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的世纪考察(下)

五戏曲和小说一样,在古代被视作“君子弗为”的“小道”,甚至被正统文人斥为“俚俗淫靡游荡无益”。到了近代,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才对它们的美学意义和学术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创作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小说自身的地位。天谬生、蒋观云等人也十分重视戏曲的社会教育功用,视之为救国救民的良方妙药[55 ] 。王国维对戏曲的重视,更多的是以学者身份从事研究 ,而不是向社会呼吁。从1908 年到1912 年的四年之间,他先后完成了8 部专著,即:《曲录》、《戏曲考原》、《录鬼簿校注》、《优语录》、《唐宋大曲考》、《录曲余谈》、《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又称《宋元戏曲考》) ,另外还有十几篇文章,他将扎扎实实的考据与戏曲史的宏观论述结合在一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成为中国戏曲研究史上开天辟地第一人。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将《宋元戏曲史》与《中国小说史略》称作“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这种评价并不为过。20 世纪对王国维戏曲批评的研究,与其“境界”说相比,显得冷落了许多。1949 年以前专论文章只有3 篇,即:孟真的《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载《新潮》第1 卷第1 期(1919年) 、贺昌群的《王国维与中国戏曲》,载《文学周报》第5 卷(1928 年) 、王玉章的《〈宋元戏曲史〉商榷》,载《文史哲季刊》第3 卷第1 期(1945 年) 。1950 年以后也只有20 余篇,数量有限。1983 年,关于王国维所说的“戏曲”与“戏剧”的概念引起一场争论。任中敏认为,“戏剧”是大范围, “戏曲”是小范围,大可包小,小不能容大。所谓“真戏剧”或曰健全的戏剧必须有主题,除娱乐外,对观众还必须有教育作用[56 ] 。此后不久,叶长海撰文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王国维笔下的“戏剧”是一个表演艺术概念,而“戏曲”则是一个文学概念。所谓“真戏剧”是指唱、念、舞高度综合的表演艺术,而“真戏曲”则是符合以歌舞演故事的“真戏剧”需要的剧本[57 ] 。查全纲等人不同意叶长海之说,他们根据叶长海的引文以及王国维之言“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进行反驳,指出叶氏的结论站不住脚。查全纲等认为,“戏剧”和“戏曲”的差别在于:“戏曲”被认为是成熟的戏剧形式,而“戏剧”则是“非尽纯正之剧”,所谓“真戏剧”就是“戏曲”,相比之下,任中敏之论更符合王国维原意[58 ] 。“戏曲”与“戏剧”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实际上牵涉到中国戏剧历史从何时写起的大问题 ,在这场论争中,研究者都能做到由微观的材料着眼,由小见大,探讨宏观问题,虽然有的文章结论尚有可商榷之处,但研究的方法都是可取的。中国戏剧何时形成的呢?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曾有所论述,不过因为没有明确指出形成时代 ,故而引发了“宋代”、“元代”等几种说法。林风确信王国维所说的“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的论断是科学的预见,中国戏曲的形成应当以宋元南戏作为主要标志[59 ] 。周锡山也持“宋代”说,他指出,学术界有关王国维确认戏曲成熟于元代的说法是对王国维观点的曲解。周锡山从《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命名“宋元”之词入手,加以推断,视角相当独特[60 ] 。冯健民则认为王国维关于“中国戏曲形成于元代”的观点是大体可信的,综合性全面程式化的确立正是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61 ] 。“悲剧”的概念最早是由王国维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的,他在《红楼梦评论》以及《宋元戏曲史》中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悲剧观。谭松林分析了这一悲剧观的内涵,他认为王国维的悲剧观以悲剧应描写和反映现实人生,从而有益于现实人生为出发点,揭示悲剧作品描写人生痛苦的价值之所在,引导读者敢于直面悲剧作品中展示的人生深处的苦痛,实际上有力地鞭挞了封建文学中瞒和骗的团圆主义。不过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以及叔本华悲剧主义哲学影响 ,王国维的悲剧观中也搀杂了不少消极成分[ 62 ]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以《红楼梦评论》为切入点,阐析了其悲剧理论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54 —75 页) 。周锡山《王国维曲论三义之探讨》指出,王国维将悲剧美和宏壮美紧密结合,突出“崇高”的戏剧美学观,他的悲剧观对叔本华戏剧美学已做出重大的发展 ,突破了西方美学的樊篱,显示出我们传统文学的民族特色。王国维重悲剧而抑喜剧,薄讽刺而重幽默,这是客观事实。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认为,王国维的喜剧观在理论上颇似霍布“突然荣耀”说与席勒“剩余势力”说的一种混合,再往上溯,可以推到柏拉图(76 —90 页) 。张健对王国维的喜剧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引起学界的

关注。他探讨了王国维对于喜剧、讽刺和幽默的总体看法,不仅指出其喜剧思想内在的矛盾性,而且阐释了这一喜剧观念在中国传统喜剧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换过程中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63 ] 。王国维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对戏曲的研究取得突出的成就,探寻其原因,主要是与其研究方法密不可分的。首先,王国维受乾嘉学风的影响,重视戏曲的资料、目录的搜集、考辨,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他在撰写《宋元戏曲史》前,写下一系列考订性专著、论文,即为明证。其次,王国维曾广泛接触自然科学理论,培养严格的思维训练,同时他又具有丰富的外语知识,可以直接阅读西方著作,这使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远远超出了他的前辈学者。最后,王国维受西方哲学方法论的熏陶,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中国戏剧史,在当时可谓独具一格。王国维将中西结合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从而使研究工作超迈前贤,领导后学[64 ] 。不少论者还谈到王国维戏曲研究的贡献与不足,王国维第一次为我们揭示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清晰地勾勒出我国戏曲发展的历史轮廓,从而在我国传统曲论的基础上开创了戏曲史这一新的学术领域,他对宋元戏曲的研究,既能“观其会通”,又能“窥其奥穴交”,从纵向、横向两个角度开展戏曲研究,在理论识见上有很多新的突破与创造。然而,由于王国维对西方美学和文学思想还没有做到消化与改造,所以带来很多理论局限,他只从文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不能从中国戏剧作为融歌唱、舞蹈、表演于一炉的综合艺术的角度进行分析评价;他明显推崇元曲,对明清戏曲的评价却失之公允。此外,由于戏剧史料的限制,他的戏曲论著尚欠周密和完备[65 ] 。六回顾20 世纪的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缺乏一种富有深度的综合研究和整体研究。王国维不仅是一位文艺评论家、美学家,还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对古史、古文字学都有很多精深独到的探讨,他的史学和文字学著述中也散见出部分文艺观点,在治学方法上也有相通之处。如果将这些与他的文艺思想相互参照,综合多种学科知识,探讨王国维在文学、美学上之贡献,一定会有新的创获。另外,王国维属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这一特定的时代,属于五四时期文人群体中的一员,尽管他所走的道路及最终的结局与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他们毕竟同属于一个时代,同样吮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接受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文人群体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可惜这方面的论文不多,尤其是深度论述不够,有些论者只是就事论事,列举一些表面现象泛泛而谈,未做深入探讨。在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上,我们应当开展纵、横两方面的双向研究,一方面将他放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和美学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一方面结合王国维在多种学科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并将王国维作为同时代文人群体的一员进行横向的、综合的探讨,使王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全面。其次,对王国维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白话运动的关系研究不够。在中国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上,他将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引入中国,带来中国文学批评中本质的改变;他以文学作为探索人生问题的工具,有助于把文学从道统的附庸中解放出来,间接地启发了新文学运动中“人的文学”的提出。他的一系列文艺思想对于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立有着很深的影响。对此,吴文祺、谷永、任访秋等人的论文都曾论及[ 66 ] ,但是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有些学者着眼于此,如温儒敏《王国维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 年第3期) 、饶本子《中国文艺批评现代转型的起点:论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及其它》(载《文艺研究》1996 年第1 期) ,蒋英豪刊载于《复旦学报》1997 年第2 期的《王国维与世界文学》一文也做了一些探讨。不过在此领域,研究者今后还是大有作为的。王国维在分析元杂剧时,推崇白话,倾向于文学的通俗性,主张文无雅俗,文无文白,客观上对五四以后的白话运动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点也当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最后,研究的视野尚待进一步拓展。20 世纪有关王国维文艺思想的专著、论文数量不少,可是往往集中到王氏的几本专著上、集中到他的“境界”说之上,还有很多方面的研究近乎“空白”,需要填补,研究者的视野有待于开拓。比如,王国维对自己的词作十分自信,他在《自序》中声称:“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67 ] 他从21 岁到50 岁共写下

140 多首诗、111 阕词,而结合王国维诗词创作来谈他的文艺思想的文章却寥寥无几。王国维的小说理论除《红楼梦评论》以外,还散见于《文学小言》、《静安文集自序》、《人间词话》等著述之中,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据笔者所知只有 1 篇,即周锡山的《王国维小说理论述评》(载《华东师大学报》1991 年第2 期) 。王国维之所以在学术上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与其严谨而科学的治学方法有着紧密联系,对词,虽然出现一些论文,主要都是谈及他的戏曲研究,很少涉及其他方面,研究者尚可进一步发掘。

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文艺思想

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文艺思想 目前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思想战线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是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 胡风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思想，是长期一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胡风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一种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 可是，胡风把他的文艺思想披上一件“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把他的宗派活动装扮成为了保卫“现实主义传统”和“鲁迅传统”而斗争的模样。这样，就使他的文艺思想更有欺骗作用，并通过他的宗派活动而更容易发生毒害性和危害性的影响。 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今天已经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实质，揭露胡风多年来在文艺界全力进行的宗派主义活动的目的，今天是十分迫切，绝对必要，再不能延缓了。只有彻底批判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才能够进一步贯彻党对于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我在解放以前，曾经是胡风所经营的反党的文艺小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我在当时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过狂热地宣传唯心论和主观主义的“论主观”，以及其后一系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解放前胡风文艺思想和胡风文艺集团，在群众中发生了毒害性和危害性的效果，在那里面，有我应该直接负责的很大的一分。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之下，我初步认识了过去的严重错误，对于过去的责任日益感到沉重。并且，尽管胡风因为我接受了党的教育，放弃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对我表现了狂热的仇视，可是，我对于胡风文艺思想和文艺活动在解放后的更加恶劣的发展，还是觉得和我并非完全没有关系。 关于胡风在解放前文艺界的反党的宗派活动，我将在别处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作一些说明。这里，只就在党的教育下我所能认识到的，谈一谈他的文艺思想几个最主要的错误。 一 胡风文艺思想主要错误之一，就是否认文艺服从政治的原则，否认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否认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明确指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

浅谈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浅谈王国维在文学研究中的美学思想 ——论叔本华对其的影响 俞捷琦110110079 中文师范2班 王国维是本世纪初中国美学的创始者和奠基者。其学术渊源, 绝大多数论者都追溯到德国唯意志主义哲学家、美学家叔本华。他从叔本华那里吸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原罪——解脱”说；二是“第三种悲剧”说。这两个方面都植根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是其在伦理学和美学上的延伸。 王国维在写作《红楼梦评论》时正醉心于叔本华哲学，他以此分析《红楼梦》，并从中找到了某种对应关系，进而宣扬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因此，解读《红楼梦评论》有助于了解叔本华哲学对王国维的影响。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的第一篇美学专论。在此文中，王国维借评《红楼梦》为契机，系统阐发了他从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获得并信奉的美学思想。叔本华说认为人作为“意志的个体”就生活在无尽的痛苦中，而解脱之道就是消除自我意志、成为一个纯粹的“认识主体”；艺术的作用就是让人作为纯粹的认识主体来看待世界，因而得到暂时的解脱。他说：“生活本身、意志、存在本身，是一种持续的痛苦，它部分是可悲的，部分是可怕的。然而，这同样的事情，当它只是作为表象、单纯被观照，或被艺术再现出来，就摆脱了痛苦，成为一种有趣的景观展现给我们。”王国维以同样的观点立论，他说：“宇宙，—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 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悲剧思想的影响。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对三种悲剧类型的划分和表述均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和美学理论，而且基本是从叔本华的理论中照搬过来的。对人生悲剧的构成，王国维认为有三种：一是悲剧的主人翁，所蒙受的种种苦难是由极恶的人所造成的；二是由某种机遇或命运所造成；三是由于巨大主角所处的位置、关系而不得不然地构成悲剧的结局。前两种悲剧是偶然的，较为罕见的。因为在人的一生中，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如蛇蝎的恶人；也不一定

2014年福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在线作业一答案

2014年福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在线作业一答案

2014年福师《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题》 在线作业一 一、单选题（共10 道试题，共40 分。）V 1. 李冷是下列哪部作品中的人物： A. 《死去的太阳》 B. 《爱情的三部曲》 C. 《新生》 D. 《家》 正确答案：Ｃ 2. 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是开展文艺运动，从事文学批评和创作的思想纲领。 A.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B. 马克思主义思想 C. 人文主义思想 D. 抗战思想 正确答案：Ａ 3. 我国最早的戏剧专门杂志是（） A. 《安徽俗话报》 B. 《二十世纪大舞台》 C. 《戏剧丛话》 D. 《新戏剧》 正确答案：Ｂ 4. 到1903年，梁启超又把（）运用到小说界革命中，从而形成了文学进化观。 A. 生物进化论 B. 文艺复兴思想

C. 民主思想 D. 科学思想 正确答案：Ａ 5. 曾被人誉为“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畅销小说”的是： A. 《雾》 B. 《雨》 C. 《电》 D. 《家》 正确答案：Ｄ 6. 先锋小说家拒绝意义，拒绝深度模式的最初动因是： A. 革命 B. 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 C. 赚钱 D. 迎合读者 正确答案：Ｂ 7. 先锋小说家都重视小说的语言实验，但在语言实验上走得最极端的是： A. 格非 B. 孙甘露 C. 莫言 D. 马原 正确答案：Ｂ 8. 所谓“文界革命”的主张是在“新文体”流行之后，才由（）明确提出的。 A. 黄遵宪

B. 梁启超 C. 康有为 D. 谭嗣同 正确答案：Ｂ 9. 《悼橘宗一》、《伟大的殉道者》发表于（） A. 1921年 B. 1922年 C. 1923年 D. 1924年 正确答案：Ｄ 10. 被批评家看作是“先锋小说”的起点的作品是： A. 《拉萨河女神》 B. 《冈底斯的诱惑》 C. 《红高粱》 D. 《假如我是真的》 正确答案：Ａ 二、多选题（共10 道试题，共30 分。）V 1. 胡风创办的文学杂志有：（） A. 《七月》 B. 《希望》 C. 《萌芽》 D. 《春草》 正确答案：ＡＢ 2. 马原的下列作品中属于先锋小说的是：

王国维美学观研究论文

王国维美学观研究论文 精品文档 王国维美学观研究论文 康德的“审美无利害关系”论使美学的研究由对对象的研究转向了对审美主体的认识，现代美学的诸多流派都离不开“审美态度”这一基本概念，而“审美态度”正是由“审美无利害关系”发展而来。自然界的存在物可以说都和人的“利害”相关，都有着与人相关的目的，超出某种利害关系似乎是个人的事，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界的存在，尽管其本身的客观属性并没有改变，但是在人的观念中，它则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超功利的美学观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曾遭到一些批评，因为审美从广泛的角度上看，总是带有功利性的，即使是“休息身心”、“凈化心灵”，它毕竟也还是一种功利。然而，康德所谓的超功利是有一定的指向的，他说: 凡是我们把它和一个对象的存在之表象结合起来的快感，谓之利害关系。因此，这种利害感是常常同时和欲望能力有关的，或是作为它的规定根据，或是作为和它的规定根据必然地连结着的因素。2 也就是说，康德将“利害”仍然归结为夏夫兹博里所说的“价值和欲望”。当然，价值——对于“一个对象的存在之表象”的“现实性”，与欲望是一致的，如黑格尔所说的: “欲望所要利用的木材或是所要吃的动物如果仅是画出来的，对欲望就不会有用。同理，欲望也不可能让对象自由 1/ 20 精品文档

存在，因为欲望的冲动就是要消灭外在事物的独立存在和自由，要表明这些事物之所以在那里，就是为着被消灭被利用。”3 所以其关键在于现实的有用与无用。 无用之用 “价值”问题对王国维来说也正是有用无用问题。他不但在美学上坚定坚持“无用之用”，在其他学科方面亦是如此。他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说: “况哲学自直接言之，固不能辞其为无用之学而自间接言之，则世所号为最有用之学，如教育学等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真意，即令一无所用，亦断无废之之理，况乎其有无用之用哉?”4 但是王国维在哲学之价值问题上还是持其有用的观点，而且“世人喜言功用，吾姑以其功用言之。”5。不过他的“用” 亦是“无用之用”。 “用”对王国维来讲主要还是中国传统的“社会功用”，如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说: “永再次动笔，题目意思只具而下笔乃甚枯窘。盖我辈于政治本甚阔疏，思为有用之文则甚费斟酌，若为无聊之文则又不知所以下笔，故屡提笔而终辍。”6 此种“用”已不同于人民生活所需品的“财用”之用，具体到学术上，便是“应用”、“实用”。他评培根之学术曰: “实则彼之说，太偏于实用，彼盖纯以厚生利用为诸学问之目的者也。”所以“倍根非大思想家也，乃大应用家也，大修辞家也。”7在王国维眼里，这种具体的 2/ 20 精品文档 “应用”是属比较狭隘的“用”。而他所宣扬的“无用之用”则主要是源于庄子思想。 儒家不十分强调这种“应用”和“无用之用”，如其论“用”，则主要是指社会功用而言的。如果说“用”带来的是“利”，那么它正是孔孟之所“罕言”的。 这与庄子的“用”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庄子论“用”与“无用”亦分两个层面，

史料研究方法_谢泳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史料的搜集和运用） 谢泳 第一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 1、史料先行：凡做研究，先以整理相关对象的完整史料为研究的基本前提，在熟悉相关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先发现问题，产生研究方向，在此前提下，再选择研究的基本方法，无坚实的史料基础，再高明的研究方法，也难作出一流的学术研究，只有在熟悉已有史料的基础上才能谈到发现新史料，新史料是相对旧史料才存在的，不熟悉旧史料也就无法判断史料的新与旧。 2、离开史料的思想是无力的。 3、材料与史料之关系：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材料；与研究对象建立史料关系的材料。 鲁迅研究： 教科书《日语日文科》口语化文体特征文言向白话文过渡的痕迹 知识界评价鲁迅文体《国语文选》《三十年来中等学校国文选本书目提要》4、“文献”的概念：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 第二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范围 1、广义的史料可以认为是过去和现在一切物质材料和文字记载，语言历史和口头传说。 2、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大体可以定义为一切与中国现代文学活动（作家、作品、思潮、社团、学校、报刊等）相关的史料，都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国现代史） 第三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类型 1、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一是零散，一是数量比较大，再就是史料方向很难确定。 2、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一般来说，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只有参考日记的回忆录才相对可靠。 3、同时代史料和非同时代史料：同时代的记载，就史料价值判断，一般说来要高于异时代。 4、原料和次料：最初材料，由此以上不可溯源；原料中变化出的各种著作。 第四节成型的与不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1、成型的文献：同一主题下，经过研究者编纂而成的较为系统完备的文字史料。 好处：能在短时间内熟悉文献的基本存在状况，同时了解学术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成型的史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基本方法：凡存的成型史料，力求齐全完整。 同时与异时： A、越早的文学越有史料价值。时间近，做事认真。

从王国维人生三境看其境界说

新乡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 论文题目:从王国维人生三境看其“境界”说 学生姓名张南 学号08020102032 所在学院名称新乡学院 专业名称汉语言文学 年级2008级 指导教师姓名李辉 指导教师职称副教授

内容摘要：王国维的境界说是中国古代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型的产物, 也是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会通的结晶, 其中极为明显地彰显出中国传统的人生与艺术 相统一的忧患情结及其观念。尤其是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人生三境界更是被大家所称道，王国维的“三境界”说是借用古典诗词说明“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之路，借此阐述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结合之后所达到的真景物，真性情，真感情中的真境界。 关键词：《人间词话》；王国维；境界说；三境界；艺术境界 Abstract：Wang Guowei’s Realm Ideas are products from Chinese ancient aesthetics to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lso the crystals between Chinese aesthetics and west aesthetics. It obviously displays the misery complex and it’s ideolog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ordination between life and art .Especially his the Life of The There Realms in his literature what is Human Words and Language are widely known and get praises.Wang Guowei's "three realms" say that borrow classical poetry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into great business, university of asking the only road .Take this paper realm of life and art state combined reached by the true scenery, true temperament, true feeling of true realm. Key words：Human Words and Language；Wang Guowei；The Realm Theory；There Realms；The Art of Realm

关于胡风的批判

第三节对胡风的批判 一、批判的缘起 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叫张光莹，湖北省蕲春县菩堤坝 区大经桥乡人。1902年生。 1936年3月出版了第一本《文艺笔谈》，继之又出版了 《密云期风习小记》，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上著名文艺领导者。 1937年抗战爆发后，流寓武汉、桂林、重庆等国统区，先后创办主编了文学杂志《七月》、《希望》，并担负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研究工作。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新流派——“七月”派。 解放后，他出版了八本文艺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 1980年平反，1985年去世。

1954年10月31日和11月8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的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精神，检查批评《文艺报》编者在处理《红楼梦》研究稿件上表现出来的谓向资产阶级权威投降和压抑新生力量的错误。当时胡风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因而转向对他的批判，这种批判也是长期积累造成的。 二、批判的演变及主要内容： (一)“两个口号”的论争 1936春。

(二)关于民族形式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了?‘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胡风写了《民族问题形式》的?小册子?。凡是主张采用民族形式的意见都成了他批评的对象。他否认民族形式有相对?独立性?，他说?成功地反映了特定阶级的民族现实，就自然是民族的形式?，作品的?具体的活形象，即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正是反映了?现实主义方法??本质的要求和能够完成的任务?，五四新文学先天地就具备或已经解纠决了问题。虽然他没有直接反对提倡民族形式和中国作用和中国气派，但并不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必要和新的意义。 当时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用明确话说明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意义，作了比较详细的阐释，也在他的批评之内。

中西文化张力下的王国维美学

中西文化张力下的王国维美学 ; 王国维是20世纪初中国美学的创始者和奠基者。他的美学思想,孕育在同西方新学思潮的接触里,诞生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体认中,他十分注意?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从一开始就重视西方哲学与文学的联系,意识到美学对文学批评的规范作用,并在构建自己的美学观念时大量借鉴了德国古典美学。与此同时,?生于斯养于斯?的民族文化的薰陶,又使他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材料出发,对外来的美学与文学观念进行了改造重构。; 所有这些都是学界公认的。问题在于,这一构成的过程和形态需要作具体的分析,需要正确地辨析述介的成份和创立的成份,弄清王国维的着述中哪些不提名地转述了德国古典美学或哲学的观点?哪些属于他本人的见解?哪些又是误读或创造性复述?不过,正是此种复杂的情况,展露出以学者意识为契合点的不同思想文化交叉融汇的特征,从而为考察从中西二元抗衡及其张力的背景下生长起来的中国现代学术提供了极佳个例。; 自律的文艺观:传统的反思与康德、叔本华的移植; 王国维的美学建树大致可以1907年左右分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吸收移植外来理论学说为主,对美学基本观念论述得较为集中而有条贯;后期不再倡言美学,而以研讨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为主,但基本观 点已在参互中西的基础上形成。前期接受西方美学及作为美学理论基础的哲学的观念,主要来自康德和叔本华。《静安文集〃自序》曾自述他研习康德与叔本华的过程:先从康德开始,因康德过于艰深而转向叔本华,通过语言通俗优美的叔本华又重新回到康德。; 王国维之所以选择康德与叔本华,并非偶然。通过对中国本土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反思,他认识到,西方文化有两大特点是中国本土文化不具备的,一是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密切联系,二是作为这种联系的产物美学的超功利性。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则表现为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不是

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贡献

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贡献 物理与电气工程学院11自动化2班宋宇光111102101 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一带，出土有大量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我们称之为甲骨文。1899年，开始认识到甲骨上刻的是古文字，这是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可以这样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对甲骨卜辞的研究是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是使甲骨卜辞成为一种新的学问的奠基人之一。王国维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且看他的自述：“辛壬之交初抵日本，与叔言参事整理其所藏书籍，殆近一年，此时无书可读，故得诗二三十首。嗣是以后始得重理旧业，数年零星纂述共得四十余卷，皆系小品，且涉各方面，无足以就正宏达者。惟有一二事堪以奉告者，叔言前撰《殷墟书契考释》，于殷先王之名已十得八九，前年维复于甲骨中考得王亥一人（即《史记·殷本纪》之振、《世本·帝系篇》之核、《作篇》之赅。）乃与《大荒经》称正同。今年复考上甲微以后六世，系统与《世本》略殊。后复见一骨折为二者，合之，乃证明此事。”关于甲骨文资料的整理，王国维有《哈同氏之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其中“余亦有考释”。“余复据此种材料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证《世本·史记》之为实录。作《殷周制度论》以比较二代之文化。”从王国维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国维对甲骨学研究的独创性贡献，主要在于用甲骨卜辞这种考古发现来探讨和印证商周历史和典章制度。其中主要文章有《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鬼方昆夷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 《殷墟卜辞所见地名考》是王国维依据甲骨卜辞所见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而撰写的。共考定龚、孟、雍、亳、曹、祀、雇等处地名，并指出“此八地皆在大河南北千里之内，又周时亦有其地，殆可信为殷天子行幸之地矣。”这篇文章与王国维主要用文献和金文资料所写的《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考》以及《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亳》、《说耿》、《说殷》等文，对包括都邑在内的方国地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是我国甲骨学发展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标志，也为王国维本人奠定了在这个学科中的领先地位。他考证殷代先公先王，首先从王亥开始。卜辞中屡见王亥之名，并且是殷人的祖先，祭礼特别隆重。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王亥其人，《世本》亥作胲，《帝系篇》作核，《楚词·天问》作该，《汉书·古今人表》作垓。可见胲、核、该、垓皆亥之通假字。《史记》于《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两处均作振，与核、垓二字形近。《吕览》作王冰，冰字篆文作，亦与亥字相似。经他这样一考证，先公王亥就被确定下来了。接着他又考证卜辞中的王恒。《楚辞·天问》有“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和“恒禀季德”等语。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两人为兄弟，其父季亦见于卜辞，应即《殷本纪》之冥。然后考证上甲。在卜辞中数十次出现，应即《殷本纪》之上甲微。总之，经过王国维考证，有商一代的先公先王，多数得到甲骨卜辞材料的证明。王国维通过研究还发现卜辞中王恒之祀礼与王亥相同，大丁之祀礼与大乙、大甲相同，孝己之祀礼与祖庚相同，因而知道商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盖无差别。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世本》《史记》之为实录，确实可信。在当时疑古之风盛行，学术界对古籍普遍产生怀疑的时候，王国维文章的问世，证明了《世本》及《史记·殷本纪》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王国维的一本小册子《人间词话》,是一部评词的论集，其主要的观点就是用“意境说”来衡量诗词之高下。他在《人间词乙稿序》里就很明确的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 这里他提到了几个根本的问题，第一就是人心内外的关系。文艺作品中的“意”是用于表达自己的内心，抓住情思，而从这个意，外化出来的境，就是主要为了同别人起共鸣，即“感人”。所以意境都是要有的，是要统一于诗文当中的，而这统一的手法有高有低，就决定了上乘作品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上乘的作品追求浑然天成，不着痕迹，合二为一。这个就是王国维的主要的评价标准。第二是文学的本质的问题，王国维认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在于是出于一己之意，而感动外界的，只要缺其一个，就不是文学了。纵观他整个文学思想体系，能够感觉到，前者是更为本质的，因为王国维是一个很纯粹的学人，他对于文学有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定位，反对社会功利性，政治性。这跟后来五四的个人主义有一定相似的地方。而感人只能够说是它的效果，不能起着一个根本上的定位。 这里他又依据意与境的根本关系，物与我以及创造意境的不同方法出发，将意境区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 王国维将这两种写法对立起来，是有一定的深刻的见识的，但我觉得，所谓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也仅仅相对意义上的，因为从根本上讲，所有的文艺都是有我的，是人化的一种东西。有无之间的差别，能够用一句更明了的话来说，就是所体现的境是与意的色调一致，就是有我之境；不一致，或者不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就成了无我之境。 王国维在此，并无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仅仅将其简单的罗列开来。但只要看他在全书中所表现的观点，就知道他是更为欣赏无我之境的。因为相比于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更加自然、和谐，更加浑然天成，更加不留痕迹，这是意境的高度融合。而有我之境相比之下就显得有点刻意。如果说无我之境是将人与境拉开一段距离，人透过这个段距离来观境，那么有我之境的人就是贴近了看景，有时甚至会进入境化成境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距离的、清淡的、可回味的美感。所以王国维说： 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非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这句话就很明显的认为无我之境是很难写并且是很具有审美价值的。基于此种理解，王国维便有了造境和写实两派的区分：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以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这就很像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了。但王国维不会在这个结论上止步，他不满意，他要得出一个能够解释所有的结论，所以这里又回到他那个意境说上面去。他基于意境说，不赞成把这两点完全对立起来，而将其统一到意境这个大的评价标准上去，认为不管什么派，都是来源于自然与人生的，都必须以“意境为上”。王国维的整个文艺思想体系，都是离不开这个意境说的，也就是他是主张诗词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中无不人化的风景。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史上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史上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史上 ,王国维具有突出的地位 , 郭沫若曾评价王氏的论著“不仅是拓荒的工作 , 前无古人 , 而且是权威的成就 , 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1 ] 。缪钺称赞“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 ?? 求诸近三百年 , 殆罕其匹” [ 2 ] 。就王国维的一生而言 , 他的治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次是从研治哲学转而从事文学、美学批评 , 一次是由文学、美学转至古史与古文字学的研究。其中 ,王国维研究文学、美学的时间不长 , 重要集中在1902 — 1911 年, 不到十年 , 先后出版了《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著作, 这些都堪称中国文学、美学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一早在 20 世纪初, 就已经开始了对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1914 年, 署名“破浪”的作者在《江东杂志》第 2 期发表《学词随笔———隔与不隔》 ,据笔者所知 ,这是研究王氏的第一篇文字。到目前为止 ,王学研究已有80 余年的历史。总的看来 ,80 余年间的王国维文艺思想研究呈现出三个各具特色的历史阶段 ,对此,笔者试加述评 :第一阶段,1914 —1949 年。1927 年旧历五月初三 , 王国维出人意料地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 这一举动让国人震惊 , 随之而来的是掀起王国维研究的热潮。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中期 , 《国学月报》、《东方杂志》、《文学周报》、《文学季刊》、《人间世》诸杂志纷纷推出多篇王学研究的论文, 有的更是出版研究专号 , 讨论其生平经历及学术建树。据笔者统计， 1949 年以前,对王国维的著作加以校注的本子共有 5 种, 主要集中于《人间词话》之上,即:1926 年,俞平伯校点《人间词话》 ,由北京朴社出版。 1928 年,北京文化学社出版靳德峻的《人间词话笺证》。1933 年, 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校点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1937年, 南京正中书局出版许文雨的《人间词话讲疏》。1940 年, 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徐调孚的《校注人间词话》。这一阶段有关王国维文艺思想的研究论文共有 30 多篇,其中也有一些属上乘之作 , 如:朱光潜以移情作用的理论来阐释《人间词话》 , 是运用西方文论比较成功的范例 ; 李长之结合王国维内倾而矛盾、忧郁而苦闷的性格特征来谈他的文艺批评 ,给人不少启迪 ;郭沫若、任访秋分别将王国维与鲁迅、胡适进行比较 ,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论者研究视野的开阔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3 ] 。不过,就总体而言 ,这一阶段的文章论述范围比较狭窄 ,不外乎《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诸书 , 涉及《红楼梦评论》的不多,而对其文艺思想进

王国维人间词话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 书目：《人间词话》王国维著校注徐调孚 作者简介：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所著的《人间词话》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作为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王国维先生深受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学者的影响，他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和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相结合，在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洗礼后，构成了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古典文学精粹做了重新评论。这样，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作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即是“境界”说。并将其作为《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全书开篇即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正所谓开宗明义，直入主题，并以之统领其他论点，作为全书的脉络，贯穿全部其他主张。“境界说”不仅是创作原则，也是批评标准，用来论断诗词的发展演变，评价词人的成就得失，作品的好坏，词品的高低。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王攸欣在《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一书中说：“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 纵观全书，粗略读之内容看似简略、分散，不成体系，称不上宏篇。细细读来却发现品评得当，恰到好处，有的一笔勾勒点到为止，有的则深入其理，详加分析论证，绝对称的上“评的有理，评的独到”。下面稍列几点，以作分析。 壹：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作为全书的开篇，开宗明义，直接提出全书的核心观点“境界”说，认为境界是表现诗词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可以理解为：无境界，不诗词。只有有境界，诗词才能充分完成作者的情感表达，形成诗词本身的意境，使其具备一种意蕴，才能和读者共鸣，有境界格调才能更上一层楼，才能具有流芳百世的可能。五代、北宋诗词之所以兴盛，长久的原因，正在于此，对五代、北宋诗词给予了高度评价。

文学研究方法

关于20世纪文学观念及文学研究方法变革初探 此次读书报告是基于第一章“20世纪文学观念的变革及其方法论意义”及第二章“20世纪初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的。这两章主要谈了中国古代及五四前后对于“文学”概念的探讨、文学观念的变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以进化论为指导的考证法的进步性和历史局限。 通常来讲，“一种文学观念的改变，也往往是一个时代学术思潮变革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文学研究方法变革的基础”。因此，在探讨文学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我国古代至近代以来的文学观念。 不同的时代，对于“文学”的定义也不同。从古代《论语·先进》中的“文学：子游子夏”到当代著作中常说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韩非子·五蠹》中的“修文学，习言谈”到今天教科书中“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从曹丕《典论·论文》里“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功用文学观到《南齐书·文学传论》里“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的审美文学观。百年来，众多学者一直追问着“文学是什么”，答案却莫衷一是。大量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是没有与现代的“文学”完全相对应的概念的，与今天“文学”概念相关的表述是“文”“文章”和“诗”或“诗赋”。古代所谓的“文学”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而是一种泛文学观。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孔子在谈论弟子的特长时曾说“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指的是文章博学，即对所有文献经典的学习。《荀子·大略》中“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王粲《荆州文学记官至》说“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这些句子中的“文学”也是类似上面的意思，它们一般都与道德教化有关，而不是与审美有关。这种泛指的“文学”概念长期延用在传统国学研究中，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还称：“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直到国学大师王国维首开风气，从科学、历史与文学的差别角度给文学下了一个定义后，这才开始摆脱传统的思维框架。王国维之后，谢无量在其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中引用了英国学者庞科士所下的定义。虽然谢无量没有提出自己的文学定义，他的《中国大文学史》中还包括经学、文字、史学方面的东西，可他毕竟强调了文学陶冶性情的方面，特别指出了对文学要做“精神上之观察”，要注意文学的“美的特质”，这样明确的理论主张，比起王国维来又有了发展。在科学精神的感召下，“五四”

王国维生平思想简介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自号静安，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父亲王乃誉是一商人。4岁丧母，父亲经常出门经商，对子女教育严格，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未中，便倾向新学。甲午战争后，到上海，为《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用业余时间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从日本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上虞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咏史诗，赞赏其才学，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王誓事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1901年王曾赴日留学，次年因病回国。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1906年，罗振玉调京，在学部做官，王随之入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馆编译。他对叔本华、康德、尼采哲学颇有兴趣，在《教育世界》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介绍德国哲学，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1908年《人间词话》问世，1912年《宋元戏曲考》问世。 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罗对王讲：现在世变很激烈，士欲可为，舍返经信古未由也。王听了罗的劝告，便尽弃前学，专治经史。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古器物、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应哈同之聘，为《学术丛编》杂志编辑，后又任包圣明智大学教授。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关系密切。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认为是“大辱”，想自杀，经家人严密监视未遂。1925年，他到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从事古代西北地理和蒙古史的研究工作。1927年4、5月，北伐军进抵河南，北洋军阀即将崩溃，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王国维于6月2日写就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便投颐和园内昆明湖自杀，结束了他遗老的生活。 综观王国维的学术活动，先是研究哲学，继而转向研究文学，再而转向研究史学，以史学的研究贡献最大。哲学 王国维研究哲学，先是读康德的书：《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深受叔本华的影响。王国维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全面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各方面的阐述都运用了叔本华的思想。他认为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以及其解脱之道。美学是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的解脱的功效。他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文学小言》等文，是发挥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名篇。他又写了《红楼梦评论》一文，分析曹雪芹创作的小说《红楼梦》的悲剧意义。他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一书的基本精神是展示了生活之欲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这一观一悟，写出了彻头彻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美学价值。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封建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了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王国维研究哲学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曾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哲学有两大潮流：一是英国的实证主义，如洛克、休谟、斯宾塞等，即严复所宣传的一套实证论、经验论思想。另一是德国的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思

胡风文艺思想

论胡风文艺思想中的现实主义 摘要：胡风是一位20世纪著名的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理论思想在30多年的时间里被政治势力视为异端。但不可否认的是，胡风是一位优秀的实践性理论家，他文艺思想的成熟是由逻辑推演而成，现实主义是他“主观战斗精神”在美学思想中的逻辑发展，本文将从胡风理论的原生主干，即文学主体论、作家创作论、读者接受论、文艺批评论等四个方面来阐述胡风文艺思想中独特的现实主义。 关键词：主观战斗精神现实主义人民大众反传统 (一)文学主体论 文学本体论指关于文学存在的本源与本质的学说和理论。在胡风的文艺理论体系中，文学是从作家的思想感情的表现出发，并且他认为文学的本体是作家主观的心灵世界和创作经验。尽管这样的文学本体论确实遭到后来其他人的质疑和声讨，但在文学的本源问题上，胡风始终最关注的却是文学与生活的问题。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历来是一个既旧且新的话题，在胡风看来，对于创作主体来说这两个方面的完美统一就要求作家在创作、生活、与他们主观思想之间不能出现任何缝隙。 其实，在关于文学本质与起源的问题上，胡风更支持“游戏说”，他认为“艺术起源于游戏，游戏是社会的产物，而且也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功利性和目的”①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胡风主张作家应该有勇气描写生活的真实，这种创作思想与注重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力求使艺术描写在外观上、细节上符合实际生活的形态、面貌和逻辑的现实主义不谋而合。胡风在《文学与生活》这本小书中有系统地概述他的文艺理论和主张。从书名《文学与生活》就可以看出胡风文艺理论的“现实主义”精神。“文艺是从生活产生出来的”、“文艺是反映生活的”、“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②这三个基本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是很吻合的。在文学本体论中，胡风将“文学”放置在生活之中，并且与生活产生着紧密联系，他努力的将自己思想体系中的现实主义功用与鲁迅式的“直面惨淡的人生”结合在一起。文学就是要反映现实的生活，文学作品的真实与否取决于作家的主观精神是否与生活客观一致。并且胡风由此引申出的反对“自然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创作主义，“自然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是和文艺大道是相隔很远，因为不能真正地和生活融合”③，以此来重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二）作家创作论 作家创作论是胡风“主观战斗精神”文学理论体系中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强调作家的主观精神和他们的创作体验。胡风在关于文学创作之路上对作家的要求比较高，他虽然认为文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并且对这一唯物命题也不敢背离，但是胡风更支持以作家创作活动为中心的倾向，他认为作家的主观思想会随着创作的深入而不断的影响作品。在胡风的作家创作论中，不仅包括作家“对于人生积极的态度”、“在实际斗争中所积蓄的生活知识，即生活经验”、以及“要根据创作材料详细地调查，慎重地研究”还有“作家的想象作用”。④要弄清胡风关于作家创作论中关于现实主义的若干问题，还必须从作家主观思想与客观生活入手，而在这两方面胡风坚决主张二者要紧密联系，即作家与现实的结合才能创作出真实的作品。胡风曾经写到：“不要抒发由自己的遭遇所引起的情绪，等它变成了客观对象的东西以后，再去写它，再转化成自己的东西，那时，性质将完全不同。”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风主张将作家个人的一己之感与客观生活中的材料放在一起，然后让作家从中进行选择、甄别以及结合。 “主观战斗精神”将作家的主观思想与精神多创作的影响上升到更高的程度，他甚至提出“我们的理论也接触了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是创作底源泉问题”⑥和“虽然对于现实的认识是创作的源泉，但这不能就成为文艺作品”⑦这样与“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相背离的观点。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胡风现实主义的作家创作论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研究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研究 内容摘要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把康德和叔本华等西文的美学观点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运用在研究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和戏曲方面，卓有贡献。虽然，他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对人生有着悲观色彩，具体论断亦不一定都准确，但是，其对封建主义儒家文学理论专讲“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一种突破。此前，梁启超、黄遵宪致力于“诗界革命”，偏重于内容带有政治色彩，而对于诗中美的境界的艺术塑造探讨很少。近代讲美学是从王国维开始的。因此，他的美学思想、文艺批评是有历史贡献的，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1）以《红楼梦评论》为例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早期的一篇重要美学论文。王国维借对《红楼梦》的评论，表达了他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苦苦思索。他以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为基础，融含中国的道家思想，对人生作出的分析是：人既有身，就必有欲望，有欲望就不可能没有追求。然而在生活中，并不是人的所有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一个欲望被满足了，就会有其他的欲望随之而产生，如此生生不已、循环往复，人就永远处于欲望不能被满足的苦痛之中。但是，即使人的所有欲望都获得了满足，人不再有新的欲求对象了，人也不会感到幸福。因为当人无所事事的时候，空虚、无聊、厌倦之情就会立刻同人袭来，这时生活本身就将变成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这同样是一种痛苦。由此，王国维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即欲望，人生即痛苦。 王国维将入生的本质归于欲望与痛苦当然片面，但这种敢于直面人生、不粉饰和掩盖人生患难的生存态度是比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要深刻的。王国维还把对《红楼梦》美学价值的体认与对国民性的剖析结合起来。他认为中华国民的精神是世间的、乐天的，表现在艺术趣味上，则是喜欢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结局。《红楼梦》却一反这种传统的乐天文化，以悲剧告终，从而使人透彻地看待人生与痛苦的关系，虽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正是其深刻美学价值之所在。 面对人生的痛苦，王国维把艺术作为解脱的途径。在他看来，艺术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关系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这里面似乎隐藏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只要不是借艺术的象牙之塔来完全逃避现实的责任，我们就不能否认艺术给那些终日作稻梁谋的人们所带来的心灵的慰藉，而且当人摆脱了现实世界中各种功利关系的桎梏和枷锁而进入一个完全自由的艺术世界时，审美的关照方式就可能使人走上接近真理的超越之路。 （二）提倡美育是王国维在美学上作出的一个很大贡献，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能着眼于发展国民的新精神，为使国民感情健康、趣味高尚而谈实施美育，这就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王国维倡导美育，与当时“教育兴国”的时代风气和他所接触的西方美学思想本身就包含美育的内容是分不开的，那时不少国人吸食鸦片、政府又屡禁不止的现实则给了他直接的触动。他分析中国人之所以笃嗜鸦片，是因为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无所寄托，而更为深刻的原因除了政治腐败、教育落后，造成国家贫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希望、无慰藉之外，还在于我国文学艺术极不发达，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他曾以饱含感情的口气说道： 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即荷马——引者按）、英之狭斯丕尔（即莎士比亚——引者按）、德之格代（即歌德——引者按）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后说，则事实较然，无可违也。我国人对文学之兴趣如此，则於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气。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