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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潜鸟》

无声的呐喊

—评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潜鸟》

Based on a study of Margaret Laurence’s short fiction The Loon,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conflicts and assimi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aces and cultures in terms of cultural politics, and shows the equal and free idea of “multiculturalism” which has been highlighted by the author in her works. It demonstrates that Margaret Laurence does not confine herself to her own emotions and pursuits and she is full of the broad sense of historical mission and the times. She shows the readers the world, plain but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her short story The Loon, Margaret Laurence, with ardent passion and keen perception, creates a native Metis girl by the name of Piquette Tonnerre. Piquette seeks to fit into the main currents of culture but is marginalized by the white-dominated society. This paper gives 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ory in terms of plot, characterization, symbolic significance and language. First, the paper shows how the author’s emotion cha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from strangeness to empathy. Then, the paper proves that it is the external cause that determines Piquette’s firm character and her tragic lot. Next, this paper makes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loon and Piquette, which are parallel to each other. Finally, the paper shows that the simple language is pregnant with meaning.

《潜鸟》“The Loons”(1970)是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十九世纪末梅蒂人(1)反对联邦政府接管他们居住的红河地区,为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争取生存权利举行起义,但很快被镇压,并因此受到社会的歧视为背景,讲述了梅蒂族姑娘皮格特的故事,反映梅蒂人如同濒临灭绝的潜鸟一样悲惨的命运。小说表现了加拿大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同情、理解和友谊,也表现了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误解和冲突。通过小说,作者呼唤加拿大早日实现各民族、种族和文化间的真正的平等、自由。

这篇小说构思新颖,人物刻画细腻,具有不俗的艺术欣赏价值。本文拟从叙事风格、性格塑造、象征意蕴,以及语言特色等几个方面,分析作者通过小说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1、现实的记录

20世纪60~70年代初是加拿大面临动荡和决策的时期,种族、地区和性别矛盾日益激烈,抵抗运动风起云涌。对社会现实主义的持续的兴趣引导着许多作家去叙述他们周围的实际生活,并利用各种表现形式在读者身上培养一种观察真实生活的意识。(2)玛格丽特·劳伦斯就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潜鸟》写于1970年,正是加拿大推出多元文化政策的前夕。玛格

丽特·劳伦斯通过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的细腻描写,以及性格的塑造等写作手法,真实地再现玛纳沃卡镇上梅蒂族姑娘皮格特在白人主流社会的边缘苦苦挣扎,同不平等的社会抗争,但最终命运悲惨的故事。

最动人的故事,不是听来的,看来的,而是亲身经历的。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通过“我”(一个苏格兰医生的女儿,瓦妮莎)首先展现了主人公皮格特一家破败的生存环境。“瓦查克瓦河一经流过玛纳瓦卡镇,就变得混浊起来。河水撞击着河边的鹅卵石,发出阵阵声响。河边谷地上,橡树、柳树,以及北美草莓丛,密集交错,在镇脚下生成一片林子,”皮格特家的棚屋就坐落在这片茂密丛林中央的空地上。50多年前,皮格特的祖父腿上受了枪伤,从巴托什战场返回家乡,建造了这个住处。皮格特一家在白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贫困潦倒,生计靠家里的壮丁 “打零工”, 或在铁路上当“养路工”来维持,或“就靠领救济度日”。

皮格特是“我”的同学,大“我”几岁。她经常旷课,成绩不佳,已经留级好几次了。“我”不喜欢皮格特。她说起话来“声音嘶哑”,走起路来“瘸着腿”,行动笨拙,衣着另类。“我”了解皮格特的唯一情况是她的疾病—骨结核,因为父亲是给她治病的医生。直到“我”十一岁那个不寻常夏天,“我”才注意到她的存在。

为了皮格特早日康复,出于仁爱之心,父亲主张带上她和我们全家到一起钻石湖别墅度假。母亲听说此事,心事重重地说:“你得替孩子们着想,我敢打赌她头发里一定有虱子”。而祖母则干脆地说:“要是那小妞也一起去钻石湖,我就不去了”。

就这样,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来到了钻石湖畔的别墅(祖母出乎常规,没有同行)。这是“我”的王国。“从窗口向外望去,透过造型精致的云杉树,碧波粼粼的湖水在阳光下闪烁着。别墅四周长满了蕨类植物和坚硬的木梅树。…… 你如果在草丛中仔细观看,可以找到野草莓藤,现在正开着白花,一个月之后便可以结草莓了。…… 那两只灰色小松鼠还住在别墅旁高大的杉树上,吱吱地向我们说个不停”。

在钻石湖的两个月里,“我”快乐地玩耍,而皮格特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她总是沉默寡言,神情阴郁。“我”对皮格特的印第安血统产生兴趣,试图接近她,赢得她的信赖,邀请他一道去游泳、散步,一起去听潜鸟的叫声。然而,皮格特以她冷漠、不屑一顾的方式一次次拒绝了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融洽起来”,这有负于父亲的期望,“她既让我感到自责,又让我觉得她是个不解之谜。”


四年后,“我”与皮格特在镇上的咖啡馆里不期而遇。那年她十七岁,可是看上去好像二十了。她的脸上以前一向紧紧地崩着,毫无表情,而现在却充满生气。她变化如此之大,令我惊诧不已。她似乎急不可耐地向我透露她在城里有了男朋友,是个英国金发小伙儿。而且,他们今年秋天要结婚了。“虽然我对她的了解比在钻石湖那段时间多了一些,但并不比那时更深入。我很惭愧,我感到惭愧是因为自己的胆怯,是因为自己回避现实的恐惧心理。”

又过了三年,“我”离开小镇去外地上大学,放暑假回到家中,母亲跟我谈及皮格特,才得知她悲惨的结局:她与白人丈夫婚姻破裂后,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老家的棚屋内,一个冬天的夜晚,木屋起火,她和两个孩子葬身火海。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火与雪的无声情景:白茫茫的冰天雪地中,红色火焰窜上屋顶,熊熊燃烧。此时此刻,“我”仿佛走进了皮格特的精神世界。

一次偶然事件使“我”逐渐走进了皮格特的内心世界,“我”的思想感情从最初的陌生、同情逐渐转变为理解,作者的个人政见跃然纸上。。

2、倔强的性格,不屈的反抗

哲学家认为:人的变化归因于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一般来说,内因的作用大于外因的作用。小说中的主人公皮格特的性格、命运的转变,外因却起着主导的作用。

梅蒂族是加拿大的古老的土著民族,梅蒂人世代生活在西部地区(现在的马尼托巴省的红河流域)。自治领建立之后,加拿大在迅速向西部扩张领土时,梅蒂人揭竿而起,淤1869年和1885年两次发动武装起义,反对联邦政府的扩张政策,结果均遭到残酷镇压。梅蒂人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他们应该是热情、勇敢、无畏的民族。他们可以放弃生命,但不能放弃土地和自由。

梅蒂族姑娘皮格特的性格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冷若冰霜,沉默寡言,后又热情似火,桀骜不驯,最后郁闷悲观、心如死灰。在这变化下,埋藏着的是她对爱、尊严以及归属感的强烈的渴望和执著的追求。环境造就了她的性格。

梅蒂人起义失败后,沦为社会的下层。他们丧失了土地和家园,在白人的主流社会中找不到恰当的位置。“他们彼此间用一种土语交谈,既不像印第安语,也不像法语。他们说起英语来结结巴巴,还尽是些俗语粗话。”丧失了自己的沐浴,如同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皮格特一家就是在这种没有归属感的环境下艰难度日。她的母亲或许不堪重负,几年前就离家出走了,她的祖父和父亲成了酒鬼,皮格特不得不用自己嬴弱的肩膀承担起家务。在缺乏家庭温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皮格特变得

孤僻、冷漠。在钻石湖别墅,我注意到“她那又黑又直的长发垂披在肩上,那皮肤粗糙的脸庞宽宽的,毫无表情。她一幅茫然的样子,似乎已灵魂出窍。“我”走近她,她便“以不屑的眼神看着我”;我试图与她交谈,可她“声音冷淡”;我邀她一起散步,她却说:“我又不是小孩子。”当我受好奇心的驱使,毕恭毕敬地请皮格特讲“森林的故事”时,她“瞪着那双又黑又大、毫无笑意的眼睛”厉声吼到“闭嘴”。在她看来,白人对他们家世感兴趣是为了嘲讽他们,所以她以自闭和冷漠紧紧地维护这起码的尊严。

几年后,“我”在咖啡馆再次见到皮格特时,大为惊讶。以前那个神情暗淡、郁郁寡欢的梅蒂姑娘不见了。现在的皮格特“浑身上下充满野性和活力”。她与身边的小伙子们谈笑风生。她的嘴唇鲜红鲜红的,剪短的头发烫成弯曲的小卷,紧身短裙将那“柔软而苗条的身段衬托得恰到好处”。当皮格特自豪地向“我”透露“秋天我就要结婚了”的消息时,“我”“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她。”她那张桀骜不驯的脸庞变得坦率、真诚,眼神中透出一种令人生畏的渴望。离开贫困、封闭的家庭闯入白人的世界一定使她大开眼界,主流社会与梅蒂人部族生活的强烈反差更增强了她彻底摆脱往日阴影的决心。对她来说,能在白人世界立足的途径莫过于嫁给白人,婚姻或许是她过上体面生活的唯一方式。皮格特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找到归属感,犹如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然而,皮格特的婚姻注定要失败。母亲告诉我“或许是她丈夫遗弃了她,或许是她离开了丈夫”。可以推测,起初,他们的确两情相悦,他被皮格特野性的美和活力所征服,而皮格特也渴望一位白人的真挚的情感。但这桩婚姻在主流社会毕竟非同寻常。婚后,他或许不堪周围的讥讽和社会的压力而抛弃她。而皮格特也意识到这桩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期望中的幸福、富裕和归属感,相反,却遭到了白人世界更多的歧视和耻辱。她内心中那份刚烈和不驯使她义无反顾地逃离了不幸的婚姻。当希望化为泡影,皮格特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回到老家。她万念俱灰,自暴自弃。她“胖了许多,蓬头垢面,衣冠不整,完全是一个邋遢的女人”,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哀莫过于心死。当美梦被击碎,尊严被摧毁,皮格特于绝望中觉醒,一场大火结束了她虽生犹死的生活。

皮格特的死犹如无声的呐喊,向冷酷的社会抗争。

3、意蕴悠长的象征

小说中另一个值得探究的特色便是象征手法的运用。

小说中,我们始终能听到潜水鸟的鸣叫声。在钻石湖别墅,

“我”邀请皮格特一道去湖边听潜水鸟的鸣叫声,她断然拒绝。后来,“我”与父亲在万籁俱寂的月夜,坐在防波堤上静听鸟鸣。“夜阑人静,湖面像一块黛色的玻璃,只有一线水面因月光的映照才呈现出琥珀色。四周高大的杉树长得密密地,黑黑的树枝刺向天空,被冷冷的星光涂亮。潜水鸟开始鸣叫。它们像幽灵般地从岸边的窝巢腾起,飞向平静幽暗的湖面。潜水鸟的鸣叫声悲凉凄厉,任何人都无法形容,任何人听后都会终生难忘。那种悲凉之中又带着嘲讽的声调属于一个遥远的世界,那世界与我们这个有着避暑别墅和居家灯火的美好世界相隔万年之遥。”

潜水鸟的鸣叫声似乎象征着大自然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而唱的挽歌。

在小说的结尾,“我”再次来到钻石湖畔。此时,皮格特已经死去。“我”走向钻石湖,父亲亲手建造的小码头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修建的又大又牢的码头,因为此地现在已变成了一座国家公园。钻石湖也改名为瓦帕卡塔湖,理由是起一个印第安名字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去只有一家小店,如今已扩展出几十家商店。此地已变成了一个繁华的旅游胜地,拥有一切设施—旅店、舞厅、咖啡屋。夜晚,我独自一人来到湖边。湖面依旧如前,周围的一切静悄悄的,“我”感觉似乎太静了,随即,“我”意识到:潜水鸟已经不在这儿了。我等了许久,但到底也没有再听到一声“那划过寂静湖面传来的、尾音托的长长的、凄厉而带有嘲讽的鸣叫声。

潜水鸟终究不敌人类文明的入侵,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也许它们已远走高飞,在遥远的地方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也许它们寻不到那样的地方,于是再也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就这样自生自灭了。”

潜水鸟是加拿大濒临灭绝的生物,它们发出的凄厉、嘲讽的叫声以及它们的命运不正恰当的反映了当前梅蒂人的状况吗?皮格特的命运与潜水鸟的命运何其相似。皮格特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不断地寻求主流社会的认同,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属,寻找一个没有歧视、充满爱和温暖的精神家园。但是,当皮格特意识到她无法摆脱自身的文化烙印,无法改变自己,她所代表的梅蒂族永远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以死向人间的不平进行抗争。

现在“我”意识到“只有皮格特才以一种无意识的、别人完全不理解的方式,真正听懂了潜水鸟的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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