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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讲稿(高年级)

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二小学民族团结教育讲稿(高年级)

了解家乡历史建设和谐新疆

主讲人杨莉

第一讲我们的民族是中华民族

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各民族活动区域的大小就决定了古代中国国家领土的大小和边界的基本走向。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中国”这一国家中的人民,是由多民族构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也是多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第二,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发展的,正是各民族的共同开拓,才奠定了今天中国的领土疆域;第三,在历史上,由汉民族建立的政权中,有许多少数民族参与,并在其中任职;而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大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进入其政权机构,他们并不自外于中国。各民族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些政权机构的建设,为国家的强盛作出了贡献;第四,国家主权是国家要素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古代中国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无论是在国家政权统一强盛时期,还是国家处于分裂割据时期,历代中央政权都对全国各地行使着有效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赋税权、驻军权。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各民族长期共同团结奋斗的结果。不仅人口众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汉族起了主导作用,各少数民族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心向祖国,心向统一,是我国各族人民优良的历史传统。即使一些边疆民族地区一时处于割据状态,身处这些局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谋求统一的作为,也为全国的大一统创造了必要条件。正是中华民族的这种无比强大深厚的内聚力,为中国广阔疆域的确立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

二、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行使主权

(一)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行政管理

历史事实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为了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汉朝政府于公元前101

年设置使者校尉,使者校尉是汉朝政府派驻西域的第一个最高官员。公元前68年,汉朝政府派侍郎郑吉率兵在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屯田。并命郑吉护鄯善(今罗布泊一带)以西南道,即统管天山以南各地。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

西汉在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汉宣帝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它说明,汉朝中央政府的政令已在西域通行,汉朝正式开始在西域行使最高统治权和管辖权,对西域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西域从此成为我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中央政府派遣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其级别相当于郡太守,都护的职责是统辖西域诸国,管理屯田,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

1953年,在新和县古城遗址出土的一枚“汉归义羌长”铜印,就是汉朝颁授西域首领的官印。这说明,汉朝对西域的管辖,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参与政权的管理,它不仅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而且造就了西域各民族上层人士对中央政权的忠诚。东汉时期于公元74年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后王部金满城(今奇台西北);关宠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今鄯善鲁克沁),屯各置数百人。公元91年,东汉政府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它乾城。公元123年,东汉政府任命班超的儿子班勇担任西域长史,继续对西域进行有效的统辖。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但对西域的管辖却一直没有中断。

隋朝时期曾先后在鄯善、且末、伊吾三地设郡。公元640年,唐朝消灭了麴氏高昌,分别设西州和庭州。州下设县、乡等政府机构,同年又设安西都护府于西州(658年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647年,唐军夺取龟兹,设龟兹都督府,648年,唐朝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广大地区、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同时,将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史称“安西四镇”。702年,唐朝又设立北庭都护府(709年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唐代在西域最高军政建制是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安西大都护府管辖著名的“安西四镇”和葱岭以西、波斯以东、阿姆河以南的共计20个都督府。北庭大都护府统辖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所管辖的天山以北、楚河以西至里海以北的广大地区,共计23个都督府。唐朝在西域东部汉族民众较集中的地区,实行州、县两级行政管理,有伊州、庭州、西州,州下辖县,县下有乡、里基层组织。在西突厥和其他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羁縻府州,即保留原来当地民族首领的政治地位,按部落或地区大小,设置

府、州、县,任命各民族大小首领担任都护或都督、刺史、县令等官职,肩负朝廷使命。唐朝大量吸收西域少数民族参与政权管理,进一步巩固了对西域的统治。

元朝时期于1251年在别失八里(意为“五城”,今吉木萨尔)设立了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这是行省制度第一次在西域出现。这一管理制度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实施管理的新举措,是中央政权对西域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一次大变革。

清朝统一新疆后,于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治地在惠远城(今霍城县境内)。伊犁将军是清朝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的军政长官,统领全疆各地的驻防官兵,并兼理地方行政事务。清朝还根据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特点,本着“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原则,制定了管理新疆的行政制度,即分别实行州县制、伯克制和札萨克制三种行政体制。州县制主要实施于新疆东部的巴里坤、乌鲁木齐及其以东地区;伯克制主要实施于天山南麓的维吾尔族聚居地;札萨克制是在哈密和吐鲁番的维吾尔族人中及在全疆的哈萨克族人、蒙古族人等中实行的。

1864年新疆农民大起义及其后的阿古柏入侵新疆,摧毁了清朝在新疆原有的军府制管理体系。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清政府于1877年6月令左宗棠筹划新疆善后事宜,左宗棠提出了必须在新疆设立行省的建议。其后,清军每复一城,即在该城设立善后局,善后局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各地民政事务的管辖权转移到了善后局的手中,剔除了过去伯克制下的种种弊端。从1876年收复新疆之役打响,至1884年新疆建省,左宗棠、刘锦棠先后在新疆地区设立善后总局2个,善后局10个,善后分局3个,从而为新疆建省奠定了基础。

新疆建省之议最早是龚自珍于1820年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的,以后经左宗棠、刘锦棠等人的大力提倡,最终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884年11月17日,清廷正式颁令新疆建省,刘锦棠为首任巡抚,魏光焘为首任布政使,首府定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经过逐步设置,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全疆共设有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伊塔道4个道,下辖6个府、10个厅、3个州、23个县与分县,新疆省的行政区划日益完善。

(二)历代中央政权在新疆设立的军事机构与驻军

在国家拥有的领土上设立军事机构并驻军,是行使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历代中央政权在西域一直设立有军事机构,并派驻大量军队,行使管辖权和自卫权。

自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多次出兵西域,打击匈奴势力。公元前110年—105年西汉开始在乌孙国驻军屯田,这是西汉首次在西域有了驻军。公元前102年李广利打败大宛后牞西汉在渠犁(今轮台县境内)安置了几百名将士屯田,并把酒泉的烽燧延伸到罗布淖尔以西。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在轮台的渠犁设立“使者校尉”,负责管理屯田事宜和接待来往使者,这是汉朝在西域设立最早的军事官职。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正式设立,西域都护府兼有行政和军事职能,它的设立,说明汉朝政府正式在西域行使有效的军事管辖权。

唐朝时期,设安西、北庭都护府,下设有军、守捉、城、镇等军事机构。所属军队每年换防,“烽戍逻卒,万里相继”。这些戍卒有战事则打仗,无战事则守戍边防。各羁縻都督府、州,都有自己的武装,其兵额不限,是唐朝军队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镇守封疆,维持本地区社会秩序。唐朝政府还把在内地实行的府兵制度推行到了西域地区,吐鲁番出土文书有“竞愿展效贼庭,用表诚心报国”等内容,说明唐朝除了从内地调兵遣将镇守外,西域本地的民众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元朝时期在西域的驻军有蒙古军、汉军和新附军,这些军队驻守在和阗、别失八里、高昌、阿力麻里、曲先等地,政府还为各地驻军供应粮食及其他物资,以安定军心。同时在西域设立大量驿站,以便于军队和物资的调拨。驻守西域的军队还从事屯田事务,以此解决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

清朝的伊犁将军兼理军事,有满、蒙古等八旗军队长期驻守新疆。一般情况下,新疆常设驻防、换防之八旗、绿营兵3万余人,乌鲁木齐则是新疆绿营屯驻的重地。天山南麓的驻军大多是换防军,根据情况定期换防。清朝还在新疆许多地方设立了台站和卡伦(蒙古语,意为“边台”、“台站”)。台站设于全疆各地,而卡伦则设于地势险要之处。各卡伦又有常设、移设、添设三种,驻卡官兵经常巡查,验查不法之人。

历代中央政权在西域建立军事机构,派驻军队,并把当地少数民族纳入军队之中,有力地巩固了在西域地区的统治。

三、新疆与内地统一的、有机的经济联系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曾出现许多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如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等,但这些帝国都先后解体了,其解体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帝国内没有形成统一的、有机的并且相互依存

的经济联系。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历史上中国各地,包括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不仅一直保持了密切的政治联系,而且保持了密不可分的经济文化联系。无论是边疆与中原之间,还是边疆与边疆之间;无论是农耕文化还是游牧文化,都不断地发生着交流与互融,从而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它像一条纽带,把边疆与内地、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中国虽然多次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但统一却始终是主流。新疆的地形地貌特征是:北、西、南三面为高山阻隔,只有东面通过河西走廊等地与内地拥有较为畅通的道路相联,加之内地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有着广阔的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疆的经济与内地经济的不可分割性。随着中央政权对西域地区管理的加强,新疆在经济与文化上与内地都形成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与交流,从而使新疆的经济文化纳入到古代中国的整个经济文化系统中,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早在商代,新疆与内地就有一定的经济交流。河南安阳商代后期之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中,出土大量玉器,经鉴定,绝大部分都属于新疆玉料,它反映了当时中原与西域的玉石贸易。根据先秦史籍《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在位期间率众“西巡昆仑”,与当地部落首领西王母相见,双方互赠礼品,吟咏唱和。考古工作者在天山阿拉沟第28号墓出土了一件春秋战国时期凤鸟纹刺绣,经鉴定这是一件来自中原的产品。在阿勒泰发掘的石人、石棺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件铜镜,它是古代中原战国时期的产品,其形制和大小与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铜镜基本一致。这些都说明,早在先秦时期,新疆与内地就有经济文化交流,并且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汉朝统一西域后,于公元前60年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更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贸易的往来。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畅通,中国内地与西域商品流通范围扩大。汉朝政府发行的五铢钱在西域与内地一样起到了流通手段的作用。在新疆出土的汉五铢钱遍及新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如20世纪70年代和田买力克阿瓦提遗址一次出土45公斤汉五铢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铢钱在天山以南诸国仍在使用。除此而外,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代,龟兹地区(今库车)还出现了本地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它一面铸有龟兹文,另一面则铸有汉文“五铢”字样。这种钱币的形制和铸造工艺与

内地铸币有渊源关系,它的出现反映了龟兹本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密不可分的联系。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空前繁盛,唐朝货币大量流入西域。唐代钱币在新疆出土的数量和分布区域都远远超过了汉代。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在西域许多地方都有大量的出土发现,如1979年在罗布泊一次发掘就有970枚开元通宝钱出土。喀喇汗王朝时代著名的学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中描述说“要是中国商队砍倒自己的旗子,千万种珍宝从何而来”。在今和田、叶城、莎车、吐鲁番、木垒、奇台、昌吉、阿图什等地都出土过宋代钱币,反映了喀喇汗王朝与宋朝经贸往来的频繁程度。

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社会稳定,商品经济繁荣,为中原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大丰富了中原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清朝中央政府发行的制钱先是在新疆北部及哈密、吐鲁番等地成为市场上的通用货币。不久清政府在新疆各地陆续设局铸造铜钱,流通全疆,实现了新疆与全国货币的一体化。在新疆,汉族人民与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也日益增多。

新疆与内地密切的经济交流,不仅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新疆与内地不同的经济类型之间,有极强的互利、互惠、互补性,因此相互依存,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保证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四、新疆与内地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文化

在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之中,既需要保持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也需要促进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造就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从新疆历史的发展来看,新疆与内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内地汉民族吸收了许多的新疆各民族的文化,而新疆各民族也从中原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新疆与内地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汉朝统一西域后,内地的典章制度传入西域。如龟兹王绛宾曾娶解忧公主之女弟史为妻。公元前65年,绛宾携弟史赴长安入朝,他非常喜欢汉朝的衣着服饰和典章制度,从长安返回龟兹后,便仿效汉朝,修建宫室,在宫殿周围建巡行警戒道路,“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汉书·西域传》)。新疆曾出土许多汉代的汉文木简,如在尼雅遗址一处汉代遗址出土有一枚汉文木简,其中

就有汉代官府对精绝王下达的汉文文书,这说明汉文在西域是当时通行的官方文字。汉代西域与内地的音乐歌舞也相互交流。龟兹王绛宾夫妇同赴长安时,其夫人弟史专门到长安学习鼓琴,汉宣帝并赐给两人“旗鼓”、“歌吹数十人”,开创了中原歌舞传入西域的历史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麴氏高昌王朝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高昌城宫室内,画有“鲁公问政于孔子像”。高昌还仿效中原兴办学校,其教材有《毛诗》、《论语》、《孝经》,学生们虽习用汉字,但却讲说胡语(当地民族语言)。1959年以来从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哈剌和卓古墓区发现《论语郑氏注》、《孝经》、《典言》、《急就章》、《千字文》等残卷,都证明了中原文化同新疆各民族文化联系紧密,以及新疆少数民族积极学习和借鉴汉族文化的情况。佛教自西域传入内地后,更是大大激发了西域与内地僧人相互交流。公元260年,内地高僧朱士行赴西域取经,“遍游西域”,在于阗培养了大量佛学弟子,而他自己则以80高龄终死于阗。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名闻西域,甚至前秦的符坚都风闻其名,将其称为“国宝”。鸠摩罗什后来到了内地,组织人力翻译了大批佛经,成为与后来的玄奘齐名的中国古代三大翻译家。这一时期,西域地区流行的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高昌乐等对中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代西域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西来文化的相互交汇、吸收、融合,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汉文是当时西域通用的语言文字,无论是政府发布的公文,还是民间契约,都用汉文写成,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唐代文书就是明证。唐代的伊、西、庭三州地区,儒家思想传播较广,在吐鲁番考古发掘中,多有儒家经典抄本出土,如《论语》、《孝经》等。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抄写于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抄写者为年仅12岁的西州少年学生卜天寿。由于佛教在西域地区盛行,因此许多内地僧人来到西域建造寺院,成为寺里的住持。龟兹是当时唐代安西大都护府治所,唐代在这里驻扎大量的军队,同时这里也有许多随军家属和商人,为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在附近出现了不少由汉人开凿、汉僧住持的洞窟,洞窟中的壁画许多都带有汉族绘画风格,被称为“汉风窟”。唐初来自于于阗的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将犍陀罗艺术风格与中原绘画风格融为一体,创造出独树一帜的西域画风。他们把西域画风带到中原,并吸收中原某些绘画技巧,创作出不少优秀的绘画作品。在隋、唐前期画坛上享有盛誉,为中原绘画艺术的发展,为把佛教绘画艺术中国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音乐和

舞蹈方面,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柘枝舞、胡旋舞、胡腾舞、拔头舞等流行于西域和中原,唐朝宫廷的十部乐中《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都是西域乐。西域舞在长安颇为流行,胡旋舞风靡宫廷。

五代辽宋金时期,西域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有增无减。喀拉汗王朝时期的大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深受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其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接受、利用汉文化的材料。在《福乐智慧》的序言中,作者明确指出:“此书极为尊贵。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摩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成”。这里“秦地”指契丹,“摩秦”则指汉人。《福乐智慧》是一部劝喻性长诗,也是一部优秀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在维吾尔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这同一历史时期诞生的马赫默德·喀什噶里,是喀喇汗王朝又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他所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共8卷,收辞目7500个,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语言学著作,而且是一部杰出的地理学和民族学著作。他在“桃花石”条目的注释中说:“桃花石,此乃麻秦国之名。上秦,地处东方,被称之为‘桃花石’;中秦,被称之为契丹;下秦,被称之为巴尔罕,也就是喀什噶尔。”它充分表明,当时的喀喇汗朝人是中国人,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说明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是相通的。这一时期西辽文化的特点是保持了中原之风,政府的官方语言文字是汉语。西辽的统治者对宗教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政策,各种宗教都允许在其境内存在和发展。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安定,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西辽时期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广为传播,有力地促进了西域文化的向前发展。

元朝时期,大量畏兀儿人迁居内地,他们学习汉文化,不少人成为精通汉文化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家。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清政府在天山北部满、汉等族军民较集中的地区,开办了各类学校,如在满、蒙古、锡伯等族中,开办了“八旗官学”;在汉族中主要有官府开办的“义学”和民间开办的“私塾”。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在南疆维吾尔族地区,“广置义塾”,招收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语言文字,以培养翻译人才。

五、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

在封建帝制时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往往是把一家一姓的专制君主、君主世袭的王朝视为国家认同的对象,即使在一个王朝灭亡后,人们仍将新兴起的王

朝视为中国的“正统”而加以认同,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族人民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朴素的认同观念。

西汉末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朝政动荡,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渐趋不稳,西域政局出现混乱,匈奴势力卷土重来。由于西汉在西域有深厚的统治基础,而匈奴则加重西域诸国的赋税,所以,西域诸国如莎车王康(公元18-33年在位)率众抵抗匈奴,保护西汉西域都护吏士、家属上千人,上书思慕汉朝。公元29年,东汉河西大将军窦融册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余国均归其统辖。公元38年,莎车王贤与鄯善王安一同派遣使者到洛阳,恢复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这些事实表明西域各民族地方首领对中原王朝的认同,一旦中原王朝的官员遇到危难,即出手相助,并要求汉朝中央政府速派官员来到西域,反映了西域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仍保留着汉朝政府颁发的信物,前秦派吕光进攻龟兹,西域各地纷纷把以前汉朝政府颁发的信物交给吕光,证明他们对中央王朝一贯忠诚。

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常常在其头衔上冠以“桃花石汗”意即“中国汗”的称号,这一点已为新疆和中亚地区出土的喀喇汗王朝钱币上的文字所证明。

高昌回鹘自称与宋朝的关系为“甥舅关系”,以“西州外甥”的名义向宋朝派遣使臣并进贡。之所以自称“西州外甥”,是因为唐朝时曾先后有三位公主嫁与漠北回鹘汗国的可汗,故当时漠北回鹘可汗世代称唐朝皇帝为舅,自称外甥。这时唐朝与漠北回鹘汗国均已灭亡,代之而起的是北宋王朝和高昌回鹘政权,但高昌回鹘仍沿袭旧有的习惯,自称外甥,称宋朝皇帝为舅,反映了当时回鹘人即使在唐朝灭亡后,仍将宋朝视为唐朝的“正统”继承者,表示认同这一“正统”的王朝。

清朝在平定准噶尔势力和大小和卓叛乱时,各族人民踊跃支持。清政府于1758年出兵讨伐大小和卓,首先攻破库车,小和卓逃跑。阿克苏、乌什的维吾尔伯克闭城不纳小和卓,却迎清军顺利进入两城。此后南疆各城许多维吾尔伯克也在清朝政府的感召之下,投归清军,大小和卓最终成为孤家寡人而很快灭亡。清朝在统一新疆、消灭叛乱势力的过程中,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绝不是偶然的,这与新疆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早已确立的对祖国朴素的认同观念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明末清初由于准噶尔势力的压迫而被迫西迁伏尔加河

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在清朝统一新疆后,毅然摆脱俄国枷锁,在渥巴锡的率领下,回归祖国,受到新疆和内地各族人民的欢迎与支持。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朴素的认同更加走向自觉。如在沙俄侵占中国大片土地时,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新疆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反侵略斗争,无论是在清军驱逐阿古柏侵略军,还是从沙俄手中收复伊犁,各族人民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1912年在和田爆发的反对沙俄诱骗南疆居民加入俄籍的“策勒村事件”,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不可动摇的。

第二讲新疆维吾尔族历史及名称演变过程公元4世纪《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一词,是至今所看到的对“维吾尔”的首次汉译写法,同时期还有写作“乌护”或“乌纥”的。

到6-7世纪的隋、唐之际,汉文献多把“维吾尔”写作“韦纥”。对此,《新唐书回纥传》说:“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唐朝中、后期,又写作“回纥”,据说是韦纥联合铁勒诸部中的仆固、同罗、拔野古等脱离突厥统治后给自己新组成的联合体所定的汉文名称。

788年(唐朝德宗贞元四年)时,回纥统治者取汉文“捷鸷犹鹘然”之意,提出把“回纥”二字改写为“回鹘”,经唐王朝同意后正式启用,从此一直到13世纪70年代(元朝初年),汉文史籍又写作“回鹘”。

17世纪中期清朝统治全国后,因为内地人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而维吾尔族这时已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因此汉文史籍中多把维吾尔族称为“回”、“回子”或“回民”。不过,为了与同期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相区别,有的文献中便根据维吾尔族宗教人士头上戴有用白布绕成的帽子这一特点,称为“缠回”。

同时,又因为维吾尔族在清朝统治新疆前已经在天山南北生活,因此个别汉文献中也把维吾尔族写作“土回”,而把后来到新疆生活的内地回族称为“汉回”或“客回”。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新疆省政府根据各族人士的意见,多次讨论,决定废除以前对维吾尔族的各种汉文写法,统一用“维吾尔”这一名称。关于“维吾尔”一名最初的由来和含义,中外史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今天大多数专家

学者、包括著名的维吾尔族专家学者,都认为“维吾尔”一词的含义应该是“联合”、“同盟”、“团结”,这比较符合维吾尔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远在公元前的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在东从大兴安岭、西到阿勒泰山的大漠南北广大地区,生活着众多的以游牧为主的人群。他们那时大部分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阶段。对此,汉文史籍当时统称为“狄”或“北狄”有时也统称为“胡”。

公元前后的秦、汉时期,这些众多的氏族部落除部分为兴起的匈奴统治外,大部分仍生活在天山以北、阿勒泰山东西,到贝加尔湖周围的广大地区,这一时期的汉文史籍多称他们为“丁零”。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史籍又多把他们称为“铁勒”、“敕勒”等。其实,“丁零”也好,“铁勒”、“敕勒”也好,都是“狄”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音译而已。还因为这些氏族部落的人多乘一种高大的两轮车,因此一些汉文史籍又形象地称他们为“高车”。

这诙嗟氖献宀柯渲校 矶嗑褪呛罄葱纬苫劓 ⒒伧健⑽坟6 酥廖 岫 宓闹匾畛趵丛础?BR>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袁纥作为一个较稳固的人群共同体,不但没有离散消亡,反而不断得到壮大和发展。7世纪初(隋朝初年),这时在汉文史籍中改写为“韦纥”的纥的袁纥获得发展壮大的良机。据汉文史籍载:当时统治铁勒诸部的突厥统治者非常残暴,激起公愤。韦纥便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联合起来,组成新的部落联盟,脱离了突厥统治,并不断吸收新的成员,力量迅速壮大,与突厥对抗。这个新的部落联盟,这时汉文史籍称为“回纥”。

唐朝前期,称雄蒙古草原一时的突厥在唐朝军队打击下和内部争权夺利斗争中逐渐衰落,回纥便趁机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大漠南北历史舞台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回纥首领时健俟斤、菩萨父子有勇有谋,注意发展生产,引进唐朝较为先进的铁器制造技术,使回纥势力更强盛起来。630年(唐朝太宗贞观三年),回纥联合邻近的薜延陀部,共同进攻突厥。在战斗中,菩萨的的5000之兵大败突厥10万之众,获得反抗突厥统治斗争决定性的胜利。646年(唐朝太宗贞观二十年),回纥首领吐迷度又联合其它部落击败旧日盟友薜延陀部,势力更为强大,吐迷度开始自称可汗。吐迷度为了获得更大发展,与这时强盛的唐王朝努力发展友好关系,愿意臣属唐朝。为此,唐太宗李世民封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统领所属各部。到7世纪后半期,回纥已有“胜兵五万,人口十万”,成为漠北强大的部族之一。这时的回纥,据唐代文献载,分为内九族的外九族,

内九族又又称为“九姓回纥”,外九族又称为“九姓乌古斯”,其实他们都是后来回纥汗国中的重要组成部落或部落联盟。

随着与内地交往的频繁和生产力的发展。回纥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变化,阶级分化日益明显,统治机构也逐步健全。744年(唐朝玄宗天宝三年),在首领骨力裴罗统治时期,回纥终于在攻灭了后突厥汗国之后,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骨力裴罗自称为“骨咄禄阙毗伽可汗”,建汗庭于鄂尔浑河上游的乌德犍山旁。回纥建立汗国后,唐玄宗还册封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对这个我国北方新崛起的地方政权,史学界一般称为“鄂尔浑回纥汗国”,简称“回纥汗国”。汗国强盛时,势力“东际室韦,西抵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回纥汗国与唐朝中央政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者来往不断。回纥可汗长期接受唐朝的封号,唐朝曾有三位公主下嫁回纥可汗。双方之间的经济交流也非常频繁,著名的绢马贸易和茶马贸易规模都非常大,每年都是数万至数十万匹只计。唐朝后期,回纥还曾几次派兵协助唐朝军队作战,在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等人的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时回纥汗国内部的经济文化也获得较大发展,还创造了自己的己文字,使自己的历史首次有了自的文字记载。

但是,到唐朝末年时,这时由“回纥”改名为“回鹘”的汗国日益衰落下来。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演变成多次公开的互相残杀,力量严重削弱;连年不断的瘟疫和自然灾害造成人畜大批死亡,生产大幅度倒退;外部还不断遭到黠戛斯、吐蕃等部族的攻击,更是雪上加霜。840年(唐朝文宗开成九年),回鹘将军句录末贺引黠戛斯军队10万人攻破回鹘汗庭,杀死磕马及可汗。建立近百年的回鹘汗国解体。解体后的回汗国部众四处逃散,其中较大的有四支;一支由庞特勤等人率领的15个部落向西迁徙,辗转到中亚地区,史称“岭西回鹘”,联合当地的葛逻禄等一些部落,后来建立了喀喇汗王朝;一支回鹘10多个部落迁徙到今新疆东部地区,史称“西州回鹘”,联合这一地区原已生活在这里的回鹘人、铁勒人等,后来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回鹘人迁徙到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史称“甘州回鹘”,在与当地原有的回鹘人、丁零人、突厥人结合以后,曾一度发展到30万人左右,并建立政权,后来被以党项族为主建立于今宁夏的西夏政权攻灭,一部分部众演变成近代的裕固族;一支13个部落向南迁徙,投奔幽州(今河北一带),依附室韦部,后来逐渐融合到我国北方各个民族中去。

因此,在逃散在回鹘部众中,对后来维吾尔族形成起重大作用的是前面两支,即由他们联合中亚及新疆一些部落建立的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王国。

840 年回鹘汗国解体之前,在包括今新疆西部在内的中亚广大地区,活动着葛逻禄、突骑施、样磨、处月等许多部落及为数不少的先前移居这里的回鹘部众。这些部落原本多在突厥统治之下,或本来就是突厥的一部分,与回鹘同属一个语系,早已存在着密切的联系。840年回鹘汗国瓦解后,如前所述,部分部众迁徙到这里,与这里原有各部落联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

在喀喇汗王朝建立的同时,如前所述,另一支回部部众在仆固俊等率领下西迁今新疆东部的吉木萨尔(唐庭州)、吐鲁番(唐西州)一带,联合当地的铁勒诸部及回鹘人,于866年(唐朝懿宗咸道七年)击败统治这里的吐蕃势力,站稳了脚跟,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称“高昌回鹘王国”。王国首府设在吐鲁番(今高昌故城),强盛时统治势力东起今哈密,西到今阿克苏,北从伊犁河、南到今和田。王国如果从866年击败统治这里的吐蕃王国算起,到1209年(南宋宁宗嘉定二年)亦都护(国王)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降附于蒙古为止,共存在了330

余年。王国存在期间,迁居这里的回鹘人由原来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有利于各部族的融合和以后维吾尔族的形成。总之,在840年回鹘汗国解体以后的数百年间,是今新疆、特别是天山以南各个部落、部族大分化、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回鹘人的进入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居以统治地位的大批回鹘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宗教信仰的改换,更加快了各部落部族的融合进程。这个过程,史学界有人称为“回鹘化”,并认为早在此前“天山一带及天山以南原有各民族的回鹘化”过程就已经开始。这一时期,无疑是后来维吾尔族形成的最重要时期。

12世纪前期,由我国北方契丹族为主建立的辽朝(907-1125 年)衰亡,辽朝皇族耶律大石率部分契丹人向西迁徙。1132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年),耶律大石西迁途中经过高昌回鹘王国辖境,受到国王毕勒哥的欢迎资助,并表示愿作其部属。当年,耶律大石到达中亚的阿姆河中下游,打败称雄这里的花拉子模等部,建立西辽政权(国外史学界有时又称为“喀喇契丹”或“黑契丹”)。西辽政权(1132-1218年)建立后,打败周围各部迅速崛起,并于1134年(南宗高宗绍兴四年)和1141年(绍兴十一年)先后征服这时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喀喇汗王朝。今新疆地区又几乎全部处于西辽政权的统治之下。但是,西辽政

权存在时间并不长,到13世纪前期,今新疆地区又被迅速崛起的蒙古族所控制。1210年(南宋宁宗嘉定三年),高昌回鹘王国脱离西辽政权,首先表示臣属蒙古。1218年(嘉定十一年),蒙古首领成吉思汗率大军横扫天山南北,灭西辽政权,不久,又把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分封给儿子察合台统治。这时,原在这里活动、并已经融合了众多操突厥语部落的“回鹘”,在汉文史籍中开始改写为“畏兀儿”(有时则写作“畏吾儿”)。这说明,天山南北原许多操突厥语部落部族之间的长期融合过程已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回鹘化”已基本完成,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已初步形成了。以后,经元(1279-1368年)、明(1368-1644年)两朝,一直到18世纪中期清朝统一新疆为止的数百年间,今新疆地区主要处于蒙古贵族及其后裔统治之下。不过这中间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

1225年察合台受封统治畏兀儿人主要生活的天山以南地区后,建立了政权,史称“察合台汗国”(1225-1513年)。察合台承认自己的政权受蒙古大汗节制,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1217年(元朝世祖至元八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建立元朝,察合台汗国又归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但是察合台后裔后来摆脱了元朝控制,建立了独立的察合台汗国。汗国强盛时,统治地域包括今新疆西部地区和中亚的部分地区。14世纪初,察合台汗国统治层发生分裂,汗国分成东、西两部分,畏兀儿族集中生活的天山以南地区主要处于东察合台汗国(1348-1513年)统治之下。

1368年(明朝太祖洪武元年),蒙古统治者失去今北京后退回大漠南北。不久,东察合台汗国也发生内乱,四分五裂,今新疆境内出现许多割据政权,“地大者称国,小者止[只]称地面”。

这些政权的统治者虽然基本上还是蒙古贵族的后裔,但是这时的蒙古统治者已经几乎被人数众多的被统治者畏兀儿人所同化,他们不但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已从游牧为主转变为以农业定居为主,而且几乎都改信仰了伊斯兰教,在生活、语言、心理上与畏兀儿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因此,到察合台汗国灭亡时,众多的蒙古察合台后裔和跟随他们进入这一地区的蒙古人,大部分已成为土生土长的畏兀儿人了。

王朝强盛时,疆域西从中亚的卡拉库姆沙漠,东到天山以南的罗布泊,北从巴尔喀什湖,南到中亚的阿姆河。王朝的统治中心前期在中亚楚河流域的八拉沙衮,后期在今新疆的喀什。王朝内部部落民族众多复杂,经济上农、牧生产并举。

如果从840年回鹘大批部众西迁这里,到1212 年(南宋宁宗嘉定五年)最后一个苏丹奥斯曼被杀,王朝共在370余年。喀喇汗王朝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10世纪初,以萨图克为首的汗室成员接受伊斯兰教,萨图克本人也改称萨图克布格拉汗,这标志着伊斯兰教在王朝已处于统治地位。以后,王朝的历任统治者在对内对外战争中,便利用“圣战”旗帜,使伊斯兰教在王朝势力所到之处迅速发展,不但改变了回鹘及其它操突厥语系诸部族的宗教信仰,而且了逐渐取代了天山以南地区佛教的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地位,并迫使原在天山以南地区长期流行的袄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也退出这一地区。这个巨大变化,不但使阿拉伯文化大量涌入今新疆地区,而且为这里的民族融合加入了粘合剂,对近代维吾尔族的最终形成和近代维吾尔族文化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5世纪初,已经畏兀儿化的蒙古察合台后裔赛伊德击败各政敌,于1514年(明朝武宗正德九年)率兵攻下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天山南部各地,消灭了东察合台汗国,在叶尔羌(今莎车)建立了新的政权,史称“叶尔羌汗国”(1514-1680年)。汗国的居民基本上是已经比较巩固统一的畏兀儿族,强盛时疆域北到巴尔喀什湖,南越昆仑山,西达伊赛克湖,东至吐鲁番。叶尔羌汗国后期,由于宗教中自称穆罕默德后裔的和卓势力的介入,汗国发生分裂,权力被伊斯兰教中的所谓“白山派”和“黑山派”中的首领相继控。1680年(清朝圣祖康熙十九年),在争权中失势的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联合这时统治天山以北广大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引准噶尔蒙古军队12000余人越天山南下,攻灭了叶尔羌汗国,建立了由准噶尔蒙古军队控制下的所谓“和卓政权”。

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在与清朝军队作战失败后死亡,和卓政权趁机独立,摆脱准噶尔蒙古控制。但几年后便被准噶尔部新即位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率兵攻灭(1700年),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的孙子阿合玛特等也被押送伊犁拘禁,黑山派首领达尼亚力和卓又在准噶尔蒙古庇护下建立了新的“和卓政权”。这个“和卓政权”也是准噶尔蒙古贵族在今南疆畏兀儿人中的代理人,每年都要把从广大畏兀儿人中征收的约10万腾格(相当于10万两白银)的财物送往天山以北,供准噶尔蒙古贵族享用。

17世纪中期,正当畏兀儿族集中居住的天山以南地区局势动荡“和卓政权”不断更迭的时候,我国内地政局也正发生着重大变化。

1949年1月,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撤掉麦斯武德新疆省主席一职,改任

维吾尔族中的进步人士包尔汉任省主席。这时,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击下,已分崩离析,在新疆的统治也危机四伏。

1949年9月25日、26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直叩新疆大门的关键时刻,在中共中央的争取和关怀下,陶峙岳、包尔汉两人分别代表新疆军、政人员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中国共产党邻导的全国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开赴天山南北,新疆从此获得了解放和新生,维吾尔族与新疆各族人民群众一起,从此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新疆和平解放后,在农村实行了减租反霸运动,随后又进行了土地改革。到1953年底,在全区基本消灭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广大维吾尔族农民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都获得了空前的改善。在这同时,城市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顺利地进行,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了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1953年起,新疆先后建立了九个民族乡、七个民族区、六个民族自治县和五个民族自治州。在此基础上,1955年10月1日建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第三讲感恩伟大祖国建设和谐新疆在古往今来新疆历史的宏伟画卷中,曾一次次写下动人心魄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积淀至今的这种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和热爱,这种热爱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加炽烈,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

一、感恩是什么?

感恩是一种崇高的情感,集中反映了一种反哺之情和回报之心。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你才懂得去孝敬父母,去尊敬师长,你才会为伟大的祖国奉献一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才会变得更加和谐。感恩与报恩紧密相连,有着因果关系,首先要有感恩之心,才会有报恩之举;懂得感恩,才会懂得付出,才会将感恩化成一种充满爱意的行动。

感恩知报的传统在我国古已有之,《诗经》里就有“投桃报李”之说,古语还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名言。古往今来,诸多仁人志士为了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名垂青史,彪炳千秋。

感恩是一种美德,体现了一个人对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伟大祖国关系的正确认识。正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所说的,感恩是崇高的义务,我们反对功利主

义的感恩,但是每个人必须怀有感恩的心态,珍惜别人给予自己的恩惠。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由于人们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的确出现了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不少人在享受祖国改革开放成果,共享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感恩意识却在逐渐淡漠与缺失,个别年轻人甚至成了不懂得感谢、不愿感激、不会感动,只知道汲取的冷漠一代。还有的人在需要感恩的时候,却出现失语,毫无反应;那不是含蓄、内向,更不是持重,只能是寡情薄义与违情悖理。

感恩的最高层次、至高境界是感恩伟大祖国。从亲情、友情、乡情等等,再到自己的祖国,感恩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感恩伟大祖国体现了人们对祖国母亲至高至纯、有恩必报的最为朴素的价值取向,是引导各族人民自我感化、激发爱国主义情感的有效形式,是锤炼报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的必由之路。感恩是反映历史和现实要求的一种民族文化。

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

用这段经典之语来解读感恩的含义,感恩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民族文化,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与历史形成的这种感恩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传统的感恩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之后,感恩的对象就从传统社会浓郁的亲情、友情和乡情特别指向了我们至亲至爱的社会主义祖国,这使感恩文化又具有了更多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属性。

普及感恩文化、重塑感恩精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更体现了以人为本、建设和谐新疆的时代发展要求。完成这样一个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二、为什么要感恩伟大祖国?

没有对比对照,就没有历史定论。回答好这个问题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寻找答案。

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封闭落后,到“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普天同乐,再到转向开放兼容,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新疆发展的新纪元。社会主义新疆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祖国西北边陲160多万平方公里,这片曾经封闭落后的贫困之地。

站在历史的新坐标上,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新疆在告别封闭的同时,也摆脱了贫穷、落后,走向进步,走向富裕,走向和谐稳定。近60年来,天山南北用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诠释着祖国大家庭内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走向共同繁荣的必然趋势。

新疆经济社会从未如现在这般充满朝气和活力。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光辉历程,与伟大祖国的同呼吸、共命运,同发展、共繁荣,让新疆迈向全面小康的步伐走得如此自信、如此坚实。有数据为证——2008年,全疆国内生产总值达4203.41亿元,比1952年增长341.46倍,按可比价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166元提高到2008年的19893元,增长119.84倍。

崛起的新疆,让世人刮目相看。有位西方的学者甚至撰文评论说,由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存在,中国将成为21世纪亚洲的重要因素……“新疆经验”有潜力变成一种模式,证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之说是一个错误。毗邻的中亚国家友人,到新疆时,羡慕的眼神越来越多。曾在新疆师范大学留学的吉尔吉斯斯坦的阿依别克说:“新疆真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我在这里了解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在令我惊奇。”

从来就没有无源之水,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着特定的因果条件和宏观背景注解——如果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随后在“中国特色”方面与时俱进的探索,没有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没有祖国大家庭内从中央到各兄弟省区对新疆现代化建设的大力支援,你绝对难以想象新疆漫长的历史长河会在这一时段激荡起这样一朵朵精彩的浪花,会有这样后来居上、一泻千里、势不可挡般的迅猛发展。

无论如何,祖国的繁荣昌盛是2100万新疆各族人民的福祉,它使我们有底气有实力斩关夺隘,一路向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三、怎么样感恩伟大祖国?

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要把感恩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报国之行。仅仅是有一股感恩的爱国激情是远远不够的。

它所展示出来的不只是一种赤诚于心的崇高精神,更是一种奉献于行的具体行动。对于任何一个普通的新疆人来说,这种精神的实质和行动的基本要求就是

全力以赴地做好本职工作,立足岗位作贡献。各族干部群众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工作是报效祖国,大中小学生们在校园里好好学习是在报效祖国,为祖国西北边防稳定的兵团屯垦戍边事业也是在报效祖国。就每个个体而言,报国之行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虽然各不相同,但只要情是真的,意是浓的,心是诚的,行动的目标方向一致,实际达到的效果也会是一致的。发奋图强,扎实工作,以最大的努力,干出尽可能好的工作业绩,这就是我们对伟大祖国最好的回报。

没有心动就没有行动。感恩伟大祖国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把爱国激情转化为建设美好未来的动力,把新疆建设得更加繁荣富裕和谐。新疆改革开放的巨轮在激流勇进30年之后,今年已全面驶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复杂变化,面对矛盾凸显期和战略机遇期的复杂形势,破浪前行尤其需要毫不动摇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毫不动摇地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毫不动摇地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大团结,继续用一种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回报伟大祖国。

我们坚信,用一颗感恩的心报效伟大祖国,使爱国主义转化为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坚定信心和坚强行动,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新疆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四讲我们走到一起来

——团队心理辅导目的:通过团队训练使学生学会沟通、学会合作、学会相处,学会信任,进一步巩固学生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有助于帮助学生建立归属感、安全感,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进一步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进一步坚定各民族的共同理想和“四个高度认同”,巩固和维护学校统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

一、沟通游戏瞎子摸号

活动目的:让学生体会沟通的方法有很多,当环境及条件受到限制时,你是怎样去改变自己,用什么方法来解决问题。

形式:一个班级14-16个人为一组比较合适

类型:问题解决方法及沟通

时间:30分钟

材料及场地:眼罩及小贴纸和空地

适用对象:参加团队建设训练的全体人员

操作程序:

1、让每位学生戴上眼罩

2、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号,但这个号只有本人知道

3、让小组根据每人的号数,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出一条直线

4、全过程不能说话,只要有人说话或脱下眼罩,游戏结束

有关讨论:

你是用什么方法来通知小组你的位置和号数?

沟通中都遇到了什么问题,你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你觉得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二、信任游戏盲人与拐杖

活动目的:让学生体会盲人的困难,同时让学生学会相互信任。

形式:一个班级

时间:60分钟

材料及场地:眼罩和空地

适用对象:五、六年级学生

操作程序:

1、将学生分成2组,一组学生戴上眼罩当盲人,一组学生做盲人的拐杖。

2、拐杖带盲人穿越操场回到教室,游戏结束。

3、全过程不能说话。

有关讨论:

谈谈你是盲人的感受?

作为拐杖你是如何帮助盲人的?

三、团队合作游戏趣味跳绳

大家都跳过绳吧,在玩的时候会发生很多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反应,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团队活动,需要大家共同配合,怎样取得最佳合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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