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生命与记录历史

纪念生命与记录历史

摘要：殡葬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人类文明的有机构成。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生命内涵的深入认知，公众对殡葬寄予了更多的精神需求，这使得殡葬在现代化改革的进程中，必须重塑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和教化功能。近年来，不少公墓已开始尝试与博物馆相结合，寻求变为城市纪念场所的可能。现以国内首家殡葬纪念性博物馆――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为例，浅谈现代殡葬(公墓)如何与博物馆跨界组合，在服务逝者之外，满足生者的情感需求及文化需求。在公共文化实践中，使公墓变身为一处既能传承逝者精神风范，又可留存城市历史文脉的特殊文化场所。关键词：公墓；纪念馆；文化功能；纪念生命；传承历史1 源起：殡葬与文化殡葬，作为人类特有的对已失去自然生命的同类所采取的意味深长的告别活动，积淀深厚的文化内容，是一种人类文明的特定存在形态。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传承的古老行业，也作为具体文化现象，其围绕个体自然生命死亡而展开的殡葬活动，涵盖内容涉及实物、信仰、心理、伦理、道德、艺术等，其文化内蕴是丰富而深刻的，体现了人对生命价值的认识、理解与把握。尽管如此，长久以来殡葬却一直是国人讳莫如深的领域。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人本精神的回归，公众对生命有了为更深刻认知和

理解――人们忌讳死亡，因为珍爱生命；人们不愿意看到自然生命的终结，但更乐于延续精神生命的传承。公墓作为生命的终点站，她有着深邃宁静，安然祥和的特质。在全球范围内，如法国拉雪兹、俄罗斯新圣女、美国林茵公园等公墓不仅是安葬逝者的场所，更是公众读书、散步、聚会，或是寻找内心平静的公共空间。这些公墓已然成为一种独特的纪念场所与文化场所，它在为城市记录人文历史，展示文化底蕴，成为一张享誉全球的国家名片。而在中国，公墓或者说是殡葬业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它原本所具备的、深刻的文化内涵被遮蔽，简单地表现着机械化的服务功能，如遗体处置、安葬祭扫等。在冰冷的、程序化的服务过程中，公众对生命的情感寄托无处安放，对精神生命更无处追思和传承。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生命内涵的深入认知，全社会回归了对“人”的重视。这也对殡葬提出了更多的精神层面的要求：既然要在服务逝者时尊重生命、以人为本，还要在这个过程中服务生者，使之得到情感上的抚慰与解脱。同时，在中国式的家庭里，先人的精神传承如家风家训，更是一种无形的人伦纽带，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让逝者的精神得以延续，供后人追思传承，是殡葬，特别是公墓应要重新唤起的文化功能。那么，公墓的纪念性、文化性、精神性在中国殡葬现代化的进程中便显得尤为重要。在当代中国的公墓中，是否能造就这样一处体

现文化功能的场所呢？博物馆是人们寻找历史踪迹，追溯历史往来的途径。它作为承载历史、面向未来的文化教育机构，与殡葬的社会教化功能有着意想不到的契合。殡葬“作为具体文化现象，其文化内蕴是丰富而深刻的，体现了人对生命价值的认识、理解与把握。”［1］中国人将治丧提高到“孝道”的高度，而殡葬场所是开展“生命教育”，教导人们更加爱惜、善待生命的理想场所。一座在生命终点的博物馆，通过生与死对话，穿过时空阻隔，更能够引发公众对生命的认知和尊重，传递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2010年，有公墓企业率先进行了将生命纪念与历史文化相结合的尝试。借助博物馆传播文化，教育后人的功能，结合公墓的生命资源，在上海建成了一座人文纪念馆，为殡葬固有的文化内涵与后来积聚的人文资源找到了一个具象化的载体。作为国内首家在人文纪念领域的民办博物馆，此纪念馆既为殡葬行业的改革创新做出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和探索，更以独特的方式保留着城市文脉和公众记忆，形成了让逝者“对话”生者，生者思考未来的文化空间，也使殡葬与人文、墓园与城市、历史与现在，取得一个非凡的交集，产生一个前所未有的化学效应。2 实践：公墓与纪念馆安葬国家伟人的法国先贤祠在正门上镌刻着几个大字：“伟大人物，祖国感恩”。同样，中国人祭祖敬贤的传统，让公墓相比他处拥有更为丰富的名人资源，或者说在公墓中更易感受到生命的伟大真谛。在这

样的背景下，这座纪念馆有着独特的定位和功能：它并非考证殡葬起源与发展，也不探究殡葬风俗的变迁，不承担剖析行业历史的职责。同时，它虽由企业筹办，但又不是纯粹的企业博物馆，不是企业为了自身历史的保存与传达而设立的展览场所，也不是用来向访客或客户彰显企业资源与实力的展示空间。它在博物馆的广义范畴内，应该具备一座博物馆所有的功能与职责，成为向公众提供交流及获得文化、教育服务的场所。它不针对那些有科学性、历史性或者艺术价值的物品，而将“逝去的伟大生命”作为典藏、陈列和研究的对象。藏品是博物馆立馆之本。纪念馆的藏品多来源于名人的家庭。当代中国公共文化资源总量不足，资源分配也不均衡。在官方标准下，并非每一位先贤名家都能拥有独立的纪念场所，而公墓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更易形成民间的群像式纪念展示空间。对家属而言，亲人长眠此地，他的纪念场所也理应在此。家属乐意将与人物有关的文物史料捐赠给身处墓地的纪念馆，以此睹物思人。而在藏品的甄选与陈列方式上，纪念馆也有着独特地解读――展台正中，射灯之下，有一张普通的木椅。它见证了一位腿有残疾的女科学家的治学生涯。木椅的主人是物理学家谢希德。对它的入藏与展示，并不仅因物品所有人卓越的名望和成就，而是其背后所彰显的一种坚忍不拔的治学态度和为国奉献的时代精神。相较他类博物馆对藏品历史价值、学术价值、美学价值的追

求，纪念馆更重视藏品的人文价值和精神性的范本意义。这样的着眼点，成为纪念馆的立馆特色。可以说，这所纪念馆收藏展示研究的并非文物或历史事件，它的藏品是“生命”和“精神”。历史可能枯燥，文物可能冰冷，但历史和文物都在这里讲述有温度的生命故事。纪念馆力求退去先贤名人的社会地位、荣誉名声，着力于还原生命的纯粹与真实，展现出一个光环之外的鲜活个体。同时，一批有着巨大生命力量的普通人也在同一个平台中展示，他们之中有遗体捐献实现者，也有见义勇为而牺牲的大学生。生命在此平等，如同死亡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这里是先贤的纪念祠，也是普通人的纪念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纪念馆中对社会精英的“树碑立传”占了更大的比重，但它的目标依然是服务公众，让普通公众受益。所谓“见贤思齐”，公众在可以在陵园内、瞻仰名人名墓，在纪念馆则可以进一步了解先贤的人生经历、奋斗历程和留下的丰功伟业。公众可以通过感受先贤的精、气、神，重新获得对生命和历史的思考。 3 意义：精神更生与文化传承留存历史，是博物馆与殡葬的共同点，只是一个通过“物”，一个通过“人”。博物馆探究“物”所承载的历史线索，而现代殡葬则传承“人”所展现的精神风范。作为跨时空、跨文化对话的场所，博物馆使城市的灵魂和记忆有处可依。“博物馆是城市文化进步的积极力量：博物馆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忆，还蕴含着人们对未来

的理想；人们不仅感受到视觉上的愉悦和知识上的满足，更多的应该是精神上的归属和心灵上的净化。”［2］而殡葬同样带有强烈的文化体验，公众常希冀通过一些形式化的手段，如遗物展示、艺术墓、墓志铭等，表达心境，表现意愿，实现心理的平衡和满足，使之成为自己的或社会的某种精神财富，这种现代殡葬文化倡导的“精神更生”，“不是对逝者留下的文化财富简单地重复和再现，更不是一般的收藏和保存，而是进一步的提升、升华、实现其‘更生’。”［3］一座展示生命、纪念生命的博物馆能帮助公众更好地把握、认识生命，从而敬重生命，积极生活。它的出现延展了生命纪念的方式和内涵，将文化视作了促进殡葬现代化的动力，使殡葬具备了展示生命力量、弘扬不朽精神的教育功能，让个体记忆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成为社会的精神财富，这与博物馆传承文明、启迪后世的目标殊途同归。由公墓筹建的纪念馆巧妙地在博物馆与殡葬文化间构建了一座桥梁。它寻找到了两者的共同点，借助博物馆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改变了殡葬业“隐秘”的边缘化形象，重新激活了其原有的文化内涵，使殡葬这个被“忌讳”的行业变得阳光、美好，以一个崭新的形象与公众搭建起了情感和心灵上的联系。从“公墓”到“公共文化空间”，其改变的实质是以文化为驱动力，让这个空间具备向大众传递信心和希望的能力，让公众在生命纪念的过程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建立起人对自身观念的

美好认识，找到精神上的归属，得到心灵上的净化。著名历史学家熊月之先生曾说：“公墓与纪念馆、博物馆联合，通过生命纪念、人文研究，提醒社会敬畏生命，爱惜生命，珍惜人生，不光对于丰富上海城市人文内涵，弘扬上海城市精神，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这个转型国家所迫切需要的，是我们这个缺少宗教传统的民族所迫切需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迫切需要的。”［4］这体现出一种现代、文明而又温暖人心的精神诉求，也可能就是此类纪念馆的价值所在。参考文献：［1］高海生，史广峰，裴清芳.论殡葬文化的内涵、形态和特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140. ［2］单霁翔.广义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思考［J］.中国文物报，2011(6). ［3］郑永华.殡葬文化探究［DB/OL］.http：∥

https://www.wendangku.net/doc/a31981551.html,/article/kxyj/kydt/200811/20081110022327.shtm l.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4］熊月之.人文纪念与城市精神［Z］.通过一些形式化的手段，如遗物展示、艺术墓、墓志铭等，表达心境，表现意愿，实现心理的平衡和满足，使之成为自己的或社会的某种精神财富，这种现代殡葬文化倡导的“精神更生”，“不是对逝者留下的文化财富简单地重复和再现，更不是一般的收藏和保存，而是进一步的提升、升华、实现其‘更生’。”［3］一座展示生命、纪念生命的博物馆能帮助公众更好地把握、认识生命，从而敬重生命，积极生活。

它的出现延展了生命纪念的方式和内涵，将文化视作了促进殡葬现代化的动力，使殡葬具备了展示生命力量、弘扬不朽精神的教育功能，让个体记忆成为城市历史的一部分，成为社会的精神财富，这与博物馆传承文明、启迪后世的目标殊途同归。由公墓筹建的纪念馆巧妙地在博物馆与殡葬文化间构建了一座桥梁。它寻找到了两者的共同点，借助博物馆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改变了殡葬业“隐秘”的边缘化形象，重新激活了其原有的文化内涵，使殡葬这个被“忌讳”的行业变得阳光、美好，以一个崭新的形象与公众搭建起了情感和心灵上的联系。从“公墓”到“公共文化空间”，其改变的实质是以文化为驱动力，让这个空间具备向大众传递信心和希望的能力，让公众在生命纪念的过程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建立起人对自身观念的美好认识，找到精神上的归属，得到心灵上的净化。著名历史学家熊月之先生曾说：“公墓与纪念馆、博物馆联合，通过生命纪念、人文研究，提醒社会敬畏生命，爱惜生命，珍惜人生，不光对于丰富上海城市人文内涵，弘扬上海城市精神，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这个转型国家所迫切需要的，是我们这个缺少宗教传统的民族所迫切需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迫切需要的。”［4］这体现出一种现代、文明而又温暖人心的精神诉求，也可能就是此类纪念馆的价值所在。参考文献：［1］高海生，史广峰，裴清芳.论殡葬文化的内涵、形态和特征［J］.河北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140. ［2］单霁翔.广义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思考［J］.中国文物报，2011(6). ［3］郑永华.殡葬文化探究［DB/OL］.http：∥

https://www.wendangku.net/doc/a31981551.html,/article/kxyj/kydt/200811/20081110022327.shtm l.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 ［4］熊月之.人文纪念与城市精神［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