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人口及其在新世界史研究中的意义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中国历史人口及其在新世界史研究中的意义
)))兼评黄宗智等对彭慕兰5大分流6一书的批评
[美]李中清 王 丰 康文林
中国人口规模长期以来一直居世界之首。清代以来,中国的人口规模又有了进一步的膨胀。这便使许多学者自然地从中国这一最明显的国情特征开始去试图理解中国近代史中的种种问题与困境。本文将概述新的中国历史人口研究成果,并纠正最近学术讨论中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成见与误解。
一、/大分流0与中国历史人口行为特征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2000年的5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6一书中,通过对历史上中国和欧洲两个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系统比较,得出了欧洲和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分岔,是从1800年前后才开始的结论,并对长期以来以欧洲为视角中心的欧洲
兴起的传统解释加以纠正。1彭慕兰认为,我们应该从一个新的认识框架和新的原因中去理解
所谓的欧洲奇迹。这个新的框架要求我们抛弃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这些新的解释因素主要包括在与世界其他人口稠密地区同样面临着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燃料短缺的情况下,英国如何成功地实现了从使用木材到煤炭的转变,欧洲在新大陆的扩张并由其所带来的土地与能源的优势,以及海外奴隶贸易为西欧所带来的资源与市场。
人口在新的世界史研究中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只有通过说明中国人口比西欧在同时期内增长得更快,才能证明中国的经济变化过程是/内卷0,而西方的过程是/发展。0二是人口的期望寿命本身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三是人口是否能自身调节被认为是影响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彭慕兰在他的书中引证,西欧国家的人口体系尽管与中国的大不相同,但并未导致更高的期望寿命,也并不具备更优越的控制人口的机制。
中国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很容易使人得出中国人口增长率也一直是最高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查看那些提出/内卷0解释的学者所提供的人口增长数据时,所发现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黄宗智所研究的中国江南地区,按他本人提供的人口数据,在1393)1816的约400年间,人口从46514万上升至121412万,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13j 。这个在中国最富
裕地区的人口增长率略低于同时期包括中国人口在内的全世界人口的增长率。o布伦纳与艾
仁民所提供的人口增长的比较数字是:英国人口由1600年的411万增加到1800年的866万,到1850年的1674万。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173j 和13118j 。相比之下,其所引用1o黄的数据请见Huang 1990,第341)342页,表B .1。这一地区的人口在1816至1932年间由121412万减少到99815万,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影响。世界人口由1400年的36200万增加到1800年的94500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14j 。Kenneth Pom eranz.2000.The G reat Dive rge nce ,C 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 f the Mode rn W orld Econom y .Pri nceton:Princeton Universi ty Press.
的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这几个时点的人口数为2000万,3233万与3600万。1这些人口变
化所代表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4j 和2.15j ,仅为英国同期水平的2P 3与1P 6。无论是江南还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19世纪中以前人口增长速度都明显地低于英国。
二、/现实抑制0还是中国式抑制
略具讽刺意义的是,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经常搬出一个连马尔萨斯本人都已明确否定的假设。这个假设便是死亡率危机,尤其是灾荒,对于控制中国人口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o这一死亡率危机解释对于中国史学者的吸引力很类似于50年前/农业危机0对欧洲
史学者的强大诱惑力。?黄宗智所引用曹树基对太平天国、回民起义、及北方大旱在1851至
1877年间所造成的大规模超常死亡,便是这方面最新的例子之一。黄与曹等人在此所选定的历史时期,1851)1877,令人疑惑不解。这是因为曹所指的造成2300万人死亡的北方大旱发生于1876至1879年,几乎完全在其所指的历史时期之外。尽管我们在2002年的文章中已指
出这一史误,黄在一年多后的中文译文中,仍对此不加认识与纠正。
?当书中有关死亡率的一章未提供对这类死亡人数的推算,同时在我们描述中国人口在1750)2050年之间爆炸性地增长的轮廓图中没有能反映出人口规模在某些时期的减少时,曹与黄等人便从他们的假设出发
指责我们想要/将19世纪的巨大灾难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0。
?而事实上,我们自己在对不同历史人口的微观分析时曾多次报告过死亡率在某些短期时间内的明显上升。我们曾发表了数篇对北京和辽宁地区历史人口死亡率趋势与波动分析的文
章,并记录了死亡率的时间变化。?例如,在对辽宁道义屯的历史人口分析时,我们报告了人口
期望寿命在1774)1873年之间曾有大幅度的波动。
?男性人口在虚岁一岁,约相当于周岁六个月时的期望寿命,在这段时间内曾波动于31)45岁之间,而女性期望寿命则在25)35岁之
间变化。à正如其他曾对中国与欧洲历史人口的死亡率做过比较研究的学者得出的结论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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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鉴于人口户口册是在春节一过后即重新整理,报为一岁新生儿的实际年龄不会大于几周或几个月。
Lee and C ampbell 1997,第79页。见Ca meron Ca mpbell (康文林)and Jam es Lee,1996./A death in the famil y:household structure and m ortality in rural Li aoni ng,li fe 2event and ti me 2series anal ysis,1792)1867.0History o f the Fam il y :An Inte rnational Quarterly 1(3):297)328;Ca meron Cam pbell and Jam es Lee,2000./Price fluc tuati ons,family structure,and mortali ty in two rural Chinese populati ons:household responses to economic s tress i n eighteenth 2and ni neteenth 2century Liaoning.0In Po pulation and Econo m y :Fro m Hunge r to Modern Ec onom ic Gro wth ,edited by Tomm y B engtsson and Osam u Sai to.Oxford:O xford Universi ty Press;J ames Lee and C ameron Cam pbell,1997.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 rgani zation and Po pulation B 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Cam bridge:C am bridge Uni versity Pres s;James Lee,C ameron Cam pbell,and Wang Feng,1993./The las t e mperors:an introduc tion to the dem ography of the Qing (1644)1911)i mperial li neage.0In Ne w and Old Methods in Historic al Dem ography ,edited by Roger Schofield and David Reher.Oxford:O xford University Press;James Lee,Wang Feng,and Cam eron Cam pbell,1994,/Infant and chil d m ortality among the Qi ng nobility:im plications for two types of positive check.0Population Studies 48(3):1)17.
曹树基、陈意新,2002,第44页;黄宗智,2003,第171页。曹树基,2001.第455)689页;黄宗智,2003,第171页(见曹树基,2001;何汉伟,1980,5光绪初年华北的大旱灾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Lillian M.Li.1982./Food,fam ine,and the Chinese state.0J ournal o f A sian Studie s 41(4):687)707).J ean Meuvret.1946./Les cris es de subsistence et la d m ographi e de la France d .ancien r gi me.0(C ris es of subsis tence and dem ography of Ancien R gim e France).Po pulation 1:643)50.马尔萨斯本人注意到了有关中国灾荒的频繁报告,但同时也认识到:/在中国,所有报告表明即使是最严重的灾荒的痕迹也很快消逝掉了。0Malthus ,1798P 1992,p.49.Robert B renner and Chris Isett.2002,p.620,Table 2.
说,中国历史人口死亡率的主要特征是其长期的稳定性。1我们在5人类的四分之一6中对这些
死亡率的波动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尽管历史上有过死亡率剧增,但这些危机不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这些危机]看起来更象是由政治与组织方面存在的问题所致,而非人口过多的结果。0o因此,我们之所以没有提供由于死亡危机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是要将死亡危机/从人口统计记录中抹掉,0而是基于我们认为这些危机不是人口过剩的产物,同时并不
足以影响人口长期变化的考虑。
?至于我们的人口长期趋势示意图未能反映出每一个死亡危机所带来的死亡人数,则是由于我们的图中以50年为一分段,没有考虑每个50年内的人口变化。
因此,我们在5人类的四分之一6中把介绍死亡率部分的重点放在死亡率水平,而不是波动上。?我们给出了男女性人口在出生时、10岁及20岁的期望寿命,有的是全中国,有的是某地
区的历史人口。?这些数字所表明的是,历史上的死亡率水平相对稳定,以女性出生时期望寿
命在略高于25岁,男性在35岁左右的水平上。这些不同的结果所清楚表明的是,死亡率在19世纪中没有明显持续上升的趋势。同时,人口期望寿命的大幅度上升是在20世纪中期推广公共卫生项目后才开始的。我们所提供的数字包括了所有我们能找到对微观历史人口的研究成
果。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未能计算出生时或童年时期望寿命的研究结果。?黄宗智在对彭慕兰
及我们的批评时,只从诸多数字中挑选一个加以修改,并以此来与对18世纪英国的女性出生
时期望寿命一个估算数加以比较,从而证明中国与欧洲在死亡率水平上的差异。
?我们对死亡率的深入分析也表明,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率波动并不足以表明人口规模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辽宁死亡率随经济条件变化而波动,à而在其后的
研究中我们进一步发现死亡率对经济的反应主要集中在成年与老年男子人群中。
á成年男子的死亡率是各人口群中最低的。所以即便这个人群的死亡率随经济条件恶化而大幅度上升,其对绝对人口死亡人数上升的影响仍是十分有限的。同时,老年男子的死亡率上升对人口增长也影响甚微,这是因为这些人本来与自然死亡只有咫尺之距。非人为因素死亡对人口规模造成较大的影响,只能通过对儿童或成年女性人口死亡率而起作用。而我们的研究表明,除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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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Cam pbell and Lee,2000.
Lee and C ampbell 1997,42.黄宗智,2003,第168页。我们对黄所使用的数字有如下疑问。首先,他所用的仅是我们提供的30个不同数字中的一个(Lee and Wang 1999,54)55)。其次,他所选的是一个有溺女婴行为的人口,这意味着这个人口在出生时的期望寿命无法代表一个/不受干涉P 自然的0人口死亡体系。他的假设是,除了正常的婴儿与儿童死亡率之外,还有25%的女婴在一岁前死于溺婴。鉴于历史上影响女性出生时期望寿命的因素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黄的这种比较方法值得疑问。
如我们没有包括刘翠溶的计算结果。刘的数据无法被用来计算十五岁以下男性人口的期望寿命。刘翠溶,1992,5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6上下卷,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Liu Ts .ui 2jung.1995a./Dem ographic c onstraint and family s truc ture in tradi ti onal C hines e lineages,ca.1200)1900.01995b./His torical de mography of south China lineages.0In Chines e His toric al Mic rodem ography ,edi ted by S tevan Harrell.B 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 ity of Californi a Press.
见Lee and W ang,1997,第54)55页。同时,尽管我们本人在书中没有象黄(2003,第168页)所指那样对中国和欧洲历史上的期望寿命加以比较,但是雷伟力和王国斌(1998)和彭慕兰(2000)对此所做的比较颇具道理。对微观历史资料分析所得出的中国与欧洲18世纪的人口期望寿命大致上是有可比性的。
彭慕兰也提到19世纪中期所出现的内战和其他灾害本身也无以证明是由上个世纪的人口过多所造成的。见Lee and W ang,1997,第36、43、45、174、195页。Zhao Zhongwei.1997b./Long 2term m ortali ty patterns in C hines e his tory:evidence from a recorded clan population.0Population Studies 51(2):117)28.
婴儿死亡率之外,经济条件变化对其他儿童以及成年和老年女性死亡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1而死亡对人口规模的限制,通过人为的如溺婴手段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要大于高龄人口由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死亡的影响。黄宗智通过对各种证据,主要是我们所提供证据的综合,得出了溺女婴在穷人中以及经济状况不佳时尤为盛行的结论。对此我们从不表异议。我们许多
的研究成果与这一结论是一致的。
o然而,我们也指出,溺女婴并不仅限于穷人或一定是经济状况不佳时才有。
?即使清代住在北京的皇族人口也曾溺女婴。这种做法在皇族人口的下层中尤为盛行。这些人的收入远高于北京的一般百姓人家,更高于乡下的农民家庭。但他们溺
女婴的概率不仅两倍于其他皇族人口,也高于居住在辽宁的普通旗人百姓家庭。
?要确定溺女婴在中国历史上不同阶段对人口增长影响的准确程度,还有待于更多的数据与进一步的分析。除了个别如清代皇族人口外,?现有的历史人口资料对溺女婴都没有系统直接的记录。尽管通过各种史料和我们自己的间接估计我们知道溺婴在不同时间、地点与社会阶层中都曾有过,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记录历史上溺女婴现象的广泛程度与变化。同时,尽管已有研究从方法论上表明长时间高水平的溺女婴会对人口增长有明显的影响,?历史上溺婴现象如何变化以至如何以此来解释中国人口规模的波动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同样的所观察到的事实,依据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解释。对中国历史上溺婴现象的理解便是这样一个例子。依据传统的类似马尔萨斯观点的解释是,溺婴由贫困所致,正是说明死亡的力量或/现实抑制0对中国人口过程的驱动作用。而当我们对溺婴的各种原因都加以考虑,特别是将这种行为与其他人口行为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人口行为体系而综合考虑时,我们对溺婴的理解是中国家庭依其对自身人口数目与性别构成的期望所采取的积极的、人为的控制手段之一。正因为此,我们使用了/产后堕胎0这一概念。溺婴尽管更残酷同时对家庭的各种损耗更大,作为控制家庭人口的手段之一,它与现代的堕胎并无本质
差别。?中国近年来同样出现的女婴短缺的现象及原因,既说明了中国家庭主动调控人口这一行为的延续性,也说明了溺婴和堕胎这两种手段的共通性。在此需要加以澄清的是,我们对溺婴这一中国人口行为的解释,并没有如黄宗智与曹树基等人所理解的那样,认为我们在计算死
亡率或生育率时将这部分人口剔除在外。
à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死亡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人口过程中起过不可抹消的作用,这种力量的作用程度及方式与持马尔萨斯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的人的描述颇为不同。并没有直接与充分的证据表明,与西方人口相比,中国历史人口过程更由死亡率的力量所驱动。历史上死亡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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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黄宗智,2003,第168页。
我们并不是唯一使用这一概念的人,同时中国人口在这方面也不为独例。参见施坚雅(William G.Skinner)对日本历史人口的分析。William G.Skinner.1997./Fam ily system s and de mographic process es.0In A nthropologic al De m ography :Toward a Ne w S ynt hes is ,edited by David Kertzer and Tom Fricke.C hicago:University of C hicago Press;与Karen Oppenheim Mason.1997./Explaini ng fertility transitions.0De mography 34:443)454.
见Lavely and W ong 1998.见Lee,Wang and C ampbell 1994.
这些下层皇家贵族人口多为四品宗室。他们从皇家得到住房,每年36两银子,45石粮食,以及其他如子女、就学、婚丧的费用(见郭松义,1994,/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0,鞠德源,1994,/清代宗族人口册籍0。皆收于李中清、郭松义编:5清代皇族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6,北京大学出版社)。
Lee and W ang 1999,Lee,Wang and C ampbell 1994.Lee and C ampbell 1997.Lee and C ampbell 1997,60)65.
中国人口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为的、积极的干预,而不是通过被动的打击所形成的。就历史上长期人口规模变化来说,对婚内生育率有意识调整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黄宗智文中已归纳了一些社会经济条件如何影响生育率的研究成果。在此我们还可以提供更多的证
据。我们曾在辽宁的历史人口中发现,出生率对经济条件的反应远超过死亡率。1我们也曾
表明,在一些辽宁和北京的历史人口中,是否能结婚、结婚年龄、以及婚内生育率的高低都与社
会经济地位有密切的关系。
o以下我们将转入对人口转变前中国生育率的讨论。三、转变前的中国生育率
为了支持历史上中国人口由于盲目生育而增长,从而只能依靠死亡力量来驱动中国人口变化过程这一观点,黄宗智等学者对我们及其他学者提出的中国历史上婚内生育率与西欧国家的相比较低这一事实表示置疑,同时反复引用武雅士(W olf)等提出的高生育率作为批评的论据。为了支持其中国历史上高生育率的说法,黄举出三项证据:一是已被我们指出为不可信的泰佛(Telford)的一个数字,?二是武雅士的问题百出,甚至是20世纪的数据,三是黄本人在
误解我们估算方法的基础上得出他自己的修正数。
?我们所计算出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并非像黄对我们的批评所指,不仅已考虑到女婴严重漏报,同时也对其他,如溺婴等因素加以考虑。正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女婴漏报这一常见现象,我们将对生育水平的估算基于漏报较少的男性婴儿上。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是先将统计到的男性出生数按由于死亡而从登记中漏掉的估计比例加以上调,然后再用这一调整后得到的男性出生数作为基数,依自然出生时性比例进一步上调,从而得出对总出生数的估算。这种依据出生时性别比的调整方法不再受女性溺婴或其他女性死亡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依据这种方法可以在不需任何女性人口出生数据的情况下,照样得出同样的对总出生数的估计。我
们也正是依据这种方法对刘翠溶及泰佛所提供的中国不同地区的历史数据加以调整的。
?我们在5人类的四分之一6一书中所提供的有关中国人口历史上婚内生育率,如我们所提供的死亡率数据一样,包括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二十多个结果。这些结果表明,婚内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已婚妇女按所观察到的年龄别婚内生育率一生所可能生育的子女数,在19世纪前1
o???见Lee and Cam pbell 1997,89;Lee and Wang 1999,85)87.
黄对我们数字的误解可能出于我们在1999年的书中仅概述了我们得出数字结果的方法。而在1997年的书中,我们所使用的计算方法也略为复杂。如我们在1997年的书中(第90页,注10)所述,我们先统计出16至50岁在婚妇女所登记的男儿数,将此数乘以115,然后再乘以一个1197的系数,以得出我们对出生数的估算结果。第一个系数115,是基于我们认为有三分之一的男婴因死于登记之前而在户口登记册中漏掉,第二个系数是基于出生时性比例,以得出包括女婴在内的总出生数(Lee and C am pbell 1997,66)67)。我们依此得出的婚内总和生育率为613。
Telford 在其1995年的文章中给出过一个明末安徽人口中总和婚内生育率为8.2的结果。这一结果被黄所引用。而我们曾在1999年的书中指出这一结果的问题。这是因为Telford /在计算时不仅有意不包括那些生育率低的人口,同时还将所得到的男性婴儿数上调百分之五十。而他对这种上调方法的依据却概无交代(Lee and W ang 1999,85)。0Telford 在他一篇早期一点的文章中所给出的数字是6.2。Ted Telford.1992./C ovari ates of men .s age at fi rs t marriage:the his torical demography of Chi nese lineages.0Population Studies 46(1):19)35;1995./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lineages of Tongcheng county 1520)1771.0In C hine seHisto rical Mic rodem ography ,edited by Stevan Harrell.
见Lee and C ampbell 1997,188;Lee and Wang 2000;J ames Lee,Wang Feng and Danching Ruan.2001,/Nuptiality am ong the Qing nobili ty:1600)1900.0In A s ian Population History ,edited by Ts .ui 2jung Liu,Ja mes Lee,David Reher,Os amu Saito,and W ang Feng.Oxford:Oxford Universi ty Press.Wang Feng,Jam es Lee,and C ameron C ampbell.1995./Marital fertility control among the Qing nobility:im plications for tw o types of preventi ve check.0Population Studie s 49(3):383)400.
见Lee and C ampbell 1997,第42页。
相对稳定。历史上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在清皇族人口中的513与20世纪初台湾人口中的615的范围内浮动。而这一水平远低于欧洲国家历史上8至9的高水平。相对于欧洲历史上的晚婚与婚内高生育率,中国历史上婚姻生育的特征是早婚与婚内较低的生育率。
首先发现历史上中国婚内生育率低于欧洲的并不是我们。近30年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批人口学者,通过对1931年卜凯(Buck)在中国主持的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的重新分析,得
出了当时中国婚内总和生育率为612的结论。
1这个发现使他们疑惑不已。由于这个生育率的年龄模式并不是所期望的按胎次而控制生育的年龄模式,这些学者注意到/象中国这样低的婚内生育率,,人口学者们通常只有在既使用一定避孕又使用人工流产的人口中才会见到。0o这一发现使中国有别于世界的其他人口。因为在那些人口中,避孕或流产等方法都是被用来按已生子女的数目来控制生育。
由于上述原因,以及这些学者使用的是有缺陷的汇总数据和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人口学的间接估计方法,在没有其他更好的人口数据,同时以上结果也受到在中国研究界有声望专家的反对情况下,?以上这一发现在中国研究领域内基本上是为人们所忽视了。而在人口学界,尽管有学者也注意到在中亚与苏联有类似的普遍早婚同时婚内生育率低的现象,?中国的低生育率一直仍是一个谜。所以,当我们研究得出的结果进一步确证了普林斯顿人口学者的发现时,这些结果受到人口学界同仁的欢迎。这是因为我们的结果是通过对不同时间地区的各种微观历史人口数据直接计算所得出的。同时,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当代生育率下降有
直接关系的中国控制生育历史传统的定性与定量的证据。
?为了给中国历史上高生育率寻找证据,黄宗智等不加分析地依靠武雅士所提供的依据,他本人对20世纪初台湾人口及20世纪80年代初580个中国大陆老年妇女生育回顾史的研究结果。武雅士等之所以坚持高生育率的说法,有两个目的。第一,只有高生育率才能说明需高死亡率来控制人口的必要。第二,只有高生育率才能说明不存在婚内控制生育的行为,从而维持/中国家庭竭尽全力多生儿子0这一由来已久的对中国传统人口行为和生育文化的基本假
设。?然而,武雅士的结果不仅有数据来源的缺陷,也有计算方法上的错误。
有关历史上中国人口婚内生育率的确切水平,早在近20年前武雅士就曾与人口学者辩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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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武雅士在其2001年文中强调,/中国家庭根本不会限制他们的儿子的数目,而是竭尽全力去增大这个数目0(第134页)。也请参见李伯重对此的研究。李伯重,2000,/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0收入李中清等合编:5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东西比较6,北京大学出版社。
Ansley J.C oale.1986./The decline of fertili ty i n Europe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a chapter in hum an de mographic history.0In The De cline o f Fertilit y in Europe ,edited by Ansley J.C oale and Sus an W atki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 ty Press.第86页。
见武雅士(W ol f)两篇坚持中国历史上生育率的文章,及寇尔(C oale)的答复文章。Arthur P.W ol f.1985./Fertility in pre 2revol utionary rural C hina.0In Fam ily and Po pulation in Eas t As ian His tory ,edited by Susan B.Hanley and Arthur P.Wolf.S tanford:Stanford Uni versity Pres s;2001./Is there evi dence of birth control in late im perial C hina?0Population and Develo pm ent Rev ie w 27(1):133)54.Ansley J.C oale.1985./Fertility in rural C hina:reconfirmation of the B arclay reas sess ment.0In Fam 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 ian History .
B arclay et al.,1976,625.GeorgeW.B arclay,Ansley J.Coale,Michael A.Stoto,and J ames Trussell.1976./A reass es sm ent of the dem ography of tradi tional rural
C hina.0Populat ion Inde x 42(2):606)35.
过。1辩论的结果是连武雅士本人在最近的文章中也认可的中国生育率不算高。o但就在作出这一改变的同时,他又对我们所使用的数据来源的代表性提出质疑,错误地认为我们所得出的生育率数字未经过应有的调整,并再次表露他对此辩论所怀的真意。在批评了我们所报告的辽宁道义屯的总和婚内生育率为613之后,武雅士在不提供任何依据的情况下便断言:/他们有可能大幅度低估了中国的生育率。每个妇女的真实生育数至少是714个。迪庚生(Dickinson)依据剑阳对71位妇女的研究得出的就是这个数。0?在怀疑他人数据质量的同时,武雅士对自己所使用数据质量的局限性却不加检讨。为了强调过去中国生育率高,武雅士对自己的数字也是有选择地使用。譬如,在他引用台湾海山在20世纪30年代总和婚内生育率高达7141与7194时,却闭口不提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间,他本人所记录此人口中的生育率都
远低于这个生育水平。?对于用20世纪初日本占领下台湾人口的生育率来质疑十八、十九世
纪中国大陆的生育率水平是否有可比性问题,他也避而不谈。
武雅士之所以能算出所谓的高生育率,除了以上种种问题之外,还在于他计算方法上的错误。在计算婚内总和生育率时,人口学者一般都将15至19这个年龄组的生育率排除在外,而只将20至49岁已婚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加以总和。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因为15至19岁年龄组的已婚生育率因已婚人数少而非常的高,而将这一年龄组的生育率包括进来,会由于很少一部分人的生育而人为地夸大总和生育率。因此,无论是我们所提供的中国人口的已婚生育率还是我们引用的欧洲历史上的总和婚内生育率,都只包括20岁以上人口的。如果我们把武雅士的数据用这一标准方法进行加总,所得到的结果是,他台湾海山1906)1945年的总和婚内生育率应减少20%,而他1980)1981年在大陆调查的结果应减少18%。他的有可比性的总和
婚内生育率将不再是714,?而是在与其它众多结果不相上下的419与612之间。
?将低生育率归因于营养不良是一个看上去似乎有道理、但已被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所否定并过时的解释。根据对当代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研究,学者们发现,由饥荒造成的严重饥饿会使女性人口暂时停经从而降低生育率,同时营养不良也会推迟女孩初潮的年龄。但超出饥饿
水平以上的营养不良仅对妇女晚年的生育率略有影响。?寇尔在近20年前与武雅士辩论时就
早已指出这一学术界的结论。历史上中国妇女初潮的年龄较迟,但即便是武雅士所认为的16或17岁,仍低于当时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对于已来月经的妇女来说,营养对她们怀孕能力及胎儿死亡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即使营养不良会影响到停经年龄,研究所得到的最早平均停经年龄是在新几内亚人口中的4316岁。而这一年龄也远高于武雅士所接受的中国妇女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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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hn Bongaarts,1980,/Does malnutrition affect fec undi ty:a sum mer of evidence.0Science 209:564)569;Ronald H.G ray,1983,/The i mpact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on natural fertility,0i n De terminants o f Fe rtility in De veloping C ountries ,edi ted by Rodolfo A.Bul atao and Ronald D.Lee.New York:Acade mic Press,Vol.2,139)162;Jane A.Menken,Jam es Trus sell,and Susan W atkins,1981,/The nutri tion 2fertility link:an eval uation of the evidence,0J ournal o f Inte rdis ci plinary His tory 11:425)441.
Cam pbell,Wang and Lee 2002一文中有对这些用不同计算方法得出不同结果的详细比较。见W olf 2001,第136页。
见Arthur P.W ol f,1984./Fertility in pre 2revoluti onary Chi na,0Po pulation and Deve lo pm ent R evie w ,10:443)470;第455页。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及我们对武雅士的批评,见Ca meron D.Cam pbell,Wang Feng,and J ames Z.Lee,2002./Pretrans iti onal fertility in C hina,0Po pulation and Deve lo pm ent Re vie w ,28(4):735)750.
Wolf 2001,第136页。见Wolf 2001。见Wolf 1985,C oale 1985.
最后一胎的平均年龄,即38或39岁。1当我们把武雅士的数据与欧洲人口的历史生育水平进
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即使是他人口中最富裕,营养应该是最好的家庭,生育水平都明显低于历
史上的欧洲人口。
o营养不良显然不能作为一个被用来解释中国历史上低于欧洲婚内生育率的唯一、甚至是主要的原因。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高生育率,还是将低生育率归因于贫穷和营养不良,都是没有可靠根据的。
不仅如此,黄宗智、武雅士等学者在坚持高生育这一对中国历史人口过程解释的同时,还忽视了一个人口学所教给我们的基本原理。这便是,鉴于中国历史上女性人口普遍结婚并且早婚这一人口特征,即使是与较高甚至是很高的死亡率水平相结合,婚内的高生育率还是会导致很高的人口增长率,进而导致与历史不符,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人口增长。为了说明这种可能性,我们在本文表1中给出不同的死亡率与生育率组合所可能导致的人口增长趋势。按照这些计算,用黄宗智等所深信的715的婚内生育率与出生时期望寿命略低于30岁为假设(见表中假设II),中国的人口会在历史上狂飞猛涨,每30年翻一番。依此,假设中国人口在1700年为1175亿,到1800年便会增加到10亿,到1900年便会增加到70多亿。而中国当时的人口数目连这个数的1P 10都不到。如我们表中假设III 的计算结果所示,在高生育率的条件下,即便是我们使用更高的死亡率假设,按照出生时人均期望寿命为2319岁,中国人口增长的幅度也将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么低的人均期望寿命恐怕连持类似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人
口过程是受死亡力量所驱动的人也难以接受。
?表1中国人口在不同死亡和生育率假设下的模拟变化趋势
时间
假设I (高死亡、低生育)模拟人口增长数(百万)
假设II (高死亡、高生育)假设III (超高死亡、高生育)1700
1751751751725
19714241152771261750
236153379152941831775
290122617184101871800
35615110051655721891825
43810516371327981961850
538127266610211141321875
661143434111115541161900
81217770681672167162出生率j
4313561458死亡率3511
36194417内在增长率
81219151313 注:这些模拟计算旨在表明按照不同的人口参数(出生、死亡),人口规模长期变化的趋势。这种模拟计算的假设是所使用的参数维持稳定不变。内在增长率则是指在这一假设下的人口增长率。以上假设的高死亡率为出生时期望寿命等于2818岁;低生育率为总和生育率等于515;高生育为总和生育率等于715;超高死亡率为出生时期望寿命等于2319。1
o
?按武雅士所认定的婚内总和生育率为715的假设,人均期望寿命则要低至20岁左右。
这一比较发表于Ca mpbell,Wang and Lee 2002,第745)746页。Cam pbell,Wang and Lee 2002一文对这些方面有较详尽的讨论及有关文献的介绍。
如果要我们接受武雅士、黄宗智等学者所坚信的高生育率数字同时认可目前我们所知的中国历史人口总数的话,唯一使这两者同时可信的条件是历史上中国人口的死亡率要远高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各种估计。而事实上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类大规模的死亡灾难绝没有如此频繁。诸多的有关死亡危机对人口长期发展影响的研究均已表明,短期的死亡率突然上升不足以影响高生育率人口的长期人口变化趋势。
依据近年来对历史人口研究的新成果,我们在本文中试图说明了那种新马尔萨斯的说法,即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口生育率与西方的一样高而中国人口过程是由死亡的力量所驱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历史人口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由死亡力量所驱动的过程。即使是人们最常提到的溺婴现象,所反映的也是中国家庭对人口过程的主动干预。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人口的另一行为特征便是婚内受到抑制的生育率。而这低于西方历史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不是由贫穷或营养不良所能解释的。事实上,在过去妇女普遍早婚的情况下,我们所观察到的低于欧洲历史水平30)40%的婚内生育率水平,已经足以保证中国人口在历史上的缓慢增长。溺女婴的行为当然对人口增长起了进一步的延缓作用。而婚内生育率与溺婴同时又都受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使人口在必要时能调节自己。中国人口在过去无需再依靠比其他任何人口都更高的死亡率,或是在历史记录中已神秘消失了的更频繁的严重危机,来控制自己。
表2世界与中国的人口1000)2000
时间世界人口
(百万)
中国人口(I)
(百万)
中国人口(II)
(百万)
中国人口比例
(I)(%)
中国人口比例
(II)(%)
1000265601002338
1100320110)34)
120036011590*3225
130036085)24)
140035075902126
15004251001252429
16005451502002837
17006101512002533
18009003223503639
190016254535002831
20006057)1316)22
数据来源:世界人口数除2000年来自于联合国之外,均出自于McEv edy and Jones1978,第342页。中国人口(I)来自于McEv edy and Jones1978,第171)175页。中国人口(II)来自于Lee and Saito即出。Coli n McEvedy and Richard Jones.1978.Atlas o f W o rld Po pulatio n His to ry.New York:Penguin Books.James Lee and O samu Saito. Forthcoming.The IU SSP P o pulation His to ry o f the Second M illenniu m.Paris:International Unio n fo 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此数为对1250年人口数的估计。
对中国人口体系中人主观体作用的认识也将有助于解开中国人口历史上的另一个谜。这个谜便是中国人口在近几个世纪中的变化趋势。在表2中我们给出据最新资料的中国与世界在过去1000年中的人口规模。从此表中可看出,尽管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中国人口增长在自己的历史上是最快的,其增长速度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却是先快后慢。由此,尽管中国至今仍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过去300年间却有较大的浮动。
18世纪时,中国人口占到了世界人口比例的33)39%。在1800年时,世界上每三个人中就有
一个是中国人。而到了1900年,中国的比例下降到了31%,到2000年仅为22%。
1今天,世界上每四个人中只有不到一个是中国人,而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下降。
如果按照传统的马尔萨斯的观点,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的这种先升后降的过程是很难被解释的。这是因为,即使是马尔萨斯的观点可被用来可以解释19世纪的压力与20世纪末的控制,它仍无法解释18世纪中国人口的增加。如果死亡率为人口过程的驱动力的话,那么在18世纪中或是世界其他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放慢了,或是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了。而从表2中
看不到世界人口增长放慢,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了。o如果我们仍坚持用马尔
萨斯的死亡驱动论来解释这一切变化,那将使我们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之中。
将人口变化理解为各个家庭与个人主动行为总和的结果,可有助于更容易地解释中国历史上人口变迁的特有途径。我们应抛开近几十年来主导了中国研究的将人口仅看做为一种外在力量,而只注重人口对政治、社会、经济组织影响的思路,来研究社会、经济、及政治条件对人口变化过程的作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以至一种新的历史模式与方法,对错综复杂的人口决策和行为与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以分析。在我们即将出版的一部
基于欧亚历史人口比较研究项目的专著中,我们对此加以探讨。?通过使用共同的多元分析
模型对比利时、中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若干用相同方法建立起来的微观历史人口群体的分析,我们揭示出死亡与生育在面临所谓的马尔萨斯压力时的反应相当复杂。这些人口行为不仅受整个社区环境的影响,也受家庭户与个人的社会经济与人口特征的影响。
对中国人口史的进一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如何解释中国人口的变化在18世纪和19世纪人口中为什么会不同于整个世界的。我们的5人类的四分之一6一书尽管没有对中国人口在不同历史时期变化的原因作出十分肯定的判断,但曾提出了区分18和20世纪这两个不同人口增长时期原因的一些假设。我们认为,这两个人口增长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
受当时经济机会增加与社会限制条件变化所影响的。
?这也就是说,彭慕兰在5大分流6中所讨论到的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不仅确为其实,而且对中国、对全世界现代人口变化都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中国的人口模式,如其经济模式一样,都远异于当时欧洲的模式。1o??Lee and W ang 1999,第113)22页。
Tom my Bengtss on,C ameron C am pbell,and J ames Lee e al.2004.Li fe U nder Pres sure :Mortalit y ,Li ving Standards ,and Fam ily Standards in Euro pe and A sia ,1700)1900.C ambridge:MIT Press.欧亚人口比较项目是一包括20多个18与19世纪历史人口的合作研究项目。这些人口来自于今日的瑞典、比利时、意大利北部、日本的东北部,以及中国东北部的辽宁。这些人口包括约50万户,250万条个人记录。
Zhao Zhong wei,1997.
1900年的人口出自施栾(S hran)的5亿估计。按曹树基(2001)或候扬方的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应仅略高于4亿。依此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应是24%。但据众所周知的20世纪整个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中国人口在过去20多年的明显缓慢增长,他们这一估计不大可能。如他们的估计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意味着在20世纪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曾改变。Peter Schran,1978./China .s demographic evolution 1850)1953reconsidered,0C hina Q uarterly 75:639)46;候扬方,2001,5中国人口史,第六卷,明清时期6,复旦大学出版社。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我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
我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对总人口数的影响的分析报告 班级12会计2班 学号1211029108 姓名吕永生 时间2014年12月
摘要 人口普查指在统一确定的时点，按照统一的调查表式、项目和填写方法，由政府组织对全国或一个地区的全部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资料，逐人地进行搜集、整理、汇总、评价、分析和公布的全过程。是世界各国所广泛采用的搜集人口资料的一种科学方法，是提供全国基本人口数据的主要来源。人口普查提供的资料具有法律效力，被用于分配人民代表或议员名额，进行行政管理，制定政策和拟订建设计划；用于商业网点的铺设和劳动力的分配；以及用于广泛的人口研究工作。，我国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全体普查对象的支持配合下，通过广大普查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目前已圆满完成人口普查任务。本文先通过分析2012年之前总人口数变化，从而研究我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对总人口数的影响。 关键词：总人口数，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变化
目录 摘要 (1) Abstract (2) 引言 (4) 一、我国总人口数的关联分析 (5) （一）我国总人口数的参数估计 (5) （二）我国总人口数的假设检验 (7) 二、模型多重共线性的诊断及补救 (8) （一）模型多重共线性的诊断 (8) （二）多重共线性的补救措施 (10) 三、模型自相关的诊断及补救 (11) （一）模型自相关的诊断 (11) （二）模型自相关的补救措施 (13) 小结与建议 (16) 参考文献 (17)
引言 15组有关人口总数，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的统计数据。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建立相应的回归模型以及运用一些相关分析方法对所建模型进行分析，以更好的说明因素间的关系，即总人口数，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之间的关系。 一、影响我国总人口数主要因素的关联度分析 （一）我国总人口数要素的参数估计 为了更好的进行对我国总人口数变化主要因素的分析，我们选取我国1998年至2012年的总人口数、人口出生率率和人口死亡率的统计资料，如表1所示。 年份总人口数（万人）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 1998年124671 15.64 6.5 1999年125786 14.64 6.46 2000年126743 14.03 6.45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莫砺锋教授演讲） 莫教授以南京大学为例进行演讲，多次提及程千帆先生。 两大主要问题： 一、功底欠厚 二、眼光欠佳 一、功底欠厚 莫先生现身说法，以他当年读研实例说明。 当时南大研究生物质条件欠佳，书籍都摆在床上，可谓“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句）。程先生来研究生寝室视察，看到他们书籍欠缺（莫先生只有几本古代文学专业书，还有一半是外文专业书。莫先生本科外语专业出身），不是很满意，便开出书目而且还拨款给他们买书。 （一）语言文字功底——极重要 初入南大读研，程千帆先生要求每位研究生写三篇自传： 汉语白话文一篇、汉语文言文一篇、外语一篇 1、汉语文言文 《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辨志：郑玄注“谓别其心意所趣乡（同‘向’）也” 2、外语 南大许多古代文学教授外语水平出类拔萃，出访哈佛燕京学社。而其他学校的代表多是外国文学、外国史教师。 在学术已成为世界性活动的当今，即使是中国古代相关研究也和世界密不可分。选题勿重复，观点勿冲突。 E.G．域外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著作虽有译本，但还是读原著为好。 主张读一手文献。 3、汉语白话文 古代研究者勿轻视。因为这反映出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标准：清晰、简明、文从字顺、优美。 E.G.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观点、见解、文笔俱佳。 （二）读书 以朱子为例。《朱子语类》“论读书之法”类将读书喻为“煎汤剂”（中药）“煮物”。 1、广泛涉猎——“猛火” 勿为论题所限 研究唐代文学也要了解先唐文学，以此了解唐人文化基础。E.G.《文选》 诗学、史学、哲（经）学。了解时代背景。 2、精细研读——“文火” 体会、涵泳
黄季刚（侃）先生细读者20余部。 若能记诵，则受用无穷。 E.G.1学问狂。戴东原（震）先生背诵十三经注疏。 E.G.2马茂元先生《唐诗选》乃当代学者唐诗选本最优者，据传他会背1万余首唐诗。 E.G.3王国维先生：韦庄《秦妇吟》使其当时曝得大名，有“《秦妇吟》秀才”之称。但由于作者担心遭公卿抨击而要求子孙从文集中删去，全诗失传，后近代学者众人得法藏（“伯”号）敦煌文献卷子，见一长诗，无人识得。王先生见诗中两句，立知此是《秦妇吟》全文。原因：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载“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句，王先生据此判断。——博览群书之故。（三）文献学（校雠学） 以书本为处理对象。 陈垣先生《史源学杂文》其孙陈智超序提及陈老先生当年课前引《诗经·郑风·扬之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同“汝”）”。 1、搜集材料 （1）完整程度 必看作者全集 E.G.1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中，提及《全唐诗》中唐诗“犯孤平”现象仅有三例。 下苦功，成就高。 E.G.2 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选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组诗）“五”首之三，但实是二十九首。原因在于方回《瀛奎律髓》对此组诗已经二十九选五。 （2）真伪——极重要 莫先生读《全唐诗》，先读到宫廷诗时昏昏欲睡，至卷三八王绩诗使其眼前一亮。卷三八王绩《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20余句（风格类似王维《杂诗》） 此诗见于敦煌手抄本《王无功文集》。 但《全唐诗》卷三八又有一诗《答王无功<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作者朱仲晦，唐无此人生平资料，但朱熹字“仲晦”，实是南宋诗歌被误收入《全唐诗》。这是一种“异代对话”，如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 选题难——一流、二流诗人几乎已被论尽。 《全唐诗》卷四六七有牟融一人诗作占全卷，60余首，从数量来看，适合做硕士论文。此人似乎是张籍、朱庆馀同时人，但唐代查无此人，仅汉代有同名《理惑论》作者。 ——此人诗作是明代书商伪造，《全》不察，误收。 平时阅读也要考虑版本。 E.G.《唐诗三百首》无李贺诗。莫师在为理科本科生上公共选修课时凭黄巢二首《咏菊》断定学生所持《唐诗三百首》为伪书。（因乾隆朝文字狱极盛） 莫师对清代（尤其中期）评价不高，反对影视剧过度美化。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 《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何炳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三联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史料与史学》，翦伯赞，北京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治史三书》，严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中国文学史料学》，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 《新文学资料引论》，朱金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谢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刘增杰，中西书局2012年3月版。 《智慧课堂：史料教学中的方法与策略》，何成刚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徐林祥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 《语文教育评价》，魏本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语文学科教育前沿》，李子健、倪文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版。 《新文学考据举隅》，朱金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发现的愉悦》，陈子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 《新文学资料丛话》，朱金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解志熙，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 《春明读书记》，赵国忠，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 《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刘涛，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 《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陈子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陈荒煤任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出版。知 1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 梁启超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可见，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 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
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 梁先生还指出：“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亦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在此梁先生举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创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又以《宋神宗实录》为例，其“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梁先生由此而叹曰：“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亦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历史研究的宏观与微观
杨奎松：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 时间:2005年9月21日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来源:杨奎松个人网站 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演进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己的特色。其实，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就从没有间断过记述和研究自己的历史。因此，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研究就一定有它的生命力。同样，只要有中国人存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就一定会以中国人自己的过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换了什么方法，它都必定要让中国人看懂和理解才能确立起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前提下，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多些，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少些；有的学者充满了现实关怀，有的学者只关心象牙塔尖里的那些东西；有的研究方法传统些，有的研究方法西化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引入了许多西方学说，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过七八年时间，它们便很快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各有各的归宿了。对于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凡是不适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注定也一样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适合者，也注定一定会存留下来，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理应，并且可以被排除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却肯定也是一厢情愿。只要比较一下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可
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一些概念，就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都在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向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很难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比较其西方的意义，有了多么大的不同。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却既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微观的真实，包括凭借特有的时空和文化联系，深入中国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心路历程，确有相当见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报告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报告 一、作者生平及简介 钱穆，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馆特聘研究员。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钱穆一生著述颇丰，专著达80种以上。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 钱穆先生出生于1895年，1910年，由常州中学堂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在此时间，恰逢武昌起义，遂辍学。1911年，任教于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开始了任教生涯。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二、作品介绍 本书由钱穆先生于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本书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 三、个人理解 自春秋时期孔子编撰了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算起，中国历代的史学研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对待历史的严谨性也在不断地提高。从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中，我们能看出来中国古代史学家仍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同天地联系在一起、历代王朝的兴衰都必然归属于上天安排，从而给政权建立合法合理的依据。 阅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我对待历史的严谨有了更深的看法。钱穆先生在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从中可以了解到，钱穆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考据的强烈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史学研究者内心对史实的尊重和对自己学术的严格要求。 同时，这本书开头就给我们历史学子讲述了研究历史的入手途径。钱穆先生认为历史研究无非就是两种手段。其一，自下而上，自古通今，循着时代的先后来做通体的研究。其二，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根据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问底的研究，终能探出事情的所以然来。我对这句的理解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今发生的事都有着这种或那种的联系。政治或经济，我们将之联系起来，就能得到关于历史的更全面理解。 这本书也对历史研究者有着具体的要求，钱穆先生就说：“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和史德。”所谓史才即是对待历史要有敏锐感，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也能和其它事件综合起来考量。而最重要的想必就是史德了。不抱偏见，不做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品质。汉朝司马公编篡《史记》对武帝一代历史记载比较详尽。《史记》对汉武帝的评价，基本上是“实录”，表现出来抑多褒
历史研究报告
历史研究报告——关于对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 研究人：王娜 课题组成员：王娜鲁家伶石晶晶谢金江郑钦元 指导教师：李德军 摘要：中国古代的服饰关键词 中国古代服饰变化与社会变迁 研究方法：资料搜整 一、问题的提出：千姿百态的古代服饰与古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联系？二、研究目标：了解中国古代各时期服饰的特点及其原因、影响三、本论： 1、原始社会 原始人类在漫长的黑暗中摸索，渐渐懂得利用火及兽皮取暖，为人类的文明带来了一线曙光。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前之前，原始人类就已经会使用骨针来缝制兽皮衣服。除了骨针的发现外，在这些遗址中也发现了相当大量的饰品，这些饰品包含各种穿孔的石珠、贝壳、兽牙等，明显是用来制作成串饰的。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进入畜牧、农耕的阶段，开始营造房屋，改变穴居野处的居住方式，男子负责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则负责采集、制陶、纺织等工作，人类生活正式进入分工合作的阶段。 原始社会的服装配套包括冠帽、衣裳、套裤、护腿、斜靴、发 式、首饰、纹彩等。由陶器、玉器等遗物，可以推测当时的服饰风貌。 2、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的上限一般定在公元前的夏王朝，时间跨度为一千六百年，到公元前481年止。其间的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宗教等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从形式到内容上已经完全规范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准则，极大地加速了先民思想从朦胧到清醒这一发展历程。原始信仰的对象明朗化，与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已“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在规范全社会行为的同时，制约了人们的思想。直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才出现思想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时期。 服装在这一时期，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也是中国服饰文化定型的重要阶段。它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将上古鲜明的宗教意识和统治者的需求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并积淀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和装饰风格的服装符号，这对后世的着装观念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在形态上出现了上衣下裳和衣裳连属两种基本体制，规定和确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服饰制度，并纳入礼制范畴，在朝廷官员和民间极力推行。因此，这一时期的服装，从今天发现考古资料和史籍中，我们看到最多的还是和礼制有关的服装，其中表现这一时期人们共同的社会心理。 夏商周时期的服装体现了人类对自然和祖先的信仰。在参加祭祀活动时，人们须穿饰有章纹的祭服，每代君王祭服上的纹饰皆有不同。夏画山纹，殷商画火纹，周画龙纹 3、汉朝的冠服制度，大都承袭秦制。汉代服饰的职别等级，主要是通过冠帽及佩绶来体现的。不同的官职有不同的冠帽。因此，冠制特别复杂，有16种之多。汉代的鞋履也有严格的制度：凡祭服穿舄、朝服穿率、出门穿屐。妇女出嫁，应穿木屐，还需在屐上画上彩画，
近50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
山东社会科学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ｒ目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００４年第６期（总第１０６期）№．６．２００４（ｓｅｒｉａｌＮ０．１０６） 【编者按】邓嗣禹先生的《近５０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一文是５０余年前的日作。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此文与周子同先生的Ｃｒ，－十年来中国之新吏学》（１９４１年）及齐恩和先生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１９４９年）一起被归列为研治２０世纪史学史、学术史的基本参考文献，素为海内外学人所重。但此文在大陆并不广为人知。在文章中，作者全面而细致地总览和分析了２０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煽纂学的图景；他重视史料派，但并未忽略史现派，还比较分析了两派的长短，提出了建立融吏实与思想于一体的理想史学形态的设想。时间早已证明了作者的远见卓识。有鉴于是，本刊特将译文登载于此，以飧学界。 近５０年的中国历史编纂学 ［美］邓嗣禹 李扬眉周国栋译 ［摘要］中国历史蝙纂学在经历了１４至１９世纪的襄颓之后，到了２０世纪，似乎叉重新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历史蝙纂学的思想倾向趋于开放，历史观念得以更新，材料、内容和领域 也大有扩展，社会史和经济史等诸多分支学科都取得了进步。而结合思想史实、超越中西藩 篱，则可谓为历史研究发展的方向所在。 ［关键词］２０Ｌ＃－Ｗ．前半期；历史鳊纂学；疑古派；考古派；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围分类号］Ｋ０９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４１４５［２００４］０６—０００５—１０ 中国历史编纂学有一个辉煌的过去。不论就质量还是数量而言，只有现代欧洲历史编纂学堪相媲美。而在其他古老的国度，如印度，就远为逊色了。其他民族或许可以为他们的哲学、科学和艺术成就自豪，但就历史编纂学而言，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具有中国这样悠久而值得称道的传统。ｏ 引言 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段，从远古时代到公元２世纪，是所谓纪传和编年体裁的确立形成期；第二段，公元２世纪到公元１３世纪，尤其在南宋王朝（１１２７一１２７９），中国历史编纂学进人全盛阶段；第三段，从１２８０到１９００年，是其衰颓期；但最后一段，１９００至今，似乎又呈上升趋势。 近２０００年来，中国历史编纂学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公元元年以前，它已由简单的《春秋》叙述体发展到由司马迁（公元前１４５－－８６或８７）在公元前１世纪创立的复杂的《史记》ｏ体结构。 在这部１３０卷包罗万象的巨制中，作者以人为要素把著作分为五部分：（１）本纪，记载与帝王有关的主要史实；（２）世家；（３）列传；（４）年表；（５）书，即有关礼仪、音乐、天文和经济制度等的专述。《史记》叙述了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１世纪初约２６００年的历史，其结构可容纳各种类型的史料。这本著作一直被公认为数一数二的史书，堪称正史典范。它的体裁一般被称作纪传体，此书甚至完全可同希罗多德的著作相提并论。 班固（３２－－９２）ｇ￥司马迁之后撰写了一部更为详尽的著作——《汉书》（公元前２０６一公元８年），并开启了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２—０６ 作者简介：邓嗣禹（１９０５－－１９８８），历史学博士，１９３２年毕业于燕京大学．１９３６年赴美，１９４２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芝加哥太学、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印第安邵大学等多所高校，井曾担任ｇ－正清的助手。主要著作有《中国对 西：６－ａＬ反应》（与费正清合著，剑桥、麻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４年），《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台北中央文 物供应社，１９５３年），《太平起义和西方政权》（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等。本文原刊载于美国《远东季刊》 （ＦａｒＥａｓｔＱｕａ．，＇ｔｅｒ／ｙ）ｖ０１．Ⅶ，＇Ｎｏ．２，１９４９年２月。 ｏ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 史学是梁启超学术的中心，林志均在《饮冰室合集》序中说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在，即百变不离史是已。”梁启超史学著述颇丰，包括《戊戌政变记》、《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李鸿章传》、《王安石传》、《辛稼轩先生年谱》等，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晚清学术概论》两部学术史名著，而史学的导论性著作，即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据陈引驰先生为其作的序中而言：“《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义，时在一九二一年，次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这部说是梁氏史学的绪论性文字，原拟作为《中国文化史》的导引：一九二一年底在《改造》上陆续刊出时，在《中国文化史纲》题下标作‘篇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初版也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今《自序》中所称‘〈史稿〉’即指此而言。因此，它可以说是梁启超史学观的集中展现。”《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从中可窥见此书产生之源流。 全书分为六章，并自序和附编，自序简言其著书之原因极其历程，第一章写史之意义及其范围，第二章写过去之中国史学界，第三章写史之改造，第四章说史料，第五章写史料搜集与鉴别，第六章写史迹之论次，附编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就如梁启超在序言中所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文化学术的变迁也成为一种必然，“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随之产生的新史学的任务，就如梁启超在本书序言中所论述到的那样：“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这本书以下的章节，都是围绕这两个中心问题所展开的论述。前三章讲治史的主观观念，后三章讲史料的整理。 近现代史学的主观观念，都逃不出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说的两种形式，一是受近代工业社会影响的科学研究式的治史方法，一是治史学的学者多逃不出民族性这一特点。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之大变迁，中西文化交流、冲突、摩擦的时代，身处这一时代的历史学者，尤其是象梁启超这样有一定政治社会背景的历史学者，政治生涯其治学是有影响的，这一点他自己在书中也承认了，如他所说：“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因此，梁启超对于史之意义的论述并没有逃脱这个圈子，他在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论述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由此观之，梁启超这部书，只是就一民族的文化史的范围之内来整理探求民族之过去，以为现在、未来借鉴。因此，没有逃出民族性既是其不足之处，也是中国新史学建立的必要，实现汤因比所说的现代史学方式解构的后现代史学，都是在此过程之后。中国近
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略述史料与治史 姓名：袁荣 学号：200910943 课程：中外史学经典名著研究指导老师：陈锋
提要：历史学是建立在史料学基础之上的, 史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对史学研究至关重要，同时史学工作者本身所具备的素养也是治史所必备的条件。本文结合梁启超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提之观点, 对史料、治史和史学工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简要论述。 关键词：史料治史 历史必须建立在史实之上, 而历史现象又一去不复返, 因此历史研究的特点和难点就在它只能透过残缺不全或与事实真相有一定距离的史料去再现和认识过去。所以, 一切能反映历史现象之史料,对史学工作者都是极为宝贵和有价值的资料。但随着朝代更替、时光流逝, 许多史料都已散失, 而且历史上有意隐匿、篡改史实之事也不为罕见。因此, 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 最重要、最困难的工作便是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鉴别。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一九二一年梁启超先生在南开大学的讲义, 后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是一部近代史学转型的名著, 也是史学工作者所必读的书目。书中对史料和史料的搜集、鉴别都有着系统的论述。梁启超先生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 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可见, 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同时他还把史料分为文字记录者( 包括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著述) 和在文字记录以外者( 包括现存之实迹及口碑、实迹之部分存留者、已湮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原物之保存或再现者、实物之模型及图影) 两类。 史学工作者要研究某一历史现象、历史事件, 首先须将与此有关的史料搜集起来, 然后通过鉴别、分析方能得出结论。根据搜集的途径不同, 史料可分为直观史料与间接史料, 所谓直观史料即在古书、旧史中均有记载, 无须特别搜集。这类史料虽然容易查找, 但其所载史料往往是孤立、分散的, 单独看每一件事, 看不出什么道理, 如将同类事件汇集起来, 比而观之, 则会有新的发现。 梁启超在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情况时, 就分别将《左传》、《国语》、《逸周书》、《汉书 理志》、《水经注》和其他散见各书中所述已亡之国相关史料汇而录之, 通过对所搜集史料的整理、分析得出, 其中最稠密之处的山东、河南、湖北, 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后将史料绘之以表, 则古代社会
评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史学通论课程论文（谢进东老师） 重寻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与方法 ——评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学生姓名：易柔言 所学专业：汉语言文学 中国·长春 2017年07月
目录 重寻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与方法 ——评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1、研究中国历史的思想感情——爱国者的情怀 2 2、研究中国历史之精髓——中国历史背后之民族文化 2 3、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从意义到各个分题具体的研究方法 3 4、附录——治史历程中凝重的思考 4 5、结语——再看钱穆和《中国历史研究法》 5 6、参考文献 6
重寻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与方法 ——评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摘要：《中国历史研究法》是钱穆先生讲述他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的主要著作之一。纵观全书，贯穿其中的不仅是钱穆先生深沉的爱国之情和严谨的治学态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担忧和思考，更是继梁启超之后，他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意义与方法的重寻。本文试研究中国史学的观念——爱国者的情怀、研究中国历史的精髓——中国历史背后之民族文化、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从意义到各个分题的研究方法、附录——治史历程中凝重的思考、结语——再看钱穆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这五个方面完成对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的评论。 关键词：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文化 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后，脑子里留下一句话：文化即历史。正如钱穆先生在本书的序言部分写到：“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1]，这句话很贴切的点出了这本书的特点——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多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 本书汇集钱穆先生的八篇演讲，另附一篇《略论治史方法》和一篇《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共十片文章，主要谈论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这十片文章中的前八篇是应香港某学术机构的邀请，在历史研究法这一大总题下分做八篇演讲而成，约成书于1961前后；附篇《略论治史方法》写于1936、1937年；附篇《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写于1941年年底。从研究写作情感上来说，此书蕴含着钱穆先生深沉的爱国之情。从内容上说，钱穆先生紧紧围绕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这一中心，重寻研究中国历史的所要研究的对象，提出了研究历史最应注意者，是历史背后所蕴藏的文化，而其他各方面都包含在文化这一体系下，故围绕文化这一骨干，分别就如何研究通史、如何研究政治史、如何研究社会史、如何研究经济史、如何研究学术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如何研究文化史这八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从研究方法上讲，本书打破以往研究历史注重材料与方法的传统，提出先研究历史之意义，再从此意义上来讲研究方法的观点，并且认为八个分题下的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之而不同。从治史方法上讲，钱穆先生反思以往治史者治史方法的不足，提出自己对治史者的建议和要求，力求寻治史之体系。 笔者将从研究中国历史的思想感情——爱国者的情怀、研究中国历史之精髓
中国历史论文参考文献范例
https://www.wendangku.net/doc/b66869026.html, 中国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一、中国历史论文期刊参考文献 [1].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历史道路. 《广东社会科学》.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 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5年5期.谌中和. [2].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建设刍议. 《西北大学学报 《江西社会科学》.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 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2年4期.樊如森. [6].见诸行事深切著明——《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中不应忽视的几个问题.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湖北大学学报《西北民族研究》.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09年4期.袁剑. [9].中国历史之中的连续和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民族主义. 《外交评论》.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 《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0年1期.时殷弘. [10].一部缺失“开化”的“开化史”——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与近代日本文明史学的困境.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被中信所《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ISTIC.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PKU.被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收录CSSCI.2015年6期.黄东兰. 二、中国历史论文参考文献学位论文类 [1].《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之比较.被引次数：1 作者：徐风兰.历史文献学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学位年度） [2].英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关中国历史内容的研究. 作者：段艳肖.学科教学(历史)河北师范大学2014（学位年度）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现代教育历史研究方法的启示. 作者：周文娟.公共管理湖南大学2012（学位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