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阅读答案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2010年11月09日 17:36 战略与管理
本文摘自《战略与管理》 1996年04期作者：萧功秦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均起到枢纽与调节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科举制度对传统社会的整合作用，来研究这种制度在近代变革中的消失对20世纪现代化的长远影响。在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否有可能调动其原有的传统制度文化资源，来缓解社会转型过程的整合困难，并尽可能减轻现代化转型所引发的社会震荡？本课题的研究或许可以提供若干有益的启示。
一
历史上中国传统官僚集权社会的社会精英，主要是由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角色构成的。这些社会阶层各自在经济、文化与政治上承担着维系社会生命体的组织功能。
自隋唐以来迄至近代，传统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上述这三个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相对频繁的横向流动。而这种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主要是由科举制度来实现的。例如，地主与庶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人这样的士绅的身份，士绅则又可以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影响，通过所授予的职份田以及通过购置田产，进而在经济上成为士绅地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由于官僚的身份不是世袭的，而一个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传统中国约定俗成的财产继承方式的制约下，他的田产又在数个儿子中均分，这样，其后人则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后又下降为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而取得功名，从而再次进入上述地主、士绅与官僚之间的精英循环过程。
在中国历史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表明中国社会内部的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等）分配过程存在着相对频繁的流动。自隋唐以来迄至近代，由于科举已经相当制度化，中国社会很少能看到其他文明社会中存在的数百年乃至数十代延绵不绝的世家贵族，“世家无百年之运”，为社会精英的“君子”所享有的稀缺资源的非连续性与“五世而斩”的代际更迭，正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较高频度的社会流动性的具体写照。
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正是以科举制度为枢纽，在平民与精英之间，以及在社会精英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就传统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无论是西欧的领主封建社会，日本藩封制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社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闭性的阶级等级制度，而不具有中国传统社会如此高度的社会流动性。二这种社会流动性究竟对中国文化生命体的特点、延续与发展有什么意义？
其次，在科举制度下，精英层之间的流动与上下层级之间的流动性，使文化知识与教育的覆盖面，高于以身份等级为基础的结构封闭性的社会。这一点可以通过历史比较看出来。隋唐以前，在九品中正制这种封闭性的人才选拔制度下，功名的获取所依据的条件，是世袭的身份，而不是个人的努力与知识积聚的水平。文化知识的传播范围，往往局限在少数具有贵族血统或较高的世袭身份等级的阶层中。整个社会缺乏强大的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而在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下，功名、地位与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获取，是需要社会成员以获取这个社会的主流知识文化为基础的，这就使社会的文化教育覆盖面，在科举制度下达到近代以前最为广泛的普及与提高。而国家与政府却可以不必为实现文化教育的这种相对普及支出巨额的教育经费。正如一位清末人士所指出的，“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各官所经营，仅书院数十区，（费用）率多地方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无劳岁岁经营。”[1]
第三，使社会价值的高度一体化。造成这种价值一体化的原因是，一方面，只有按照统
治阶级钦定的儒家经典所主导的价值规范来应试的人，才能获得功名地位，这就使得士人为应试而浸淫于儒家经典的过程，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以儒学为立身行事的标准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在士绅、官僚与地主这三大社会精英层之间存在着相对频繁的社会流动，这就使儒家价值规范在各精英阶层的对流中得以广泛的认同与普及。于是中国也就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一统天下。
第四，在社会稀缺资源追逐过程中，失败者自然会有一种挫折感，而科举制度却有着一种可以称之为“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这是因为，每次科举取士虽然只有少数幸运者获得功名，但由于科举取士没有年龄限制，这样，它就为每一个失败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而只要存在着这种机会与希望，个别的科场失意人固然可能成为现存秩序的反叛者，但群体性的社会不满就不会凝结起来，而且不会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反抗性的政治参与压力。这一点与近代学堂教育制度颇有不同。
这样，一千多年以来，科举制度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机制。它也在长期的历史中，造就并形成中华民族特定的政治文化心理与价值。它使传统中国人重视儒家知识、重视以儒学为基础的教育与风俗成为天经地义。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各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
自隋唐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经过多次的朝代更选和“以马上平天下”的外族统治，却始终保持大一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乃是因为任何朝代的统治者，必须依靠士绅官僚来实施其对社会的治理，而在科举制的铸模中，士绅阶级则已经是被儒学规范定型化了的阶级。他们在文化价值上有着同样的“基因”，他们可以在为任何统治者效忠的过程中，像春蚕吐丝那样，不断复制出同样的文化价值。中国在近代以前之所以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代那种文化上的多元化，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即儒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连续性与生命力，从制度层面上来说，可以从科举制这一简单的事实中得到解释。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又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科举文化”不需要原创性、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对于科举考生来说，远比探索未知的精神与物质世界所需要的求异思维更为重要。久而久之，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也就蜕变为牵文拘义、循轨蹈矩、重守成而轻创新的积习。在以制艺为人生追求目标的士人们看来，丰富的历史文化就被简单地解读为“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圣人之学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条。清末保守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叶德辉之所以反对任何变革，乃是因为在他看来，孔孟之道，“乃大经大法，凡吾人所欲言，无不于数千百年前言之。”这种陈腐保守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正是科举制所造成的文化思维定势的必然结果。
于是，在前现代时期的中国，一种最具阶层开放性的制度，又恰恰与最为封闭的思想模式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并世代相传。开放性的阶层流动与精英新陈代谢，是这一制度的优点，但它们却被充分利用来巩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信条与士大夫官僚的定型化的思想行为模式。
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这种社会整合机制支配下的国家和社会建制，以及这种建制下的中国士绅官僚精英阶级，是无法应付民族危机和现代化挑战的。自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新型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消极面的批判乃至愤怒声讨，可以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对作为这种整合机制的基础的各项制度进行改革，便成为清末新政的当务之急。
二
在改革科举制度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之后，在如何改革，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改革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渐进的变通的方式。清末新政初期，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1901年和1902年初向清廷呈交的“江汉三奏”的改革建议中，就主张通过“变通”的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他们主张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考试“各国政治地理武备农工算法”的内容，
并建议留学学成归国者经清政府复试可以取得进士贡士的资格。清政府接受了这种改革思路，在清末新政初期，改革科举制度的办法也是渐进式的，例如辛丑年（1901年）七月，清廷命自从此为始，乡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并停止武科考试，等等。此后，取消科举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清廷的主政者在具体措施上还是渐进的。1902年张之洞首先提出十年内逐步废止科举制度，这一建议受到清廷采纳。方法是每科取士名额递减，分三科减尽，十年之后，一律从学堂取士。
第二种选择则是立即彻底废除科举。其代表人物有袁世凯、端方等人。清廷认为他们的奏议“不为无见”，此后不久，端方与袁世凯的废科举的建议被清廷采纳。清廷于1905年采取更为激进的彻底废止科举的措施，其理由可以从袁世凯、端方的奏议中看到。该奏折的大意是：——根据现在危迫情形，实同一刻千金，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悻得第之心，不能专心一致砥砺新学，民间更是相率观望，而且，私立学堂极少，公家财力有限，不可能普及学堂。因此，如继续采取渐进方式，新式学堂就没有大兴的希望。——即使现在立即废止科举，遍设学堂，也要等10多年之后，才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各类人才。如以渐进的方式废止科举，那么要培养出所需人才则要到20年以后。而在强邻相逼的窘迫环境下，中国大局必然危殆。——学堂最为新政大端，学堂对开通民智、普及教育、培养合格国民有根本的作用。因此，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不能坚定，民智不能大开，故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2]从以上奏折内容来看，端方与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求迅速废除科举，其理由是，由于人心恋旧，从而妨碍了新制度的建立与开展，他们认为，在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只有迅速地取消科举制，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人们对旧制的依恋，迫使士绅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教育制度。这种“先破后立”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主流精英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思想方法。他们注意到了科举制度的固有惰性对变革的阻力，并且以此作为彻底废除科举的理由，而又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压力作为迅速废除这种制度的根据。但他们却较少考虑到，这种作为现存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的制度一旦突然取消将可能在社会整合上引发的问题。此外，他们也很少考虑到，一种新制度的建立与发挥成效，并非简单地“破旧立新”就能达到，新制度的发挥效能尚需要一系列的复杂条件的配合。
激进的废除科举派实际上忽视了改革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严复所指出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一种富有成效的改革必须尽可能避免整合危机所引起的社会震荡，这就必须在新旧规则之间形成一种过渡的连续性。对科举制度不是采取变通，而是采取迅速取消的办法，其结果是，一方面，变革旧制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的丧失，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例如学堂教育体制）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
三
这种取消科举的“休克疗法”至少导致以下几方面的消极后果。
第一，由于原有社会凝聚机制的急剧瓦解，社会成员从原有的生存结构中脱离出来，又无法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从而迅速“游离化”。这种“游离化”社会群体，对清末及民国初年的社会转型过程构成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并进而引发急剧的社会震荡。造成这种“游离态社会动员”的原因是，一方面，大批士绅知识分子失去了通过原有的儒学知识资源获取仕途的指望，又由于年龄、知识结构、经济能力等种种原因，而无法进入新学堂，因而产生群体性的对现实的疏离与不满。这一点正如当时人指出的：“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保送优拔人数定额无多，??不免穷途之叹。”[3]
另一方面，旧的人才选拔制度虽然可以一夜里取消，然而新的制度却又无从在短时间里相应建立，办理学堂的条件远远不会因为单独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而相应地自然成熟。如师资、教材、经费、毕业后的出路、校舍等问题，均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各
省学堂经费匮乏，无米可炊，力不能支，提学纷纷请款，而官力民力罗掘俱穷”，以致出现学堂因缺乏经费而停办。当时许多士绅知识分子认为，科举制度的取消，乃是“竭全国之精华，成现形之恶果，此诚可长太息也。[4]在清末新政时期，新式学堂的创办，决非像一举废除科举那样容易。当时的现实是，由于“地方贫困搜刮已穷，以致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之学堂以资教育，官司苟为敷衍，人才坐见消亡。”出现“（书）院（学）堂两无，中西并失”的情况。[5]这样就出现大批既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又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无根人”。
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庸把这些游离分子称之为对社会稳定具有破坏力的“游民阶级”。原来效忠旧王朝的士人阶层成为不安现状的游离分子，这不但使现政权陡然失去原有的社会支持基础，而且也使传统的联结社会各阶层的聚合力急剧削弱。其次，由于科举制度的废止，进入新式学堂与出国留学便成为士民获取功名和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据统计，到1907年，中国到日本的各类留学生的总数已达7000余人。然而，晚清的中国作为一个起步伊始的后进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还远远无法提供足够的位置与就业机会来吸纳纷至沓来的从新式学堂中华业和留学归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样，在科举废除之后，清末民初的都市中与各省充满了大批因无法就业而对前途深感失望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处于游离状态的人们，由于社会地位的不稳定，前途的渺茫与心理失落感，就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急剧地涌入政治领域。纷纷竞奔官场，以争取权力、地位与财富资源，成为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
胀”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革命的情绪也最容易在这一富有理想而又在现实生活中备感绝望的处于“游离态”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起来。
科举制度取消所产生的第二方面后果是，群体性的社会心理挫折不断聚结为反体制的力量。二千年以来，中国士绅知识分子以当官为人生基本追求目标。在官本位社会心态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科举制度却突然取消，并被学堂教育取代。然而，学堂毕业是一次性的，它不像科举制度那样，可以无限期地对所有的落第者“许诺”“下一次机会”，正因为如此，清末的学堂制度不存在对功名追求者的挫折感的自我消解机制。每年将有大批学生从学堂毕业，并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满足其进入仕途的要求，而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这种要求注定得不到满足，这种挫折感便形成群体性的社会不满。这是20世纪初期以来政治参与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清末新政推行的社会变革所实现的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的发育程度，远远不足以制衡和吸附旧体制瓦解后大量出现的社会疏离分子和新型人材。正是这些在新政改革中产生的社会势力和青年团体，成为这场变革运动的主要掘墓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新政这场在传统集权体制下的社会改革运动，几乎就成了不断“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社会动员过程。
第三，由于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构成获取地位、名望和权力的基本途径的，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科举制度的激进改革，起到了与清末新政的改革推行者意愿相悖的“釜底抽薪”的结果。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这位作者还认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6]
第四，在科举废止后，由于士绅阶级的消失、宗族制度与义田制、学田制的崩解以及由
此造成的宗族学堂的衰落，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村，文盲率反而较之传统社会更为上升。中国近代与现代之间在文化上的断层，至少可以由此得到部分的解释。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取消对中国现代化造成的困难在于，原有的形成社会精英的方式由此而发生突然的断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曾经由科举制度给社会提供的内聚力量，在其后几十年中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科举制度的取消既然产生如此多的消极后果，这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保守倒退的结论，即中国根本不应该进行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教育体制改革？显然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变革不适应于时代要求的旧制度，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但采取什么方法，使制度改革可以取得真正的效果，则应是改革者考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这里，杜亚泉对科举制改革的反思值得重视，这位民国初年的政论家认为，如果在最初考虑改革科举制度的具体办法时，不是简单地废止科举制度，而是“稍稍改其课士之程式，简（选）稍通时事之儒臣，典试各省，依今日之教科门类，列为试题，以定取弃。”那么，这种科举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单单废除科举而建学堂的效果更好。[7]如何理解杜亚泉的上述观点？
科举制度本身无疑是一个民族长期历史演进中凝聚起来的制度文化资源，它在中国人的心理积淀中渊远流长。如果保留科举制的形式，使之稳定广大士绅知识分子的竞争心，并使这种竞争心纳入现存秩序的基本框架之内。在这一前提下，进而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使考试科目更具现代性，那就可以在保持士绅知识分子的竞争心理的同时，进而引导、激励社会人心趋向新的目标与方向。以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变通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传统制度资源，为实现新旧制度与文化的转型，提供缓冲与衔接。五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一个严重的事实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生态开始出现严重的断层。农村文化生态平衡不断失调与退化，农村对城市过度依附并失去其自主性，这些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均与科举制度的取消有着密切的关联。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个以士绅为主体的精英阶级。科举制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使中国的农村社会存在着独立于城市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是由士绅地主、宗族组织与相应的宗族学校私塾构成的。根据潘光旦与费孝通对近900个进士的一项研究，明清时代的一半进士家庭来自农村。[8]而有功名的中下层农村士绅在士绅中所占比例则更多。他们是中国传统农村文化系统的主体。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农村士绅通过科举所拥有的士绅身份，是保持其在农村中的精英地位的基础。他们正是借助这一身份与地位，获得社会的尊重，并成为农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正如张仲礼先生所指出的，“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进与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组织修路筑桥、开河建堤等公共工程，此外，还组织地方治安，征税，弘扬儒学，兴建学校等农村社会生活的各项工作。”[9]在这一文化系统中，由于宗族所拥有的相当数量的学田、义田、义学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通过就读于本族的宗族学校，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成为农村的准文化人。据一些国外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20世纪20、30年代更高，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农村精英文化系统所维持的文化生态平衡得到解释。
由于这一农村文化系统的存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是因为，传统农村士绅起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中介作用。他们一方面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而对官府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地方利益的代言人。然而，由于科举的废止，对于农村士绅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此后中国农村中不再存在一个稳定的士绅阶级来充任农村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与调节者。另一方面，学堂则成为跻身政界的唯一出路，而学堂均在省城和京城，又由于城市集中着财富、名位、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巨大优势，这样，自民国以来，就出现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被城市吸纳并脱离农村的“无根化”过程。农村知识分子大量地单向
地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是清末民国以来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文化人缺乏再生机制，农村文化生态从而持续退化与空洞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发生什么变化？正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指出的，“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所追求。”[10]“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这些人无所不在，影响极坏。??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劣绅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11]可以说，民国初年以后，主宰农村命运的，正是这样一些没有文化、甚至只有反文化的社会阶层。
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士绅地主固然是在经济与政治上对广大农民进行剥削与压迫的食利阶级，但他们毕竟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由儒家思想所规定的社会伦理责任，并承担着农村文化生态平衡的组织、以及农村文化传统的延续的功能。面对官府，这些士绅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村社会自主体的利益。而民国以来的土豪、恶霸地主、地痞流氓与“刁民”，他们以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与收税人自居，成为国家专制主义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的最直接的帮凶。由于传统农村文化生态的彻底崩坏，20世纪初以来，农村的自主性与自治性，随着农村士绅阶级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而土豪地主、恶霸则更是肆无忌惮，这几乎是民国初年以后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过程。人们应充分意识到这一变化对中国后续现代化的意义。
科举制度的取消，实际上只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农村智力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此后数十年从来没有中止过。除了那些心存田园浪漫情怀而下乡过几天“悠然见南山”悠闲日子的城市文人雅士外，农村不再是吸引人们的去处。随着户籍制度的严格化，随着工业化造成的剪刀差的形成，农村所拥有的稀缺资源的相对贫困化只能是变本加厉。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不断扩大，它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现代化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篇二：山西省山大附中2014-2015学年高二下学期3月月考语文试卷 word版含答案山西大学附中
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高二（3月）模块测试
语文试题
考试时间：120分钟满分100分
第ⅰ卷
一、现代文阅读(6分，每小题2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科举制度的取消对中国现代化造成的困难在于，原有的形成社会精英的方式由此而发生突然的断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曾经由科举制度给社会提供的内聚力量，在其后几十年中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科举制度的取消既然产生如此多的消极后果，这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保守倒退的结论，即中国根本不应该进行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教育体制改革?显然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变革不适应于时代要求的旧制度，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但采取什么方法，使制度改革可以取得真正的效果，则应是改革者考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个以士绅为主体的精英阶级。科举制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使中国的农村社会存在着独立于城市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是由士绅地主、宗族组织与相应的宗族学校私塾构成的。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农村士绅通过科举所拥有的士绅身份，是保持其在农村中的精英地位的基础。他们正是借助这一身份与地位，获得社会的尊重，并成为农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正如张仲礼先生所指出的，“士绅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进与利益保护为己任。在
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组织修路筑桥、开河建堤等公共工程，此外，还组织地方治安，征税，弘扬儒学，兴建学校等农村社会生活的各项工作。”在这一文化系统中，由于宗族所拥有的相当数量的学田、义田、义学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通过就读于本族的宗族学校，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成为农村的准文化人。据一些国外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20世纪20、30年代更高，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农村精英文化系统所维持的文化生态平衡得到解释。
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是因为，传统农村士绅起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中介作用。他们一方面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而对官府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地方利益的代言人。然而，由于科举的废止，对于农村士绅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此后中国农村中不再存在一个稳定的士绅阶级来充任农村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与调节者。另一方面，学堂则成为跻身政界的唯一出路，而学堂均在省城和京城，又由于城市集中着财富、名位、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巨大优势，这样，自民国以来，就出现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被城市吸纳并脱离农村的“无根化”过程。农村知识分子大量地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是清末民国以来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文化人缺乏再生机制，农村文化生态从而持续退化与空洞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发生什么变化?正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指出的，“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所追求。”“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这些人无所不在，影响极坏。??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劣绅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可以说，民国初年以后，主宰农村命运的，正是这样一些没有文化、甚至只有反文化的社会阶层。
科举制度的取消，实际上只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农村智力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此后数十年从来没有中止过。除了那些心存田园浪漫情怀而下乡过几天“悠然见南山”悠闲日子的城市文人雅士外，农村不再是吸引人们的去处。
1．属于“由于这一农村文化系统的存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中的“自主性”的一项是 ( )
a．稳定的士绅阶级来充任农村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与调节者。
b．农村青年可以源源不断向城市流动。
c．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通过就读于本族的宗族学校。
d．科举制度给社会提供的内聚力量。
2．科举制度的突然废除为什么会造成中国农村文化的断裂，以下分析错误的一项是( ) a．科举制度使农村士绅通过科举所拥有的士绅身份，保持着在农村的精英地位，并成为农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废除科举后，他们无法再充任该角色。
b．科举制度废除后，在城市的学堂及财富、名利、权力吸引农村知识分子源源不断涌入，使农村文化生态持续退化和空洞化。
c．科举制度废除后，一些没有文化、甚至只有反文化的社会阶层掌控了农村基层政权。 d．心存田园浪漫情怀而下乡过几天“悠然见南山”悠闲日子的城市文人雅士不能给农村带来经济利益和文化提升。
3．下列有关文章的分析与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
a．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若干职责。这些职责主要是文化方面的。
b．然而，由于科举的废止，对于农村士绅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意思是农村士绅完全
失去了做官从政的机会。
c．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20世纪20、30年代更高，主要原因就在农村精英文化系统维持了文化生态平衡。
d．科举制度的取消，实际上只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从此，农村不再是吸引人们的去处，任何人任何情况下都不再愿意去农村。
二、古诗文阅读(30分)
(一)文言文阅读(16分)
傅潜，冀州衡水人。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即位，隶殿前左班，三迁东西班指挥使。
征太原，一日，再中流矢。又从征范阳，先至涿州，与契丹战，生擒五百余人。翌日，上过其所，见积尸及所遗器仗，嘉叹之。师旋，擢为内殿直都虞侯。上对枢密言：“潜从行有劳，．
赏薄。”
真宗即位，领忠武军节度，数月召还。咸平二年，复出为镇、定、高阳关三路行营都部．署。契丹大入，缘边城堡悉飞书告急，潜麾下步骑凡八万余，咸自置铁檛、铁棰，争欲奋击。潜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将校请战者，则丑言骂之。朝廷屡间道遣使，督其出师，会诸路兵合击，范廷召、桑赞、秦翰亦屡促之，皆不听。廷召等怒，因诟潜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妪尔。”潜不能答。都钤辖张昭允又屡劝潜，潜笑曰：“贼势如此，吾与之角，适挫吾锐气尔。”然不得已，分骑八千、步二千付廷召等，于高阳关逆击之，仍许出兵为援。洎廷召等与契丹血战而潜不至。
及车驾将亲征，又命石保吉、上官正自大名领前军赴镇、定与潜会。潜卒逗遛不发，致敌骑犯德、棣，渡河凑淄、齐，劫人民，焚庐舍。上驻大名而边捷未至且诸将屡请益兵潜不之与有战胜者潜又抑而不闻。上由是大怒，乃遣高琼单骑即军中代之，令潜诣行在。至，则．下御史府，命钱若水同劾按，一夕狱具。百官议法当斩，从驾群臣多上封请诛之。上贷其死，下诏削夺潜在身官爵，并其家属长流房州。潜子内殿崇班从范，亦削籍随父流所，仍籍没其赀产。五年，会赦，徙汝州。景德初，起为本州团练副使，改左千牛卫上将军，分司西京。．大中祥符四年，车驾西巡至洛，因令从驾还京，迁左监门大将军，还其宅。久之，判左金吾街仗。天禧元年，卒。
（选自《宋史·列传第三十八》，有删节）
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 (2分)
a．师旋，擢为内殿直都虞侯旋：回来．
b．真宗即位，领忠武军节度领：领导．
c．令潜诣行在诣：前往，到．
d．五年，会赦，徙汝州。会：恰逢．
5．下列句子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 ) (2分)
a.上驻大名／而边捷未至／且诸将屡请益兵／潜不之／与有战胜者／潜又抑而不闻
b.上驻大名而边捷未至／且诸将屡请益兵／潜不之与／有战胜者／潜又抑而不闻
c.上驻大名而边捷未至／且诸将屡请益兵／潜不之／与有战胜者／潜又抑而不闻
d.上驻大名／而边捷未至／且诸将屡请／益兵潜不之与／有战胜者／潜又抑而不闻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 ) (2分)
a.傅潜随驾征范阳，与契丹交战有功，得到了升迁，但太宗认为傅潜功劳很大，对他的奖赏不够。
b．契丹入侵，傅潜不顾朝廷的命令和部下的请战，始终不愿意出兵。
c．傅潜被高琼取代后，回到朝廷就被交给御史府，钱若水一个晚上就判罪定案了。
d．傅潜被流放房州，他的儿子也被削去官职随父流放，他们的资产全都被没收。
7．把文言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潜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将校请战者，则丑言骂之。(5分) (2)至，则下御史府，命钱若水同劾按，一夕狱具。(5分)
（二）古代诗歌阅读（8分）
阅读下面这首宋词，完成8～9题。
南乡子
黄庭坚
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①。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②。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注：①黄庭坚为仇家构陷，被流放到宜州，只能栖身戍楼，困苦不堪。②戏马台，南朝宋武帝刘裕在彭城（今徐州）戏马台欢宴重阳。金络头，多为有功武将战马头部的佩饰，代指功名。
8．这首词“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两句表现了词人怎样的形象，如何表现的，请简要赏析。（4分）
9．词中抒发了作者哪些情感，请结合诗歌内容分析。（4分）
（三）名篇名句默写（6分）
10．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1）_ ____，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_______，斯已矣。《逍遥游》
（2）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__ ___，___ __。《滕王阁序》
（3），金块珠砾，，秦人视之，亦不甚惜。《阿房宫赋》
三、实用类文本阅读（18分）
1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4）题。
悼朱光潜先生
李泽厚
朱光潜先生逝世了，我应该写点什么，却不知道写什么才好。凌晨四点钟，我坐在屋里发呆，四周是那样的寂静。
我和朱先生是所谓“论敌”，五十年代激烈地相互批评过，直到朱先生暮年，我也不同意他的美学观点。这大概好些人知道。但是，我和朱先生两个人一块喝酒，朱先生私下称赞过我的文章??这些却不一定有许多人知道。那我就从这写起？
我那第一篇美学文章是在当时批朱先生的高潮中写成的。印出油印稿后，我寄了一份给贺麟先生看。贺先生认为不错，便转给了朱先生。朱回信给贺说，他认为这是批评他文章中最好的一篇。贺把这信给我看了。当时我二十几岁，虽已发了几篇文章，但毕竟是言辞凶厉
而知识浅薄的“毛孩子”。这篇文章的口气调门便也不低，被批评者却如此豁达大度，这相当触动了我，虽未对人常说，却至今记得。贺先生也许早淡忘了，但不知那封信还在不？当然，朱先生在一些文章中也动过气，也说过重话，但与有些人写文章来罗织罪状，夸张其辞，总想一举搞垮别人，相去何止天壤？我想，学术风格与人品、人格以至人生态度，学术的客观性与个体的主观性，大概的确有些关系。朱先生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地写了特别是翻译了那么多的东西，造福于中国现代美学??这是我非常敬佩而想努力学习的。朱先生那半弯的腰，盯着你看时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带着安徽口音的沉重有力的声调，现在异常清楚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因为自己懒于走动，我和朱先生来往不多。在“文革”中，去看过他几次。我们只叙友情，不谈美学。聊陈与义的诗词，谈恩斯特·卡西尔??虽绝口不涉及政治，但我当时那股强
烈的愤懑之情总有意无意地表露了出来。我把当时填的一首词给朱先生看了，朱先生却以“牢骚太盛防肠断”来安慰、开导我。并告诉我，他虽然七十多岁，每天坚持运动，要散步很长一段路程，并劝我也搞些运动。朱先生还告诉我，他每天必喝白酒一小盅，多年如此。我也是喜欢喝酒的，于是朱先生便用酒招待我，我们边喝边聊。有一两次我带了点好酒到朱先生那里去聊天，我告诉他，以后当妻子再干涉我喝酒时，我将以高龄的他作为挡箭牌，朱先生听了，莞尔一笑。
“文革”后，朱先生更忙了，以耄耋之年，编文集、选集、全集，应各种访问、邀请、讲学、开会，还要翻译维柯??于是我没再去朱先生那里了。最近两年，听说朱先生身体已不如前，但我消息既不灵通，传闻又时好时坏，加上自己一忙，也就没十分注意。
如今，一声惊雷，先生逝去。回想起当年情景，我真后悔这十年没能再去和朱先生喝酒聊天，那一定会痛快、高兴得多。但这已经没有办法了，生命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复。只是记忆和感情将以更丰富的形态活在人的心底。而这也就是死亡所不能吞噬的人类的有活力的生命和生命的活力。
一九八六年三月七日晨五时匆草
（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4分）．．．
a．作者和朱光潜先生曾有过激烈的论争，学术见解也不甚相同，但在作者心中对朱先生却仍充满了崇敬、爱戴之情。
b．作者年轻时知识浅薄、牢骚满腹，写文章也是言辞凶厉、傲慢自大，他为自己对朱光潜先生造成的伤害懊悔不已。
c．本文采用倒叙手法，抓住典型细节，综合运用多种描写手法表现朱光潜先生崇高的品格，表达了深沉的悼念之情。
d．“文革”中作者与朱光潜先生会面时只叙友情，不谈美学，既有当时政治气候的原因，也有两人观点相悖的原因。篇三：近代史问题答案整合版
1、“清末新政”为什么没能挽救满清政权
1901－1911 年，遭受八国联军重创的满清政权在内外交困中，开始了一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自救”运动，是为清末“新政”。清末新政是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清政权幻想效法英、德和日本，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在维持旧有统治秩序合法性的基础上，通过政治制度的变革以挽救行将倾倒的“满清大厦”。然而，事与愿违，新政的实施不仅没有给改革的主导者带来成功的喜悦，相反满清政权却在痛苦被动的应付中走向了败亡。这种结果与初衷的背离主要是因为在改革最佳时机丧失的前提下，新政的推行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而清政府本身却无力整合社会危机，整个政权最终在分崩离析中走向了败亡。（论点）
一、痛失良机的改革必定失败
中外历史经验表明，一次成功改革的首要条件是改革的主导者具有深邃的眼光，能在社会矛盾初露时发现其潜在的危机，通过适时的变革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而引导社会的正常发展。
由于传统社会的巨大惰性和小农经济上积聚起来的夜郎自大的民族心理，长期侵润在“天朝上国”梦幻之中的满清王朝对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视而不见，一次次与难得的革新机遇擦肩而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强烈震撼了闭关锁国的老大帝国，但满清统治者却在须臾的伤痛之后依然冥顽不化。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地方督抚为主要推力的洋务运动虽已艰难开启，但“中体西用”的“体”、“用”观使洋务运动所取得的些许物质成果在中日甲午战争的较量中灰飞烟灭。甲午战争的创伤剧痛，终于警醒了封建的老大帝国，“人人言变法、家家议维新”，世纪之末的戊戌变法似乎昭示着沉睡已久的中国即告别中世纪而迎来世界文明的曙光。但“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再次宣告在“搬张桌子都会发生流血事件”的中国革新举动步履维艰。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国家，近代中国所
受最大的挑战来自西方列强。洋务运动、特别是戊戌变法，正是历史赋予中国改革的最佳时期，此时西方列强或忙于自己内部的统一、或致力于领土的争夺、或忙于制度的修补，???清政府尚有充裕的时间和能力在自己掌控的范围内主导社会的变革。然而，由于“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和对中国思想体系的陶醉感”使他们“对外国的事务视而不见，进而横加蔑视”，满清“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虚幻来欺骗自己”，古老的中国依然循着固有的轨迹缓慢向前。终至八国联军入侵，创剧痛深，实与亡国无异。当遭此沉重打击的满清政府再次举起改革大旗的时候，中国面临的却是一个风云激荡、炙热躁动的社会。“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万里神州，几成乱薮”。清政府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危机。
为了扑灭熊熊燃起的烈火，1901年1月29 日，流亡西安的慈禧发布变法的上谕；4 月，清政府成立了变法和改革的领导机构——督办政务处，正式开启了清末十年的政治改革。然而，新政仓促实施的种种措施，如奖励实业、废科举、编练新军以及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促成传统因素的解体、现代因子的滋生，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社会与政治整合机制。但此时处于危机四伏中的满清政府的政治整合能力已极度地衰弱，无法从制度和精神上将这些新兴的社会因子纳入到传统政治体系之中，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失范和整合危机。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满清政府因财穷力竭，无法安置这些失去制度归依的传统读书人，使他们成为制度之外的游离分子。作为传统社会基石的士绅集团的瓦解，加剧了政治和社会机构的解体，其中一部分人如蔡元培、黄兴、胡汉民等从科举制度中游离出来的传统仕人因对清廷失去信心而投身革命，加入到推翻满清政权的行列。清政府创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的举措，在近代中国造就了一批不同于传统士绅的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以“匡扶天下”为己任，但满清政府吸附功能的有限性使他们因找不到政治的归依而成为现行体制的反对者。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改革开始的时刻”。诚然，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改革最容易获得各方认同的时刻。但是“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艰难”。如果改革者不能把握历史机遇、没有娴熟的改革技巧和驾驭各种风险的能力、改革不仅可能会因为被动、仓促而难以凑效，而且极有可能会诱发各种潜在的矛盾而埋葬发动改革的政府。正是由于清政府因顽劣愚钝而错失改革良机，所以，在新政启动之后，满清政府既无力将变革的程度控制
在自己所掌控的范围之内，又无力将现代化变革中所催生出来的新鲜事物和新的社会力量纳入到传统威权政治之中，其结果是导致各种矛盾激化。喧嚣一时的新政，也最终葬送了满清政权。
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改革失败的关键原因
一场成功的改革，除了准确把握改革的时机之外，地方与中央在改革上的共识也是关键性的因素。只有改革目标和宗旨的一致，中央的改革措施才能在地方势力的支持下得以顺利推行。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由于当时政治权力的严重失衡，在改革宗旨上，中央和地方更是分道扬镳。就地方而言，19 世纪 50、60 年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官僚的迅速崛起，他们不仅在地方督抚的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且他们分享了地方上的军事、行政、财政甚至外交大权，打破了长期形成的中央一统的局面，形成了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之势。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期间，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发动的东南互保开创了地方公开抗衡中央的先例。地方势力希望的是在保证自己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推行改革。而“藉变法之名，以收集权之实”，加强早已流失的权威成为满清政府推行改革的最终目的。在 1901-1905 年的行政改革中，满清政府将总理衙门改为外交部、新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练兵处和财政处等 5 个中央机构，其目的是逐步将掌握在地方督抚手中的外交权、军事权和财政权收归中央。1906 年开始仿行宪政，“立
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不可”。满清政府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为由，再次实施了削弱地方权力的举措，其目标不仅要收回督抚的权力，而且也要收回汉人的权力。在接下来的中央官制改革中，清廷借机打击排斥汉族官僚，如岑春煊的被罢免、张之洞明升暗降。在新设立的各部中，虽然规定满汉不分，实际上是满族亲贵占了绝大多数。
削弱地方权力的做法引起了督抚们的反感。湖广总督张之洞第一个站出来对地方官制方“议复一电，一则曰财力竭蹙；再则曰经费太巨；三则曰安有余力筹款”，案明确表示反对意见，
地方督抚的消极抵抗制约了新政措施的顺利推行。1909 年1月，生性懦弱、优柔寡断而成为摄政王不久的载沣，更是鲁莽行事，以足疾为由，将握有军事重权的袁世凯逐出中枢，最终导致整个北洋军人集团的背离，为巩固皇权而编练的新军，也就充当了满清政权的掘墓人。所以，满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之举，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严重挫伤了督抚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对清政府的离心力。在满清生死存亡的辛亥之年，督抚们或是协同袁世凯逼迫满清权贵交出政权，或是隔岸观火，或是由体制内的官僚转向为体制外的革命力量，最终成为葬送满清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立宪派的反对是加速满清政府败亡的重要推力
如果说，地方督抚这支体制内的官僚集团的背离直接从内部动摇清政府统治根基的话，那么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则从思想、舆论等方面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另一成果是形成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工商业阶层，其经济上的自由发展，必然转向对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强烈要求；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传统体制的巨大弊端极大刺激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在他们看来，“光靠高高在上的王朝恩赐还远远不够，而且还不乏随意性和可塑性，没有比自身参与政权更令人放心。”1906 年 9 月，清政府正式拉开预备立宪的序幕，立宪派为此而欢呼雀跃。他们的主要领军人物是张謇、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等。立宪派主张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通过一个权力相对集中的国会，以便自己参与政权的管理，分享政治权力。他们以各省的谘议局为舞台，掀起了一股立宪的浪潮。然而，他们的要求同清政府有限度的立宪活动形成了对立和冲突。 1908 年8 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将预备立宪年限定为 9 年，立宪派为此开始了缩短立宪年限、迅速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的请愿运动。 1910 年 1 月，以孙洪伊为首，联合各省咨议局代表联名上书，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提前召开国会，而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由，加以拒绝；1910 年 6 月，在张謇的主持下，以江苏谘议局为代表，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代表向都察院呈递了号称 30 余万人签名的请愿书，但这次得到的却是“毋得再行渎请！”的警告。10月，各省咨议局代表共同掀起了规模更大的请愿运动，他们再次呈文资政院，要求 1911 年召开国会，但又遭清政府蛮横拒绝，东三省学生请愿会代表温世霖被清廷逮捕并发配新疆。1911 年，皇族内阁的出台更是激起了立宪派的强烈不满，立宪派指责朝廷“朝令夕改”，对宪政“不敬不诚”，再一次组成了国会请愿运动，但清政府依然故我，竟下
令将请愿代表武装押回原籍，谕令各省督抚“严饬开导弹压，如不服劝谕，纠众违抗，即行查拿严办。”至此，立宪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参与政权的愿望落空，他们公开发表宣言，指责所谓内阁“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立宪派对清廷的思想认识也发生了质的转变，“其初恐清廷不立宪，其继愤清廷假立宪，其后乃不欲出于和平立宪，而思以铁血立宪”。立宪派彻底抛却了对清廷的幻想，相继从事革命反清的斗争。“犯上作乱之事，昔出于密谋，今见之于公议；无父无君之说，昔起与匪类，今创于缙绅；世奇之变，至此已机，异日之患，臣不忍言”。1911 年10 月，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满清政权众叛亲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其难点是在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新政期间，传统士绅集团与新
兴的知识分子、地方督抚势力、立宪派是影响晚清政治走向和满清政权统治根基的三股力量。如何处理与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仅检验着满清政府的能力，也考验着新政主导者的智慧。然而，由于屡遭内外各种力量的打击，满清政权已是元气大伤，缺乏创新机制和整合社会的能力，特别是慈禧和载沣的一意孤行，借改革之名，行专权之实，造成了这三股主要力量的背离，并决定了满清政权败亡的不可逆转。
2、请谈谈你对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看法历史证明,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思想, 不仅对北京大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且还影响到了社会的其他领域。有人指出: “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的影响, 绝不止于北京大学, 而在于全国;其改革者亦不止于教育, 而在于整个文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其产生的深刻影响。为新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蔡元培一方面顶住压力,清退那些不学无术的人; 另一方面则广招天下英才。他纯抱人才主义, “只问学问能力, 不问资格年龄, 从复辟党到共产党, 都可容纳; 从国学到西学都要注重”。于是, 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 有新文化的主将陈独秀、鲁迅, 也有复辟党人辜鸿铭等; 有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之和钱玄同, 也有极端维护文言文的刘申叔和黄季刚。按照蔡元培的主张, “苟其确有所见, 而言之成理, 则虽在一校中, 两相反对之学说, 不妨同时并行, 而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毋庸讳言, 蔡元培推行的这种学术自由的教育主张, 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当时正值俄国革命如火如荼的岁月, 蔡元培的改革, 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影响与作用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十年有半, 提倡“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仅使学术研究的空气浓厚而活跃, 而且形成了既敢于创新又严谨治学的风气。
( 一) 对中华民族的影响。蔡元培在风起云涌的时代路口, 走了一条现实的文化之路, 把中华民族从思想上带入了新的里程, 创造了一个新北大, 烘托起新文化的思想大潮。在这一百年来, 北大通过不断燃烧自己, 唤醒社会的良知, 并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高等学府可以望其项背。从五四运动、建立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 到一二九运动、三一八惨案和解放前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抗暴运动, 北大在黑暗的年代留下了一条耀眼的轨迹。
（二) 对北大的影响。蔡元培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仅彻底改造了当年腐朽的北大, 至今仍然对北大的办学思想有重要影响。北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若干个第一, 第一个在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第一个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 第一个在中国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北大在教学和科研学术方面, 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 ,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目前已有十多万名北大毕业生遍布祖国各地, 已经或正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的后继者秉着“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适应时代的要求, 调整了课程体系, 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和艺术修养, 着眼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 三) 对现代教育的启迪。现代大学的本质就是传递、应用、融合和创新高深学问。蔡元培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实质上就是注重创新高深的学问。我国高等教育强调“以人为本 , 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中心, 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强调注重学术, 开掘现代大学的生机和活力。“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与以人为本、注重学术的思想在内容上有许多相同之处, 但结果却
不尽相同 ,前者创造了一个新北大, 后者的情况让人不太满意, 一批著名高校学生厌学状况让人堪忧, 从 90 年代初起,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不是在稳步上升, 而是在逐渐地下降, 这主要缘于教材老化, 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 教法老套, 压抑了学生创造能力的发挥, 因此, 改革教材, 改变教学方式, 以真正达到学术自由。为了实施科教兴国, 则
要求教育要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 要求现代大学必须要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 现代大学要注重教学
3、通过阅读《天朝的崩溃》请分析清军武器落后的原因
论点
通过对《天朝的崩溃》一书的阅读，我的论点是——近代历史证明，清军武器落后是由枪、炮、火药、舰船、炮台和管理的弱势等综合因素造成的。
论据
1、枪炮
清军使用的枪非常落后，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鸦片战争时期中英武器装备各自的水平，那就是，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人们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火器，常冠以“土枪土炮”之谓。假如这仅仅指制造者，甚至制造工艺而言，似乎也有道理，但就火器的型制样式说来，却是一种误解。
火药和管型火器都是中国发明的，但中国一直处于前科学时期，没有形成科学理论和实验体系，使得中国火器的发展受到了根本性的制约。至鸦片战争时，清军使用的火器，主要不是中国发明研制的，而是仿造明代引进的“佛郎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火器样式制作的。由此可以说，清军使用的是自制的老式的“洋枪洋炮”。
问题出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铁质差。
清朝的冶炼技术落后，炉温低，铁水无法提纯，含杂质多，铸造出来的火炮十分粗糙，气孔气泡多，演放时很容易炸裂，自伤射手。清军针对此问题主要采用两策。一是加厚火炮的管壁，使清军的火炮极为笨重。二是使用铜作为铸炮材料。此外，对于已经铸成气孔气泡较多、容易炸裂的火炮，清军则减少火药填量，这又降低了火炮的威力。
二、铸炮工艺落后。
清朝此时仍沿用落后的泥模工艺，铸件毛糙，又未对炮膛进行深入的加工，致使炮弹射出后，弹道紊乱，降低了射击精度。结果，许多火炮的比例不合，绝大多数火炮的火门开得太前、太大。
三、炮架(炮车)和瞄准器具不全或不完善
炮架(炮车)是调整火炮射击方向和高低夹角的器具。至鸦片战争时，清军的许多火炮没有炮架，只能调整高低夹角而不能左右活转，限制了射击范围。已设的炮架，大多用粗劣木料制成，演放后，炮架震松，难以使用。，清军的许多火炮竟无瞄准器具，士兵们主要靠经验来瞄准。
四、炮弹种类少，质量差。
清军只有效能最差的实心弹一种，且有弹体粗糙或弹径偏小的缺陷。此外，清军火炮在管理上亦同鸟枪，并无定期造换制度。由于平常并不使用，许多露天搁置炮身锈蚀。至鸦片战争，这些火炮的使用年限大多已经很长，也不知能否使用。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清朝的火枪因质量的问题，使之具有射程近、射击速度慢、射击范围小、射击精度差、射中后炮弹威力弱等缺陷。这些缺陷中，没有哪一项不是致命的
2、火药
中国的火药起源于炼丹道士的偶尔发现，这就使中国的火药理论缺乏对其理、化现象作科学的分析。’此后火药的发展，主要凭借经验的层积，鲜有理论上的层层揭示。至鸦片战争时，清军制造的火药，仍是按照明末的配方，以手工业作坊或工场生产。
手工业的生产方法，使清方无法提炼出高纯度的硝和硫，药料的杂质成份高；结果火药的颗粒粗糙，大小不一，往往不能充分燃烧。⑩火药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枪、炮的威力。清军使用的粗劣的火药，使其原本落后的枪、炮，在实战中效能更减。
3、舰船。
清军的海军，时称“水师”，主要有两支：一为福建水师，一为广东水师。@其它沿海省份，亦有执行水师任务的镇、协、营，如浙江的定海水师镇，盛京的旅顺水师营，等等。然清军水师的任务却非出洋作战，而是近海巡缉，守卫海岸。“天朝”的水师并不以哪一国的舰队为作战对象，其对手仅仅是海盗。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清朝水师算不上是一支正式的海军，大体相当于海岸警卫队
清军战船样式亦达数十种；但是，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船小。清军最大之战船，其吨位尚不如英军等外级军舰。不是说当时中国的造船业只能达到这个水平，中国此时也造出过比战船更大更坚固的远洋商船。清朝的战船样式大体是在乾隆年间固定下来的多种条规限制了战船的发展。
即便是如此落后的水师师船，其完好在航率仍是很低的。例如，鸦片战争前，福建水师共有大小战船242艘，除去修理中的，在营驾驶者118艘，在航率仅48．8％。
4、炮台
清朝的核心炮台与外围堡垒间有一定的距离，可免遭敌炮火的直接打击；各堡垒间有掩蔽式通道，可互相支援；安设火炮的战斗部位是全掩蔽式的，可防护士兵的安全。
但是炮台上的兵丁仅以垛墙掩护正面，而这些垛墙很容易被西方炮火所摧毁；在火炮配置上，追求重炮，又集中安置在炮台的正面，以抗击来犯敌舰船，而对其登陆小艇和部队缺乏攻击手段；炮台的侧后缺乏良好的道路系统，守军的兵员、粮草、弹药在战时难以补给。不合理的设置使得战争失败的几率大大上升。
5、管理
清王朝进处在一个长期的相对和平的阶段。此后，清朝虽在西北、西南边疆及内地用兵，不管战况如何，在武器装备上都能保持优势。这就使得清王朝不是继续着力于研制新武器而获取更大的优势，而是着力于垄断这种优势的军事技术，也就是说，清王朝的重点不是研究而是保密。
不管是枪炮还是其他装备都沿袭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主力反而使用差等装备。
这就涉及到清朝的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国清朝的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大抵始建于康熙朝，至乾隆朝臻于严密。这种制度首先规定了清朝各种兵器的型制，其次根是制造工艺和工价、料价。在这种制度下，新武器的研制在一开始就以不合规定而被拒绝，新技术、新工艺又因不合规定而被排斥。长久的和平，使清朝统治者们忘记了未来战争的大课题，他们从未制定过长期的武器装备研制计划。规定价格与实际造价的背离，使得偷工减料就成了必然之途。为了能够偷工减料，贿赂验收官弁又成了公开的秘密。
三、总结
总的来说，清朝武器落后的原因归结于枪、炮、火药、舰船、炮台和管理的落后，重重叠加的积弱当然将近代的多场战争都引向了失败。清朝统治者的短视和政治制度的严重腐朽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4、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但同时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但是并未能如三民主义所宣扬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设想的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革命领导人自身的局限。当时的孙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党人，虽也接受了西方正面积极的思想，倡导中国建立一个宪政共和国，但却困守于“非黑即白”的“对抗哲学”，迷恋暴力夺权，把革命的出发点立于“谁拥有权力”。因此革命党人甚至不能容忍被称为社会改良的
“康梁变法”。这便导致了其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民权立国”，成了空中楼阁。致使宪政秩序迟迟未能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始终没有到位。
2.革命队伍的不纯洁性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风雨飘摇之际，顽固派，改良派，封建势力鱼龙混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尚处于不不成熟的阶段，为了催生革命巩固成果，便极力拉拢各个阶层，但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同时由于袁世凯篡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资产积极并不掌握实际权力，宪法形同虚设，所以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
3.中国社会特殊的结构并不适合民主宪政道路。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时期，相比于欧美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于发展的过程来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一开始就是畸形和不健全的，在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其未能给中国社会提供走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良好基础，宪政民主实质上就是体现国家集合意志，确保“主权在民”价值理念落实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规则、制度与秩序的统一。由此可见，宪政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要形成“主权在民”的国家集合意志，而不是革命者单方或一党一派的意志。而在当时的民智未开，民主思想的传播也极其有限，不可能是一种全民革命更别谈正真建立并实施宪政。
中国科举制度的利弊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中国科举制度的利弊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蔡青卉教育学121 6202412026 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自隋开皇七年隋文帝设立开始，至清末公元1905年光绪帝废除，一共实行了1300年。这项用于封建君主选拔人才的制度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下面就其产生的利弊两方面来展开讨论。 一、科举制度的优势 1.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封建国家的统一。实行科举制度一方面把分散的人事选拔权完全回收中央,另一方面又使政权的社会基础更为扩大,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使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观念更加深人人心,增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 2.为封建国家行政机器注入了新的活力,提高了管理效能。自隋唐以来,历代有作为的将相辅臣几乎都是科举出身的“学而优则仕”者,如宋代的范仲淹,明清的林则徐等。由此可以看到,科举考试制度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批较有才能的人士,尤其是将广大中下层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充实到统治队伍中,它不仅提高了封建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而且还为封建统治注人了新的活力, 为社会的繁荣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3.弥补了人才选拔制度的不足，改善了封建社会的吏治状况。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传统人事选拔方式上的不足,彻底打破了官僚贵族世家对选官的垄断,通过实行公开报名、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在社会上形成“公平、公正、合理”的观念。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封建国家官吏队伍中知识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他们中许多人能以封建礼教约束自律,敢于抵制官场腐败现象,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吏治状况的改善。 4.推动文化发展，造就重学之风,“学而优则仕”这一观念至今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参加科举考试，有志之士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掌握和领悟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髓，并且进而发扬和丰富其内容,并且由于这样一种不限门第的选拔任用人才的方式，提供给许多人摆脱困境、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自古以来不论贫富贵贱皆重视教育的重学之风，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权利执行者的文化素质，也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以及教育的发展。 二、科举制度的弊端 1、科举实际上是封建专制统治独裁的工具，它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只是叫人获取功名利禄，充当皇帝的工具和奴隶，行为准则是按皇帝的意志办事。而它选拔人才的标准是对儒家经典的理解程度，并不是看中一个人的才干。 2、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
浅议科举制度废除的利与弊
浅议科举制度被废除的原因及得失 摘要：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考试选官制度，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发挥过重大作用。但是到了近代，科举制度因为西方文明的影响以及自身的日趋保守最终未能逃脱被废除的命运。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清政府的命运、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关于科举制废除的得失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探索。 关键词：科举制度原因得失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历经了1298年。在科举制近1300年的发展历程中，其考试程序不断完善，考试内容的侧重点也在不断变化。 自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始，科举制度的考试程序自此不断完善。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将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武则天时首创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开取武将的武举科。宋朝进一步改良了科举制，提升了科举制度的公平性，提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和地位，将考试分为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三级。元朝科举分为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明清时，正式由国家举行的科考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科举考试内容也呈现不断变化的趋势。从隋朝到清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因时代背景和各朝代发展主题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唐代的考试内容既有选拔数学和法律人才的明算科和明法科，也有考经学和文学的明经科和进士科；明清的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主，也曾在1902 年到1904 年间以中西政治经济内政外交知识为主要内容；而太平天国曾以《旧约》、《新约》和《天王诏书》等为主要考试内容。 虽然千百年来科举考试的程序和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有一点是始终不变，这就是科举制的实质是一种开放报名、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千百年来，科举制度既为下层人民向上层社会流动提供了渠道，又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提供了支柱式的支撑。 一、科举制度被废除的背景及原因 1840 年以后，中国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伴随着船坚炮利的冲击和欧美风雨的强劲到来，科举制在西学东渐大潮中也受到空前的挑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屡遭割地赔款，中国人不懂外语，不懂国际法，在谈判中经常处于被动的地位。对于机器、大炮、坚船，靠八股选拔出的那些人更是门外汉了。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求变的要求日趋强烈。为了能适应时势的需要，科举在这个时候也被迫进行改造，最终被无情的废除。科举制的废除是时代发展的结果，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梳理和总结，笔者认为科举制度被废止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阅读答案
科举制度的取消对中国现代化造成的困难在于，原有的形成社会精英的方式由此而发生突然的断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曾经由科举制度给社会提供的内聚力量，在其后几十年中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科举制度的取消既然产生如此多的消极后果，这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保守倒退的结论，即中国根本不应该进行针对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显然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变革不适应于时代要求的旧制度，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但采取什么方法，使制度改革可以取得真正的效果，则应是改革者考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个以士绅为主体的精英阶级。科举制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使中国的农村社会存在着独立于城市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是由士绅地主、宗族组织与相应的宗族学校私塾构成的。在传统科举制度下，农村士绅通过科举所拥有的士绅身份，是保持其在农村中的精英地位的基础。他们正是借助这一身份与地位，获得社会的尊重，并成为农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正如张仲礼先生所指出的，士绅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进与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组织修路筑桥、开河建堤等公共工程，此外，还组织地方治安，征税，弘扬儒学，兴建学校等农村社会生活的各项工作。在这一文化系统中，由于宗族所拥有的相当数量的学田、义田、义学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通过就读于本族的宗族学校，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成为农村的准文化人。据一些国外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20世纪20、30年代更高，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农村精英文化系统所维持的文化生态平衡得到解释。由于这一农村文化系统的存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是因为，传统农村士绅起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中介作用。他们一方面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而对官府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地方利益的代言人。然而，由于科举的废止，对于农村士绅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此后中国农村中不再存在一个稳定的士绅阶级来充任农村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与调节者。另一方面，学堂则成为跻身政界的唯一出路，而学堂均在省城和京城，又由于城市集中着财富、名位、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巨大优势，这样，自民国以来，就出现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被城市吸纳并脱离农村的无根化过程。农村知识分子大量地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是清末民国以来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文化人缺乏再生机制，农村文化生态从而持续退化与空洞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发生什么变化？正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指出的，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赢得公众尊敬的位子而为人所追求。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这些人无所不在，影响极坏。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劣绅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可以说，民国初年以后，主宰农村命运的，正是这样一些没有文化、甚至只有反文化的社会阶层。科举制度的取消，实际上只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农村智力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此后数十年从来没有中止过。除了那些心存田园浪漫情怀而下乡过几天悠然见南山悠闲日子的城市文人雅士外，农村不再是吸引人们的去处。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古代科举也有“特招”阅读答案书法：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阅读答案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原生文化是民族精神生命之源阅读答案文化与代沟阅读答案“体贴”—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特质阅读答案2016年湖北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大纲儒家思想与官僚文化阅读答案吐火罗学：季羡林文化成就的象征阅读答案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阅读答案韩剧热无关文化自尊阅读答案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录取查询2015贵州高考艺术类文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贵州省2015年高考体育、艺术类文化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划定2015年贵州专升
科举制度有什么弊端
科举制度的利弊分析 石兴刚 [论文摘要]中国隋唐时代兴起的科举制度，作为封建时代人事行政制度的最高成就，不仅为其后的封建社会各朝代提供了蓝本和基础，亦成为西方文官制度的摹本。虽然科举制度的创立是中央集权的需要，是选士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有着其产生的必要性和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和许多事物的产生一样有着双面性，是一把双刃剑。本文通过对科举制度产生的利弊分析，客观的阐明了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并从中汲取我们当今选拔人才制度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关键词]科举制度利处意义 the examination system pros and cons shi xinggang keywords：the imperial; system; the place; meaning 前言 科举制一方面体现了公平的原则，是当时是最有权威的测试，也使得平民有了走上仕途的机会，是九品中正制的进步，使中国有贵族统治阶级变为地主（庶族）统治阶级，总之，科举制出现问题是在宋代以后，在当时还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另一方面科举制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了学术自由，在后期消极影响甚至大于积极影响，阻碍了思想的发展和学术进步，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演变 （一）科举制度产生的背景 在奴隶社会，居于主流的人事行政模式是世卿世禄制。这一制度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在固定的奴隶主贵族家庭中选拔国家官吏，职官世代承袭。此外还存在着由官员作为举荐人的“乡举里选制”，即官员根据乡间民间的言论，向君主推荐德才贤能之士，但是在人才的选拔上并没有多大比重。在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下，有奴隶社会发展而来的任人唯亲的思想已经无法适应等级森严 的封建制度，大多数统治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到两汉时期，世卿世禄制被察举征辟制所取代。察举，就是根据皇帝诏令规定的科目，由中央和地方的官吏向国家推荐人才。举荐的科目有廉科、茂才（秀才）科、文学科、有道科、明经科、明法科等。这些科目所代表的都是由官方正式赋予的功名，一旦取得这些功名，则可以出职任官。征辟，即征诏和辟除。征诏是由皇帝下诏荐举贤良方正者委以官职，辟除就是中央和地方官吏可以自行聘请人员佐助自己任职治事。此外，察举征辟制还包括中央举办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形式，汉武帝时设立了通过“岁试”授予中第者以官职的考任官职制度。在从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言，察举征辟制的出现为中小地主出身的贤良人才提供了参政的机会，但是，这种进步是极其有限的，它并没有改变行政官员的选拔由某一社会阶层所操控的局面，因此，任职中的任人唯亲局面并没有完全被打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科举制度的出现和形成已经具备了完全的社会条件。 （二）隋唐时代科举制度的兴起
科举制的利弊与高考制度的改革
汉代开始采用选举制。地方官员拔选出一批人才，呈送到中央，与近代由群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古代选举制，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作官，李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众多势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南北朝的王谢两大士族，互相援引，从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形成盘根错节势力集团。汉末三国时河北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并不是他们袁家子弟才学过人，而是凭借他们世代形成的士族集团势力。 从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门阀士族拥有强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致使南北朝长期不能统一。历史发展需要统一，人民生活需要安定、温饱，不需要战争。隋唐顺应这一形势，统一了南北朝，并使之进一步巩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历史的趋势，百姓的愿望。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王朝更替十分频繁，朝代是短命的，但门阀士族却安然无恙。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找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推行一千多年，明显的效益有以下几点： ⑴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包括边远省区，规定各省区录取人员的比例，像云南、贵州，人口少，文化不发达地区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全国士人产生拥护朝廷的向心力。 ⑵定期考试，后备人才不断地补充到中央，不忧人才匮乏。 ⑶国家规定《四书》《五经》为教材。全国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国家兴办公家学校不多，大量的应考者都是单独自学，只要考试得中，即可上升到官员阶层。 ⑷考试立法详明，执法严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因此考试取得“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即可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这制度后来传到外国，世界上普遍认为英国“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过去的。 科举制度的公开性，权威性，已被社会所认可。于是，为了考取“功名”苦熬一生。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并不是绝对公平的，真正的人才，由于不合规范程式而被排斥，未被录取，像清朝大文学家蒲松龄应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岁，还未考取举人。 科举经历了好几百年，推行了八股考试办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的缺点明显。因为八股文考试题目出自《四书》，《四书》的字句就是那样多，三年一考，从明朝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应试者不准有自己的独立的新解释。几百年的考试，差不多把《四书》的句子都出遍了，于是想出了截取上句的末句，下句的首句一些不成句子的题，称为“截搭题”。《红楼梦》第81回讲到贾宝玉第二次入家塾读书，老师出应试科举三道题，其中一个题目为“则归墨”，这是《孟子》中“今天下之言不归易则归墨”一句完整的句子，截去上半句“今天下之言”，“则归墨”是下半句，题目就不通，偏要教应考者“代圣贤立言”写出有条理、讲出道理来的文章，岂不荒唐！吕留良曾写过一篇《真进士歌颂黄九烟》指斥明朝三百年来科举取士的弊端： “……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中并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几十科，科数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作蝼 死，人言蝼 可怜虫，吾言凶恶过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崇祯夫妇伴缄贶。[自注：崇祯末，有人书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人，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亦愤时嫉俗之言也，贴于朝堂]” 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 1905年9月2日，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光绪皇帝下诏废止。但科举的影响并未从此消失，对它的是非得失，许多评论失之偏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如何评价它呢？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一种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别的制度所取代，说明它本身的优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当时先进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完备，如何选拔人才，统治者起先采取的是征辟、荐举的办法，由地
浅析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正文定稿)
浅析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 （姓名：周燕指导教师：黄英） 科举考试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教育制度，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止于清朝末年，历时1300多年，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自科举建立时起，就存在一些弊端，也招来很多批判，特别是明朝中后期八股取士确立以后，士人的批判浪潮更是迭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的六次争论或改制”①。争论的结果是科举考试数次被废，不过少则几年，多则三十余年便重新复活。鸦片战争以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科举制自身的弊端日益暴露，再加上其考试内容已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严重与国际脱轨，国内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改革、完善科举制的建议，终于在1905年9月2日正式下诏,宣布废除科举，“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亦即停止”。②至此，在古代中国社会历经1300多年的科举制终于走向了它的末路。本文是对科举考试制度在晚清时被彻底废除的原因、过程以及对我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晚清科举考试制度废除的原因 科举考试制度从创立以来就表现出很多弊端，在康熙时期还曾下令废除八股文，可不久又被迫恢复。虽然许多有识之士深刻感受到了科举的不可行之处，但是仍然无法动摇其根深蒂固的地位。可到了清朝末年，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却走到了它的尽头。这其中有科举制自身的弊端不断暴露以外，也和当时那个时代紧密相连。 （一）自身原因 1 封建制度的腐朽 我们所说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是封建科举考试制度。而自从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建立以来，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带有严重保守封闭色彩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根深蒂固。这将导致整个封建王朝对外面的世界孤陋寡闻，只活在自己的天朝上国里。可是鸦片战争一声巨响，打破了作着天朝美梦的清王朝，打破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国门被迫打开，西方列强入侵，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封建体制都有着很大的冲击。就像有学者所提出的：“科举制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而铲除腐败，吐故纳新，不断行自身改革，所以最终被历史吞没。”③因此可知，晚清科举考试制度废除的根源在于封建制度的腐朽。 2 考试内容的落后，文体形式的僵化 科举考试内容一直是注重《四书》《五经》，注重儒学之道，长期在这种文化 ①刘海峰．科举长期存在原因析论［Ｊ］．厦门大学学报，1997． ②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Ｍ］．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③蒋平，阳德华．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4)．118，120．
史实说明科举制度的利弊
史实说明科举制度的利弊 一．科举制度概念： 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二．科举制度的利弊：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科举制度长存1300多年，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对国际社会也起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等都曾仿照中国实行科举制。在西方，有人称它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那么科举制度又有怎么样的利于与弊？ A.科举制度是用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的制度，决定人才是否合格与取舍的标准是考试的成绩，它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应考者是否有真才实学在这里成了决定的因素，因此科举制度是一种有利于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它为那些出身微贱但却富有才华的人提供了出人头地的可能和机遇，从此，一个人不凭门第和出身，依靠个人奋斗同样也可以拥有辉煌的人生。 1、公开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多种方式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汉朝以“察举”制和“征辟”制取代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职，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比前代进步不少，但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用人问题仍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出射底层的优秀人才难以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受贿营私的状况，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这个制度到后来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已成为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科举制度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科举制度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 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历代皇帝几乎都以奖掖孤寒、抑制势家自诩，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贵家”子弟，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宋朝不但出现了“平民”状元的现象，而且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不少日本学者也因此把中国的宋朝称为“平民社会”。 科举产生出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等，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清代的纪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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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被废除的原因是什么 科举制度被废除的原因 科举制度从隋朝产生，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是采取这种制度来选拔人才，科举制度在中国存活了一千三百多年，最终被废除，那么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是什么呢? 要想知道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就要了解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科举制度自产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学习狂潮，社会风气也变得温文尔雅。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对象不再局限于世族达官贵人，而是全民参与，没有条件限制，不论是稚嫩少年还是垂暮老人，不论是寒门苦士还是名门望族，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自从实行科考后，为国家招揽了大量优秀人才。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和后人唾弃的秦桧都是进士出身，为官出仕。可以说科举制度不仅促进社会风气良性发展，而且也使得国家安定繁荣。但是科举制度最终还是废除了，下面就来说说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虽然每个朝代都是依靠科考来选拔人才，但是每个朝代也都有了自己的发展。最显著的就是明清科考为八股文。八股文有着严格的格式，不允许考生去创新，去思考，只要熟读四书五经就行了。而且一些人为了能够做官，费尽一生都在参加考试，好比《范进中举》中主人公因得知中了，大喜导致晕厥并且疯疯癫癫了，因此可以说这时的社会风气是病态的，而且这种闭塞懒惰的思想严重影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因此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度不仅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创新，而且还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当西方国家进行着工业革命日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中国人依然拿着四书五经摇头晃脑。当西方国家强迫打开中国大门时，这时的有识之士才知道国民的落后愚蠢。 唐朝科举制度的内容 在唐朝，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首先表现在考试科目的完善，唐朝科举制度的考查范围十分广，不止考查四书五经，考试内容还涉及到军事、数学计算和法律制度。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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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的利弊范文 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一、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规定采用方法选拔官吏，并于开皇八年设立“志行修谨”（有德）和“清平干济”(有才)两科，以选拔人才。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又在诸多科目中设立“明经”、“进士”二科，以考试策问取人。这就是科举制的真正开始。因其基本做法是设立科目，以考试举士，故称“科举”。 唐代继承、发展和完善了隋代开始的科举制。唐代的考试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常科，二是制科。考试合格被录取称为“及第”、“登第”、“登科”，考不上就叫“落第”。宋代完全继承了唐代的科举制就，并且有一些重要的改革。宋以后的元代也实行科举考试，而且已经实行三级考试，即乡试（各行省的考试）、会试（京城的礼部考试）、御试（殿试），考题都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但是，科举考试的完备阶段却在明清两代，而流弊之盛也在明清两代。两代制度基本相同，只是清代在录取时分为满汉两榜，满汉考生的内容也有所区别。明清两代科举的正式考试也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
级录取，考试内容以八股为主，每级考试都严密而繁琐。殿试以后，一般还要经过朝考才能分配官职。 二、科举制度的好处与弊端 首先，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制度的出身限制，对国家而言，大大拓宽了选拔人才的基础，为选人用人开辟了更大的空间，对社会而言，是给更多中小地主阶级的 __提供了参与治国和施展才能的机会，这无疑有利于社会发展与国家稳定。 其次，它与以前的人才选拔制度相比，具有相对公平、公正和公开的优点，是用人制度的历史性改革与进步，非但影响了日本、韩国、越南的科举制，也影响了欧洲的文官制。正是科举制为古代中国选拔了数以百万计的可用人才，虽然他们之中并非都是杰出之士，但能过关斩将，荣登金榜，也绝非等闲之辈。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走上国家管理高层的正直有才之士，也确实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唐代以后至“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名人，大多是进士出身，有的还是头名状元。不妨以南京大学历史系所编《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为材料依据，辞典中所载唐代至“五四”以前历代名人约2，480余人，其中除去帝王、宗室、将领、农民起义领袖和宗教人士约1,000
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
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而设立的、由读书人参加的一种考试制度。魏晋以来，官员大多数从权贵子弟中选出，真正有真学实才的人并不能被选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才正式设立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核成绩录取人才，这时，我国科举制度正式确立。 中国从隋唐开始考试，考了几百年，一直到北宋神宗时代，都没有定下严格的考试标准，也就是说，固然选举文章不出于诗赋之外，但是这种文艺作品，考生和考官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所以是很难做到公平的。 例如，以下这首唐诗是相当出名的，作者，祖咏。这首诗歌就是他在科举考试时的作品。 原文：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记载，这首诗是祖咏在长安应试时作的。按照规定，应该作成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但他只写了这四句就交卷。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意思已经完满了。”结果很自然，他没有被录取。但这首诗一直流传至今，被清代诗人王渔称为咏雪最佳作。 这样的情况在历史显然不止出现过一次。那么有没有想改变这个情况的政治冲动呢？一直都有。到了北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对科举应试命题制度作了很大的改动。
王安石也许没想到自己的这一改动对中国历史影响有多大—— “ 熙宁中王安石创立经义，以为取士之格，明复仿之，更变其式，不惟陈义，并尚代言，体用排偶，谓之八比，通称制艺，亦名举业。——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下》 制艺又叫做“ 制义”。由此成为了明、清时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即八股文，亦称时文、时艺、八比或四书文。 这或许就是科举制度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八股文。在《儒林外史》这本书里对八股文有直接的射影。 以里面两个人物对八股文的态度为例—— 鲁编修虔诚地宣扬： “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是诗，要赋就是赋，——都是一鞭一道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马二先生说生病人听了八股文章—— “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哪里疼也不疼了”。 八股文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使得所有考试文章的处于一个相同的框架之下。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中国科举制度与高考利弊分析-历史试题
中国科举制度与高考利弊分析-历史试题 一、科举制度及其演变 科举制度是各封建王朝设立科目，通过统一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因分科取士而得名。其以"怀牒自投"为主要特征，以试艺好坏为取弃的主要依据，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研究选拔人才的国家之一，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选士、贡士的办法。但是，作为封建皇朝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担任官吏的一种制度，是在西汉以后逐渐形成的。西汉政府是以"察举制"作为任用官吏的基本制度。魏晋时又发展为"九品中正制"。这些制度的共同特点是依赖地方官吏发现和推存人才，选才授官的大权掌握在士族地主手中，一般庶族地主难以出仕从政，这就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统治基础的扩大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隋文帝时取消了"九品中正制"，设立"秀才科"，考试成绩优秀者称之为"秀才"，可任用为官。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设进士科，士人可通过地方官推存参加考试，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开始。从此以后，历代封建政权对人才选拔就由荐举制一变而为考试制，这是统治阶级选拔人才制度的一个历史进步。 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明，至清末〔1905年〕被废除，在中国沿用了1300余年，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唐朝于进士科外，增设明经、秀才、明法、明算、明书等非常设科目，其中惟明经、进士科为士人所趋。武则天时设武举。宋初因袭唐制，后考试科目、内容和方法发生多次变化。宋太祖时确定殿试之举，科举考试遂定为三级，殿试及第者即行授官；英宗时定为每三年一试，为后世相袭。宋代扩大了及第名额，提高及第待遇，并建立糊名、誊录制度，严格考试规定。元朝规定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出题，用朱熹《四书章名集注》作答。自此，朱程理学占据了科举考试内容。明清两朝仅开进士一科，考试采用八股文体，分作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诸级。 科举制度的最初确立和九品中正制相比，有了一定的客观标准，并使一些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有了入仕的机会，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但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敝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的范围，考试的方法注重死记硬背，日益流于形式，其结果是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败坏了学风和士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发表上谕：从丙午〔1906年〕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正式废除。 二、科举制对社会的影响
科举制废除的影响
科举制废除的影响 科举考试是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始于隋朝，于清末废，自隋唐到清代共历时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的存在对我国封建王朝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废除对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05年，在中国推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被正式废除，在当时掀起巨大波澜，但对于此事，我们应该一分为二，辩证的看待科举制废除的得失。科举制的废除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科举制被废除后对中国的发展也确实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的废除对高等教育近代化与女学兴盛产生了推动作用。 有学者认为,早在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已兴起了新式高等教育,但在科举废止前,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的步伐一直十分缓慢。这是由于科举不仅是传统高等教育的重心所在,而且还极大地制约着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因此,科举改革事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变革之全局。科举存废成为新旧高等教育转化的关键所在。废除科举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学制迅速推广,近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留学教育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废科举所带来的另一个有利影响是女学的兴起。作为社会半边天的女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女性接受教育则是反映其社会地位高下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平等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废除科举制度后的1907年,清政府已正式承认女学堂的合法性,女子教育也被正式纳入学校系统,这为女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女学从此便蓬勃地开展起来,且层次不断提升。 其次，科举制的废除促进了留学运动和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 因受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中国人的出国留学热潮在20世纪初如狂飙突起,日甚一日。据统计,从1904年到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的在校人数,增至156万人;赴日留学生也由1901年的274人增至1908年的3万人,此后历年皆有增加。这些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根据他们所学到的知识以及在国外留学期间的心得体会,有感于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提出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军事救国等口号,并投身到近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去,从而把民族救亡与学习西方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推进到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诞生的一批著名代表人物,如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独秀、李大钊等;国民党中的著名人物廖仲恺、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蔡元培等;还有著名企业家如荣氏兄弟、南洋简氏兄弟等,这些人大多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政治敏感性强,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引领了一波又一波的时代变革的潮流,不断将中国近代社会推向前进。 最后，科举制的废除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间接地导致了清朝的灭亡。 科举制度起到了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稳定，解决读书人生计出路问题的作用，它的一朝被废,使封建士子们失去了人生的坐标,不仅仕途断绝,而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时代的大恐慌面前,士绅们不得不在有限的社会空间内另谋生路。或弃文经商,或出国留学,或投笔从戎。这些人在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后,进一步认清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纷纷走上了立宪或革命的道路,汇成一股滔滔的反清洪流。这是一股与封建旧制度告别的新兴的进步势力,留学生构成了革命党人的骨干,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人原来都有举人、秀才身份。而立宪党人成为清政府公开的政治反对派,如张謇、郑孝胥、许鼎霖等发起和推动了清末全国立宪运动的开展,直接同清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这说明,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士绅阶层的政治倾向发生了戏剧性转变,由封建政府的支持者一变而成为其反对者,这是清政府所始料不及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清政府废科举的行为间接地为自己培养了政治反对派和掘墓人。不仅如此,这一措施对整个封建制度都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这可视为它最大的历史进步作用。 第1页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九品官人法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16至17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18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19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来源请求]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2]。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但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
1905年怎样正确看待废除科举制度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1905年怎样正确看待废除科举制度 篇一：10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2 学生姓名：《第10课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自学探究学案编辑：刘建平审核：苇元沟中学初二历史小组第10课《清末民初的文化与教育辛亥革命》 【三维目标】 知识与能力1．了解京师大学堂的创办、科举制度的废除，简洁地说出中国近代教育发端的基本情况。2．知道《申报》和商务印书馆，了解它们的特色和意义。 过程与方法学生自己查找有关的资料，展示资料并讲解各个历史要素发展的过程。。 情感态度价值观认识到教育改革的必然性，建立大众传播媒体的重要性以及积极影响，从中感受创办者的开拓敬业和献身精神。 一、【自主学习】历史背景 废科举：近代科举制却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变得十分严密，各种弊端也愈发严重。 2、自己来作个对比，现在我们学校设置的课程，哪些
是清末新式学堂课程中有的，哪些是没有的。说说自己对新学堂的看法。 三、【拓展练习】（我会做，我能行！！！） 1．关于京师大学堂地位的表述错误的一项是：（） Ａ．是全国的最高学府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建立的最高学府Ｃ．是全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Ｄ．标志着近代中国西学的发端2．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是因为（） a．西学东渐的广泛影响b．近代工业对科学技术和人才得到迫切需要c．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d．清王朝为了安定人心3．下列关于《申报》的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a．内容登载了国家政治大事b．由英国人创办 c．新闻量大，范围广，真实可信d．是戊戌变法的舆论工具4．下列书籍和刊物，光绪帝不可能看到的是（）a．《海国图志》b．《天演论》c．《申报》d．《新青年》5．清政府之所以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是因为（）。 ①这时的科举考试制度培养不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③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创办了新式学堂②鸦片战争后，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学习西方，改革教育④清政府意识到要“科教兴国”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②③④d.①②6．假如你生活在20世纪初，你可以做些什么？（） ①从《申报》上了解时事②报考京师大学堂③考中状元
元朝废止科举制度降低儒家的地位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元朝废止科举制度降低儒家的地位 篇一：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废除科举制度对清王朝的命运乃至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传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结束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士的历史，直接 改变乱舞官僚体系的铨选内容和仕进渠道，引起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成为共和政治的铺垫。”[1]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科举制度说成是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可见科举制度在中国历 史中所起的作用，下面从三个方面试述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1.废除科举制度对近代教育制度建立的影响 中国自秦以来，“百代尤行秦法政”，中央集权制度一直持续2000多年，中央集权制度在王朝建立初期的确有整合 社会资源、行政运行高效、维系社会稳定等作用，但其弊端也比较明显，其中由于其长期运行所形成的周期惯性以及体
制内缺乏外部竞争压力所导致的封闭、腐朽等特性使得许多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科举制度的废除正是如此，操之过急而又未找到更为合适的选拔官员人才的替代性制度。 在清末新政的各项措施中，兴学堂、奖游学是清末新政取得明显成效的措施之一，清政府原来预期在1901年废除科举，而科举妨碍学堂的推进和开展是导致提前废除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科举考试尽管在晚清尤其是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考试内容开始转向时 务，四书五经的地位受到质疑，但四书五经仍然是考生作答、考官阅卷得分的主要参考依据，考生对于西方引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法律等实用学科由于考试不怎么考依然没有多大兴趣，在晚清的会试科考中，居然出现过将拿破仑解释为“拿着破烂轮子”这样的笑话，科场士子对世界名人国际局势尚且如此无知，更何况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早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就已经开办，1903年清政府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大的多，1903年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设诸公乡试得意，似较学堂出身为优，想诸公必不肯再入堂肄业，以待三年卒业也。科举误人，岂浅鲜哉？”[2]结果，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赴开封参
古代科举制度利弊
合理的看待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 摘要：中国古代发明的最伟大的年度制度之一科举考试制度，从隋王朝开科取士，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科举选官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延续了1300年。“科举制度”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自清朝末年以来，世人对于科举制度众说纷纭，评价不一。更多的时候持的是否定的观点，科举一度成为一个“贬义”的词语。本文主要是对科举的利弊进一步的分析，对科举制度进行比较合理的评价。 关键词：科举 什么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人士和官员自愿向官府报名，然后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科举制度是唐朝开始正式实行的，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结束于清朝光绪二十七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 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 从制度最初创立的初衷来看，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官员而设立的。科举制度以考试为选拔人才的基础，颇有些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味道，且为了防止考官偏见以及受托、作弊等，各朝又有复试、誊录、糊名、磨堪等规定，以确保选官不受干扰。这样的一种选官模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任用官员的主观作用，体现出了任人唯才、唯贤，淡化了世族、门第的影响。形式上给几乎每一个人提供了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而且确实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进入到封建国家统治机构中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科举选官制度与封建社会其他选官制度相比，要进步得多，合理得多。正因为如此，唐太宗看到当时人人参加科举考试的盛况时，不禁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科举作为社会上入仕为官的唯一重要途径，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望。从制度本身上来说，科举制度创立早期考查的范围相当广阔。想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拥有渊博的知识是必须的。科举制度对及第者的优待和给予的荣誉是打动上千上万个读书人乃至社会上人们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无数个漫漫长夜中，学子们为了追寻自己中举的梦想而“头悬梁，锥刺骨”。同时也有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些描写读书人读书时写照的传世诗句。 科举的积极作用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在文化方面。首先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文化精华得到传承，这一点不难理解。作为考试内容，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知识，而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一个书生没有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所在何谈治国之道。这样一来，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其次，科举也不断发展和丰富着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也就没有，中国古代的灿烂的文化。如诗、词、歌、赋的发展与繁荣；唐小说的兴起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