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温铁军
中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教授
课程前言
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据统计在1978年至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因此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2010年据日本内阁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曾经说过，世界上还从未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对中国经济的一片赞扬声中却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就指出，中国自建国以来的60年间，其实已经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新中国到底经历了哪八次经济危机？这八次危机又是如何化解的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温铁军教授做客《世纪大讲堂》，来为我们拨开迷雾揭示中国的真实经验，让我们欢迎温教授。
解说：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温铁军教授是我国农村经济基础方面的三农问题和乡土中国治理结构的三治问题等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的试验研究专家。温铁军教授主张深入实地调查，形成问题意识，坚持从历史视角考察事务发展的脉络，倡导理论逻辑的起点，必须与经验过程的起点一致，才能真正做到联系实际，由此才能对制度变迁的国别比较研究超越一般意识形态化研究的羁绊，实事求是地探寻复杂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
王鲁湘：温教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世纪大讲堂》，我记得是上一次我邀请您，就您的最近的这一本将要出版的新书来专门给我们观众做一个演讲，这本书现在我已经拿到手了，出版了，《八次危机 中国的真实经验》，标题非常耸人，标题非常耸人。
温铁军：对不起。
王鲁湘：那么您这八次危机是指1949年，就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到今天的这60年间的八次危机，是这个时间段来的。
温铁军：稍微纠正一下，我原来想把1949年到1950年那次危机放进来，那次放进来的话就是九次，因为1949年到1950年那次危机是民国以来高通胀危机延续了13年的一个尾声。
王鲁湘：一个尾声。
温铁军：所以就没把它放进来。
王鲁湘：对。
温铁军：如果要把那次放进来的话，那次危机的特征也很明显，1949年到1950年按月的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三十几，

没算那次，所以我们现在是八次，所以这个算账是从50年代中国进入工业化开始算起的。
王鲁湘：那么我们过去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上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这个词是一个核心词，但是这个危机似乎只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中间，社会主义是没有经济危机的，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讲中国曾经历史上，就在社会主义的阶段里头有过经济危机。
温铁军：你说得有道理，就是我第一次提出危机论的时候是1988年，当年批判我的人就是你的这个说法。
王鲁湘：用的这个观点。
温铁军：说你怎么敢把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危机周期这样的规律拿来描述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过程，那个时候这个批判是我无法应对的。
王鲁湘：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
温铁军：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意识形态化的批判，所以我才特别强调希望这次我们的讨论，包括在座的各位年轻的听众、学生们，希望你们千万。
王鲁湘：去意识形态。
温铁军：去意识形态，否则我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
王鲁湘：按照你的这种对60年的我们中国的经济实践的这一种观察和大量的数据的统计，您是确确实实的总结出了有八次危机。
温铁军：是的。
王鲁湘：那么这八次危机就是，当然这里头有一个还是回到一个这个理论原点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给危机下定义？
温铁军：还是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我没有新的定义，只要你去意识形态，你就能够把经验归纳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王鲁湘：您这本书其实这个一笔红颜色底下还有几个白色的字，中国的真实经验，这几个字其实非常的重要，就说这是来自中国的您总结出来的真实经验，但是我大概的了解了一下，您这本书的这个内容以后我说句老实话，我有一点倒吸一口凉气，为什么呢？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描述和总结，百年以来甚至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精英人物选择的这条道路在您看来实际上是错了。
温铁军：不是，没有对错，去价值化，去意识形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去价值判断，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对错好坏来评价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只是说这过程已经发生了，那对于学者来说他的责任是去梳理、归纳、分析、总结，如果说我这里边有点儿什么价值导向，我是觉得大国，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人口膨胀、资金短缺的国家激进不得，中国人激进了一百年，现在再不改，我们不是一般的去受这种所谓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的约束，而是受到了环境、气候，包括进出口，包括所有的一切，就是今天的约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约束或者理念的约束，而是实实在在的有着这样一

个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样的一个这个约束是不可解的。
王鲁湘：好，下面我们欢迎温教授为我们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大家欢迎。
解说：1949年到2009年，回顾建国60年的历史，中国已经发生过八次经济危机，中国到底发生过哪八次经济危机？这八次危机与引进外资有何关系？中国经济危机化解的真实经验是什么？《世纪大讲堂》《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正在播出。
一、中国经济危机的规律性梳理
温铁军：为了表明我们做研究的一个目的，我先出一张片子是想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到处去讲中国特殊论，那其实是不可能做国际话语的建构的，上边这张图是美国的周期，经济危机周期的规律，它的经济波动最大的波幅发生在一战和二战这种热战期间，中国也同样存在经济周期波动，这个是统计数据，中国的波动更多的发生在冷战时期，现在我们烫平波动的能力要强得多，这个片子就不多讲了。接下来第二张片子，就是完全把中国的经济波动过程做了一个规律性的归纳。我们指出中国有四次先后有四次引进外资，大家都以为中国是1978年以后才改革开放的，其实1950年朝鲜战争中国就已经对苏东开放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制裁中国不可能对西方开放，当时只有苏东国家可以向中国投资，所以那次外资主要是苏联、东欧的外资，而且以苏联外资为主，所以50年代就是所谓对外资开放，而且是当时也是无条件开放，因为在战争这种压力之下。
那60年代是中苏交恶，所以不光西方封锁，苏联、东欧也封锁，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只好自力更生，所以整个60年代中国是没有外资的，但是中国在60年代必须还当年外资进入所形成的外债，所以整个60年代是艰苦奋斗的，确实是大家生活非常差，是穷困的，到7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从1972年引进西方资本，那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外资，这就和1950年代，那个十年引进苏联资本的差不多，1950年代的苏联资本进入中国是54亿美元，1970年代的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西方资本是43亿美元，差一点儿，但接着毛泽东去世之后，当时的陈云、邓小平、华国锋等等这一批，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领导这些人，在70年代延续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引进外资，只不过提出的数量更大叫82亿，叫“八二方案”。
周恩来、毛泽东的“四三方案”和邓小平、华国锋的“八二方案”在整个70年代构成了一个120多亿美元的外资进入，那就比50年代多了，就是50年代的两倍半了，那任何外资进入都会转换成外债。外债都会表现为财政赤字，财政赤字都会

导致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就导致就业下降，我们过去不说失业，我们过去苏联停止外资的时候，停止资本投入的时候，我们遭遇的1960年那次危机，那次危机有多大失业规模呢？如果你们好好的查查数据，你会发现最高的，就是在1959、1960年这个阶段，最高的就业一亿三四千万，然后一两年危机打击之下，下降了多少呢？下降到大概只有不到四千万，也就是说你其实排斥掉的就业排了多少呢？两倍于你后来留下的就业人口，减掉了大约八千万左右的就业，这个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如果说你只有一亿四千万的就业，突然减掉了八千万就业，失业率多少？我们没算过，而且也不承认这叫做失业，为什么？因为你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就哪儿来哪儿去，50年代我们动员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力进城，就像要搞“三通一平”，你总得是挖土方修马路，这些人哪儿来哪儿去，你回去了，不算账，这一下就接近两千多万，因为你当年动员了两千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支援国家工业建设，一遭遇危机你让他们先回去了，接着城里人下乡又是一千多万，这就得三千多万，算大账我们光用这种行政手段就直接减少了三千多万的就业。
你们如果有机会在国际上做交流你会发现，你们跟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你说，我在某个年代出现了几千万的失业，他都会吓一跳，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当他听到几千万失业的时候，只要他是一个做政策研究或者做经济研究的人，他都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你们去看看今天欧洲，你把整个欧盟国家的失业加总，多少？要能达到一千万它就已经是很大的数了，但总之我们说一次大规模失业，就每次大规模失业的前提都是财政的严重赤字。
我们这么看，看下来它是一个每一次大规模进入外资，转化成严重的外债，外债转化成赤字，赤字转化成失业，那每一次外资进入，在一个十年的期间内，它会导致差不多两次的危机，这个就是一个规律性的梳理，对不对反正我尝试着做一做，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专门解释改革开放之前，它的截止的这个点大家注意看是在1980年，是因为1980年可以作为一个起止点。
我们把1980年之前叫做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阶段，1980年以后叫做中国工业化形成了产业资本之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阶段，那从2000年开始，中国进入叫做产业资本过剩阶段，如果这么看这个阶段是清楚的，我们一定要把你构建理论解释那个逻辑的起点放在经验过程起点之上。
二、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危机
所以我倒是觉得把这个经验这样去做归纳，相对来讲大家都能心平气和，你想进入工业化吗？那你就

得原始积累，而任何资本当它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积聚的时候，都会同步带来风险，而这个风险同时积聚随资本积聚风险集中，它就一定会表现为危机爆发，所以我说如果我们看50年代，我们这几个数值大家可以看，你就看凡属于财政出现赤字的时候，一定是投入下降，投入下降的这个年份一定危机爆发的，所以我们说开始50年代因朝鲜战争打来了一个重工业，要不是朝鲜战争，谁会给你上重装备工业呢？
1950年朝鲜战争，苏联紧急向中国境内大规模转移重工业设备，这时候突然谁接了重工业设备呢？当然不是私营个体经济，更不是中农富农，国家接了，因为是战争状态，国家接了就变成国家资本主义，而在那个年代，党内外都没有讳言过我们是在搞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到国家资本主义初步形成结构的时候，就开始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在毛泽东那儿说得很清楚，我们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1953年中共中央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提法，开始提出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时候，发现它跟私人资本主义之间是有竞争的，于是乎有了改造，这个改造既包括在城市改造私人资本主义，于是乎我们195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内涵是以国家资本主义改造私人资本主义，所以我们才说只不过我们重新把这个50年代先搞了私人资本原始积累，后搞了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这两个原始积累整个延续在50年代，那好了，50年代我们说到1960年，这个十年原始积累的代价总爆发的时候出现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这就是典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危机代价向乡土社会转移，这个转移是有效的，大量农民工你给我回家，城市里不能安排的青年学生你们给我下乡。
从此就导致了危机代价转移的路径依赖，我就是第二批上山下乡的，不仅是我，我们全家，包括我生长的那个环境……学校解散，老师下乡，财政不能养活你们了，为什么赤字太大了？所以我们说这几次我们其实稍微做点儿分析都会发现其背后有政府财政，那个挥不去的手，它在那儿起作用，所以第一次危机我们说靠上山下乡解决了。
接着中国进入60年代的自力更生，你完全没有资本，当资本趋零的时候怎么办？工业化内生性的机制为叫做资本增密、技术增密，排斥劳动，但是也因此就导致你必须服从那个外资，所以在50年代苏联资本进入的时候整个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乃至于教学科研体系全部是按照苏联模式构建，那个年代叫做全盘苏化，因为中国当时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意识到全盘苏化对中国的主权是有威胁的，所以就在全盘苏化方兴未艾的1955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反对全盘苏化，并且

明确向苏联提出，我们不能接受老子党。
所以1955年到1956年是中共和苏共之间开始所谓批评，批评性的谈意见的时候接着就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中国收回了苏联在中国的军事基地，和苏联在华的权益，于是乎双方开始从两党的互相批评转变成了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的断裂，那就导致了1957年苏联不再向中国提供这种整体援助性的投资，那你大规模重工业的这种发展模式陡然就中断了，且不说没上完的项目成半拉子工程就像我们说烂尾楼那是绝对损失了，上了的项目人家当年给你投资的时候可是连厂长带工程师带技术员带工人都派给你的，派的代价很大，一个厂长拿中国国家主席工资，一个工程师拿中国部长级工资，一个技术员拿局长级工资，一个技术工人拿中国处长级工资，用这样的代价你又拿了资本又拿了技术，全部转变成你的债务。
当它停止的时候，那就不仅是你资本归零，而是负，你得还，所以出现了60年代的一系列问题是因为这么大规模的投资进来它是个资本增密的过程，资本增密形成的经济不能维持，你不仅要自己想办法维持，你还得把人家给你投的这部分去还掉，拿什么还？稀缺农产品和稀缺矿产品，你自己尚且还不够，你又得还，60年代就是你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60年，1961年，接着当然1960年、1961年你一发生危机全球无论是东方、西方都对你封锁的时候，你是个孤立国家，你就得备战，再加上那个时候又已经客观上周边都在发生冲突，但是实际上你的周边环境是高度紧张的。
于是乎为了保住这点儿工业家底搞了三线建设，大三线、小三线，把沿海和大城市的工业向内地山区转移，这种转移哪一个说会转移出效益来？会产生新的增加值，你只能把原来的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打破，分散到山沟沟里边去，是增加成本还是降低成本？这时候谈效益几乎是相当于谈儿戏，不可能，于是乎这种大规模三线建设投资是两千七百多亿也转化成债务负担，就有了1967年，1968年的第二次危机，所以我说一次苏联资本进入引发60年代两次危机，这个是个客观经验的归纳。
接下来我们看60年代因为你是资本趋零的，甚至是资本为负的，那你靠什么来渡过这场危机呢？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宗主国投资突然停止的条件下，都深深跌入发展陷阱不能自拔，这儿也是，在零线以下，这个横线是零值线，在它下边儿跌进去，能爬出来吗？靠什么？这时候政府的政策就得转向亲人民，所以人民万岁在60年代是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得用成规模的劳动力，高度组织化，集中起来投入才能替代归零，甚至为负值的资本，所以中国的真实经验就是它在60年代用

劳动力的规模投入替代了负值的资本，我们叫做L替代了K，才有中国走出这个陷阱的可能。
那接着从70年代开始中国要调整结构，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自主的工业结构了，那就要调整结构，因为我们缺重少轻，所以70年在毛泽东、周恩来制定了“四三方案”，开始对西方资本开放，西方资本一进来立刻导致和50年代苏联资本进来同样的毛病，大家知道1974年中国出现赤字突破百亿。
那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个能人，把他请回来管理经济，其实就是你的赤字过百亿了，过百亿那又不能维持了，于是乎又向农村输送知识青年，1974年就变成了第三次知青上山下乡，现在你们这些年轻孩子们的父辈儿是那第三批，我们现在都已应该是爷爷辈儿的，我们是第二批。
第一批是1960年那批，所以这样三次上山下乡在毛泽东时代就都是城市发生危机，向农村转嫁的一种有效手段，什么时候不能转嫁了呢？1976年毛泽东死了，1977年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引进又迅速造成严重赤字，这时候不仅不能下乡了，还得回城，回城就是四千万待业，1980年的危机爆发就是因为大批知青回城，原来城里的吃闲饭的不能往外转，于是我们出现了四千万待业，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
解说：在中国城乡二元的结构中，为了实现城市经济的软着陆，农村是危机化解的重要承载器，可是当危机无法再向农村转嫁时，经济硬着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21世纪的中国，下一步发展往哪儿走？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唯一的比较制度优势又在哪里？《世纪大讲堂》，《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正在播出。
温铁军：说到这儿的时候总结一下1980年以前这个过程，其实讲的就是所谓社会问题，怎么形成二元结构的？就是因为你的资本增密，技术增密一定排斥劳动，每次危机爆发你要向农村转嫁，于是乎从1958年危机爆发的时候，你要靠你自己力量来搞工业化就构建了一个二元结构，这个东西本身是农村大量的把它的所谓剩余贡献给城市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农村有两个粗粗的箭头在向城市提供廉价农产品，产生剪刀差，提供廉价劳动力就劳动替代资本，这就是中国形成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
三、中国工业产业化阶段的经济危机
我们再看当代1980年以后的危机，每一次高增长都带来一次对农村资源的大规模占有，我们这么算下来，我们院有一位教授叫孔祥智，我们的老一辈的教授算过，1978年以前城市工业的固定资产总量不到一万个亿，从农村通过剪刀差就是工农产品剪刀差，就占有了大约七千亿到八千亿。
也就是说城市固定资产如果这么算账的话，百分之七八十是

从农村通过剪刀差获取的，所以中国的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怎么完成的？从农业提取积累完成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的双重贡献，不仅贡献原始积累，大量地向你提供剩余，还得承载城市危机的代价，这样我们就解释了为什么过去是有这个，就是农村是个承载体，如果我们看这个从1980年以后，每一次改革其实都是政府在甩掉最不经济的部门，那叫做政府退出，我们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有个进入退出的概念，所以当政府从农业提取积累的时候，政府进入了，农村搞了集体化，当政府可以从工业占有收益的时候。
1980年以后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80%以上来源于城市工业了，于是乎政府从农业退出，农村恢复到大包干，这个是1980年以后发生的，那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四千多万待业青年满街逛悠怎么办呢？单位制，那就是你们这些国有企业打开大门让年轻人进厂顶替，并且提出五个人的饭十个人吃，也就是说我要你别讲效率，你们给我先把人吸纳进厂，当然后来又说你们冗员充斥。于是乎让你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际的客观经验过程无外乎是这个危机既然不能向农村转嫁了，只能在城市硬着陆，硬着陆就得由城市单位制来承载这个唯一代价，承载的结果就是使得企业变成无效率。
同期推进的什么呢？政府宏观财政的宏观政策甩包袱，那就是利改税，拨改贷，跟地方财政分级承包叫分灶吃饭，所有这些甩包袱的措施最后都使中国在80年代这场危机硬着陆砸在城里之后，算是由单位制和甩包袱改出了危机，但其代价非常巨大。
一个代价当然就是国企无效率。第二个代价就是当你要求机关大门打开，办三产的时候就出了一批官倒公司，接下来我们看在危机过程中间，出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原来尚可集中权力的中央政府突然因苏联停止投资而导致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大幅度下降，这就是1957年，从此在漫长的六七十年代，乃至于到八九十年代，中央政府财政占比都平均在百分之二三十，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财政占比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1994年以后朱镕基搞了分税制改革，中国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才是50%各占一半，中央政府才有点儿财政能力，向地方做专项投资，才能调动了地方经济，否则就是政不出红墙，你说什么没有用各地扭头该干嘛干嘛，因此我把中国的体制归结为一句话，叫做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
那竞争的结果当然它公司化竞争就是不承担风险，风险交给谁，上交给中央，中央怎么承担呢？财政金融来承担，这个道理大家应该从这张图上看清楚。
下边再看这个是我认为目前如

果说从比较制度优势来看，这大概是中国唯一的比较制度优势，讲的就是中国现在乃至于未来两年它的债务相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来说是最低的，和所有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和西方发达国家比，它的债务率最低，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可以继续扩张政府信用，去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别、城乡差别等等这几大差别，它可以有看得见的手去发挥作用，但它客观上也有代价，代价是什么？就是当政府用国债信用的方式来扩大投资的时候，尽管它能拉动经济，防范危机，但它造成的是国有部门占比过大，那也就意味着国有扩张，而私人部门相对比重下降。
我们如果将来有条件可以给大家比较一下中国和西方的制度，西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它已经没有任何投资空间了，所以你们看中国在面对经济危机的时候，它制造增长的条件是连续十多年的投资拉动，我们从1998年1999年发现我们进入生产过剩阶段，从1999年开始进入大规模投资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是十几万亿的投入，投入到哪儿？投入到实体经济，你投入到实体经济你就会导致实体资产，我们叫做Physical Assets。
实体资产大规模扩张，尽管你在扩张信用，扩张货币信用，扩张债务信用，但是因为你的实体资产是总量在增加的，那就意味着分母在增加，而相对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相对于实体资产是分子，它就在缩小，如果你再把债务，把金融债务来算的话，假如你有条件不断扩张金融资产，那你的债务率也会下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测算这是OECD（经合组织）算的，它算的中国的债务率未来还会下降，而西方债务率却是上升，为啥呢？它不可能再扩充实体资产，我们建个机场，建个码头，修条路，弄高铁全部是实体资产。
尽管你要是算账，你可能算出它有多少亏损，或者它的效率不高，但它是块实体资产，它不是虚拟的，因此中国现在在经济机构上要我说金字塔结构，什么叫金字塔结构了？实体资产作为底砣很大，金融资产在中间相对小得多，最上面那块儿是债务，债务是信用，如果你不断扩充实体资产，你的金融资产也能扩张，你的债务还会缩小，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个金字塔结构，它在世界上就目前算是一枝独秀，这个经验并非特殊经验。
因为凯恩斯主义只要可以发挥作用，都会创造出这种结果，只不过它在西方无处可投了，包括比如说日本进入什么零增长的20年，原因是它也没得可投了，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说看中国现在的现状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和我刚才用的那个城乡二元结构的那个图是一样的图，说明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发达国家，虚拟资本

经济，这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在做双重供给。就像我们刚才说农村向城市做双重供给是一样的，一重是大量提供廉价商品，一重是把你廉价商品所获得的外贸盈馀顺差的这部分再投到它对方的资本市场上去，来帮它维持资本经济，这就是今天的所谓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这个秩序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现在无论制造业多大，对不起，大部分收益不在你这儿，因为你在不同产业中都是微笑曲线。
而且微笑曲线是与年俱深，在不断加深着，那这个微笑曲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就是大家知道西方现在在搞量化宽松，美国搞、欧洲搞、日本也在搞，大规模增发的是纸币及增发的是所谓货币信用，这个货币信用60%以上进入到所谓那些能源、原材料、粮食、期货，导致这些市场上价格猛涨，你作为原材料进口和能源进口大国，我们现在粮食也开始大规模进口了，你越进得多意味着你在吃进通胀，吃进通胀你国内就要调高利率，调高利率你的资金价格就比西方的资金价格要贵得多，它可以2%以下的利率，你往往上来就是10%、12%的利率。
因此只要你张开双臂拥抱外资，外资进入中国坐地收你10%的好处，要不是还要，这是个挑战，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已经是金融资本竞争的时代，你在你这个国内，因为你要宏观调控，所以你的资金价格就是高的，而人家是量化宽松人家资本价格就低，在金融资本竞争上，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等于是我们中国人这头牛被剥两次皮，当然还再加上汇率的影响，我们说利率汇率这两个因素其实是当前全球化条件下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问题。
四、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
第四个，我们简单来评析一下，对这样一个理论做一个评析。这个理论我刚才说了，从接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看未来十年，到2020年以后，今年是2013年，2023年以后中国的人口会达到峰值，这个峰值有人说15.6亿，有人说15.4亿，不管多少，总之这个是非常大的，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年龄总人口大约在九亿以上，世界上可有任何主义，任何体制、任何制度能解决九亿人的充分就业，当然大家说我们现在是劳动力短缺，对不起，因为你现在在大规模推进基本建设，每一万亿的基本建设投资你至少能带动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的就业，如果那个时候你的基本建设也基本上可以说完成了。
我们现在已经使得95%以上的村实现了五通，五通是开发区的标准，你再下一步往哪儿？过剩的生产能力和过剩的金融资本投资能力往哪儿走？这就是大问题，你如何面对九亿劳动力要就业的压力，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说我们有资本的过剩，我们同样也会有劳动力的过剩，那什么短缺呢？资源短缺，环境短缺，生态灾难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说中国有梦，怎么能把好梦不变成恶梦？生态文明，维护资源环境条件，这个就是这次当我们把两个不同阶段的危机论述了以后。
我们论述一下当代的危机，当代的危机，这个当代的危机是怎么回事儿呢？当代的危机是我们刚才讲了，因为你纳入全球化了，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金融资本主导国家引领的，那我们现在如果不是利用我们自己唯一的比较优势，大规模在国内启动基本建设，我们在国际竞争中没有胜算，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道理，那我们这次应对危机是一次相对比较成功的。
这一次大规模的危机因房地产泡沫在美国爆发，然后引发华尔街金融海啸，金融海啸向外转嫁，转嫁成全球危机，那这个全球危机正好是中国大规模启动新农村建设，在我说来就有点儿像敦煌壁画，反弹琵琶，什么意思呢？往农村投资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现在95%的村实现了五通那是开发区的标准，请问它投入产出合理吗？如果你从微观角度计算，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反对向农村投资。
就像2005年中央决定大规模向农村投资那个决定出台的时候，几乎经济学界是整体反对的，为什么反对？是因为你往农村通路收不回买路钱，你往农村通电对不起，农民用电的那个是非常小心的，所以电费收入也很低，通水等等这一切都不行，但它客观上造成的什么？
造成当经济危机来的时候，你可以一声令下，把补贴外国消费者的出口退税13%变成一个折扣率的13%，让农民买那些出口不畅的产品，所以中国2009年大危机一个季度走出反弹V字型，原因在于中央临时决定把出口退税改变成对农民，只要你是农民户口，你买东西就给你13%的补贴，补什么呢？重点补的是那些彩电、冰箱、洗衣机、什么汽车那些出口不畅的那些商品。
于是乎陡然使中国转向内需，农民到2010年年底的统计，农民每百户家电拥有率，就彩电拥有率高达104台，这是中国渡过危机的一个特殊的故事，麻烦就在于我们从来不去宣传这种中国经验，那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几千年的超大型的大陆国家，幅员辽阔，内陆纵深广大，你可以向内投资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下一步大家可以看得到，继续维持对中西部的投资并且推进城镇化，是有可能缓解中国下一步进一步被这种所谓的西方量化宽松进一步打击，向你转嫁危机。
我们可以看，这儿有一个75.1的数字，指的是什么呢？所谓西部地区的不发达75.1%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国内投资不到位，那这个投资是可以

靠市场吗？不可以，一定是靠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如果没有看得见手先投资搞基本建设，后来的民间投资没有搭便车的机会，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国家战略。
我们看最近这十年的国家战略是相对于比较有效的，它解决的是什么呢？解决的是1999年已经发生的产业过剩，当我们把这些事情都看清楚的时候，我们再说21世纪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是朝哪儿，当然今天人们都说，我们已经办成了一个进出口大国，所以我们必须维护海洋权益，我说中国在海权竞争中向无胜绩，没打胜过，而中国在陆权竞争中向无败绩，没打败过。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我说，恐怕还是要依托陆权优势向西开拓，进入中亚、南亚、西亚，甚至连同北非去做大陆桥，做什么大陆桥呢？就你已经有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了，你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向哪儿释放呢？向那些产业洼地释放，哪儿是产业洼地呢？沿着大陆向西走全部都是，我们说以前中国的所谓大陆桥是欧亚路桥，是殖民主义向亚洲大陆散射状态的一个扩张过程，而我们现在要建的是亚非路桥，从香港到塞得港，或者到亚历山大到北非，然后从那儿一路下来，帮助非洲搞基本建设，这些恐怕是中国在产业或者在实体经济阶段可取的一个战略选择。好了，我今天向大家做的这个汇报就先说到这儿，谢谢。
解说：面对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农村作为城市危机转嫁载体的地位能否实现改变？在强调生态文明的当下，如何更加多样化地来看待农村的经济贡献，什么是“十八大”所强调的城乡一体化，其典型代表又在哪儿？《世纪大讲堂》《中国经济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正在播出。
五、现场提问
第四个，我们简单来评析一下，对这样一个理论做一个评析。这个理论我刚才说了，从王鲁湘：非常感谢温教授精彩的演讲，他对八次危机进行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梳理，下面我们进入现场提问的阶段，对于建国60年以来的历史发展的真实经验有问题要向温教授提的请举手。
现场观众：听了您的演讲，我对于农村作为城市这种危机转嫁载体这样一种身份感到有一定的这种同情，那么我想问一下，如果经济危机它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这样一种农村的地位是否可以改变？中国的这样一种危机承载器，把这个责任完全是推给农村了，这样一种行为方式能否被一种更加合理的，更加富有人性化的方式所取代呢？
温铁军：这个问题提的有点儿怎么说呢，内涵有某种感情，也就有某种价值观，如果咱们都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说，向农村转嫁危机当然是不道德的，当然让农民或者让三农长期承载危机代价也绝对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我现在所

做的一切只是梳理客观经验。
那么我对于2009年这次全球危机向中国转嫁，中国走出V型反弹，这里边就已经在分析这一次危机不是一个完全让农村承载代价，而是因为国家大规模启动新农村建设投资，我们说从2006年正式开始投资以来，到2011年就已经投了四万多亿，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而农村之所以出现衰败，出现三农问题主要是三要素净流出，就是市场条件下或者计划条件下你都意味着让农村贡献。
那现在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规模投资，投到现在，到2012年年末，这次新农村建设的总投资规模无论是基本建设的，还是农民补贴的，还是社会开支的，总规模接近六万个亿，这次应对危机反弹琵琶的做法并不是完全靠剥夺农民，从农村提取资源来应对的，这次有大规模向农村返回性的做投资这样的政策安排。
现场观众：就是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发展，然后刚才您也提到，这个提取工农产品剪刀差，然后还有从农村提取原始积累，那么我们也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从1978年到2011年，那么我国的工业总产值翻了应该是五百多倍，而我国的农林牧渔这个只增长了50多倍，那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情况的？是否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重工轻农的这种现象？谢谢。
温铁军：这个数据有很大的bias（偏差），它不是一个可以拿来就用的数据，它这里边有很多偏差，首先是如果我们从80年代看，我印象里是到1996年之前，就已经发展到了农村工业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总比重的54%了。
而如果看出口的话，当时出口也差不多占了大概40%左右，也就是说在整个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的时候，农村工业本身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的一个部分。而我们现在的统计只算工业，然后你算农林牧渔，算纯农业，这个是不对的，农村经济从来就是多元经济，用今天的生态文明的观念来看，多样化是生态文明的内涵，农村是十业并举，叫做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十业并举。这十业还算是说少的，其实农村是一个百业，它是一个大社会，它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长期生存的那么一个社会环境，它本来它用这种统计本身就已经很粗暴了，因为你根本无法归纳这个庞大的所谓灰色地带，它到底有多少产出，你也无法归纳到底农村现在有多大的财产。
现场观众：“十八大”里面有强调，说三农问题是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城乡一体化，那我想请问您的问题是您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怎样的一种结构状态呢？谢谢。
温铁军：这次“十八大”和以前的在三农问题上一个不同是在强调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

，甚至说它是唯一途径，这个是和以前不同的，那如果我们讲城乡一体化我们就得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这百年激进，它所参照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主要是哪一种，我个人认为基本上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参照的是典型的Anglo-American模式，这个所谓英格鲁美利坚模式是被西方也叫做野蛮资本主义模式的。
我说城乡一体化这个现象在哪儿有呢？在莱茵模式Rhine Model，在莱茵模式的欧洲它是典型的城乡一体化，我们以莱茵模式的引领国家德国为例，德国现在不仅经济仍然强劲，而且社会政策相对来讲也比较宽松，覆盖的总人口比我们恐怕也一点儿都不差吧，可能比我们稍微还强一点，它是接近一半的人口是典型的城乡一体化人口，而它的大城市占比非常低，你在整个德国找百万级以上的大城市只有四个，不像我们全世界千万级以上的大城市特别是那些高污染大城市，大部分集中在中国。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成了世界污染之都了，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之最，这是很糟糕的，那如果我们看德国的那个，欧洲这个莱茵模式下的城乡一体化，你会发现它们在社会政策上是一致的，基本建设投资上是一致的，甚至是比如说教育，我只要一个学生他要受教育，我根本不用什么集村并校，他就在那儿政府会安排教师去对他做教育，这个教师的全部待遇和任何有没有学生其实是一样的，他不会有任何差别。
如果是一个民间，我要办一个民间教育，只要有学生来，不论我办的教育是否支持教育考什么试，这东西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要有学生愿意接受我的教育，我照样拿国家经费，就是它那个城乡一体化达到的程度是非常公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说我们以往的过于激进的城市化道路是偏向于大城市了，所以弄得我们现在所有的千万级以上大城市都有严重的大城市病。然后又由于资本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社会政策不能公平，不能一致，因此导致人口只要进入大城市就分享资本溢出效应，所以为什么人都要进北京都不愿意出去，北京这么严重的污染这么不方便，大家要在这儿呆着，呆着是资本过度集中在这儿。
资本过度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等这几个大城市，就导致了你的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才说为什么我比较高度的评价，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是因为它把投资重新返还到了，它是一个杠杆，它一杠杆把其他要素撬动起来，整个你的城乡一体化就活了，这次“十八大”之后还有个新的战略就叫城镇化战略。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它其实也是有效地用国家这个看得见的手把投资布局调整到县级以下的中心城镇，变成上万个中心城

镇的发展，那这个拉动作用还会至少维持十年以上，所以我们如果做这种调整，城乡一体化来化解三农困境是会有效的。
王鲁湘：从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经验出发，以八次经济危机作为切入点，温教授今天的演讲用详实的数据和客观的事实提炼出成本转嫁这种机制，在中国经济软着陆时起到的独特作用，并通过对农民、农村、农业在中国历次经济危机中承载其地位的深刻剖析，对三农未来走向给予了深切关注、科学预测和具体建言，他指出如果中国加快城市化的代价是导致农村的衰败，则无益于自毁城市资本危机软着陆的基础调整。他认为只有维持乡土中国的可持续才能维持城市的生存，感谢温教授今天的精彩演讲，也感谢温教授及其团队常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所带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
温铁军：谢谢大家。
王鲁湘：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