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社会变迁的现实背景下,家庭的形式和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哪些的社会问题和影响？
在当前社会变迁的现实背景下，家庭的形式和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哪些的社会问题和影响？
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与发展，改变了家庭功能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家庭功能实践活动本身，家庭功能的执行主体、执行方式、执行重心的转移以及执行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表征着现代家庭的功能出现了许多新的元素，或回归，或外化，或提升，或调整，从现代家庭功能的既生模式和变化趋势是否可以简单的认为：现代社会家庭总体功能增加了或者减少了。本文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以中国现代社会结构变迁为背景，探讨我国现代家庭功能的变迁趋势。本文的着力处在于从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来分析我国现代家庭功能变迁的新趋势，指出这种功能在现代社会中的连续性和再生产特征，并在新的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将有关家庭功能变迁的问题的讨论引向更为基本的理论问题。
一、问题、理论与研究回顾
功能是指系统与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中所表现出来的适应环境、改变环境的功用和效能，而家庭功能也就是在家庭与社会的联系和作用中所具有的满足人类生存的各种需要以及适应和改变社会环境的功用和效能。由此可见，家庭功能是在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运动状态中表现出来的，家庭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如果与社会环境之间没有联系和作用也就无所谓功能了。郑杭生认为：家庭功能本质上是个人的需求的表现。吃的需求表现为组织生产、积累和消费的单位；性的需求表现为婚姻的缔结与维持以及爱情；生育、抚养和赡养、教育等功能是处于对永生的需求。[1]而关于现代社会家庭功能的变迁趋势和再生产特征，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和激烈争论，并越来越涉及到与家庭功能相关的家庭政策、家庭福利、家庭功能执行主体、家庭功能执行方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功能主义者的理论传统和基本逻辑强调：家庭在满足社会的基本需要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执行着重要功能，但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家庭外在的传统功能（如经济功能）趋于丧失，但养育子女的功能、传递爱情以及使子女形成独立性人格方面的功能却趋于集中。其中的代表是帕森斯，根据帕森斯的观点，家庭的两个功能是初级社会化和人格稳定化，初级社会化是儿童学习所处社会的文化规范的过程，家庭是人格发展的最重要的舞台；成年男女的婚姻是一种支持和保护成年人人格健康的一种安排。帕森斯认为，核心家庭是能够满足工业化社会需要的单位，同时这种核心家庭内角色的专门化包括丈夫接受作为养家糊口的“工具性”角色，而妻子则在家庭环境中承担“情感性”、情绪性的角色，这种劳动分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而且也是必要的，家庭依然需要引到决策和任务完成的工具性领袖（男人）和引导情感的表情性领袖（女人）。这种观点被认为是不适当地和过时的，家庭功能主义受到严厉的批评，在于他把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合理化，同时忽视了政府媒体和学校在儿童社会化上的作用。功能主义者的这种解释目的在于担心在一个性别平等的结构中，本来由传统角色完成的功能可能有被忽视的危险。[2][3]
女性主义的理论传统在阐述家庭的功能时，反对把家庭说成是慰籍、安适、爱和友情的重要来源，即预设家庭是一个和谐、平等的领地，她们认为，家庭可能是一个剥削、孤寂和极度不平衡的渊薮，他她们描述了陷入抚养孩子和做家务事的孤寂与枯燥的家庭妇女，是一种“被
俘的妻子的形象”和令人窒息家庭环境对人际关系的破坏性影响。[4]
一些研究者提出家庭功能缩小论、解体论的观点。日本社会学者大桥熏指出：在家庭本身的固有功能(性、养育)、基础功能(生产和劳动、家政和消费)和派生功能(教育、看护、宗教、娱乐)中，家庭功能中的固有功能（性和养育功能）一般不会有多大变化，维系家庭成员生活的基础功能（劳动、生产、消费以及生活保障）则会随着产业化和公共设施的发达发生很大变化，对子女进行教育、传播文化的功能,老年人的医疗看护、经济扶养等功能，家庭成员在精神上得以慰藉的宗教、娱乐等——将随着教育的社会化和医疗技术的发达、医疗福利设施的齐全以及娱乐的商品化，逐渐由家庭转移到学校、社会、福利设施和市场，部分功能执行主体将从家庭中分离出去。美国的社会学者威廉·奥格本把近代以前的家庭功能归结为经济、教育、保护、宗教、地位安排、娱乐、生育后代和家人之间的亲情7条，他认为这些家庭功能会随着产业化过程而逐渐缩小。[5]马其沃也认为，对家庭而言，那些不是必须的经济、保护、教育、保健等功能，在产业化过程中转移到其他专业机构，而性欲的满足以及生殖和养育子女、家庭的团聚等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功能，其作用却趋于增强，家庭功能趋于向这些方面的纯化。日本富永健一是赞同家庭功能缩小论者，他认为家庭的功能，包括经济功能、教育功能和宗教功能以及亲属相互扶助的功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众多社会功能执行主体大幅度取代，按照产业化社会“基础社会衰耗法则”，家庭、亲属的结合功能处于解体和缩小的过程中。[6]
也有研究者则坚持家庭功能几乎是不变的，即使有变化，也不过只是家庭功能重心的部分移动。日本学者森冈认为，奥格本所列举的7个功能只是家庭具有的个别功能，这些个别功能即使有从家庭功能中外溢出去的可能，也不会导致统和指导家庭各种功能方向的、使家庭成为家庭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功能——旨在为家庭成员谋福利的本质功能的改变。确实家庭中的经济生产、教育、保健功能缩小了，但这只是执行功能的外溢，其责任依然留在家庭，由家庭承担。家庭中的个别功能有被外部取代的可能，也有不能被外部制度体所取代而缩小了的部分。但被代替或者被缩小部分的执行责任仍以经费负担的方式停留在家庭中，因此，家庭这一部分的福利功能不是简单地缩小了，而只是追求方式上发生了变化，因此他不认为家庭的福利功能在这一转变中被削弱或丧失了。家庭功能被代替和执行功能被分离，也体现在老年人扶养方面，在他看来,在老年人的扶养方面,除了发展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之外，家庭仍然负有执行责任，和家庭之间的互助仍是可能和可行的。如果说家庭功能缩小了，那也是因为外部的制度体对于家庭功能的衰弱没有采取措施，没有使家庭恢复到它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引发的他认为社会福利之所以成为燃眉之急,正是因为家庭在扶养和护理方面的功能薄弱,不足以依赖所致。现代家庭是把过去社会条件不发达阶段家庭承担的派生功能委让给发达了的社会集团，自己则集中完成属于自己本身具有的本质功能，因此，家庭变动是指家庭的功能纯化过程。[7]
在如何看待家庭功能变化的思路上，将那些由社会机关取代的功能看成是家庭功能的缩小，还是看成只是由外部社会机构代行而已，由家庭功能的执行主体的多元化、执行中心的转移以及执行方式的变化来做出家庭功能的增加或减少的结论事实上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样若简单地借鉴西方有关家庭功能的社会理论传统来分析我国家庭功能的变迁趋势，势必孕育出更多的问题。
二、我国现代家庭功能的变迁趋势研究
既然无法具体得出家庭整体功能增加或减少的结论，就有必要把重点放在家庭功能的每一个核心元素上，就有必要对家庭功能每一种元素的变迁趋势做出具体的说明。
邓志伟在《家庭社会学》中把家庭的功能归类为：生物功能（生育等）、心理功能（情感慰籍等）、经济功能（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政治功能（小型政府、家长权力）、教育功能（社会化、家庭教育）、娱乐功能、文化功能（习俗、宗教学习）[8]。也有学者把家庭的功能分为：家庭的本原功能（生育功能、养育和教育功能、扶养和赡养功能、人的社会化功能）、家庭的经济功能（生产和消费功能）、家庭的衍生功能（管理功能、权力功能或家庭政治功能、文娱功能，包括文化娱乐和文化传承、信仰功能、情感功能）。
作为家庭功能核心元素之一的经济生产功能体现在家庭的物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我国家庭的经济功能的变迁趋势又是如何呢？随着社会化的大工业生产出现后，工厂企业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相当一部分家庭手工业生产转移到社会化的工业生产，家庭只保留着部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为生活消费服务的家庭生产。如日本，由于日本农村人口很少，日本以前普遍以家计为主，后来出现家计被企业替代。[9]但是在中国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私营企业的出现，一般的生产都是以家庭为中心，农民家庭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单位，很难说家庭的生产功能减少了。尤其是家庭的消费功能明显增强了，伴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多,家庭消费也向着高级化、多样化、复杂化方向发展。饮食结构也出现了较大变化，中国现代家庭的食品消费,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质量也有较大提高，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人的服饰消费水平开始迅速提高，所以前面提到的大桥熏、威廉·奥格本、马其沃、日本的富永健一和功能主义者提出的经济功能减少的观点在中国是不成立的。
不同学者对家庭的生育功能（生物功能）和养育功能的变迁趋势有不同的说法。有日本学者认为战后日本家庭的生育功能在逐渐削弱，但从家庭适应社会的意义上说，日本家庭的生育功能不是削弱了,而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而更理性化了。[10]在中国，传统家庭是为了传宗接代养儿防老以及增加劳动力等，而在现代家庭则以实行计划生育，多数人已把生养孩子看作是对社会尽义务，认为是一种感情的追求，爱情的果实和夫妻关系的纽带，家庭幸福的重要内容体现在生孩子不再追求数量而追求质量，不再计较性别而讲究附着在孩子身上的意境及其所带来的愉悦，事实上，生育的一孩化趋势不能说明生育功能的减少，优生优育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对于家庭的教育功能，即社会化和家庭教育功能。西方普遍学者认为，随着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文化技术知识越来越复杂，层次也越来越高，知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绝大部分转移到学校来承担，随着教育的社会化和现代教育手段的变化，家庭的教育存在缩小的趋势。在中国，传统家庭承担着对子女进行职业培训和生活知识传授的功能，家庭还承担着生活知识、伦理道德等人生的教育，现代学生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在城市家庭明显出现了新的教育形式，请家教、兴趣爱好的培养、辅导和监督小孩完成作业等，在农村不是出现家庭教育功能的减少，而是普遍出现了小孩教育的缺失。在中国，家庭是小孩教育的资源提供者（资金），这与西方是不同的，西方的社会福利使得小孩可以脱离家庭而完成基本的学业阶段，[11]因此在中国不存在家庭的教育功能有减少的趋势。
同样，随着西方社会医疗技术的发达和医疗福利设施的齐全，家庭的赡养功能明显减少。虽
然从横向上看西方很多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有所削弱,但与西方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这一功能仍是中国家庭的特色。纵观近现代中国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迁，既有与西方发达国家家庭制度演变一致的方面(家庭小型化、核心化、功能趋于简单化、专一化)，同时又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民族特色。在实现家庭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家庭养老自解放后以来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仍面临着诸多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较落后，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中国家庭养老的执行主体仍是家庭，而且随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家庭的养老功能更应该强化，而不是减少，尤其是在人口老年化日趋加剧的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如何发挥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使老人颐养天年,仍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随着现代公共设施的地发达以及娱乐的商品化，家庭的文娱功能在现代社会也出现部分外移，如到电影院、剧院、音乐厅、舞厅和体育馆去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等。但随着电视机、音乐厅、舞厅回到了家里，运用电视机、录放机、收音机、电脑等学习现代知识，了解国内外时事信息，在家里观看文体和新闻节目，在家里自娱自乐，这种家庭的娱乐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家庭成员的接触和联系，深化了家庭情感。由上可见，家庭功能外化只是部分外化，而不是全面外化，就很难说是减弱或消失，娱乐功能有很多不是外移，而是社会发展形成不同的功能主体的结果，也是生活娱乐功能需求提高的结果，与传统中国家庭的娱乐方式相比，家庭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娱乐中心。
家庭的情感功能（心理功能），即情感慰籍功能的变迁趋势又是如何呢？一般学者把家庭说成是慰籍、安适、爱和友情的来源，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现代新的社会变迁，新的权力结构的形成，尤其是传统的社会关系的进一步解体，人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情感方面的困惑、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日益增长，家庭的情感慰籍功能尤为重要。家庭的性功能同样有强化的趋势，感情和性爱成为家庭的主要功能，体现在性生活满意度和感情交流满意度的提高。
由上分析可以发现，家庭功能的执行空间和时间的变化、执行主体的转移和多元化、执行的方式和手段的替代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功能的减少和增加，功能的减少观点忽视了功能实现的形式的多元化，忽视了功能的动态发展，停留在传统的理解。新的功能是否就是家庭原有的功能，如果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家庭的功能提出新的元素而家庭本身不能实现，而出现执行新的功能的社会主体，是否能够说明传统的家庭功能的减少，而我认为，结论确是相反，因为会对家庭提出新的功能要求。人类家庭总是伴随着社会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现代家庭对传统家庭来说是超越和发展，但这种超越发展是不断地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是家庭形式的不断完善，而不是家庭功能的弱化和消失，家庭的本原功能、经济功能和生活功能就不可能消灭，家庭功能变迁并不能说明是家庭总体功能的弱化和丧失，变迁是转化与调整的意思，一个单位的某些功能元素的式微，可能意味着再生产为其它功能。
三、讨论：家庭功能变迁研究的思考基点和现代议题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迁的过程中，虽然家庭功能的执行主体出现了多元化、家庭功能的执行中心也出现了部分转移，但是家庭功能的再生产特征却依然持续地被再生产出来，随着旧的元素的消失和转移，又有新的元素的产生，基于以上特点，作者最后提出家庭功能变迁趋势研究的思考基点和现代议题。
首先，试图不切实际地得出家庭总体功能的减少或增加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把有些家庭功能的外移和弱化说成是家庭的重要性丧失就更难立足了，尽管家庭有的功能有弱化的趋势，但存留在家庭的其他功能重要性却明显提高（如家庭性欲的满足、家庭成员紧张的消除、育儿及孩子的社会化、情感的满足）。同样，在社会和家庭之间力图发现家庭功能执行主体的明确区分（国家、社会、家庭）、寻求执行主体孰优孰劣的答案亦是不适合的。
其次，家庭功能的执行主体、执行方式、执行时间或空间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引发新的元素，或回归，或外化、或提升、或调整，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家庭功能的传统与现代的解释，不能忽视其发生学意义，也不能忽视其实践型态中的经验事实，家庭功能的实现是国家、社会和家庭三者之间的互动策略、理性选择、交换实践、冲突与协调相互博弈的结果，引发了不同的功能主体，也引发了执行者和资源提供者相互分离的趋势。
另外，现代家庭功能的变化有几个特点：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家庭、国家、社会）；存在执行重心转移的多种可能性；执行方式的多样性；家庭功能需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家庭功能质量的要求明显提高了；家庭功能不同层面发展的特殊性；家庭功能的发展变化具有区域性特点；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家庭功能的变化是不均衡的。
最后，不同国家的家庭功能的变化是不同的。在人口众多、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家庭价值观念很强的中国，不切实际地做出家庭功能增强或减少而又试图去影响政府决策会有可能给家庭功能的全面实现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实际上会影响老年人家庭抚养政策、抚养方式、个人生育意愿、社会休闲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家庭教育功效、娱乐和文化观念等。如：假设家庭养老护理功能的增强和重心向家庭的转移会强化国家和社会放松社会养老和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的诉求，国家客观上就会放松为维护护理者及被护理者双方的人权做出努力的机会和补偿的可能性，不利于社会养老护理制度的及时出台，阻碍老年人护理社会化的发展，老年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会加剧话语、文本的批判主体就会指向家庭本身，而国家和社会就会逃脱这一责任。同样若假设家庭功能减弱或重心向社会的转移会弱化家庭自身护养功能的实现，会强化家庭成员把护养责任向国家和社会推卸的可能性，会弱化子女的护养意愿和护养责任，就会强化对国家和社会的诉求，老年人生活状况的恶化会加剧，话语、文本的批判主体就会指向国家和社会。现代中国农村家庭功能的弱化是非常危险的，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老年人的基本生活状况，会将农村老年人推向绝望的边缘。农村的萧条和公共领域的缺失会进一步弱化家庭的休闲、教育等功能的实现，与其说农村家庭功能的减少不如说是家庭中有些功能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