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研究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研究
王祥伟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兰州 730070 )
[内容摘要] 在敦煌文献中记载有敦煌寺院的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二类财产，含有佛教经律中所称的佛物、法物和僧物。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在依佛教经律的规定对其财产进行管理的同时，还设置一系列的管理机构、配置相应的管理人员、采取具体的管理方式对寺院财产进行着较为严密有效的管理。
[关键词]敦煌；归义军时期；寺产管理; 研究
寺院财产在佛教经律中称为三宝物，亦即佛物、法物和僧物。在敦煌文献中，有许多文书记载了敦煌寺院的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郝春文先生对这些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进行了详细分类。前者有幡像、幢伞、经案、经巾、香炉、铜镬、铜罐、铛、鏊、盘、碗、碟、床、缸、瓮、瓦盛、函柜、车乘、毡褥、金银器皿等；后者包括麦、粟、豆、黄麻、酥、米、面、麸、渣、油、布、緤等。①这些常住财产含有佛教经律中所称的佛物、法物和僧物，但不包括三宝财物中的地产、田宅、园林等常住僧物。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寺院是通过什么机构、又是配置哪些人员、具体采用什么方式对这些财产进行管理的？其效果如何？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敦煌地区寺院经济的运行和僧尼社会经济生活的认识，而且对进一步探讨其它地区寺院经济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照系，效窥一斑而见全豹之用。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为数可观的寺院会计文书，这批文书为研究当时敦煌寺院经济乃至中原地区的寺院经济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有利于探究当时寺院的僧尼生活、财政收支及寺院财产的管理等诸多问题。本文拟利用这批文书，对当时敦煌寺院财产（本文专指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的管理情况作一粗浅的探析。
一管理机构
在属吐蕃时期的敦煌文书中不乏关于佛物所（有时亦称佛帐、佛帐所、佛物处等）、常住处（有时名曰常住）的记载，据文书内容可确知，佛物所为管理佛物的机构，常住处为管理僧物的机构，它们作为寺院财产的管理机构在寺产的管理中发挥着重要职能。兹以相关文书略观其貌。
《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P.3432）
1 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佛衣及头冠]
2 等数如后：
3 佛帐内当阳脱空金渡像壹，并艳座，长叁尺，其座上菩萨声闻[像]
（中略）
16 半，阔二尺，故。经目录如后：大般若经壹部，陆伯卷。大方广佛花严经
（中略）
57 佛衣及头冠数如后：佛头观铜镀金柒宝钿并绢带壹，又头冠壹，锦
（后略）①
该文书内容包括佛像供养具、佛衣及头冠、佛经，属佛教经律中的佛物和法物，而这些佛物主要藏于龙兴寺佛帐内，显然佛帐所为佛物的管理机构。
另北图鸟字84号《丑年—未年某寺得付麦油布历》中18行有“普光寺书佛帐所领得诸物色七宗布两匹”②；P.3422中2—3行有“于灵图寺便佛帐麦壹拾伍硕”③；S.1291中2行有“佛物处便麦肆硕”④；S.1475（8v,9v）2行有“今于灵图佛帐所便麦叁硕”⑤及S.1475（9v,10v）至S.1475（15v,16v）中均有向灵图寺佛帐所便麦的记载，这里佛帐所作为佛物的管理机构而经营便贷等业务的职能表现得极为淋漓透彻。
此外，关于常住处（有时名曰常住）的记载亦不乏其有。P.2583《申年比丘尼修德等施舍疏》（七）中3行有“布一匹施入报恩寺常住。” 4行有“花曡子花钵子一施入灵修寺常住。”
⑥ S.6829（4v）中2行有“今于永康寺常住处取栛篱价麦壹番驮”⑦；P.2686中1—2行有“遂于灵图寺常住处便麦肆汉硕，粟捌汉硕”⑧；S.6233中2行有“报恩常住为无牛驱使”⑨；P.3410中23行“报恩寺常住大床壹张”⑩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文书的年代都属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内容主要是便贷、领取、施舍。在其后的归义军时期，这些业务活动在寺院仓库体系中表现的更为普遍，亦即仓库由寺院财产的储存所演变为集储存与管理为一体的管理机构。敦煌文书中保存有诸寺的会计文书，其中关于净土寺的常住什物历、常住斛斗入破历保存最为完整，下面就以净土寺的文书
①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4页.
②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111页.
③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93页.
④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95页.
⑤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85页.
⑥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67页。
⑦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82页.
⑧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96页.
⑨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35页.
为主，并兼及其它寺院的相关文书来分析这一变化过程。
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是一件完整的会计文书，记载了从甲申年正月一日至乙酉年正月一日间净土寺诸色入破算会情况，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移录部分如下：
1 净土寺直岁保护。
2 右保护，从甲申年正月壹日已后，至乙酉年正月壹日已前，众
3 僧就北院算会，保护手下承前帐回残，及自年田收、园税、梁
4 课、利润、散施、佛食所得麦粟油苏米面黄麻麸查豆
5 布氎纸等，总壹仟叁佰捌拾捌硕叁胜半抄。
（中略）
16 捌伯肆拾陆硕叁斗玖胜半抄麦粟油苏米面黄麻麸查豆布氎纸，承前帐回残入：
（中略）
27 伍伯肆拾壹硕玖斗肆胜麦粟油面黄麻麸查豆布等，自年新附入：
（中略）
35 伍伯叁拾玖硕肆斗肆胜麦粟油面黄麻麸查豆布等，自年新附入：
（中略）
245 壹伯陆拾捌硕陆斗捌胜半麦粟油苏面黄麻麸查豆等，沿寺修造诸色破用：
（中略）
440 壹仟贰伯壹拾玖硕陆斗肆胜半半抄麦粟油苏米面黄麻麸查豆布緤纸等。破除外应及见在：
（后略）①
本件文书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四柱结算方式，这种结算法的创立时间，前人多有论述。②关于四柱结算法就该文书内容可具体表述为：“前帐回残＋自年新附入－诸色破用=见在”。四柱结算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应用，是我国会计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提高了当时财务活动的效率，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文书中的核算内容基本上全为常住斛斗之属，包括上年盈余（前帐回残）、当年新入、支出（诸色破用）和结余（见在），一年一算会，当为净土寺甲申年正月一日至乙酉年正月一日间常住斛斗收入的全部，那么这些斛斗的管理机构又是谁呢？下面依据P.2049V的内容将这一年内净土寺的收入来源列表如
①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347～365页.
②杨际平《现存我国四柱结算法的最早实例—吐蕃时期沙州仓曹状上的勾覆所牒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82页；韩国磐《也谈四柱结帐法》，《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88～198页；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8月，第315-320、351-360页；李伟国《宋朝财计部门对四柱结算法的运用》，《河南师大学报》1984（1），第
下来讨论本问题。
由上表明了，净土寺西仓收入全为利润所得，并且对西仓麦、粟、豆的收入特别加以说明，这种现象在净土寺其它算会牒P.2040V、P.3234V（11）、P.2032V等文书中无一例外，且破支中凡属于西仓者亦俱特加标注，如前几件文书中有“西仓粟入”、“西仓麦入”、“西仓豆破”等。但无论是破支还是入收，西仓仅有麦、粟、豆，而其它未注明归属者除麦、粟、豆外，还有油、面、粗面、黄麻、麸、渣、布、纸、氎等，亦即这些斛斗一部分归西仓管理，另一部分统属于其它机构。这一现象在P.3234V（6）等文书中亦反映得非常清楚。
仔细爬梳整理敦煌文书中的寺院会计文书，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净土寺东库、库、常住库等的记载甚为频繁，如下表：
净土寺寺库名目多样，常住库与东库可能为同一指的，上表表明，其储存物除麦、粟、
豆、黄麻等初级原料外，还有油、面、麸、渣等成品或半成品，这些内容与前述未注明归属者相吻合，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前述会计文书中未详管理机构的斛斗可能属东库（常住库）所管。
前面已经提及，西仓斛斗收入全为利润所得，并且对其入破都要特别注明，而东库入支情况并无此举，原因何在？
依佛教经律的规定，寺院三宝物是可以出贷的。①《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以下简称《行事钞》）曰：“《十诵》，以佛塔物出息，佛言：听之。”②这就为寺院和僧尼放高利贷打开了方便之门，敦煌佛教寺院和僧尼成为高利贷者，敦煌文献中不胜枚举（如前引文书S.1475、P.3422、S.1291、P.2686等）。既然佛物、法物和僧物可以出贷生息，那么会计文书中的利润收入就可以理解为很可能是由敦煌寺院的常住斛斗出贷的结果。
同时，内律又规定，三宝财物不得互用。《行事钞》曰：“《四分》，瓶沙王以园施佛，佛令与僧等故。知三宝不得互用，便劝施僧，僧犹得供佛法也。”③不但三宝财物不能互用，三宝物出贷的利息收入亦不能互用，佛物息收归佛，法物息收归法，僧物息收归僧。《行事钞》卷中《随戒释相篇》云：“《十诵》、《僧祈》，塔物出息取利，还著塔物无尽财中；佛物出息还著佛无尽财中，拟供养塔等。僧物文中例同，不得干杂。《十诵》，别人得贷塔僧物。若死，计直输还塔僧。《善见》，又得贷借僧财物作私房。……。《五百问》云：佛物，人贷，子息自用，同坏法身。”④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佛教寺院，虽然在诸多方面并非严格执行佛教经律的规定，但其在某些方面亦会因循，起码在形式上如此。既然内律规定佛物、法物、僧物及它们的出贷利息收入都不能混杂乱用，特别是佛物的特殊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故而在敦煌寺院中，它们被明确地剔剥分离而各归其所。据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敦煌寺院中，起码在净土寺，西仓可能是佛物及其利息收入的储存处，而东库（或常住库）是僧物及其利息收入的储藏所，至于其它寺院，依佛教经律亦应如此，只是不一定以西仓、东库的固定名称表象而已（如S.1774、S.1642、S.1776中就有大乘寺的“北仓”），佛物、僧物及其它们的利息分别保存、各有所管则应无疑。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仓库不仅只是寺院财产的储存地，有时还作为寺院常住财产的管理机构直接经营借贷或便贷业务。如P.3234V《甲辰年（944）二月后沙州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S.6452（2）《辛巳年（981）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S.6542（4）《壬午年（982）正月四日诸人于净土寺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S.6452（6）《壬
①关于佛教经律对寺院财产的规定，何兹全先生在其论著《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中进行了详细论述。详见《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1934～198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1～157页.原载《中国史研究》1982（1），第67～68页.
②《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0《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第57页.
③《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0《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第56页.
午年（982）二月十三日于净土寺常住库内黄麻出便于人名目》、S.6452（7）《壬午年（982）三月六日净土寺库内便粟历》等，这些借贷和便贷业务均由寺院仓库直接经办。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注意到：吐蕃时期敦煌寺院财产的便贷，一般来讲，佛物向佛帐所便，如S.1475是向灵图寺佛物所便麦和青麦。而僧物向常住（或常住处）便贷，如S.6829（4v）是向永康寺常住处便麦，P.2686是向灵图寺常住处便麦。而到归义军时期直接向寺院仓库便贷则更常见。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可能只是程序上的简化而已，因为无论佛物还是僧物，它们都储存在寺院仓库之中，只不过在吐蕃时期分别由佛帐所和常住处管理，而在归义军时期可能有时由仓库直接经营，佛物所、常住处与寺院仓库在管理内容上是统一的，这一点可以通过S.1475（12v）得到印证。
1 □年三月二十七日，阿骨萨部落百姓赵卿卿，为无
2 种子，今于灵图寺佛帐家物内，便麦两汉硕。
3 其麦自限至秋八月内纳寺仓足。如违，其麦请
（后略）①
赵卿卿是向灵图寺佛帐所便麦，至归还时送纳寺仓，显见佛物保藏于灵图寺仓无疑，并由佛帐所管理亦是事实。
此外，我们注意到，在归义军时期，“常住处”与“佛物所”分别作为僧物和佛物的管理机构的功能依然存在，如P.2613中55至56 行有“小银泥旙子伍口，在索僧政院佛帐子内。”
②又S.0372《丁亥年（927？）正月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有“常住”记载，详见以下录文。
1 右合从丙戌年正月一日以后，至丁亥年正月一日以前中
2 间一周年沿常往（住）所用
3 总六百六十三石三斗一升七合油面麦粟麻滓粗面黄麻等
4 三百二十六石八斗七升麦
5 一百三十五石九斗三升粟
6 四十八石六斗三升黄麻
7 两石六斗七合油
8 一百七石九斗三升白面
9 三十八石五升谷面
10 一石三斗粗面
①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89页.
11 二石麻滓①
显而易见，“常住”在该时期作为僧物的管理机构的功用并未丧失，其管理的斛斗内容比较全面，除麦、粟外，还有黄麻、油、白面、谷面、粗面、麻滓，这与前论净土寺东库所管内容相一致。该文书暂不敢臆断是哪寺的入破历算会稿，若属净土寺，则更进一步证明前述净土寺东库是僧物的储存所和管理机构的论断的正确性。若不属净土寺，则说明前述观点在敦煌寺院具有普遍性。
敦煌文书中还有仓司（见S.5806）、常住仓司（见S.4701）、南仓司（见P.4694）、西仓司（见P.2032v）等的记载，它们有可能是负责寺院仓库的管理机构或寺仓的具体办公地点。兹据P.2032v（十一）试作一分析。
331 净土寺西仓司愿胜广进等。
（中略）
366 上件计得麦壹伯硕，计粟
367 伍伯玖拾捌硕柒斗，计豆贰
368 伯捌拾壹硕壹斗伍升。
369 得当年人上利麦及豆替贰拾叁
370 硕伍斗，得人上利粟及豆替伍拾贰硕贰
371 斗伍升，得人上利豆伍拾叁硕陆斗伍胜。
372两件通计得本利麦壹伯贰
373拾[叁]硕伍斗，得粟陆伯伍拾硕玖
374 斗伍升，得豆叁伯叁拾肆硕捌斗。
（后略）②
前面已经论及，净土寺西仓收入均为利润入，这些利润可能就是佛物出贷后的利息收入，且西仓为净土寺佛物的管理机构。由本件文书内容可知，西仓司愿胜广进经手的收入全为本利所得，这与前述观点是一致的，故西仓司可能就是具体负责西仓佛物出贷生息的机构，其职能与佛物所大致相当。又P.4694中10行有“南仓司祥法律阴法律二人”③；S.4701中第2行为“先执仓常住仓司法律法进、法律惠文等”④，则测知“法律”为仓司中主要负责人的僧职。
可见，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财产的管理机构有佛物所（有时亦称佛帐、佛帐所、佛物处等）、常住处（有时名曰常住）、仓司、常住仓司、南仓司、西仓司、都司（见后文）等，这些机构的设置，使得寺产的管理井然有序，从而保证了寺院生活的正常进行。
①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367页.
②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474～476页.
③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565页.
二管理人员
有了一套管理机构，就得有相应的管理人员来操作，通过对有关敦煌文书的检阅，可知在不同的机构、不同的经济活动中由不同的管理人员来主持运作，从而取得对寺院财产的有效管理。
《庚辰年（920或980）十一月算会仓麦交付凭》（S.5806）
1 庚辰年十一月就殿上算会，旧把仓僧李校（教）授、应会
2 四人等，麦除破外，合管回残麦陆拾壹硕肆斗柒升，
3 现分付新把麦人仓司惠善、达子四人等，一一为凭。
4 把麦人达子（押）
5 把麦人法达（押）
6 把麦法云（押）
7 把麦人惠善（押）
（后残）①
该文书表明寺库有专门的把麦人，在上届把麦人和下届把麦人之间有一交接手续，即将寺院仓库中过去支出与现存的财务数目登入交接凭据之中。把麦人的僧职似很高，如“把仓僧李校授”，但在归义军时期，僧官职位泛滥，谢重光先生指出“可能有的僧政、法律已成为虚衔”②，此处教授可能亦为虚衔，并非象吐蕃时期的“教授”那样位尊权重。在交接时，新把麦人还要在凭据上画押为证。
关于仓库的管理人员常见的还有“所由”或“所由法律”，并且所由有不同的级别，诸寺有所由，都司亦有所由，吐蕃时期的文书北图碱字59号《辛丑年（821）二月龙兴寺等寺户请贷麦牒及处分》（二）中都教授正勤的批语中之“所由”既指“都司仓所由”，而（六）中“付本寺所由”便指“龙兴寺所由”,并据此我们可知“所由”为寺院仓库收支的具体负责人，如P.3223《永安寺法律愿庆与老宿绍建相诤根由责勘状》就是仓司所由绍建因不与法律愿庆借贷寺仓谷麦而发生冲突的记载。在归义军时期，“所由法律”名称甚为普遍，这可能亦与当时的僧官泛滥有关，故在所由后附上“法律”一职。
寺院盘点财物时，在判官主持下，所由法律、寺院三纲（上座、寺主、都维那）、直岁及全寺徒众等共同进行，如下引点检文书S.1774《后晋天福七年（942）大乘寺法律智定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等。在众多的斛斗入破历文书中亦有尊宿、法律、判官、直岁、徒众等，如P.2974V、P.2049V。与点检历不同，入破历中不见寺院三纲，但既然全体徒众都得参予，①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346页.
那么三纲亦应不例外。全体徒众参加寺院财产的盘点、核算活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寺院在财政管理上的民主性。
在寺院财产管理中，执事僧直岁是最常见、最基层的管理者。但是直岁位轻任重，这在他参予盘点、核算等活动中得到反映，在寺产的核算活动中他的职能相当于今天的会计。①另外，北图碱字59号中有都教授正勤直接下给龙兴寺所由的判；P.2838（1）《唐中和四年（884）正月上座比丘尼体圆等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后有都僧统悟真之判，说明寺院的财产结算活动及其它经济活动有时要直接接受都僧统（吐蕃时期称都教授）的领导。姜伯勤先生指出：“都僧统（都教授）接受各寺的年度会计报告，批准各寺的年终决算。”②既然作为都司最高僧官的都僧统（都教授）对各寺院的财产核算进行着最终决策，那么都司亦是为敦煌寺院财产的最高管理机构。
敦煌寺院财产的管理者既有普通的把仓人、直岁、仓司所由等执事僧，又有寺院三纲、法律、判官等僧官，乃至敦煌地区都司的最高僧官都僧统，他们处于不同的职位，对寺院财产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寺院对寺产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故在选人时亦非常谨慎，为防止财产流失、被盗，寺院经律规定寺院必须选择诚实能净持戒者作为寺产的基本管理单位（如佛物所、常住处、仓库等）的管理人员。《行事钞》说：“故《宝梁》、《大集》等经云，僧物难掌，佛法无主，我听二种人掌三宝物：一阿罗汉，二须陀洹。所以尔者，诸余比丘戒不具足，心不平等，不令是人为知事也。更复二种，一能净持戒，识知业报。二畏后世罪，有诸惭愧及以悔心。如是二人，自无疮疣护他人意，如此甚难。”③如是敦煌寺院财产的管理者俱应是德操、修养兼备的僧官，抑或普通僧人，他们通过各司其职、分级管理对寺院财产进行着严密管理，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否认以权谋私现象的存在（详情见后文）。
三管理方式
前面讨论了敦煌寺院财产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我们了解到，这些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充分行使自己的职能与职责，对寺产进行着缜密的管理.但是,若要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 在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兼备的同时,必须具备一套高效可行的管理方式。
（一）出便
敦煌文书中有众多便物历,出便对象多样不一,有麦、粟、豆、黄麻,还有油、面等。有以个人名义出便的,如дx.1449《年代不明王法律出便于人名目》；北图83:1901《辛酉年（961）
①公维章、文澜《敦煌寺院中的会计——直岁》,《敦煌学辑刊》1997（2）.
②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第77、49页.
二月九日僧法成出便于人抄录》；P.2932《甲子乙丑年（964—965）翟法律出便于人名目》；S.4654(IV)《丙午年（946）金光明寺庆戒出便于人名目》等，这些便物历的出便利率皆为50%,但我们不易确定其是僧人个人财产还是寺院财产,故不详论。
便物历中有许多系关于寺院财产的出便,如S.5873V+S.8567《戊午年（958）灵图寺仓出便于人名目》；P.3234V《甲辰年（944）二月后沙州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S.6452(6)《壬午年（982）二月十三日净土寺常住库内黄麻出便于人名目》； S.6452(7) 《壬午年（982）三月六日净土寺库内便粟历》等,由于文书较长,恕不移录。这些文书的结构相同, 出便利率皆为50%（此利率仅是依据出便的本金和归还时的本利数来计算的，没有考虑出便期限，若将出便期限考虑在内，利率会有相应的变化）,均至秋归还,如S.5873V+S.8567《戊午年（958）灵图寺仓出便于人名目》第二行载：“当寺僧谈会便粟两硕，至秋三硕（押）”，①其中P.3234V、S.5873V+S.8567中每一出便名目后还要画押, 而S.6452(7)、S.6452(6)中并无此程序,这些便历一般还注明口承人（担保人）、见人等，可见在出便历中细节是较为统一严密的。
寺院通过出便常住斛斗的方式，一方面将常住百姓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一方面又通过高利贷获得巨额利息收入。
（二）借贷和贷
S.5845《己亥年（955）二月十七某寺贷油面麻历》、S.6452(2)《辛巳年（981）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政于常住库借贷油面麻历》、S.6452(4)《壬午年（982）正月四日诸人于净土寺常住库借贷油面麻历》等借贷历或借历中， S.5845中14行贺安定和弘渐下有画押，而其它地方均无画押亦无签字，但S.5945《丁亥年（987？）长史米定兴于显德寺仓借回造麦历》中既有指印又有签字。见下：
1 丁亥年四月三日，长史米定兴于显德寺仓借
2 回造麦壹佰硕（印）口承二判官（签字）六月十四日又显
3 德寺仓借回造麦十九硕，付硙户樊善友（签字）②
这一现象反映出在当时寺院财产的借贷历中手续并非严格统一，并且这些借贷（或借）历中无利息说明，但在一些贷绢、褐、布等之类的借贷契据中亦有“利头”的规定，并且若在规定之日不能按时归还，一般则要“于乡元生利”。这种贷契与前贷便契在结构上亦是基本相同的。关于“便”、“贷便”、“借贷”之间的区别比较含混，对此前贤早有论述③。而对这些
①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228页.
②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237页.
③参见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9页. 陈国灿：《唐
契据中的利息规定，唐耕耦、陈国灿、余欣、那波利贞、堀敏一等国内外学者有过精辟的讨论，见仁见智，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借贷历使得寺院财产的破支在有了精确的明细帐的同时，保证了寺产的追回而不致于流失。
（三）算会
敦煌会计文书中有众多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但大多残缺不全，笔者仅见到P.2049V为净土寺二件完整的算会牒，除前引文书《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外，另有《后唐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由于这些文书结构基本相似，内容大致相同，故我们以《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为代表来分析敦煌寺院对常住财产的算会情况。（录文见前）
如前所述，该文书是从甲申年正月一日至乙酉年正月一日间净土寺诸色入破算会，体例为一年一结算。结算的内容主要是关于麦、粟、豆、油、苏、米、面、黄麻、麸、查、布、緤、纸等，结算方式是：
上年基数＋当年收入－当年支出=当年结余
而当年结余在下一年又作为上年基数参与核算。在核算中，净土寺全体僧众都得参加，该文书末尾就有1位直岁、16位徒众、3位释门法律和1位老宿的签名，算会结束后，僧众在算会稿中签名画押，最后形成一篇上报会计牒。这种核算方式在当时敦煌寺院具有普遍性，如安国寺（P.2838（2））、报恩寺（P.2821）、大乘寺（S.1625）等，甚至都司下管理儭利分配的机构—儭司亦是如此（见P.2638）。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算会并非皆为一年一结算，如P.2821就是报恩寺从丁丑年正月一日至庚辰年正月一日三年之间的算会。
除了全寺统一进行的总结性核算外，一寺内还有就某一物品或个人所管的入破算会牒和入历、破历等，如S.5806是关于仓麦的算会交付；S.4702、P.3290为黄麻的算会；P.3234V （2）为油的入破历；P.3234V（9）系广进手上面破情况；S.1600（1v）为灵修寺麦破历；S.6829V 系因修造而斛斗、布等的破历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不赘叙。
通过定期的核算，对寺院常住财产的收入来源、支出方向及现存在总体上有了一个全面而细致的帐目，从而有利于寺院财政管理体系的平稳运行。
（四）点检
同常住斛斗的管理相似，敦煌寺院中常住什物的管理在交接时亦要由寺院负责人、徒众
全体一一清点，标明每件什物的现状（包括所在地点、新旧状况等），有的还要标明来历等。笔者所见敦煌文书中的点检历皆残缺不全，但通过拼接，我们还是能窥其基本面貌。S.1774《后晋天福七年（942）大乘寺法律智定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结尾残缺，而P.3495《后唐长兴元年辛卯岁（931）正月法瑞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恰巧仅有最后部分，现录部分如下：
S.1774： 1 天福柒年壬寅岁十二月十日，判官以当寺徒众等
2 就库内齐坐交割前所由法律智定，都维
3 保相、寺主永定性、典座保定、直岁戒性等一伴
4 点检分付后所由法律戒圆、都维坚固定
5 寺主□□典座永明、直岁□证等一伴
6 一一诣实，具列如后：
（后略）①
P.3495：（前略）
3 右通前件幡伞函柜铛鏊锅釜毡褥
4 家具什物等一一点检分付后寺主
5 定圆，具实如前。伏请处分。
6牒件状如前谨牒
7 长兴元年辛卯岁正月日法瑞状。②
以上两件文书拼合后基本上复现了常住什物点检历状的基本框架结构，参加盘点的人有判官、所由法律、寺院三纲、直岁及徒众，常住什物在寺院全体僧众一一清点后，由上任交管下任，同时还要就点检情况形成一篇上报牒文。
由算会稿、点检历的情况来看，在敦煌寺院中对常住斛斗的来源、收支数量、用途及常住什物的来龙去脉都记录的非常仔细，反映出当时敦煌寺院对寺产的管理是相当严格有序的。即便如此，僧官、寺院三纲和职事僧等有权势的僧人占有寺院财产的现象依然存在。如P.4908中11—17行所欠本寺常住什物的寺主有保惠、员会、明信、教珍、保藏、法清、法林，还有惠索僧正③；又P.3290中4—5行有“法律惠兴、寺主定昌、都师戒宁三人欠黄麻陆硕三斗伍升壹合，又僧正员行欠换油黄麻硕。”④
概言之，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财产的管理是相当严密而成熟的。依佛教经律将寺院财产分而置之于不同的机构管理，不同的管理机构配置相应的管理人员，并采用四柱结算法、贷
①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17页.
②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16页.
③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第36页.
便、算会、盘点等方式对寺院财产进行核算与监督，从而形成纵向上由凌驾于诸寺之上的都司到寺院佛帐所、常住处、仓库、仓司等，由都僧统到普通直岁，横由各种核算监督方式纵横交错的管理网系，最后确保了寺院财政收支的平衡和僧尼经济生活的稳定。
文献学
文献：文献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像、声音等为主要记录手段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载体。“文献”一词出自于《论语八佾》篇中，（先秦）“文”与“献”是两个词，“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特指博学多闻、熟悉礼仪掌故的人。（汉唐以后）“文”是叙事的依据，“献”则是论事的依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对“献”的解释已经与本义发生变化，“献”的含义已日益向“文”转化。自此以后，人们对“文献”的概念，逐渐变为专指文字记载的东西。1983年7月2日发布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把文献规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我们对文献的定义是（见句首）。与传统的“文献”含义相比较，现代“文献”含义不仅包罗了传统意义上有文字记载的一切图书资料，掌握某一方面知识技艺的专门人才，还囊括了现代所有的知识记录和信息载体。 作用：文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之一。文献具有存储信息、传递信息两大基本功能。 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典藏传播、整理利用以及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进而探索其特征和规律的学问。其任务在于为各种学术文化的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尤其要为历史学的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古代多属于校雠学的范畴） 文献学的成就：1.廓清后世对经书的误解和歪曲 2.钩稽考证汉人经说 3.撰著新疏新解4.汇释群经（《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 甲骨文献：又称“卜辞文献”，是殷人占卜的记录，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王懿荣是甲骨文献价值的第一位鉴定人。刘鹗《铁云藏龟》，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专书。 金石文献：分别是指以金属和石质材料为载体的文字记录。金文文献：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始于夏商，盛于周代。石刻文献起源大体与金文文献同步。石经是儒家经典的大型石刻文献。始于汉魏，绵延到清代，内容由“七经”发展到“十三经”。墓志碑刻是古代石刻文献的主体，现存最早的碑刻文献著录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金石学：对各种青铜器和石刻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学问。 经部文献：包括儒家经典“十三经”、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各种注释阐发之书以及为解经需要而衍生的各种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典籍。 十三经：儒家十三中经典的合称。十三经的概念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其发展演变过程是:汉代把《易》、《诗》、《书》、《礼》、《春秋》立于学官，名“五经”（“熹平石经”）；唐代增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四种，名“九经”；唐文宗开成间刻石于国子学，又增加《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开成石经”）；到宋代，复增《孟子》，合称“十三经”。“十三经”是经部文献的核心，是集我国古代儒家经典之大成的总集。 十三经注疏：汉代及魏晋时代学者对十三经所作的注和唐宋时代学者所作的疏，合称“十三经注疏”。 二十四史：形成过程是：“前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
纪念敦煌艺术与学术先辈大师史苇湘、欧阳琳伉俪
纪念敦煌艺术与学术先辈大师史苇湘、欧阳琳伉俪 神圣的使命执着的企求——纪念敦煌艺术与学术先 辈大师史苇湘、欧阳琳伉俪 敦煌研究院马德2017-3-20 （一） 史苇湘先生与欧阳琳先生在兰州家中敦煌研究院的老辈专 家史苇湘、欧阳琳伉俪，先后于2000、2016年的岁首，扔下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敦煌事业而撒手人寰。作为后学，缅怀二位老人的丰功伟绩，追忆与他们一起度过的岁月和受到的教诲，思念之情久久不能释怀。 1956年9月，史苇湘、欧阳琳在修画稿 1943开学不久，被后世誉为国画大师的张大千先生带着他和弟子们在敦煌两年零七个月的石窟壁画临本，在成都举办“临抚敦煌壁画”展览；大千从四川艺专借调了部分学生进行了短暂培训后充实为展览的讲解员，史、欧二位有幸参与，这就让他们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也为他们的结合奠定了基础。史苇湘后来说：“在我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可以比拟，当时我回忆起1943年在成都为张大千先生“临抚敦煌壁画”展览会上服务时，见到那些大幅壁画临本，如何使我动心，大千先生对我说'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也许就是这一点“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造
成我这近五十年与莫高窟的欲罢难休……”所以两个人在艺专毕业后谁也没有犹豫，直接奔赴敦煌。 欧阳先生是1947年按期毕业后先到敦煌，史先生则是因为1944年参加远征军奔赴中缅抗日前线，一年后回学校于1948年完成学业直奔敦煌的。共同执着追求和神圣使命，成就了他们共同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让他们为敦煌、为艺术、为国家和民族贡献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也为后来的学子艺匠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2017年3月20日，史苇湘、欧阳琳两位先生的骨灰安放在莫高窟前今逢丁酉清明前夕，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为史、欧二老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之际，在之前撰写的有关纪念文章的基础上，草拟此文，以志纪念。 （二）我是1978年10月在赴敦煌工作途中与史先生相识的，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敦煌人。史老师作为老一辈的敦煌研究专家，在为人、治学方面所表现的崇高品德和献身精神，以及他给我在学业上的精心指导和谆谆教诲，永远激励我在人生道路上开拓进取。 1955年，史苇湘先生在莫高窟第285窟临摹壁画 史苇湘老师1924年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市，青少年时代一直在求学，十八岁开始学习绘画艺术。1948年8月，24岁的史苇湘，怀着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炽热之情，践行与欧阳琳的约定，来到远在大西北沙漠中的敦煌，开始了他一生执
中国古代书法史
中国古代书法史，从东晋王羲之开始，直至清代康乾时期碑学兴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王羲之的影响史。近些年，已有论者借鉴接受美学的一些方法，对王羲之影响史（或称“接受史”）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超越了传统“帖学”研究的范畴，给中国古代书法史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不过，这种研究目前主要仍停留在王羲之书艺，或者说书法创作影响的范围内，很少关注王羲之对书学思想发展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实际上是王羲之影响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本文拟在王羲之影响史的框架内，就王羲之与书学思想发展的几个关键性问题进行探索，即书法本体论、书法笔法论、王羲之书法风格论等。 一、王羲之与书法本体论 中国古代书学肇始于东汉班固《与弟（班）超书》中的草书评论，发展到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并序》而进入初步“自觉”，主要关注书法艺术的形态美。当然，这一时期也出现某些关于书法艺术内涵的论述，如东汉崔瑗《草书势》关于欣赏草书形态美的联想涉及到人的情感，三国东吴皇象《与友人论草书》关于草书创作时“心欢娱”的要求，西晋成公绥《隶书体》提出书法艺术的“意”等等，但总体上看，这些“情”、“心”、“意”论述不够明确具体，大体属于书写时心理层面。 到东晋王羲之（303—361）出现了重大突破，他写于晚年（53岁以后）的《尚想黄绮帖》首次明确的将书法艺术与人生境界、人格理想的追求联系起来。敦煌遗书王羲之《尚想黄绮帖》（斯3287写本）云： 尚想黄绮，意想疾于繇，年在襄。吾（斯214本有“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之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也。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好之绝伦，吾弗及也。 《尚想黄绮帖》文本是今存王羲之最可靠、最重要的书学文献，集中陈述了他的书学思想，联系到今存王羲之尺牍文献中数条提及书“意”的言论，可以把王羲之书学思想概括为“玄礼双修”（或“儒道兼综”），这是对西晋以来“书意论”重大发展。笔者对《尚想黄绮帖》已有详细讨论（1），不再赘述。这里想强调的是，直至王羲之，中国古代书学中的书法本体论的核心才得以确立，“玄礼双修”的人生境界、人格理想是书“意”，或者说成为书法作品的意蕴的核心。书艺“由技近乎道”这个命题可以分作“外部”与“内部”两个层面：“外部”社会文化层面，三国曹魏韦诞提出“草圣”说，意味着张芝草书可以成为“不朽”；而“内部”书艺自身层面，东晋王羲之则提出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与书艺追求相联系，意味着这种超越性可以成为“书意”之内核。 王羲之尺牍资料尚有数条论书文字：
敦煌书法
敦煌书法 一、概述 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自从一九 OO 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重视。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敦煌书法范围教广，一般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为主，另外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 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 4 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楷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寿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 17 帖临本 3 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 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有三叶残卷，颇令人注目。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对笔划的比例关系，粗细、长短、宽狭、字与字的大小关系都有详尽和精辟的论述。其二和其三为王羲之书论，"笔势论"残卷，为民间传说中的王羲之书论抄件。
敦煌写卷中的硬笔书法，是书法史未曾记载的民间创造。这里所谓硬笔，当时为木笔或苇笔。从甘肃出土的实物来看，硬笔尖端劈为两瓣，完全与今日的蘸水钢笔尖相同。这说明我国硬笔书法自古有之。 由于敦煌在历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据过，因此，在遗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有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这些写卷均系毛笔或硬笔书写，相当工整流利，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在敦煌莫高窟 492 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贵墨迹。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 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 17480 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汉代简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敦煌文书
敦煌文书《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月时景仪》初探 一、文书信息 该文书编号为p.2042（背），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全文（残）二十五行，行字不等，共574字，整幅书于同一纸上，字迹虽不甚工整，但对于较好释读全文尚无大碍。 该文书题为一卷，实际是写至一半而止，篇末同纸另写有佛经四行，内容与该文书无关。该文书性质为书仪，内容是亲家双方的往来书信用语。 二、释文 1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月时景仪一卷并序 2若夫立身之道，以礼为先，敬爱其亲，谦恭是本。故《礼记》云：“礼经三百， 3威仪三千，道德二仪，非礼不威；教训正俗，非礼不备。”若夫长幼婚姻， 4岂无褒誉？临时怆悴，目不知所措。今撰编次汉明，节候寒温，对答 5往来，具陈于后。正月，首春，犹寒。主人先叙云：“三阳初发，同 6庆新年，暄景向林，寒风渐散，蒙赐婚眷，敢慕高门，不胜戴荷。客答云： 7“节气共同，清阳之首，万物含春，暄景尚林，余寒渐散，幸蒙高眷， 8许接清颜，得诣门庭，不胜战悚。”二月，仲春，渐暄。主人先叙云： 9“春仲和景，百草争新，柳色含春，梅花艳变，蒙赐婚眷，喜接清颜，贵 10客来过，不胜戴贺。”客答云：“节气共同，清阳叙中，应节和风，景 11色辉林，花开俪色，持奉高德，喜接清颜，不胜战悚。” 12三月，季春，□寒。主人先叙云：“清阳来景，瑞色含辉，渌柳 13垂條，花开艳□，蒙赐婚眷，贵客来过，不胜贺戴。”客答云：“ 14节气共同，时当春末，柳絮飃飗，蝶蜂游花，光鲜物丽，蒙赐婚 15眷，得诣高门，不胜战悚。”四月，孟夏，渐热。主人先叙云：“朱明首 16夏，渐向炎光，鸟转□林，□绿居树，蒙赐婚眷，贵客来过，不胜戴贺。” 17客答云：“节气共同，时当首夏，渐向炎光，□转清拔，蝶气黄业，忽 18 □颜色，战悚难胜。”五月，仲夏，盛热。主人先叙云：“夏中之节，暑气 19炎毒，蒙赐婚眷，喜接清颜，贵客来过，不胜战悚。”客答云：“节气共同， 20时当炎毒，太阳艳□，蒙赐婚眷，得诣高门，不胜战悚。”六月，末夏，暑热。 21主人先叙：“朱明末景，炎气飃飗，三伏热□，蒙赐婚眷，贵客来过，不胜戴 22贺。”客答云：“时候共同，时当炎□，暑气林交，向逼□□，朱明叙末，得诣 23高门，不胜战悚。”七月，孟秋首，余热。主人先叙：“□□□节， 24风散余炎鹊应天河蝉声□起蒙赐婚眷贵客 25不胜戴贺。”客答云：“时候共同，时当秋首……。”（下阙）
敦煌石窟简介
敦煌石窟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掠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1924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其中一些贪官私藏了一些，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最后只剩下八千多件了 敦煌壁画以北朝和唐代为最盛。北朝壁画多“本生故事”，宣扬一种彻底的牺牲精神。北朝的时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民生多灾多难，备受苦难的人民把理想寄托在这些佛教理义上。到了唐代社会安定，壁画宣扬的良辰美景恰是对盛唐繁荣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折射，作品充满健康、乐观的情调。 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石窟中以莫高窟建窟最早，内容最丰富。其余石窟,均系莫高窟的分支,西夏和元代的作品还可补莫高窟之不足。敦煌石窟上起十六国，下迄清1000余年间连续不断，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敦煌石窟艺术体系。 莫高窟的主要艺术成就是塑像和绘画。这里的塑像是泥塑，不同于云冈和龙门的石像。这主要是因为三危山石质较粗，不能凿成佛像，所以工匠们才用泥塑。相传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而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年代应为北凉（5世纪初），此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由历代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累积完成，因而也呈现出不同时代的风格。北魏时期的塑像，体格高大，额部宽广，鼻梁高隆，眉眼细长，头发呈波浪状，袒露着上身，留下了印度艺术的浓重印记。隋代的塑像，面相丰满，鼻梁相对稍低，耳朵相对加大，脸部线条柔和了，整个身体比例虽然还不尽相称，但已中国化了，体现出一定的民族风格。唐代，莫高窟的雕塑达到了顶峰。这些雕塑完全抛弃了模仿痕迹，面容温和慈祥，神情庄严从容，服饰华美。天王像表现了男子的健美，让人感到威严、正直、勇猛、坚毅；菩萨像身段秀美，面庞圆润，嘴角带着微笑，胸臂袒露，衣裙轻薄，形象酷似现实中的妇女。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举世闻名的佛教遗址，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前临宕泉，东向三危山。据唐代碑文记载，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至十四世纪，边续千年凿窟造像不断。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各个朝代，形成南北全长1680米的石窟群，共存洞窟700多个，其中有彩塑和壁画的洞窟492个，彩塑20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木构窟檐五座。莫高窟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宏大、历史最久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良好的佛教遗址。 莫高窟各窟均由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综合构成。洞窟建筑形式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佛龛窟、佛坛窟、大像窟等。塑绘结合的彩塑主要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像等。壁画内容丰富博大，分为佛教尊像画、佛经故事画、佛教史故事画、经变画、神怪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等七类，是古代社会历史形象的反映。精美的彩塑与壁画系统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及其传承演变。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科技价值。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出土了四至十四世纪的文书、刺绣、绢画、纸画等文物4万余件。其中文书，大部分是汉文写本，少量为刻印本。汉文写本中佛教经典占90%以上，还有传统的经史子集，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官私文书"等。除汉文外，还有古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敦煌文书的发现是研究中国与中亚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文学、艺术、科技等的重要资料。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后历经劫难，大批敦煌文物与石窟中的一些壁画和彩塑，先后被英、法、日、俄、美等国的盗宝者劫运国外，流散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图书馆与博物馆。这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本世纪初以来，以藏经洞出土文书与敦煌石窟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在全世界兴起，已成为当今国际上的一门显学。莫高窟，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944年，在莫高窟设立了保护研究的专门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大为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敦煌文献概述(20210217035908)
敦煌文献概述 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 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瓜沙二州离得不远。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行政单位叫归义军。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不光指莫高窟。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河对岸就是三危山。（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 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 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 米左右。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 。八国联军进北京。8 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出了敦煌，分两路。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
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事迹
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事迹“老先生们几十年如一日，把一切献给了莫高窟，没有对事业的诚挚追求是做不到这样的。几代人持续谋事，成效得到世界关注。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精神，也是对我们的鞭策。国家对文物工作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我们基层文物工作者有信心、有决心把事业干好。 兰州市城关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侯舜元说：”一代代莫高窟人甘坐冷板凳，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作为共产党员，我们更应该在工作中只问付出、脚踏实地，全心全意做好就业服务工作。 莫高窟人的先进事迹坚定了敦煌学研究新力量前进的决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魏睿骜说：”老一辈敦煌学者的责任担当令人感动。他们甘愿放弃国内外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来到贫瘠的土地挥洒汗水。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治学的坚韧，也看到了敦煌学人在文化复兴中肩负的责任。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会以老一辈工作者为榜样，继续为敦煌学研究添砖加瓦。 初心和使命，就是理想、信念、宗旨，就是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就是奋斗精神和优良作风。作为基层农村工作者，不忘初心践使命，投身基层献青春，在星星之火的理论中释放光热是我们的共同初心。作为新时代基层青年干部，我们都是在追梦路上赛跑的人，我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没有终点，我们永不停息。 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事迹观后感范文五 76年来，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莫高窟人奋发进取，敦煌文物保护利用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他们用实践总结出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起初只有18
人的机构现已发展为1500多人，管理的6座石窟地跨千余公里，保护、研究、弘扬各项事业稳步推进。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几代人薪火相传，择一事终一生。他们的感人事迹宣传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认为，敦煌文物保护利用群体大力弘扬和践行爱国奋斗奉献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接续奋斗，充分彰显了为国为民奉献的家国情怀、为事业无怨无悔坚守的敬业品格、为文化传承发展拼搏奋斗的执着追求，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许多文物保护工作者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以几代敦煌莫高窟守护人为榜样，扎根基层、潜心钻研、矢志奋斗，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
甲骨文与甲骨文书法艺术
汉字是民族文化的“脊梁骨”，是民族文化之根。甲骨文是早于篆籀、青铜铭文的古文字。是“千年神甲、文字始祖”，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与埃及的纸草文、巴比伦的泥版文书等同为人类社会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纸草文字和泥板文书都已失传，而中国的甲骨文，在失传近3000年后，直到1899年在河南安阳的殷墟破土重现。 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因所刻多为卜辞，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因发现于安阳小屯村一带殷墟，又称殷墟文字；是商王般庚迁殷以后到纣王亡国时的遗物，距今已3600多年的历史。 甲骨文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它以象形、假借、形声为主要造字方法。今天的汉字，仍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备后代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从语法上看，甲骨文中有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其句子形式、结构也与后代语法基本一致。 目前出土数量在15万片之上，出土的单字共有4500个，已识2000余字，公认千余字。 一八九九年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它和本世纪初面世的敦煌写经、汉晋简牍和内阁大库档案，被誉为我国近代新史料的四大发现。 一甲骨文发现 三千年前，安阳市西北25公里的小屯村正是晚商都城。商朝第20位的帝王盘庚、从山东“奄”(今曲阜)迁都到“殷”，当年的殷都，到处是雄伟的宫殿和巍峨的宗庙，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约在公元前一零四六年，武王联合诸侯伐纣，商纣王牧野兵败，逃至鹿台自焚而亡。从盘庚到纣王，商王室在此共传八代十王。历经273载，史称殷朝，亦称殷商。周灭商后，国都他移，小屯一带的繁华王都逐渐荒芜，光华闪烁的商文化被淹没地下，沦为一片废墟，后人称“殷墟”。 安阳殷墟鸟瞰图 星移斗转，岁月流逝。3000年过去了，清末小屯村人，耕耘土地时，常翻掘出一些骨片，不知为何物，因胛骨较大，近代无此兽类，遂称为“龙骨”，有一个农民叫李成，身上生了许多疥疮，又疼有痒，没钱医治，无意中，捡起人们随手扔掉的白龙骨片，用力捏碎，竟然成了白面面。李成把白面面撒到自己身上生疮的地方，很快就被脓血吸收了。说来也奇怪，身上的疥疮竟然好了。这下李成高兴了，他把乡亲们扔掉的白片片收集起来，跑到几里以外的城里去卖。他告诉中药店的掌柜的，这东西是药材，能治疗疥疮和外伤。李成第一个发现龙骨并卖给药店治疗疟疾和创伤，一斤仅值六文钱。
敦煌文献概述修订稿
敦煌文献概述 Document number【AA80KGB-AA98YT-AAT8CB-2A6UT-A18GG】
敦煌文献概述 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 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瓜沙二州离得不远。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行政单位叫归义军。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不光指莫高窟。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河对岸就是三危山。（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米左右。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八国联军进北京。8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出了敦煌，分两路。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很有异域特色。敦煌萧条是因为西夏的占领。不让你往外运了。宋以后的丝路就断了。元明就更不行了，管都不管了，算外国了，控制不了就把边界把里收，到清朝，才往外开。但也没开到唐朝的范围。现在的疆域规模基本上是清朝奠定的。）王道士，没什么文化，认几个字。修缮洞窟，积功德，把老壁画泥上再画上新的，岂有此理，他不懂老的壁画有多值钱。他还把很多个洞窟打通了。我们现在去看是有云梯的。开通通道破坏了很多壁画。不是他一个人干，还有两个小喇嘛，你看，他们这小团队也是多元的。（此处有笑声）。
敦煌文献库
敦煌文献库 内容简介： 敦煌文献库是专门收录敦煌汉文文献的大型古籍数据库，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 上个世纪初于敦煌莫高窟发现、而后流散世界各地的数达5万件之多的汉文和藏文、梵文、于阗文、回纥文、吐火罗文文献，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奇珍。不仅使大批亡佚已久的古文献重现于世，更在世界范围内有力推进与中世纪中亚和中国相关之歴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以及文化艺术之研究，并形成国际性显学---敦煌学。 敦煌文献库辑录现藏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英、法、俄、德、日等国之敦煌汉文文献3万余件，分为佛书编（佛教经卷）、遗书编（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写本）、文书编（官文书，私文书及寺院文书残卷），各据原件照片或复印件制成高精度的数码影像，并以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制成保留原件所有信息的数码全文，采用还原式页面，逼真再现敦煌文献的各种复杂书式，包括眉批、夹注、图表、标记及怪僻字、重迭字、翻转字、涂抹字等。总计全文超过1亿字，影像超过30万页，数据总量约100G。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实现毫秒检索只字不差，图文对照逐行可勘，整理标注随心所欲，编辑下载按键即得，为研究利用敦煌文献开出新生面。 技术标准： 页面显示：还原式全文页面，逐页对照原版影像 检索路径：分类检索（类、目） 条目检索（题名、时代、作者、篇目） 全文检索（任意字、词、字符串） 高级检索（进阶、逻辑、关联） 研读功能：放缩（影像放大阅读） 全屏（影像全屏阅读） 去灰（影像去除灰度阅读） 翻转（影像旋转180度阅读） 连缀（影像前后页连缀阅读） 设置（全文设定版式和字体） 标注（全文添加标点和批注） 书签（全文添加书签和分类管理） 打印（全文打印） 下载（全文编辑拷贝） 辅助工具：研究提示（查找相关研究成果） 常用字典（查找难字读音及释义） 采用字库：方正楷体S-超大字符集 适用环境：Windows8/7/vista/XP/server2003/2008 出版信息 敦煌文献库分为五集，自2011年至2016年陆续出版，（初集已出）
旅游景区数字化管理系统研究——以敦煌石窟为例
目录 旅游景区数字化管理系统研究——................................错误!未定义书签。以敦煌石窟为例................................................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1章前言...............................................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2章旅游景区数字化管理研究.............................错误!未定义书签。 旅游景区数字化的概念.................................错误!未定义书签。 数字化景区的两种资源管理模式.........................错误!未定义书签。 T-ERP旅游景区资源管理系统...........................错误!未定义书签。 T-GIS景区旅游地理信息系统...........................错误!未定义书签。 国内景区数字化管理研究的现状.........................错误!未定义书签。 第3章敦煌石窟数字化管理现状研究.........................错误!未定义书签。 敦煌壁画的数字化工作实践.............................错误!未定义书签。 数字技术与文物保护...................................错误!未定义书签。 壁画信息保护..........................................错误!未定义书签。 壁画保护现状调查......................................错误!未定义书签。 保护研究模拟..........................................错误!未定义书签。 数字技术与石窟管理....................................错误!未定义书签。 数字莫高窟...........................................错误!未定义书签。
敦煌书法
自从一九OO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敦煌书法范围教广，一般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为主，另外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 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4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楷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寺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17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 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有三叶残卷，颇令人注目。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对笔划的比例关系，粗细、长短、宽狭、字与字的大小关系都有详尽和精辟的论述。其二和其三为王羲之书论，笔势
论残卷，为民间传说中的王羲之书论抄件。 敦煌写卷中的硬笔书法，是书法史未曾记载的民间创造。这里所谓硬笔，当时为木笔或苇笔。从甘肃出土的实物来看，硬笔尖端劈为两瓣，完全与今日的蘸水钢笔尖相同。这说明我国硬笔书法自古有之。 由于敦煌在历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据过，因此，在遗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有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这些写卷均系毛笔或硬笔书写，相当工整流利，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在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贵墨迹。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 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
华中师范大学《书法艺术赏析》答案
一. 单选题（共20题,共40分） A.行草 B.楷书 C.篆书 D.隶书 A.王次仲、王羲之 B.王羲之、王献之 C.王旷、王羲之 D.王导、王羲之 A.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 B.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 C.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 D.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A.卫氏世家 B.索氏世家
C.陆氏世家 D.王氏世家 A.“第一草圣” B.“第二草圣” C.“书圣” D.“小圣” A.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B.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 C.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 D.祝允明、文徵明、陈道复、王宠 A.“草圣” B.“书圣” C.“初唐四杰”之一 D.“唐宋八大家”之一 8. 下列人物中，（）曾到日本研究书法。（）（2分）
A.莱布尼茨 B.马克?托比 C.梵高 D.威尔逊 A.晋祠铭 B.晋书，王羲之传论 C.论书 D.艺文志 A.抵制外敌 B.“笔谏” C.无心仕途 D.书不传外夷 A.行书 B.草书 C.楷书
D.隶书 A.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 B.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C.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 D.以上选项都不正确 A.张旭、怀素、王羲之、王献之 B.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 C.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D.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宠 A.书圣 B.小篆之祖 C.草书圣手 D.四贤之一 A.楷书基本用笔方法
B.行书用笔方法 C.隶书用笔方法 A.楷帖 B.草帖 C.隶书 D.行书 A.长沙马王堆汉代帛书 B.长沙国南部图 C.驻军图 D.导引图 A.《大唐中兴颂》 B.《麻姑仙坛记》 C.《争座位贴》 D.《祭侄文稿》 19. 颜真卿书体被称为“颜体””，与（）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2分）
敦煌医学文献
敦煌医学文献 以甘肃敦煌莫高窟所藏医学卷子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隋唐及其以前的医学文献。 以甘肃敦煌莫高窟所藏医学卷子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隋唐及其以前的医学文献。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40 000余件手写本和少量的木刻本。国内外学者视这批文献为珍宝，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整理研究，成果斐然，以致形成了新兴的国际显学——敦煌学。医学文献只占敦煌文献的很小一部分。自敦煌文献发现之后，我国又陆续在新疆、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发现了许多古卷子写本，其中也有少量的医学文献。现代学者一般将它们归入敦煌医学文献进行研究。 目前敦煌文献除北京图书馆藏有一万余卷之外，其余都为当时英、法、俄、日等国探险者所获，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以及德国、俄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据马继兴研究，现存于国内外的敦煌医学卷子约有93种，其内容涉及医经、五脏、诊法、伤寒、医方、本草、针灸、养生等方面。这些医学文献的年代多撰成于六朝及其以前，也有部分系隋唐时期的医学文献。这些文献中有许多长期失传的医药古籍，以及一些流传至今的古籍最早的传写本。它们最能反映早期医学文献原貌，因而对研究中国医药发展史，澄清医药文献的部分疑难问题，以及对校勘、补缺和探求宋以后木刻本的源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五脏论”一类的文献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已著录多种，但宋以后已罕见原书。因此，后世对这类以讨论脏腑学说为中心的古代医书原貌知之甚少。敦煌出土的《张仲景五脏论》、《明堂五脏论》、《耆婆五脏论》等，使古代脏腑理论研究有了新的依据。 医方本草是敦煌医学文献的主要部分。出土的张仲景的<伤寒论>卷子残卷，其文字内容更接近原始原貌，可以用来校正宋代以后通行的各种《伤寒论》刊本之疏误和遗漏。敦煌出土的卷子本草类著作有9种之多，其中《本草经集注》残卷保留了将《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用朱、墨分书的原始形态。唐代政府组织编撰的<新修本草>，以及唐代孟诜《食疗本草》的残卷，为现代辑佚复原这些本草名著提供了珍贵材料。此外，20余种医方残卷记载了丰富的病种和所用药方，可以充分反映唐以前医家宝贵的临床经验。 20世纪有关敦煌医学文献的研究日益增多并不断深化。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少数敦煌出土的医药专著。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研究者们在原始资料的复制方面致力尤多。随着世界敦煌学的发展和复制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对敦煌出土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从而促进了敦煌文献的研究。90年代以来，中国有关敦煌医学文献的系统研究蓬勃开展，出版了《敦煌古医籍考释》等多种学术专著。目前，敦煌医学文献的研究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向纵深发展。
敦煌遗书考试题
什么是敦煌遗书 1900年6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在我国甘肃省敦煌县东南莫高窟发现。发现人王圆箓（1849—1917），湖北麻城人，清光绪年间在河西地区当兵。离军后，受戒为道士，长期住在莫高窟，时时募化一些银两，用以修缮洞窟。22日这天，他和募工在清理第16窟甬道的时候，发现甬道墙壁中空。经尝试挖掘，发现一个隐藏的洞窟。在这个封闭的洞窟内，装满4至11世纪间多种文字的文献，其中90%以上为佛教典籍，其他文书典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历史、宗教、科技等多方面。类型包括写本、刻印本、捺印本、拓印本。语种包括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時代跨越南北朝、隋唐、吐蕃统治时期（786—848）、归义军统治时期（唐末至北宋初）。学术界初期在描述这些新发现的文书典籍时，统称之为“敦煌遗书”，沿用至今。 藏经洞的发现，轰动了海内外。消息传开后，英、法、俄、美、日等国所谓“探险家”闻讯而来，采用不正当手段，将大量敦煌遗书、绢丝织品及壁画雕塑掠运国外。1910年，清学部命甘肃学台将藏经洞内所有遗存“悉数运京”。解运途中，监守自盗，敦煌遗书再次遭劫。 敦煌遗书的数量，据学术界初步统计，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6万余号；中国其他单位散藏3千余号；英国1.4万余号；法国4千余号；俄罗斯1.9万余号；日本近2000号；印度、西欧、北美也有少量收藏。以上全部数量相加近6万号，其中包括大量撕损、断裂的残片；如果将有关残片相缀合，敦煌遗书的总数大约近3万件。 千字文与大藏经、敦煌遗书编号 《千字文》是我国优秀的启蒙读物，它用一千个汉字勾勒出完整的中国文化史的基本轮廓，代表了中国传统教育启蒙阶段的最高水平，流传甚广，家喻户晓。《千字文》四字一句，句句押韵，前后贯通，音韵谐美，内容涉及天文、自然、修身养性、人伦道德、地理、历史、农耕、祭祀、园艺、饮食起居等方面，是一部袖珍的知识百科全书。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由于佛经的翻译越来越多，晋宋以后就产生了许多经录，著录历代翻译的佛经。在现存许多经录之中，以唐代智昇的《开元释教录》最为精详。该书著录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经五千零四十八卷。后来的《开元释教录略出》首先使用梁周兴嗣次韵的《千字文》编号，每字一函（又称一帙），每函约收佛经十卷。《千字文》自「天」字至「英」字，共四百八十字，每字一函，合四百八十函。以后历代刻藏，相沿不改，使汉文大藏经的规模基本定型。敦煌遗书入藏国家图书馆最早也是使用千字文来编目。 敦煌遗书作伪的几种方式 （1）原卷不伪，题记伪；（2）纸张不伪，文献伪，即利用敦煌古纸制作的伪卷；（3）利用现代纸张制作的伪卷，纸张、文献均伪。 敦煌遗书的断代方式 可从题记、纸质、书法、内容、避讳、武周新字等方面来对敦煌遗书进行断代。北朝写本书法带有隶意，南朝及隋唐写本为楷书，间有行书草书。八世纪末至九世纪，有木笔书写的卷子，九世纪后期出现了经折装及册子本。 归义军政权及其历史贡献
敦煌文献中三种植物新考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a17330948.html, 敦煌文献中三种植物新考 作者：王守云 来源：《丝绸之路》2013年第22期 [摘要]敦煌文献中记载了许多人工栽培或野生的植物品种，也有一些域外引进品种，其籽粒可供食用或作饲料，也可入药。本文对敦煌文献中记载的三种植物草子、荜豆、豆进行了分析考证。 [关键词]敦煌文献；草子；荜豆；豆 [中图分类号]K92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2-0014-03 一、草子 在敦煌文献中，有几件关于唐代沙州仓曹的会计牒，记录了不少可以食用的“草子”。如P.2763《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肆拾叁硕玖斗肆升肆合叁勺草子。”P.2654《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壹阡柒拾捌硕肆斗肆胜肆合贰勺草子。”这些关于草子的记录，说明它是敦煌当地人们的食物原料之一。 在敦煌文献中，草子又叫野谷，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野谷”条记载：“右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野谷生于武兴川，其苗藜高二尺以上，四散似蓬，其子如葵子，肥而有脂，炒之作■，甘而不热，收得数百石，以充军粮。”这是记载武周时期，敦煌收武兴川之野草子以充军粮之事。根据上述有关这种草子性状的描述，我们可以断定其就是古代史书中常说的东蔷，又叫做登相、登厢、登粟，在甘肃河西一带被称为沙米，生长在干旱的沙漠中，形状如同蓬草，色青，耐旱，叶子窄而长，尖有刺，生长期短，夏季遇雨发芽，炎暑迅速生长，在雨水丰沛的年份，能长半人多高，九、十月间成熟。成熟后，收割、打碾，除去秸秆，可以得到沙米籽，呈扁圆形，黄褐色。沙米种子营养价值很高，其含有16%～17%的蛋白质，赖氨酸含量更是远远高于其他作物，是甜荞麦含量的40%，是小麦粉的549. 6%；苏氨酸是小麦粉155. 5%；蛋氨酸是小麦粉的198. 7%；苯丙氨酸是小麦粉的112.9%；异亮氨酸含量也处于较高水平。矿物质含量也很高，锌的含量是小麦粉的148.4%；钾的含量是小麦粉的285. 1 %，是苦 荞麦的139%；镁的含量是小麦粉的560%，是苦荞麦的129. 8%；铁的含量也处于较高水平。只有钙的含量相对低一些。沙米性温味醇，助消化、健脾胃，菜粮兼用，可谓食品中的佳品。在河西走廊武威、张掖和酒泉的一些地方，很早就有采集沙米用作旱荒之年食物补充的习惯。河西人除了将其加工为炒面食用外，主要用来做馓饭，如同小米或黄米。 东蔷，元代始称沙米，成廷珪《送潘仲明之泰兴》诗云：“年丰沙米贱，江近网鱼鲜。”明胡侍《真珠船·东墙》载：“甘、凉、银、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细如罂粟，堪作饭，俗名登粟，一名沙米。”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8“沙米”条引《瀚海记》云：“沙蓬米，凡沙地皆有之，鄂尔多斯所产尤多。枝叶丛生如蓬，米似胡麻而小。作为粥，滑腻可食；成为末，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