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义论纲要
中国正义论纲要
黄玉顺
（《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摘要】中国正义论是一个源远流长、而被现代学术长久遗忘的传统。汉语“正义”与西语“justice”之间存在着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这就为中西对话与比较提供了前提。中国正义论的总体架构是：仁→利→智→义→知→礼→乐。中国正义论的主题是礼的“损益”根据问题，即是赖以进行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问题。中国正义论的论域是利的问题，即是由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所导源的利益冲突问题。然而同是仁爱中的由推扩而溥博的一体之仁却正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保证，即保证对他者私利、群体公利的尊重。这里存在着两条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适宜性原则（地宜性准则、时宜性准则）。正义原则其实是正义感的自觉的理论表达，而正义感则是在当下生活中获得的一种直觉的智慧或良知。根据正义原则来进行制度规范的建构，还需要理智或理性。正义的最终目标不仅是礼，而是礼乐，即是差异和谐。
【关键词】中国正义论正义原则礼规范制度
本文意在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正义论”、并给予一个概要性质的阐述，以此作为更进一步研究的纲领。所谓“中国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并不是说的关于“中国正义”的一种理论，而是说的关于一般“正义”问题的中国理论，即：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正义思想、尤其是儒家的“义”或者“正义”观念、及其在当代语境中的阐释。
一、中国正义论的提出
严格说来，中国正义论在这里并不是“提出”，而只是“重提”而已，因为正义论从来就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关于“义”或“正义”的系统论说。但遗憾的是，自近代“西学东渐”、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正义论便随着“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而被遗忘了。其严重结果是：今日中国处处充斥着西方正义论，再也没有了中国正义论的踪迹；不论是在学术研究的文本中，还是在政治生活的言论、日常生活的言谈中，中国正义论都成为了一个空白。这是一种“集体失语”：人们实际上往往只是在那里津津乐道地传达着西方的正义话语、转达着西方的正义观念、甚至表达着西方的正义立场。正因为如此，必须明确地重提“中国正义论”。这显然是一个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的课题。
但“中国正义论”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是一种地域性的学说。事实上，任何一种正义论建
构都是一种普世性的正义诉求，其理论意向都是一种“普遍正义论”或“一般正义论”，西方正义论如此，中国正义论亦然。这里需要作出一种严格区分：正义问题的普遍性——人类社会普遍地存在着正义问题；正义观念（正义问题之理解与解释）的特殊性——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及其现实生活方式在正义观念上体现出其不同的特质。如果面对问题本身，那么从古到今，不仅西方存在着西方的正义问题、中国存在着中国的正义问题，而且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共通的正义问题，或者说正义问题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的现象；但就问题的解决方式、甚至叙述方式、乃至提出方式而论，对于普遍的正义问题，不同民族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观念形态及其言说方式。因此，这里所说的“西方正义论”、“中国正义论”，并非就问题本身而言，而是就对于问题的理解与解释而言。所谓“中国正义论”，就是对于正义问题的中国式的提出方式、叙述方式和解决方式。
不仅如此，再就不同民族国家对于正义问题之理解与解释的差异而论，也并不是只管自说自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可供人们在两者之间加以比较而进行选择的。我们提出中国正义论，就是供人们将其与西方正义论加以比较而进行选择。
二、汉语“义”的语义
在中国话语中，将“义”正式明确地称做“正义”，最早的文本是《荀子》[1]。（1）《正名》篇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杨倞注：“为正道之事利，则谓之事业，谓商农工贾也”；“苟非正义，则谓之姦邪”。王先谦引俞樾说：“《广韵》：‘正，正当也。’正利而为，正义而为，犹文四年《左传》曰‘当官而行’也。”俞樾所说的“正当”正与荀子所说的“正义”一致，荀子多次谈到，“义”即是“宜”，“宜”即是“当”。这正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正义范畴的基本含义。（2）《臣道》篇说：“《传》曰：‘从道不从君。’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谏争辅拂之人信，则君过不远。”这里“谏、争、辅、拂”四种社稷之臣都是正义之臣，这里的“正义”显然亦属我们所要讨论的正义范畴：正义之臣所遵从的并不是君主，而是道义。（3）《儒效》篇说：“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是大儒者也”。这更是明确地以“正义”与“礼义”“制度”相对应，则“正义”就是指的“礼义”，即礼之义、也就是制度赖以确立的正义原则，这也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正义范畴。
可能人们仍有疑惑：现代汉语的“正义”其实是从西语“justice”翻译过来的，凭什么说儒家所说的“正义”或“义”就是“justice”的意思？其实，不同民族语言系统的语义之间，既存在着非等同性，也存在着可对应性。假如没有非等同性，就不再是不同的民族语言，也就不存在比较之必要；然而假如没有可对应性，则不可能通过互相翻译而互相理解，不同民族之间也就不可能交往沟通。但事实上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一向就在颇为有效地交往着，这表明可对应性是确实存在的事实。例如西语“king”，汉语通过将其翻译为“王”而理解之，这就体现了可对应性；然而汉语的“王”与西语的“king”又确实是颇为不同的，即存在着非等同性，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将两者加以比较。[2] 汉语“正义”或“义”与
“justice”之间的情形亦然。汉语“义”与西语“justice”之间的对应，大致可以对照如下：
Just义汉语文献
fit 适宜《韩非子·解老》：义者，谓其宜也。[3]
《礼记·祭义》：义者，宜此者也。[4]
suitable 适合《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疏：合宜为义。[5]
《论语·学而》邢昺疏：于事合宜为义。[6]
适当《淮南子·缪称》：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7]
appropria
te
proper 正当《孟子·离娄上》：义，人之正路也。[8]
《孟子·尽心上》朱熹集注：义谓所守之正。[9]
impartial 公正《国语·晋语五》韦昭注：在公为义。[10]
fair 公平《孔子家语·执辔》王肃注：义，平也。[11]
《管子·水地》：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12]
upright 正直《左传·隐公三年》孔颖达疏：错（措）心方直，动合事宜，乃谓之
为义。
right 正确《白虎通义·情性》：义者，宜也，决断得中也。[13]
《汉书·公孙弘传》：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14]
rational 合理《荀子·议兵》：义者，循理。
《尚书·高宗肜日》蔡沈集传：义者，理之当然，行而宜之之谓。[15] 合法《吕氏春秋·贵公》：义，法也。[16]
legitimat
e
《周易·系辞下传》：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17]
due 应得《墨子·经上》：义，利也。[18]
《左传·昭公十年》：义，利之本也。
而汉语“义”与西语“justice”之间的非等同性，则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两者的
外延之间存在着交叠部分，但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例如汉语“义”中的一个重要语义“时宜”就是西语“justice”所不具有的；其二、就其交叠部分来看，上表所列各个义项之间
也并不是一一对等的，这也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正义观念之差异的体现。
三、中国正义论的指向：礼——制度规范
正义论的主题乃是制度规范的建构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即群体生活的秩序安排或组织形式的价值根据。所谓“制度规范”（rule-institution）是“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省称，有两层意思：其一、群体活动的规范化；其二、社会规范的制度化。并非所有的社会规范都可以制度化，例如从来就有道德规范，但并没有所谓“道德制度”。正义论的课题就是为建构群体生存的制度规范而提出若干原则，那就是正义原则。就中国正义论而言，如果说“义”是正义原则，“礼”是制度规范，那么，在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体系中，“义→礼”就是揭示的这种关系：正义原则→制度规范。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
那么，中国话语中的“礼”究竟是不是指的制度规范呢？“礼”字繁体为“禮”，古体为“豊”，最初似乎仅仅是指的祭祀活动的礼仪。按照许慎的解释：“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说文解字·示部》[19]）；“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说文解字·豊部》）。而事实上这种祭祀之礼乃是当时社会的制度规范的集中体现：在当时的生活方式中，祭祀活动乃是最重要的活动，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左传·文公二年》）由此可见，“事神致福”之礼尽管不是全部的制度，但却是最基本的制度；在当时的宗法社会中，几乎全部的制度规范都集中体现在祭祀活动之中。由此，“礼”便取得了更为一般的制度规范的意义。所以，孔子谈三代之“礼”的损益（《论语·为政》），郑玄径直称之为“制度”：“问其制度变迹可知。…… 自周之后，虽百世，制度犹可知。”[20] 简而言之，最狭义的“礼”仅指祭祀活动的行为规范；而最广义的“礼”则泛指所有一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包括道德规范、政治规范、法律规范、经济规范、家庭规范、职业规范等等及其制度安排。为此，我们只要看看《周礼》也就明白了：其所谓“礼”涵盖了所有一切方方面面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安排。[21]
这种意义上的礼，亦称“礼制”。作为制度规范的礼，涉及到三个层次：礼义→礼制→礼仪。“礼制”是说的礼的制度存在，“礼仪”不过是说的礼的这种制度存在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礼义”即礼之义，则是礼的制度存在的内在根据，也就是说的正义原则。这种正义原则乃是直接指向制度规范的：我们是根据正义原则来判定某种现存既有的制度规范，从而保留之（复礼）、或者改变之（礼之损益）。这里涉及正义观念的两重含义：
一是依据于现行制度规范的正义：遵循性的正义行为。一种行为符合某种现行的制度规范，我们可以说它是正义的；反之，可以说它是不正义的。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讲的。但这种依据于现行制度规范的正义，并不是说的“正义原则”（the principle of justice），而是说的“正义行为”（a just act）。然而一种遵循现行制度规范的行为的正义与否，还须取决于现行制度规范本身的正义与否；而这种现行制度规范是否正义，则取决于这种现行制度规范是否符合正义原则。其公式为：正义的原
则→正义的制度→正义的行为。假如一种行为所遵循的制度规范本身就是不正义的，我们怎么能说这种行为就是正义的呢？正义原则是先行于制度规范的，而正义行为则是后行于制度规范的：正义原则判定制度规范的正义性，制度规范进而规定行为的正义性。这就是说，正义原则是超越于现行制度规范的：
二是超越于现行制度规范的正义：变革性的正义原则。正义论的核心课题并不是正义行为，而是正义原则，这种正义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乃是判定某种制度规范的正义性、建构一种正义性的制度规范。孔子所说的“礼有损益”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讲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就是说，制度规范都是可以变动的，变动的根据就是正义原则，亦即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所谓“无适无莫”，就是无所“专主”、无所“不可”（《论语集注》），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毋固”（《子罕》）、“不器”（《为政》）；所谓“义之与比”，就是唯义是从（《论语集注》），亦即孟子所说的“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简而言之，制度规范的存废兴替以正义原则为转移。
四、中国正义论的论域：利——利益问题
对于制度规范的建构来说，正义原则之所以是必要的，是由于群体生活中的利益冲突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一切正义论所共有的论域。例如罗尔斯说：“由于这些人对由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有关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22]《墨子·经上》说：“义，利也。”这就是说，正义问题乃是利益问题。儒家亦然，例如焦循解释《周易·恒象传》“夫子制义”说：“义犹利也”；解释《姤象传》“义不及宾”说：“义即利也”；解释《周易·系辞下传》“精义入神”：“义谓变通以尽利也”。[23] 所以杜预解释《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地之宜”说：“义者，利之宜。”其结果如《周易·乾文言传》所说：“利者，义之和也。”
正义问题所关涉的利益并不仅仅意谓物质利益（benefits），而是更广义的利益（interests），即泛指人们的情感欲望所倾向的对象。当然，物质利益是其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利益，所以，对于“义”的繁体“義”，许慎《说文解字》归入“我”部、并解释说：“義，己之威儀也。从我、羊。”这个解释意味深长：“羊”所代表的正是一种物质利益；而“我”或“己”所标明的是利益的主体。[24] 总之，正义问题是与利益问题密切相关的，人们之所以提出正义原则、并由此来建立制度规范，就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问题。
然而在孟子“仁义礼智”当中的“仁→义”架构里，却没有标明“利”的位置。这与孟子提出的“义利之辨”有关：“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对此，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孟子本人其实未必如后人所理解的那样将义与利绝对地对
立起来，孟子不仅显而易见地追求“公利”，而且也并不是一味反对“私利”，例如主张“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就显然是主张给予并且保障人民的一种私人财产权利；但另一方面，孟子毕竟确实未能正面阐明利益问题对于正义理论的重要意义，尽管这在当时乃是情势之下所不得不然者。
儒家最早正式明确提出并且充分强调利益问题的，乃是荀子。荀子论证礼制、礼义的必要性的基本方式，就是从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入手的：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
荀子的“性恶”论，正是为此而提出的：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
荀子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利益冲突的结果就是“争则乱，乱则穷”，所以需要制定“度量分界”、亦即制度规范。但这并非利欲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实现利欲的行为规范问题。在此，荀子与孔孟其实是一致的，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孟子说：“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问题不在于“利”“欲”，而在于实现利欲的途径“可”还是“不可”，即孟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此所谓“可”，就是“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这就正如《左传·桓公二年》师服所说：“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由此看来，孟子的“仁→义→礼”架构应该修订为“仁→利→义→礼”的架构。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荀子所谓“性恶”之“恶”仅仅是说人性“生而有欲”、“生而好利”，这并不是一个关乎行为的道德概念，而是一个尚未涉及行为的“前道德”概念，真正的道德问题是从“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开始的；换句话说，利欲本身并无所谓善恶，礼义的目的不是消灭利欲，恰恰相反，是为了“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当然，荀子将利欲归结为“人性”，这是当时的一种形而上学言说方式。其实，荀子还有一种更具有本源性的言说：利欲乃渊源于仁爱。
五、中国正义论的本源：仁——仁爱
荀子提出、而被后世长久忽略的“利欲源于仁爱”的思想或许“惊世骇俗”，然而具有
特别深刻重大的意义。西方正义论通常不强调、甚至反对将正义与仁爱联系起来，例如在罗尔斯正义论的原初状态中“相互冷淡的假设”使得“作为次级概念的‘仁慈’没有很好地
制定出来”，他是通过“在无知之幕条件下的互相冷淡引出了两个正义原则”；[25] 而中国正义论则正好相反，儒家和墨家都将正义与仁爱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表述为“仁义”亦即“仁→义”这样一种关系。这样一来，仁爱与利益的关系就必须得到阐明。上文提到：这个架构应修订为“仁→利→义→礼”。对此，人们可能会有疑问：利益冲突难道是由仁爱导致的吗？
其实道理不难理解：如果说正义问题是由利益冲突引起的，那么在儒家思想中，仁爱既然是所有一切事物的本源所在，那么仁爱必定也同样是利益冲突的本源所在。这涉及古今中外所有哲学思想中都存在的一个重大困惑：至善的本体或者上帝始终不能回答“恶是何以可能的”这个问题。其实，在传统形而上学思想方式中，既然是本体给出了所有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那么这个本体就必须为所有一切假、恶、丑的存在买单；甚至在更为本源的思想视域中亦然，既然是存在给出了所有一切存在者，那么存在也同样必须为所有一切假、恶、丑的存在负责。儒学亦然，既然仁爱是所有一切东西的本源，那么仁爱就不仅是善的本源，而且是恶的本源。因此，对于正义论来说，问题仅仅在于阐明：固然是仁爱导致了利益冲突，然而最终也是仁爱解决了利益冲突。
但这一点在孟子那里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述，在后儒那里则更是他们不曾想到的；然而这一点在荀子那里却是明白无误的，这就是他的“爱利”（爱而利之）思想。此语出自《荀子·强国》之论三种权威：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 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 夫是之谓道德之威。礼乐则不修，分义则不明，举错则不时，爱利则不形，…… 夫是之谓暴察之威。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日为乱人之道，…… 夫是之谓狂妄之威。
显然，前文所说的“爱利”就是后文的“爱人之心”、“利人之事”。所以王先谦解释“爱利则形”时，引杨倞注：“爱（人）利人之心见（现）于外也”；又引郝懿行之说：“爱人利人皆有法”。可见“爱利”的意思就是“爱人利人”、爱而利之。因此，荀子谈到儒者之效是离不开“爱而利之”的：“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荀子·儒效》）其实，“爱而利之”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这是生活的实情：我们爱一个人，自然就希望他或她好，就会为他或她谋利。爱亲则欲利亲，爱民则欲利民；爱人则欲利人，爱物则欲利物。这正是儒家及墨家的基本观念。
将荀子“爱而利之”的思想与儒家一般的“爱有差等”思想结合起来，我们就能理解仁爱何以导致利益冲突了。首先，仁爱是由自爱出发的。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种“爱亲→爱民→爱物”的序列其实就是儒家的“推”或“推
扩”的观念：仁爱由亲人而推及他人、由他人而推及它物。这个序列的“倒推”会使我们发现一个初始的环节，那就是“我”或“己”，亦即：爱己→爱亲→爱民→爱物。所以，儒家才有“推己及人”的说法，标明这是由“己”开始的。对此，《荀子·子道》有一则很重要的记载：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
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这就揭示了这样一种决定关系：爱己→爱人→使人爱己。惟有爱己，才能爱人；惟有爱人，才能使人爱己。这就犹如《法言·君子》所说：“自爱，仁之至也。”[26] 其实，自爱也确实是儒家的一个基本思想，例如孟子谈到“居仁由义”时说的“居仁”其实就是自爱，不能自爱就是“自暴自弃”。（《孟子·离娄上》）这也表明“推”总是由“己”出发的，仁爱总是由自爱出发的。
根据“爱而利之”的事实，显而易见，爱的差等性“爱己→爱亲→爱民→爱物”的结果就是“利己→利亲→利民→利物”的差等。这些不同等次的仁爱及其利益追求——爱己而欲利己、爱亲而欲利亲、爱民而欲利民、爱物而欲利物——之间就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这才需要制定某种制度规范，以正义地实现其利益，而为此就必须提出正义原则。
这种差等的观念必然涉及公私的观念。一般来说，利益可以区分为私利（private interests）与公利（public interests）。尽管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公”与“私”之分，但更为一般的公私之分却是古今中外所共通的利益分界，现代意义的公私之分其实只是一般意义的公私之分的一种特定历史形态而已。在“利己→利亲→利民→利物”的差等中，公与私是相对的，例如利亲，对于利己来说是公利，而对于利民来说则是私利。中国正义论所要求的就是“推”或“推扩”：推己及人意味着推私及公。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所说的由“我”开始“扩而充之”至于“父母”乃至“四海”（《孟子·公孙丑上》）。这就是中国正义论的正义原则之中的正当性原则。（详后）这里所涉及的是对儒家仁爱思想的一种更全面的把握：一方面固然是“差等之爱”；但另一方面则是“一体之仁”或“一视同仁”、亦即“泛爱”（《论语·学而》）、“博爱”（韩愈《原道》[27]）、或者《中庸》所说的“溥博”。若只有前者，其极端就是杨朱之学了；若只有后者，其典型就是墨翟之学了。
以上其实涉及到更深层的思想视域问题，亦即“主体的诞生”问题，因为：差等之爱的
前提是主体性存在者（己、亲、民）及对象性存在者（物）的生成，而主体性本身却渊源于前主体性的生活存在、及其前差等性的仁爱情感；至于一体之仁，则是超越主体性的差等性而复归于前主体性的仁爱情感，亦即由“礼”而“乐”了。假如没有这样的思想视域，就不可能阐明人们对于他者私利、群体公利的尊重何以可能，也就不能阐明正义原则何以“当然”、“实然”、“必然”。
六、中国正义论的要件：知——理智与良知
在孟子“仁→义→礼→智”的架构中，还有一个“智”的环节是需要讨论的。对于正义论来说，“智”也是一个基本环节：显然，根据正义原则（义）来设计一种制度规范（礼），理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此，西方启蒙思想家诉诸对于人的“理性”的设定。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理性”只是形而下层级上的“理性”、亦即作为工具理性的理智：“人是理性的动物”，亦即有理智，他们不会任由那种无序的“争”而“乱”的自然状态继续下去，而会为改变这种状态而运用理智、制定“契约”、规范行为。
无独有偶，荀子也说：“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 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荀子·荣辱》）特别在谈到“正义”时，荀子指出：“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这其实就是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这就是说，人性是有智能的，这种智能指向对象就是理智或者知识。显然，这正是说的知识论层级上的理性，亦即作为工具理性的理智，这种理智对于正义论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看来，正义的观念架构似乎应当修订为：仁→利→义→智→礼。如此说来，孟子思想架构中的“智”似乎出现了错位。为此，必须讨论一下孟子之所谓“智”的含义。在《孟子》话语中，所谓“智”或“知”[28] 有两种用法：一种是上述那种对象性的理智，那么应当承认，孟子确实未能在其正式的思想架构中标举出这种理智的恰当位置；但另一种用法则是反思性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反身”性的智慧，他称之为“良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在他看来，生而能爱，这是人的良能；生而知道自己能爱，这是人的良知；不能爱，这是对良能的“茅塞”；不知道自己能爱，这是对良知的“茅塞”。（《孟子·尽心下》）我们最终通过“顿开茅塞”回复良知良能，这就是最高境界的“智”，亦即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所以，孟子将其置为最后一个环节。
但对于正义论来说，情况恐怕不仅如此。有时是面对一种符合或不符合某种制度规范的行为，有时甚至是面对这种现存既有的制度规范本身，我们对它产生一种正义或不正义的“直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正义感”。在后一情况下，这种正义感显然先行于自觉的正义原则。这种智慧既非来自经验论意义上的认知，也非来自先验论意义上的反思或者“反身”，而是一种在当下生活中的感悟，而这种生活感悟在这里表现为正义感；这种“直觉”
并不神秘，也是一种“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当下即是的“良知”。正义原则其实不过是这种正义感的自觉形态的理论表达；换句话说，这种良知或正义感并不直接指向制度规范，而是直接导向正义原则。
因此，中国正义论涉及两种“智”或“知”：一种是认知性的“知”即理智、知识，处于正义原则（义）与制度规范（礼）之间；另一种则是感悟性的“智”（以区别于知识性的“知”）即智慧、正义感或良知，处于利益欲望与正义原则之间。于是，正义的观念架构就应该修订为：仁（仁爱）→ 利（利益）→ 智（智慧）→ 义（正义）→ 知（理智）→ 礼（规范）。
七、中国正义论的原则：义——正当与适宜
行文至此，我们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来正面讨论正义原则了。中国正义论的正义原则是为了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而提出的建构制度规范的一般原则，要求“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秉利度义”（《国语·吴语》）。研究表明，中国正义论有两条基本的正义原则：
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
适宜性原则——地宜性准则、时宜性准则
（一）正当性原则（Principle of Properness）
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是正当的。“正当”乃是汉语“义”或“正义”的一项基本语义。如《墨子·天志下》说：“义者，正也。”儒家尤其如此，《孟子·离娄上》说：“义，人之正路也。”对于孟子所说的“尊德乐义”，朱子解释：“义谓所守之正。”（《孟子集注·尽心上》）荀子更是将“正义”理解为“以正行义”：“行义以正，事业以成，可以禁暴足穷，百姓待之而后泰宁。”（《荀子·赋篇》）这也正是孔子“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的要求；具体到政治哲学上就是“政者，正也”（《论语·颜渊》）。
荀子之所以特意将“义”称为“正义”，其意也在于凸显正当性的要求。他说：“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荀子·劝学》）这就是说，如果说礼有其路径，那么此路径乃是以仁为根本、以义为正路的。因此，荀子要求“正行、积礼义、尊道德”（《议兵》）；“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富国》）；“此其诚心莫不求正而以自为也”（《解蔽》）。如此，“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解蔽》）例如，“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辨讼不决。”（《正论》）荀子感叹：“著诚去伪，礼之经也。…… 明王已没，莫之正也。”（《乐论》）荀子著《正名》篇，就是要重新“正”名分制度，“以正道而辨姦”。其“性恶”论的提出也是如此：“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
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性恶》）
而作为正义原则的正当性，并不是指的依据某种现存既有的制度规范来判定的行为是否正当，而是指的这种制度规范本身是否正当。例如，在法制问题上，荀子要求以“法之义”（正义）来“正”其“法之数”（制度）：“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荀子·君道》）
正当观念的生存基础，乃是荀子所提出的“群”的观念，这实质上也是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观念。《管子·心术上》说：“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这个“人间”是人与人之间的意思。这种关乎“群”或“主体间性”的正当性原则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的：
1、公正性准则（Criterion of Impartiality）
正当性原则的第一个准则是公正性。荀子多次明确论及“公正”，例如：“语曰：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修道之人，汙邪之贼也。”（《荀子·君道》）不仅如此，荀子专门著有《正论》，提出“公正”的要求：“上端诚，则下愿愨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这就正如孔子所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作为建构制度规范的准则，公正性优先于制度规范。例如《左传》作者称赞当年宋宣公立宋穆公（立弟而不立嫡）尽管是违礼的，却是出以公心，因此：“命以义夫！”孔颖达解释说：“错（措）心方直，动合事宜，乃谓之为义。”（《春秋左传注疏·隐公三年》）这里的“措心方直”就是存心公正的意思。
公正所涉及的是上文谈到的利益的两个领域的区分：公利、私利。《国语》记载赵宣子谈“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韦昭注：“比，比义也”；“阿私曰党”；“在公为义”。（《国语·晋语五》）这就是说，公正性准则所要求的乃是对于公利的尊重。荀子主张：当面对利益时，应当“志爱公利”、“公正无私”（《荀子·赋篇》）；“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正名》）；否则，“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王霸》）但对公利的尊重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私利的否定，事实上公利与私利的关系有几种情形：完全对立；部分对立或者部分一致；完全一致。孟子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其实就是反对第一种极端情况，而寄希望于第三种极端情况：惟仁义乃可以“王天下”。公正性准则要求制度规范的建构是公正的，因为惟有公正的制度规范才能保障公利的实现。
2、公平性准则（Criterion of Fairness）
正当性原则的另一个准则是公平性。例如《孔子家语·执辔》提出：“齐五法，…… 以之礼则国安，以之义则国义”；王肃注：“义，平也。刑罚当罪则国平”。显然，这个“平”字既有（国家）平安的意思，也有（礼义）公平的意思：没有刑罚的公平，也就没有国家的平安。谈及公平，古人经常以水为喻，《荀子·宥坐》载孔子语：“夫水，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 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 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而《管子·水地》也以水为喻：“夫水……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 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
荀子明确提出“公平”的尺度：“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荀子·王制》）为此，荀子要求“平政爱民”、“平正和民”：“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刑政平，百姓和，国俗节，则兵劲城固，敌国案自诎矣”（《王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抟）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儒效》）；“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致仕》）；“平政以齐民”，“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富国》）。总之：“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性恶》）
所以，荀子指出：“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荀子·王霸》）但这里意指公平的“平均”并不是所谓“平均主义”。如荀子说：公平乃是“群居和一之道”：“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荣辱》）这就是说，所谓“公平”、“平均”是指的在某种特定生活方式中的群体生存的分工秩序。同理，孔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也绝不是什么平均主义。
如果说，公正是对群体公利的尊重，那么，公平就是对他者私利的尊重。所谓私利，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公利完全无关的，例如个人隐私；另一种则是与公利相关的，个人的利益追求往往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从而涉及公共领域。公平性准则所处理的乃是后者。依据公平性准则所制定的某种公平的制度规范，旨在解决私利之间的冲突，保障私利之间的协调。
以上对公正性与公平性的分析表明，中国正义论的正当性原则意味着：仁爱既是导致利益冲突问题的情感渊源，也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情感保障：正是由于仁爱情感固有的两个方面的作用——差等之爱中的“推扩”作用、一体之仁中的“溥博”作用，才保证了对于他者私利、群体公利的尊重，从而保证了制度规范的正当性的实现。
（二）适宜性原则（Principle of Fitness）
但是，在中国正义论看来，只有正当性原则是不够的，还须有适宜性原则。这就正如蔡沈所说：“义者，理之当然、行而宜之之谓。”（《书经集传·高宗肜日》）“理之当然”是说的正当性，而“行而宜之”则是说的适宜性。韩愈也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这是因为：仁爱的“推扩”、“溥博”只是建构正义的制度规范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这就需要第二条正义原则：适宜性原则。
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是适宜的。“适宜”也是汉语“义”或“正义”的一个基本语义。《礼记·中庸》指出：“义者，宜也”；孔颖达解释说：“宜谓于事得宜”。《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也说：“义者，宜此者也。”[29]《法言·重黎》说：“事得其宜之谓义。”孔子主张“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皇侃解释说：“义，宜也。”（《论语义疏·卫灵公》[30]）孔子倡导“务民之义”，朱熹解释为：“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论语集注·雍也》）例如关于刑法制度，《周易·系辞下传》说：“禁民为非曰义”；孔颖达解释：“义，宜也，言以此行之而得其宜也”。“义”亦作“谊”，许慎解释：“谊，人所宜也。从言、从宜。”（《说文解字·言部》）段玉裁说：“周时作谊，今时作义，皆今之‘仁义’字也。”[31]《释名·释言语》说：“谊，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32]
作为正义原则的适宜性，并不是说的某种行为是否符合某种现存既有的制度规范，而是说的这种制度规范本身是否符合人们当下的生活情境。因此，适宜性原则并不是说的“经与权”、“常与变”的权宜性问题，“适宜”不是“权宜”（expedience）。例如孟子谈到的“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上》），那并非正义论问题。正义论所要追问的是：“男女授受不亲”的规范本身是否适宜？我们知道，这个规范在当时的生活方式下是适宜的，但在今天的生活方式下则未必是适宜的：今天一般男女之间的肌肤之亲，诸如握手、甚至拥抱、亲吻，未必就是“非礼”。
适宜性原则有两个方面的准则：历时性的时宜、共时性的地宜。《庄子·秋水》尝言：“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徒。”[33]“当其时”就是说的时宜，“顺其俗”则是说的地宜。
1、空间性的适宜：地宜性准则（Criterion of local or Conditional fitness）
汉语“义”谓地宜，由来已久。《逸周书·武顺》说：“地道曰义。”[34] 这就正如《周易·系辞下传》所说：“观……地之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引子产语：“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颖达解释：“义，宜也。”这显然也是说的地宜。孟子所说的“地利”（《孟子·公孙丑下》），其实也是在讲地宜问题。
制度规范的建构必须因地制宜。此所谓“地”不仅是指的自然地理（natural geography），更是指的人文地理（human geography）或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y），尤其是指的特定地域的生活方式。假如有人提出：究竟使用筷子还是使用叉子才是正当的进
食方式？其回答显然取决于地宜，即取决于特定区域的饮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制度规范的建构来说，最重要的显然是“民族国家”（nation）的问题，这里，历时性的文化传统被收摄于共时性的生活方式之中，由此成为一个基本的地宜条件。即使全球化所展示的未来生活方式的“趋同”图景，也不可能完全泯灭地宜的差异。
2、时间性的适宜：时宜性准则（Criterion of Current or timely fitness）
汉语“义”谓时宜，也是由来已久的。《周易·彖传》屡屡申说“时义”，就是强调“时宜”。《尚书》记武王在伐殷誓师时谈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引证古语“同德度义”；蔡沈解释：“义，宜也，制事达时之宜也。”（《书经集传·泰誓上》）《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申叔时之语：“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郑玄注《周礼·地官·大司徒》说：“义，能断时宜。”总之，由仁爱而导向时宜，正如《礼记·中庸》所说：“溥博渊泉，而时出之。”
制度规范的建构必须因时制宜。此所谓“时”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诸如：时代、时期、时节、时分、时刻、时势、时局、时机、等等。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基本的制度规范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最基本的问题是时代和时期的问题。如果历史被区分为若干时代，时代被划分为若干时期，那么，只要我们承认某种“历史”、“发展”乃至“进步”的观念，也就必然承认“时宜”的观念：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所适宜的制度规范体系，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所适宜的制度规范体系。例如就中国历史的情况看，王权制度曾经是适宜的、正义的；皇权制度也曾是适宜的、正义的；民权制度也将是适宜的、正义的。这也就是孔子关于礼法制度“损益”的观念。
以上对地宜性准则和时宜性准则的分析表明，中国正义论的适宜性原则意味着：如果说一种制度规范的正义性取决于它的正当性，那么，这种正当性则必须落实于它的适宜性。换句话说，一种制度规范之所以是正义的，不仅在于它是公正、公平的，而且在于它是合乎地宜、合乎时宜的。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公利和私利的区分，这本身就不是一个非空间性、非时间性的抽象问题，而是一个存在着共时差异、历时差异的具体问题。这绝不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观念，而是意在指明：“义”或正义原则的绝对性，就存在于“礼”或制度规范的相对性之中。
八、中国正义论的目标：乐——和谐
正义原则的提出是为了制度规范的建构，但制度规范仍然不是目的；不仅如此，即便由制度规范所保障的利益，也不是最终目的。假如利益的获得是为了生活的幸福，那么幸福才是真正的目的。然而幸福的一个必要条件乃是和谐，没有和谐就不会有幸福。这就不难理解中国文化为什么总是将“礼”“乐”相提并论：既然中国正义论肇源于中国文化传统，那么
我们应该不难想到“和谐”问题，因为中国文化被概括为“礼乐”文化，而“乐”意味着“和”、即和谐。因此，关于中国正义论的最完整的思想架构应为：仁→利→智→义→知→礼→乐。
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中国文化被概括为“礼乐”文化。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里，诗指作为本源的仁爱情感的显现；礼指制度规范的建构，这是以差等之爱为基础的；乐指本源情感的复归，实质上是达到一体之仁的境界。有子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就是这个意思。和谐的情感内容是“乐”（lè），和谐的表现形式是“乐”（yuè）：此即荀子所谓：“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荀子·乐论》）此所谓“道”乃指正道、道义、正义。所以，“礼—乐”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差异—和谐。和谐以差异为前提，差异以和谐为旨归。
所以，荀子明确指出：“乐合同，礼别异。”（《荀子·乐论》）这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观念：礼以别异，乐以和同。为此，荀子特意著有《乐论》，指出：“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例如在宗法社会的生活方式中，“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综上所述，我们最终得出中国正义论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序列：
仁→ 利→ 智→ 义→ 知→ 礼→ 乐
仁爱→利益→良知→正义→理智→规范→和谐
最后，总结全文如下：中国正义论是一个源远流长、而被现代学术长久遗忘的传统。汉语“正义”与西语“justice”之间存在着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这就为中西对话与比较提供了前提。中国正义论的主题是礼的“损益”根据问题，即是赖以进行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问题。中国正义论的论域是利的问题，即是由仁爱中的差等之爱所导源的利益冲突问题。然而同是仁爱中的由推扩而溥博的一体之仁却正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保证，即保证对他者私利、群体公利的尊重。这里存在着两条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准则、公平性准则）；适宜性原则（地宜性准则、时宜性准则）。正义原则其实是正义感的自觉的理论表达，而正义感则是在当下生活中获得的一种直觉的智慧或良知。根据正义原则来进行制度规范的建构，还需要理智或理性。正义的最终目标不仅是礼，而是礼乐，即是差异和谐。
中国近代史纲要重点内容.
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1842 2、五口通商。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3、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 4、割地。清朝政府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5、中国海关税应与英国商定。 6、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望厦条约》:1844 《黄埔条约》:1844 《爱珲条约》:1858 《天津条约》:1858 《北京条约》:1860 (1开天津为商埠;(2准许英国招募华工出国;(3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4《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增加为八百万两。签约后,英国即表示扶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支持洋务派奕昕(此字为言字旁当政。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 《中俄改订伊犁条约》:1881 《中法新约》:1885
①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②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③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④此约签字后6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⑤法军退出台湾、澎湖。 《马关条约》:1895 ●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后来日本以退归占领的辽东半岛为由,又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 ●片面最惠国待遇。 《辛丑条约》:1901 (1清政府向各国共赔款白银4.5亿两,以海关等税收作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 (2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 (3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 (4清政府拆毁天津大沽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中俄声明文件》:1912 《二十一条》:1915
中国近代史纲要笔记整理
中国近代史纲要 主讲——冯聚才 第一讲近代中国的危机与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一、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中国跨入近代的状态：——“三条线的交叉” 封建社会的衰落期、清王朝的衰落期、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2、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 （1）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资本主义的英国发动了第一场侵华战争，结果：清王朝战败，被迫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其附件《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一个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道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逐渐开始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典型人物：林则徐） （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英法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在1858年签订了中——英法俄美《天津条约》，1860年签订中-英法俄美《北京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 （3）中法战争：1884年-1885年，法国发动侵华战争，结果：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在中国近代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清政府表现的软弱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气焰。
（4）甲午中日战争：1894年—1895年，日本挑起对华战争，清王朝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进一步地加深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 （5）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年6月，西方八个国家联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由于清王朝的不堪一击，北京沦陷，被迫在1900年9月签订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基本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与主要矛盾 (1)特点：（1）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成为通知中国的决定性力量，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 A、中国的封建势力是近代中国最黑暗、最反动的势力，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B、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被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源依然存在； C、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些发展，但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D、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E、近代中国人民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不自由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 帝国主义侵华的手段：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二）、主要矛盾：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其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中国人民
中国古代史参考书目
中国古代史参考书目 导言 1、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2、李学勤等《中国古史导读》，文汇出版社，1991。 3、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日）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朱天俊、陈宏夭《文史工具书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6、孟宪恒《史学文献检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先秦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 【基本史料】 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3。 2、[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3、[战国]左丘明《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6。 6、《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 8、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新知识出版社，1956。 9、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 【史学著作】 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人民出版社，1983。 2、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 3、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 4、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至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 6、西安半坡博物馆《中国原始社会》，文物出版社，1977。 7、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8、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合著《远古中国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 9、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10、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1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 12、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 14、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15、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 16、李民《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中国近代史纲要(超精华版)
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1、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近代的贫穷与落后。 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勒索大量战争赔款，直接割占中国大片领土。设立租界，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列强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完整。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 列强通过公使驻京直接向清政府发号施令，通过领事裁判权破坏中国司法主权，通过控制中国海关直接干预中国内政外交，他们还扶植收买代理人，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而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通过协定关税，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被宰割的地位，同过大规模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使中国逐步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并操纵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 列强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一些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他们还宣扬“种族优劣论”，“黄祸论”，目的是为了帝国主义侵略有理论制造舆论。 所以，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组滞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虽然，列强在侵华的时候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及其技术带入中国，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但是，其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成为独立自主富强的近代化国家。因此，总是千方百计的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挠和破坏中国社会的进步。历史证明，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才有可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2、近代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具有什么意义？ 第一，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和把中国变成完全殖民地的图谋。 帝国主义列强一次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绝不仅仅是为了通商，而是为了掠夺和扩大殖民地，为了他们自身的殖民扩张利益。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更大的贪梦目的和更多的利益要求。但每一次侵略都遇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他们的狂妄野心无法得逞。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也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和深刻教训，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很难征服的国家。他们虽然可以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始终无法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完全的殖民地。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在瓜分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各阶层人民救亡图存的努力探索和奋起抗争，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中所隐含的不甘屈服的伟大力量，不得不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 第二，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教育了中国人民，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鼓舞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意识。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直追。 1 2
中国近代史纲要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为了广大同学的需求!~~~~~ 特此发表几造福同学们的答案!!! 考试么就没问题了~~~~~~~~~~~~~~~~~HAHAHHA ------------------------------------------------ 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1、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第一，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近代的贫穷与落后。 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勒索大量战争赔款，直接割占中国大片领土。设立租界，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列强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完整。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 列强通过公使驻京直接向清政府发号施令，通过领事裁判权破坏中国司法主权，通过控制中国海关直接干预中国内政外交，他们还扶植收买代理人，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而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通过协定关税，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被宰割的地位，同过大规模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使中国逐步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并操纵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 列强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一些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他们还宣扬“种族优劣论”，“黄祸论”，目的是为了帝国主义侵略有理论制造舆论。 所以，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第二，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组滞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虽然，列强在侵华的时候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及其技术带入中国，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但是，其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成为独立自主富强的近代化国家。因此，总是千方百计的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挠和破坏中国社会的进步。历史证明，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才有可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2、近代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具有什么意义？ 第一，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和把中国变成完全殖民地的图谋。 帝国主义列强一次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绝不仅仅是为了通商，而是为了掠夺和扩大殖民地，为了他们自身的殖民扩张利益。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更大的贪梦目的和更多的利益要求。但每一次侵略都遇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他们的狂妄野心无法得逞。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也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和深刻教训，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很难征服的国家。他们虽然可以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始终无法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完全的殖民地。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在瓜分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各阶层人民救亡图存的努力探索和奋起抗争，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中所隐含的不甘屈服的伟大力量，不得不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 第二，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教育了中国人民，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鼓舞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意识。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直追。 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痛定思痛，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历史地理，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
(完整word版)大学中国近代史纲要重点
中国近代史的时间：1840（鸦片战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2 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3革命任务：反帝反封 4革命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5先后经过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探索救国活动。还有农民阶级的救国活动。 （1）地主阶级的活动：抵抗派林则徐，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 洋务派李鸿章，曾国藩等的师夷长技以自强。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 （2）资产阶级的活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 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新文化运动 （3）无产阶级的活动：五四爱国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活动。 （4）农民阶级的活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 6历次侵华战争：鸦片战争（1840---1842），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4--1885）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日本全面侵华（1937---1945） 1.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第14、15页）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主要矛盾是：1.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2.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历史任务是：1.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2.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2.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落伍（第6、7页）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是自给经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中国封建政府还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内部，缺乏促使工业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有效机制，造成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和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保守性日益增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入佛教、道教和法家思想，实行文化专制统治。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是社会前进缓慢甚至迟滞，并造成不可克服的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 18世纪的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危机四伏，而且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工业革命使许多西方国家迅速强大，因此中国与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近代中国社会因此而落伍了。 3.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通过条约内容来展现） 列强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领土，勒索巨额战争赔款，并享有一系列的特权，使中国丧失了主权，进而在中国形成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局面，使中国社会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
中国近代史纲要第六章思考题
第六章思考题 一、单项选择题 1．日本帝国主义为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制造的事件是（） A．“九．一八”事变B．“一．二八”事变 C．“七．七”事变D．“八．一三”事变 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标志是( ) A．中共发表《八一宣言》B．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C．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D．国民党公布中共提交国共合作宣言3．下列史实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①淞沪会战②《论持久战》的发表③七七事变④台儿庄战役 A．④③②①B．④③①②C．③①④②D．①③②④ 4．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取得的首次大捷是( ) A．淞沪会战B．太原会战 C．平型关战役D．徐州会战 5．抗战后期，日本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是（）A．淞沪会战B．豫湘桂战役 C．武汉会战D．台儿庄战役 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人民在华北给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的一次军事行动是（） A．百团大战B．平型关战役C．凇沪会战D．台儿庄战役7．中国共产党“七大”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主要体现在（） A．指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B．全党形成了空前团结 C．提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任务 D．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8．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政权民主建设主要体现为（） A．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B．实行“三三制原则” C．开展整风运动D．推行精兵简政政策 9．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A．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B．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C．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D．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下列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评述，正确的是（） ①经历了防御、相持、反攻的持久战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全民族抗战③正面战场始终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④统一战线中呈现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局面 A．①②④B．①②③C．②③④D．①②③④ 二、多项选择题
中国近代史纲要(完整版)
中国近代史(1) 1、19世纪末，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家（D ）A．俄国B．日本C．美国D．美国 2、为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情况，在1893年编成《四洲志》的是（A ） A．林则徐B．魏源C．马建忠D．郑观应 3、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C） Ａ．永安建制B．北伐失利C．天京事变D．洪秀全病逝 4、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提出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是（D ） A．《原道醒世训》B．《原道觉世训》C．《天朝田亩制度》D．《资政新篇》 5、1861年，清政府设立的掌管洋务的中央机关是（A ） A．总理个管事务衙门B．京师同文馆C．江南制造总局D．外务部 6、近代中国派遣第一批留学生是在（ A ） A．洋务运动时期B．戊戌维新时期C．清末“新政”时期D．辛亥革命时期7,.1911年4月，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黄兴带领下举行的起义，史称（B ） A惠州起义 B 黄花岗起义C 武昌起义D 湖口起义 8．在1911年爆发的保路运动中，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省份是（B ） A广东 B 四川C湖北D 湖南 9.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性质的法典是（B ） A 《钦定宪法大纲》B《中华民国临时约法》C《中华民国约法》D《中华民国宪法》10,.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的标志是（D ） A“二次革命”B护国运动的失败C 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D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11.1933年11月，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鼎发动了抗日反蒋的（B ） A宁都起义B福建事变C 西安事变D二二八起义 12.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会议是（A ） A瓦窑堡会议B洛川会议C中共六届六中全会D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13.1938年3月，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去的胜利的战役是（A ） A台儿庄战役B桂南战役C中条山战役D长沙战役 14.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以身殉国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B ） A佟麟阁B张自忠C戴安澜D赵登禹 15.1945年8月，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口号是（A ） A和平，民主，团结B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C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D将革命进行到底 16.国民党军队在1946年6月挑起了全面内战，其起点是大举围攻（A ） A中原解放区B东北解放区C陕北解放区D山东解放区 17.1946年，中国共产党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文件是（C ）A《井冈山土地法》B《兴国土地法》C《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D《中国土地法大纲》 18.1947年12月，在香港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国民主党派是（A ） A中国民主促进会B九三学社C中国农工民主党D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19、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经济上处于领导地位的是（ C ） A．私人资本主义经济B．国家资本主义经济C．国营经济D．合作社经济 20、新中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 D ） A．1950年B．1951年C．1952年D．1953年 21、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经济组织形式是（A ）A．互助组B．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C．高级农业成产合作社D．人民公社22、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进行社会主改造的高级形式是（ B ） A．加工订货B．公私合营C．统购包销D．经销代销 23、在中共八大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的是（C ） A．刘少奇B．薄一波C．陈云D董必武 24、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正确处理（B ）
中国近代史纲要_重点知识点整理
《中国近代史纲要》考试要点资料整理 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选择题： 1、清朝唯一盛世时期是康乾盛世。 2、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资本主义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工业革命的爆发上。 3、所谓的殖民地是指商品倾销市场、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和自由投资市场。 4、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有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 5、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56年，英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发动了著名的“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并签订《辛丑条约》 6、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是在中英《南京条约》中规定的。 7、割占中国最多的帝国是俄国，赔款最多的是《辛丑条约》。 8、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设厂，各国开始大规模的对华进行资本输出。 9、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阶级。中国民族资产的特性是革命性、软弱性或妥协性。 10、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是广州三元里人民斗争。 11、鸦片战争战死虎门的将领是关天培，镇南关大捷的指挥大将是冯子材，甲午中日战争中战死的爱国将领有邓世昌、林永升、丁汝昌、刘步蟾。 12、要求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是美国，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的反侵略斗争。 13、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林则徐，他编写了《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在综合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及对外政策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严复翻译了《天演论》。 简述题： 1、简述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 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在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在社会结构上，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2、为什么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主权独立受到侵犯，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逐渐沦入国家主权受制于外国列强的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和西方商品在中国的倾销，促使中国传统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3、简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是什么？ 资本帝国主义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封建势力成为外国列强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封建剥削制度封建地主的徒弟所有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中国资本主义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和发展是及不平衡的；人民毫无政治权利和生活的极端贫困化。 4、简述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旧的封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继续拥有大量的土地；旧的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5、简述中国工人阶级为何具有无产阶级的特点? 深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和剥削，革命性最强；人数虽少，但相对集中，便于形成革命的力量和传播先进的思想；同农民天然的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因此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力量的阶级。 6、简述近代中国的两对主要矛盾及其关系？ 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两对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②两对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一是当外国列强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二是当外国侵略者同中国封建政权相勾结共同镇压中国革命时，阶级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三是国内战争发展到直接威胁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及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完全公开站在一条线上。 7、简述中国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①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以来中华名族始终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球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②两大历史任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其区别在于，前者要改变民族遭压迫、人民受剥削的地位和状况，是要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后者是要改变近代中国经济、文化和社会落后的地位和状况，解决生产力问题。其联系在于，只有完成第一大任务，才能为第二大任务的完成创造条件。 8、简述反侵略斗争失败及其原因？ 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前者是根本原因。 第二章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选择题： 1、1851年的金田起义是太平运动的起点；太平天国由胜转衰的转折点是天京事变；1864年7月天京被攻破，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 2、《天朝田亩制度》所建立的理想社会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 3、对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做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洋务运动的性质是“自救”活动，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4、维新变法最早开始于1895年的“公车上书”；其后康有为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人类公理》等著作；当时影响最大的学会是强学会、南学会和保国会等；影响较大的报纸有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湖南《湘报》等。 5、对抗维新变法的代表作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写的《劝学篇》。 简述题： 1、简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一是封建专制政权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二是鸦片战争带来的恶果，使得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普遍激化了；前者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2、简述太平天国的纲领文件。 太平天国前期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但此纲领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追求的理想天国是一种绝对平均的理想社会，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是一个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与建设方案，但通篇为涉及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一致命的
中国近代史纲要第一章精心总结
第一节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起止期：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 在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 在政治上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在文化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在社会结构上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核心是宗族家长制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二）、乾隆后期，清王朝由强盛转向衰落，主要表现在 政治上：中央集权强化，官制废弛，官僚整体化腐败腐化 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地租高利贷加重，无地少地农民增加，农民生活困苦不堪 军事上：军力衰败，军备废弛，八旗军、绿营军腐化无战斗力 思想文化上：带着满族异族统治的味道，大兴文字狱，压制异端，万马齐暗 对外关系上：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二、鸦片战争前的世界 （一）、西方资本主义的确立 1640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世界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 1776年，美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1789年，法国也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冶 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优越，最大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制度下发生了工业革命。高效率的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原来低效率的手工工场生产。（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的纺织业上） （二）、分析资本主义与扩张的必然联系。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需要原料与产品市场，原始积累时期主要靠掠夺土地、不平等贸易、奴隶贩卖等手段，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则靠殖民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方式把一些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中国成为其扩张对象的命运已在所难免，战争不可避免。 第二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 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军事侵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 清政府先后与英国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 与美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与法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与俄国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 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 与俄国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1844年中法战争爆发，签订了《中法新约》 1894年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签订《辛丑条约》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战争中屠杀中国人民。 1894年11月日军占领旅顺，屠杀中国居民约2万人，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 1900年俄国入侵中国东北，在江东六十国屯将数千中国居民赶入黑龙江中淹死，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对圆明园进行了连续12天的抢劫、放火烧毁了这座“万园之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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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 1、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第一，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近代的贫穷与落后。 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勒索大量战争赔款，直接割占中国大片领土。设立租界，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列强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完整。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 列强通过公使驻京直接向清政府发号施令，通过领事裁判权破坏中国司法主权，通过控制中国海关直接干预中国内政外交，他们还扶植收买代理人，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而把中国当权者变成自己的代理人和驯服工具。 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特权，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通过协定关税，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被宰割的地位，同过大规模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使中国逐步沦为外国侵略者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并操纵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 列强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一些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他们还宣扬“种族优劣论”，“黄祸论”，目的是为了帝国主义侵略有理论制造舆论。 所以，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 第二，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组滞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虽然，列强在侵华的时候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及其技术带入中国，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但是，其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成为独立自主富强的近代化国家。因此，总是千方百计的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挠和破坏中国社会的进步。历史证明，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才有可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2、近代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具有什么意义？ 第一，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和把中国变成完全殖民地的图谋。 帝国主义列强一次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绝不仅仅是为了通商，而是为了掠夺和扩大殖民地，为了他们自身的殖民扩张利益。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更大的贪梦目的和更多的利益要求。但每一次侵略都遇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他们的狂妄野心无法得逞。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也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和深刻教训，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很难征服的国家。他们虽然可以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始终无法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完全的殖民地。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在瓜分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各阶层人民救亡图存的努力探索和奋起抗争，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中所隐含的不甘屈服的伟大力量，不得不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 第二，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教育了中国人民，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鼓舞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意识。
中国近代史纲要
《中国近代史纲要》 实践教学报告 题目：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掠夺 学院旅游与烹饪学院 班级食品1704 姓名朱江涵 学号172403426 实践时间.5.23-5.25
一．帝国主义对全中国的经济侵略1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的方式 2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中国带来的影响 3中国人民对经济侵略的反击 结果 参考文献
一、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近代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主要手段 1.强迫贷款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入侵后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贫弱，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签下了大量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中大多都有强迫清政府赔偿“战争损失”的条款，而晚清政府国家腐败，国库空虚，由地主阶级所领导的洋务运动又在北洋战争后彻底失败，那么向帝国主义借贷就成了清政府必然的选择，而这些贷款往往又都有极高的利率。 以辛丑条约为例，清政府理应赔偿白银4.5亿两，但经过39年的借贷，本息共计为 9.8亿两，实赔了6.5亿两。 2.修建铁路，开办工厂 修建铁路也是必须要提的一条，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建造了几十条铁路例如滇越铁路、胶济铁路、安奉铁路、南满铁路、京汉铁路、正太铁路、京奉铁路、沪宁铁路、粤汉铁路、津浦铁路、广九铁路、道清铁路，可以说近代中国的主要铁路系统都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出资修建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开办各种工厂，直接将从中国掠夺的原材料加工成商品倾销到中国 3.建立矿场，掠夺资源 以918事变后的东北为例，日本在东北修建大量矿场，肆无忌惮的掠夺铁矿石等资源，日本在侵华期间大概累计掠夺煤炭约10亿吨，铁矿约1.8亿吨，铜矿约150万吨，铝约10万吨，镁约5万吨。 4.控制中国通商口岸，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中国近代史纲要 摘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经历了百余年的探索历程，进程迟缓，本文拟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粗略梳理，简要分析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并分析历史对中国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史为鉴 中国近代史以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作为开端，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仍处于“威加四方，万邦慑服”的天朝大国的幻想中，但很快这种幻想就被列强的炮火轰碎，中国被列强用铁甲舰拖进了世界舞台之中。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市场，其实质是对中国的一场侵略，但从客观上来说，中国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并逐渐融入其中乃至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与鸦片战争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关于鸦片贸易的战争，更是两种不同不同文明的撞击，甚至是中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契机。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但这强盛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封建制度已严重阻碍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之前，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思想上，吏治败坏，封建专制达到了顶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束缚人们的思想，对评议时政者进行残酷镇压。对外，清政府长期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清政府内部也是一团散沙，国防空虚，军备废弛。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
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中国的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却在迅速发展。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由于各国工业的发展，其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蒸蒸日上，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而古老的中国幅员辽阔，成为了他们狩猎的对象。简言之，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同时也使中国由闭塞走向开放。不仅如此，鸦片战争还加速了社会内部的改革，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向西方学习的思潮，西学东渐局面逐渐形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前期，清廷官员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在全国开展工业运动，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在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后，请听为解决内忧外患，形成了“顽固派”与“洋务派”两大阵营，其中洋务派官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增强国力，维护统治。虽然洋务派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不够大胆甚至有所抵制，但与顽固派相比，他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无疑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们迈出了近代官方对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其意义在于其引进的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帮助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其培养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引发了中国的文化结构的变化，可以说，正是洋务运动时期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才导致了旧知识分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的萌发。虽然洋务运动最后不了了
第七章中国近代史纲要各章节答案
第七章为新中国而奋斗 一、单项选择题： 1.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D）。 A、中美民族矛盾 B、中日民族矛盾 C、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D、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 2．《双十协定》的签订，中共取得的战略优势是（D）。 A、获得了自卫战争的准备时间 B、解放区获得了合法地位 C、赢得了民主党派的支持 D、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 3.重庆谈判的焦点问题是（B）。 A、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问题 B、要不要和平建国的问题 C、实行宪政、结束训政的问题 D、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的问题 4.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重大意义在于（D）。 A、影响战略决战主攻方向 B、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C、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 D、改变解放战争的战略态势 5.对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蒋斗争第二条战线的准确表述是（A）。 A、国统区的学生运动 B、国统区的工农运动 C、国统区的地下斗争 D、国统区的民主运动 6．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C）。 A、如何夺取全国革命胜利 B、如何解决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的问题 C、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 D、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 7.全面内战爆发的标志是国民党（B）。 A、撕毁《双十协定》 B、进攻中原解放区
C、进攻上党地区 D、撕毁停战协定 8．揭开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序幕的是（B）。 A、孟良崮战役开始 B、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C、三大战役开始 D、渡江战役开始 9.率领北平国民党军队接受和平改编的国民党将领是（D）。 A、张治中 B、蔡廷锴 C、杜聿明 D、傅作义 10.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针对的是（D）。 A、打垮国民党的历次反革命军事围剿 B、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等反共浪潮 C、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D、内战初期国民党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占有明显优势 1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国际格局下，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是（B ）。 A、保持中立的政策 B、扶蒋反共的政策 C、武力干涉的政策 D、遏制中国的政策 12．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建国方案的政治代表是（C）。 A、中国民主同盟 B、中国农工民主党 C、中国共产党 D、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3．1945年8月至10月，国共双方举行了确认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的是（B ）。 A、西安谈判 B、重庆谈判 C、南京谈判 D、北平谈判 14．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挑起全国性内战的起点是大举围攻（B ）。 A、东北解放区 B、中原解放区 C、陕北解放区 D、山东解放区 15．在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的著名论断是（D）。 A、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B、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国近代史纲要》学习体会
《中国近代史纲要》学习体会 学习了中国近代史，我感触颇深。一方面，我对中国近代的这一段历史有了愈加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有深刻的体会。 中国的近代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夜的风云变幻的八十年，这是一段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第二个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翻天覆地的三十年，这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入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 1840年，成为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G_O_V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入入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是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的历史，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耻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除了爱国官兵的抗争外，广大人民群众从未放弃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到那里，就在那里受到抵抗。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次大规模农民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是义和团运动，这两次农夫运动都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时期，中国的根本任务是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政治进步。在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在伴随中国艰难的近代化历程中，先进的中国人入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初步认识到西方的现代化，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以经世务实的态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承认落后和不足，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辱之道，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实在中国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经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道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颠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中华民族又爆发了爱国的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抵触仍然是中国人民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抵触；农夫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起来了，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 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辛、曲折的斗争，颠覆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