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礼记?礼运》篇看先秦儒家?社会和谐的构想?

从《礼记?礼运》篇看先秦儒家 社会和谐的构想

作者：晋楠

来源：《学术问题研究》2015年第01期

摘要：

秩序和谐是人类理想社会的重要评判标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提出了“大同世界”理想，代表了中国古代追求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在“大同世界”构想中，孔子以某种“自然秩序”作为社会秩序创建的伦理范式和标准，以“仁爱”为原则，以“忠”“恕”为途径，由近及远、由己及人、层层外推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个关爱彼此的和谐世界，并通过严格论证为这一构想确立了哲学依据。

关键词：

先秦儒家；大同世界；秩序；和谐

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00-0129/K（2015）01-0035-05

《礼记·礼运》篇中，借孔子之言描绘了一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理想蓝图，这被认为是先秦儒家对于社会理想的高度概括。这种理想的建构集中表现为社会秩序的和谐，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礼乐制度重建；二是礼乐制度建构的哲学依据，其中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伦理基础和理论原则。

一、礼乐制度重建之后的“大同世界”

简单的说，礼是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在中国古代，家庭、社会、国家都是一定的共同体，支撑这个共同体的便是礼，《左传》有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①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来看，礼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重要标志，是教化民众，提高民众文明素质的重要手段。同时，通过礼，还可以提高人内心的道德修养，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此外，礼规定了社会关系中尊卑、上下、贵贱、是非的准则与界限，学礼守礼也就会使人明智地安排或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符合社会的礼法规定。

礼的思想在孔子这里得到了极大的继承和发扬，孔子思想的形成就是源于对上古三代的礼乐文化、特别是对周礼的反思。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没有“创作”新的礼乐制度，他没有

①左传·隐公十一年②论语·述而

提出一套新的关于社会秩序规范的具体构想，而是将周礼作为完美的形式加以推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然而，孔子并非墨守成规于传统的礼乐规定，而是在积极思考和挖掘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以及礼乐制度对于社会、个人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抽象出礼乐之道的一般原则“仁爱”，创造性地提出“仁礼互用”的思想主张，以仁作为内在的道德精神，以礼作为外在的行为表现，从而奠定了先秦儒学的思想基础。

同时，在对周礼“因革损益”的继承过程中，孔子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树立了实现社会和谐的主张，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理想模本。这一点在《礼记·礼运》篇中有明确的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在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大同世界”表现为重建礼乐秩序之后社会所达到的理想的和谐状态。

首先，“大同世界”是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引文中提到的“讲信修睦”，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社会的秩序稳定。“亲其亲”“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所有这些表述无非是说，和谐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有机体，通过组织结构、尊亲长幼、分工合作凝聚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人们彼此之间和谐友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如此扩展开来，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也自然是充满仁爱的和谐世界了。

其次，“大同世界”是一个礼治社会，礼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纲纪。虽然在《礼记·礼运》篇的记述中没有明确地提到“礼治”这一点，但仔细分析这一段文字就会发现，对“大同世界”的描述与“礼”密切相关。所谓“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就体现出先秦儒家五伦道德关系中的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而“选贤与能”更是让我们联想到一种理想的、温和的、非强制的君臣关系。在一个存在结构分工的社会之中，“礼”是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核心，通过“礼”对人们的角色、身份、地位进行澄清和正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要求。这就是所谓的“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数疏之交也。” 礼记·礼运

先秦儒家将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的五帝之世视为“大同”，“大同世界”代表了先秦儒家最高的社会理想。邹昌林先生在《中国礼文化》中将五帝之世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归结为古礼的整合，他说：“五帝时代，经过整合而形成新的古礼系统，与起源阶段相比，明显的不同在于，它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礼仪为中心的新的礼文化系统。”邹昌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31

而在“大同世界”之后，孔子又提到了次之的“小康”理想，这其中反复强调了“礼”对于维护和稳定国家秩序、人伦关系的重要性。“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由此，我们可以再次推论出“礼”是先秦儒家“大同”理想的集中表现。

在“大同世界”展现的人们和乐融融、关爱彼此的和谐画面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在认同和遵守“礼”所规定的各种社会关系及行为规范时，并非无奈的屈从，而是一种情感的归服，这也是先秦儒家把秩序重建与礼乐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他们尤其重视秩序重建的内在精神价值，特别强调礼乐需以“仁”为精神内涵。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

重建礼乐秩序，将外在的规定内化为情感，正是“大同世界”表现为高度规范化的社会外在表现，又是高度人性化的内在秩序的意义所在。

二、“大同”理想的范本自然伦理秩序

重建礼乐秩序既关涉社会生活的和谐，又关涉人之内在情感体验的培养。那么，这种以社会秩序和谐和人们普遍幸福为目的的“礼乐大同”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构建起来的呢？简单地说，礼乐秩序下理想的和谐社会是通过以“仁爱”为核心原则的社会道德推广构建起来的。引文中提到，“大同世界”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道之行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孟子·离娄上。可见，这里所说的“大道”实际上就是孔子提倡的人伦道德的基本原则“仁爱”。

现在的问题是，以“仁爱”为原则的礼乐规范体系是如何推广流行并最终建构成为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呢？我们说，它是以人类自然的血缘亲情为起点，在赋予其伦理道德价值的基础上加以推广的结果。

“孝”作为一种最原始、最真实的自然情感，来自于个体生命的本身，存在于以血缘亲情构建的伦理关系中。在宗族内部自然伦理秩序的认识基础上，孔子继承了西周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思想。在孔子看来，“孝”除了作为一种朴素的自然情感之外，更是作为人伦道德原则“仁”的存在的基础与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句话很明确地表达出自然伦理秩序规定下的父子兄弟之间的血缘情感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根本和基础所在，即“仁”的德性的根本是“孝悌”的情感。“孝乎惟孝，友与兄弟，施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等论述更是说明，由血缘的自然性构建的家庭伦理，是进行社会伦理政治实践的基础，即行“仁”（道德实践）的根本首先在于“孝悌”的情感体验。孔子正是以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情感模式，开启了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构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