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

目录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 (1)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的宪法保障不够充分 (1)

（二）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存在受双重追诉的危险 (2)

（三）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缺陷，缺乏保障 (2)

（四）辩护制度的缺陷使被追诉方的辩护权不能充分行使 (2)

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措施 (3)

（一）注重程序公正，发挥程序法对人权保障的作用 (3)

（二）确立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目的 (3)

（三）完善监督机制，加大司法监督力度 (3)

（四）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加强对被害人的完整保护 (4)

（五）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贯彻人权保障观念 (4)

（六）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4)

（七）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深入理解人权保障的含义 (4)

（八）立足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4)

（九）完善刑事辩护制度 (5)

参考文献 (6)

浅析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摘要：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刑法基于其所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刑罚的严厉性，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法律尽管设立了科学的人权司法保障体制和制度，为司法领域人权保障提供了法律根据。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却存在一些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权利的行为发生。这些行为的存在既有司法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法治意识不强的原因，也有深层次的体制和长期残留在人们思想中的“左”的认识的原因。近年来，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有了很大进步，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写入宪法。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执法人员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部门的形象，亵渎了法律权威。本文将对人权保护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对如何完善人权保护提出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正当程序；权利

刑事诉讼活动是一个国家司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过程中的人权保障是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法制状况在司法领域的重要体现。刑事诉讼活动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国家公权力在对刑事犯罪进行查处、打击时难免会因为权力扩张而导致侵犯被告人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的现象发生，如何限制公权，保护私权就成为协调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权”一词，最初是与新兴资产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反对政治独裁和封建思想的武器。时至今日，人权已经超越了国界和社会性质，成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随之，人权的话语失去了早期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刑法对于人权的保障，既包括对被害人及广大守法公民人权的权利保障，同时也包括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依法保障。近年来，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以下问题：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的宪法保障不够充分

尽管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国家保障人权的义务，但能够直接体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则不多见。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直接涉及到刑事被追诉人的只有第125条，即“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除此之外，没有能够直接体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内容的宪法条款。并且我国宪法在司法实践中只起宏观上的指导作用，并不能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因此，在我国，公民无法提起违宪诉讼以获得宪法上的权利救济。

（二）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存在受双重追诉的危险

我国的二审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都存在使被告人被二次追诉的危险。首先是二审中，《刑事诉讼法》第189条规定，二审法院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这种发回重审没有次数限制，使得被告人可能多次被同一家一审法院进行审判。再如我国的审判监督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即使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如果其存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的错误都可进行再审，因而这种“有错必究”的审判监督指导思想使得被告人陷入再次甚至多次受追诉的危险。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再审没有明确的时效和次数的限制，加上法院本身司法不能独立，就容易导致再审权的滥用，以至于同一案件可以被数次提起再审。这就有可能使一些已受到终审判决的被告人，因同一行为被随时、多次受到刑事追诉，其前途和命运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对被告人的心理造成严重的负担，不利于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三）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存在缺陷，缺乏保障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既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关键，也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一项权利。但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对证人制度一直未有足够的重视，程序规范疏漏，法律约束不力，致使证人拒不作证或拒不出庭现象普遍存在，成为困扰全国法院系统判案的重大难题之一。我国证人出庭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有：对证人权利义务规定不明确、证人保障制度不完善、没有建立传闻证据规则等等。

（四）辩护制度的缺陷使被追诉方的辩护权不能充分行使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并没有确立完整的无罪推定原则。犯罪嫌疑人不仅不享有沉默权，相反有如实回答的义务。立法也没有确立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在毫无制约的环境下，实践中刑讯逼供时有发生，不仅造成了公民对刑事司法公信力的质疑，而且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阶段，犯

罪嫌疑人可以委托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委托律师或其他人为其辩护。但在侦查阶段，律师不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其对犯罪嫌疑人的帮助极为有限。即使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所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更有部分被追诉人因各种原因而没有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庭审中的辩护权利不能得到充分实现。在新的审判程序中，被告人通过辩护人与控诉方进行公平质证，其辩护权更有可能实现。但是，由于审前阶段控辩双方力量配置极端不平衡，在法庭审判中无论如何有效地保障辩护人的辩护权，都会因先天不足导致庭审阶段的辩护难以有所作为。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不高，鉴定人基本不出庭，使得法律规定的交叉询问只是对被告人的交叉询问，庭审质证也往往是走过场。由于各种原因律师的出庭率并不高，法律援助的范围又较为狭窄，多数被告人没有辩护人，即便有辩护人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辩护。另外，由于我国并没有完全确立法官的中立地位，也没有将公诉人定位为当事人，这就使得法官更偏重于相信同为“官”的警、检机构，轻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这就使得改革审判方式，扩大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的目标难以完全实现，更何况那些所谓疑难、复杂案件的裁判结论是由未参加案件审理的审判委员会作出的。

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措施

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措施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一）注重程序公正，发挥程序法对人权保障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作为刑法的程序法，在人权保障、维护司法公正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对加强司法进程中的人权保障具有极大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立法机关应当改革和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增强诉讼程序的可操作性，切实维护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确立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目的

目前我国已经批准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且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述国际公约多处涉及刑事程序问题，条约中的一些规定，构成了刑事诉讼的国际标准，其基本精神是在追究犯罪的过程中，防止权力滥用，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因此在我国必须确立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目的。

（三）完善监督机制，加大司法监督力度

进一步推动司法监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建设。要规范和完善司法监督机制，确保司法监督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要细化

程序，提高可操作性，增强全社会依法监督意识，以社会的力量对权力进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

（四）完善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加强对被害人的完整保护

1．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被害人处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应当有与被告人相抗衡的权利，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起上诉，那么也应当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被害人对一审未生效判决如果不服，可以提起上诉。

2．加强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保护，特别是对被害人隐私权的保护，防止因诉讼遭受第二次精神痛苦和人身、财产损失，对保护方式、保护程度、保护期限等以法律的形式作出具体规定。

3．允许被害人对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失。现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限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但在实践中，很多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失要远远大于物质上所遭受的损失，有的甚至会影响到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因此，建议立法将精神损失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范围，赔偿的范围和数额可以借鉴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失赔偿的具体规定。

（五）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贯彻人权保障观念

司法人员的素质直接涉及到案件的公正和效率，也影响着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司法机关应当定期组织系统的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培训，定期进行考核，加强宣传教育力度，及时了解法律的新动态，更深刻的领会人权保障的内涵和意义。

（六）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应当建立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益的保护制度，对于因出庭作证造成的各种损失应当给予补偿，对妨碍证人作证，对证人打击报复的行为应当依法作出处理，情节严重的，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七）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深入理解人权保障的含义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中，公民的基本权利更是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据，我们要将宪法运用到实践中去，作到有法必依。刑事法律的价值构造应当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与国际公约接轨，加重人权保障在立法中的地位。

（八）立足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我国人权保障发展历史较短，而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人权保障体系，有些制度值得借鉴。当然，“借鉴”并不等于简单移植，任何制度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特定环境和土壤，离开这个环境和土壤，它不一定能够存活。我们在借鉴国外先进制度时，应该紧密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从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出发，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

人权保障制度。

（九）完善刑事辩护制度

1．应明确被追诉人的沉默权。应实行彻底的无罪推定原则，确立被追诉人的沉默权，同时立法应对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予以确认。

2．应提前辩护人介入的时间。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新《律师法》尽管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案件，但却不赋予其辩护人身份，从而使得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虽有律师，但却没有律师的辩护。而侦查阶段是犯罪嫌疑人最有可能受到权力侵犯的阶段，是犯罪嫌疑人最需要获得辩护人帮助的阶段。因此立法应将辩护人介入的时间提前到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

3．应加快修订《刑事诉讼法》以实现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顺利衔接，保障辩护人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在实践中的实现。笔者认为在侦查终结前，原则上应允许辩护人查阅案卷，但若阅卷会影响侦查目标的实现，则应加以限制，但无论如何不应限制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笔录进行查阅和复制。侦查终结后，应保障辩护人的阅卷权，不应对其加以限制。应规定律师在向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或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时，除法定的少数例外情形之外，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调取或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人民法院拒绝调取证据应以裁定的方式作出，被告人及辩护人有权上诉。

4．应赋予律师以程序性辩护权。律师介入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并赋予其提出程序性异议的权利，有利于及时地对侦查行为的不当行使和强制措施的不当采取进行监督，对于受到不当侵犯的权利进行法律上的救济，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5．逐步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我国律师资源相对不足，法律援助经费数量有限，致使法律援助的范围较为狭窄。为此，我国应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增加法律援助经费的开支。

6．将取保候审作为被追诉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根据该规定，审前程序中应以保释为原则，以羁押为例外。笔者认为我国应将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与羁押措施区别开来，将拘留和逮捕作为一个行为来对待。拘留、逮捕措施的采取应当获得法院的批准或持法官签发的令状方能进行，而对于羁押措施的采取，必须由法官主持的、由控辩双方参加的听证程序来作出裁决，对裁决不服可以上诉，以此限制对犯罪嫌疑人的临时羁押。另一方面，应明确规定临时羁押的条件，除此之外应当允许被追诉人取保候审。

参考文献：

[1] 闵春雷.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完善的基本方向——以人权保障为重心[J]. 政法论坛. 2012(01)

[2] 时延安.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实体法之维——以刑法为视角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增设三种特别程序的研析[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2(01)

[3] 高一飞,聂子龙.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艰难平衡——评刑诉法修正案中侦查程序

部分中的争议问题[J]. 河北法学. 2012(02)

[4] 樊崇义.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与发展——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评介[J]. 法学杂志. 2012(01)

[5] 周永胜. 刑事简易程序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2(02)

[6] 常青.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势在必行[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03)

[7] 蒋庆红. 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上的新跨越[J]. 知识经济. 2012(06)

[8] 史果,徐云. 新刑诉法:尊重和保障人权[J]. 浙江人大. 2012(04)

[9] 崔林. 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领域的研究[J].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 2012(01)

[10]竹怀军，林楠．论加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必要性[J]．求是，2000，（9）。

[11]高春兴．关于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问题之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5，（1）。

浅论刑事司法中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浅论刑事司法中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摘要】刑法作为维护国家政权、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后盾，发挥 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刑法的功能体现了刑法的核心价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 作为刑法的基本功能，二者之间如何定位、孰轻孰重，究竟应当优先考虑通过 惩罚犯罪来达到社会正义还是以正当程序保障人权，目前学术界对此的探究呈 现出多元化与深入化的特点。而实际上两者之间所达到的平衡才是我国刑法价 值追求的所在，我们所应当关注研究的是在这个现代社会两者关系是如何配合的。 【关键词】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社会正义、正当程序 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强制性最明显，它是其它法律的制裁力量。刑法涉 及对公民生命、自由、财产等限制和剥夺，使社会免遭犯罪的侵害，是最为严 厉的刑罚。因而惩罚犯罪彰显的是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即入罪功能），而人 权保障则是体现了刑法的另一重要功能——人权保障功能（即出罪功能）。二 者对刑法价值功能的体现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甚至是悖论。有学者认为刑 法既具有法益保护功能，同时也具有人权保障功能，二者并重。学生认为考虑 两者之间孰轻孰重并无太多价值，二者之间并无优劣之分，但鉴于国家权力的 强大，我国目前应当更注重其人权保障功能。 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 刑法的惩罚功能，即制裁功能，是指通过刑罚对犯罪人的权益施加法定范 围内的限制或剥夺，具有保护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免遭犯罪侵害的作用。由于刑法的制定是从有损于社会的行为给予制裁方面考虑，因此刑法更看 重的是要防止不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提供各种保护，使社会各种利益免遭侵害。从这一点看，刑法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与刑法的保护功能的发挥紧密相联。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是指限制国家刑罚权，使一般民众和罪犯免受刑罚权的任 意发动而引起的灾难的机能。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指出：“自从刑法存在、国 家代替受害人实行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正如国家在采取任何 行为时，不仅要为社会利益反对犯罪，也要保护犯罪人不受受害人的报复。” 因此刑法在设置国家刑罚权的同时也要限制这一权力，这就出现一种悖论：刑 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保护国家，也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正如德国法学家李 斯特曾经指出，“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法律 应是理性且公正的，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我们在强化保护 国家、社会利益的同时，决不可置一般公民个人或犯罪人应有的合法权益于不顾，否则法律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在任何一个以民主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社会，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都应 当尽可能协调统一，更大程度上实现刑法的功能。从理论上看，惩罚犯罪与保 障人权应当并重，任何一方都没有优于对方的理论根据。但要指出这里的并重 不是二者完全等价，是要针对具体情况有侧重点的并重。如果片面强调惩罚犯 罪而漠视人权保障，必然会导致政府权力膨胀，侦查机关就会将重心放在寻求 案件“真相”，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受到刑讯逼供，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近几年来我国发生了不少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冤案，如“佘祥林案”、“孙志

常识备考：常考的部门法基本原则

常识备考：常考的部门法基本原则 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该部门法始终的基本准则，是对该部门法的立法、司法和受该部门法规制的行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准则。以民法的基本原则为例： ①民法基本原则对民事立法、民事行为和民事司法均具有指导意义； ②民法基本原则对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民事行为具有约束力； ③民法基本原则在民事法律规范中处于指导和统帅地位，但是通常在民事法律规范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必须适用具体规定，不能直接适用民法基本原则。下面我们对在考试中常考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一下基本了解： No.1 宪法基本原则 （一）人民主权原则 法律依据：《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主权也被称为主权在民，人民主权要求一国之最高权力由最多数人民享有，此原则在我国宪法第二条上得以体现。 （二）基本人权原则 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宪法第33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宪法上第一次引入“人权”的概念。人权源自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学说，人权即人之所以为人就应该享有的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权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最初的人身自由、政治权利和财产权方面扩展到社会经济文化权利。 （三）法治原则 法律依据：《宪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此条直接体现了法治原则，法治是相对于人治的概念，即法律的统治，要求国家公权力机关和公民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划定的范围内活动，法治原则约束的重点是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活动，可以分为宪法优位、法律保留、审判独立。 （四）权力制约和监督原则 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公权制约公权，其二私权制约公权。在我国宪法中表现为①人民对于国家权力的监督，②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③国家机关内部的相互制约。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10春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姓名：张鑫 学号： 1012001203131 分校：西青电大 专业：法学 指导老师：黎鹏昊 时间： 2012年4月21日

目录 内容摘要 (4) 正文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5)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5) （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重心及其法理基础 (6) （三）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意义 (8) 二、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9) 四、 参考文献 (15)

内容摘要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其作为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的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范围包括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的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权，其重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人权。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存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立法、司法理念上的偏差。本文主要以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范围及其中心和法理基础为根本出发点，针对不同对象群体阐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现状及不足，就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缺失的原因从机制制度、执法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论述了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也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向更加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和其它民主权利。人权问题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是人权的范围；其二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主流精神始终是防止和抵抗公权力走向恶政，它对人的价值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主要国家权力，这些权力如果行使不当，往往损害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在保障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加强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①，不是在人权和人权保障的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专指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内容及它所涉及的范围。以“人格尊严及平等”为核心的人权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其中任何人在被控告时，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1．从人权保障的主体来说，应包括司法机关以外的所有参加刑事诉讼的人。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判刑人、被害人和被 ① 于广义．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理论观察，2006(12)

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从人权保障的视角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摘要:为顺应我国政府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和推进人权保障进程的要求,针对我国刑事诉讼中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应以人权保障为主导思想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指出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方面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无法充分获得律师帮助权、律师阅卷权受到限制、被告人的辩护权难以充分行使、缺乏明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诸多不足,参照部分国家有关强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措施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提出了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人权理论与观念更新和法律与政策的变革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促进和保障人权作出了巨大努力。我国正在积极为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准备,努力使国内法律制度(尤其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符合该公约的各项要求。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侵犯人权的现象。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尽合理,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现有的法定诉讼权利不足以对抗司法机关潜在的侵权行为。近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对《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2005年媒体披露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让人们再一次

感受到通过立法修改来遏制侵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这一弊病的迫切性。目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列入立法规划,学界和实务部门都在进行积极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和建议。笔者认为,以人权保障为主导思想修改《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使刑事诉讼法真正成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宪章,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涵 “人权一词,依其本意,是指每个人都享有或都应该享有的权利”［1］。法律是保障人权最普遍、最基本、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人权规范几乎渗透在一切法律部门中,并且成为各部门法应当体现的基本价值。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作为公法的范畴之一,其调整的基本内容是刑事诉讼中公民与国家、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就是国家在追究和惩罚犯罪过程中采取一定措施,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之不受国家机关的肆意侵犯。其基本内涵有三:一是保障任何公民不因政府非法强制而沦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即保障个人免受无根据的或者非法的刑事追究;二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受到公正的待遇,既要保证无罪的人尽早脱离追究程序 ,又要使有罪的人的合法权益得到适当的维护;三是保障被依法认定有罪的被告人受到公正的、人道的刑罚处罚,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的刑罚或非刑罚制裁［2］。 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也是评价刑事诉讼制度和

对特殊群体人权保障的问题

对特殊群体人权保障的问题 傅欣内容提要：随着2004年新《宪法》修正案的公布，中国的人权法制建设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本文着重从特殊群体的人权的宪法保护的问题方面进行探讨，试图论述本次修宪的不足及对修宪的完善提出的一些浅薄的看法。 关键词：宪法修正案特殊群体人权 2004年3月，随着新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新的宪法修正案经全体人大代表表决以高票通过了。在这次的修正案中，最令人鼓舞的一条便是将《宪法》第33条第三款改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将原来的第三款作为第四款置于其后。正如大多数媒体所言，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这也是在我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我国人权的又一成功。然而，《由于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其性质直接决定了这部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可能非常具体、详细，所以，当我看到整个修正案中只有这一条是直接关于人权保障时，又不无感慨。因为这次修宪虽然规定了保障人权的条款，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另外，由于保障人权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保障特殊群体的人权，而这次修宪中并未曾涉及。 也许有人会疑问，原来《宪法》的第45条、第48条不是已经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作出保障性规定了么?即便这次修宪中未再次涉及，也无妨呀。 但是本人却认为： 首先，并非一切特殊群体都已经被《宪法》所保护，《宪法》只保护了其中的一部分，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特殊群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特指某些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生存状况。那些由于自身或社会原因常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被称为特殊。特殊主要表现为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的低下，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低下使得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体现为一种特殊。其特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

论述题库大总结(基本原则)

论述题库大总结 建议考前再看，希望那时候你们还能记住有这么一份东西。次有，一定花点功夫把他背下来，到时候考场上写论述题时才有内容，而且速度很快。再者，如果不知道从哪些方面论述时，也一定要把字数写够，而且要足够工整，像法治、法的价值、人权这些都是必备万金油。 1. 法的局限性 尽管法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得作用，但法却不是万能的。因为法是以社会为基础的，所以他不可能超出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创造社会；其次，法律也是一种社会规范，因此必然要受到其他社会规范的制约；再者法律自身条件也制约着法律，如语言表达的局限等等。在实践活动中，我们一定要结合法律的特点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 2. 自由 从哲学观念层面上讲，自由就是在没有外在强制力时能够按自己的意志和目的来安排自己的活动。马克思说过：“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那么从法的价值层面上讲，自由究竟是什么呢？应该是法以确认和保障人的这种行为能力为己任，从而使主体与客体之间能够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法律应该是给自由提供保障，而自由是评价法律进步与否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人性最深刻的需要。没有自由，法律就仅仅是一种限制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范，而无法真正体现它在提升人的价值、维护尊严上的伟大意义。 3．秩序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虽然这只揭示了法一个方面的价值，但由此可见秩序在法的价值中的重要性。法学上所言秩序，主要是指社会秩序，它表明的是通过法律结构、法律规范、法律权威所形成的一种法律状态。关于法服务于秩序是不容置疑的，关键是法服务于谁的秩序、怎样的秩序。秩序是法的基本价值，首要任务就是要确保统治阶级秩序的建立；其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期望着行为安全与行为、社会的协调，这决定了秩序是法的基本价值；再次，法还是其他价值的基础，虽然自由和正义位阶在秩序之前，但同样需要以秩序为基础。失去了秩序的保障，所有的价值就会因为缺乏必要的保障而面临现实的威胁而最后丧失其意义。但是，秩序一定要符合人性，符合常理为目的，所以它应当收到自由和正义的限制。 4. 正义 正义存在于人与人的相互交往中，“不正义”绝对不会存在于孤立的个人之上，公正只是一种涉及利害关系的场合，要求平等地对待他人的

侦查程序

侦查程序 什么是程序？ 程序可以指一序列的活动、作业、步骤、决断、计算和工序，当它们保证依照严格规定的顺序发生时即产生所述的后果、产品或局面。 ——可以看出，程序是一系列的活动，是严格的按照顺序执行以达到所预期的后果。对照侦查程序，侦查程序就也需要按照严格的或者说是法定的程序，执行一系列活动，以达到破案的目的。 什么是侦查程序？ 刑事案件的侦查程序是指在侦查过程中实施侦查行为的一般顺序和基本步骤。 侦查程序一般都是指法定侦查主体（有的国家仅指侦查机关）通过侦查人员去发现、提取、保存、审查和判断证据材料，根据认为确实且充分的证据揭示案件真相，对认定有罪的案件要证实其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以便公诉机关诉至法院对其正确审判的一系列法定程序和步骤进行的诉讼活动的总和。 ——我认为，这个侦查程序的概念和程序的概念是相互印证的。侦查程序就是按照：立案——侦查决策（分析案情，制定侦查计划）——侦查取证（发现证据、确定犯罪嫌疑人）——破案——侦查终结这个既定的过程发展的。侦查程序的目的，就是达到证据查清，嫌疑人归案这一破案标准制定的。由此可见，我国的侦查程序是从立案开始，有些书上认为，还有侦查前程序，就是受案和审查。但是，我国的侦查程序，究竟是从立案开始还是受案开始？从受案到审查，侦查机关由于形势紧张，可以采取一些侦查措施，所以我感觉，我国的侦查程序，其实应该从受案开始。 我国侦查程序的现状？ (一)侦查权的分配 中国实行的这种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独立行使侦查权的制度，使得大多数刑事案件是由公安机关在检察机关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独自进行侦查的。对于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除了在立案批捕、审查起诉等诸环节上可以进行审查以外，一般并不采取任何具体的同步侦查行为。 (二)对侦查活动的司法控制 与西方国家的侦查程序相比，中国的侦查活动(专门调查和强制措施)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实施，法院既不参与侦查活动，也无权对侦查行为实施授权和审查。 (1)侦查活动的单向性。侦查几乎全是侦查机关单方面进行的调查活动。其中基本上不存在辩护一方的有效的防御活动。(2)侦查活动的强制性，所有侦查活动都由侦查机关主动进行，犯罪嫌疑人只能被动地服从和配合，不具有较多的自由选择权。(3)侦查活动的不公开性。 (三)对审前羁押的司法控制 中国侦查机关实施的拘留、逮捕与审前羁押措施没有实现程序上的分离，审前羁押措施的采取不需有专门的法律程序。在拘留的适用以及拘留后的羁押问题上，侦查机关拥有绝对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摘要人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它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近代刑法的产生和发展与人权的保障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从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刑法对人权保障的保护。 关键词人权保障价值取向罪刑法定犯罪成立要件 作者简介：陈林跃，法学硕士，南昌大学人民武装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刑事法学、诉讼法学等。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019-02 在人权的法律保障体系中，刑法由于其保护利益的广泛性、重要性及其对违法制裁的特殊严厉性，因而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人权保障是当代刑法的鲜明主题之一。本文试就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浅要分析，谈一下人权的刑法保障。 一、刑法的价值取向 刑法作为规定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的法律部门，不但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有力武器，而且是社会价值观念的鲜明载体，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取向。 国家的触角无处不在，社会的一切也就是国家的一切，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个人完全淹没在国家的政治之中，无任何权利可言，法律也完全是为政治国家而服务。这时，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往往采用严峻刑法，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中国封建社会的“十恶”重罪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基本伦理关系，国家的集权观念十分发达，个人利益和价值变得无足轻重，整个社会的法律也就表现为刑法或刑法化的法律。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市场经济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追求“平等”、“公平”、“自由交换”，它重视个人的利益

罪刑法定原则和人权保护

罪刑法定原则和人权保护 2002年8月26日晚，在福建省龙海市打工的严跃宇、王学东、甘波、刘洲等十余名四川人商议向在此地打工的四川老乡每人收取50元保护费，以对抗在当地打工的湖南帮，随即他们就上门挨户向在出租屋的四川老乡收钱，并声称要为他们提供保护。当时有些四川人见他们人多就立即掏钱，而有些表示没钱时，严跃宇等人即上前威胁，这部分人见他们人多，不敢反抗，也被迫交钱，没钱的也马上出去借钱来交。当晚十时多收到刘某某家时，刘某某即表示小孩生病家中没钱，而且时间太晚没地方借钱，刘洲即出言威胁并出拳打刘某某的面部，甘波亦出脚踢刘某某，刘某某之妻见状害怕求情，并向一同前来收钱的王学东借了100元钱交了保护费。严跃宇等人共向十二户住户收取保护费1250元。后严跃宇等人以抢劫罪批准逮捕。 严跃宇等人在收取保护费时，如果对方不交，则以暴力相威胁，威胁无效则当场实施暴力，而且从威胁的效果看，由于他们人多势众，被害人除了交钱，别无选择，从这个角度说，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而与抢劫罪的犯罪构成特征相符。但是从以收保护费为取财的借口以及收取钱财的数量上看，似乎又与抢劫罪有所不同，但抢劫罪并不排除寻找借口和只占有少量财物的情况，而学界对敲诈勒索罪不应当场使用暴力则有此共识。故严跃宇等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构成抢劫罪。但这样的适用刑法定罪只是停留在很单纯的技术分析层面上，它忽视了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罪中社会危害性最大的、性质最严重的犯罪，其起点刑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有情节加重或者结果加重情形的（例如本案就有"入户抢劫"和"多次抢劫"两个情节加重犯）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本案严跃宇等人的行为不过是到十二户老乡家中收取每人50元的保护费，即便老乡不交，可能引起的暴力程度亦可想像不会太严重，而从他们实施的暴力的程度也确实不是很严重，何况他们所取的财物亦有限，他们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能说是很严重的。对社会危害性不是特别严重的行为适用以最严厉的刑法条款定罪，固然不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但这样的适用往往可能导致罚不当罪，轻罪（行为）受到重罚。也就是说，刑法罪刑均衡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已经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所谓的"罪刑法定"。 那么，我们所谓的罪刑法定是什么呢？它和人权保护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国刑法典第3条至第5条明确规定了我国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我国刑法典第3条规定的：“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便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本原则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刑，而且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定罪判刑；另一方面，凡是法律对某一种行为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这种行为就不能定罪判刑。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所谓人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没有自由、平等作保证，人类就不能作为人来生存和发展，就谈不上符合人的尊严、本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就谈不上人权。另一方面，自由、平等是为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服务的。自由、平等的目的是使人摆脱一切压迫、剥削和歧视，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和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所谓人权，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人人为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所享有的权利，或者说，就是人人基于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平等的权利。 刑法的功能可以分为惩罚与保护两个方面。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利益。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又是保护国家、社会的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合

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

联系实际理解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 宪法基本原则是指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贯穿于立宪和行宪的基本精神。任何一部宪法都不可能凭空产生，都必须反映一国当时的政治指导思想、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宪法基本原则是对这些方面的集中反映。认真、全面地分析和归纳宪法的基本原则，对于了解宪法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类型宪法与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历史联系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世界各国宪法与宪政理论和实践的考察表明，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原则。 一、人民主权原则 主权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力。人民主权是指国家中绝大多数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因此，国家的主人不是君主，而是人民，治理者只是受人民委托，因而主权只能属于人民。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政府的正当权利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等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质上也就是主权在民。 二、基本人权原则 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社会中的人，因而当人权与某一个体的人相结合时，则不能补打上这个人所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烙印，从而使人权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就人权最原创的意义而言，它在本质上属于应有权利、道德权利。由于资本主义宪法所体现的基本人权原则以资产阶级所有权为核心，因而虽然其宪法规范往往以公民普遍享有人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的特点在于以人权的普遍性掩盖人权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宪法则在具体规范中，公开限制少数敌对分子的部分人权，其特点在于以人权的阶级性谋求人权的普遍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在宪法中确认了基本人权原则。虽然在措辞上，社会主义宪法并未直接合作“人权”一词，但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对基本人权的确认。如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和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权利，等等，就是基本人权的主要内容。 三、法治原则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它是指统治阶级按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重要的民主原则。如洛克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社会主义国家的先锋不仅宣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且还规定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这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宪法和法律具有广泛深厚的民主基础，所有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且以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作为坚强的后盾，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有了真正实现的前提条件。 四、权力制约原则 权力制约原则是指国家权力的各部分之间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原则是由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巴黎公社所首创的。马克思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巴黎公社所首创的这一原则，被后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奉为一条重要的民主原则，并在各国宪法中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等等。尽管如此，但由于监督观念，特别是监督原则的法律化、制度化还有待加强，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实践中，权力制约原则的贯彻落实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人权保障与刑法机能的理论分析

人权保障与刑法机能的理论分析 刑法，尤其是近代刑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将法律称为人民自由的圣经，就是极言法律，主要是指刑法具有人权保障机能。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刑法的人权保障的机能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人权的界定人权主要以三种权利作为其存在形态，即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 （一）应有权利 应有权利就是应享有的 权利。应有权利是与实有权利相对应的，这里的实有既指法律上的实有又指事实上的实有。把应有权利作为人权的存在形态，表明人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法律概念，尤其不能把人权等同于法律上所认可的公民权。事实上。人权首先应该是特定社会的人们基于必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出来的权利需要和权利要求，是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可以说，应有权利是人权的最高境地。应有权利的思想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权利或天赋人权的概念。自然法学派往往把权利分为自然权利与法律权利，并以自然权利说明法律权利的来源与本性。这种自然权利之自然，含有天然或天赋之义，就是指人之为人本来应当有的权利。并且，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也确实曾经享有这些权利。 （二）法定权利 应有权利被法律所确认并以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就转化为法定权利。人权作为一种法定权利，往往表示为公民权。公民权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包罗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公民权虽然是人权的主要内容，但两者又不可等同。因为人权除了公民权以外，还包罗其他一些推定的权利，即只要法无禁止，公民也可以行使的权利。 （三）实有权利 实有权利是指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所实际享有的权利。实有权利既与应有权利对应，又与法定权利相连接。应有权利是人权之应然状态，实有权利是人权之实然状态。应有权利只有转化为实有权利，人权才不是观念而成为一种现实。应有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主要是以法律规范作为中介的。因此，应有权利往往首先转变为法定权利，通过法律的确认，获得了法的强制性，从而为最终转化为实有权利提供了可能性。 二、刑法中的人权保障 我们说人的应有权利最终变为实有权利多是以法律为手段的，而刑法对人权的"实有"及保障又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限制性是最为明显的，它是其他法律的制裁力量。刑法涉及对公民的生杀予夺，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庇护社会，使社会免受犯罪的侵害。但这种刑罚权假如不加限制，任其扩张，又势必侵夺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正是在刑法存在的这一特别矛盾中，刑法中的人权保障的重要性才得以表现并受到充分的重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刑法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 刑法中的人权首先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最表层的分析，涉及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庇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刑法称为犯人（应当是指被告人）的大宪章。在刑法中，存在着一种刑事法律关系或刑法关系。这种刑事法律关系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它以刑事负责的形式得以表示。在这种刑事法律关系中，被指控为有罪的公民与国家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的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表明：被告人尽管被指控为有罪，但并不因此而处于完全丧失权利简单地成为司法客体的地位，被告人的人权仍然受到法律的保障。 （二）刑法对一般人权利的保障

基本人权与人民主权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xxxiii].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进程。基本人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使人获得基本权利，重要的是它在使人获得自我解放的目标和获得自我解放的手段中具有杠杆的地位，发挥着中枢的作用。尊重和实现基本人权是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获得解放，成为独立性、自治性和权威性主体的必然要求。 一、基本人权是人民主权的逻辑必然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庄严昭示既含有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也含有人民享有各种权利和自由。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民主权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归人民所有。这一原则经宪法确认之后，人民即是国家的主权者，自然应该成为享有人权的主体。当国家主体被宣布为平等地属于全体人民时，人民主体所包含的权利就获得了“人权”的意义。因此，人民主权原则必然要求基本人权原则。另一方面，基本人权要求人人享有生存、发展和自由、平等等权利，其最高形式必然引出人民主权。概言之，人民主权原则和基本人权原则存在着须臾不可分离的逻辑关系。 首先，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人权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基础。人民主权原则源于基本人权原则。主权是近代才开始孕育的概念。近代意义的主权观念是法国人布丹首创的。但他创立主权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当时因发生内乱而产生动摇的法国王权的基础，所以他论述的是君主主权论。主权学说在17世纪的荷兰人格劳秀斯那里有所发展，经稍后的霍布斯进一步系统化。尽管格劳秀斯、霍布斯都是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但他们都未得出人民主权的结论，而是主张集权政治，拥护君主专制，强调人民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其后的洛克有所进步，但也只是倡导议会主权。最后由法国的卢梭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理论结合社会契约论、人民公意理论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卢梭大声疾呼国家或政府只是主权的执行者，全部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享有的主权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他从人民主权学说中引申出起义权和革命权，强调当国家或政府违背契约，侵犯人民主权时，人民有权使用暴力推翻它。这种洋溢着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人民主权学说惊天动地，令人振奋。然而冷静地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人民主权学说的产生在理论上脱离不了人权观的充分孕育和发展。因为主权的来源、基础和归宿既然是人民或人民公意，那么不可否认人民公意的形成却有赖于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确认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否则，人民公意无从产生，人民主权也就无以存在。人权观实质上就是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宣扬人的权利自由的观念。它早于主权概念的产生，孕育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伴随着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而问世。它最早由处于无权地位的市民阶级呼喊出来，通过向神权统治争人性自由，向封建特权争平等地位，向封建统治争政治自由，进而随着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增添了社会经济权利的内容。纵观人权观的发展史，对照人民主权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肯定，没有系统的完整的人权思想就不可能有人民主权学说。布丹虽然肯定了人的财产权及公民自由，但他心目中的王权高于人权，故其主权学说只能是君主主权论。格劳秀斯并没有用明确的天赋人权为政治社会中的政治权利作辩护，因而他的主权理论明显排斥人民主权。霍布斯囿于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对人民的政治偏见与敌视情绪，否认个人在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得出的只能是专制统治的主权理论。洛克作为“1688年阶级妥协的产儿”[xxxiv]，主张人们财产上的不平等，决定了他只能得出议会主权的结论。而只有卢梭在人权观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和广泛、激进的民主主义色彩，他倡导人人自由和平等，宣称人民主权不可转让和不可分割，鼓吹人民的革命权、起义权。这种系统、完整的人权思想为人民主权学说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人民主权高于基本人权。前面我们论述的人民主权原则源自于基本人权原则，是从人

人权保障原则的具体体现

人权保障原则的具体体现 新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刑诉法典。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以来,我国两次修宪,1999年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写进宪法,2004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把人权保障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按照刑诉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基本法的定位,基于刑事诉讼法作为重要的部门法,必须贯彻落实宪法的规定,加大人权保障的力度,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制约和规范的考虑,这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刑诉法典。 “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我国刑诉法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增加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把人权保障作为刑诉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规定下来。即“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需要说明的是,人权保障原则不仅仅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的任务,更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刑诉法的立法和执法,都要以“人权保障原则”作为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刑诉法就是一部人权保障法。 第二,调整诉讼结构,改革刑事辩护制度,把人权保障原则落到实处。新刑事诉讼法把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进行调整和优化组合,解决了长期以来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缺位的问题,把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从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使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全面实现了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的优化组合,达到了现代刑事诉讼结构的基本要求。刑事诉讼法第33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提前了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而且还扩大了律师的辩护权,把律师参加刑事诉讼落实到诉讼的各个阶段,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作了重大改革。 ——第31条规定了辩护律师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第47条规定了律师的执业保障权。“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并进一步在侦查一章的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一)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二)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

论宪法的人权保障 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以来追求的理想，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的崇高目标。保障人权，实现人的尊严和价值，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1991年以前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和国家干部都曾认为人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口号。这是很大的误解。其实，社会主义应当是最讲人权的社会。今天，我们把人权写进宪法，有利于消除人们的这种误解，有利于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中加强对人权的保护。 一、人权的宪法保障机制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宪法通过宏观上控制国家权力和微观上规定基本权利的内容，形成有机的宪法人权保障机制。在宪法中做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二、宪法人权条款得以有效实现的途径 仅仅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人权”，并无法保证这一条款的有效实现。我国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纲领性的，这些规定要落实到人们的实践生活中，还需要一系列的中间桥梁及制度构建来完善和引导这些规定的具体实现，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可以借助以下途径实现： （一）立法保障。 宪法中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性规定，从而确认了公民享有基本人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立法，通过普通法律的制定以确定从基本人权中派生出来的具体权利。目前，我国已存在一些关于权利保护的下位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 （二）制度保障。 宪法中虽然规定了“人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宪法规范，并不当然意味着人权就可以得到保障。黑格尔有句名言：“公民必须体会到宪法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落实到实处。否则，宪法就只是徒有其表，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太原市警官职业学院（培训民警） 2014年12月15日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摘要：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其作为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的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范围包括一切可能进入刑事诉讼的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权，其重心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个人人权。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存在于制度的不完善和立法、司法理念上的偏差。本文主要以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范围及其中心和法理基础为根本出发点，针对不同对象群体阐述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存在的现状及不足，就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缺失的原因从机制制度、执法理念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论述了强化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是当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大趋势，也是发扬诉讼民主和健全法制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向更加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人权；刑事诉讼；保障；分析 人权是指人的权利，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就人的基本权利而言，包括人的生存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等权利。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人身自由和其它民主权利。人权问题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是人权的范围；其二是人权的保障。人权的主流精神始终是防止和抵抗公权力走向恶政，它对人的价值已为世界各国所共识。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主要国家权力，这些权力如果行使不当，往往损害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甚至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在保障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加强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概述 （一）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内容和范围 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1，不是在人权和人权保障的一般意义上来讲的，而是专指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内容及它所涉及的范围。以“人格尊严及平等”为核心的人权涉及内容极为广泛，其中任何人在被控告时，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从人权保障的主体来说，应包括司法机关以外的所有参加刑事诉讼的人。主要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判刑人、被害人和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法人被告人、法人被害人以及证人。 2．从人权保障的客体来说，应指参加刑事诉讼的所有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

人权保障制度

人权保障制度 1我国人权保障发展的沿革 国际人权组织将“人权”定义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包括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前者是指个人依法享有的生命、人身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自由平等权利;后者是指作为个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集体应该享有的权利,如种族平等权、民族自决权、发展权、环境权、和平权等。人权的本质特征和要求是自由和平等。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权的发展已经进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最好时期,并将保持持续不断的良好发展势头。纵观我国人权保障经历了这样一条发展道路:1978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

认为是中国人权保障新“原点”;1982第四次修改宪法,在宪法中列举了28种公民权利,与西方人权几乎没有区别;1991年国务院有 发布了首份“人权白皮书”,从此人权被称 为“伟大的名词”;2004年,我国首次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使 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 基本原则;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赋予公众 知情权、参与权等多种新人权;2009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年》,这 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制订以人权为主题的国 家发展规划,是中国政府贯彻落实“国家尊 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和以人为本的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中国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出发,以宪法为 根本依据,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 法律制度,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对人权的比较系统的法律保障。中国宪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它的一 项重要原则。中国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折 射出中国政府“以人为本”和“依法执政”

技术侦查与人权保障

浅论技术侦查制度完善与人权保障九江县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科

浅论技术侦查制度完善与人权保障 内容摘要：侦查是刑事诉讼中最为重要环节之一，侦查权设立的价值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保障人权。最新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规定。鉴于技术侦查措施对公民隐私权和自治权构成天然威胁的“现实危险性”，本文着重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的技术侦查制度，以寻求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实现法治的真谛。 [关键词] 技术侦查制度完善正当程序人权保障 技术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一般包括电子监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卫星定位，电子数据排查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措施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及科技的快速发展，犯罪现象日益复杂，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化和高科技化；同时恐怖犯罪、毒品犯罪、走私犯罪等有组织的犯罪在新形式下也得到发展。“有组织犯罪对社会肌体的大破坏，它几乎对个人、集体和机构等社会组成单元都产生影响，但它同时也是无视法律的一种狡猾形式，它毒辣地利用公民的权利和宪法的保障来减少被侦破的

危险，尽最大可能逍遥于法外”。总之，新的犯罪方式日益向组织化、隐秘化、技术化发展，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严重影响到了侦查的效果，一些严重危害社会和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得不到及时惩处，这就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的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为应对犯罪形势的新变化，首先是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开始向技术化、高隐秘性方向发展，技术侦查措施应运而生并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一、我国技术侦查立法现状 1993年国家安全法第10条和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分别授权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为侦查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2000年公安部颁布的《关于技术侦察工作的规定》对技术侦查措施实施细则进行了规定。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检察机关在查办自侦案件时，对贪污贿赂案件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但是该通知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也没有真正赋予检察机关决定与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部分专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