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中央苏区查田运动

[论文关键词] 中央苏区查田富农政策经验作用[论文摘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查田运动是党进一步落实土地政策、合理分配土地的重要政策和必要环节。长期以来,学术界时这一问题的研究争议比较大,也因此更加凸现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价值。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查田运动中发生了严重错误,严重损害了富农利益,给中央苏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实际上,在整个查田运动中,错误和正确的东西相互交织、并存发展,这也表明了党在土地革命问题上还不成熟,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因此,对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简单地给予完全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缺少科学分析的错误判断。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解决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要解决好农民问题,就必须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关键环节。因此,满足农民土地需求,合理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就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查田运动是党进一步落实土地政策,合理分配土地的重要政策和必要环节。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争议也比较大,也因此更加凸现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价值。出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查田运动中发生了严重错误,严重损害了富农利益,给中央苏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实际上,在整个查田运动中,错误和正确的东西相互交织、并存发展,这也表明了党在土地革命问题上还不成熟,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因此,对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简单地给予完全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缺少科学分析的错误判断。一、开展查田运动的历史原因1933年6月2日,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决议》要求:必须把地主和富农严格区分,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和房屋农具,消灭地主:收回富农的好田,留给富农“劳动份地”,而决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从1933年6月开始,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苏区(主要是中央苏区)广泛地开展了查田运动。那么。为什么当时要在苏区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阶级划分和土地分配的检查呢?这主要是由于:1、苏区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于农村“封建的半封建的势力,在中国农村中的根深蒂固,在革命最初阶段上。雇农贫农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之不足”:由于革命根据地流动性较大、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和缺乏土地革命的经验等原因,一部分地主豪绅和富农隐瞒成分,有些人甚至混进了苏区各级党和政府机构内,他们或乘机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或利用宗族关系欺骗或收买贫雇农,或打击陷害土地革命中的积极分子,阻碍和破坏土地革命的进行。“这种现象除了个别的先进县区外,在大多数区和乡中间,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因此,必须清查实有土地数量及土地分配状况,通过查田运动解决土地斗争中存在的问题。2、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土地政策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受到“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执行了“不正确路线”,对土地问题的解决既不彻底,也不够全面。如,没收一切土地,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而实际上大地主占少数,相当数量的土地掌握在小地主手中;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公有,农民手中实际上没有土地,影响了革命积极性等。 [!--empirenews.page--] 3、有利于缓解当时苏区经济困难。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造成了苏区经济十分困难,资金匮乏,粮油、食盐、药品等物资紧缺。苏维埃政权希望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积极生产并承受战争负担,而群众的革命热情必须靠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来鼓动和维持,也就是说,必须进一步满足农民的土地和财产要求。因此,查田运动也是进一步合理分配土地,充分动员农民群众,克服苏区经济困难的重要环节。二、“左”倾错误指导下的查田运动开展查田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合理地分配土地,解决苏区的经济困难,推动土地革命的发展。但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央领导机关,把查田这个土地斗争过程中的必要环节变成推行其“左”倾土地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可以说,查田的起因和直接目的是为了贯彻中央“左”倾土地政策。这就使查田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以致发生了很大偏差。尽管直接领导这场运动的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尽量防止偏差和减少损失,但“左”的倾向事实上还是占了上风。就富农政策而言,整个查田运动中的土地政策和富农政策都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政策的延续,

查田运动指向富农和地主。是要消灭地主和削弱富农。这在当时的许多文件中有明确表述。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第十二号训令(1932年6月)就指出,开展土地检查的目的是“要彻底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分坏田;使豪绅地主不能死灰复燃,富农不能复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检查土地条例》(1932年7月13日)则提出,“富农多余的土地、所分的好田(及秧田)都要清出来,富农多余耕牛、农具、房产、菜园、粪缸都要检查出来没收”。1933年2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出的第二号训令强调,在重新分田和查田中,“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丘好田”。《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1933年6月2日)认为,“富农是与封建剥削密切的联系着,并且大半是半封建的阶层,是敌视土地革命彻底进行的力量”,因此要“开展最热烈的斗争,来反对和剥夺地主残余与富农的一切反革命企图”。要“对富农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给以严厉的打击,没收他们多余的农具与好的田地,分给他们以坏的,劳动份地”。因此,可以说整个查田运动中的富农政策还是六届四中全会“富农分坏田”的延续,查田运动更彻底地贯彻四中全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三、“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既然这次查田运动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就注定了这个运动中必然发生错误。再加上没有划分农村阶级的科学标准,查田运动中发生了很多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把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甚至地主而加以打击,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有些地方“把仅仅放几百毫子债,请过年把长工,或收几担的谷,而绝大部分是靠自己劳动过活的中农,也当富农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没有剥削别人,仅仅是多有几十担田山,生活比较丰裕的中农,也当富农打了”。“有些则算陈帐,”把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当作富农,或者仅仅请过一年两年长工的富裕中农分子,也放在富农一类。这些做法导致中农的恐慌,有的中农“逃跑躲到山上”。二是混淆富农与地主的区别,把富农当作地主加以打击。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总结了这一问题的几种情况:把富农本人的主要劳动看作“附带劳动”。从而把这样的富农当地主看待;把富农兼有高利贷剥削的认为是“高利贷者”,按照“消灭高利贷者”的办法去对付他;有些地方则“拿剥削的种数去分别地主与富农的成份,三种剥削的叫地主,两种剥削的叫富农,比如请了长工,收了租,又放了债,则不管他家里有几多人劳动,总之他就是地主了”。三是对富农实行过火打击。如在要求富农捐款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不管他愿不愿意捐款,即捆绑起来施以肉刑”,对于不肯捐的,就“施于勒迫、逮捕”;“对公开反动的富农(如反水逃走,破坏查田,造谣、欺骗、恐吓群众等),则必须施于最严格的手段对付之,轻则罚款、监禁、罚苦工,重则没收其家产,枪毙其本人,或驱逐其全家出境(出苏区外去)”。还有些地方,在没收富农的土地财产后,对富农本人“以自己劳动生产的如猪牛羊等,也接二连三的没收……引起全体农民说‘太厉害’!”这使查田运动发生了严重偏差。 [!--empirenews.page--] 四、纠正查田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对查田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及苏维埃政府努力加以纠正。毛泽东强调,不要侵犯中农利益,“在查田进行中。应审慎决定那些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疑似成份”,“不使中农弄成富农”,“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份当地主待遇”。 [1][2]下一页1933年9月1日,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出的第二十七号布告;9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第二次决议》,对查田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批评。《决议》指出: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党的政策是拥护中农利益的;对于侵犯富农利益的过火政策,同样予以纠正。并进一步强调:“在纠正侵犯中农利益和对富农过火政策的时候,决不是对地主富农的让步,恰恰相反的是巩固我们消灭地主阶级和限制富农剥削的阵地。”这是在认识和处理对地主、富农问题上更加深刻的体现。尤其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于10月10日公布了毛泽东撰写的《关于土地斗

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把它们作为查田运动中划分阶级的依据。这两个材料不仅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具体标准,明确规定了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的界限,而且实际纠正了存在的问题,使查田运动开始比较健康地发展,对纠正“左”倾错误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当时的胜利县纠正了错划的地主、富农941家,西江县砂星区纠正了62家,高坡区纠正了70余家,其余各县也对错划的地主、富农进行了改正。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完全克服“左”的倾向,如仍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在纠正“左”倾错误后,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一度呈现较为健康的发展态势。但是,由于“左”倾思想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查田运动中的纠错工作发生了逆转。1934年3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人民委员会训令中字第一号》,严厉批评“各地查田运动中又发生了许多严重的问题,许多地方苏维埃政府竟抛弃了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工作,而忙于‘纠正,过去在查田运动中甚至在查田运动前的一些过‘左’的错误,并且给了地主富农以许多反攻的机会”。训令把纠正过去错划成份的工作,笼统地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并称“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这个《训令》的颁布,实际上否定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划分阶级标准与贯彻的《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致使“左”的倾向再次占据上风,对地主、富农的过火斗争发展到顶点。5月20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地主、富农编制劳役队与没收征发问题》的中字第三号训令,规定:“地主应该编入永久的劳役队,富农则应该编入临时的劳役队”,在必要时,“地主、富农可以编人同一劳役队内”;对有反革命活动的地主富农,就地处决,没收全部家产,他们的家属一律驱逐出境或移往别处;对富农征发粮食与现金。5月23日,江西保卫局发出紧急命令,要求用赤色恐怖去对付所有的地主、富农,要逮捕地主、富农,杀尽所有地主、富农。极“左”的做法把地主富农逼上绝路,使他们大批逃跑,进行报复和破坏活动。农业生产也因此而遭受影响和破坏,“人人怕上升为富农、小地主,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许多地方“生产降低了”,导致根据地的粮食紧张和经济困难。 [!--empirenews.page--] 五、查田运动的经验和不足虽然整个查田运动中党的富农政策还不够完善,但毛泽东撰写的《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是这个时期乃至整个土地斗争历史上的一个不可抹杀的亮点。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对于如何区别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的界限,作了明确的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重要政策问题,并且从质和量的方面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具体标准:(1)以“劳动”与“不劳动”作为区别富农与地主的标志。虽有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但家中有劳动,即为富农,没有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则为地主。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分界线(即富农与地主的分界线)是:“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1人每年有1/3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全家有1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时间不满1/3,或每年虽有1/3时间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2)以“经常剥削”还是“轻微剥削”作为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标志。参加劳动。但有“经常剥削”的为富农,只有“轻微剥削”的为富裕中农。区分经常剥削和轻微剥削的标志是剥削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份额。剥削收入超过家庭总收入的15%,为经常剥削,未超过家庭总收入的15%,则为轻微剥削。某些特殊情形下,如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生活并不丰裕,或因天灾人祸反而转向困难者,其剥削分量虽超过总收入的15%,但不超过30%,群众不反对者,仍认定为中农。

(3)划分阶级成分必须考虑到时间因素,即必须以革命前的状况为标准。具体应以当地革命的时间为起点,向上连续推3年。如果期间有间断改少于3年,均不得以现在的状况划分阶级成分。根据以上的规定,富农应该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标准:自己劳动(而非附带劳动或不劳动)、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15%、处于上述状态连续3年以上。这些质和量的统一的规定。使阶级的划分有了明确的标准。依据这个规定,就能把有土地出租、高利贷和雇工剥削而又自己参加劳动的富农从地主圈子中划出来;把有少量剥削的富裕中农从富农圈子里划出来;把因破产而已经是自己参加劳动、自食其力的破产地主、富农从地主、富农圈子里划

出来:把曾经有过地主、富农剥削,但这种剥削是间断的或革命前非连续3年的人从地主、富农中区别出来。当然,这两个文件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一是“对于那种只雇长工耕种,没有其它地租债利等剥削,自己负指挥生产之责,但不亲自从事主要劳动者,仍照地主待遇”,这实际上是把典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富农定为地主,是不正确的;二是仍保留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尽管如此,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富农问题的认识的最高水平。对整个民主革命阶段的土地革命斗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对中国富农的认识还是相当粗浅的,富农的划分标准,也前后不一致,各地不同。而且这些标准只是对富农阶级进行性质上的描述,而没有一个明确的定量分析。这就使得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土地革命中出现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无不与此相关。毛泽东关于划分富农的标准,第一次从量上划清了富农与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的界限,从而为土地革命的正确进行提供了可能。 [!--empirenews.page--] 六、查田运动的作用从土地革命斗争的过程看,在分配土地之后进行一次复查以纠正过去工作中的偏差,巩固过去工作的成果,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工作,查田工作是一个必要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查田工作应该是土地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是在查田运动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后,毛泽东致力于排除“左”的干扰,努力纠正查田过程中的错误,以及土地分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查田运动的已有成果,而且进一步深入推动了土地革命的进程。通过查田运动。查出了一部分瞒报、少报、漏报的土地,重新划分了一些漏划的地主富农,清查出了一些混进各级党和政府机构中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查田运动还是一次广泛的群众动员,对当时根据地的战争动员和经济建设等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查田运动后,广大农民群众更加拥护苏维埃政府,积极参加革命,仅江西瑞金在开展查田后的一个月中,就扩大了1900多名红军。毛泽东在总结查田运动的成绩时指出:“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区乡,广大的群众斗争发动了。苏维埃工作中,党的工作中,许多过去停顿着的状态,现在都活泼起来了。苏维埃中的坏分子许多被洗刷出去了,暗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严厉的镇压。一句话,封建残余势力,在广大群众面前遭受了惨败。在这个基础上,各种工作更加开展了。”这些成绩是应该肯定的,体现了查田运动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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