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对翻译的贡献探微_张小花
文史探源WENSHITANYUAN ………………………………………………………………………………………………………………………………………………………
现的是一位健壮的战士正在用两只脚使劲踩住弓弩，两手举全身力量把弓弩的弦向斜上方拉起，双臂的肌肉凸起、紧绷脸部的生动表情给人们一种力量之美感。南阳地区出土的画像石刻有关田间狩猎内容的作品就有战车射、步射与骑马射的展示。我国春秋战国时，已有的战车早已满足不了残酷战争的需要，战车没有骑兵快速灵活，实际战争中骑兵显得更加高效快捷。而那时的骑兵挑选与训练也尤为严格，有关历史资料记载，当时选择骑兵的标准是：身高大约是现在人身高１．８０米左右，不能超过４０岁，有强壮的身体、思维敏捷、反应快速，且可以在急速飞奔的马上进行射击。骑兵在那个时侯的军队里面被称为武骑士，有很高的待遇，且国家非常重视他们。例如西汉闻名遐迩的李广将军就是武骑士中的杰出代表。我们由南阳地区出土的两汉画像石刻作品中可以看出在田间狩猎的时侯，开始是步兵对猎物分割包围，接着是武骑士去射杀这些被包围的猎物。
３．角抵。《汉书》中是这样描绘角抵的：“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３］３３由此说明，角抵实际就是两人在一起相互开展力量与技术技巧的较量，可以说这也是古时候人们非常喜爱的摔跤运动。其实在周朝的时候角抵就广泛用于军队的训练。《礼记》曾经这样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师讲武，习射、御、角力。”这里面的角力其实是角抵，后来还有相扑、贯交等别的称呼，只不过是内容有某种程度的不一样。两汉时期此种角抵活动表演色彩比较浓厚。南阳地区所出土的大量画像石刻中有一些跟角抵相关的内容，这些画像石刻中有人们相互间的搏斗，人和动物相互间的搏斗，这些画像石刻作品会不由自主让人们想起古代罗马帝国时期的角斗运动。人之间的搏斗作品中，有徒手相互搏斗的，有徒手和手拿器械搏斗的。其中有件画像石刻描绘的是一个人徒手防守，另外一个人手拿器械攻击。还有件画像石刻是手拿大砍刀和手拿长矛的人相互间的搏斗。人和野兽搏斗的画像中因为运用了夸张技法，搏斗场面非常形象。特别是一个人勇斗两只野兽，狂野牛角已经逼近这个人身体，凶猛老虎大嘴张开要咬住人的身体，而这位勇士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切实表现了勇士的勇敢之气概以及力量的美感。当前的摔跤运动就是从以前的角抵逐步演变而来的，角抵尤其是能展现人类之勇敢精神。若人类有了此种无畏之气概，不管在残酷的战斗中还是在悠闲自在生活之中，都会面对困难而不退缩。角抵原本是两个人相互角力的运动，后来到了秦朝汉朝时期，角抵却逐渐和音乐与杂技融合为一体，中间还加入一些故事情节，和戏曲以及舞蹈艺术一同演出。在进行角抵表演的时侯，开始是战鼓响起，形成紧张激烈的氛围，接着，选手光着膀子上台相互斗各自力量，最后决出获胜者。角抵就深得汉武帝喜爱，在汉武帝的推崇下，角抵获得了空前发展。角抵在表演的时候，辅助以动听音乐旋律，另外融合了儿童的多姿多彩的表演，从而提升了角抵的艺术水平，汉朝时，角抵也就慢慢演变成角抵戏了。
汉朝是中国古代体育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基本上都是在两汉时期形成的。两汉时，中国的军事训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汉朝异域文化的融入也推动了体育的快速发展以及某些体育活动的拓展空间，在南阳地区出土的众多两汉画像石刻中我们能够发现很多有关古代军事体育活动的内容，用文物实例来证明是唯物主义科学观的具体表现，详细研究出土文物能有助于我们很好地了解我国古代体育发展之轨迹，掌握其演变规律，这对研究和推动中国体育事业的良好发展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１］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Ｍ］．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０．［２］徐永昌：．文物与体育［Ｍ］．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０（９）．
［３］闪修山，王儒林，李陈广．南阳汉画像石［Ｍ］．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９（６）．
玄奘对翻译的贡献探微□西京学院张小花西安翻译学院韦振华
摘要关键词玄奘的翻译贡献卓绝千古、名垂竹帛。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他的翻译事业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及佛教文化意义深远。
玄奘翻译
玄奘（６０２—６６４），是我国汉传佛教历史上最著名、最伟大的译经法师之一。他俗名陈祎，今河南省偃师人。大唐贞观三年，玄奘历经艰难险阻远涉天竺研习佛教，并从天竺带回大量梵文经书，贞观十九年返回唐都长安。从此时起直至圆寂，玄奘主持翻译了总计７５部共１３３５卷佛教经籍［１］７５－７８。惊人的翻译量让他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人，他的翻译贡献永远被世人铭记。
一、玄奘的翻译实践贡献
有史料记载，玄奘于贞观十九年返回长安当天，“倾都罢市，道俗奔迎”，人们纷纷上街夹道欢迎这位博学而勇敢的法师回朝。第二天，唐太宗李世民召见玄奘，劝他还俗，并欲对他封官加爵。但玄奘婉言谢绝了唐太宗的美意，表示将终身皈依佛门。玄奘来到位于长安的弘福寺，潜心翻译从天竺带回的大量经书，朝廷设专人负责为他提供译经所需的一切物资补给和人力资源。在朝廷的大力扶持下，玄奘召集全国各地约２０余名僧前来弘福寺助译，分别担任证梵、正字、缀文、证义等职务，组建了一个完整、强大的翻译团队，同年便以惊人的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了共有２０卷的《大菩萨藏经》的翻译工作。
贞观二十年，也就是玄奘返回长安的第二年，他翻译完成了２０卷的《显扬圣教论》，并口述、由他人笔受而成《大唐西域记》。除此之外，这一年玄奘翻译完成了《因明入正理论》、《解深密经》等经籍，极大推动了因明的发展。贞观二十二年，玄奘翻译完成了１００卷的《瑜伽师地论》，唐太宗亲自为这本译著作序。同年他翻译了《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在这部经书即将翻译完成之时，比弘福寺更加宏伟壮丽、环境优雅的大慈恩寺建设落成，玄奘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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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携他的翻译团队搬入大慈恩寺并担任该寺上座，在此继续悉心进行佛经翻译工作，一干就是十年。
至显庆三年，因大慈恩寺修缮，玄奘移居位于闹市的西明寺。由于西明寺环境嘈杂，平日多有人上门拜访，加上琐事烦扰，极大影响了玄奘的译经工作。于是没过多久，玄奘便迁出了西明寺，来到玉华寺，继续译经。显庆五年，玄奘开始翻译长达６００卷的《大般若经》。在三年翻译期间，面对卷帙浩繁的原著，玄奘的翻译团队中不少人多次提出删节部分内容的建议，但一向严谨的玄奘坚持一字不删，终于照原文原封不动地完成了这部佛教巨著的翻译。《大般若经》的翻译工作结束后，玄奘身心疲惫、健康状况日衰。麟德元年，玄奘翻译完１卷《咒五首》后实在难以再将译经工作继续下去，《咒五首》遂成玄奘绝笔。
在近２０年的译经生涯中，玄奘除了进行了大量梵经汉译工作外，还将不少汉经翻译成了梵文流传至印度。贞观二十一年，东天竺国王向大唐来使王玄策表达了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的期望。王玄策第二年回到长安后向唐太宗如实禀告了东天竺国国王的想法，并且还向唐太宗报告称：大唐至天竺的沿途中除了佛教兴盛之外，道教也在很多地方受人推崇。于是唐太宗当即下诏请玄奘主持，召集成英、蔡晃等三十余名道士一起将《道德经》译成梵文。在主持翻译《道德经》的同时，玄奘还联合一些得道高僧将汉人撰写的佛教名著《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２］１２－１３。可惜的是，在今天已发现的文献中尚未找到《道德经》与《大乘起信论》的梵文版，但其他史料已确实证明了玄奘曾主持完成过这两部典籍的汉经梵译工作。
二、玄奘的翻译理论贡献
随着翻译实践工作的日益积累，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有关玄奘翻译理论的文献极少，但在一些玄奘与他人的往来信件以及上奏皇帝的奏折中可以归纳出他对翻译理论的三点贡献。
第一，变旧译为新译。隋唐以前的佛经多为天竺高僧口授、中国高僧笔受而成，辗转相传，却难免失去原旨。天竺高僧鸠摩罗的到来，检讨和改变了过去一直以音译为主的翻译方法，主张意译，进而开启了中国译经的“旧译”时代。出家后的玄奘在研习佛教典籍的过程中发现过去佛经翻译方法的不恰当，特别是从天竺取经回来后的近２０年翻译历程，让玄奘更加相信彻底摆脱“旧译”的重要性。玄奘积极改变传统“旧译”译法，以音、意合一的新译法将音译与意译融会贯通、有机结合于译经的始终，被称为“新译”。在“新译”中，玄奘又将直译与意译圆满调和，这除了与他超群的个人资质与学识能力有关外，还和玄奘在长期翻译实践中积累的独到译学见解有关。为达到译文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玄奘极其熟练地运用了变位法、省略法、补充法等多种技巧，对日后的佛经翻译工作仍不失借鉴意义。
第二，有关译经的标准问题。严格来说，要将特定文化语境下的文字完全原汁原味翻译成另外一种特定文化语境下的文字是十分困难的。这就涉及一个翻译标准的问题。玄奘认为，原来的佛经“旧译”完全摆脱音译、一味意译，缺乏固定的标准，导致译经在内容上难以统一、前后矛盾、令人费解；因而有必要在“新译”中提出一套固定的翻译标准。用玄奘的原话即为“既求真，又喻俗”。所谓求真，指的是佛经翻译必须保留原文风貌、忠实原文；所谓喻俗，指的是译文符合本民族语言文化规范、通俗易懂。玄奘提出的求真与喻俗相结合的翻译标准，不偏不废、相辅相成，对后世翻译学界具有深远影响。
第三，五不翻原则。由玄奘首创的佛经五不翻原则即：具有神话、传说意义的神秘语言不翻；多义词不翻；在中国不存在的器物名不翻；约定俗成的音译不翻；其他特定的佛教用语不翻。这里所谓的不翻，并不意味着译经者可以省略跳过原文不翻译，而是指要采取“音译”。例如“释迦牟尼”一词，原本可翻译成中文里的“能仁”，但玄奘认为保留梵文中的发音译成相应汉语更合适，因为谈及“能仁”，中国儒家经典中已有太多的“能仁之人”，难以体现“释迦牟尼”的宗教独特性。再例如“般若”一词，原本可翻译成中文里的“智慧”，但相比较而言，音译成“般若”更有一种庄重感［３］１４２－１４４。尽管玄奘的五不翻原则在后世所受褒贬不一，但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的译经仍然大多流传于世、经久不衰。
三、玄奘翻译贡献探源
玄奘之所以能够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方面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探其根源，除了他个人敬业、勤奋、天赋、资质等内在因素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外部因素。
首先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帝王的支持。大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工作大多是在朝廷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唐太宗时期，除了玄奘，阿地瞿、那提等多位高僧的译经工作都曾接受过朝廷的直接资助。但玄奘无疑是众多译经者当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其译经工作持续时间也最为长久，毕竟玄奘的佛学学术地位和崇高威望在当时无人能及。前文提到的弘福寺的译经馆、大慈恩寺的翻经院以及雁塔，都是唐太宗和唐高宗专为玄奘及其团队译经所建。在几代帝王的大力支持下，玄奘的译经活动毫无后顾之忧，有力推动了他在译经方面作出持续性贡献。
其次是佛经译场的发展与成熟。早在玄奘开始致力于译经工作以前，专供高僧译经的场所——
—译场即已出现。隋文帝登基之初，即遍邀各地名僧齐聚大兴善寺，在已准备好的译经馆中组织名僧们译经。大业年间，彦琮等高僧深受隋炀帝赏识和敬重，后者为他们专门在位于洛阳的上林园修建奢华的译经馆。译场硬件条件的完备以及译经制度的建立为玄奘时期的译经工作奠定了机构与制度基础。与早期佛经翻译多为松散的个人行为以及缺乏专门工作场所相比，玄奘的译经条件要优越得多。
最后是翻译团队的努力和贡献。玄奘近２０年内所译出的总计７５部佛经，不可能每一个字都是由他本人翻译完成，而是倾注了他翻译团队中数十人的努力和心血。例如贞观十九年翻译《大菩萨藏经》，玄奘麾下参与翻译工作的就有１２位证义、９位缀文、１位正字、１位证梵。在这二十余人的分工合作下玄奘才得以短期内译出这部经著。
综上所述，无论从翻译实践还是从翻译理论的角度，作为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人物，玄奘的翻译贡献卓绝千古、名垂竹帛。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他的翻译事业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及佛教文化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１］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释道宣．续高僧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３］杨廷福．玄奘论集［Ｍ］．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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