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03级王敦辉

“意见领袖与市场竞争中的集体行动——以F市LS

车队为例”的文献综述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学生姓名王敦辉学号290300221 专业社会学

文献综述完成时间：2007年4月

文献综述题目：关于毕业论文《意见领袖与市场竞争中的集体行动——以F市LS车队为例》参考文献的综述

引用文献情况：中文14篇，英文6篇，其它语种0篇，其中期刊2种，专著18本。

文献时间跨度：1959～2007年

一、文献资料目录

[1]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

[3]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 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

[4] A.艾萨克斯（Alan Isaacs）.《物理小辞典》. 何小平译，汕头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

[5]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 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

[7] 马克斯?韦伯著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经济与社会下卷》. 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

[8]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9] 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明、周玉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10]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 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

[11] 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

[12] 赵鼎新.《社会运动与政治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3] 赵鼎新. 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14] 冯巨章. 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进展.《财经问题研究》，2006年第8期。

[15] Sindney Tarrow, Power in the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16] Gerald Marwell and Pameia Oliver,The Critical Mass: a Micro-Soci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7] Fireman , Bruce and William A. Gamson, "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acCarthy e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ource Mobiliz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Tactics, Cambridge, MA: Winthrop Publishers，1979.

[18]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 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20] E.J.Hobsbawm:Primitive Rebels: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Manchester,1959.

二、文献综述

奥尔森（Mancur Olson）在集体行动问题方面做了先驱性的努力。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奥尔森认为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扩大集团利益倾向的论断是根本错误的。1而其中蕴涵的逻辑是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性所形成的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个人活动使得集体的利益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可以假定个人付出的成本与集体的利益是等价的，但付出成本的个人却也只能获得集体利益中的一小份份额。在一个集体范围内，集体收益是公共性的，也就是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分享到它，而不论他是否参与了集体行动。这种就是公共物品的性质，它使得集体成员倾向于搭便车，即

1参见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2页。

坐享其成。这种搭便车情况随着一个集体中成员数量的增加即集体规模的扩大而加剧。这其中的机制很容易理解，随着成员的增加，每个人在获取公共物品后所能分到的份额是缩小的，而平均贡献额也是减少的，同时，集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监督变得困难，个体是否参与了集体行动这一事实不易获知，伴随着规模的增大，组织起集体成员的成本也是增大的。因此奥尔森所论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其实也就是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面对这一困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有选择性激励存在的集体较之没有的集体更易达成集体行动。这种激励从根本上来说是相对于公共物品本质的来讲的。因为公共物品所形成的是一种集体性的激励，也就是面向整个集体成员，而选择性激励是面向参与集体行动的成员，也就是缺席集体行动的成员所无法得到的。有论者（赵鼎新：2006）将选择性激励概括为三个原理，即小组织原理，组织结构原理与不平等原理。1对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学术界对之回应与评判很热烈。笔者这里尝试在自己阅读的文献基础上对此作一个简单的论述。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塔罗（Sidney Tarrow，1994）认为在集体行动中的成员之间的磨合而不是搭便车行为才是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问题所在。2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必须不断地就行动的目的、手段和组织等各个方面进行磨合，否则行动往往陷于分裂与失败的境地。笔者认为，塔罗是对集体行动的动态过程以及持续性问题进行了关注。马韦尔和奥立弗（Gerald Marwell & Pameia Oliver，1993）对奥尔森的假设提出质疑，他们将公共物品划分为零和型与非零和型两种，指出非零和型公共物品是那些当人数增加时，集体中的每个人所能获得的好处并不因此减少，如法制就是这样的公共物品。3同时，马韦尔与奥立弗借鉴了量子物理学中的“critical mass”概念对集体行动理论进行了检讨，认为关键群体也是超越集体行动困境的一个机制。4对防止集体行动困境机制的探讨还有

1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2参见Sindney Tarrow, Power in the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P15,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此书2005年出了中译本，见西德尼·塔罗著吴庆宏译：《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05，第16页。

3Gerald Marwell and Pameia Oliver,The Critical Mass: a Micro-Social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P59.

4critical mass在量子物理学中译为临界质量，是指提供核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的裂变物质最小质量。举例来说，当铀235的核裂变时，在过程中释放出二或三个中子，每个中子能使另一核裂变，于是产生连锁反应。但是如铀235的质量小于临界质量时,很多的中子就从物质表面逸散以致连锁反应不能进行，所以在原子弹中应将两个或多个亚临界质量聚集在一起，以使质量超过临界质量，从而原子弹爆炸。参见A.艾萨克斯（Alan Isaacs）编著何小平译：《物理小辞典》，汕头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第86页。马韦尔与奥立弗用这个词在此意指集体行动中的关键群体，也就是在集体行动由关键群体发起后，参与者就产生了滚雪球的效应。也就是说，在集体行动的成员规模上并不是单纯的线性负相关，当超过一个临界点时，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意向更强烈。

费尔曼与甘姆森（Fireman , Bruce & William A. Gamson，1979），主要将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划分为外在的与内在的，认为内在选择性激励，即行动中产生的认同感与忠诚感等也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途径。1而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90）则是从经验事实出发对集体行动理论进行评判，指出在传统社会生活的人们在对公共物品的态度上是审慎的，一般不轻易做一个搭便车者，因为这其中有着传统的约束。2这种约束其实从本质上来讲，属于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的范畴。有论者认为（赵鼎新，2006），奥尔森的逻辑是严谨的，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建模，因此学术界对集体行动理论的批判一般是偏离了方向，但是对其摆脱困境的机制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前面有提到关键群体机制、内在性选择性激励机制等，除此之外，在机制方面，还有意识形态、情感3等，主要观点是认为社会的道德以及伦理法则等对人们的集体行动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机制下可以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

笔者同样认为奥尔森的逻辑是严谨的，因此本文主要是对其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机制进行探讨。在厘清一系列理论脉络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学术界对机制的探讨是比较深入的，主要来讲是一种组织的视角，阐述集体行动中的发起、组织与维续问题。奥尔森的逻辑是严谨的，但同时也是简洁的，他主要是从集体规模这一变量入手，但对集体行动的过程以及持久的动态过程则着墨不多，这是他的形式逻辑所决定，塔罗则不仅着眼于集体行动的产生，而且深入到动态过程，并提出集体行动磨合的概念。笔者认为这是有理论参考意义的。马韦尔和奥立弗则对集体行动的成员做了权重式的处理，提出关键群体的概念。费尔曼与甘姆森则对奥尔森的框架进行剖析与延伸，将激励进行划分，这背后蕴涵的逻辑与哈丁的意识形态是异曲同工的。主要都是强调人不仅仅是理性人，同时还是道德意义上的社会人。奥斯特罗姆对公共事物的治理的论述其实是另一个意义上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在这里，笔者将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同时结合

1Fireman , Bruce and William A. Gamson, "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acCarthy ed.,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ource Mobiliz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Tactics, Cambridge, MA: Winthrop Publishers，1979,P113.同时参见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P126-132,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此书2000年出了中译本。参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00，第139~146页。

3参见Russell Hardin,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P26.以及冯巨章：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进展，《财经问题研究》，2006年第8期。

经验事实上的研究对集体行动理论进行分析。1这里笔者所考察的是市场竞争中的集体行动。在集体行动困境的超越中我们发现了组织的因素，也发现了主体的因素，总体上而言，学术界对组织因素的关注比较多一些。

笔者认为对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机制的探讨必须充分注意到主体的因素。但在考察集体行动的文献中，组织因素的文献比较多，而对主体的考察则是很不够的。如前所述，一些学者有注意到，如关键群体概念的提出，有的学者也注意到集体行动中的一些突出的个人，但对其中的具体过程以及这些人的角色的考察也很不够。笔者认为，对于集体行动成员的一些个人必须做具体的考察，在这种考察中可以发现主体因素在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机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对于组织或行动中的某些个人的突出作用是有其理论渊源的。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资本论》中提到，“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2马克思这里虽然是论述生产劳动的过程，也旨在批判这种指挥意志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具有剥削的性质，但可以看出，他认为这个指挥的意志是很重要的；韦伯（Max Weber）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到卡里斯玛（Charisma）型权威的问题，但这种权威意指拥有那种超自然的以及极不寻常的力量与特质，这种权威具有感召力，如战争英雄、杰出的政治家、宗教创始人都拥有这种权威，在这种权威建立的统治则是个人魅力型统治；3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之中对群体中的领袖人物的作用也作了生动的刻画，认为在由低劣的群体心态下所支配的群体催生出的则是偏执的鼓惑力很强的领袖。4霍布斯鲍姆（E.J. Hobsbawm）在《原始造反者19和20世纪的旧式社会运动研究》中把

1这里笔者觉得需要补充几点，在集体行动理论之外，从古至今，一个主题在学术界得到了绵延，那就是反抗。如奴隶对于奴隶主、工人对于资本家以及农民对于地主等的反抗。他们有的形成了集体行动，甚至是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如表现为起义、革命等形式，有的是社会运动，对于起义、革命、社会运动以及集体行动概念间的区别，这里阐述一下。有论者认为（赵鼎新，2006），起义、革命、社会运动的指向是社会的、结构性的，规模也比较大，而集体行动的形式则比较复杂多样，指向比较具体。反抗的主题在各个学科之中都有讨论，如政治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反抗不仅仅限于集体行动，它的形式是非常多样的。近年来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有日常的抵抗这一形式。如斯科特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67~71页。这种视角聚焦到日常的隐蔽的层次上，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学者不是去论证集体行动的困境，而是说，人们已经在日常生活的层次上做出了自己的反应与抵抗了。这是缺乏组织化的集体行动。

2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28页。

3马克斯·韦伯著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第231页。

4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第76~82页。

注意力指向政治与宗教运动中的领袖人物。1笔者认为以上有关思想的重点都是对集体中的重要人物加以抽离出来进行研究，对其的作用进行机制上的或功能上的阐述。因此，笔者受到理论的启发，这里将借鉴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见领袖对集体行动理论进行分析。以下就对意见领袖这个概念作些必要的阐述并对与其相似的概念进行区别。

意见领袖这个术语源于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Paul https://www.wendangku.net/doc/a514683473.html,zarsfeld）等人对媒介与投票行为所做的研究。2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大部分选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大众媒介，而是那些经常接触媒介的那些选民。这些选民能影响到其他选民的投票行为。因此，大众传播与选民之间多了一个媒介，那就是意见领袖。也就是说，意见领袖指的是那些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与活动力的人。有论者（邵培仁，1997）认为，意见领袖及其影响力的形成主要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决定：其一，价值。意见领袖常常是追随者心目中价值的化身。他的言行受到追随者们的格外重视；其二，信源。意见领袖信息的来源较广，获取的信息更早更多；其三，知识面。意见领袖在某些专门的问题有较多的研究和广博的知识，对追随者容易产生影响力；其四，责任感。意见领袖常常是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在获得群体内成员信赖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其五，人际交往。意见领袖有较广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以及社会关系的协调能力；其六，社会地位，这里的社会地位有两个方面，分别是群体内与群体外两个维度，一是指意见领袖在活动的群体中所占有的社会地位，二是指在群体之外可以获取各种所需资源的社会关系。3笔者认为上述六个因素对意见领袖进行了较有效的刻画。因此，可以看出，这里的意见领袖的关键在于其经验与知识、社会关系交际处理能力以及地位。这些特征使得它与卡里斯玛型权威、领导、关键群体等概念构成了区别，而且厘清这些区别对于下文的探讨是重要的。意见领袖未必拥有超自然的以及极不寻常的力量与特质（这里的意见领袖的“领袖”一词在语义学的意义可能并不具备一般概念上意指的领袖的特质），也未必拥有对其他成员的领导权，他/她与追随者们未必在一个科层的组织化体系中，可以这样认为，意见领袖在集体行动之初与追随者们基本不构成隶属或庇护的关系，从其特征来审视，意见领袖其实是广泛地存在在民众之中。关于意见领袖与关键群体，重要的是群体与个人的差别，而且关键群体蕴

1E.J.Hobsbawm:Primitive Rebels: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Manchester,1959, P212.转引自彼得·伯克著姚明、周玉鹏等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参见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第86页。

3参见邵培仁著：《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第102页。

涵的是集体行动规模作用的非线性关系，而意见领袖则更多的意蕴则是媒介作用，因此在理论背景中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