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
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
清廷考
2011-08-19 15:16:45
陶飞亚
[英文标题]A Textual Research for Assembled Missionaries' Submitting a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
[中文摘要]以往的晚清中外关系研究往往强调了甲午战后民教冲突的一面，而从未提到过传教士迫切希望减少这种冲突并为此作的努力。虽然清廷两派在基督教问题上的分歧导致1895年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的成效甚微，但清廷高层的改良派官员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交往和了解成为基层民教冲突影响高层政治决策的中间环节，预示了日后清廷修正基督教政策的可能性。
[关键词]传教士/李提摩太/翁同龢/上疏
[作者简介]陶飞亚，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哲学博士。（上海 200444）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加剧的进程中，民教冲突实际起了使危机提速的作用，1895年的四川成都教案和福建古田教案就是最初的信号。不过民教冲突对
民教双方来讲往往是两败俱伤，得利者主要是利用传教士的血和生命勒索利权的列强政府。因此，尽管传教士与官方经常处于对立状态，但从利害原则来讲，清政府和传教士都是不愿意看到或卷入冲突而是希望防范和避免冲突的。但这一点尤其是传教士希望避免教案发生在我们研究中基本被忽略，实际上却是真实存在的。1895年在华新教传教士集体策划并实施的直接给皇帝上书行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为我们了解传教士和清政府在应对教案危机上的所作所为及晚清政教关系走向提供了线索。
传教士文献显示，传教士非常重视这次上疏。①中文著述中则仅有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中从维新运动角度提到此事，但基本未涉传教士上书主旨。
[1]顾长声在给李提摩太写的传记中则称李去北京是“政治投机”，是个人行为，对传教士集体上书清廷未置一词。[2]所以，本文拟缀合中西史料，查考此次上书的缘由以及传教士与清廷高层对教案原因及防范教案上认识的异同，探讨其对晚清政教关系转向的影响，以补清史研究之阙。
一、起因
传教士集体上书发生在公车上疏之后。相比后者的轰动效应，这次上书规模小，影响也小，但它改变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直由外交官代表传教士与朝廷交涉的模式，是官教直接接触的起点。实际上传教士打算直接与清廷接触由来已久，因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华传教以来，传教士一直面临着一种困境——尽管有列强政府、外交官以至炮舰的支持，但仍必须依赖清的各级政府在传教现场的保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然而从将近半个世纪的教案看，传教士和地方官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彼此抱怨不断。[3]在传教士们看来，地方官员对教案处理不力且有失公平，因此，传教士一直希望清朝中央政府能消除对基督教的疑忌、树立对基
督教的正面认识，并使各级地方官员履行职责，保障传教士传教和中国平民信教的权利。
早在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有446名传教士参加的第一次在华基督教差会大会上，传教士们就指出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敌意是导致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并提到一些官吏也希望充分了解基督教及传教士传教的目的，因此有人提议直接向皇帝上书，“说明基督教差会的性质及它们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最后大会成立了李提摩太、林乐知等组成的七人委员会。李、林之外，另外五人是阿什莫尔博士、布劳格特博士、约翰博士、穆尔主教、沃瑞博士。委员会负责起草一份请愿书，一是表示感谢——“感谢中国政府在过去给予我们的保护”；二是“把对基督教的诬蔑之词呈送官府，指出除非查禁谣传，否则会有严重后果”，“请求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禁止谣传，并让通国知道事情真相”；三是“说明我们所信仰和传播的是什么，说明我们所到之处都在教导忠诚、和平、慈善，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不是追求别的”。传教士希望这份文件直接提交给皇帝，并通过皇帝下令给各省督抚并县级官员，发布告示，以使文人学士能了解“基督教真理和仁慈的本质以及他们为中国民族最根本利益服务的倾向”。②用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就是“解释基督教会来中国的真正目的，并要求保障宗教自由”。[4]222这个委员会后来拟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但清的政治体制中并没有类似欧美的代议机构，没有接受民意表达的常规渠道，传教士直接给朝廷上书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而1890年正好是教案低谷，[5]32因此传教士完成上书报告后，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但1891年在芜湖及整个长江流域，爆发了反对新教传教士的骚乱。传教士们在各种报纸上大量登载对传教士有利的声明，并且强调传教士在赈灾和医药方面所做的种种善事，竭力为教会事业辩护，但仍然感到“我们正处在一个随时都
可能爆发的火山口的边缘”。1892年湖南在籍道员周汉刊播揭贴，伪造公文，鼓吹反教，在社会造成很大影响。[5]551-5541893年6月两名瑞典传教士在湖北麻城宋埠被“共殴毙命”，引起传教士的恐慌。[4]223[5]565-5661893年9月，李提摩太专门去汉口与杨格非等讨论上书事宜。不过随后的1894年又是重大教案的低谷，此事再度被搁置。[5]38甲午对日作战失利，民众把怒火转移到传教士身上。[6]1895年6月四川华阳爆发打毁教堂案，传教士纷纷走避。随后8月1日爆发福建古田教案，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史荦伯夫妇等11人被杀，其中包括数名儿童，这使传教士们大为惊慌。李提摩太写信给上书委员会的成员，敦促他们立即赴北京同最高当局接触。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并赋李提摩太以全权，赴北京与住在当地的上书委员会成员惠志道和刘海澜协商给清廷上书事宜。李提摩太离开上海之前，参照1890年请愿书，拟了一份短稿，得到在沪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等人的赞同。李提摩太还征集了英国伦敦会、内地会、美国监理会、美国公理会、美国长老会等差会的20位有影响的传教士的签名，使上书有了英美在华差会的代表性。征得签名后李提摩太随即赶赴北京上书。[7]137在请愿书上签名的20位传教士是：慕维廉、杨格非、惠志道、裴雅谷、仕文、耶十谟、林乐知、李修善、刘海澜、娄士、包尔腾、金护迩、赫斐秋、谢卫楼、史嘉乐、戴德生、狄考文、文书田、李提摩太、李佳白。[4]223
二、游说与上疏
1895年9月李提摩太抵京，发现起草1890年给皇帝请愿书的传教士布劳格特回国休假去了。传教士们商量后同意把李提摩太起草的那份文字少的报告呈交总理衙门，布劳格特起草的那份篇幅长的请愿书（装订成书籍样）同时呈送。因为两份文书都要由传教士的中国助手润饰和誊抄，所以一时来不及呈报。而此时恰是康有为及各省举子大规模上书被都察院所拒之后，李提摩太可能认为此时呈
报结果难料，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接近和游说总理衙门大臣，为上书探路和铺路。
当时总理衙门有恭亲王、翁同龢、李鸿藻、孙家鼐、张荫桓等八位大臣。李提摩太决定先拜访李鸿章。早在1876年李鸿章签烟台条约期间，部下染痢疾，李提摩太曾经送奎宁等药物给李鸿章。1880年9月李提摩太经过天津时，曾受邀与李鸿章见过一面。1887年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在烟台再次见面时讨论过改革中国教育。[4]188两人有数面之交。9月17日，李提摩太拜访李鸿章，原想请李鸿章写信，请李鸿章引荐他到恭亲王那里去，但在与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白梯克（美国人）谈话时，白梯克认为由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引荐更合适。白还建议他拜访翁，并建议李提摩太把过去与曾国荃、张之洞及其他高官来往的经历告诉翁同龢。9月23日下午李提摩太再次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告诉李提摩太清廷“现在的”掌权者是翁同龢，建议李提摩太给翁同龢写一封信，说明自己已经在中国待了多年，曾经参加过赈济灾荒和民众启蒙的工作，因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告以有要事求见。9月26日，白梯克邀请李提摩太在塔利饭店用餐，顺便把李提摩太介绍给席间碰到的10位翰林。9月27日，李提摩太拿着写给翁同龢的信草稿，又拜访李鸿章，并请他帮助修改信件。李鸿章与李提摩太谈了话，并就应该如何与翁同龢交谈及如何在中国官场周旋，向李提摩太提了一些建议。
不过，10月12日李提摩太先去见了李鸿章的老乡、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谈了一个多小时。李提摩太认为“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李提摩太还参与了强学会活动。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时英人李提摩太亦来会，中国士夫与西人通，自此会始也。”[8]李的种种改革议论可能给康印象甚佳。10月17日康有为到北京伦敦会教堂拜访李提摩太，后来还将自己的著作赠送李氏。[4]234可见李氏的社交活动相当成功。
直到10月26日，按照翁同龢的安排，李提摩太才在总理衙门见到翁同龢。翁建议去“一个更加秘密的地方会谈”，把李提摩太领到同文馆的一间房子。在场的，翁、李之外，只有汪鸣銮一人。汪是翁的得力助手，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李提摩太给翁同龢带去了《海国图志》和《皇朝经世文续编》，把两书当做文人学士反对基督教的证据。李认为这两种书都带有对基督徒的最荒谬的敌意。《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说，基督徒把华人的眼睛挖出来，配以铅粉，炼制白银，外国传教士因此而致富。《皇朝经世文续编》则宣称，传教士制作迷幻药，使妇女发狂。李提摩太向翁同龢指出，这种种诽谤的目的在于制造反对外国人的骚乱。李提摩太还说左宗棠、王文韶等大官都为这些著作写了序言，这就更加扩大了这些书的影响。李提摩太说：“当普通人读到这些诽谤——包含在通俗性的印刷品中、带有中国高官签名认可的对基督徒的诽谤——时，我们不敢想象他们会不受到蛊惑而发起暴动，屠杀基督教徒。”据李提摩太记录，当时翁同龢说李提摩太“在中国住的太久了！”“他被我的观点所征服了。”接着，李提摩太又历数中国一千年来在宗教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扰——先是佛教徒迫害道教徒，接着道教徒又迫害佛教徒，自相攻伐，国无宁日。而宗教自由一旦得到各方认可，整个国家的和平便指日可待。李提摩太对翁同龢说：“基督教徒们现在向政府所请求的不过是不被干涉而已。”据李提摩太称，在听完这番话后，翁同龢当即表示，“如果就这些的话”，“我看不难照办”。[4]227-228《翁同龢日记》也提到了10月26日在总署见了李提摩太，“未初晤英教士李提摩太，豪杰也，说客也。”看来翁对李提摩太印象很好。李提摩太在谈论基督教问题时还谈到中国改革问题，所以甲午新败后倾向改革的翁同龢请李提摩太写个折子，谈谈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最急需进行的改革是什么。翁同龢还在日记里大段记录了李提摩太的话。[9]2843
李提摩太这些外围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见到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奕訢。
老于官场的李鸿章并没有给李提摩太写推荐信，只是修改了李提摩太自己写给恭亲王的信。在10月30日，恭亲王和其他七位大臣终于在总理衙门接见了惠志道、李提摩太。据李提摩太后来说，恭亲王是他见过的最“蛮横”的人，说“恭亲王让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把椅子上，以此来表示对我的轻视”。谈话一开始，“恭亲王就提到了教民，称他们是中国的垃圾”；恭亲王“理所当然地”认为：“教民们所遭遇的所有麻烦，都是他们卑鄙愚蠢的行为所致。”李提摩太向恭亲王请求允许他表达一下基督徒的看法，恭王表示他表示愿意聆听。李提摩太陈述道：“刚才提到的对基督徒的指控实属莫须有，以这种指控为依据的中国政府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我在中国的不同省份生活了多年，亲眼目睹了教徒所做的诸多善行，因而了解事实的真相。而您，住在北京，只能相信口耳言传，得到的只是虚假信息。人们都对我说，如果王爷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您的正义感会使基督徒所遭受的苦难最终结束。我来到这里，并不是以个人身份，也不是作为代表一个国家的使者，而是代表全世界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所有基督徒，来请您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所有针对基督徒的未被证实的指控。如果我们真的有罪，我们不想免除正义的惩罚；如果我们是无辜的，我相信王爷会让我们得到正义，得到中国的其它宗教所享有的同样的自由。”奕訢当场并没有什么表示。据李氏记载，奕訢离开后总理衙门大臣之一的李鸿藻就走过来，“感谢我这么直率地跟王爷谈话，并对我说：‘在我们中间，没有谁胆敢像你这样反驳王爷，但既然你已经提出了你的请求，态度又是如此恭敬，他是不会生气的。你这次来会有成果的。’”[4]229翁同龢日记中的记载是10月31日“李提摩太先来见恭邸”。[9]2845
见过奕訢后，惠志道和李提摩太紧接着拜访英、美、德三国的驻中国公使，向他们解释传教士上书总理衙门的目的，寻求公使们的支持。德国公使因没有德国传教士要求他们采取行动，所以拒绝与李等合作。但美国公使田贝一向是传教士的热心支持者，他于11月12日致函总理衙门，说明传教士代表此行的目的并
请求接见，还按照中国官场的规矩，称“李提摩太系英国上议院议员，秩中国一品。惠志道系美国人，美本民主之国，教士品虽不同，其尊则一，皆得觐见各国君主，及与各大臣往来”。11月14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亲自陪同两位传教士正式到总理衙门上书。传教士们当场向大臣们再次陈述意见，总理衙门收下了传教士的两份文书，并允诺上奏光绪皇帝。传教士们酝酿五年之久的上书计划至此终于实现，终于使清廷高层直接听到传教士们为基督教、为自己，特别是为历来遭官府厌恶、受官府鄙视的中国基督徒所作的辩护。③
三、上疏内容和清廷反应
传教士上书有中英文两种文本。英文本登在《教务杂志》上，中文本《陈管见以息教案疏》（以下简称《教案疏》）刊于1896年7月的《万国公报》。上书开宗明义：“愚人诬陷教民，扰害教堂，隐忧方大。谨陈管见，冀杜乱萌，而敦睦谊”，恭折请求“二圣”明鉴。
《教案疏》进一步解释上书的原因。《教案疏》说，世界万国的政教关系是“相生”“相成”的，“朝廷苟为教会设立妥善章程、民间断无龃龉之事”，反之必然“猜嫌疑忌、纷然并起，必致别致事端”。基督教从唐宋元明都是“准令任便传教，与他教不分轩轾”。在“圣朝”更得到“圣祖仁皇帝”“一视同仁，尤加优待”，只是在雍正朝“禁止传教”。在道光末年“立约通商”后传教重新开始。但天津教案、长江教案，特别是最近的四川成都教案和福建古田教案，令传教士“扼腕惊心”。虽然1890年上谕和奏章中都说有“不逞之徒，捏造无稽滥语，籍端滋事”，但在实际执行中既未“严行办理”，也没有严禁“谤书”。这怎么能平息“乱萌”呢？因此，他们不得不“仿照西例，联名敬乞皇上慈恩，饬下总理衙门会同教师，速议保护教会章程”。《教案疏》特别指出，最近教案
的根源是新刻《皇朝经世文续编》和《海国图志》等书有“诋谤教会之语，诬陷教民，累牍连篇”。这些书有大官作序，而且广泛发行，读书人看了怎么能不起而攻击教会教民呢？
那么，《海国图志》等书说的是不是事实呢？《教案疏》首先扼要介绍了《新约全书》记救主耶稣与亲灸门徒之遗训：“其大旨略云：上帝君临万国，父爱万民，覆帱之下，谊属同胞，必以讲求忠孝，为立身之大端。又必思效法救主，仰体上帝不忍斯民陷于罪恶苦难之心。愿万国万民，化争为让，化恶为善，化愚为智，化贫为富，不独享承平于光天化日之下，更沐神贶于永生不灭之中。”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因此设立教会，在道德方面，每七日“共聚一堂，阐扬天道，使人知仰赖神贶，以克私念”；在慈善方面，“则有施医养老育婴之事”；在教育方面，“则有书院义塾等类”。至于“教会规条，尤属严明，凡酗酒谎诈赌博淫恶之徒，一概不准入会”；“间有匪人混迹，……既知必斥。”
《教案疏》举例说明凡信教之国“养民、新民、安民诸大政，固皆赖救世教以日增而月盛也”。这些国家的“名臣硕彦”都是“热心乐道人”。传教活动还给非洲、太平洋岛国、印度、日本带来了进步。在中国，传教士“已经将西国经史并格致机器等书译成华文，又将中国经史译成西文。更设书院学塾，教华人以西国有益之学。而四书五经仍不偏废。通商各埠，及内地所设各医院，皆以治病至精之法治之。遇有灾荒，助赈不遗余力”。有些教士“因放赈而捐躯，仍有起而继之者”。另外一些传教士则“查水旱各灾之缘起，并贫弱之根由，拟有补救预防之法，足令各省每岁增收数千万金。”如果中国“早采其言，不致如今日受困之甚”。结果是基督教行于何国则何国兴，不行于何国则何国衰。“各国史册，班班可考。”
关于中国人常常怀疑传教活动的政治性，《教案疏》专门说明传教活动的非政治性。传教士来华“非奉本国帝王命令，乃以其乐善不倦之故”，因此得到本国官民上下“尊重而爱护之”。传教士“常恭祝皇上，以及官民，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聿臻郅治”，表达传教士对中国政府的忠诚。如果像《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续编》说的那样，基督教怎能得到其他大国的尊信呢？传教士还声明，他们的活动不怕人考查，“特恐人之不考察耳”。传教士们模仿清廷大臣奏疏的口气写道：“臣等以为，在京大臣或外省督抚暨通国绅士，如有疑义，不妨循中国旧制及各国常例，准令中国官民人等与教士往来常见，然后乃无捍格之虞，而凡百皆有益无损矣”，否则“隔阂不通，久必酿成教案”；而到那时“外国不得不向中国理论”。
最后传教士提出三点请求：一是删除《海国图志》、《经世文续编》中谤教之文；二是传教士为中国办理有益之事不得被视为异端，而且“无论官民，如愿入教，悉听其便，万不可迫之使之背教规，皆当实准奉教，无容歧视也”；三是传教士既为中国求益而来，“应令各处官绅采访各国教养善法，凡有益于民者，不分中外，务期和衷商办”。传教士还着重说明，以前朝廷确实出示保护教民，但社会上流言认为这非朝廷本意，仅是西国要求所致，所以“教案仍见继起”。“臣等再四思维，惟有仰恳天恩，俯准以上所求三事”，命令各省官员认真办理，保护教民，“教案亦可永息矣”。[7]132-137
传教士费尽心机，这篇上疏用历史与现实、教义与传教士的行为及其他中西实例论证了基督教是好的宗教，传教对中国有益，清廷应该禁止谤教文献的流行，应该真正实行宗教自由政策，以“永息教案”。那么清廷是如何评估这份文书和传教士的上述行动呢？
1895年11月30日，也就是在传教士上书后半月，恭亲王奕訢领衔给光绪写了“奏为代递英美耶稣教士条陈中国教务折”，实际上是对传教士上书的答复。可能出乎传教士意外的是，这个奏折除了重复当年弛禁天主教时就说过的“劝人为善”的说辞外，传教士大谈特谈的基督教本身的内容及对国家社会有益之处一字不提。奕訢首先提出的是，传教载在条约，只是当日只载明“安分传教、习教之人等一体矜恤保护，并未议及不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应如何科定罪名”，所以就有了“教民倚教士为护符，教士纵教民为奸恶，民教相仇，辗转报复，各省教堂之案层见叠出，至近年而益甚”。对于传教士的“目击时艰，情殷挽救”，他表示“其志可嘉”，但马上指出传教士的条陈“只论传教之益，不计传教之弊，殊欠周密”。恭亲王对付传教士所提要求的办法就是乘传教士“该意就商之际，为因势利导之方”。
那么怎么应对传教士的三条请求呢？关于传教士要求“各种诬蔑教会之书，请一律划除一条”，奏折认为，“民间匿名刊刻之书，造言生事，本干例禁，即《海国图志》、《经世文续编》等类，亦属私家记载，其中谤教之文不难概予销毁”，但奏折又说“特以止谤，莫如自修”，关于挖眼剖心的说法，朝廷“多方谕禁，不在止息”。现在传教士说不怕人考查，那今后“凡有教堂雇佣华工、或养育民间幼孩，均须先向地方官报名注册，以备稽考”。如有辞工病故，也报明地方官，“如此则群疑顿释，谤者不期禁而自禁矣”。
关于传教士要求“中国人民如愿入教，悉听其便，不可逼之，使背教规一条”，奏折声称，传教写进条约，“准其传习，亦执（何）从而迫之背教”，根本就是没有的事。然后奏折不加区别地痛骂“惟传教者，既兼容并包，奉教者即不无倚势怙恶，种种妄为，擢发难数”。如今传教士折内既称“凡酗酒谎诈赌博淫恶之徒，一概不准入会，间有匪人混迹，经久必斥”，那“嗣后华民入教，亦须开列
姓名籍贯，报明地方官查明从前并无案犯之人，方准注册教籍”。同时又强调说清政府对民教争端一贯是“务持其平”。
关于传教士所说的“为中国求益而来，应令各官绅采访各国教养善法和衷商办一条”，奏折称“中国现正讲求制器、练兵、开矿、炼铁诸大政，西士之有技艺者，恒不惜重价敦聘，况教士既有善法，岂有不望相助之理？”但奏折认为传教士“良莠不齐，往往袒护教民、干预公事，挟诈侵权、无所不为”。传教士既然说“有如此情弊，即当公议驱之回国”，那“嗣后即照该教士所称办理”，而“其有安分传教者，地方官绅不妨与之往来，以礼优待”。
因此，在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大臣看来，这三条都不难办到。恭亲王奏折中还说：“近来该教中颇喜读孔孟之书，其颖秀者，亦能略窥大义，著书立说。”“如此则崇正黜邪，中西不期和而自和矣。”不过，奕訢等对这三条都有自己的看法。尤其奕訢本人早在天津教案后就与文祥提出过“传教士章程”，但被各国拒绝。因此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继续与传教士协商“重订章程，颁行各省”。因为是传教士主动提出，所以各国公使“当无异说”。“耶稣教既愿重订，天主教当无异说。”至于传教士请求“带领引见”向皇帝面递条陈事，则被否定。光绪当天的朱批是“该衙门酌复办理”。[5]620-622
将奕訢的奏折和光绪朱批放在一起看，总理衙门应该“酌复”此事，有进一步协商和解决教案问题的意思，但实际上后来并未有进一步的行动。传教士的期待并未实现。据李提摩太在上书当场的感觉是总理衙门多数大臣“都倾向于答应我们的要求”。[4]230李事后记载说：“几天以后，皇上谕示总理衙门，要他们与传教士协商，直到问题妥善解决。12月初，两位总理衙门大臣向我们保证，很快就会发布政令，同意我们在请愿书中提出的要求。”这两位大臣，一位可能
是翁同龢，还有一位是李提摩太提到的是汪鸣銮。亲自上书的刘海澜、李提摩太当时非常乐观。他们随即在报告中写道：“我们怀着对上帝的感激和愉快的心情向大家报告：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的汉人大臣们都是非常理性的，没有人比翁同龢再如此。他们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所请求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准备‘让教民享有自由’，如果事情这样进行下去，我们的麻烦也立刻就此结束。”④但两位大臣提到的“政令”最终没有发布。李提摩太晚年写的回忆录的解释是：“这时出现了两件事，改变了解决问题的进程。汪鸣銮，曾经是总理衙门中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突然退缩了，这削弱了支持请愿书的那一派的力量。”另一个因素据李说李鸿章告诉他：“法国公使出人意料地反对皇帝同意任何由传教士提出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了传教士是否有权直接与中国政府交涉的问题。”[4]231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事实上李提摩太等在京上书之际，清廷帝党与后党的分歧已经初露端倪。李说的汪鸣銮的退缩，实际是1895年12月3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汪鸣銮和长麟同时被慈禧太后以“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革职永不叙用”。[9]2856这使得上书的要求失去一个有力的支持者。但把清廷对此无所作为都归之于汪的被解职是夸大了汪的作用。因为据李提摩太自认支持自己的翁同龢，其地位远比汪重要，也没有继续采取行动。在汪鸣銮被免职的当天李去拜访了张荫桓，不过张看来并没有对此表示支持。[4]239因此，李提摩太毕竟是外国人，他认为总理衙门大臣都对其表示同情实际是一种误读。因为从清廷方面看，传教士所对基督教教义的说明以及列举的对中国的益处的说明，在奕訢等奏折中被指责为“只论传教之益，不计传教之弊，殊欠周密”。[5]620双方看法的分歧太多。其实传教士说的第一条，中国官员也有相同的看法。早在1891年9月时任驻英法德公使的薛福成给朝廷上的“处理教案治本治标之计折”中，就指出：“耶稣之说，亦以仁慈为宗旨。近者禁黑奴有会、禁鸦片有会，彼以虐人之事、害人之物尚欲禁之，岂有残酷至挖眼剖心而欧洲各国习不为怪者？
即彼之精于化学医学者，亦谓无心眼入药之理。”薛还认为：“斯必灼知旧说之讹传，然后此案乃可下手，否则在事大小官员，先怀疑虑，……将何以晓彼愚民？将何以禁彼匪党？”[5]490-491薛是有出国经历的人，对基督教有较多的了解，眼界较宽，而且头脑清醒，所以对基督教的介绍和评价就比较客观和公正；而清廷中枢人物只有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创巨痛深的教训后才有这种认识。至于第二条关于教民权利，刘海澜和李提摩太感觉只是满人“看上去下了决心认为教民全是坏蛋，对他们来说，与任何与教民有关的人谈话是最痛苦的事情”。⑤其实汉族官僚也是如此。翁同龢记载了张荫桓曾驳斥李提摩太的关于教民的看法，而李“不甚服”。[9]2863翁1898年9月26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在致谭钟麟的信中谈到广东“惠潮械斗”的一方“此辈多教民，教民巨患，岂特滨海哉！”
[10]翁本人对教民的偏见也是牢不可破。
但李提摩太仍不死心，还和刘海澜去一起去英美驻华公使馆活动，“希望各国公使一致行动，争取让中国政府同意请愿书的内容，并且请他们在请愿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条要求：不论什么时候，凡给予罗马天主教徒的特权，应当同时推及基督教徒”。[4]231但最后公使没有什么跟进的行动，传教士上书之事也就到此为止。
四、翁李交谊与清廷政策走向
不过，传教士上书并非一无所获，他们能进入清廷决策机构与王公大臣等坐而论道本身就是政教关系的积极变化。他们给政府官员留下了比较正面的印象，尤其李提摩太与翁同龢发展出了一段交情。李提摩太上完书并没有离开北京，而是继续在京城活动。翁同龢以总理大臣之尊数次与李会面，日记中流露出对李相当欣赏。1895年12月13日，“见李提摩太，并刘海澜。海澜者，会文书院总
办也，在京廿余年，颇揽借账事。余与之谈道，次及政事，旋及教案。余以二端要之曰，教民何等人当斥，教士何等事应退，令彼拟条约共商。……李读书明理人也”。[9]28581996年1月2日，“未正见李提摩太、刘海兰，民教相安事”。
[9]28632月14日翁同龢“拜客数家”，其中有李提摩太。[9]28752月24日“未刻送英教士李提摩太，长谈。伊言须富民、富官、归于学人要通各国政事。其言切挚，赠以食物八盒，绸三端而别，留一照像赠余”。[9]2878李提摩太也记下了这天的事：“2月24日，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翁同龢派人把他的名片送到我在伦敦会的住处。按中国的风俗，这是非常正式的问候。我回赠他我的名片，并感谢他的厚意。没想到，他就在外面，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我商量。这是空前的举动，此前没有一位中国的总理大臣到传教士的住处拜访过。我们就宗教宽容和政治改革问题谈了一个小时。首先，他为朝廷没有发布批准传教士请愿书的政令向我表示歉意，说他的上司不想支持他。我请求不要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区别对待，并强调倘若能做到这一点，一切麻烦都将不复存在。他谈的第二件事是问我能不能帮助强学会，因为政府打算恢复它的合法地位。对此，我的答复是，如果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一些切实有用的事情，我不想跟它发生任何联系。”翁同龢还派人送李四匹丝绸和八盒点心。李说：“这些，加上孙家鼐送我的一对花瓶，我倍加珍惜，因为它们是友情的标志。”[4]231事实上，李提摩太后来被聘为改革维新的洋顾问与翁同龢等对他的熟悉是有关系的。
其实除了这种私人情谊之外，传教士集体上书和李提摩太、刘海澜的大力游说也在悄悄地发生影响。翁同龢的未刊资料中记载了1896年2月19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七）翁对传教士上书的建设性意见。翁摘录的上书要点是，“中西历代安置各教之策：一各教相安则兴，如英、日本；一各教不安则危，如罗马、土耳其，俄亦然。”翁的旁批认为解决教案问题除上书中的三条外，应该有“教士犯法即令回国；中官若不保护教民立时革职；设中西合办教案公署”。⑥但翁
的这些建议并未实行，也未写进日记中，可见当时是有阻力和压力的。但在1898年6月（光绪二十二年五月）的上谕称“凡有教堂州县，务当谆饬地方官，实力保护。平日如有教士谒见，不得有意拒绝，使彼此诚信相孚。从教之人，自不致藉端生事。一面开导百姓，毋以薄物细故，轻启衅端。即使事出仓卒，该管官吏，果能持平办理，亦何难消患未萌”。⑦在这里看得出传教士集体上书对朝廷政策的些微影响，但这种影响依然有限。晚清官员中的许多人即使本身不仇教，但官场遇事因循拖沓，处置民教冲突不及时、不彻底，常常使民事变成刑事、小事酿成大事。此外，即使新教传教士主张克制，天主教方面也未采取与新教传教士一致的行动，而官教防范教案的真正合作更是在义和团运动的强力震撼之后。
注释：
①见The Chinese Recorder, February，March，April；《万国公报》第九十册（光绪二十二年六月）。
②The Chinese Recorder，February，1896年第62-63页。
③The Chinese Recorder，February，1896年第62页。
④The Chinese Recorder，February，1896年。
⑤The Chinese Recorder，February，1896年。
⑥翁同龢未刊资料：《正月初七李提摩太信》，翁万戈先生提供。转引自纪
振奇、谢俊美《翁同龢与近人教案及在华传教士的交往》，《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⑦德宗景皇帝实录（六）／卷四百二十／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下。
参考文献：
[1]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M].上海：上海书店，1998:51.
[2]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342.
[3]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一八六○—一八七四[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4]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第二册）[C].
北京：中华书局，1998.
[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59.
[7]钱钟书，朱维铮.万国公报文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8]楼宇烈.康南海自编年谱[C].北京：中华书局，1992:30.
[9]陈文杰.翁同龢日记[C].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谢俊美.翁同龢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2005:490. 文章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第104～111页。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制度(基督教)
宗教活动场所财产管理制度 一、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主要指其依法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房屋、构筑物、各类设施、土地、文物，各类捐赠以及其他合法拥有的资产和收入。 二、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毁坏或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 三、宗教活动场所应成立财产管理组织，专人负责管理场所内的各类财产。 四、购置重大物品由场所管理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五、财产管理要求帐、物分管，财产帐册、实物分别有两人负责管理，定期核实。 六、场所内购置的物品，应与财产管理人员核对后方能入库，并登记造册。 七、宗教活动场所的重要财产，必须逐件编号、登记造册，定期核查更新。
宗教活动场所人事管理制度 一、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由本宗教团体按规定认定，并报市民宗局备案。宗教教职人员可在其所在场所内主持宗教活动，不得到场所以外传教或主持宗教活动。 二、宗教教职人员应邀跨地区主持宗教活动，应得到相应宗教团体同意，并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三、建立常住和暂住人员登记册。非瑞金籍的宗教教职人员或其他人员，无论是常住或临时居住的，都应在公安部门及时办理暂住证或居住证。场所内不得留宿无身份证明者。 四、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教职人员因事外出离开瑞金，应事前向本宗教团体请假，并报市民宗局备案，返回后及时销假。 五、宗教活动场所聘用工作人员，应经场所管理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宗教活动场所卫生防疫制度 一、宗教活动场所建立卫生防疫小组，卫生防疫负责定期组织学习卫生防疫知识，进行卫生、防疫宣传教育。 二、宗教活动场所餐饮从业人员符合卫生防疫方面有关规定，做到每年体检一次，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时要穿工作服、戴工作帽，作业前要洗手，要勤剪指甲，保持个人清洁卫生。 三、严禁使用来源不明的食品，不得使用变质、有毒、过期的食品原料，餐饮用具做到“一洗、二刷、三冲、四消毒、五保洁”，未经消毒的餐具不得使用。 四、厨房内做到清洁无油腻，物品堆放整洁。活动区域经常通风换气，保持空气畅通新鲜。 五、发现传染病人时，做到一隔离、二上报、三消毒。 六、宗教活动场所内绿化亮化、环境整洁优美，各类物品摆放规范有序，有专人负责，无脏、乱、差现象。 七、接受当地政府及卫生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增强环保意识，保护生态环境。
全省宗教界宗教政策法规知识竞赛试题
全省宗教界宗教政策法规知识竞赛试题 市县（市、区）；姓名成绩 一、填空（每题1分，共40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举行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应当由主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在拟举行日的前，向大型宗教活动举办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 3、宗教组织、、信教群众要在宪法、法律范围进行活动。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 5、宗教教职人员担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应当经所在地宗教团体同意后，由该宗教活动场所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6、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主要负责人对本场所的会计工作和的真实性、完整性等负责。 7、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的活动。 8、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建立会计凭证、、会计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的档案，并妥善保管。
9、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10、古建筑消防管理规则规定，凡在古建筑单位工作的职工和，均须具有基本的防火与灭火知识，积极参予消防活动，并作为工作考核的一个条件。 11、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教职人员应在不重复参保的前提下，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属地管理原则，在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 12、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的宗教教职人员和宗教团体、宗教院校不具备宗教教职人员身份的专职工作人员可按规定参加当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按规定参加户籍所在地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13、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院校可以按照银行结算账户管理规定，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开立。 14、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规定，寺院须适当安排讲经说法，提高信众对佛教基本教义的认识水平，启发他们广学力行、爱国利民的积极性，指导他们。 15、道教宫观管理办法规定，宫观必须在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行政领导下，由道众，并接受道教协会的指导。 16、清真寺民主管理办法规定，清真寺的宗教活动，应在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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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事迹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人,普遍认为他是新教传教士来华第一人。在华传教期间,他译书办报、开办学校等活动,为新教传教事业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努力。正如有学者指出:马礼逊之来华,对中国学术之传播实有创导之功。①P330在华期间,他还参与政治活动,完成了从传教士到副领事的转变。一、马礼逊来华的背景马礼逊1782年1月5日出生于大不列颠岛北部小镇莫佩斯的一个贫雇农家庭。对宗教感兴趣的他,先后到伦敦霍克斯顿神学校和高斯坡神学院学习神学,1807年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封为牧师。当时正值地理大发现后,欧洲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沿岸,处于大西洋沿岸优越位置的英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特别是18世纪后半期,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英国也强化了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认为基督教文化优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影响下,英国新教的海外传教事业也由此应运而生了。为到中国进行传教工作,马礼逊对以下方面的知识进行补充:地理、历史、医学、自然科学、语言、算术和讲道。这些知识给马礼逊中国传教带来了帮助, 马礼逊来华传教经历了一点小波折。开始,他本打算通过东印度公司订购中国的船票,但遭到拒绝。后来在伦敦教会的周旋下,马礼逊到美国寻求帮助。“我带了许多封介绍信,到纽约去会见几位先生,请他们帮助我到广州后可以上岸。”②P4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基督教界的支持、帮助下,马礼逊于1807年9月8日到达中国广州,是新教传教士抵达中国第一人,标志着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始。二、马礼逊传教途径马礼逊入华时,清政府正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为此,他隐瞒了传教士的身份,以美国商人的身份居住在广州。直到1809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一位高级职员摩顿的女儿玛丽结婚之后,才以东印度公司翻译的合法身份活动。与此同时做翻译的薪酬也解决了他在华的经费问题。当初伦敦传教会派马礼逊到中国,并不奢望
关于传教士的查找
关于传教士“明恩溥”的查找 （要查找此人的资料必须要有更多的信息，否则无从下手，所以这个主题要分为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查找此人的相关生平简历，然后根据这些内容再深入查找。） 第一步：事实、数据查找 一、检索标志 1、（从这个简章的主题来看检索标志只能是“明恩溥”这个人名作为入手 点。）检索标志：人物－－明恩溥 二、查找简要生平及相关的信息 1、上述的检索标志是人物名称，要了解应借助相应的人物辞典。因其是传教士，所以根据学所知识我选用了《近代外国来华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该辞典正文按外国人的姓名字母顺序排列，在后附有中国人名拼音索引，我由拼音索引，查到明恩溥的相关内容在第443页。内容如下：Smith, Arthur Henderson(1845-1932)，明恩溥（明恩普）史密斯，阿瑟·亨德森 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华，最初在天津，1878年来山东庞庄传教，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宣教职，留居通州，致力写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美。后附其作品的中文与英文名称（略）。
2、接着利用google的引擎，输入“明恩溥”进行搜索共有8050项内容，其是大部分是有关图书的介绍，利用“明恩溥not 出版社”或“明恩溥not中国人的素质”两词想缩小范围，但不理想，所以只是进行浏览，从中可以了解到： （1）、明恩溥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一书，有多种译本，如《中国人的素质》 《中国人的性格》等名称，另有电子文本下载。另外village life in China 一书也有中译本。 （2）、明恩溥的作品中《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的影响巨大。“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他的书受到中国的鲁迅等人的的推崇。 （https://www.wendangku.net/doc/c94434636.html,/search.aspx?index=2&q=(%E7%BE%8E)%E6%98%8E%E6%81%A9%E6%B A%A5%E8%91%97蔚蓝网） （3）、明恩溥于1872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其中大部分时间在山东恩县的庞庄。 （4）、“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明恩溥与此事有关。因此人民网“影响近现代中国的50个外国人”一文中有其名。https://www.wendangku.net/doc/c94434636.html,/GB/1032/4655980.html 5、1926年回美国。
带着爱来中国 ：缅怀无数来华传教士的宝贵奉献(附视频)
带着爱来中国：缅怀无数来华传教士的宝贵奉献（附视频）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戴德生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从辛亥革命到世界大战，一群群外国宣教士离开欧洲、美洲和澳洲，带着基督的爱跨洋越海来到中国，用自己的人生在中国谱写了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他们进入内地偏远的地区，接触农民、妇孺和少数民族。他们大多数人，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故乡和亲人，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报赏，是苦难、孤独甚至死亡…… 但是他们朝着一个方向、一个使命，将耶稣基督的爱传入到千万人中国人当中。这个爱点燃他们一切的激情、具有征服一切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戴德生、剑桥七杰、廉颇波顿、幕拉第、李爱锐、艾伟德、贝德士，他们的不朽英名以及传奇人生深深地种在了中国人的心里。戴德生 戴德生是这群人传道的先驱，是英国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也是中国内地会（今海外基督使团）创办人。1854年3月1日，年仅21岁的他经过156天危险的远航，在上海登录。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他选择最艰苦的生活，住在中国百姓当中，依照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起居。为此，他受到自己
人的猛烈批评，同时，他也不断面对来自中国人的攻击和抵制，但是没有什么能削弱他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挚爱。 戴德生被公认为历史上最卓越的宣教士之一。他将大卫李文斯敦在非洲、克里威廉行在印度的伟大事业成就在了中国。1865年，他建立了中国内地会，激励了数以千计的西方传教士加入内地会。直到今天，中国内地会从未停止它的使命，并成为全球最具有成效的宣教团队。在服侍中国人五十年以后，戴德生在湖南长沙去世，人们将他葬在镇江扬子湖畔。陪伴他长眠在中国土地的，还有他的结发妻子和四个早夭的孩子。如今，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都深受戴德生的属灵影响。 戴德生的故事并没有在这里就结束，他的后裔继承了他对中国的爱，继续生活在中国人当中直至今天。戴德生的第五代后裔戴继宗，娶的是台湾太太。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家族对于中国，那生生不息的爱的故事。剑桥七杰
教会规章制度
李中寨教会规章制度 一、遵守法律法规爱国爱教荣神益人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法》规定条规与信仰自由的法律国家政策，做到爱国爱教，拥护捍卫党国利益为核心，不做损人损已的事，弘扬“三自爱国委员会”精神才更好的荣神益人。 二、信仰纯真虔诚 每个信徒必须信仰纯真，根基要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不能逐波水流，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让社会中不良行为腐蚀带到教会中，以《圣经》教导宗旨十条诫命为基督教信仰开端于鞭策。 三、抵制外端邪教 在接待外来人时，必须谨慎，身份要明切，更不能上讲台讲道，必须通过上级或县三自爱国委员会批准，来龙去脉清楚，才能光明磊落接待，如果发现异端邪教，搞清事实及时向上级汇报或报警。 四、礼拜天守则 每个信徒礼拜天准时到教会，唱诗、祷告，穿着要整齐干净，到教堂必须肃静，带小孩的必须看管自己的孩子，呵
护好，带手机必须关机或调为振动，不影响别人聆听讲道，唱诗班礼拜天或每逢过节献唱诗歌声音洪亮而整齐，不腼腆、不胆怯、统一组织安排，每个信徒到教堂不许随意乱丢垃圾或吐痰，凡事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五、互帮互爱，彼此交流 不信教群众于信教徒必须正常往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教堂与教堂之间相互交流、互动，要有融洽的氛围，不歧视，要平易近人，一视同仁，要互相团契的心。 六、培养教牧队 办好教会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培养德才兼备、信仰，根基稳固，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候起火车头牵引作用，来更好牧养教会侍奉上帝，传讲天国的福音，放正角度，引导使人劝勉归主，认识真理。 七、财务管理制度 教会中的财务必须组长理财、会开透明、互相监督、有统一财务管理员支付一切安排，不铺张浪费倡导勤俭节约教会中每分钱发在刀刃上、不挪用、不外借教会中的每一次奉献的钱必须开通专用账号存入银行，支付与收入明切记录，定期每年向教会大众公布账目。
传教士在中国
传教士在中国 请选中您要保存的内容，粘贴到此文本框 本文出自《腾云》044期。推荐人：苗曦 四川日报区域中心副主任 推荐语： 如果说300多年前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全球化浪潮，甚至已有了全球贸易网络的雏形，那么当时前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比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无疑都是最早的全球化信使，而这批全球化“先行者”之所以能在中国立住脚，和当时的中 国最高统治者对西方文明持相对宽容和学习的态度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历史证明，当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心态更加包容和自信时，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总会带来很多奇妙的产物。 以文治武功著称的康熙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尤其对传教士们带来的西洋乐器、机械玩具和各种西方科技知识充满热情。比利时人南怀仁曾记述，朝鲜人曾向康熙进献活海豹，康熙询问他欧洲何书中记载了这种“鱼”。南怀仁深得康熙信任， 后来得以执掌钦天监，当上国家天文台台长，1688年死后 也尽享哀荣，以国家之礼厚葬。4年后，康熙甚至下保教令，
宣布信奉天主教合法，以至于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 虽然大门打开了一道细缝，但仅仅依靠难以捉摸的皇帝个人爱好来推动与西方的交流并不靠谱，需要理性缜密的制度设计与民众的启蒙。事实上此后清廷也不断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反复摇摆，既未能形成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也没能融入当时的世界贸易与货币体系。而这一年的世界却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688年开始，中国距离外面的世界反而越发遥远。 300多年后，采取开放政策的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甚至都这样吓唬美国的CEO们：“想想亚洲、拉美、东欧吧，那里的人聪明、反应快又廉价，而且离你们这么近，他们是你们最可怕的噩梦。” 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已成为今天全球化的新驱动力，如何实现经济和市场全球化之后的新制度建设、新文明培育、新文化输送正成为中国下一个全球化课题。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大学和其它教会大学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大学和其它教会大学(如：天主教辅仁大学、天主教耶稣会震旦大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学Hangchou Christian College、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等。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中国教会大学还包括南京：金陵神学院，上海：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高校。以及徐汇神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天主教辅仁大学，天津：天津工商学院，长沙：湘雅医学院等。当年(新中国成立前)沪上七大私立名校(大学)：圣约翰(教会大学)、震旦(教会大学)、复旦、光华(圣约翰分离的教会大学)、大夏、大同、沪江(教会大学)。 Ⅰ、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是20世纪初由四所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创办于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在中国高等院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中国大陆国民政府迁台后，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在中国大陆，其资产由中国政府接管后被整并，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现在其建筑仍为燕京大学古迹。 Ⅱ、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正式校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为1904年至1952年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联合开办。鼎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大陆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先生、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齐鲁大学是当年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十三所教会大学之一，在1952年的院校大调整中被撤销，原校址今为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其各学科分别被并入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农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 Ⅲ、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于1900年由基督教监理会在中国苏州创办，其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1951年在台湾复校，也是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1952年中国院系调整时东吴大学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为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办为苏州大学。经教育部和江苏省省政府批准，苏州蚕桑专科学校、苏州丝绸工学院、苏州医学院先后于1995年、1997年、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会计系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 Ⅳ、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上海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879年的圣约翰书院，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分拆至上海各大名校后解散，圣约翰大学原校址给华东政法大学，一代名校就此消弭于历史长河。该校培育了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 Ⅴ、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是基督教美北长老会和美南长老会在中国杭州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中国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在中国高校中有一定历史地位，林汉达、金仲华、朱生豪（翻译家）等知名人士都是之大校友。1951年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解散，院系拆分至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之江大学宣告结束。 Ⅵ、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是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于此。是第一个向中国政府请求立案并获批准的教会大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对外人在华所办大学编类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唯一的A类，持有金陵大学学位的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是当时社会评价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享有“江东之雄”、“钟山之英”之美誉。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撤销建制，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其余院系参与组建南京农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高校。其历史档案划归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将校址从四牌楼旧址迁至金大鼓楼校址。 Ⅶ、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前身为格致书院，开创了中国华侨教育的先河，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当时以钱树芬为首的一批爱国校友倡议接办学校，同年7月经广东政府批准，学校收归中国人自办，并正式改名私立岭南大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南方著名的大学。1927年4月学校宣布停办。1952年岭南大学在院系调整中与国立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并，组成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 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又称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简称金陵女大。1913年（民国二年）美国教会美北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美北浸礼会和基督会决定在长江流域联合创办一所女子大学，最终选定南京为校址所在地，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15年，金陵女子大学在在南京东南绣花巷李鸿章花园旧址开学。首任校长为德本康夫人。金陵女子大学校训：厚生。金女大办学中设置过16个四年级学科，在国内外享有声誉。1923年7月移至随园永久校址，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中国建筑师吕彦直设计参与。为中西合璧的东方建筑群。被称为“东方最美丽的校园”。1951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合并，1952年院系调整中主体并入南京大学。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址1952年改为南京师范学院校址，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 Ⅸ、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是20世纪上半叶一所位于上海的浸信会背景的教会大学，校址位于黄浦江畔的杨树浦军工路，鼎盛时期以文理商著称于世，是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沪江大学创办于1906年，原名上海浸会大学，最初的校长为美国人柏高德博士。另设浸会神学院，由美国人万应远博士任院长。沪江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刘湛恩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中国化”的整顿和改革，使沪江在当时私立大学中以学风纯朴闻名，较少教会气，更多中国化著名。沪江大学以“信义勤爱”为校训。持自强不息之志，擎教育兴国之旗，走民族振兴之路，是几代学人不变的追求。即便饱经沧桑，亦坦然以对，不忘教书育人、教育强国之神圣职责。1952年秋季，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沪江大学各科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相关院校，原址上组建上海机械学院（今上海理工大学）。经历一百多年的历史沉淀，沪江精神至今依然常青于黄浦江畔。 X、华中大学是20世纪上半叶华中地区几个英美基督教差会联合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湖北武昌城内昙华林创办了文华书院（Boone Memorial School）。1885年，英国循道会也在武昌开办博文书院（Bowen College）。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并称为武汉地区的三大教会学校。1906年，美国耶鲁大学雅礼会在湖南长沙开办了雅礼大学。美国复初会在岳阳也开办了湖滨大学。1924年文华书院改名为华中大学。1924年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并入。1929年岳阳滨湖书院大学部，长沙雅礼书院大学部并入。1926年上述学校一度被迫关闭。后来在武昌的文华校园内联合办学，校名为华
_他者_的映像_读_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_
他者 的映像 读!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 蒋#锐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文学评论家爱德华?W.萨义德(Edw ard W.Said)对19世纪欧洲东方学自我理解的客观主义和真理性要求提出尖锐批评以来,文化间的接触与感知、理解 他者 的可能性等问题便成为西方学术界主要的关注点之一。一系列方法和主题相近的论著脱颖而出,欧洲/西方对作为自己 他者 的、欧洲以外和非西方的文明的种种认识受到了多方面的讨论。 与西方学术发展的这一新动向紧密联系,孙立新用德文写作并在德国出版了!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一书。其主旨是,通过研究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报道和由他们所反映的中国图像,深入考察殖民扩张和现代化时代西方社会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估,剖析东西文化接触的历史经历,批判西方社会的文化霸权,揭示中西文化交流和营造世界新文化的合适途径。 全书分为六章,加上附录、史料及文献索引共有380页。在第一章 引言 中,作者讨论了研究对象、认识兴趣、研究状况、问题的提出、史料来源、理论方法论思考和各章节的划分。第二章是对19世纪以前在德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欧洲出现过的中国图像的历史回顾。在此,作者描述了几个主要发展线索,凸显了发生在1750年前后的 范式转变 和一些后来被传教士加以沿用的感知模式和 公式化套语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传教士中国观形成的历史背景。首先涉及德国新教海外传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它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然后是德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和他们与中国社会各阶层接触与交往、对立与冲突的复杂关系。第四章介绍了传教士写作的中国报道,重点讨论了传教士报道中国的动机、出版物的形式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第五章则详细展示了传教士在中国报道中表达出来的有关中国历史、语言、文献、宗教、教育、医学、政治、经济、社会和 国民性格 的种种观点,分析了决定传教士中国观形成的种种因素,揭示了传教士中国观所折射出来的独特思想模式。第六章总结全书内容,深化主要观点。附录详细列举了19世纪巴色会、礼贤会和巴陵会来华传教士的姓名、生卒年代和原先从事的职业。史料索引和文献索引则清楚地列举了本书所用资料和引文的来源。 %孙立新:!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的中国观关于文化间接触和感知问题的一项个案研究?,马堡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Das Chinabild der deu tsche n p rotestantischen M issionare des19.Jahrhu nderts.Eine Fallstudie z u m Problem in terkultureller Begegnu ng u nd W ahrnehu ng,Tectum Verlag2002)。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院 1200015464 【摘要】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近代中国社会两面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①本文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评价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西方来华传教士简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景教是第一次，元代也里可温教是第二次，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展，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了布道的机会”②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面对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采取了“以学术为媒”的手段，颇有策略地以传播西方科技为名渗透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 至晚清时期，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扩张在华势力，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的庇护，也不可避免地使传教士的活动染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秉持着弘扬福音普世济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甚而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掩盖的罪行。 历史进入新的一页，当我们走在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里，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西式教堂里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和虔诚祈祷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历史遗留下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可以想见当年传教活动的深远影响。 二、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两面影响 正面影响：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本文只论及这一点。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也属正面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①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页2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页349—350
利用传教士进行的侵略活动
利用传教士进行的侵略活动 利用传教士进行的侵略活动 在近代史上，基督教传教士是随着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方的扩张，随着鸦片贸易的输入而陆续进入中国的。一个美国传教士竟无耻地宣称：“鸦片无害于中国人就像酒无害于美国人一样。”传教士还大力鼓吹本国政府以强硬政策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从1831—1838年至少10次到中国沿海以传教士为名，刺探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1844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黄埔条约》特别规定法国人可以在广州等五口岸建教堂传教。美国学者丹涅特说：“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正像鸦片一样，是未经中国人民的同意而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的。”道光皇帝被迫批准天主教驰禁，发还雍正年间被封闭的天主教堂旧址。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经传教士策划，塞进了允许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条文。中法《天津条约》第十款写道：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必须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天主教者，皆免惩治。1860年签订的中法《北京条约》，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Louis Delamarre）在条约的中文本里私自添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文字。
西方传教士参与侵略中国的行径，不胜枚举。他们伴随着鸦片和商品，源源不断地侵入中国，这些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很快发展为干涉行政、包揽诉讼、搜集情报、霸占田产、欺压人民的活动场所。中国人民又多了一项新的灾难。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活动中，传教士们积极为本国政府效力，有的在侵略活动中担任先锋，冲锋陷阵；有的担任军师，出谋划策；有的担任后盾，提供各种帮助。他们参与对中国人民的疯狂掠夺和压迫，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 （《环球视野https://www.wendangku.net/doc/c94434636.html,》第478期，摘自2012年2月上《中华魂》）
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晚清来华传教士郭实腊研究综述 刘蕾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的一员，郭实腊有着极其复杂、争议颇多的一面。他集传教士、鸦片商助手、外交官等诸多角色于一身，除了主要的传教活动之外，在报刊、翻译、航行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国内外学者也对这一身负争议的传教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郭实腊，新教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郭实腊（Karl Friedlich Gutzlaff，1803-1851，中文名也译作郭士立、郭实猎、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笔名“爱汉者”）。1823年加入荷兰传道会，后来脱离传道会成为一名自由传教士。在麦都思指导下学习马来语和汉语，学成后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传教。作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郭实腊在华活动长达二十年，在传教、著书、航行、以及参与鸦片战争等方面都积极热情地参与。关于郭实腊的研究有如下成果： 一、传教士及海外（包括港台）学者的研究状况 据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名录》[1]统计，郭实腊共有汉语著作61部，日语著作2部，暹罗语著作1部，荷兰语著作5部，德语著作7部，英语著作9部，共计85部。并且对每部著作都有一些简短介绍，同时对郭实腊一生活动进行了概括，是研究郭实腊最早的著作。 香港学者刘绍麟《香港华人教会之开基》[2]一书中第三章《郭士立与福汉会》对福汉会的创建与发展作了十分详细的介绍。P. Clarke《The Coming of God to Kwangsi：A Conside r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Karl Gutzlaff and the Chinese Union Duri ng the Formation Period o f t he Ta i ping M ovement》[3]一文指出福汉会重视华人自主，有着特殊的传教理念，其发展时段与太平天国草创时期重叠，因而尤其复杂的历史特性。Jessie Lutz《Karl Gutzlaff,missionsry entrepreneur in early chinese pretesstant literature》[4]（《郭实腊：早期中国基督教文化的促进者》）与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5]三书在不同程度上都对郭实腊及其福汉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探讨。同时，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与舒莱脱《郭实腊在华传教工作》也对福汉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也指出了郭实腊的三次中国沿海航行与在鸦片战争期间在华活动对中国的影响。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 目前学界对于郭实腊的研究尚无专门的全面的研究著作，多是对其航海、创办《东西洋考》及在鸦片战争中的活动等某一项内容的论述，或者对其著作的整理、翻译与出版。（一）对郭实腊著作的研究 阚红柳《传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实腊<道光皇帝传>为中心》[6]一文通过对郭实腊
基督教堂活动场所管理工作制度.doc
基督教堂活动场所管理工作制度4 基督教堂活动场所管理工作制度 消防管理制度 第一条、为了加强和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维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秩序，保障信教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和《消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以负责人为组长的消防工作领导小组，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岗位消防安全职责，确定各岗位消防安全管理人员，防患于未然。 第三条、宗教活动场所要配备一定的消防器材及工具(如灭火器、消防锨、消防桶等)，并及时更新;严禁私拉乱扯电线，电器要按照规定使用，保持照明设备和电门开关的清洁。 第四条、宗教活动场所至少要设置两条安全通道，通道上不得堆放杂物及安装栅栏等障碍物，进行宗教活动期间通道不得上锁，确保畅通，并制作标志牌悬挂于明显处，便于及时疏散人群。 第五条、至少每半年要组织一次信教群众学习《消防法》等法律法规，有条件的要组织演练，以增强消防意识。 第六条、制定活动场所突发消防安全事件预案，确保组织有力、措施有效。一旦发生火灾，立即拨打火警119求救，报告宗教事务部门，并积极组织扑救。 第七条、要积极配合宗教事务部门和消防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
第八条、场所消防工作小组要坚持每日自查，发现隐患及时消除。 第九条、要建立防火安全检查记录簿，每次检查后应及时填写，并由检查人员和场所负责人共同在检查记录上签字。 第十条、对未按规定履行本制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由宗教事务部门视情节轻重，予以责令改正、撤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撤销场所登记。 基督教堂活动场所管理工作制度 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第一条、为了加强和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的卫生防疫管理工作，减少疾病发生，保障信教群众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正常的宗教活动秩序，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成立以负责人为组长的卫生防疫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确保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切断病源传播途径。 第三条、配备一定的卫生防疫器材及工具(如喷雾器、卫生口罩等)。制定卫生值日表，保持地面、墙壁清洁，不留死角，场所内定期进行药物消毒(特别是举行宗教活动前后，场所应消毒，消除隐患)。 第四条、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信教群众学习《卫生防疫法》、《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健康知识和传染病预防知识的教育，增强个人、公共卫生防疫意识。 第五条、为信教群众提供充足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设置比较卫生的厕所和洗手设施。有寄宿的要有洗漱、洗澡等卫生基础设施。
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事迹略述
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事迹略述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英国人,普遍认为他是新教传教士来华第一人。在华传教期间,他译书办报、开办学校等活动,为新教传教事业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努力。正如有学者指出:马礼逊之来华,对中国学术之传播实有创导之功。①P330在华期间,他还参与政治活动,完成了从传教士到副领事的转变。 一、马礼逊来华的背景 马礼逊1782年1月5日出生于大不列颠岛北部小镇莫佩斯的一个贫雇农家庭。对宗教感兴趣的他,先后到伦敦霍克斯顿神学校和高斯坡神学院学习神学,1807年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封为牧师。 当时正值地理大发现后,欧洲的贸易中心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沿岸,处 于大西洋沿岸优越位置的英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特别是18世纪后半期,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英国也强化了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认为基 督教文化优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影响下,英国新教的海外传教事业也由此应运而生了。 为到中国进行传教工作,马礼逊对以下方面的知识进行补充:地理、历史、医学、自然科学、语言、算术和讲道。这些知识给马礼逊中国传教带来了帮助, 马礼逊来华传教经历了一点小波折。开始,他本打算通过东印度公司订购中国的船票,但遭到拒绝。后来在伦敦教会的周旋下,马礼逊到美国寻求帮助。“我带了许多封介绍信,到纽约去会见几位先生,请他们帮助我到广州后可以上岸。”②P4在美国政府和美国基督教界的支持、帮助下,马礼逊于1807年9月8日到达中国广州,是新教传教士抵达中国第一人,标志着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始。 二、马礼逊传教途径 马礼逊入华时,清政府正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为此,他隐瞒了传教士的身份,以美国商人的身份居住在广州。直到1809年,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一位高级职员摩顿的女儿玛丽结婚之后,才以东印度公司翻译的合法身份活动。与此同时做翻译的薪酬也解决了他在华的经费问题。 当初伦敦传教会派马礼逊到中国,并不奢望他能传教,而是期望他能学 好中文,并把《圣经》翻译成中文。③P3但当马礼逊在中国安定之后,为顺利展 开传教活动,马礼逊开始着手翻译《圣经》。自1808年至1813年,马礼逊经过五年的努力完成了对《新约全书》的翻译。1814年到1819年,马礼逊又与另一位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同名1968)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同名1968)
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2014-05-07 15:22:36) 转载▼ 分类：历史与地理 标签： 转载 原文地址：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作者： 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
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据说：西安市以眼科、妇科而闻名的第四人民医院（四院）就是传道士所办。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基督教活动场所规章制度
基督教活动场所规章制度 安全防范制度 1、各堂、点应当成立治安联防小组，对教会各堂、点财务室、电器室、办公室等重要部门进行安全防范。 2、在教会正常活动期间，治安联防成员应轮流值班，严防一切不法分子的干扰破坏。若有发现，立刻制止或报警。情节严重者送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3、在教会圣诞节、复活节等重要节日期间，各堂、点负责人应充实义务治安联防人员，协同专业人员对教会配电室、线路安全、财务室、保管室、房屋结构等重要地点全面检查，消除一切安全隐患。 4、教会各堂、点一般不接纳外来人员留宿。若是其它教会同工因特殊情况，需要留宿者，必须经有关教会介绍，经堂、点负责人批准，方可留宿。 5、每次教会活动结束后，各堂、点治安联防人员应检查教会点灯开关、门窗，确保点灯关闭、门窗落锁，方可离开。 6、各堂、点治安联防人员，要定期接受培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提高业务能力，加强治安防范能力。 卫生防疫制度 一、公共卫生 1、各堂点应成立卫生服务小组，由专人负责。 2、讲究公共卫生，保持环境整洁，不在墙壁门窗及其它设施上乱写乱画，不在楼上往下倒水抛物，不乱丢果皮纸屑，不随地吐痰。 3、办公室、财务室、发行室等房间坚持每天一小扫，教堂坚持每周一大扫，认真做到： ①地面干净、地上无纸屑、痕迹、烟头等杂物。 ②墙壁、门窗玻璃，桌椅柜凳干净，无蜘蛛网、无积尘。各项制度张贴整齐。 ③教堂、办公室坚持开窗、通风，经常保持空气新鲜。 ④公用性茶杯、碗、圣餐杯等用后及时消毒。 ⑤卫生间姚按时冲洗和消毒。 ⑥工作人员定期体检，发现传染病及时隔离治疗。 二、伙食卫生管理制度 1、各教会学习班、伙房要严格遵守《食品卫生法》。不采购腐烂、变质、有毒、有害、超过保质期的食物。严防食物中毒的发生，生食和熟食、食品和原料要有标记分类存放。 2、完善纱门纱窗。保持伙房内外环境卫生，经常消灭“四害”。 3、伙房工作人员讲究个人卫生，持健康证上岗，定期进行体检。发现传染病及时隔离治疗，待身体健康后方能恢复餐厅工作。 4、食和工具每餐用后应洗净，保持整洁，做到一冲二洗三消毒四保洁。 5、如发生意外中毒事件，及时与医院取得联系。 三、个人卫生 1、教育广大教牧人员和信徒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澡、勤换衣、勤理发、勤剪指甲、勤洗被褥。 2、讲究饮食卫生，不吸烟、不喝酒、不使用他人的碗、筷、茶杯和毛巾。 3、不随地吐痰和大小便。 4、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注意劳逸结合。 消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