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
孔子学说
谈孔子“学”“思”“习”“行”学习法（刘芳赟）
内容提要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其思想博大精深，不仅涉及政治、哲学、伦理、教育，还关注艺术等。笔者结合所在学校开展儒家校园文化建设契机，系统学习孔子思想，针对孔子提出的“学”（博学多问）“思”（学思结合）“习”（学习结合）“行”（学行结合）等学习方法进行研究，同时结合自己所得谈几点启示，以飨读者。
关键词“学”“思”“习”“行”孔子学习法
作者，浙江省常山县新昌中心小学副校长（324212）
被世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其为人处事之道笔者略知一二，其它闻知甚少。今年初，笔者有幸在学校开展儒家校园文化建设中，承担了学校读经教学，借机系统研读了《论语》及有关孔子的书籍，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论语》的博大精深，孔子的圣贤智慧。孔子一生倡导善“礼”的德化社会与崇“仁”的德化人生；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公冶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阐明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他提出了诸多的教育教学方法，特别是“学”（博学多问）“思”（学思结合）“习”（学习结合）“行”（学行结合）等学习方法给我留下诸多启示，笔者论述如下：
一、“学”：博学多问
“学”是一种认知过程。在这一认知过程中，孔子特别强调博学。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路》）；“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显然，孔子认为博学应包括多问、多闻、多见、多识。我们可以知道，这“四多”就是孔子认为博学的基础，也就是说要善于从自己的感觉或前人的经验中去获得知识，才能达到博学的地步。
笔者统计过《论语》一书中提及“闻”字共有59处，论及“见”字共有67处，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个重视多闻、多见的人。他说的“博学于文”的“文”，在当时主要是指古代历史文献，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之文，按现在的理解“文”就包括文学、历史、礼仪、音乐理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孔子认为这些知识分属于不同的学科，有区别，又有联系，倘若只知其一，不知
其他，势必孤陋寡闻，难成学业与大事。我们从他不仅精通诗书礼乐，喜谈《周易》，而且对夏、商、周的天文历法等都有所研究，知道孔子是一个博学大师。
孔子坚信博学多问是求知的有效途径。他“入太庙，每事问”，处处留心学问，不仅虚心求教、态度诚恳、恭敬庄重，而且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治长》）；“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论语·泰伯》）；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国古代多问善思的典型不胜枚举，如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著名诗人屈原就是一位勤察多问的学者，他在《天问》一书中，一口气提出178个为什么，可见观察之细。明代学者黄宗羲则认为：“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宋元学案》），他把学识与多疑多问的辩证关系讲得入木三分。
其实，随着社会的开放，信息的横流，“博学多问”在如今更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我们老师自身浅薄、胸无点墨、不学无术，岂不是床底下放风筝？很难给学生以人格上的感召力。如果学生知识狭窄、见识短浅、话不成句，那么怎么继续学习，怎么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从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学而》），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的学习志气，再到人人仰视的李白“吾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好奇书”的学习锐气，以及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的学习浩气，再一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博学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平时能静下心来读一读左拉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仔细地品一品爱因斯坦的“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琢磨琢磨金庸先生说的“我一生最大的乐趣是读书”的话语，再读一读奥斯特洛夫斯基“当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不致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致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时，那么一定会挤出像海绵里的水一样多的时间来，让自己在博学多问中度过，让心灵得到滋养丰厚。
二、“思”：学思结合
“思”是客观存在在人的意识中的思维活动。学思结合，就是把认知活动和思维活动结合起来。孔子强调学思结合，就是通过博学、好问、多闻、广见获取大量感性认识，然后经过分析、整理、归纳，提高到理性认识。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就是说，如果只学而不思考、囫囵吞枣，纵然是海阔天空，也难免一知半解，茫然困惑；反之，仅限于思考而不以所学为根据，那必将陷入空想无益的危险境地。所以他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化；学思结合就是力求学思“一以贯之”。这种“学、”“思”并重的学习方法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讲这样的故事：那时，孔子跟师襄学弹琴，先学了一支曲，反复练习了十几天还不停。师襄对他说：“这支曲子你已经学会了，再学一支新的吧？”他答道：“还不行。我仅仅学会了弹这支曲子，还没有把握住技法呢！”于是又专心致志地练了几
天，师襄对他说：“曲子的技法你已掌握得相当准了，可以学别的曲子了。”孔子说：“我还没有体会到曲子的志趣和神韵呢，还是让我再练几天吧。”又过了些时候，师襄对他说：“你已经领会了志趣和神韵，可以学新的曲子了。”孔子又认真地说，“我还没有悟出作曲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于是仍旧弹练。师襄在旁边认真地听后说：“听你的琴声，我好像看见有个人在严肃地思考，快乐地抬头遥望而怀念着远方。”孔子兴奋地说：“我已经体察到作者的为人：黑黑地面孔，高高地身材，两眼仰望远方，一心想着以德服人，感化四方。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作出这样旷达的曲子呢！”师襄听了，既吃惊，又钦佩，忙向孔子行了个礼，高兴地说道：“一点儿也不错。我的老师传授这支曲子时说过，此曲名叫‘文王操’，你对音乐的理解太正确了！”为准确理解和把握琴曲的深邃内涵，孔子孜孜以求，此不为典型？
孔子认为，在“学”与“思”求取真知的过程中，切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不要主观臆想，不要作绝对化的断定，不要固执已见，不要自以为是。这种实事求是、充满辩证法的治学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倡导学习型社会的今天，只要谈及“思”便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因为学思结合已彰显出无穷的魅力。如在学校开展校本教研中，积极倡导教师撰写教后反思，学生写学习心得体会等，我认为都是在引领学习者走“在学中思，在思后学”，“在反思中学习，在反思中成长，在反思中提升”的路子。因为反思是一种真切的学习内需，一种真诚的学习要求，一种真爱的学习体现。在学习时，如能时常反思自己的行为、态度，并及时调整，那么定会尝到学习的乐趣，享到反思的甜美。
记得有一学生曾向我讲述：过去他在学习中遇到难做题目时，总是没有耐心，自我安慰：这个知识点也许并不重要，算了算了。但是日积月累，不得了了。考场上的感受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教训，他对此感触颇深，所以现在时常提醒自己，要边学习边思考，把抽象的不理解的问题及时拉回，耐心询问，用心思考，切实做到“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出于吾之心”，这样才有备无患，再遇之，游刃有余。
三、“习”：学习结合
“学习”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从阅读、听讲、实践中获得知识或技能。在我国古代，“学”与“习”一般分开使用，分别代表“学”与“习”两层含意，即人们获得知识过程中的两种活动。“学”，是认知的过程，“习”是对认知的温习与重复过程。“学习”就是不断地认知和重复，以便达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的目的。
孔子把“学思并重”看作是求得知识的必要步骤，同时也主张“学”与“习”的结合。据记载，孔子是我国最早将“学”与“习”联系在一起，并作为巩固、检验所学知识的重要举措。他在《论语·学而》中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虽然没有将“学”和“习”直接联在一起组成一个复合词，但仍揭示了“学”与“习”之内在联系，即“学”是“习”
的基础与前提，“习”是“学”的巩固与深化，强调了学习过程中的知行统一，以及由此所获得喜悦的情感体验。
记得那是在初中时，我对数学很感兴趣，为了开展与巩固教师后上内容，总会在第一时间内找到相关的习题进行练习，结果在多次反复的练习中，对教师所讲知识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当然相关知识的内涵与外延也越来越来清晰。在这一过程中，我虽然没有老师的授意与激励，但兴致依然浓厚，充满快乐，最后成效出色。也许很多人在不同的时期也碰到类似的学习过程，这不都印证了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道理？
其实，上面找相关习题进行练习包含了孔子提出的“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做本课老师讲授的知识点是入于“故”而做同类而不同题是出于“新”的道理，它揭示了新旧知识的继承性与学习前知识成果的重要性。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可以“温故而知新”，其实质是将“学”、“习”、“知”三者相结合，融一体了。
在竞争激烈、知识更新瞬息万变的今天，各类学习、培训层出不穷，如果我们只重“学”，而轻“习”，那很难感受到学习后的快乐。如近年来开展教师新课程的学习，组织单位通过邀请专家教授名师来校（一般设在县区条件较好的学校）讲座、授课，一场又一场，录像加投影，精彩无限，尽管听课者听得如痴如醉，但回到学校，面对简陋的教学设施，素质参差不齐的学生，很多教师很快又回到培训前状态。所以有人打趣到：“在场听听很感动，回家想想很激动，回到学校原封不动”。我们想，这种只“学”不能“习”的活动中，并没有给学习者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那能让学习者产生兴趣吗？能让学习者继续坚持下去吗？不能。那只会产生质疑，甚至抵触。在学习中，大家只有时时注意“学”与“习”结合，学后及时复习、尝试、交流、探讨、分享，将所学知识融合到自己的实际体验中，那才可能事半功倍，乐此不疲。
四、“行”：学行结合
“行”指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在外面的活动。学行结合，要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学以致用，也就是学会知识的迁引，做到理论联系实践。孔子不仅提出“学思结合”，“学习结合”，而且强调“学行结合”。在他看来，“学思结合”和“学习结合”是认知过程的重要阶段，是实践前的准备，而对学习效果的验证并实现学习的目的则在于实践，因此，“学”必须与实践或行动相结合。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在于服务社会。在这一方面，孔子认为自己做的还不够。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在文献知识上自己大约和别人差不多，但在人生实践中做一个君子，自己还未达到。其实我认为这是孔子谦虚说法。我们知道孔子在讲学时，学习的外延是生活，讲礼、讲政事、讲做人，总是习惯结合当时的时事让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明辨是非，领悟做人的道理。
孔子重德胜过重才，重实践胜过重知识。如子夏特别喜欢读书，他就时常提醒他，不要念成书呆子。又如有感情地朗读教学，课堂上教师仅理论讲述怎么读，教师不示范，不引导，
学生不练习，不体会，那么朗读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有人常说“要让学生学会游泳，必须要让学生先下水”，就是同样道理。
孔子认为君子应该“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出言不妨迟缓些，但实行则要敏捷些。他不仅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学识品行，而且也以此标准品评自己的弟子。例如，他对颜回能安贫乐道，虽箪食瓢饮，居处陋巷，却依然攻读不止，“不改其乐”，就一再表扬“贤哉回也”；而到白天也作夜寝、平日能言而不能行的宰予则斥之为“朽木”、“粪土之墙”；并非常感慨地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治长》）。可见，孔子是非常重视躬行实践的。
言行一致，学行结合，现在我们仍需强调。过去我们曾违背这一客观规律，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高分低能”，“以学为本、因学论教”出现“围学论”等现象都给我们留下惨痛地教训。如今，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世纪新人之际，应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使学习书本知识与实践锻炼相统一。现代教育专家研究表明：人一生所需的知识如果是100的话，在学校阶段所获得仅占10%-20%，其余的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实践取得。因此，转变学习观念、倡导“学行结合”的学习方法，是培养当今实用型、创新型人才的必然要求。
孔子提出的“学”“思”“习”“行”学习方法，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继承，但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任何一种方法都有他自身的不足和局限，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提炼升华，做到与时俱进，这正如笛卡尔所说的“没有正确的方法，即使有眼睛的博学者，也会像瞎子一样盲目摸索”一样。因此，我们在学习实践中，既要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又要不断地大胆创新，这样才能迎来教育“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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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相隐”与亲属作证问题
——孔子主张的一种伦理、法律疏解
（朱培蕾林桂榛）
［摘要］有学者认为孔子“父子相隐”的见解是现代人“徇私枉法”、“任人唯亲”等腐败行为的思想根源。这种观点不仅夸大了理论文本与现实的关联，而且存在着对孔子“相隐”见解的严重误读。孔子所主张的“亲属相隐”之“隐”，是指当事人有不当行为时，亲属可以保持沉默而不去主动张扬告发，即人虽有主动检举揭发自己亲属违法犯罪的权利，但不去检举揭发自己亲属也是值得肯定和谅解的。孔子针对叶公赞直躬而感发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并非是鼓吹作伪证或鼓吹藏匿罪犯，而是反对以控告或举证自己亲属为荣的伦理观，认为在亲属案情问题上选择沉默更符合人情与道德。孔子的这种思想与古今中外法律中的一些规定相契合，体现出了孔子思想的深刻现代性。为更好地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应该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增设“亲属作证豁免权”，将我国的亲情法律传统与现代法律制度融合起来。
［关键词］亲属；相隐；作证；不作证；作伪证；腐败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于孔子的“父子相隐”与孟子论舜（“窃负而逃”、“封之有庳”）的问题存在着一些争论。甚至有些观点认为孔子的这种“父子相隐”的思想是现代一些人“徇私枉法”、“任人唯亲”等腐败行为的思想根源。对于这种观点，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笔者看来，当前社会中的一些不良现象与古典儒家的主张并无任何必然因果关系。将当今社会一些不良现象归罪于古典儒家，一则不符合历史的因果真相与思维的有效推理的[1]，二则对孔子所说的“父子相隐”也存在着严重的误读。
一
1、何为“相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父子相隐”的原始出处：“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段话主要表达的就是叶公告诉孔子：自己乡里有一位正直的人，在其父亲把别家误入自家的羊顺势占为己有时，他站出来控告或举证该不良行为（这里的“攘”是把别家误入自家的羊顺势占为己有的意思）。叶公大概对直躬者非常赞赏，或是有意问难孔子，而孔子则表达了与叶公不同的主张，他认为父子之间不主动告发而沉默于对方的不道德的行为，这本身也包含了“直”或“德”。古人云：“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汉书·高帝纪下》汉高祖诏）“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朱熹《论语集注》）——父子间有天然的恩情在，父会为子隐，子会为父隐，此是自然而然
的事；但《论语·子路》这里的“隐”字，其义不是其他，而是孔子亲自定义的“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论语?季氏》）。
而后，荀子对这个“隐”字的解释更为精当，即“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荀子?劝学》）《韩诗外传》卷四也说“可与言而不与言谓之隐”。简言之，“隐”就可以解为“不言”。而关于这个“隐”字为“不言”的解释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也比较多，如：“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礼记?檀公上》“事亲有隐而无犯”汉代郑玄注）；“隐，不称扬也”（《礼记?学记》“隐其学而疾其师”汉代郑玄注）；“隐，不见也”（《玉篇?阜部》）；“隐，谓隐卑也”（《尚书?盘庚下》“尚皆隐哉”唐代孔颖达疏）。唐代趙蕤《长短经?定名》又说：“应言而不言谓之隐，应谏而不谏谓之谀。”故无论从古代文献的解释，还是孔子、荀子的论述，“父子相隐”的“隐”用现代的话来说，是知而不告、知而不证，即可理解为不主动去告发，不主动去作证。
因此孔子的“父子相隐”，他说的就是当亲属的一方过错或犯罪时，作为亲属的另一方保持沉默，不主动去告发，不去作证自己亲属的犯罪事实。这种父子间的相互容隐，我们把它推而广之，就形成了更为广泛的亲属间的相互容隐，即成为了儒家“亲亲相隐”的思想。
现今有一些人认为儒家的这种“亲亲相隐”的思想正是当代某些腐败现象的根源。在他们看来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徇情枉法、徇私舞弊等腐败现象的根源正是儒家的重血缘亲情的思想。但是，这种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良样态归咎于传统思想的论断是不合理的，也是极为不公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在经典文本的道德声讨中宣泄一些于现实的不安或不满而已。
而他们这种不恰当的思想或见解，在学术理路上，其要害就在于他们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原本意义上去理解孔子何为“相隐”的主张。——孔子的“父子相隐”实际上说的就是某人的亲属违法犯罪时，该人不对其亲属进行检举控告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设定“父子相告”有违基本人情（虽然父子可以相告、有权相告）。
2、何为“腐败”？
谈起“腐败”，就得对这个词有一个基本的界定，《辞海》解释“腐败”：“腐烂。《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也泛指败坏、堕落。”[2]而现在，当我们用“腐败”来描述官员或权力领域的非法或不合理时，是把“腐败”视作是利用一定的职权为自己谋取非分利益的行为或现象来看待的（若纯粹从善良道德或美好习俗去界定“非腐败”，那“腐败”的含义就非常宽泛了）。因此这种腐败的形成或构成，就必须有三个最基本的条件：一定的职权；非分的利益；该利益的获得凭借了其职权。而对于孟子谈舜中的两个典故（“窃负而逃”、“封之有庳”），刘清平教授等认为这是儒家“亲亲相隐”思想中确凿存在的所谓“赞美腐败”[3]。
在“窃负而逃”的典故中，刘教授等指责舜是滥用天子的职权，背负着父亲逃离了法律的惩罚，是一种典型的腐败行为。然事实是，作为天子的舜完全有权力阻止大法官皋陶对他
父亲实行追捕，根本犯不着背着他父亲逃走。但是舜恰恰没有滥用这种权力去包庇他父亲。舜尊爱自己的父亲（孟子云：“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见《万章上》、《告子下》）同时作为天子的他又不能、不愿妨碍司法，所以舜主动放弃了自己天子的职位，背着父亲自我“放逐”于荒蛮之地，并承担与父亲共同被捕的潜在风险，接受可能发生于他的各种惩罚，这怎么能称得上是滥用职权的腐败行为呢——舜滥用职权了吗？“窃逃”也属滥用职权吗？
另一个“封之有庳”的典故，刘教授等非常质疑“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这一段文字，认为舜对于自己作恶的弟弟象不仅没有像对其他人那样进行处罚，反而还“封之有庳”，是典型的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是舜只顾兄弟亲情而完全置治国原则于不顾的表现。可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要在当时具体的客观条件下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封之有庳”是一种正常的分封做法，并不能算是腐败行为，也即它是合理的职权，并未滥用（在现代政治中，未滥用职权的职权行使同样不属“腐败”）。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舜也知道自己的弟弟不具备治理封地的才能，怕弟弟在封地胡作非为，所以在“封之有庳”的同时也派遣了官员来治理他弟弟的封地。这样一来，象在自己的封地并无实权，也就无法横行扰民。再者，在这样的情况下，舜也可常常召见没有政务缠身的象，共叙兄弟之情。所以，舜的这种“封之有庳”的做法并没有直接危及有庳地老百姓的利益，更未滥用什么职权或渎职，不存在什么“腐败”之说。总之，舜坚持了治国的根本原则，又体现了亲爱兄弟的灵活性。在这两个典故中，舜并未非法使用自己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取非分的利益，这又怎么能算是腐败的典型案例呢？又怎么能说孟子或儒家鼓吹和赞美腐败、徇私舞弊呢？
笔者在第一部分的第1点，已经阐述了孔子的“相隐”只是“不作证”之义（包括不控告即不首先举证），而包庇、纵容、腐败等解读或指控，皆是不成立的。但为何人们多指责之为包庇、纵容、腐败等，大约是因为他们对作证与不作证、正面作证和作伪证、作证是权利还是义务等问题及概念，缺乏一个必要而清晰的理解（这妨碍了他们的判断）。
二
在对孔子的“父子相隐”之主张有了一个确切的理解或界定之后，就可以发现现在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之焦点就在于：当亲属的一方犯罪时，作为亲属的另一方是应该作证其有罪（大义灭亲），还是不去作证（沉默）？是不是不去作证当要承担法律责任（处罚）？而证实亲属有罪的作证，它究竟当是权利设定还是义务设定呢？
每一个人都有家庭，家庭不仅仅是其生活起居的物质场所，也是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更是其与外部社会进行交往的普遍而有力的支撑。因此亲属之间那种父子情深、夫妻恩情、手足之谊等是世间最原始、最本质、最自然的感情。亲属之间的那种相互保护乃是天然的人性。假如要违背这种基本的人性，撕裂这种天然的亲情伦理，强制人们在法庭上
直面自己犯罪的亲属，作证揭发其罪行，即强制要求人们做到“大义灭亲”，那么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呢？
首先，这种强制亲属作证的做法不一定能保证他们证言的真实可信性（因为人们在主观上不一定愿意做到“大义灭亲”，在作证时可能会违法而证、违心而证），反而可能不利于发现案件的真相。其次，即使亲属能够做到大义灭亲，能够在法庭上作证自己的亲属有罪，其对社会的长期稳定也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上个世纪曾有一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真挚亲情被相互揭发、相互举报、相互猜忌所取代，造成了人人自危、日日胆战的局面。这不仅仅导致了人们抛弃亲情、唯利是图和同胞骨肉之间的相互残杀，而且更导致了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家庭出现动荡与瓦解。而作为社会构成要素的一个个家庭的动荡与瓦解，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局面。
但是，如果人们可以对自己违法的亲属不作证（沉默）的话，在客观上，并不会加重违法犯罪亲属对社会公共利益已经造成的危害。例如，一个人因偷窃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失不会因为其亲属的不作证而加重损失（他的违法行为本身已成为既定事实，受害人受到的伤害，也已是既成事实）。而在主观上，这种做法也可以让人们表达对亲属的天然爱护之情和对自己家庭利益的自愿维护。故而，人们可以不给自己违法犯罪亲属作证（沉默）的做法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是对人权的一种尊重（人有没有作证的义务也的确是个问题），并且这也完全符合现代法律所倡导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必须以对人性的认识为基础”[4]的精神。
而现在有人批评孔子“父子相隐”的主张是鼓吹包庇、纵容，是鼓励人们为自己的亲属作伪证。那么，孔子主张亲属之间可以不作证是否就意味着他主张亲属之间可以作伪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作伪证（包括消除证据）是被称为“灭丑”而非“相隐”。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就说到了这个“丑”字：“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说敬，而灭其所丑。”对此，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注曰：“‘丑’谓人主若有所避讳而丑之，游说者当灭其事端而不言也。”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解释这个“灭丑”（作伪证），就是“当事人或证人在诉讼中提供的故意伪造的、违背客观事实的证据”[5]。
所以，这个“相隐”和“灭丑”是两个概念。孔子的“父子相隐”并不是鼓吹人们为自己的亲属作伪证，“相隐”和“作伪证”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人们违背客观事实为自己的犯罪亲属作伪证就可能会误导法庭对其案件的裁判，这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积极作为”的侵害（孔子说的“隐”是一种“不作为”，而且是言语上的“不作为”），会在社会上造成严重的不良效果，故这种作伪证的行为不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也会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亲属之间的不作证则是在不直接“积极作为”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不伤害他人利益的条件下，对于自己家庭利益和天然亲情的一种尊重，它完全不同于作伪证。
从法律角度来说：“权利是法律规范规定的有权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受到由法律规范所责成的他人的相应的义务的保障。而义务则是法律所决定的和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的一定行为的必要性。”[6] ——著名法学家、吉林大学法学院张文显教授《法理学》一书中关于“权利”这个概念的界定，我们还可以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转换着说，那就是——权利是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义务是一个人必须做什么。
那么，作证自己的亲属有罪究竟是人的权利还是人的义务呢？假如人有作证自己亲属有罪的义务，那么岂不就是要求人人做到“大义灭亲”？但事实上，从古至今“大义灭亲”就只是一种个别的高尚行为和人们的良好愿望，真正因为愿意“大义”（这个“大义”的前提必须是不怕刑罚、不逐己利）而做到“灭亲”的人是少之又少。同时，普遍义务化的“大义灭亲”岂不是要求人人都必须要做到检举揭发自己的犯罪亲属，岂不是要求人人都必须做于自己亲属不利的事？而必须做于自己亲属不利的事不就是必须做于自己不利的事吗？所以这种“人有作证自己亲属违法犯罪的义务”的法律设定，是不符合社会现实的，是有悖人性常识的。当面对自己的违法犯罪之亲属时，法律应当设定亲属没有作证其有罪的义务、有作证其有罪的权利。简言之，可以有“大义灭亲”的权利，但无“大义灭亲”的义务。不过，人们有不作证自己亲属有罪的特定权利，同时也有不给违法犯罪的亲属作伪证的普遍义务。
由此，孔子“父子相隐”之主张的合理性就在于：“沉默”性质的“隐”既没有直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又尊重了人们自己的家庭利益及亲情良心。这不仅仅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也符合了现代法律与道德所较普遍认可的伦理精神。因此，孔子所主张的——当亲属的一方犯罪时，另一方可以去不举证、不控告——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理解，为大家所理解。
三
前面我们说了，孔子所说和所认可的“相隐”既不是作伪证，也不是在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检举作证（告发），既不是完全反对“大义灭亲”式的检举告发，也不是当然赞成务必“大义灭亲”（义务），而无非是认为“父子相隐”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认为“父子相隐”可以是权利但不当设为义务（权利设置与义务设置相差甚远、性质迥异）。
孔子这种“父子相隐”之主张的合理性，在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中都一直有体现。法学专家范忠信先生曾说：“从古代中国、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到资本主义甚至社会主义法，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亲亲相为隐’之类的规定。”
[7]因此，亲属之间的相互“容隐”已成为中西法律文化的共同特征之一。中、西方法律尤其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在面对这种家庭利益（天然亲情）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时所采取的共同设置，则更表明了孔子主张“亲属之间不作证是可以谅解的”完全合理。
1、西方法律文化中对于亲属之间不作证（沉默）的规定与发展。
古代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了亲属之间相互容隐的观念，在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中就曾记录这样一个故事：年轻人游叙弗伦要主动告发自己的父亲杀人，苏格拉底对此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认为游氏不必自以为是地去控告自己的父亲，因为“为子讼父杀人是慢神的事”[8]。这个故事说明了在当时的古希腊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为亲属隐罪（即不控告、不作证）是合理的观念了。
在古罗马法中，对于亲属之间的容隐则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如“家属（子）不得告发家长对己私犯（帝政时代以后允许在特殊情况下申请准许控告个别极严重的侵害）；同一家长权之下亲属互盗不发生诉权；未经许可而告发父亲者，任何人对其可提起‘刑事诉讼’；尊卑亲属相互告发者丧失继承权（叛国除外）；不得令亲属相互作证：父亲不宜做儿子的证人，儿子也不宜做父亲的证人，家长或父亲有权不向受害人交出违法的子女。”[9]
以上这些都是西方早期法律文化中所包含的朴素的亲属之间互相容隐、互不作证的主张，而且这时的亲属容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别强调儿子一定要为父亲隐罪，并且“子不得告发父（但没有直接规定父亲不得告发子女），且子告父在任何情况下都丧失继承权，父若告子只有在告发儿子犯有应处极刑的重罪时才丧失对子的继承权。”[10]
所以，这个时期的亲属相隐存在着一定的不平等性，这一点与中国古代也是类似的。《孝经》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古代中国，君主的法令常常设定子告父要被处以“不孝”之罪，也即子告父式的卑亲控告、举证尊亲，此是要受到法律的惩治。譬如《汉书·衡山王》载：“……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弃市。”
到了近现代，西方法律中亲属相隐、亲属互不作证有了更为完善的发展。首先，法律从正面保障了人们为自己亲属隐罪的权利——比如“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137、248、187条，《德国刑法典》第157、257条等，分别规定知道近亲属犯罪而不告发；故意隐匿，令他人因你自己的亲属，为亲属作伪证，帮助亲属逃脱等均不受处罚”[11]。
其次，有关法律明确规定了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如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英国，在18 98年的《英国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在普通刑案中被告人的配偶可以作证，但只能当辩护证人，不能强迫其作证。如果被告人不让配偶出庭作证，控诉方也不得加以评论。”
[12]而美国，则把“拒绝作证称为特权规则。享有特权者可以拒绝提供证言或者阻止其他人对同一事项提供证明。享有这种特权的七种类型中就包括不做对配偶不利的证言的权利”
[13]。还有大陆法系中，“现行的法国和德国的刑事诉讼法也都明确规定了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7]。这个时期法律取消了对于亲属容隐的义务化规定，而是将其确立为证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从而把亲情伦理与法律制度结合起来。这样，“亲属相隐”制度有了更为突破性的发展——由义务性设定“控告亲属系有罪”（不得控告亲属）发展为了权利性设定“不控告亲属系无罪”（有权控告、可不控告）。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法治应包括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众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4]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现今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为何对亲属之间的不作证（沉默）予以“合法化”——良好的法律必须得到大众的遵守，而要大众普遍遵守，则该法律又必须要符合善良风俗的要求。也即只有当法律精神与道德合理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时候，法律才能得到大多数人的遵守，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而道德规范正是以普遍的善良人情为基础来调整人们的行为的，亲属之间为了保护亲情而拒绝作证的行为正是人类的某种自然本性。对于此种天然的人性，社会的道德标准必然会予以承认及尊重。所以，法律的制定必须从道德中吸取这种合理性成分（即尊重普遍的人性），法才不会强众人之所难，其权威性及价值导向也才为人所接受和遵从。
2、我国法律关于亲属之间不作证（沉默）的规定与发展。
亲属相隐，本质上这源自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或保存的本能。但于亲属之间的相互容隐予以明确的道德认可，从文献记载来看，则可能最早萌芽于春秋时期。《国语?周语中》记载周襄王二十年，襄王曾劝阻晋文公听理卫大夫元咺讼其君一案：“夫君臣无狱。今元虽直，不可听也。君臣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段话表明了君臣、父子之间不可以相互控告的观念。而在《论语?子路》中孔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这样的主张。由此，承认或许可“父子相隐”，成为了我国古代礼法的重要传统之一。
到了汉代，法律（汉律）首次肯定了妻子、儿子、孙子为丈夫、父亲、祖父隐罪的合理性。“夏五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但这时的法律对“父为子隐”还只是部分地承认其合理性。在唐代，《唐律》对亲属之间的容隐形成了较完备的规范系统。在《名例律》中，“亲属容隐的范围由夫妻、父子、祖孙扩大到了所有共同居住的亲属，且明确规定了审问官不得逼亲属作证，还规定了长辈可以为幼辈隐罪（但父祖与子孙间除外）”[7]。而唐代以后到清末变法前，我国的容隐制度并无多大变化。而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则明确规定任何人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的权利，还首次明确了子孙告父母不再有罪，实现了亲属之间的容隐由义务向权利的重大转变。
从春秋时期到民国，几千年来亲属之间的容隐始终存在于我国的法律之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律的制定是基于普遍的人情。本乎人情或习俗的这一立法原则，在我国古代的许多文献资料已有所表述。如《盐铁论?刑德》说：“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违于法者诛。”这也就是说法律的制定是以普遍的善良人情为基础的，并不是以设罪害人为出发点。北宋著名政治家欧阳修也曾指出：“刑者，圣人所以爱民之工具也。其禁暴止杀之意，比本乎至仁，然而执梃刃刑人而不疑者，审得其当也。故法家之说，务原人情，极其真伪。必使有司不得铢寸轻重出入，则其为书不得不备。历世之治，因时制法，缘民之情，损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
皆著于篇。”（《欧阳修集》卷124《崇文总目叙释》）这里的“法家之说，务原人情”所体现的，就是法律应当因循和体谅亲属之间互相保护、互相容隐的天然人性。
3、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应设立亲属作证豁免权。
据西方法制的历史与现状可知，亲属之间不作证（沉默）往往是被法律认可和予以保护的。它的存在，体现了西方法律“以人为本”的精神，体现了西方法律对人性的一种尊重。而在我国，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与检验，亲属之间的不作证也已经深深植入了人民大众的心底，成为我国的一种重要伦理法律传统。
但是遗憾的是，1949年时局变迁以来的我国法律制度，却没有很好地继承这种伦理传统，更没有在诉讼立法中确立亲属之间不作证（沉默）的权利——反而在《刑事诉讼法》第48条中一刀切地硬性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法律义务和一般的道德泛化之义务是有区别的，法律义务意味着必须执行，否则当科以处罚。这种“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的设定，其创设的目的是好的，但其效果或结果，则未必如此，此已有历史可证。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我国的人们对家庭亲情尤其重视，按理我们应该比西方更注意设置亲属之间不作证（沉默）的权利，但是我们国家却制定了这种无论什么人只要知道案情就应该作证的义务化规定，其法律精神与道德引导是负面的。
所谓“义务”，就是意味着不履行将要受到惩罚。这种不近人情的强制性规定不仅不利于查明案件的真相，反而更会损害人们的善良天性。这种做法不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规定不相符，而且也与我国一贯重视家庭亲情的伦理法律文化传统极不协调。而“当一部法律与整个文化背景缺乏和谐一致的性质的时候，法律会受到规避、扭曲或改变其目的”[15]。所以，为了更好的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我们确立亲属之间有权不作证（沉默）的传统，在立法上设立亲属不作证的权利或亲属作证的豁免权（作证非义务化），“以实现我国法律制度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和对亲情关系的尊重，以及对正常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维护”[1 6]。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已有许多专家学者认识到确立亲属作证豁免权对完善我国法律制度的重要意义，并且“在2003年2月我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专家稿第四稿）中提出了亲属作证豁免权的有关规定”[17]。据重庆市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主任、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俞荣根先生2005年4月29日的演讲说：“在这次三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上，重庆人大代表团提出议案要求修改《刑法》，取消亲属间的互相揭发、互相举证，加重处罚亲属间包庇罪的条款。这表明儒家思想对立法也重新有一定影响。”[18]看来，改变以控告、揭发亲属为“荣”的观念，修改相关法典而确立“亲属作证豁免权”，此是势在必然。
孟德斯鸠说：“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泉源。”[19]著名学者吕思勉先生（1884-1957）《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一文说：“《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古之为法者，上之所求于下，不必其有利于民，或且贼民以自利焉；纵不如是，民之恃法以自安者浅，恃其情相联系以为安者深，故圣人不肯求法之必行而使其民相纠告，知其所获者小、所丧者大也，圣之至也。”[20]
总之，孔子“父子相隐”的主张与现代腐败现象无直接相关（腐败是人性使然，非孔子教导或鼓吹使然）。孔子“父子相隐”主张的实质，是主张亲属之间互不作证可以谅解（沉默也“直在其中矣”）。而孔子所说的“父子相隐”，其合理性就在于该“不作为”的行为既未直接损害或加重损害公共利益，又支持了家庭良心或天然亲情，这正是孔子在家庭与人性问题上深刻而中道的态度。同时，孔子主张亲属之间“不作证”（隐）与当今西方的“亲属作证非义务化”的法律设置不谋而合的，体现出了深刻的现代性。所以，孔子的主张值得借鉴，并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尽快设立“亲属作证豁免权”，以实现法治的正当价值与目标。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力方式和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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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枬：《罗马法原论》（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87-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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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法律前沿》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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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俞荣根：《儒家法文化——传承与趋势》（西南法学论坛特别节目，俞荣根主讲，20 05年4月29日，西南政法大学岭南厅），法网 > 西南论坛，https://www.wendangku.net/doc/ab16991005.html,/xi zheng/xllt/200603/2339.html
[1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7 6页
[20] 吕思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载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天津《民国日报》，现收入《吕思勉遗文集》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64-565页。
（原刊《伦理学与德育研究》第二卷，新华出版社2006年12月版，ISBN 7-5011-7487-3；第一作者系徐州师范大学2002级本科生，现任教於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关于《论语》“父子相隐”问题，林桂榛另有《〈论语〉“父子相隐”章综考》一文专述之。）
话语结构——孔子天道论初探（一）
涂宗流刘丹
摘要：孔子关于天道的论述有三种形式：一是直言天道，揭示天道的本质；二是以人道言天道，探索人道的精神本原；三是以修身言天道，追求人性之终极存在。“天道”，作为自然之道，是客观的,是不依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孔子所讲的“天道”，是与“人道”紧密联系的，是“人道”的本原，是行人道、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孔子的天道论，与他的人道论一样，也是东方社会化人文主义思想的精华，是中华文明宝贵的思想财富。
关键词：天道；人道；修身；天命；人性
《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 大多数儒学研究者据此以为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很少设及孔子的天道论。其实，孔子不仅重视人道，更重视天道。子贡的这段话有两层含义：1、孔子十分重视人道，“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朱熹注），为学者所共闻；2、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在洙泗门人中，子贡以“言语”见长，故“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不可得而闻”是子贡对己而言，朱熹注引程子曰：“此子贡闻夫子之至论而叹美之言也。”所以，不能因子贡有“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记载，而忽视对孔子天道论的研究。
孔子关于天道的论述有三种形式：一是直言天道，揭示天道的本质；二是以人道言天道，探索人道的精神本原；三是以修身言天道，追求人性之终极存在。
1、孔子直言天道（天道自然）
《礼记·哀公问》载：哀公问“君子何贵乎天道”，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2] 这段话，儒学研究者们一般很少引用，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还是不能贸然相信。《郭店·缁衣》篇出土之后，增强了《礼记》中的儒家文献材料的可信程度，特别是与《郭店·性自命出》篇联系起来看，此处孔子言天道应该是可信的。
孔子对“天道”所进行的界说，首先指出“天道”是自然之道，即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太阳从东方生起,月亮跟随太阳永无休止，是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事物虽有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却永远在发展变化之中，是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天覆地载而成万物，但天地对所覆所载之物却无所求取，是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事物依既得之理而成，事物既成之后而所以成之理自明，是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以上四个方面，都是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所以“是天道也”。“天道”，作为自然之道，是客观的,是不依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天道”的本质属性。
“天道”，虽然是客观的,是不依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之道，但孔子所进行的界说，一是对哀公问“君子何贵乎天道”的回答，哀公所问之本身就带有主观性：二是孔子的界说是孔子对客观的自然之道长期观察所作的总结，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因此在孔子对“天
道”所进行的界说中，在说明天道是自然之道的同时，又说明天道是能动的、有生命力的。能动的、有生命力的，是“天道”的社会属性。
（1）哀公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这里讨论的并不是作为自然之道的“天道”本身，而是讨论人的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亦即人对“天道”的认识。“何贵乎天道”这一问题，是社会问题，不是自然科学问题。孔子回答“贵其不已”，是强调人类社会应该以“天道”的那种“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的永无休止的发展精神，作为人类社会的指导，以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人们以“天道”的“不已”（永无休止的发展）精神为贵，说明“天道”本身蕴涵着这种“不已”（永无休止的发展）精神。“天道”蕴涵着的这种“不已”（永无休止的发展）精神就是“天道”的社会属性。
（2）“不闭其久，是天道也。”“闭”，壅塞不通。《广雅·释诂三》：“闭，塞也。”《周易·坤·文言》：“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天地闭”与“天地变化”相对。“天地变化”，意为天地交互变化。“天地闭”，意为天地阻隔不通。“不闭其久”，意思是天地之间的事物，总是要发展变化的，阻隔不通是不会长久的。天地之间的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这就是天道。天地之间的事物时刻都在发展变化着，这是客观存在，而且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是，人们在观察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时候，特别是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事物处于壅塞不通状态的时候，能预见其“不闭其久”，这却是人的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是人的主观对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认识。“不闭其久”，是一种发展趋向。不过，人能预见其“不闭其久”，这说明客观事物发展变化本身就蕴涵着的这种趋向。“天道”蕴涵着的这种“不闭其久”的发展趋向，就是“天道”的社会属性。
（3）“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为”，取，谋求。“无为”，指天、地虽覆载万物，却对万物无所谋求（即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无为而物成”，天地无私的覆载万物，而使万物得以生长。有天地，便有天降甘露，大地孕育万物，这是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事实。人的主观在反映天地之间生长万物这一客观事实的时候，却在其中加添了“天地孕育万物”的意义，并且将“天地孕育万物”放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换位思考,提出了“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的哲学命题。“无为而物成”，就天降甘露，大地孕育万物而言，天道是自然的。由天降甘露，大地孕育万物而引导出“无为而物成”，增加了人们对“天道无私”的崇敬，此“无为而物成”，虽紧密地联系着天降甘露，大地孕育万物的客观事实，然而却与人们对“天道”的认识溶为一体。“无为而物成”，便是“天道”的社会属性。
（4）“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已成”，“无为而物成”之后。“明”，明其物之所以成。《字汇·日部》：“明，显著也。”天地化生万物，就天地而言，对万物无私覆、无私载、无所谋求；就万物而言，“物成”之后，没有谁争功、逞能，也没有谁去刻意推求其所成之理。一切听其自然。然而，物之所以成却自然显著。这就是大自然的变化规律。
“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这是孔子对大自然的变化规律的总结，这里所强调的“已成而明”，却是人的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天道蕴涵的天地对万物无私、无为（无所谋求），以及物成、其理自明，是客观的，现在被总结而成为天道论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并进入人类社会，与人们对“天道”的认识溶为一体。“已成而明”也就成为“天道”的社会属性。
孔子的天道论，其客观依据是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从本质上看，孔子的所谓“天道”，是客观的、不依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变化规律。然而孔子并不是在讲自然科学，他所讲的“天道”，是与“人道”紧密联系的“天道”，是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本原则的“天道”。孔子沿着古圣人“惟天地万物父母”[3]的思路，赋予“天”（大自然）以生命意义，这个“天”有“不已”（永无休止的发展）精神，虽然可能暂时受闭（壅塞不通），但“不闭其久”，永远是发展变化的；这个“天”是能动的，他“无为而物成”，使万物“已成而明”。孔子天道论中的“天道”，首先自然之道，同时又是能动的、有生命力的人伦之道。因此，孔子所论述的“天道”是“人道”的本原，是行人道、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
2、孔子以人道言天道（人道的精神本原）
《礼记·礼运》载：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夫礼，必本于天，殽（效）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婚朝聘。”[4]孔子在这里讨论“礼”的产生以及“礼”存在的重要意义。
“礼”，产生于中国奴隶制国家产生之后。传说黄帝、帝喾、顓顼、尧、舜五帝之世为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5]夏禹之后，启袭取了禹的王位，大同废除。“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4]
中国传说中的大同时代，即奴隶制国家形成以前的部落联盟时代。夏禹之后，中国奴隶制国家形成。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6]也就是说，中国传说中的大同时代，与夏禹之后直至春秋时代，最大的区别是：大同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直至春秋时代，“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谋用是作”，“兵由此起”。夏禹之后，中国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三个王朝，这三个王朝的最高国家权力都掌握在奴隶主手里。“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7]
早期儒家生活在中国奴隶制逐步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产生的时代。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从人文本原观出发，对历史典籍进行了全面清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洙泗门人作《礼运》，记帝王礼乐之因革，表达了对中国传说中大同时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和谐社会的深切怀念。在揭示“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谋用是作”，“兵由此起”的社会争斗的同时，对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明王之政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早期儒家主张人君之治天下必须行人道。认为“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8]人君只有行人道，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那样“谨于礼”，“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4]，才能使人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
在中国，奴隶制国家形成之后，国家虽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但由于尧舜以来东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为大君于天下），元后作民父母”[3]的思想，引导历代明王行人道。“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鄕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9]
“礼”，是古圣王以“天地之经”为法则所制定的做人的行为规范。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礼即“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10]“天地之经”就是“天道”，以“天之明”为则，因循“地之性”，生其“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用其“金、木、水、火、土”五行，于是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如果不依“天地之经”为法则，也就是说不以“天之明”为则，不因循“地之性”，“人”便会“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10]
以“礼”制人之性，使人之性不失于“礼”。“君臣”以则地义，“夫妇”以经二物，“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等等关系的处理和交往，均因“礼”而生，并且受“礼”的制约。所以对于“礼”来说，“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夫礼，必本于天”，基本意思就是说，“天道”是“人道”的精神本原，先王行人道，治人之情，以“天道”为本，总结历代明王以“天地之经”为法则的历史经验，制定礼法，以之为行人道的保证。
古代明王行人道，不光制“礼”，还同时作“乐”。“礼”与“乐”，是行人道的一体两面。“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11]“礼”本于天，“乐”亦本于天。所不同的是：“乐由中出，礼自外作。”[12]由中出之“乐”以治其心，自外作之“礼”以节其行。治其心以求与民相亲，节其行以求与民相敬。与民相亲则上下和矣，与民相敬则贤不肖别矣。
“礼”、“乐”都是古代明王为行人道而制作的，是人道与天道结合的产物。早期儒家认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12]
因此，依古代明王为行人道而制作“礼”、“乐”而言，是“天道”影响“人道”。如何认识“天道”？就其本质而言，“天道”就是大自然的变化规律。然而，从“天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而言，“天道”是“人道”的精神本原。
3、孔子以修身言天道（人参于天地）
《论语·述而》载，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13]《论语·为政》载，子曰：“五十而知天命。”[14]《礼记·孔子闲居》载：子夏请教孔子“何如可谓参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15] 孔子在这里讨论人“修身”、“知天命”、“参天地”的问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早期儒家的人生理想，“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众民），壹是（一切）皆以修身为本。”[16]
“修身”的目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6]所谓“明明德”，即自明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人乃天地之所生，人本来就具有天地所赋与的、使其虚灵不昧而应万事的聪明才智（即所谓“明德”），人如果能把握住天地所赋与的聪明才智、并变成自己的德行，便一切皆自明矣。所谓“亲民”，“亲”，新也。朱熹注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所谓“止于至善”，“至善”，善之极也，即无一丝一毫之私欲也。“止”，必达于斯而不迁。意为修身必有以尽天地所赋与之极，而无一丝一毫人欲之私。
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有三层意思：1、一个人的“德”乃“天”之所赋；2、人要把握住天地所赋与的聪明才智；3、人不能违天害己。第一、二层意思，就是要“明明德”。正如宋儒朱熹所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16]早期儒家认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
孔子背景资料简历简介
孔子简介 （一）基本信息 （二）经 历 孔子3岁丧父，随母亲颜征在移居阙里，并受其教。 及长，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 30岁时，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并在阙里收 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 35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为了接近齐景公，做了齐国贵族 高昭子的家臣。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君要象君， 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景公极为赞赏，欲起用孔子，因 齐相晏婴从中阻挠，于是作罢。欲起用不久返鲁，继续钻研学问，培 养弟子。） 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今汶上西地方官）由于为政有方，“一 年，四方皆则之” 52岁时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鲁、齐夹谷之会， 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齐景公欲威胁 鲁君就范，孔子以礼斥责景公，保全了国格，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 和好，并将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 54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 55岁时，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此间“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 个人概况 姓名 孔子，名丘，字仲尼 国籍 中国（春秋时期鲁国） 民族 汉 族 出生地 曲阜尼山（今山东济宁曲阜） 出生 日期 前551年9月28日 （农历八月廿七） 逝世 日期 前479年4月11日 （农历二月十一） 个人背景 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和思想家 其他信息 信 仰 儒学 祖 籍 宋国（今河南商丘） 主要著作 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 性格特点 1.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2.安贫乐道； 3.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4.直道而行； 5.与人为善； 弟 子 子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曾参、子夏、子张……
与孔子有关的成语
与孔子有关的成语 与孔子有关的成语 1、鸣鼓而攻：比喻宣布罪状，加以遣责或讨伐。 2、出类拔萃：拔：超出；类：同类；萃：原为草丛生的样子，引伸为聚集。超出同类之上。多指人的品德才能。 3、不舍昼夜：舍：放弃。不分白天和黑夜。比喻夜以继日。 4、从井救人：跳到井里去救人。原比喻徒然危害自己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行为。现多比喻冒险救人。 5、呆若木鸡：形容因恐惧或惊异而发愣的样子。 6、从心所欲：按照自己的意思，想怎样便怎样。 7、金人三缄：比喻因有顾虑而闭口不说话。 8、孚尹旁达：指玉的色彩晶莹发亮，比喻品德高尚纯洁。 9、成仁取义：成仁：杀身以成仁德；取义：舍弃生命以取得正义。为正义而牺牲生命。 10、夏虫不可以语冰：不能和生长在夏天的虫谈论冰。比喻时间局限人的见识。也比喻人的见识短浅。 11、表里如一：表：外表；里：内心。表面和内心象一个东西。形容言行和思想完全一致。 12、彻上彻下：彻：贯通。贯通上下。 13、目无全牛：全牛：整个一头牛。眼中没有完整的牛，只有
牛的筋骨结构。比喻技术熟练到了得心应手的境地。 14、大相径庭：形容彼此相差很远，很不一致。 15、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喻目光短浅，仅视眼前利益，而不知后患能随之而来。 16、唇亡齿寒：比喻利害密要相关。 17、盗亦有道：即使是当贼的，也有他们的所谓“行为规范”。 18、不耻下问：乐于向学问或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学习，而不觉得不好意思。 19、浸润之谮：指中伤他人的谗言逐渐发生作用。 20、大而无当：原意为“东西很大但没有什么用处或者用处不大不适合”，后引申为“夸大而不合实际，‘形容不着边际’”。 21、名正言顺：指名分正当，说话顺理成章。后多指说话做事理由正当而充分。 22、披发左衽：左衽：衣襟向左掩。披头散发，衣襟左开，借指异族入侵为主。 23、鼓盆而歌：后以鼓盆而歌表示对生死的乐观态度。也表示丧妻。 24、饱食终日：终日：整天。整天吃饱饭，不动脑筋，不干什么正经事。 25、出何典记：诘问见于何书，有何根据。借指无稽之谈。 26、蜗角之争：成语释义比喻为了极小的事物而引起大的争执。
孔子学说
孔子学说 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把仁与礼相统一的最佳状态称之为“中庸’。孔子的学说体系以人道为重点，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孔子是打破“学在官府”局面，开创“私学”的第一人。他的弟子有3000多人，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删《诗》、《书》，编《春秋》，钻研《易》、《乐》、《礼》，集以往文化思想之大成，创立了儒家学派。他的言论和事迹保存在《论语》和先秦其他典籍中。 孔子的思想体系以礼为出发点。他认为礼治是社会得以安定的必要保障，唯有实行礼治才能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秩序。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论语·季氏》〉他认为春秋时期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己，其根本原因就是“礼崩乐坏”，因此要使社会由乱变治，就必须恢复礼治。他明确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周”也就是恢复周朝礼治，而恢复周礼首要的一条就是正名。孔子在卫国时，子路问他：“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莫先？”他直接了当地回答:“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自己的等级名分尽义务，作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作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作父亲的要像父的样子，作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总之，正名是治理国家的首要环节。复礼、从周、正名等主张反映出孔子思想带有浓厚的传统，但他并不抱残守缺，他一面维护传统，一面超越传统。这表现在他从新的视角看待礼法，对周礼作了损益。他认为礼不仅仅是礼仪条文的总汇，不是一套死板的规定。 礼作为形式来说，是要表现深刻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仁”。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实质，复礼是行仁的手段。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子路》）这样，孔子便从“礼”这一传统观念中引申出“仁”这一新的观念。在《论语》中，仁字出现了109次之多，可见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关于仁的种种说法中，这一条最精辟。 所谓爱人，也就是主张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来看待，这是一种原始的人道主义思想。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隘的宗法血缘观念，发现了人类的存在。他承认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强调道德意识是人普遍具有的特质。因此，他主张用仁爱原则协调人际关系，实行“忠恕之道”。所谓忠恕之道，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应当作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应当作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在躬行仁道的道德实践中，实现人的价值，成就理想人格。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圣贤、君子。如果说礼是孔子学说体系的出发点，那么，仁才是这－体系的核心和实质。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一方面，仁受礼的制约，行仁不能超出礼规定的范围。孔子不赞成没有差等的仁爱，因为这将模糊上下尊卑的等级名分界限。另一方面，仁又规定着礼，只有与仁紧密结合的礼才是合理的。有些陈规陋习虽有礼仪方面的根据，如杀殉、专横、暴敛等，在孔子看来也是非礼之举。孔子把仁与礼相统一的最佳状态称之为“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
孔子周游列国简介
孔子周游列国简介 公元前497年，阳春三月，春光明媚。这本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孔子却不得不离开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鲁国。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也为了寻求新的从政机会，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疲马凋车，孔子开始了为期14年周游列国的生涯。 对鲁国，他一往情深，对它也充满希望，他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道”指“天下有道”的西周时代。他认为鲁国比齐国好，只要稍事变革，就可以上拟于太平盛世的西周。在数年为政生涯中，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忱，希望在鲁国重致太平，复兴周公之业。 即使不能为政，在鲁国隐居也是一件乐事。那沂水的清波，舞零台的清风，还有二三同道，都深深地令他流连忘返。当他离开时，却行道迟迟，一步三回头。在鲁国的边境上还住了三天，以示对父母之邦的眷念。 孔子一行出境的第一站是卫国。卫国是周公弟弟卫康叔的封国，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也具有“一变至道”的优点。历史上卫国曾是拥有“带甲之士八万”的强国，但进入春秋，也是每况愈下。卫灵公在位时，由于用人得当，政局稳定，民物殷阜，倒还有点太平景象。孔子一踏入卫国领土，便被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吸引往了，就此阐发了一番“庶、富、教”的政治理论。来到帝丘，卫灵公给孔子很高的礼遇，让他享受上卿之禄。但是卫灵公并不是大有作为之 1 君，他优待孔子不过出于“爱贤”美名，并不真是对孔子的学说感兴趣。孔子重礼轻刑，他却问战阵之事；孔子轻视女人，他那妖冶淫荡的南后却招见孔子；特别让孔子难受的是灵公与南后和太监坐首车，让孔子乘次车，招摇过市。孔子对他也只有失望，于是再申“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之叹。但相比之下，在孔子访问的大小国君中，卫灵公对孔子最优惠，因此，当孔子在别国不利时，总是回到卫国，卫国算是给孔子温暖最多的国家，他在那里几进几出，呆的时间也最长。
和孔子有关的成语
■尽善尽美:形容好到极点,毫无缺陷. 孔子在齐国,有机会欣赏到他认为最美妙的音乐[[韶]]. 谓其"尽善矣,又尽美也!"而后大受感动,一连好多天老是想着它,吃肉也没有味道了.三月不知肉味,原是形容孔子对于 音乐入迷的情况.后人却借它来形容贫穷,真是怪哉. ■侃侃而谈:不慌不忙地谈着 在周代的等级制度中,孔子的地位相当于下大夫. 孔子是个一举一动都力求合乎周礼的人.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家乡,他显得温和恭顺,好像不会说话;在朝见场合,却 长于谈论,有些谨慎罢了;在朝廷上,国君不在之时,他与同级官员说话,侃侃而谈,理直气壮;同上级说话,和颜悦色;君主来了,既恭敬而又不安,非常之小心. ■不舍昼夜: 表示时间不停地流逝之意. 孔子的时间观念强,曾对着河流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意思是:光阴一去不复 返啊!就如河水这样昼夜不停地奔流吧! 时间如流水,一定要珍惜.孔子之所以青史留名,是因为他懂得:时间就是财富啊! ■道不拾遗:形容社会风气道德良好. 孔子在鲁国当了几任官,他在任之时,鲁国政治有了极大改良:卖东西不讨价还价;掉 了东西不必惊慌,老百姓都有自已的人格,不肯拾起收为已有. ■登堂入室:表示已达到一定的程度或是已得到老师专授指点. 孔子的弟子子路,为人刚勇,一日在孔家弹瑟,瑟声中带有杀气,犯了孔子的大忌--仁. 孔子自然不喜欢,又不便发作,就不满道:"子路弹瑟的本领已经登上厅堂,但尚未能进入内室.他为何要在我家弹瑟啊? 无聊!" 孔子的众弟子一听老夫子对子路不满,马上就改变对子路的看法和态度,越来越鄙视他. 两个启示:在别人家里最好安份些; 对于头儿,要懂得投其所好才是啊! ■道听途说: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 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涂同途) 意为:从道路上听来一些没有根据的话,就在道路上不负责任地传播,这种道德作风 是要不得的. 有很多类似的玩艺，被人一本正经地转来转去，实际上这些谣言里漏洞百出，只要自己稍微认真想一想、查一查，就能够看出其中的谎言成分，然而很多人却信以为真，乐此不疲。是我们自己太脆弱太轻信还是网络里情绪的煽动太容易?要警惕啊! ■发愤忘食:形容学习努力,工作勤奋. 楚国某县尹问孔子弟子,请他谈谈对孔子的看法,弟子木讷小心,一言不发,县尹只得 怏怏而回.孔子得知后,很不高兴,怨道:你为什么不说:我的老师是个发愤忘食,乐而忘忧的好学者啊!弟子一听马上明白,愧道:"老师,是我糊涂啊,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今后若有人再 问我,我必遵师嘱答之." 孔子一听舒服,欣然笑道:"好,好,好."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可孔夫子都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吹一把,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啊! ■鸣鼓而攻:形容声讨犯罪的人. 孔子弟子冉求在朝中干活,准备试行新法,向孔子请教,孔子刚好是站在保守一边,于
孔子教育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孔子曾经提出过不少至今仍然具有教育意义的人本思想。例如他认为以仁为本，仁者爱人；人各有所长，用人就要用人之长；德才兼举，大度宽容。除此以外，他关于教育的论述范围还是十分广的，例如闻韶乐而“三月不食肉味”，主张“君子习六艺”等等，这些都是美育与艺术教育的范畴。 孔子非常注重因材施教。对每个学生的性格和特长都很了解。并且要求学生将学和思、学和行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注重启发式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也”。 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二要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其三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关于学习的方法，他则认为要举一反三，灵活运用。 [原文]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释读]： 孔子说：只要送一束以上的干肉条来，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 十条干肉结为一束即为束脩。只要送一束干肉条作拜师礼物，以显诚意的话，孔子就会收其为徒。孔子一直认为“有教无类”，凡是有学习要求的人都可以得到教育。 [原文]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释读]
孔子说：“任何人我都可以对他进行教育，没有类别之差。” 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不同，也可以归结为对人是什么的认识不同。孔子研究人的方法是以承认人与人的存在差别为前提的，而且“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物”，在这个前提下他把人分为仁人、君子、小人等。但是这种差别也是人为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这从他提出的教育目标和有教无类的原则可以看出。 和孔子认为人都可以培养，都可以改变，都可以造就相比，西汉的董仲舒的看法就在同，在他看来，具有“圣人之性”的人是不用接受教育的，具有“斗屑之性”的人是近于禽兽的。 [原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释读] 子路问：“听到一件事，是不是应该立刻去做呢？”孔子说：“父兄尚在，怎么能听到了就立即做呢？”冉有问：“听到一件事，是不是立即去做呢。”孔子说：“听到就做吧。”公西华说：“子路问听到一件事是否立即做，您说要与父兄妹商议；冉有问听到一件事是否立即做，您说可以立即做。这令我觉得迷惑，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冉有遇事畏缩，所以要他进取；子路勇于作为，所以要他慎重。” 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案例。 [原文]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有关孔子的经典名言
有关孔子的经典名言 孔子思想是中国人民的道德标准,它形成于人的善良本性,表现为人的处事行仁,无论是读过书还是没读过书的人,都会用孔子思想衡量一切人,衡量一切事;要求一切人,要求一切事。下面是为您整理的有关孔子的经典名言，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出处：论语 2. 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出处：论语 3.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4. 故君子居易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作者：孔子 5.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出处：论语 6. 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出处：论语 7.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出处：论语 8.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9.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10.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作者：孔子 11.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12.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13.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14.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出处：论语 15.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出处：论语 有关孔子的经典名言【热门篇】1.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出处：论语作者：孔子 2.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3.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4. 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 5. 未知生，焉知死? 6. 内不欺己，外不欺人。 7. 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作者：孔子 8. 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9.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10.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出处：论语 11.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12.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13.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者：孔子 14.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出处：论语 15. 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出处：孔子家语 有关孔子的经典名言【经典篇】1.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出处：论语
鲁迅对孔子及其美学思想的评说-模板
鲁迅对孔子及其美学思想的评说 孔子和鲁迅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他们生活的年代遥遥相距两千四百多年，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有着很大差异。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度正在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关于孔子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形态，史学界尚无统一的说法，此处只依其一)；鲁迅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度，新民主主义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可他们都在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成了超绝一时的、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孔子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影响最为深广，他整理故国文献，开创孔子学说，发展教育事业，规范民族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风俗习惯，以至被称为“圣人”、至圣先师，而今人则称之为“是一个言行一致、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匡亚明：《孔子评传》)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义论》”)。 孔子学说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经过附会和演释，已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历代封建帝王和反动统治者不断对孔子加官进爵，顶礼膜拜，以借孔子的偶象来维系他们的专制统治。到了五四时期，中国诞生了一批接受资产阶级现代文明教育的新人和积极投身于社会革新的热血志士，也产生了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于是出现了一批“打倒孔家店”的英雄，鲁迅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如果就抨击封建专制、封建礼教，反对复古倒退的意义上讲，“打倒孔家店”无疑是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但从当时运动中存在的好便一切皆好，坏就一切皆坏的历史唯心主义来看，对孔子学说全盘否定，又不无偏颇。当今时代，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探讨如何评价孔子学说，探讨鲁迅和孔子在某些方面的与差异，是不无意义的。 一 究竟应当如何对待孔子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是把孔子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重大贡献的人物来评价的，不仅如此，还必须认真地总结、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事实上，五四时期李大钊做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曾对孔子问题做过恰如其分的论述。他说：“孔子者，历代
孔子关于“仁、义、忠、信、恕、勇、智、礼、孝”的学说整理。
3、孔子关于“仁、义、忠、信、恕、勇、智、礼、孝”的学说整理。(李歌、傅丹娜) 孔子“仁”的思想 “仁“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也就是儒家学说得以确立其主流地位的主要根据。 一、《论语》中“仁”的基本涵义。 (一)孔子对“仁”有诸多阐释,仅在《论语》中就有一百零九处,而“仁”的基本内涵浓缩在她与樊迟的问答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二十二章》】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她的社会责任。为父之道就就是由爱子之心出发去对待儿子,为子之道就就是由爱父之心出发去对待父亲。冯友兰认为,孔子的“仁”以同情心为本,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故曰爱人为仁。 (二)有时候,孔子用“仁”不就是仅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就是泛指人的所有品德,这便就是“仁人”一词的含义。在这一场合下,“仁”的含义就是品德完美。 二、《论语》中“仁”的诠释。 (一)真性情的合理流露。 实践“仁”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它就是我们真性情的一种合理流露。仁在我也,因此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三十章》 1、性情为真。 孔子认为,巧言令色矫饰以媚悦于人,非真性情的流露,故“鲜矣仁”;“刚毅木讷”之人,质朴有真性情,所以“近仁”。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第三章》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二十七章》 2、“合礼”流露。 孔子认为,人的真性情或有所偏而为过,所以不但要有真性情的流露,还要合理。如何合理？即合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所以仁为人之性情就是真的,而又须合礼流露。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第七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第一章》】 (二)能推己及人。 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就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仁的含义并不仅就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还有另一方面“恕”,就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方面加起来,称作“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就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也就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之方”。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第二章》】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三十章》】 (三)“大而化之之谓圣”。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三十章》 (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够做到博施恩惠给百姓,又能周济大众,能怎么样呢？可以说就是达到仁了么？”孔子说:“怎么会只就是仁呢？一定就是圣啊！尧舜对此事或许还感到为难呢！
与孔子有关的常见成语
与孔子有关的常见成语 1、色厉内荏sa lì nai rěn 〖释义〗色：神色，样子；厉：凶猛；荏：软弱。外表强更，内心虚弱。 〖出处〗《论语?阳货》：“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穿窬之盗也与。” 2、言不及义yán bù jí yì 〖解释〗及：涉及；义：正经的道理。指净说些无聊的话，没有一句正经的。〖出处〗《论语?魏灵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3、杀身成仁shā shēn ch?ng r?n 〖解释〗成：成全；仁：仁爱，儒家道德的最高标准。指为正义而牺牲生命。后泛指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出处〗《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4、后生可畏h?u shēng kě wai 〖解释〗后生：年轻人，后辈；畏：敬畏。年轻人是可敬畏的。形容青年人能超过前辈。 〖出处〗《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5、任重道远、死而后已：ran zh?ng dào yuǎn 〖解释〗任：负担；道：路途。担子很重，路很远。比喻责任重大，要经历长期的奋斗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篇》）释：读书人不可以不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负担沉重，路程遥远。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不也沉重吗？到死方休，不也遥远吗？任重道远 6、举一反三jǔ yī fǎn sān 〖解释〗反：类推。比喻从一件事情类推而知道其他许多事情。 〖出处〗《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7、见贤思齐jiàn xián sī qí 〖解释〗贤：德才兼备的人；齐：相等。见到德才兼备的人就想赶上他。 〖出处〗《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8、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zhī zhǐ w?i zhī zhī，bù zhī w?i bù zhǐ 〖解释〗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 〖出处〗《论语?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学说》读书笔记
《孔子学说》读书笔记 （1）孔子学说的纲要条目 1.为学 孔子主张的“学”不是后世一些人所误解的死读书，而是“屡空”，是“心斎”，是“克己复礼”，是“不改其乐”，是“不迁怒不贰过”，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学的是如何生活，如何来养成自己的人格。 2.一贯忠恕 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这里就包含着“学”的方法。就是他曾经告诉子贡，说自己不是“多学而识”，是“一以贯之”。也就是说，学做人的道理也好，学其他的也罢，并不仅仅是靠知识或经验的堆砌，而是掌握学习的方法和原理，可以运用在学习任何事情上。 书中，梁启超先生对孔子这句话中，“吾道”的“道”作了探寻，借由曾子的口可知，此“道”指的是“忠恕”（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自己也旁证过，他曾经回答子贡问的“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道“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恕”的意思可解为“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 3.仁;;君子 之前说孔子讲的“学”，是教人学做人、养成人格。梁启超先生将“仁”解作“理想人格”，而“君子”则是能合着这种理想的人。“仁”字拆开，是两个人，可见“仁”这种理想人格是体现在人与人的相处与交往中的，没有他人，则显不出个人的“仁”来。关于“仁”的标准，“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具体的言语散落在《易经》《论语》《礼记》等资料中，大家可以当作补充说明，把这些文献中关于“仁”和“君子”的条目一一找来看。但归根结底，要理解学习孔子的“仁”，我们应像上一条目所述，去寻找“一以贯之”的准则——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含着这种准则，即与人相处，要做符合双方相对关系的事情，为人君，要仁爱，为人臣，要敬上，为人父，应慈爱，为人子，应孝父母……等等。 4.礼 最古老的礼本是宗教的一种仪式，而后演变为一切社会习惯、礼仪乃至行为规范。孔门注重礼乐，是因为视之为涵养人格的利器。 5. 乐 音乐是孔子的嗜好之一，也是他门下的必修课。孔子重视音乐，也因为他认为音乐是人类有
孔子的资料50字
孔子的资料50字 孔子是个伟人，如何快速地记住他?下面由为大家带来孔子的短篇介绍，希望能帮到你。 孔子简介50字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家世渊源 孔子的先世出自王家，为子姓殷商遗民。在商朝，孔氏长支被封为宋公负责商朝历代君王的祭祀。商朝灭亡后，孔氏远祖微子启(商纣王的哥哥、殷末“三仁”之一)受封于宋，都商丘，奉殷商祀。由微子经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传至泯公共。泯公长子弗父何让国于其弟鲋祀(即宋厉公)，自为宋国上卿，孔子先祖遂由诸侯之家转为公卿之家。弗父何生宋父周(名周，字宋父)，周生世父胜(名胜，字世父)，胜生正考父(名正，字考父)。正考父接连辅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为上卿，以谦恭著称于世。他熟悉商代文献，曾校“商之名颂”。他受君委命，一命而偻，二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不
争于人。正考父生孔父嘉(名嘉，字孔父)。嘉继任宋大司马。后宋太宰华父督作乱，弑宋殇公，杀孔父嘉。嘉子木金父(名木，字金父)避难奔鲁，定居陬邑(孔氏为鲁国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为士，世为鲁大夫。根据古代宗法制度“五世亲尽，别为公族”，自弗父何让位至孔父嘉已有五代，子孙以嘉字为氏，遂为孔氏。木金父生夷父睪(名睪，字夷父又作祈父)，睪生防叔(名失考，为防邑大夫，因号防叔)，防叔生伯夏(其字，名失考)，伯夏生叔梁纥(名纥，字叔梁)。叔梁纥为鲁国陬邑大夫，颇以勇武闻名于时。《左传;襄公十年》载：公元前563年，叔梁纥随诸侯军讨伐伯阳。伯阳虽是个附庸小国，却长于诡计。当诸侯军兵临城下四面楚歌之时，伯阳人大开城门，妄称受降。诸侯军不知其诈而争入，军人方半， 伯阳人猛然放下高悬的城门，诸侯军有被拦腰截断、各个歼灭的危险。叔梁纥见势不妙，双手托住千斤城门，呼令诸侯军迅速撤出，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七年后，叔梁纥与大夫臧孙纪同守防邑，被齐军团团围困，众寡悬殊，动弹不得。一天夜里，叔梁纥侦察好敌情，挑选精壮三百，披坚执锐，乘间突围。将臧孙纪送出重围，然后重返防邑坚守。一往一来，如入无人之境(《左传;襄公十七年》)。由于他有谋有勇，遂以武功知名诸侯。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九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病足，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复娶颜徵在，时叔梁纥已六十六岁，而颜徵在还不到二十岁，遂生孔子。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
有关孔子的资料
有关孔子的资料： 孔丘 (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 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 汉族人， 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 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 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 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 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华夏族)后裔，故为孔姓。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 政治思想：其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 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有关立冬的民谚： 立冬晴，一冬晴；立冬雨，一冬雨 立冬那天冷，一年冷气多 立冬北风冰雪多，立冬南风无雨雪 立冬东北风，冬季好天空。
孔子的仁学思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 内容摘要：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爱人”与“知天” 为思想主旨，孔子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包 括世界观，天命观，认识论，方法论在内 的哲学思想体系。 关键词：仁学，仁与礼，天人观，中庸，生而知之，学而知之 孔子，字仲尼。排行老二，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 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界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记载，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爱人与知天为其思想主旨，孔子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包括世界观，天命观，认识论，方法论在内的哲学思想体系。其哲学思想范畴的逻辑架构为道，仁，礼，知，中庸，而其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则正沿着相反递进的时序展开；就历史过程看，始于远古，讫于殷周之际的原始人本主义哲学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源头。春秋末年，孔子经历艰苦求学思索和坎坷的人生磨难，基本上沿着传统的道路，将哲学思想爬梳推演到新的高度。孔子经历了“礼学－仁学－易学”三个阶段。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晚年作自我思想总结时说：“吾十而有五而志于学，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
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一生以弘道为自觉的己任，把闻到视为超越一己之生死的大事，指出：“朝闻道，夕死可以，孔子晚年整理了《诗》《书》《礼》《易》《乐》《春秋》等，被后世称为《六经》，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 在先秦哲学中，“道”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其含义，一是指事物之间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类指规律；二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形而上者谓之道；三是运动变化的过程。在孔子晚年的时候，将“道”提升到世界观的境界。孔子的形而上学经历了一个由性与天道的一般探讨到易理研究的过程，其转折点是孔子晚年学《易》，孔子以《易》之道为统领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精致的形而上学体系。 从宇宙自然到社会人事伦理，在孔子哲学范畴中便是由“道”而“仁”，构成孔子哲学中的两个基本范畴。“仁”是讲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孔子认为仁的基本形式是“爱人”，要求将人作为人来看待，强调了人有爱和尊重的需求，孔子将仁确定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准则，并围绕“爱人”的内涵，构造出了仁学的思想体系，仁爱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在后来则成为整个儒家文化的中心范畴。孔子的“仁者爱人”，在自我肯定的同时，也肯定了对象，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这种彼此肯定，彼此相爱中，体现了对人作为人或人格的尊重，也尊重他人的自立，自达，同时，孔子要求每一个人都从自我做起，主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自我主体，要有一种道德的自觉，强化主体自律和自我内省，这就为以后的修身养性的学说打开了大门。仁爱在孔子具有一般的人类之爱的意义，仁爱是对完全非人性的奴隶制宗法等级秩序的合理性的否定，当然，孔子也是宗法等级制的拥护者，他看到这一制度需要以仁爱的形式来修饰社会等级秩序的内容。 仁爱在孔子又是一种道德义务，强调人内在的道德自觉性，重在培养人的德性。这是出于彼此相爱的人格相互尊重的需要，又是一种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同时，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强调个体生命在群体，族类中实现自己，由此延伸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心理结构。
孔子说的话
精心整理 孔子说的话 1、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2、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3、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4、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5、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19、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20、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21、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22、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23、君于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24、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25、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言必行，行必果。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38、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39、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40、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4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2、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43、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44、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45、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使民也义。” 59、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60、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61、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62、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孔子简介
孔子简介 导读：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公元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身世： 据考证，孔子的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国的一位大夫，做过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其子木金父为避灭顶之灾逃到鲁国的陬邑，从此孔氏在陬邑定居，变成了鲁国人。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母亲叫颜征在。叔梁纥是当时鲁国有名的武士，建立过两次战功，曾任陬邑大夫。叔梁纥先娶妻施氏，生９女，无子。又娶妾，生一子，取名伯尼，又称孟皮。孟皮脚有毛病，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又娶颜征在。当时叔梁纥已６６岁，颜征在还不到２０岁。 公元前５５１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
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孔子１９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孔子其人： 在中国５０００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６３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９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孔子仁学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孔子仁学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摘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仁学思想贯穿于其全部思想和行事中，对当时的中华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代有学者将仁视为形而上的东西，对其仁者爱人的内涵也有截然不同的说法。本文试图从孔子的教育活动、政治思想、民族思想中揭示孔子仁的涵义及爱人的范围，并将仁学思想置于当时的思想界对其进行评判。 关键词：孔子；仁学；内涵；比较法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生于礼崩乐坏之春秋，长于周公所封之鲁国。其先祖为宋人，微子之后。曾祖房叔避难奔鲁，为防大夫。父叔梁纥为鄹大夫，晚年续弦娶鲁颜氏女“野合”[1]1905而生孔子。由于社会的变迁和家族的衰落，至孔子时他已沦为贵族最底层之士族。加之父母早丧，家境贫寒，所以曾为“委吏”、“乘田”等小官。[2]187孔子虽贫且贱，然居文献之大邦，儿时常陈俎豆，设礼容，十五志于学，学无常师，故在而立之年已有“知礼”[3]68之誉，并收徒设教。他曾周游列国、席不暇暖，表现出对政治的极大热情，尽管从政时曾有出色的政绩，然“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1]1909终不能行道。他生前仅是一位自叹“道不行”[3]113的“丧家之狗。”[1]1921死后虽历代封建王朝对其推崇备加，“然专制时代之君臣，虽推尊孔子，表彰儒术。其实断章取义，别具私心，存其仁义之言辞，略其封建之背景，忘其平阶级之宗旨，遗其君子儒之教义。”[4]61又自“欧洲文化输入中国以来，中国的思想界，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一个大的变化，每次都把孔子作为反对的目标。”[5]143故孔子虽位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有中国第一大圣人之誉，然其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之人可知。近代以来有人将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一切问题都归咎孔氏，于是，孔子成了专制阶级的历史幽灵，此真不明孔子仁学思想真义之宣传。诋毁孔子的声音虽不始于近代，然在近现代历史中孔子思想所受扭曲却是于今为烈！ 一、释仁 晚近学者曾对孔子思想的核心提出过见仁见智的回答，越来越多的人则倾向于“仁”是其思想的核心。不仅《吕氏春秋》载：“孔子贵仁。”[6]233高赞非先生也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仁’是孔子的思想最核心的问题”[7]197，“‘仁’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孔子全部思想领域内，离开仁的思想，对孔子是什么也理解不了的。”[7]213“仁”虽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在讨论孔子所说仁之前有必要谈谈仁字之本义。 许慎在《说文》中例举了仁字的三形三义：其一、亲也，从人二；其二、古文仁从千心作；其三、古文仁或从尸。历来释仁者，多依第一义，但许慎本人似
孔子关于学习的名言名句大全
孔子关于学习的名言名句大全 1、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 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 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2、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3、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4、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5、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6、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7、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8、放于利而行，多怨。 9、见善无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10、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11、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12、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13、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14、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15、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16、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17、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8、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9、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20、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21、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22、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23、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24、学而不思则闰；思而不学则殆。 25、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26、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27、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28、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29、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子曰：“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