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坚持三个还原，即还原历史、还原问题、还原我们党解决中国命运和发展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从中学到活的马克思主

义的哲学。

1.历史观的变革是近代思想史的主旋律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以来哲学观念的变革，最主要的表现是历史观的变革。历史决定理论的命运，历史观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历史任务所决定的，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天崩地裂般的社会变动和亡国灭种的残酷现实，救亡图存和追求现代化的客观需求成为哲学观念变革的深层历史根据。中国社会出现了从“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思潮”转向了“社会改造论”的思潮。“社会改造”成为取代“伦理革命”、“文学革命”的纲领性口号。各种进步社团、进步报刊，纷纷举起社会改造的旗帜。陈独秀表示:“我敢说最进步的政治，必须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由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支持的少年中国学会，把注重社会改造作为共同的社会目标。

要改朝换代，要改造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发展道路问题。随着改造社会现实呼声的出现，历史观的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和主题。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是当时的志士仁人挥之不去的大问题。梁启超率先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针对当时一些人停留在社会生活的表层，对历史动力的寻求停留在观念、精神和宗教层面，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就站出来反抗那些历史家和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被历史学家蔑视的，对于研究社会生活有莫大的价值。”包括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三民主义者，甚至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对唯物史观情有独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唯物史观中看到了如何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改造的方向和途径。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个外在的过程，不是一个形式主义的吸收东西的过程，而是一个通过民族形式和传统内在生成的过程，是几代人艰辛探索的结晶。从梁启超的“民史论”和“新民说”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和“三民主义”；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到李大钊的“群众时代、劳农主义和唯民主义”；从陈独秀的“我们所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到毛泽东把“民众的大联合”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其间贯穿了一条主线，就是从观念史观和圣贤史观到民众史观和群众路线，使历史主体一步步得到澄明。解决了人民群众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主体问题，便从历史主体的层面勾画出中国思想界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2.唯物史观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从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来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毛泽东思想观的转变实质是历史观的转变，从这里可以得到启示，即历史观问题是世界观的核心部分。毛泽东讲，他在1902年到1908年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信奉的就是修齐治平，追求的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用四个字概括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圣贤

救世的理想追求。过去把“内圣外王”之道看作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和人格理想，今天我们应把它上升到历史观层面来认识，“内圣外王”实际上是传统社会占主导形态的历史观，它成为帝王中心、王朝体系、正统观念、英雄史观的核心理念。在寻求历史主体的问题上，从崇拜英雄豪杰到坚信人民大众，是革命实践活动和当时社会的政治腐败教育了他。辛亥革命后，毛泽东认识到，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绑在所谓英雄和大佬的身上，中国是没有希望的。1918年，毛泽东发起并领导了震动全国的“驱张”运动失败后，使他认识到“一张敬尧走，百张敬尧来”，单靠请愿和呼声革命是根本不行的。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我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俄国的十月革命，使毛泽东认识到，民众的力量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动力。所以，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写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号召民众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后来跟斯诺讲，是客观环境逼迫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主义，获得了认识社会问题的方法论，从此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1年1月，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信，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后一篇文章是“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唯物史观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是民族文化心理演变的缩影，代表了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转折。事实证明，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有赖于历史主体的觉醒，当一个阶级认识其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当人民群众自我觉醒成为历史主体时，社会制度的解体就开始了。

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最大贡献是在群众史观方面，毛泽东的群众史观包含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崇拜巨夫伟人到相信人民大众，这点刚才已经讲过。第二个环节，是从平面地、抽象地理解人民大众到具体地、立体地理解人民大众。1956年，他在同外国一个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因为那时是“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毛泽东历史观的转变，表示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已经由社会结构的上层转向下层。这一点对于改造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唯物史观有两个最基本的观点，即生产力观点和群众观点。能否把这两个观点统一起来，是划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揭示了人类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而且揭示了人民群众追求自身利益的历史性活动是推动社会基本矛盾相互作用及其解决的主体因素。毛泽东以新的历史观为原点，设计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使群众史观具体化为一整套民主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他把群众史观与政治斗争结为一体，以唯物史观为体，以路线、方针、政策为用，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3.以人为本的生产力史观是邓小平对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讲过，他们并不懂经济，那么他们如何建国，如何治国？就是靠哲学理念。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在理论与历史的互动中，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他曾经说过，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他始终坚持以中国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作为自己思考的主题，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所面对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他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以人为本的生产力史观。生产力的观点和群众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观点，他们是内在统一的。两者的一致性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的名言上: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所以，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和而不同。

通常总是说，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带领全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两方面的拨乱反正，其实质是历史观上的拨乱反正。就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而言，邓小平提出反对“两个凡是”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都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更是历史观的问题。邓小平在批判“两个凡是”时指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两个凡是”涉及到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引发了真理标准的讨论，目的就是进一步从历史观上批判“四人帮”鼓吹的“天才论”，批判圣贤史观，用实践标准代替语录标准。

唯物史观不仅是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哲学依据，也是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理论依据。要实现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实现工作中心的转移，就必须进行艰苦的理论工作。为此，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用极大的精力关心理论工作，在恢复和发展唯物史观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明确提出两个发展动力问题，即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按劳分配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动力问题。1975年，他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明确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根本任务，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动力？”

第二，为了进一步批判“四人帮”在生产力问题上的谬论，恢复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地位。对“政治”概念赋予新的时代内容，明确提出在经济建设时期，经济就是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它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三，提出了三种革命的理论。针对“四人帮”把阶级斗争理论推向极端，宣称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的观点，1980年初，邓小平专门论述了阶级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关系问题。他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此后，他多次讲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提出的三种革命的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它们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核心的地位，是邓小平主张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基本理念，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四，邓小平以生产力史观为核心，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给予了科学的回答，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74年，毛泽东提出，要让一部分学者研究为什么非洲的社会主义发展不起来？这是最初意识到社会主义出现了问题。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各国代表团时说，你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非洲的社会主义越搞越穷？第三次，邓小平同志和捷克的同志说，中国停滞了，这才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思考什么呢？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总结建国30年来的经验教训，不管怎么搞，不管采取什么政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申了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把它作为党的宗旨和执政兴国的总体理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与时俱进统一起来，从

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提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核心内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坚持”:即“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利益奋斗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是保证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立足于对国内外发展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面向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明确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上来。我们党针对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提法之后，进一步提出“社会建设”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的“社会”或“社会形态”概念在内涵上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体性概念，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社会建设”是有别于经济、政治、文化的狭义领域，特指社会事业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这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政府的管理观念的一次升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列宁曾经讲过，每个国家总要根据本国实践的实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或那个问题摆到首位。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定的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内在地要求它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每一次成功的结合都实现了理论的重要突破，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成果是成功结合的结晶。三大理论成果最富于创造性的部分，就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变为在实践中起指导作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它变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旋律。从毛泽东的群众史观和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的生产力首要地位和人民利益标准，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贯彻始终。并在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中，获得了与时代同步的重大发展，向世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辉煌前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坚持三个还原，即还原历史、还原问题、还原我们党解决中国命运和发展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从中学到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