泛。既有作者对作品的品评，又有文学审美观念等等方面的材料。本文试图以《世说新语》文本为基础，探讨魏晋时期人们的处事态度及思维方式。 关键词：世说新语；儒道佛；处世态度和思维方式 洞悉历史，我们都知道魏晋时期是上接秦汉，下启隋唐的分裂动荡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文化大放光芒的时代，世说新语孕育在这样一个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自然而然也 带着这个时代的烙印，即一种独特的经世之道。《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了魏晋士大夫逸闻轶事的笔记小说，遍观全书，我们可以感受魏晋时期上流社会的风尚和几代世人的群像。更值得探究的是，《世说新语》的思想内涵是一种信仰的交汇，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皆可从中折射出光芒，而儒道佛的思想寓于一系列的人物记事又恰如其分地彰显 了魏晋士大夫的处世态度和思维方式。 一、老庄的道家思想在魏晋乱世的精神救济 魏晋时期，政局动荡不安，专制独裁统治着朝野。曹操统一三国分裂之后大揽人才，扬言不忠不孝没有关系只要具

有经世之才即可，后因猜忌心日益加重残杀杨修，又因孔融对时事的批判而以不孝罪名加害于他。司马懿取代曹氏天下之后也因猜忌杀害竹林七贤的嵇康。整个混乱混沌的魏晋时代笼罩在漆黑的政治漩涡之中。对知识分子的肆意残杀使得士人对朝不保夕的恐慌与日俱增，于此，老庄哲学成为了这一时期士大夫的精神良药。魏晋士大夫厌恶乱世，回避政治，崇尚老庄的逍遥境界以此来寻求处事上的超然。例如：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以天地为一朝，万年为一瞬，日月为门窗，八荒为庭院，将饮酒作为唯一要务的逍遥生活即是对老庄哲学的外化，是士大夫在乱世中用逍遥派的安逸对我自我的救赎和对世道的抗拒。老庄思想对魏晋时期士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世说新语》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文人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安顿和实践 自己以谋求浊世里自己一方太平，虽然他们缺乏政治力量与政权抗衡，但他们却以其精神的力量显示其不朽的魅力[1]。 二、佛家思想在魏晋时期的镇定之效 南朝刘宋时期，佛教文化从边缘地位一跃为主流文化。《世说新语》的编纂者即有一部分为僧人，而《世说新语》中也记述了诸多关于崇佛人士和僧人日常的篇幅，一系列生动的描绘传达出佛教在魏晋时期的影响之大。不难揣摩，因

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 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 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 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 二．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 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浅谈魏晋玄学

班级：中文系语教本132班 姓名：黄全星 学号： 130110102019 论文题目：《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浅谈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 黄全星 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新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它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文学也开始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本文将就于玄学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浅谈式研究，以探讨在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在这一哲学范畴中收获文学的启迪。 关键词：玄学思辨文学影响 一、魏晋玄学产生的背景 魏晋玄学,起源于魏正年间。从东汉末年开始，统治阶级内部及社会矛盾问题开始日益显露，汉代儒家经学的衰落，也预示了新的统治阶级思想的诞生。在法、道、墨等思想并起的过程中，经过学人不断地清谈讨论，得出了玄学最适合解释解决时局与理想问题的结论。玄学是在乱世中产生，它具有老庄思想中无为的思想特征，同时又对老庄思想进行了全新地诠释。玄学在当时满足了魏晋时期学者、文人对于形而上学追问的渴望。所以说，魏晋玄学的兴起与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 二、魏晋玄学的重要时期及主要代表人物 （一）正始时期 １何晏，重要著作：《道德沦》，核心思想：宇宙本体是超言绝相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着；名教的衰败是由于只注重形式的缘故；圣人无情而有性。 ２．王弼，重要著作：《老子注》，王弼的哲学是要直探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希望能从某种具体的事物形态之外去寻找世界统一性的原理。核心思想：万物本体是永恒的，寂静不动，动是相对的，是物质现象世界的东西；“言意之辨＂；自然名教，自然为文化理想，名教为此理想的载体。 （二）竹林时期 １．嵇康，重要著作：《声无哀乐论》，核心思想：声无哀乐论，他认为声音和情感具有主客观的区别；明胆论，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人性的善恶和才能，是由赋受的气质决定。 ２．阮籍，重要著作：《通易论》，核心思想：阮籍反对虚伪的名

浅谈魏晋玄学论文

浅谈魏晋玄学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时期，处在当时的文人们思想各异,而受那时的思潮影响,玄学成为了一道文人之风。魏晋玄学是继两汉经学之后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阶段和一种意识形态,与两汉经学相比,它提出并探讨了天地万物之间存在的“有”、“无”、“独化”等本原、本体类问题,以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和江左玄学的思想为代表,较为全面的发掘和彰显了玄学思想的哲学意蕴及其思辨性,对当时及后世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产生发展影响现实意义 题纲:一魏晋玄学的产生:时代背景代表作 二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主体思想 三魏晋玄学的影响:近代评论的转变创作形式 四魏晋玄学的现实意义:玄学中人对学儒精神的认识现实意义 魏晋玄学的产生

玄学的产生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汉末随著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后，传统的价值体系也开始崩溃，“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在思想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士族社会开始形成,而在士族知识分子之间，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开始行成。在这个阶层平面，它要求在学术上平等交谈，自由聚会；在思维方法上尊重理性；在人性论上要求“自然”；在政治上要求君主“无为”。这些变化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建安时期，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 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人物品评是汉魏之际士人社会最重要的学术活动，其中刘劭的《人物志》是研究魏晋玄学形成的重要资料。它从人才角度发展了黄老道家的“因循”政治哲学，为道家与儒、法、术各家的思想融合，提供了理论途径，对魏晋玄学产生了直接影响。魏晋玄学政治学说的核心论点是“因循”时代需要，灵活运用儒、法、术治国，表现为圣人无为，各种人才各尽其能的特点。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 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 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

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一览表

《中国古代文学史概论作业》魏晋南北朝诗歌文学一览表 文学时期代表人 物 代表作品特点 建安文学三曹： 曹操、 曹丕、 曹植； 七子： 孔融、 陈琳、 王桀、 徐干、 阮瑀、 刘桢、 应玚 蔡琰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 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 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 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 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 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 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 "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 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 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 "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 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 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 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 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 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 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 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 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 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 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 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 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 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 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 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 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 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 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 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 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 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 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 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 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 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 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 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 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 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 活。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 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 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 力和价值.。 东汉王朝恢复，曹操便制 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 的治国方针。曹操在逐个消灭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 学术思想，与时消息。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发挥。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 玄学的基本特征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这里的“名教”是指社会秩序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和谐的自然规律。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主题。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和理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他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和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是夏侯玄。他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自然”与“名教”之辨从此作为玄学思潮的一条主线，贯穿于玄学发展的始终。 名教本于自然———对名教的本体论论证 正始时期，何晏、王弼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系统化，理论化。《晋书·王衍传》记载：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祖述老庄，立论

论魏晋南北朝社会对于文人心理的影响

论文 论文题目论魏晋南北朝社会对于文人心理的影响 班级高一六班 课程语文选修 指导教师赵利世老师 东北育才双语学校 2009年12月20日

从泰始元年十二月普武帝司马炎代魏起，到隋朝灭陈，统一南北，前后共有三百二十三年（公元２６６年２月到５８９年２月）。三百多年间，除西晋统一后的二十年外，分裂、割据、混战，迄无间断。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又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时期。无数仁人志士从来没有忘怀过?定于一?的教导（孟子答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语，见《孟子〃梁惠王》上），他们艰苦奋斗，一批人失败了，另一批人继之而起，终于为隋唐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我国魏晋南北朝社会现状对于魏晋文人心理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魏晋时期历史概论及各阶级的生活状况 （一）魏晋时期历史文化状况 这是一个交织着光明和黑暗的历史时期。 第一，数十万以至上百万人颠沛流离的惨状竟屡屡出现。长安、洛阳、邺、建康、江陵等名城都曾茂草丛生，有的还发生过多次。 第二，大片古代文明被毁灭，相当发达的地区竟变得与洪荒的原野不相上下。； 第三，人口也大面积锐减，记录的数字还不到汉代盛世的三分之一； 第四，各族之间，尽管有相互虐杀的悲惨事实，然而交流、融合毕竟是历史的主流。三百多年后，中国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在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后，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这可以说是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迹； 第五，两晋南北朝又是中国文化成就大量涌现的时期。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工艺都有美不胜收的成就。在多灾多难的时期中，古

人成就之丰富多彩，令人不能不赞叹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惊人的创造能力。而印度文化的大量输入，又使中土文化更增华采，格外耀目。 （二）社会阶级等级状况（士与庶之别） 两晋南北朝时，士族和庶族有严格的区别，而且在南朝时特别严重，是当时极重要的社会现象。 1.士庶之别究竟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要看几件轶事，就可以明白。 刘宋有个徐爰，熟悉朝章国故，文帝命将出师，常派他到军前传达机宜。文帝要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命王球和殷景仁同他相知。王球出身于门第最高的琅邪临沂王氏，他拒绝和徐爰往来，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文帝碰了这个钉子，非但不能强迫他，而且还要自己承认不对。刘宋时还有两件性质相同的事。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去访问同事张敷。周赳怕他不肯接待，说还是不去的好。秋当却很有信心，说：?我们都是员外郎了，如何不能同坐。?两人到了张家，刚刚坐定，张敷便命左右把自己的坐床移得离客人远些。秋、周二人无可奈何，只得灰溜溜地告辞而去。这是一件。右军将军王道隆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士，但是他到了从荆州刺史任上被召还都的蔡兴宗家里，蔡兴宗不叫他坐，他就只得一直站着。这是又一件。 南齐武帝时，又有中书舍人纪僧真求为?士大夫?（士族）不得的事情。中书舍人官品不高（七品），但是?入值阁内，出宣诏命?，是皇帝身边的要人，有权有势，?外快?也多。纪僧真出身武吏，做官做

魏晋玄学产生与展(四)

魏晋玄学产生与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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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四) 天才的诞生： 黄初七年，曹丕在位的最后一年，奉这位皇帝之命而继承王粲爵位的王业家中，添了一个小儿子。 王业的长子取名王宏，宏，发扬光大，意味着使一度中断的王粲家族兴旺发达；王宏字正宗，以肯定其正统的继承人身份。所以当小儿子出世命名时，取名为“弼”，意为辅助，后字为“辅嗣”，以表示帮助兄长王宏共同振兴家族。 于是，世上一个姓王名弼，字辅嗣的男儿诞生了。 山阳王氏深厚的文化渊源，荆州学术的薪尽火传，还有王粲留下的来自蔡邕的近万卷书籍，共同构成了丰富的家学内容。这是王弼先天的财富也是他后天成功的基础。 关于王弼童年以及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内容，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从那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另一位少年才子钟会所受的教育中，可以间接的推导一些王弼学习的基本内容。 颍川钟氏家族与山阳王氏关系密切，钟氏家族以擅长刑名学和古文经闻名。 钟会追忆自己文化启蒙教育的过程中这样写道: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岁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 尽管家庭文化传统十分重要，而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更为重要，尤其是当一个思想家在其世界观形成的青少年时代，他所生活的氛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正始时期，何晏等“浮华分子”上台后所掀起的玄学思潮风靡了思想界，而这时的王弼才十五岁，正是最容易接受“奇文异训”的年龄。 正始玄风主要风行于首都洛阳的上层知识界和上层贵族官僚青年中。王弼恰恰生活在这个环境里。 山阳王氏是名门望族，与汝颍名士为世交。王业是王粲的嗣子，正始时期在中央尚书台任尚书郎，全家定居在洛阳，生活在上层士族文化环境中是无疑的。

试论汉末魏晋文人的世纪病心态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2007年第2期J.N ORTHWEST UNIVER SIT 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No.2.2007 试论汉末魏晋文人的世纪病心态 丁沂璐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摘　要]汉末魏晋,世纪末思想弥漫,究其原因,不外三点:首先,东汉末年,大疫流行,死人如麻,引起了士人集团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其次,汉末政治,宦官横行,党锢之祸,士林血腥,有识之士已经洞观天下将乱,这更进一步加深了士人们的世纪末恐惧心理。此后,黄巾揭竿,董卓乱政,军阀混战,政治血腥,战乱分裂持续了80余年,整个中原大地千里坟场,万家丘墟。这种惨象使建安、正始文人,触景生怀,伤心绝望,慨叹人生苦短,生命无常。 [关键词]汉末魏晋;文人;世纪病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7)02-0113-05 西方19世纪文学中有个流行词,叫“世纪病”,即世纪末思想。它有深刻的社会、哲理和情感内涵,是忧生、忧时的文人对天下要乱、末日将临的一种心灵感应。这种心灵感应,在东汉末年弥漫士林,造成了知识人群深重的心理灾难。本文拟从天灾、人祸、文学三个方面来阐述汉末魏晋文人的“世纪病”心态,倾听他们的忧生之嗟、暮年之叹,体验现实的残酷,感受文学的温暖。 一、天灾———大瘟疫对士人身心的戕害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曾多次受到灾荒和动乱的侵扰,每产生一次大的灾荒、动乱,就会伴随着一次大的瘟疫爆发。而汉末魏晋时期正是大瘟疫出现比较集中的时期,历史在曲折中改写,人类对疾病有着太多的无奈。 东汉末年,大疫流行,死人如麻,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从公元171-185年,15年内大疫5次暴发流行,其中尤以公元182年的大瘟疫为甚。张氏三兄弟(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就是趁大疫流行,咒说符水为人疗病,才取得人民的信任,立太平道的。 这5次大疫,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其影响深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以至思想领域。因染瘟疫而死的人不计其数。东汉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沉痛地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尤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可见这种“伤寒”的死亡率极高。 《通鉴》记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皇甫规伐羌之战,“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可知流行瘟病对当时军队战斗力影响之大。就是后来的赤壁之战,根据流行病学者的考证,让“强虏灰飞烟灭”的,不光是周瑜、诸葛亮的大火,更重要的是有“战争瘟疫”之称的斑疹伤寒。 当天下太平时,大疫不至于导致大乱,但有社会危机发生时,大疫往往成为社会变乱的导因。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可以说就是这些大疫直接导致的后果。当时,对生命的忧患、对死亡的恐惧弥漫 [收稿日期]2007-01-25 [作者简介]丁沂璐(1983-),女,甘肃兰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魏晋文人生死观 孟骞

浅议高中语文教材中魏晋文人的生死观 生死观是人类一直面对的问题。尤其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死亡，出于人类的本能，我们忧惧，但同样也对生命的去向抱有关怀和期望。古往今来，中西方哲人对生存与死亡问题不停地探索与反思，希腊先哲柏拉图认为“灵魂不朽”，孔子则拷问“未知生,焉知死”；海德格尔认为人是“向死而生”，庄子则将“生死存亡”视为“一体”。提到中国人的生死观，魏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人生死观最值得关注。在高中语文教材中，也触及到不少魏晋文人生死观的问题，以下就是我的几点理解。 一、感慨人生短暂，希冀建功立业。代表人物：曹操。 翻阅历史长卷，“魏晋”二字总是承载了太多内容。这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长期分裂动荡时期，那一段历史，是蘸着鲜血写就的，字里行间充斥着血腥和死亡。曹魏代汉、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十六国之乱、饥荒、疫病，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宗白华先生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时代。”魏晋之乱，催生出人们的觉醒认识，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生死问题也被提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位置。 高中语文人教版必修二收录了曹操的著名诗篇《短歌行》，他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对人生如易晞的朝露转瞬即逝的短暂，有着浓浓的感伤。人生苦短，生命无常，本是汉乐府诗歌里的常见主题，如《薤露》中“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上之露，转瞬即逝，而人的生命尚不能与

之相比，因为朝露虽易晞，但明朝仍可复落，而人的生命却是人死一去何时归！这是人们在社会大动乱时期萌生的极度悲伤情绪，更是在悲哀中对生命的沉思。同样也是感慨于生命的哀愁短促，曹操的《短歌行》并未止步于哀叹，更与“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西门行》）主张的及时行乐有着本质区别。他悲生命短促，是因一统中原的鸿鹄之志迟迟无法实现，他叹忧思难忘，是因朝思暮想贤才来归却久久未得，他这就不能不产生苦闷和感慨，但是，这种苦闷和感慨，也只有对事业和理想执着追求的人，只有不满现实而又积极要求改变现实的人，才可能产生，它决然不同与没落阶层的颓废和感伤。这种苦闷和感慨，正是英雄人物的苦闷和感慨，是烈士的一种悲心。再如高中学生耳熟能详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拥有三千年寿数的神龟、能够乘云驾雾的腾蛇，生命终结之时也会和蝼蚁一般，化做土灰，更何况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面对这有限的人生我们该有何作为？曹操一扫汉末文人感叹浮生若梦、劝人及时行乐的悲调，慷慨高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不可违背“天命”，也就是自然规律，但也不能听凭“天命”，丧失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必然的，活着就要有“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死观影响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并使我们的国民精神多了几分不可摧折的乐观。 二、寄情山水，任真自得。代表人物：陶渊明。 生在魏晋，是陶渊明的不幸。当时，外有异族虎视眈眈，内有政局动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一) 汉魏之际，学术巨变。随着经学危机的加深和黄老之学的复兴，儒、道异同成为重要的思想课题。玄学的思潮应运而生。 经学危机： 道家思想从西汉至魏晋经历了一个由盛经衰又至盛的过程。 《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提倡黄老之术长达45年，汉景帝时，儒、道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统治地位的斗争。 到汉武帝时代，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告终。 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以“名教之治”为理论核心，宣扬君权神授，强调道德教化。适合大一统专制皇权的胃口，被汉武帝立为官方哲学。之后在朝廷的扶植与思想界的参与下，逐渐渗透到两汉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统称之为汉代经学思潮。 自东汉中叶开始，经学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危机。 一为繁琐： 为了实现政治需要，对“六经”进行“微言大义”的无限发挥。 《汉书·文艺志》：“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清儒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言:“一经说至百万言，则汉之经学所以由盛而衰者，毙正坐此。”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载“夫言立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 二为神秘： 谶纬之学的介入，导致经学的恶性发展不可遏止。 “谶”是用诡秘的用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纬”是用宗教迷信观点对儒家的经典所作的解释。 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神话儒学，纬书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

仅《春秋》一书，目前可见的相应汉代纬书种类即达15种。这些纬书大多荒诞不经，而汉儒却极力将谶纬与经学融为一体，用谶纬注释六经。甚至出现了像《白虎通》这样的儒学神学融为一体的法典化著作。 《后汉书·桓谭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 ‘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扣头流血，良久乃得解。” 经学的谶纬化，标志着经学思潮即将寿终正寝。 三为实践： 汉代经学在政治领域的活动是以“名教之治”形式出现的，并与当时的察举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可悲的是，道德教化一旦与实际利益联系在一起，则立刻变成了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如《后汉书·种嵩传》载田歆之言“今当举六孝廉，多的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 清官尚且如此，剩下那些三观不正的可想而知。道德教化反而成了摧毁道德的工具，“名教之治”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黄老复兴： 在中国思想文化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汉魏之际，道家学说占有主导地位。 表面上看，两汉的学术思潮似乎走进了一个由黄老到经学再到黄老的圆形，然而实际上却是一种螺旋似的运动。 自东汉中叶随着经学危机的不断加深，形式发生逆转。 东汉安、顺之际出现了代表上层士人的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和代表下层士人及农民的早起道教，他们在寻找思想武器时，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集中在曾给汉初社会带来安定繁荣的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也在发展中演化为政治形名学与神仙方术两个流派。 西汉初期与东汉末期形式不同，所以两个时期的黄老之学也各自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汉初需要修生养息，此时的黄老之学强调的是“清静无为”；东汉末年时弊是繁琐、虚伪和腐

《古诗十九首》的乱世文人心态

《古诗十九首》的乱世文人心态 苏东坡有三封信，是他人道精神的体现：一是在靖江时给曾将他一贬再贬的宰相章的儿子章援的回信；二是在黄州时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写的反对杀婴恶俗的信；三是元佑七年(1092年)给皇太后上书请求宽免贫民欠债的那封信，这三封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信，映照出苏东坡坦荡的胸怀，善良的人性。 给章援的回信，可说是他生命最后岁月的人性闪光。当时(1101年6月)，他刚从流放地海南赦免回到内地，滞留在靖江，年初在仪真得的病，此时有加重之势。出人意料的是，原来不遗余力地迫害他的章却在一年前被贬到了雷州半岛，他儿子章援正前去探望，也到了靖江，想去见苏东坡又不好冒昧前往，于是就给苏东坡写了一封信。章援的这封信，也是想探探苏东坡对他父子的态度如何，让他万没想到的是，苏东坡的回信对章家丝毫没有仇恨，更没有幸灾乐祸。苏东坡在回信中说： “某与臣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1101年)六月十四。”写此信，离他七月二十八日去逝，仅一个月又十四天。

对使他遭受巨大苦难，远贬至惠州，还觉不够，又在他六十高龄时，再贬至儋州的施与者当时的宰相章，苏东坡确乎没有什么仇恨，更未想到要报复他。相反，当听说章被远贬后，还为之感到难过。这是怎样的胸怀品质啊!那些蝇蝇小人真应感到羞愧。 在黄州的后两年，苏东坡“身耕妻蚕，聊以卒岁”，过着衣食足以自给的生活，他也很满足。但当他得知鄂州、黄州有溺死初生婴儿的恶俗时，就感到痛心，坐立不安，并立即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听本地书生“偶说一事，闻之辛酸，为食不下”。还举例说明了岳鄂间乡民溺杀婴儿的事实，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一是对乡民“告以法律”，绳之以法；二是对“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周之”。他说“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 他这样做只是感到高兴，不是要捞取资本，也不是钴名钓誉。这就是他人道本性使然，自身正遭受挫折，生活要自耕自给，见到弱小无助者，却挺身而出，这方显出大丈夫的英雄本色，更令人敬佩。 元佑七年(1092)江南大水酿成巨灾。大批难民渡江北上，逃离江南。水退以后，一片荒凉。到处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种子而无耕牛。“殍死之余，人如鬼腊”。苏东坡说地方官员“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同年五月

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居瑢《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 【摘要】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玄学文化审美 谈及中国哲学与文化，我们势必会提及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叶朗也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 魏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准确地说，应当是开端于正始，即所谓的正始名士们。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大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放纵情感，无拘无束，借助不同常人的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社会的关注与无奈。 经司马武帝执政后，到元康、永嘉时期，内乱仍频。此时门第世家开始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之得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只图以清谈博得名声，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再关注社会与人生，只言玄远，以示其超逸脱俗之风貌。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求得性命的委曲求全，还是纵情于山水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与暂时的麻痹，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焦灼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表现得轻视世俗、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于现实与人生，异常矛盾与无助。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 谈及魏晋风度，就不能不谈到魏晋玄学，因为它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体悟宇宙的无为之制。正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