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到底有没有用？辩护词法官到底看不看？
刑事辩护到底有没有用？辩护词法官到底看不看？
王思鲁：金牙大状律师网负责人、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金玉良言】委托人请律师，应当是“请律师辩护”，而不是“请律师判决”，奢望律师拥有法官生杀予夺的权力，达到重罪轻判、轻罪不判的效果并不现
实。
【金玉良言】在律师文书中，律师的水平如清澈见底的河水，一览无遗，一见高低。律师应坚持有理由的话才说，无理由不乱说的原则，书写每一篇辩护词、代理词都要字斟句酌，力图每一篇辩护词、代理词都具备法理性、逻辑性、鉴赏性、鼓动性。
近日，我们浏览大X网的《律师说法》时，看见一律师同行有这样一番话：“刑事案件律师所起的作用小，这是我国的司法体制造成的，所以律师‘怪事怪话’多。正因为如此，我多年前即放弃办理刑事案件了（以前也才办理几起），觉得帮不上当事人的忙，好像是骗钱。”。对这种言论，我们实在感到诧异，不敢苟同。
当然，我们相信这是该律师执业的真实感受，但是他仅因为自己以前办理的刑事案件败诉的情况，就想当然地发出了刑事辩护没用的感慨，也过于轻率。刑辩到底有没有用？且慢下结论。
一、谁有资格评判刑辩有没用呢？应当说资深的刑辩律师、检察官、刑庭法官，专门研究刑法、关注刑辩的法学家和专业媒体人士，最有资格就此话题发表意见。
谁有资格评判刑辩有用没用呢？如果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讲，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刑辩没有调查、研究的人、办理刑事案件不多的律师，或者很多年不办理刑案的律师等，很难想象有深刻的看法。
那么，谁有资格说刑辩有用没用呢？应当是资深的刑辩律师、检察官、刑庭法官，或者是专门研究刑法、关注刑辩的法学家和专业媒体人士，特别是那些办理了大量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最有资格说刑辩有用否。当然，就个案而言，委托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也是最有资格说刑辩有用与否的人，有用没用，值得不值得，旁人无法理解他们最真实的感受。
目前律师界的主流观点是刑辩越来越艰难，风险也越来越大，这是司法现实，但不致于刑辩无用，也没有几个专业人士说刑辩无用，即使有，那些只是窃窃私语，上不了台面，或者说是个别人的偏激观点吧。
而上面提到的那位律师同行，他没有办理过几个刑事案件，且放弃刑辩很多年了，仅凭个人经验，就提出刑辩无用的观点，是否过于主观、武断？
二、刑辩有用没用？从不同的角度、标准看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1、某些情况下，刑辩的确没用。
证据已充分反映有些被告人本来就实施了犯罪行为，而又总希望律师能起死回生、妙手回春，将“有罪”辩成“无罪”。应当明白的是，委托人请律师，应当是“请律师辩护”，而不是“请律师判决”，奢望律师拥有法官生杀予夺的权力，达到重罪轻判、轻罪不判的效果并不现实。从这个角度讲，律师不能帮委托人达到不切实际的目的，律师的作用不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阴魂不散；并且，部分法官司法理念陈旧落后，“宁枉勿纵”，使得一些法官根本听不进律师的任何合理意见。也就是说，从冤案的角度讲，刑辩也是没有用的，杜培武的含冤入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还有些情况，刑辩不仅没有用，甚至还是有害的。
首先，有些案件因为律师的介入，检察院反而会向法院施加不当的压力，法院也会故意作出加重的判决，这样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社会一向以权力为中心，而权力又有一种天然的“寻租”本性，你找律师辩护，其实是间接损害了拥有权力者的收益。从这样的角度看，刑辩有害，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如果你聘请了一个“蹩脚律师”做辩护，应当可以预言，他将把案件的审判引向更加崎岖的道路。此时的刑辩是没用的，甚至还是有害的。
三、刑辩真是没有用吗？从司法现实、律师业务能力的提高和律师行业自身的健康发展等方面来说，刑辩的积极作用，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容置疑的。
1、刑辩有用与否的标准。
经过律师的据理力争、强力辩护，保住了被告人的“人头”，是否可以说刑辩有用呢？经律师有力辩护，被告人被从轻、减轻处罚，是否可以说刑辩有用呢？还有大量的刑事案件，因为律师的强力介入，使得检察院撤回起诉，对于这种情形，是不是也可以说刑辩有用呢？我们不能够仅把“死罪”辩护成“活罪”、“重罪”辩护成“轻罪”、“轻罪”辩护成“无罪”和“有罪”辩护成“无罪”作为刑辩有用的唯一标准，毕竟刑辩不是颠倒黑白、是非不分。
众多成功的刑辩案例证明，许多刑事辩护律师是实实在在地为被告人作辩护，而不是在“走过程”，更不是在“骗钱”。大家可以上一些知名的网站，如中国刑辩网、中国律师网。也可以上一些知名律师开设的个人网站，甚至可以查阅一下相关的法院公告和法律年鉴，你都可以找到大量成功的刑辩案例和大量因刑辩而出名的辩护律师。我们还能够说众多刑事律师所作过的刑辩都是无用的吗？显然不能。
2、从提高律师业务能力的角度讲，能说刑辩无用吗？
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刑事辩护最能考验一个律师的逻辑思维能力、庭辩技巧、法律专业功底、责任感等综合素养，因而也最能体现一个律师的水准，被誉为“律师成名的摇篮”。上面提到的那个律师，不办刑案，恐惧刑案，很难想象他会有多高的法律操作水平。
3、我们不能够因为个案刑辩的无用，或者个案刑辩一时的无用，就得出刑辩无用的结论。
在杜培武案中，辩护律师尽力为被告人辩护，但法官最终也没有采纳律师的合理辩护意见，能据此说该律师的辩护无用吗？中国一个德高望重的律师前辈坦言，他办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败诉的，能说他的刑辩无用吗？杜培武案、聂树斌案、佘祥林案、胥敬祥案等冤案经过媒体的曝光，让司法机关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也给他们
以后的审判工作敲响了警钟。到了今天，你还那能说律师的辩护是无用的吗？如果认为刑辩无用，而拒绝为被告人辩护，这就是失职，所以我们才会听到记者的追问：“在佘祥林、胥敬祥案件中，为什么听不到律师的声音？”我不知道前面提到的律师又会怎样回答。
4、中国刑事案件辩护的无罪率，较权威的数据是3%左右，尽管的确偏低，但相对于中国每年数十万件刑事案件而言，3%的比例所涉及的绝对人数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每一年，律师为多少人洗清了“冤屈罪名”？又有多少家庭因此而过上正常的生活呢？
5、从自身行业健康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能够片面强调司法体制的弊端、片面强调刑辩难、刑辩险，刑辩收入低，而回避刑事辩护吗？显然不能，如果整个律师行业因此而回避刑辩，那是对律师职业道德最严重的背叛，最终会影响到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刑辩有用吗？连强大的、最排斥刑辩的国家机器都不敢否认刑辩的积极作用，还立法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和指定辩护制度，还有谁能说刑辩无用呢?
四、从中国法治的角度讲，刑辩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律师回避刑辩，就是对行业道德的背叛，就是对冤假错案的放纵，就是对正义的亵渎，就是对人权的践踏，就是对法治的破坏，就是最大的失职。
1、律师不是商人，竭尽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赢取胜诉是律师的天职，是律师眼中的正义。如果每个律师都钻进钱眼，不办刑事案件，那中国的法治岂不是没有了明天？丧失了社会责任感，怎能做一个合格的律师？又怎能获得当事人的信赖？律师行业的好声誉又从何而来呢？
2、每当我们出差到东莞，凌晨走在东莞街头，都会担心会不会被当作三无人员抓起来，成为第二个孙志刚。中国是人治国家，不按规则办事，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冤入狱，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国家的非法侵害。刑辩律师作为维系司法公正的“铁三角”之一，对维护公民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推动中国法治进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治国家，理想的诉讼结构应当是法院居中、律师和检察院对抗的“铁三角型”的诉讼结构。因此，只要律师不出庭，不参与刑辩，就是放纵冤案的发生，就是对权利的放弃，就是对中国法治的破坏，就是律师的最大的失职！律师，神圣的律师，你能说刑辩无用吗？
五、法官到底看不看辩护词、代理词？是法官都不看任何律师的辩护词、代理词，还是法官都不看某些律师的辩护词、代理词呢？
这里有一件事：两年前，一个留学归来的律师与我们讨论开所事宜时，说到辩护词、代理词没什么用，法官也不看。当时我们一听，就知道无法跟他合作了，因为彼此的风格差异太大了，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可否认，中国律师行业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不少律师的文书水平较低，特别是“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使得文书所发挥的作用、影响有限，有些法官的确不看律师的代理词、辩护词，更别说采纳律师的意见了。这是事实，但它不应当成为律师自甘堕落的理由。
我们多年从业的真实感受是，辩护词、代理词对案件处理结果有相当大的影响，而法官也会认真地看我们的辩护词、代理词。就我们过往办理的许多胜诉案件来看，辩护词、代理词的重要作用不容置疑。并且在我们对律师执业水平的评估中，已经把律师法律文书写作水平的高低，作为了重要的衡量标准。
我们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法官会认真地看一些律师所写的文书，并对其辩护观点大量予以采纳？我们认为，律师文书是律师法学功底、文字水平、实务经验、诉讼技巧的浓缩和载体。在律师文书中，律师的水平如清澈见底的河水，一览无遗，一见高
低。律师应该坚持有理由的话才说，无理由不乱说的原则，书写每一篇辩护词、代理词都要字斟句酌，力图每一篇辩护词、代理词都具备法理性、逻辑性、鉴赏性、鼓动性。
因此，与其说辩护词、代理词没用，不如好好研究一下为什么自己的辩护词、代理词没用，从而好好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刑事辩护同样如此，与其嗟叹刑事辩护作用小，不如认真反省为什么自己的辩护如此无用，踏踏实实地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准。
人，容易以自己的经历想当然地判断问题，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存在问题，又岂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人，尤其是律师，应该多些换位思考，只有开放性地换位思考，每天进步一点点，才能成为真正的专业律师。律师，只有尊重自己的职业，不要一心扑在钱堆里打转，就明白刑辩的价值，并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