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困境与高信任度社会的建立_一个道德建设的路径分析_田宏图

囚徒困境与高信任度社会的建立

——一个道德建设的路径分析

田宏图（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二系 江苏南京，210003）

【内容提要】转型期的中国，道德失范和道德危机以铁的必然性呈现出来，如何摆脱道德危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很多学者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本文通过运用经济学中最新的博弈论分析认为道德行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存在一个囚徒困境。建立高信任度的社会是走出道德危机的一条重要路径。

【关键词】囚徒困境信任道德危机高信任度社会

Prisoners’ Dilem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Trust Society

——An Analysis on the Measure of Moral Construction

Tian Hong-tu（The 2nd Department of Theory Education in Nanjing Politics Institute）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China’s model change, moral deviation and moral crisis show itself ferric inevitability. The paper utilizes game theory in economics to analysis the behavior of moral. Because there is a prisoner’ dilemma in the people’s moral behaviors, the construction of trust between people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letting people break away from the moral crisis.

Key words: prisoners’ Dilemma, trust, moral crisis, high trust society

一、囚徒困境及引发的信任问题

现代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博弈论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专门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主体的选择受到其他人的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选择时的决策问题和均衡问题。囚徒困境就是博弈论中的一个很著名的例子。

“囚徒困境”故事讲的是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被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定罪，除非两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坦白。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不承认，每人都以轻微的犯罪判刑1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刑8年；如果两人中一个人坦白另一个抵赖，坦白的释放出去，抵赖的判刑10年。这样，每个嫌疑犯面临四个可能的结果：获释（自己坦白同伙抵赖）；被判刑1年（自己抵赖同伙也抵赖）；被判刑8年（自己坦白同伙也坦白）；被判刑10年（自己抵赖但同伙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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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表1：囚徒困境

囚犯B

坦白 抵赖

表1概述了囚徒困境的问题。在这个博弈中，每个囚徒都有两种可选择的战略：坦白或抵赖。显然，不论同伙选择什么战略，每个囚徒的最优战略是“坦白”，比如说，如果B 选择坦白，A 选择坦白时支付为-8，选择抵赖时的支付为-10，因而坦白比抵赖好；如果B 选择抵赖，A 坦白时的支付为0，抵赖时的支付为-1，因而坦白还是比抵赖好。就是说，“坦白”是囚徒A 的占优战略。类似的，“坦白”也是B 的占优战略。结果是，每个人都选择坦白，各判刑8年。

在囚徒困境博弈里，（坦白，坦白）也称为纳什均衡解或占优战略均衡。如果所有参与人都有占优战略存在，那么，占优战略均衡，是可以预测到的唯一的均衡，因为没有一个理性的参与人会选择劣战略。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个囚徒困境问题。如果大家都出钱兴办公用事业，所有人的福利都会增加。问题是，如果我出钱你不出钱，我得不偿失，而如果你出钱我不出钱，我就可以占你的便宜。所以，每个人的最优选择都是“不出钱”，这种纳什均衡使得所有人的福利都得不到提高。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件坏事。

我们发现，事先这两名囚徒如果能达成一个协议，都选择抵赖，则各判刑1年。其结果比都选择坦白好。每个人都选择占优策略，结果势必是无效率的。要实现集体理性，只有每个人选择自己的劣战略，那就是每个人都先牺牲一点个人利益，最终换来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对方值得我信任吗？囚徒困境如果要每个人都放弃占优战略，选择劣战略，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人们能否在信任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协议。只有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两名囚犯才能放弃各自的占优策略选择劣战略，从而实现集体理性。

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解或占优战略均衡解对当事人来讲是一个均衡陷阱，如果要破解这个均衡陷阱，实现集体理性，需要两名囚徒之间充满高度信任，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个“抵赖”同盟，由此实现集体理性。如果他们之间缺乏高度信任，则这一集体理性很难实现。由此可见，高度信任是走出囚徒困境均衡陷阱达成集体理性的重要前提。

囚徒困境的分析证明，仅当社会内每个人都选择道德行为时，才能使每个人得益。道德行为的前提是个人和社会基于信任基础上的不成文契约。契约内容是我愿意为社会提供道德服务，同时我也可以享受社会为我提供的道德服务。当人们享受到别人提供的道德服务时自己也愿意提供这种服务；当别人没有提供这种道德服务时，自己也不大愿意提供服务。所以道德信任感一旦被破坏后，要重新建立起来是很困难的，个人在此间几乎不可能发挥明显的作用。除非个人的行为能影响到更多的人。只你一个人讲道德守法律，倒霉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至少在短期内难逃厄运。在这种环境下社会的道德水准会螺旋式迅速下滑，最后堕入无底深渊。一个人向社会提供道德服务，未必能唤起全社会的回响，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并不能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享受，这正是道德建设中带根本性的-8，-8 0，

-10 -10，0 -1，-1

囚犯A

难题。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一旦蜕化，道德的信任感被破坏，它就很难重新恢复，道德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说明它的维持是一种不稳定状态。仅当每个人都相信别人在提供服务时自己才会提供服务，万一这种信心丧失，社会的道德水准立刻失去了支撑。

二、由于信任缺失导致的道德危机

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社会规范的社会控制和行为范导作用下，人们更加注重家庭、集体和社会的作用。人际交往范围的相对固定和狭小，使得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比较容易。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利益欲望的强烈驱动以及竞争手段的引入，使长期压抑的个人主义利益得到首肯和鼓励。在人际交往中，情感、友谊的因素在弱化，经济、功利的因素在增加。人际关系的经济化，使人们近利远义，重钱轻德，失去了情感和爱心，变得冷酷和麻木。也使传统体制下的“政治人”、“单位人”变为当前社会的“经济人”。早在著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中，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这种体现人类利已主义本性的个人。亚当·斯密最初只是假定的“经济人”是“利已的”；后来，到了现代制度经济学（威廉姆森），又进一步假定，人不仅是“利已的”，而且还是“一有机会就要损人利已的”（即所谓经济学上的机会主义）。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由这个假定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论——如果交易协约双方建立在承诺的基础上，那么未来的凶险是很大的。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道德要求很低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可以让鸡鸣狗盗之徒相互交易的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实不是建立在人的智慧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人的自利这样一种本能的基础上的。”1市场竞争不可能是温情脉脉、关怀礼让的，它显现出的往往是冷酷无情。人的自利和市场竞争的无情，同时也由于社会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现在中国社会正从一个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人们之间建立信任越来越难了。

经济转型期的中国人现在更多要面对的是“信任危机”和“信用危机”。人与人之间，人与商业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甚至是个人或企业与政府之间，都处于相互间缺乏信任和信用的局面。2004年09月22日，佛山市南海区公证处拒绝受理了两宗“爱情公证”的申请。“爱情公证”的出现，说明信任危机已经侵蚀到了公众的私人空间，就是说，在最亲密的两个人之间，要取得信任，似乎也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要借助现代工具——公证来实现两个人之间的信任。听起来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就这样出现在了我们面前。互不信任是导致“爱情公证”出现的本质原因，而这种不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危机在婚姻领域的折射。

严重的信用危机会极大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骗子横行的社会中，交易成本急剧增长。无论确认某个商品的真伪，还是确认某个生意对象是否可靠，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现在人们正日益认识到讲道德的重要性。道德也被称为“不成文的制度”或“非正式制度”。以法律与司法体系加以强制贯彻的社会规范也被称为“成文的制度”或“正式的制度”。而正式制度既然要立法、司法、组织一种社会机制、运用社会强权去贯彻执行，那么它就显然是有成本的，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而道德如果能被人们自觉遵守，无需强制，就是无需成本的。少数人的“缺德”行为可以引起很大的社会成本，原则上说，在千万个公民中，只要有一个人不讲实话，就会“搅臭一锅汤”，使社会支付很大的成本来制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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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更为严格的制度。说到底，制度就是为不讲道德的人制定的，是全社会为了防止一部分人侵害别人利益而支付的代价。缺乏信任的社会，企业的运作只能靠正式的规章和制度，而规章制度的由来则需要经过谈判、认可、法制化、执行的程序，有时候还需配合强制的手段。以种种法律措施来取代信任，必然造成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上升。如果一个社会内部普遍存在不信任感，就好比对所有形态的经济活动课征税负，而高信任度社会则不须负担此类税负。

三、构建高信任度社会

高信任度社会对一个人实施自己的道德行为至关重要。它也是人与人之间实施道德行为的重要前提。但治理当前社会诚信问题，构建高信任度社会是一个长期、艰苦、不断完善的过程，我认为根本出路在于：

首先是加强诚信理念的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讲诚信的社会风尚。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它是一种社会资本。反观社会资本的获取，所需要的是整个社团普遍拥有道德规范，成员需要具备忠诚、信实、可靠的美德。个人固然可以自己采取行动的累积，去增进整体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基础是成员普遍具有美好情操，徒有成员一己的美德并没有作用。要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应将诚信教育纳入素质教育的全过程，即从学龄前到就业前的整个受教育阶段，进行分层次的诚信道德教育。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诚信友爱。和谐社会正是赖以道德支撑的社会，公民道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如果公民素质提高，公民道德加强，那么社会一定会发展为和谐社会。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指出的：“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是加强政府的协调和引导职能，构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政府作为营造诚信环境的主体，在治理社会诚信问题的过程中应起到积极的协调、引导作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文化，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信用秩序。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变，改变行为方式，通过完善立法，为商业化的信用机构在市场上开展信息的搜寻、保存、评估及相关的服务提供基本法律依据。利用政府的宏观优势，形成跨地区、跨行业、统一的网络化信用信息系统。建立企业的社会信用档案，由政府协调，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代码，汇集企业资信的征信到评估、查询、公示，形成完整的信息体系，建立各类企业的社会整体信用数据库。建立个人信用档案，政府应通过行政和经济手段，把分散在银行、工商机构的个人信息收集起来，建立全国性个人信用数据库。利用高新技术手段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加大对不讲信用行为的打击力度。

再次是加大失信者的成本，出台赏罚严明的法律制度。只有通过严明的法规，加大违规的成本，才能使试图违规者三思而后行。在美国，在信用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大规模地制造、生产、销售和消费的美国，失信者将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如果你没有按时还上你的助学贷款或者曾经有逃税记录，那你一辈子的信用记录就会大打折扣。不良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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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取消，消费者可以重新积累好的信用记录。但是有两种不良信用记录是跟随终身的。一是逃税，即使你后来补上税收，这种记录也将跟随你终身；原来我们就纳闷，美国人觉悟怎么这么高，都排着队去缴税，惟恐把自己落下。其实不是。第二种，你的助学贷款，到时候你不能按时还上，即使你后来还上了，这种记录也会跟随你终身。也就是说，如果你在上学的时候就不守信用，那你一辈子的信用记录就会大打折扣。正是由于有了高额的违规成本，人们才能谨慎小心，不做违规的事。

虽然构建这样高信任度社会是一件复杂、艰巨的任务，但只有我们努力朝这个方向努力，才能走出纳什均衡陷阱，为我们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准备一个基本前提。

注释：

１．樊纲．走进风险的世界［Ｍ］．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１］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Ｍ］．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２］张军．走出黑洞：当代中国失范现象批判［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３］武经伟．经济人·道德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４］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５］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Ｍ］．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田宏图（1976-），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二系，讲师

联系方式：南京政治学院理论二系，邮编：２１０００３，

电话：138********，025-********，电子邮件：samtht@https://www.wendangku.net/doc/be187228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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