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对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影响
探析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对其新闻传播思想的影响
王强
摘要：对于史学与新闻学联系的探讨，不仅仅是普泛性的求得二者联系的本质，而是对梁新闻研究的一个前提性认识。在梁与中国整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找出其共同
的精神性意识：实用理性，并结合梁的新闻传播思想与其实践活动之间的差异，给
这种联系一个重新的阐释。对梁的“新史学”核心的阐释。“新史学“对以后梁
的思想与实践活动作出的规范性影响。
关键词：民史新史学破坏主义新闻理论范式
青年学者赵汀阳，曾将文化与思想区分为“实体性的存在”与“书面性的存在”。1 这里我们无意于讨论他的观点，而只是想借用其丰富有涵盖性的这对概念。但笔者不想把它理解为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去应用它，而是想把它局限于历史的真实存在与历史的真实遗存之中去考量历史思想的行迹。同样，梳理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也必须挖掘他的史学思想，编辑《饮冰室合集》的林志钧在自序中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观也。”2 本文就是试图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一、联系的理论前提
首先，这种联系归结于时代的背景与当时学科之间的模糊性造成了一批“全才”式的人物。的确，“人类的行为只有从完整的社会背景去看才是可以理解的。”3 明李贽说：“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可以一定轨也……”（李贽：《贽书?经书相为表里篇》）严格地说，学科的划分是近代的事情。西方从十九世纪初才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正式分野，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社会科学才正式划分为不同的学科。中国自引进“西学”之后，也开始了学科的划分。在1898年前后，梁启超是把报馆作为一种舆论工具，而不是当作一个独立学科看待的，因此在中国学术界，以史学为其核心，“经世致用”为其目的，他作为一个士人，也无时无刻不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其次，在98年前后，史学理论是否与新闻学理论在某种层面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泽厚先生曾对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精炼地概括为实用理性。他说：
先秦名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受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历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
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弃厌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着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4
而其中，“历史意识的发达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着重号为原文所有)；5 此论与梁先生所讲的“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的纪录，无不丛纳于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可谓殊途同归，梁先生的史学观继承并保质了中国古人精神生命的脉搏。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特性决定了在98年前后，梁是不能逃脱这种染色的机会。当然，他们的联系在层面上的展开才是重要的。蔡元培先生早就指出“新闻者，史之流裔耳。“ 6 甘惜分先生介入的层面更深：”自古以来，新闻与历史就是不可分的，……二者实为一家。“7 他甚至断言：”(古代的)史官也正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尽管那时没有新闻记者这个名称，他们却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那时所记载下来的新闻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记录。”8 甘先生的上述观点，考量了新闻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的文化身份的二重性，但是没有给新闻与历史在本质层次的联系作一界定。岁月如歌，甘先生再次对新闻与历史的同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解剖。他写道：大体而言，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史和当代史，古代史在其发生的当时也是新闻，当代史就是眼前正在发展变化的一切新事物，这更是新闻。所以历史与新闻是不可截然划分的。9
因此，“对历史学家的要求也同样适合于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应是当代的历史学家。”10 的确，梁先生的这种文化身份的二重性的建构，正是多种思想碰撞的后果。
二、从史学的“民史”概念到“民史”报纸实践
1898年，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下》中，说报纸应该就是“民史”(《湘学报》1898年3月13日第30册)。谭嗣同认为一部二十四史“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记)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
11 这种官书讲的是“君史”，报纸则应该讲“民史”，为老百姓讲话，反映民众的呼声，成为表达民意的“国号”。谭嗣同高兴地说：“吾见《湘报》之出，……国有口矣！”《<湘报>后序》，《湘报》第11号)尽管，谭嗣同提出这个“报纸应是民史”的理论，但其最早萌发其思想还是梁任公。梁在1897年所作《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一文中就指出中国旧史学主要是君史，记叙重点在“若何而攻城争地，若何取威定霸，若何而困疆域、长子孙，如斯而已。”“至求其内政之张驰，民俗之优绌，所谓强浸，与何以强弱之故，几靡得而睹焉。”12 遗憾的是梁先生没有直接提出“民史”与报纸的关系，但梁先生的民史观与谭先生的民史观在本质上是一致，当然其差别总是存在的，笔者不想深究。不可否认梁先生确实把“民史”观应用到办报实践中。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民史”观的报纸内容化。1902年，梁启超创《新民丛报》时，以“民史”观为思想指导，初步形成了一个蓝本，具体开列了25项内容：
⑴图画：每卷之首印中外地图或风景图，及地球人影像。
⑵论说：必取政事学问之关于大本大原切于时用者，乃著为论。
⑶学说：述秦西名儒之最精要者。
⑷时局：论天下大事以为中国之鉴。
⑸政治：专以养国家思想，使吾人知文明世界立图之原本。
⑹史传：或中史或外史或近史或人物，随时记载。
⑺地理：或总论或分论。
⑻教育：本报以教育为主义，故于此门尤注意焉，或论原理或方兴未艾，总以合于中国国民教育为目的。
⑼宗教：宗教者，德育之本也，本报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惟陈列各义加以发明，以备读者采择，无人主出奴之弊。
⑽学术：或哲学或艺学，或中国固有之学，颉其精华论之。
⑾农工商：三国富国之本也。泰西斯业发达之状及其由来，以资比较。
⑿兵事：武备者国农之精神也，特注意焉。
⒀财政：理财学今为专门科学，凡立国都所宜讲也，故条述其理法。
⒁法律：中国所尤缺者，法律思想也，考试述法家言以导之。
⒂国闻短评。⒃名家丛谈。⒄舆论一斑。⒅杂俎。；⒆问答。⒇小说(21)文苑(22)介绍新著(23)中国近事(24)海外汇报(25)余录
这25条把梁任公的“民史“观在报约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应用。
其二，“民史”观直接影响到梁任公对报纸功能论和受众的认识。“民史”观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民智、绅智、官智关系的界定，这也是影响梁在考虑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近程中的思想决策的主要根据。他认为民权生于民智，“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是故“权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13 1901年梁在评述《清议报》的特色，说：“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14 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第一期发表了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故于政治不得不详；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显然，梁的“民史”观不仅左右了自己的灵魂，也左右了当时自己所办报纸功能的发挥或影响。
梁还认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15 兴民智、开绅智、开官智之间的逻辑顺序，决定了梁在办报实践中对报纸的内容以及受众对象的定位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梁描绘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16 事实上，所谓的“举国”只不过是一些土绅、官僚。张之洞的幕僚叶瀚在《致汪康年书》中称：“梁卓如先生天才抒张，论著曰富，出门人问余之言，……愿交北面。”17 陈三立办云：黄遵宪谓“梁卓如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18 严复则称梁启超“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筹。”(严复致熊纯如书，《学衡》第十二期)尽管，这些只是个别人物，但能从一定程度上看出梁所走的政治路线与办报路线的一段轨迹。事实胜于雄辩，梁办报的内容和风格流派能反映当时的思想倾向。梁在《时务报》发表的文章多达60篇，见下表：19 篇名期数论报刊有益于国事 1 变法通议自序 1 论不变法之害(变法通议一) 2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议二) 3 波兰灭亡记3 沈氏音书序 4 论学校(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 5 论加税 5 论学校一(变法通议三之一——总论(续)) 6 说橙 6 论学校二(变法通议三之二——科学) 7 西学提要农学会总叙7 论学校二(变法通议三之二——科学(续)) 8 西学书目表序例8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9 论学校三(变法通议三之三——学会(续)) 10 古议院孝10 论学校四(变法通议三之四——师范学校) 15 治始于道路说15 论学校四(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 16 …………(略) ……
内容决定形式，梁的办报思想可见一斑。
其三，梁在其民史观的影响下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报》。梁十分重视小说在启迪民智中的特殊作用，他在该刊第一期即明确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20 又称：“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兔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21 在梁的心目中，小说是左右人们思想意识的重大武器，是促进民智开化的主要途径。因此，梁在《新小说报》刊发了各种各样的小说作品，连他自己也动手写起小说来了。
三、“新史学”再造梁的报刊思想
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体系，初步形成于1902年左右，即《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发表之时，以后逐步加以完善，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的出版(1921年和1926年)
则达到顶峰。
它的发端是对旧史学进行的彻底改造，“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为大。”22 他批评中国之旧史有以下三个弊端：“一曰难度。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言之矣。二曰难别择。既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曰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23 在当时，梁无法在政治舞台施展热情，只好投入到报业中去。
首先，梁为了改变当时报纸难读性，增强其文章的感染力，自创“报章体”在1903年前后达到顶峰，成为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
10多年后，梁著《清代学术概论》，写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报》时，其得意之情不觉溢于朴实流畅的文字之中，其云：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精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法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24
梁启超就是带着这种“魔力”，在感染着那一代的读者，胡适在梁办《新民丛报》时恰是翩翩少年，他后来回忆道：“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得不跟着他走，不得不跟着他想。“25 《新民丛报》第16期发表过一首读报有感的自由体诗歌，其中写道：”世界思潮至此大变，冲突网罗决藩篱，梨庭扫穴争倡大革命，打破学界奴性独立而不羁。“26由此不难断定，梁对旧史学的批判，同样在20世纪初年反传统，思未来，冲突网罗而独树一帜的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是一大批渴望觉醒的中国人的“智慧”源泉。
其次，梁出于旧史之难读之弊病，开始在报刊的业务与理论的建构中大展“新史学”之鸿业。梁很早就注意到报纸的可读性，“犹恐文义太颐，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27且认为报纸的可读性与选择性是不可分的，“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28 这是梁从报纸的出版时间来满足受众阅报的选择性的。梁还考虑到报纸。内容，以及受众的购买力，“弟前有一议，谓《日报》宜分张别行。太平纪时务者为一张，纪新闻者为一张，纪商务者为一张，可以分购，可以合购。”29 由此，梁进一步阐述了报纸的自下而上意义及对报纸受众的广义划分。“有一人之报，有一党史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史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
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30 这种“世界之报”的大同世界，让我不能不震撼史学与新闻学的交融性。
最后，梁针对当时报界如旧史一般不“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梁用一种新的意识来改造报纸。他认为：“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学，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群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31 梁对报纸的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这些也正是他所实现的对象。而这种新知识、新理论、新人物正是1900年前后中国读者所渴求的。梁的新追求和奋起中国人的向往一旦勾通起来，《新民从报》自然供不应求了。在此期间梁还呼吁革命，康有为责难他，他不为所动，反自称“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32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梁已突破门户之见，追求和坚持新闻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只不过这种“客观性”的标准是国家主义。梁在论及报刊的记事原则时说：“第一以公为主。不偏循一党之私见，非好为模棱，实鉴乎挟党见以论国事……”33 梁就是这样自觉成或不自觉地从中汲取生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从中获得自己进步的机会。
四、“破坏主义”与新闻理论范式
梁在《破坏主义》一书中谈到：“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虑，有所爱憎，终不能成”；34 破坏主义成为梁历史观中一个重要的组成。梁终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无非就是利用报纸舆论以展示其智力而已，而破坏主义的一个前提就是“精英论”，梁以为“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虽然，舆论之所在，未必为公益之所在。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而世界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寻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35 这样不可避免地在梁的传播观念中，显示出了精英主义与平民大众文化意识的对抗性。
显然，精英主义意识的力量并非绝对的。其实，正是这种意识的明显的“理论”性和“话语”性显露出它力量的局限性。梁任公对大众的征服，虽得到同业人士与士人的鼓吹礼赞，毕竟还是显得虚弱无力。因为它的影响范围主要限于人们的意见和理性意识，限于人们谈论文化时用的话语。因此梁认为欲开民智、必先开绅智和官智的文化实践，将给他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梁的精英意识的标准越是苛刻，人们就越是感觉到那些标准是压迫性，而平民主义的立场也就越有吸引力，这也是《申报》、《大公报》等一些商报、平民报的优势之所在。梁的精英文化意识形态，不仅为报纸本身提供了一个标鉴（否定性的，破坏性的），而且为广大的士绅学子们提供了表达他们认知与行动（实践）的一种模式或方式。因此，以梁为代表的精英意识完成了一种抚慰和宽心的作用；它使那个时代的智士仁人在黑暗的夜里看到了
一盏明灯，因为它提供一种完备的解释范式：令人信服，合理合法，并且显得那么高贵而神圣，真是“举国上下如饮狂泉。”
在精英文化意识的支配下，梁是很反对媒体的政治和商业抄作。在《答和事人》中，梁谈到“又如香港某报，每一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以列强为第三敌，其所以相唾骂，相攻讦者，亦云至云矣。”36 显然，精英文化意识是反对“骂街”式的或人云亦云的舆论宣传。
在充分理解梁的“破坏主义”时，一定要考虑到梁本人与他的报业实践都根植于传统中，并且因此而拥有他们自己特定的历史视野。如果“破坏主义”理论基石是“精英主义”，那么“激进主义”就是完成这一切的完美表现。梁的陈述对自己来说是“完美的”，对社会其它成员来说是充满陌生、疑问和夸张（或缩小）式的反传统感。梁对这点是相当满意，在《与幼陵先生书》中为自己辨护，“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士阶，为天下驱除难，以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意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能择也。”37 梁的反思对于当时中国的形势是需要的，但这种反思不可避免的为他的报业活动受到想当然认为然的先入之见和偏见的限制，这是一个缺撼。
梁的“破坏主义”的影响力，与其对舆论环境的思考是分不开的。梁的新闻传播实践，使得他认识到舆论环境在对实际传播中，舆论主体与舆论客体在多层面，多领域通常是交叉或重叠的；同时，又有部分公众之间在观念上是对立或距离较远的。当时梁对这种精神作出了一个完美的设计“一曰常识……二曰真诚……三曰直道……四曰公心……五曰节制……以上五者，实为健全舆论所不缺乏之要素，故命之曰本。而前三者则其成全之要素，后二者则其保健之要素。”38 梁先生的这种对舆论形成具体要素以及内涵的界定，与喻国民先生对舆论场的定义有异曲同功之妙，“包括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从而能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39 梁先生则认为“夫健全舆论者，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40 但是笔者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促纯精神性的虚拟世界，尽管这对舆论的形成和发展方向具有比感性世界大得多的影响力，但是公众与梁以及媒体工作者对这样的一种虚拟世界的认识和驾驭需要不断地提高和调整。在梁自己本人无法完成这一切之时，梁不得不又回归于媒体。“夫舆论之所自由，虽不一途，而报馆则造之机关之最有力者也。”41 这种对舆论环境的要求又转向了对报馆之设计。“欲尽报馆之天职者，当具八德”：一曰忠告；二曰向导；四曰强聒；五曰见大；六曰主一；七曰旁通；八曰下速。42
“呜呼，《人民约论》合，尚其来乎！大同大同合，时汝之功！”43这就是梁的破坏主
义，寄寓了媒体（或媒介）无限的憧憬。
余论
对梁先生的新闻传播思想的反思，不应局限于对他的定位之上。“定位”是一个是非问题，而“思想”是一个功效问题，要把二者从一个扑朔迷离的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就会破坏梁生命意义的整体性所散发出的“内涵美”：。
首先，梁先生偏向于知难行易，可以说他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围绕“开民智”这个中心展开的。这样的认识观，很容易导致一个人在本体论上，用“知”吞没“行”。事实上，梁在晚年确实转到了佛学的“识”论。这是他与“讲故事”的新闻记者的区别之一。
其次，在1905年科举废除以前，中国士人还没有从观念上，职业上彻底转变在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可想而知，中国士人对报纸的认识，一般有二种倾向：谋生的手段（失意文人）和救国的武器或士人的政治手段。因此，这就造成了对报纸不是作为一种新闻学的反思，而只是一种功利主义在偶然间或无意识间的学科建构。
最后，梁作为一个传统的士人，在中国新旧转型时间，是不能摆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而报纸作为一种新型的带有西方自由民主的象征，给了梁一个大展鸿图的平台，“作为主笔今为执政者”。因此，要把梁的新闻观完全从一个时代中剥离出来，这既不符合新闻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与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的背景相违背。
参考文献
1 赵汀阳：《文化实力》，载《中华读书报》1997年4月2日第6版。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
3 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32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
4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微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5 同4
6 蔡尚恩：《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转引自甘惜分《再论新闻与历史学》，刊《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台北，政治大学传播学院
7 甘惜分：《新闻论事三十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295页。
8 同7，第294页
9 陈世敏主编：《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研究：“一九九三中文传播研究暨教学研讨会”论文汇编》，台北，政治大学传播学院研究中心，1995年版，第34页
10 同9，第39页
11 《〈湘报〉后叙》，《湘报》第11号
12 同2
13 梁启超著：《论湖南应办之事》，《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三卷14《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4页
15 同13，72页，75页，77页
16 同14第52页
17、18 转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77页
19 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第34 页人民出版社
20、21《新小说报》第1期
22、23《新史学?中国之旧史》1902年2月8日
24 《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4页，第62页
25 《四十自述》第50页
26 《新民丛报》第16期
27、28《饮冰室合集?文集》
29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43页
30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31 《清议报》第85期
32 《自由书》，《饮冰室事集?专集》第2页
33 转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52页
34、35《自由书》（1902年2月8日—1904年2月14日）
36 《答和事人》《新民丛报》（1903年12月2日）
37 《与平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页
39 喻国民《舆论学》
38、40、41、42、43《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九期
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现实意义 100108106 张誉婷 １、梁启超生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他自小熟读经史，18岁晋京会试，落榜而归，拜康有为为师，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的报刊。在他56岁的生命历程中竟有27年的报人生涯，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善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他的如椽大笔在中国政海曾几度搅起过巨波狂澜。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我国报业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和现实意义。 ２、梁启超主要办报经历 1895年8月17日，《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由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主编。由此，梁启超在其报业生涯中迈出了第一步。 1895年11月中旬，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北京建立第一个具有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万国公报》称为该会的机关报，12月16日改名为《中外记闻》，内容主要以评论洋务为主，梁启超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 1896年1月20日，《中外记闻》遭到清政府查禁被迫停刊，这是，黄遵宪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梁启超南下办报，梁启超毅然来到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梁启超在自创刊号起在报上连载了43期，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其撰写的文章不仅风靡一时，而且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在日本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回国，主编过《庸言》、《大中华》、《改造》等杂志。1929年病逝于北京。回顾梁启超的一生亲自创办、主编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达到17种，其办报生涯自1985年主编《万国公报》起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27年，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３、梁启超的新文体 主笔《时务报》期间，梁启超撰写大量政论文章，形成风格，自成一派。从《时务报》政论为代表的报章问题被誉为“时务文体”。 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
学年论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学生：施妍 学号：2010221109120006 专业：新闻学 指导老师：杨翠芳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声名远播的学者和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传播思想主要是通过报刊传播，在办报过程中梁启超形成了他自己的报刊理论和新闻思想。他提出了?去塞求通?的办报思想，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且有办报的四原则，并提出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最后还提出了党报的观念。 【关键词】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办报四原则舆论党报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报人，梁启超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其新闻思想?是半个世纪国人探索新闻传播规律的最高成就，因其标志着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萌芽期的结束?。 一、梁启超及其办报活动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梁任公?。广东新会县茶坑存人。生于1873年2月23日，殁于1929年1月19日，终年57岁。他从小熟读经、史，"八岁（1880）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梁启超《三十自述》，1902年）。12岁考中秀才。15岁进广州学海堂就学。
17岁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但未考中。南归途中，经过上海，?够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见《三十自述》），并见到上海制造局译出的若干中西书。梁启超接触西学自此始。回到广州后，由同学陈通甫的介绍，得见康有为，并拜康氏为师。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当时的梁启超异常倾倒，他在《三十自述》中回忆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子兹始。? 从1892~1894年，梁启超就学于广州府内长兴里的万木草堂三年。 1895年后，梁启超和康有为一道，参加并组织了资产阶级的正直改良运动，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成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组织保皇会（1899年3月），鼓吹?保皇?。后又组织宪政会（1906年冬）、政闻社（1907年10月）等政治团体，鼓吹?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在?仓皇去国?14年后，于1912年10月间从日本神户启程回国。民国初期，他倚靠袁世凯又组织进步党（1913年5月），1914年曾任熊希龄内阁司法总长职数月。1915年初，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梁特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予以痛击，积
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论述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新闻121班：惠才贤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 梁启超一生办报生涯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达1400万字，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对报界和近代报业史产生过重要影响。他的报刊生涯分为五个时期：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 一、维新变法时期 在此期间，梁启超为推行变法，重视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 《万国公报》、《中外纪闻》：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1895年8月17日由康有为创于北京，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为双日刊，不署出版时间和地点，自撰文章不署名，每期有一篇论文，主要表达变法维新的强烈要求，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
1895年强学会成立后，将其转为机关报，并改名为《中外纪闻》，仍为双日刊，署出版时间、地点，报刊接受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经济实力雄厚，内容更加丰富。 《强学报》：康于1896年1月创立《强学报》，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比北京的两份报纸更加鲜明，大张旗鼓地倡导变法维新，提出“明定国是”、“开议院、立议员”等激进的政治主张。 《时务报》：由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成为办报活动高潮的标志性事件，内容设“论说”、“谕旨恭录”、“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初期由汪任总经理，梁担任主笔，在每期卷首发表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文章，文字通俗、切中时弊，其中最有名的是《变法通议》，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 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及其对新闻业的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一生中从事办报活动27年，亲自创办、主持报刊17家，共撰述约1400万余言，被后人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开政治家办报之先河，这与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知识分子的身份有着本质区别.他的报刊宣传不再只是代表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整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1895.8.17创)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梁启超任主编之一,这也是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但是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会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初现锋芒.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任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20000多字的文稿.并发表的数十篇政论,其中以《变法通议》为著,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 梁启超为《时务报》所定的办报宗旨：一是“广译五洲近事”，即报道世界形势；二是“详录各省新政”，即报道全国各地实施的“新法”；三是“博搜交涉要案”，使读者“奋励新学，思洗前耻”；四是“旁载政治学艺要书”，使读者懂得学习的趋势、内容和方法. 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梁作为总编辑、总主笔，要承担繁重的编务，当时梁启超年仅23岁，他以巨大的热情主编《时务报》，所有的译文稿他都要润色，所有的稿件他都要校对，因此梁启超在编辑这个刊物的时候，是不辞劳苦，无畏寒暑；第二个贡献，梁启超每期都要发表一篇政论文章，所以，梁启超把这个报纸办成了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重要讲台，《时务报》在群众中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来完成的.第三个贡献，梁启超在这个刊物上面发表一篇重要的论述报馆作用，表达其新闻思想的文章，叫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提出了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报刊思想，就是“耳目喉舌论”.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 1、梁启超的身份 我们在介绍梁启超的时候，通常都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这和以前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的身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像王韬，那一批办报者大都是知识分子身份，他们办报只是为了“立言”，已实现他们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因此，他们所办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所以早期的报纸经营惨淡也就可想而知。而政治家办报，则注重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民众的意见，个人的东西少了，公众的东西多了，所以也能够受到来自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支持。梁启超一生中亲自创办、主编的报纸达到11种，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十分罕见的。而所有的这些办报活动都是梁启超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从事的，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与我国以前的国人办报活动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也是我们理解梁启超所办报纸的性质的关键。 2、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文体 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是从参与编辑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的，当时《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已经初显锋芒。 后来黄遵宪在上海办起《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所有的编撰工作都有他一个人来完成。每天要写4千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但是他当时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青年，20岁出头，因此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的工作。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为了宣传维新变法的需要，梁启超这个时候开始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时务文体”。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继续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而被人称作“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梁启超的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 （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 3、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及其贡献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喉舌论”的提出。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原文是这样的：无耳目、无喉舌，是日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臣责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E1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体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粱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日：‘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另外，在梁启超到了El本以后．解读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梁启超对新闻学的贡献
梁启超的报刊人生
梁启超的报刊人生 新闻与传播学院 13新闻汪玉 131501036 摘要：梁启超生于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混沌迷茫的时期。面对内忧外患，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和报刊人生势必要与救亡图存的思潮紧密联系。 关键词：梁启超报刊新闻救亡图存立政言说 前言：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等。广东新会人，清光绪年间举 人。他倡导维新变法，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变法期间曾主编,《万国 公报》，《中外纪闻》，《时务报》。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并创办《清议报》，《新民从报》等。辛亥革民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并继续主编各类报刊。梁启超从事报刊活动27年，一生创办并领导报刊17种。 （一） 光绪十五年（1889）年仅十六岁的梁启超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但因守旧势力的排斥新思潮而落地。1891年，梁启超于广州学海堂继续读书，在同学陈千秋的介绍下结识了康有为，时年十八岁的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从此踏上了救亡图存之路，也开始了他的报刊人生。 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康有为四次公车上书，意欲推行维新变法。同年，康有为在京创办了《万国公报》。梁启超，麦孟华任主编。该报主要以译外电西报和刊登上谕奏章为主，报刊本身并未进行新闻采访，写作等业务。随着维新派的不断壮大，12月，《万国公报》正式改名为《中外纪闻》，成为维新派的机关报。但由于顽固派的打压，《中外纪闻》于1896年1月20日被迫停刊。而后，也就是同年8月9日，梁启超应黄遵宪之邀，千万上海，创办并主编《时务报》。1897年2月22日，梁启超为澳门《知新报》撰稿，任主笔。与《中外纪闻》一样，《时务报》和《知新报》的办报宗旨也在于立政言说，宣传维新变法。但随着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的发生，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的报刊也先后被停。 这段时期是梁启超报刊人生的初始。他所编撰的报刊均以立政言说，宣传其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析梁启超之新闻思想
析梁启超之新闻思想 专业：新闻学学号：0627 姓名：姚金沯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人。在他56年的生命历程中，梁启超系统地阐述了一套资产阶级报刊思想,这包括他的报刊功能观、报刊舆论观、党报理论，以及他对报刊编辑方面的思考和观点。 梁启超在办报活动的前期，认为报刊的功能在于“去塞求通”，而后期则发展为“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在报刊舆论观中，他认为舆论不仅监督政府，还具有反映的功能，在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方面，他一直努力不懈地追求；党报理论，也是梁启超新闻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完善了他的编辑思想，提出报刊“论说”、“纪事”写作要求，并且对报刊版面编辑和报章文体方面作出积极创新。 （一）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报刊功能观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早期他认为报刊具有“去塞求通”功能，把报刊之“通”功能与国家兴亡相联系。1902年以后，梁启超认识到报刊具有“向导国民”、“监督政府”两大天职。 1、去塞求通，通耳目喉舌之功能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上发表了第一篇论述报馆作用的新闻学术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内外上下是通是塞；中国的落后受侮，原因在于上下内外不通，有“废疾”；他将报纸的作用概括为“去塞求通”。 2、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之功能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这一报刊功能上认识的转变，体现出他在对报刊功能的认识提升到另一高度。 (1)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政府受公众委托管理国家事务，权力重且大，若没有限制、监督，不免会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舆论是政府的监督者，报馆操纵着舆论。 (2)向导国民的功能 梁启超重视报刊的向导国民的作用。报馆面对普通人，其发行量大，传播面广，可以长期有效地向导国民。 除此之外，在梁启超的新闻实践中，也常常体现出他对报刊教育功能和政治宣传功能的高度认识和把握。 （二）报刊舆论观 梁启超把报馆作为舆论机关，报刊之监督功能来源于其舆论效应。梁启超对于报刊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章中，对健全舆论、对报纸怎样才能造成健全的舆论等等作出详细的论述。 梁启超自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后，一生都没放弃对新闻自由的坚持和追求。他冲破封建统治者和其他统治势力的言禁，打破封建统治者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他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提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 ；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提到：“西人有恒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正文） (一梁启超办报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新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在他的报刊实践产生、发展和完善的。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紧密联系。 （一）从属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政治活动的报业活动阶段 梁启超从1895年起涉足报坛，到戊戌政变之前，他的办报活动始终服务于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有京师强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中外纪闻》、还有《时务报》、《湘报》、《知新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批判封建制度。这一时期，梁启超总结前人经验，结合自己办报实践，提出一套办报主张，较系统地阐述自己对报业的主张。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了他新闻思想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他开创的“时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产生轰动效应。 （二）戊戌政变后康梁保皇立宪主张下的报业活动阶段 1898年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海外仍继续他的办报活动。此间梁启超发表大量主张民权、自由、革命、独立的文章，但总倾向是鼓吹君主立宪。这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和宣传方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创刊、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政论》杂志、《国风报》。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长篇论文《本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阐述报馆的地位是“政本之本”、“教师之师”；办报的四个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1902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2]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3]；报馆需要“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4]那样去指导国民，这样才能变成“新民”。另外，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府《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时务文体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不仅思想新，文言成分少，人称“新民体”，在当时许多报纸都跟着学习，这标志着报刊新文体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1907年，他在《国风报叙例》、《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舆论的一系列问题。 （三）试图以学术改造中国的《大中华》、《改造》时期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侧重于对新闻自由和言论独立的思考，但由于各种原因，梁启超对“言论独立”的前景感到非常失望。到1918年左右，他渐渐淡出政坛，转入学术、教育救国和学术研究中，他的新闻理论也随之沉寂下来。梁启超在1912年初回国时接受共和制，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宪政，他积极地进行政党组织活动，希望建立“政党内阁”，提出“司法独立”和“言论独立”的观点，此时，他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报馆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的重要性。1912年初，他创办《庸言》报，主张用平常、切实、有理、适用的报刊言论来为政府建议献策。1915年，梁启超担任了《大中华》月刊的总撰述，该刊注重社会教育，认为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与杂志之发达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主张大力鼓动创办杂志。梁启超1920年回国后参与主编的《改造》(原《解放与改造》)，是梁启超所主办的最后一个刊物，他希望能从学术上谋根本的改造，为将来的新中国创造良好的基础。 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_杨晓梅
2004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04 总第122期 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 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 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 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 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 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 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 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 变法通议 、 倡设女学堂启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育当定宗旨 、 教育与政治 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一位声誉卓著的学者，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他把办报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有力手段，为一个有着敏锐感觉的报人。梁启超系统地阐述了一套资产阶级报刊思想。 关键词：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舆论观；功能观；自律观；编辑观；文体观 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由于近代中国的新闻传媒只有报刊这一种方式，所以谈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实际上也就是指他的报业思想。梁启超的报业思想，主要体现在报刊舆论观、功能观、编辑观、自律观、文体观五个方面，下面加以阐述。 （一）报刊舆论观 普遍的新闻学观点认为，舆论是在特定的时空里公众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它是社会评价的一种，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它以公众利益为基础，以公共事务为指向，霎擎有公开胜，公共性、急迫性、广泛性、评价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把新闻界称作舆论界，把新闻媒介称为舆论工具，新闻媒介与舆论相生相灭，互为依托，新闻界从舆论界中吸取力量，舆论借助新闻媒介作为公开展示力量的舞台。 1、舆论之定义是多数人公开表达的真实意见 梁启超曰：“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二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为舆论。”必多数人诚见其如是，诚欲其如是，然后舆论乃生。”刚梁氏的舆论含义的核心是多数人公开表达的意见。这种意见必须是大多数人内心所有的真诚真实的意见，被胁迫者的意思是不成其为舆论的。舆论是一种独立的、自主的意见的表达。 2、舆论可分为健全舆论与非健全舆论 在梁氏的舆论含义中，把舆论分为健全舆论和非健全舆论。健全舆论是多数人正确意见之结合。他在《国风报叙例》中说，“夫健全舆论云者，多数人之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继续性者也。非多数意思结合，不泛以名舆论。非统一继续，不足以名健全。”梁启超清醒地看到，在封建专制统治的二千多年里，因为当局惯用愚民政策，提倡对政权统治相辅的消极舆论，“以警相普，无补于颠仆，以狂监狂，只益于号咖”这种言论导致民众没有分辨能力，是一种误国的“妄论”，对于这种当局有意而为之的“妄论”，应该群起而政之，对之进行鞭答。 3、健全舆论印产生需要报馆的引导 梁启超认为健全舆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需要引导和激发的，而民众若不具备足够的民智，就有可能不能形成对时局的正确看法。因此，对舆论进行引导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梁启超认为健全舆论的关键在于要“尊重人人独立之意见，而导之使堂堂正正以公表于外。”梁启超认为知识阶层是最有资格形成健全舆论的，他们的报刊和其他公共媒介时刻在奔走启发国民，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构成了舆论之源。他们既是报刊的主人，也是舆论的主人，因此报馆就是舆论机关，报馆可以制造舆论，也应该担负起引导舆论、制造舆论的职责。近代中国更是充斥着混乱、疾病、贫穷、战争……能够有着清醒头脑的人并不多，梁启超认识到舆论的不同性质是他对当时时势认识的结果，也是李割终论观具有相当理性的表现。 4、舆论具有反映和监督的功能 早期改良派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报刊具有“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清”的反映功能，梁启超把它们抽象为“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主要是针对报刊反映和提供信息功能而言的：报刊可以集中和发散信息，让大众知晓事态的发展和变化，报刊提供信息成为大众关注的议题，从而形成舆论，反映舆论。舆论具有监督功能，从本质上来说，舆论监督即名誉监督，与法律和宗教相比，“名誉监督者，不能如前两者之使人服从，使人信仰，使人畏惮。”隐然示人曰：“尔必当如此，尔必不可如彼苟不尔者，则尔将不见容于社会，而于尔之乐利有所损。”梁启超认为，舆论在当时的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吾国前途之最大希望，实唯舆论势力，而可持之以为中国不亡之券。”
梁启超之教育方式浅谈
父亲 —浅谈梁启超之家庭教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从公车上书到维新变法，梁启超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政坛，其与时俱进，远见卓识的身影早已深入人心。然，培养出“一门三院士”的他，同时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其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在生活上，先生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思成车祸的那次，他真是急坏了，守在身旁，呼唤着：“思成，你醒醒，大夫一会儿就到，你不会有事的。不要紧，别害怕。”可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有这样悉心照顾的父亲，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事。另外，关于思成和徽因的婚礼，先生对他们的婚事事无巨细，一一操心。他觉得孩子们在国外，可以从美国到加拿大，按西方风俗，在教堂举行仪式，婚后赴欧洲旅游，同时考察国外建筑，然后回国举行国内婚礼。他对孩子的爱既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虽然操办一切，却始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这是相当难得的，至少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开明程度也是很多家长难以企及的。还有，我们知道在思成和徽因赴美读书期间，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政而亡，先生的信中溢满温情，足以让孩子重燃希望。他告诫思成：“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要靠你，你要自己镇定着，才能安慰她。……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学业，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先生之关怀备至，从儿媳身上可见一斑。 在精神上，先生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徽因和思成毕业在即，国内社会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两人不知所向时，先生以他的博大和通达排解了孩子们的苦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一面不可骄傲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而于社会总有多少贡献……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若何，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先生可谓精神向导，随缘又不放任，自律又不苛求。 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为了弥补孩子国学根底不足，他每个假期专门为子女授课，为他们讲：“国学源流”，讲“前清一代学术”，讲《孟子》、《墨子》等。思成生病住院疗伤期间，还为其安排了学习计划，“吾欲汝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梁思成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先生为孩子们的成材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梁启超，这位合格的父亲，以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者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梁家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人物。 是的，一位伟大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