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重建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萧功秦：重建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之一

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1246 次更新时间：2012-12-30 21:32:30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过程中，作为公民社会的社会中间组织发展存在滞后。“强国家—弱社会”的新权威主义体制，虽然在转型初期发挥了独特的功效，但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分殊化，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当今中国诸多矛盾与困境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没有公民社会充分发育基础上的民主，将是民粹主义的陷阱。中国可以借鉴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成功采取的“法团主义协商制”路径，来发展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发展公民社会的黄金时代，但只有当代中国人进一步高瞻远瞩、开阔视野、勇于创新，才能把握机会，迎接这个大转型阶段的来临。

关键词：公民社会改革开放强国家—弱社会全能主义法团主义协商制

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百年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冲突却显现出越来越高频化的趋势。中国在进入转型中期以后，正在进入一个社会冲突与抗争事件的事故多发阶段。从发展社会学角度来看，如果社会利益的分化速度较快，表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社会中间组织缺乏，而不同的利益群体无法通过组织与政府形成协商机制，不能有序地表达并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成员将作为游离态的原子化的个人，以“乌合之众”的方式与政府直接发生冲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间组织的缺乏所造成的沟通与协商的管道不畅达，是当今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

政府面对这种困局，如果仅仅是加大对强力部门的资金投入，采取刚性措施来维持稳定，那无疑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办法。尤其是当社会上的抗争群体已经出现了非理性的情绪，其结果只会怨怨相报，恶性循环。治本的解决之道，就是要发展公民社会组织。

公民社会作为公民自我组织的社会系统，在国家之外通过自我管理，来满足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交往与利益维护的需要。公民社团通过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关切和参与来表达、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而形成和国家建制对等的监督力量，并形成对国家的制衡力量。从社会自治这一角度而言，中国是世界上社会自治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是公民社会最为缺乏的国

家。中国现在的许多矛盾与困境，与社会多元化背景下公民社会组织发育滞后的瓶颈状态有关。让自治的公民社团在国家与社会个体之间起到沟通、协商与调解矛盾的作用，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关键。

20世纪的困境与革命的国家控制社会模式

在中国传统帝制社会，宗法组织具有国家以外的社会自治组织的性质。宋以来的乡绅社会，以及宗族、行会、民间社团，固然不能等同于当今我们所谈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但两者都具有不受国家直接支配与控制的自主性，他们在传统社会也发挥着近似于中间组织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自20世纪以来，中国进入近代化发展时期，在各时期的国家体制以外，也出现新兴的近代意义上的独立社团组织，如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等。换言之，从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时代、袁世凯与北洋的的强人政治时代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社会中间组织的自治传统并没有中断过。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演变，如何导致上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自主空间消失的？首先，从清末新政到北洋军政时代的早期中国现代化遭遇挫折与失败，导致中国这个巨型的落后大国，在王朝体系崩溃以后，在混战中日益走向军阀混战，走向碎片化状态。而要走向统一，需要一种可以形成强势国家的组织力量。一开始，国民党党国权威体制相对于北洋军政统治具有明显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优势，民国时代的中国是一种弱势国家与弱势社会的结合，国家之外的社会仍然有着其自然的成长空间，在这样的整合模式中，国家并非强势，社会也存在着传统中持续下来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处于边缘状态的中共，在此后20年中，在农村重新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中共革命在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形成一种以政权组织渗透社会以进行革命战争动员的体制模式，即通过组织严密的党的系统掌控政权机器，形成强有力的渗透社会的组织力量，通过从社会中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财力与物力，形成强有力的革命战争机器。当国民党面对中共这一直接继承苏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的强大政治对手时，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严重，组织力与信仰力度相对不足，难以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最终不得

不让位于组织力更强的中共。中共建国以后形成的全能主义体制，从历史上看，是对红色根据地时代的国家对社会的强势动员体制的自然延伸。

中共建国后，应该是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大好机会，全面危机与碎片化已经克服，用邹谠的话来说，全面危机过去了，全能主义政治就失去了它的历史功能和任务。［1］中共理应走向和平建设，如果在这时走向新民主主义，并发展健全市场经济与民主社会，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将会达到一种平衡协调关系。这将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正常社会的必要条件。但中国并没有走向国家与社会平衡发展的道路。50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大背景，由于斯大林式的牺牲农民来保证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的示范作用，以及激进乌托邦的全能计划经济的建立，这些历史因素形成一种全能主义化的历史选择，这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中共根据地革命时代以政权组织力量实现对社会的动员模式的路径依赖。

中共从建国开始，通过镇反、肃反、土改，在政治上强化了国家的威慑力量，国家通过一系列方针，在短短几年里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实现了国家对城乡经济资源的全面支配与控制，国家还通过建立城乡户口制度，使社会成员的流动受到更严密的控制。中国从一个国家与社会并存的社会结构，演变为“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体制。自主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几乎完全消失。国家通过各级单位组织，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庞大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共建国后的体制，在政治学上称为全能主义体制（Totalitarianregime），不但独立的社会团体从此消失，而且社会成员也完全依附于国家体制。随着人民公社和单位体制的相继建立，国家权力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渗透到村庄和工厂层次。

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全面吞没社会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全面管控社会的体制由此形成，借助于这种体制，国家成功地消灭了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传染疾病，成功地治理了淮河，兴修了大规模的水利，为克服数千年来的自然灾害与发展农业提供了重要条件。国家可以运用这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调集巨大的社会资源来进行重工业的投资与建设，为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种革命全能主义体制在取缔了市场经济与自主社会系统的同时，也使强势国家不再受到社会力量的任何有效制衡。而这正是极左灾难得以产生并难以抑制的结构原因。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由于中国缺乏自主的公民社会组织对体制形成纠偏与制衡能力，全能主义体制一旦被专权者动员起来推行大跃进与“文革”乌托邦，整个社会就失去了缓冲、制衡与抑制灾难性政策的能力。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体制外知识界的不同声音消失，1959年的庐山会议使党内与体制内的制衡机制消失，无论体制内与体制外，都不存在对执政者的权力制衡机制，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从更

深层次进行反思，一个没有公民社会的体制，就是一个错误政策得不到纠正、错误政策还会不断叠加的体制，是任何英明领导人都避免不了低级错误的体制。

改革开放与“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的后30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方面，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起步，然后在经济领域放松、搞活，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民营企业大量出现，原来完全受指令控制的企业与劳动者可以自由流动，这样，经济领域就出现了自主性。随着经济领域开始出现多元化，政府控制之外的第二文化与民间社团也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社会与政治领域加强管控，在八九风波以后，当政者从政治稳定的需要考虑，对于社会多元化采取限制与抑制的政策，社会自主空间进一步紧缩。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经济自主化继续扩展，市场经济有了进一步的推动力。但社会与文化思想自主化没有相应发展起来，中国走上了新权威主义发展道路。这是一种可以称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官僚主政的新权威主义体制。这种发展模式是一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体制模式。由于这种模式是原计划经济的全能体制经由维新方式，通过向市场经济软着陆而演变过来的，因此，也可以称为“中国越南模式”。在许多后发展国家因缺乏国家权威而受苦之时，中国却由于告别乌托邦之后的高效能国家而深得好处。

20多年来，经历了80年代末政治危机的中国执政层，对社会自组织现象抱有强烈的警惕，他们感觉到民间自发的组织有可能联成一片，形成对统治秩序的全面政治挑战。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执政者一般是不赞成发展民间组织的。

政府对经济与社会多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社会团体以及已有的民间组织，基本上是采取“支部建在连上”的革命时代的传统做法，通过“不留社会空白点”的方式，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与管理。对新成立的民间组织进行相当严格的登记，把这种登记条件人为地提得很高。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来管控民间社会组织的各种事情。执政党组织力量渗透于人大、社团、地方小区。另一方面，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国家税收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各级执政者可以依凭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经济手段来维持社会稳定，实行更为精致的温和的官僚权威主义。随着国家功能进一步向社

会的弥散化，许多原先由民间社会举办的事项与发挥的社会功能，都由政府管控与包办，由于政府功能无所不包，自主社会系统无用武之地而进一步萎缩，形成“用进废退”的恶性循环。

应该承认，改革以来的新权威主义“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在发展初期确实也取得了重大的绩效。从发展政治学角度来说，强势国家可以借助于不受社会挑战的国家权威，利用国家整合资源的优势，进行现代化需要的基本设施与工程的低成本扩张。中国的高速公路铁路建设就令人印象深刻。世界上其他国家很难像中国这样，在现代化的低成本扩展方面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强势国家还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方面显示出强大的垂直动员能力，以及引导积极的产业政策的能力。

然而，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新权威主义体制，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分殊化，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当今中国诸多矛盾与困境，都可以理解为公民社会缺乏症。

转型中期以后的中国为什么要发展公民社会

首先，只有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才能实现多元化社会的和谐与整合。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但正常的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受阻，无法满足社会成员对信仰、社会交往、安全感、正义感的需求，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底层民众对信仰、正义、交往与安全的精神需求处于强烈饥渴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准宗教组织就会以变态的扭曲、畸形方式来满足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民间的准宗教组织，包括一些畸形组织，就会趁机大行其道，甚至如入无人之境，它们在客观上以特殊甚至畸形的方式满足了部分底层民众上述四种精神需求，因而迅速在中国社会发展起来。有些准宗教组织之所以能满足上述社会功能，乃是通过类似于宗教的精神控制方式，通过非理性的方式，来实现对上述社会功能的满足的。它们所具有的类宗教的执迷性、排他性与封闭性，很容易诱发病态心理与幻觉，诱发出走火入魔的痴迷精神状态。

其次，只有公民社会发展才能有效实现社会监督与权力制衡。如前所述，中国现行体制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社会结构。这一体制的最大弱势在于，弱社会先天地缺乏约束与制衡国家权力的力量，国家官员可以有恃无恐地滋生严重的腐败与社

会不公。对国家进行监督的主体，不能仅仅是孤单的公民个人，而应该是公民社团的组织力量，独立的社会中间组织的存在，则有助于形成对国家进行有效制衡的社会机制。再次，缺乏健康的社会中间组织的环境，是滋生黑社会组织的肥沃土壤。这是因为，多元社会不同群体均有着自身特殊的利益与诉求，不同社会群体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以维护自身利益是一种强烈的内在需要。然而，当弱势社会阶层没有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会组织与中间组织，来表达并维护自己的利益时，就只有投靠非法组织或黑社会组织，与之形成恩庇关系网。尤其是弱势人群，他们往往通过这种弱者向强者投靠来寻求安全保护，或者通过某些与政府官员有私下沟通管道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表达与疏通。(

最后，只有经由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才能走向健康的民主政治。事实上，正如许多后发展民族历史所表明的，凡是缺乏公民社会组织的国家，一旦搞普选制，就会出现民粹主义现象，缺乏自治与政治判断力的大众，很容易受追求选票的具有煽情能力的政客的吸引。而这些政客上台后，或者无法实现对选民的承诺；或者为了保持权力，不得不迎合狂热的群众非理性情绪，把国家和人民引向灾难；或者由于缺乏行政与其他各种强力机制的支持，不得不变为软弱无力的政府，任何重大的事情与改革都无法进行。这样的民主无疑就会变成民粹主义的陷阱。大多数新兴国家民主失败，都与这种缺乏公民社会条件下的民粹主义民主有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这种后全能主义型的威权体制，由于国家垄断各种资源，社会自主性程度很低，一旦突然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走向民主化，“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结构就会变为“弱国家—弱社会”结构，这种情况下，出现民粹主义灾难的概率将会很高。这是因为，中国的“极强国家—极弱社会”体制，是公民社会最为缺乏、公民文化程度最低的一种体制。在中国古代的传统中，以及现代的革命文化中，均缺乏谈判精神与妥协文化。中国的老百姓从小接受的是革命文化的熏陶，不懂得谈判的妥协性。

众所周知，民主政治需要公民文化的存在作为支持条件，民主体制有效运作需要社会成员具有足够的自组织能力与妥协协商能力，而非政治的社团与公民组织是培养这些能力的最重要场所。老百姓可以在小区环境中，在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上，通过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了解对方的诉求与困难，找到妥协的办法，学会协商、判断、取舍、比较，而所有这些习惯都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只有公民社会组织才能提供这样的训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非政治的公民社团是民主政治的真正学校。

曾有某官员提出“公民社会陷阱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国家之外都存在着社会自治组织，就如同人的健康机体是由活细胞体组织的一样，这是社会存在的常态现象。回顾历史，自1953年到1978年中国处于全能主义国家结构，只有国家与政府控制的单位，而不存在公民社会组织，如果把恢复社会常态称为“陷阱”，那就是以改革之前中国的“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标准，来作为评价褒贬的标尺。这无疑是刻舟求剑之举。“公民社会陷阱论”的谬误就如同在改革开放伊始的时代，说“市场经济是陷阱”一样不合情理。

通过法团主义路径发展公民社会组织

关于公民社会我们已经讨论了20年，我们现在都意识到公民社会对于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与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但关键问题在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公民社会如何实现？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困难何在？我们关注的是公民社会实现之中国路径。这个问题才是焦点所在。在此种情况下，首先要了解中国重建公民社会为什么困难重重。

第一，首先要了解目前中国缺乏公民社会这一特点，是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中形成的。自清末到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自组织早已相当发达，然而，经过建国初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社会组织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中，公民社会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半个世纪。一般老百姓并没有社会自治的经验，甚至没有了传统社会中自治组织的历史记忆。在执政党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中，也没有公民自主组织的理念，改革以前，党领导群众干革命、搞生产，就是我们理解的政府与大众的关系，公民社会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正当性。一言以蔽之，我们既没有公民社会的经验与历史记忆，也没有尊重公民社会的政治文化。

第二，当政者对重建公民社会是否会影响政治稳定，确实是有所担心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各种矛盾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会不会被有些人利用成为挑战政权权威的平台？某些激进人士会不会利用公民社会组织向政府提出其难以接受的政治诉求？再说，激进的民间组织在某些政治冲突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令人记忆犹新，俗话说，“一年被蛇咬，三年怕井绳”。正因为如此，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一直采取防范警惕的心理，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总是通过“支部建在连上”的方式，以“不留社会空

白点”的方式控制社会组织，并抑制社会组织的自治作用，这种思路是各级官员对待社会组织的既定办法。

可以说，各级政府确实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矛盾：一方面，近20年来，政府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认识到多元化的利益团体需要中间组织去予以整合；另一方面，它又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心存忧虑，对此我认为要同情地理解这种担忧，才有可能找到说服他们的办法。

事实上，在现今一些官员、学者和百姓的概念中，一直存在一个误解，认为英美模式是形成公民社会的唯一模式。英美的特点是，依靠第三等级与政府抗争，逐渐获得自主边界而形成公民社会，走的是一种抗争性的发展途径。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哈维尔所主张的抗议组织，均是这类对抗政府型社会组织发展的例子。此类组织被西方舆论宣传得很厉害，以至于国人与官员也误以为凡是公民社会就是抗争运动，许多官员对公民社会发展之所以抱消极态度，确实与他们对此类抗争性组织是否会在中国出现的担忧有关。

然而，应该让政府官员们了解的一个最基本事实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均是采取法团主义或者说是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路径来建立公民社会的。中国可以借鉴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成功采取的“法团主义协商制”的路径，来发展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

这些国家的社会中间团体，如工会、农会、商会以及其他民间利益团体，在历史上曾经直接隶属于国家，或受政府严密监管与控制。随着社会自我组织化要求的提高，这些功能性团体逐渐发生演变，并越来越多地代表这些利益团体与政府进行对话，它们在政府与大众之间扮演着协商与对话的积极角色。此类法团既能代表功能团体内的社会成员的利益与政府互动，又受到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与约束。由于有了这样的中间组织的存在，社会与政府之间构筑起了良性互动的关系。

中国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即通过类似于法团主义的路径，把现有的国家管控的社团组织逐渐发育成具有自主性的中间组织，从而避免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直接对峙与摩擦。而这种社会协商机制也是走向健康的民主社会的现实路径。一方面，国家可通过对法团的组织控制，以保证自己在谈判地位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功能法团以社会成员利益代表者的资格与政府协商，这样就能帮助社会成员解决实际问题。更具体的办法是，可以把现有的国家控制的工会、工商联等法人团体，通过法团主义的路径，向更具独立自主性的社会中间组织发展，政

府在逐渐放松对社会团体的直接控制的条件下，让社团发展出自治性格，使之具有更广泛地代表本利益团体的社会功能，并由此形成对成员的聚合力与活力，从而逐渐具有自发产生的公民社会或中间组织所具有的整合社会个体的功能。

法团主义的发展模式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法团主义阶段——法团由国家控制。在此阶段，国家建立、控制一些功能性的法团组织，由这些法团把工人、农民、司机、医生等从事不同职业者组织到协会中，协会再用国家支持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会员。一方面，国家与法团之间形成协商机制，共同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从而满足社会成员的诉求；另一方面，法团也可以约束会员，防止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并避免发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与此同时，法团又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对成员的利益负责。职业群体聚合为协会团体，国家、法团与个人之间整合成一种协商体系，这种东亚模式的社团主义或法团主义，很好地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民间社会能有序地健康发展，使全社会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其经验很值得我国重视。我个人觉得，中国很可能也会走上这条路。

随着法团自主性的进一步发展，国家逐渐意识到这种自主性发展能极大地发挥法团整合、协调社会成员的意见与诉求的功能，并且对政府所要求的政治稳定又无不利影响，国家就会进一步放宽对法团的控制。这样，国家法团主义就会发展到法团主义的第二阶段——社会法团主义。到了这个阶段，社会法团所享有的自主空间，已经与市民社会没有什么区别。从中国的国情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这种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变的历史路径，是中国政府最能接受、实施成本最低的一种发展路径。

法团主义的发展路径在中国是可行的。首先，中国已经有了现成的工会、商会及行业协会，这种路径依赖性的发展可以通过“旧瓶装新酒”来降低建设成本。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全能主义体制，先天地具有国家控制社会的特点。与欧洲大陆国家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相比，中国的中介组织受国家控制更为严格，国家对法团的控制力度是历史上各国中最大的，我们可以把这种作为全能主义单位而存在的法团组织称为“超法团主义”组织。

正因为在中国，受国家控制的社会中介组织即“超法团主义”组织已经存在，使得中国走法团主义的社会发展路径，比起英美那种从无到有、另起炉灶地重建市民社会的模式——放任社会自发形成自组织系统的模式，要更为简易便捷，也更有利于既定条件下的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这一发展路径也更容易被政府所接受。

具体怎样实现这一目标，这就要对这些附属于国家的垄断性社团，比如工会，先“松绑”，再“搞活”，从国家附属的社会机构向自组织的公民社会“软着陆”，逐渐走向自主化，并承担起整合社会利益集团的功能。可以说，这是历史提供给中国的一种发展路径，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历史经验，与当年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单位所有制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计划经济下的放权、让利、搞活，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道路，是中国发展公民社会的特色所在。

珍惜重建公民社会的良好时机

21世纪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从现代化发展的逻辑与人类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经验来看，应该是“强国家—强社会”结构。具体地说，国家通过类似于从计划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的路径，即通过放权、让利、搞活的成功路径，让社会承担起本应属于社会承接的功能。不失时机地发展中间组织，是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需要，也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中国下一阶段现代化转型的成败，取决于能否使现在的“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模式，逐渐平稳地发展为由国家与公民社会共同形成的有机整体，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结构，只有在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中国才能避免民主化过程中的民粹主义，才能向健康的民主体制平稳过渡。

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从社会文明进步与民主建设的需要来看，公民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大趋势，是历史潮流。古今中外数千年文明史表明，公民自由结社，公民自我组织，都是社会常态，中国没有公民社会的现状，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不可能长期停留在自外于世界文明的共同制度财富的历史状态之中。

30多年改革开放，也为推进公民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有利条件。首先，社会与人们的心态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走向多元化，知识分子已经抛弃了80年代那种激进的浪漫主义，政治心态也渐渐理性化、温和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渐渐走向务实化。由于经济改革的成功，政府在民众中享有了比改革前更高的合法性与信任度，因而我们不能再用80年代的那种态度来对待民间社团或非政府组织。

其次，与上世纪80年代民间对政府的诉求具有高度泛道德主义化与意识形态化的特点相比，当今中国的公民诉求已经趋向于非政治化。当今中国民间的利益诉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特征：第一是目标明确、具体而且实际。例如，城市的士司机的诉求就十分具体，只要把份子钱加上去，把黑车取缔，假日增加一些补贴，群体性抗争事件就结束了。又如小区业主“集体散步”中提出的诉求，只是与小区环保有关。农村的农民上访，也只是涉及村官腐败或野蛮征地案件，等等。

第二，这种利益诉求也是相当有限的，不会无限地向其他领域与方向延伸，更不是挑战政府的权力地位。由于是具体的利益诉求，因此也是可以妥协的，双方都可以有退路与伸缩余地。博弈双方通过不断地谈判与协商，总能够找到一些可以通融的解决办法。

第三，当下社会群体利益是多元的，各种利益诉求是错开的，并不相互重叠。出租车司机罢工就是针对份子钱，等这个事情过去了，他们就下去了，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与此诉求无关的社会上其他的人并不参与；等到下一批上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批人了，他们关注的可能是关于征地的问题；征地的问题过了，再下一次提出诉求的，又是另一社会阶层的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政府面对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非政治性的、具体的、有限的、彼此不重叠的利益诉求。即使独立利益诉求出现连锁反应，也是长期积压的矛盾一旦释放而形成的自然反应，是把长期积聚的地震能量，通过安全的小震荡释放出来的表现。把社会不满的大震分散为无数次的小震，比积小震为一次性的大震更有利于社会稳定。

当前，中产阶级的发育程度，与80年代根本不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阶层，他们人数稳步上升，其发展速度为全世界所罕见。中产阶级是稳定的基础。有恒产者有恒心，求稳定，不过激，在稳定中求进步，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与中产阶层利益勾联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传统革命文化中确实没有这种对多元利益的妥协理念与价值。而现实的发展又需要对多元妥协。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官员要培养与社会多元利益群体进行协商的习惯，学会尊重多元利益诉求，这是对执政党的考验，执政党需要有大智大勇，看准了历史机会，就应该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应该让各地有更多制度创新的自由，让社会获得更多的试错机会，只有当代中国人进一步

解放思想、高瞻远瞩、开阔视野、勇于创新，才能把握机会，迎接这个大转型阶段的来临。①

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过程有“三个30年”。从80年代初期到现在的第一个30年，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阶段。从现在起的第二个30年，应该是发展公民社会的阶段，而发展公民社会的既定历史路径，应该就是把国家控制的社团向自组织的社团转型，让中国人在这些公民社团中获得民主的学习机会，并以这些公民社团为基础发展起中国的公民社会。到了第三个30年，才是建立选举民主条件成熟的时期。从逻辑顺序上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计划经济中起步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先市场，再自由，最后才是民主。这样的三段论发展路径，才能为真正的民主社会到来创造成熟的条件。

目前中国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开放公民社会的发育，让公民社会的自主性成长起来。在过程的初期，可能会出现一些连锁的反应，出现一些冲突，出现一些官民双方的不适应，这种连锁反应应该说是社会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是分娩的阵痛，是我们长期以来公民社会缺乏所造成的滞后反应，也是发育公民社会的代价。这一过程中，小的社会冲突会不断发生，就像是不断的余震一样，只有不断地把这种余震释放出来，我们这个社会才能躲过破坏性的大地震。公民社会发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公民社会组织的建立，使得“低频率高强度的爆炸”向“高频率低强度的爆炸”这种合理的社会冲突模式转型，而“高频率低强度的爆炸”是一个正常社会必然的趋势。

注释：

①19世纪中叶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清帝国洋务运动的低效和挫折，可以给中国人重要的启示。从结构上分析，日本传统体制是由200多个封建性的、多元自主的藩国构成的共同体，而清代中国则是集权专制帝国体制。根据德国学者的研究，共同体的分散性、小规模性、流动性与自主性，有助于出现从不同方向上的试错性的选择。（参见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68页）日本结构的多元性具有远比集权帝国更为强大的试错能力。关于这一分析，可参见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参考文献：

[1]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5.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蚌埠六中八（14）班段懿晨（A文）论文摘要：民国时期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环境中，大国的激烈矛盾和 斗争不仅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从五大 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化的是与非，体现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曲折道路。 正文： 一、不可逆转的时代 民国时期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环境中，大国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不仅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国际大环境既可给中国带来积极有利的因素，也可能造成灾难。孙中山早已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任何国家和人民都不能背离。于是在这样浩荡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中国也进入了民主革命。 二、踏上现代化的梦与泪 至于现代性观念，则是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历史发展的主题。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摆脱帝国主义欺凌压迫和甩掉贫穷落后，努力实现现代国家的斗争过程。现代化是民国史时期的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试图启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期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或失败是永不可磨灭的。作为中国人民艰难追求的独立、自由、民主、统—和富强五大政治选项与我们强烈宣示的反帝、反封建，应该是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随着时代的变革、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不断推展和翻新、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人类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起初只靠双腿行走的慢节奏、短距离的交通方式再也 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于是，便诞生了——车。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00年，一个名叫奚仲的人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辆车。这种车由两个车轮架起的车轴，带辕的车架，车架附有的用来盛放货物的车箱构成。 最初的车，由人力来推动，即人力车。后来人们开始用牛、马拉车，即畜力车。传说，畜力车是商汤的先祖相土和王亥共同发明的。1839年，英国人麦克米伦发明了蹬踏式脚蹬驱动自行车。自行车灵巧方便，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不断改进，因其独特的、不可被替代的优势，依然被人们沿用至今。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类进入了“蒸汽机时代”。 许多发明家也纷纷把瓦特的发明应用到“自走式车辆”的设计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卡尔本次等人发明了内燃机，告别了适用笨重的蒸汽机的历史，并将其用在了汽车上。从此，汽车变为现实。现在，汽车已经遍布各个城市，“有车”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科学家也从未停止对汽车进行改进，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 三、辛亥革命的功与过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共同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我们分析一切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要观察它是否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完成了，就是胜利的革命；反之，则为失败。历史赋予辛亥革命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是推翻清王朝的专制腐败统治；一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考察辛亥革命，这两项任务都完成了。至于当时深刻存在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改造任务，绝非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或革命党人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留以及妄想复辟倒退的势力，这在任何一个翻天覆地改变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的大革命面前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比一下l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政治、社会、思想领域中存在的大量旧传统遗留，已经走过了几十年，改革任务尚要深化，从中就不难理解辛亥革命胜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就不会过分地苛求革命的先行者们了。

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课程前言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征程中，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有一个问题比较突出。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文化、精神世界，这方面的生活水平往往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原来我们设想的是人们的经济得到满足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也会越来越高，这样一个伟大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的问题却越来越多，它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满足而得到相应的提高，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而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精神世界秩序的问题。精神世界是否需要秩序？它需要什么样的秩序？怎么样建构这个秩序？所以今天和大家探讨的题目是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秩序。 我们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秩序井然，显得井井有条，非常有秩序时，一切事物能够有条不紊，且能够循序渐进的发展基本保证，有条理、有顺序，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人才能够循序渐进，不断地得到发展，而如果失去顺序，秩序紊乱，往往容易导致混乱、倒退，甚至崩溃。历史上，秩序井然时，这个国家和民族处于发展时期，财富得到很大的积累，人口数量在增多，而在战争和混乱、失序时，这个国家就会倒退，甚至崩溃，被新的朝代所取代。在我们古代朝代更迭时，每一个朝代的初期，往往统治者能够励精图治，并且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建立一个秩序井然，不断发展的时期。然而，封建社会，往往到一个朝代末期开始混乱，开始失序，被新的朝代所取代。所以，“有秩序——没秩序”的一治一乱的循环，这是人类社会。 其实，正如在自然规律支配下的自然秩序，自然规律、自然世界的秩序，它控制自然界运动变化，水往哪里流、风怎么样刮，其实自然界背后有自然规律控制下的自然秩序。那法制伦理规范和纪律规章制度这些人类创造的文明，它约束下的社会秩序也调节着社会历史的持续发展。在自然界有自然规律支配下的自然秩序，在社会界有社会秩序支配的社会发展。在精神世界里边亦是如此，精神直接的欲望、情感、认知、评价、意志和信仰等维度，它在倾向于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也离不开一定的秩序，以避免精神世界的紊乱。在精神世界领域往往向往自由、追求自由，我的欲望、情感、政治，我都想追求自由，不想被束缚，我想主动

一、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意的,本大题共

一、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意的，本大题共40题，每题1分。 1、条例所称流动人口是指（B）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 A．离开现居住地B．离开户籍所在地 2、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 B）管理为主。 A．户籍所在地B．现居住地 3、流动人口持《婚育证明》到打工居住的地方（现居住地）后，（B）天内到乡（镇、街道）计生办交验《婚育证明》，接受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和免费生育生殖健康服务。 A．15天B．30天C．45天 4、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查验婚育证明时，对未持有婚育证明的人员，应当要求其在（ C ）内补办。A．十五日B．三十日C、三个月 5、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坚持（ C ）、以现居住地人民政府为主、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予以配合的原则。 A．公平对待B．属地管理C、共同负责 6、流动人口中的成年育龄妇女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当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到（ B ）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办理婚育证明。A．现居住地B．户籍地C．发现地 7、房屋租赁中介机构、房屋的出租（借）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等有关组织和个人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了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情况时，应当（ C ）。 A．协助其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B．配合其查看结婚证 C．如实提供相关信息 D．配合其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8、流动人口一孩生育可以凭有效证件及相关材料到（ A ）办理生育服务登记手续。 A．现居住地B．户籍所在地 9、已婚流动人口应当每季度在现居住地接受避孕节育情况检查。从事避孕节育情况检查的机构应当是(A)。 A．取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法宣在线习题及答案 宪法

宪法1.任何公民，非经（）批准或者决定或者（）决定，并由（）决定，不受逮捕。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机关 2.下列各项权利和自由，（）是我国宪法没有规定的。迁徒自由 3.根据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下列哪一说法是正确的？我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 4.下列不属于社会经济权利的一项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保护权 5.根据现行《宪法》规定，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正在服刑期间（）准予行使选举权 6.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是由（）任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7.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是由（）选举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8.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下列不属于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一项是（）依法纳税 9.《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10.下列人员中不享有宪法规定的选举权的是（）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 11.下列关于平等权的说法错误的一项是（）平等权禁止一切差别

12.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下列说法错误的一项是（）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13.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下列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的表述，哪一个是正确的（）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规定在宪法“总纲”部分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 15.《宪法》规定，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16.《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的人除外。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 17.根据《宪法》的规定，下列关于妇女权益保障的说法错误的一项是（）宪法并未明确要培训和选拔妇女干部 18.下列关于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说法错误的一项是（）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传教自由 19.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保护属于我国公民的（）权利。人身自由 20.公民应履行的最根本的法律义务是（）。遵守宪法和法律 21.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国家普及的义务教育是指（初等）。 22.在我国《宪法》的规定中，下列哪项不属于公民的诉愿权内容？（批捕权） 23.根据现行《宪法》规定，关于公民权利和自由，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是正确

一、单项选择题(下列各题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请将正确答案对应的英文字母填在括号内。每题0．5分。共20分) 1．下面哪一位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传说人物，一般来说人们认为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始画八卦、刻文字，他是()。 A．神农氏 B．仓颉 C．周公 D．伏羲氏 2．我国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翻译者是()。 A．陈独秀 B．陈望道 C．瞿秋白 D．闻一多 3．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史是()。 A．《史记》 B．《国语》 C．《汉书》 D．《春秋》 4．《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者司马迁，此书记叙的历史是()。 A．上起黄帝，下止汉武帝 B．上起尧舜，下止汉武帝

C．上起春秋，下止战国 D．上起西周，下止战国 5．甲骨文出现于()，中国历史进入有文字记载时期。 A．唐尧时期 B．夏朝 C．商朝 D．西周 6．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 A．《华严经》 B．《坛经》 C．《金刚经》 D．《五经正义》 7．一般认为，西安大雁塔修建之初是用于()。 A．存放高僧舍利 B．存放佛经 C．高僧讲经 D．寺院标志建筑 8．天干、地支循环相配，形成一个“甲子”。一个“甲子”指()年。A．50 B．60 C．80 D．120

9．中国古代，五行相克理论中，木克()。 A．土 B．火 C．金 D．水 10．自古有“白衣民族”之称的是如下哪个民族?() A．满族 B．朝鲜族 C．鄂伦春族 D．傣族 11．下列哪一个西南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建筑、文化等方面受佛教影响最大?() A．苗 B．土家 C．壮 D．傣 12．下列哪一作品属于王实甫的作品()。 A．《窦娥冤》 B．《救风尘》 C．《西厢记》 D．《单刀会》 13．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岩溶地貌的人是()。

中国社会政策论文

中国社会政策论文 《中国社会政策面临的挑战》 【摘要】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 这些挑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政策目标拓展的挑战,路径改变的挑战,服务和管理能力的 挑战以及民主监督的挑战。我国的社会政策是否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对经济持续发 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社会政策挑战转型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最大的事件是:中国 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中国正在从发展中国家阶段向低收入中等发达国家转变。在全 球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上,这将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兴起的 起点。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 381.2元,1990年是1644.5元,增长了4倍。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起飞的速度明显加 快,2000年,我国人均GDP为7857.7元,2021年则高达16164.8元,6年翻一了番。2021年 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物价总水平涨幅亦得到控制;财政收入为 6.13万亿元,增长了19.5%;人均GDP达到了22698元,即约为3000美元①。 根据世界通行的标准,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GDP3000美元是进入中等发展水平的 标志,比如北非、拉美和中亚一些国家,就属于中等发展水平。从表1中可以看出,到2021 年我国已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约达3000美元。 根据国际经验见表2,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人均GDP在达到3000美元后,用了3年的时间实现了向人均GDP4000美元的跨越;日韩两国则更为迅速,仅仅历时2年就达到了人均GDP4000美元大关。由东西方国家人均GDP的变化趋势可知,一般国家经济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大关后,通常只需2～3年的时间就能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因此,2021年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人均GDP在越过3000美元大关后,会很快迎来新的历史时刻。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政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政策目标拓展的挑战、路径改变的挑战、服务和管理能力 的挑战以及民主监督的挑战。这些挑战具有深刻的社会和经济背景。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随着计划经济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并被市场取而代之,弱势群体丧 失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给予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新的社会阶级提出 的利益诉求和矛盾更加多样化;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公民权利的运动风起云涌。所有这些变化,对社会政策的目标模式、社会福利的项目设计、社会保障的水平和服务递送方式以及对政策制定和管理的透明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社会道德解体了，而社会必须具有道德才能生存，这表明道德必须得到重建。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尽管也不存在绝对平等的社会，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并不很大，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用学术的话来说，是一种生存（或者生计）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异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分化导致社会道德解体。 怎么办？历史上有两种方法。一是马克思路线，即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但历史证明这种方式已经失败。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到最后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等到消灭了市场经济，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国家通过政权动员来发展经济，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没有可持续性。最终社会变成了普遍贫穷社会。在人人贫穷的状况下，只能产生虚假的道德。 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遏制和消化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冲击。这是西欧发达社会的经验。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从早期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悲惨世界”式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当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仍然在经济领域发挥其作用的同时，通过提供保护社会的机制，避免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货币化，从而保护了社会领域。尽管人们非常强调宗教在提供西方社会道德资源方面的作用，但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种种保护社会的机制，很难保证社会道德体的生存和发展。 回到中国，要重建道德，人们也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很难想象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能重建道德。这已经被证明为失败。实际上，消灭市场经济本身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而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制造出无穷的非道德。 政府应该从两方面来努力 道德的重建，谁是主体呢？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扮演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资本尽管是道德解体的主要根源，但道德的重建还是需要资本的力量。道德重建包含经济成本，这种成本必须是由资本来承担的。西方福利社会的基础还是市场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富，就不会有福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政治权力或者政府能够在道德重建过程中做什么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课程练习答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单选题）下列各项权利和自由中，（）是我国宪法没有规定的。 ? A.言论自由 ? B.公民的人格尊严 ? C.宗教信仰自由 ? D.迁徙自由 正确答案：D 2、（单选题）在我国《宪法》的规定中，下列哪项不属于公民的诉愿权内容？（）? A.批评权 ? B.批捕权 ? C.建议权 ? D.检举权

正确答案：B 3、（单选题）根据现行《宪法》规定，关于公民权利和自由，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 B.公民在年老、疾病或遭受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 C.劳动、受教育和依法服兵役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D.休息权的主体是全体公民 正确答案：A 4、（单选题）关于文化教育权利是公民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的说法，下列哪一选项是错误的？（） ? A.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 B.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公民受教育权利 ? C.宪法规定的文化教育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 D.我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正确答案：B 5、（单选题）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下列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的表述，哪一个是正确的?（） ? A.宪法对建立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未加以规定 ? B.公民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规定在宪法“总纲”部分? C.宪法规定了对华侨、归侨权益的保护，但没有规定对侨眷权益的保护? D.一切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正确答案：B 6、（单选题）任何公民，非经（）批准或者决定或者（）决定，并由（）执行，不受逮捕。 ? A.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 B.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 C.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机关

如何重建中国包容性社会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如何重建中国包容性社会》，作者是国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领导层最近强调中国要追求包容性经济增长（inclusive growth）模式。包容性增长是与排他性增长（exclusive growth）相对的。两者的区别不难理解，前者指的是不同社会群体都能共享发展成果的增长模式，后者指的是只有一些社会群体可以享受成果的增长模式。 提出建设包容性社会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排他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社会已经演变成排他性或者封闭性社会，也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分化性社会。排他性增长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排他性增长表明一些社会群体垄断经济发展过程，独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而被排挤出经济发展过程的社会群体，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甚微，甚至没有。这样的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即一些社会群体越来越富，另外一些群体越来越贫穷。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必然导致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社会呢？这首先要寻找产生封闭性或者排他性经济模式的原因。在任何社会，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社会都会随时面临挑战。这是因为总有很多因素促成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趋向排他性和封闭性。例如，产权和资本不平等分配，会导致一些社会群体拥有各种垄断机会。一些占据社会、文化和政治战略要位的社会群体（例如高等级身份者和贵族）也会使用他们所有的资源来垄断机会，排挤其他社会群体共享发展机会和成果。 即使是现代民主社会也会产生排他性的发展。正如已逝美国教授奥尔逊（Mancur Olson）所言，即使在开放社会，利益集团经常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分利性”集团，垄断机会，驱使社会向封闭性发展。因此，在任何社会，如何保持经济发展过程的开放性和社会的开放性，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奥尔逊教授是比较悲观的，认为一个社会从封闭性向开放性或者从排他性向包容性的转型，大多是在战争和激进的社会运动之后才会达成。 中国改革早期是典型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增长，但最近的十多年来，增长模式越来越呈现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那么，早期是如何造就开放性发展的？后来又如何变成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呢？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此之后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即社会群体的大多数都从经济成长过程中获得了利益。包容性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政府把经济发展过程开放给所有社会群体而实现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都不可避免地要阻碍改革。开放经济过程给不同社会群体，成为中国改革者克服既得利益的有效手段。因为中国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因此政府选择农村改革先行。农村一直流离于体制之外，来自体制的阻力小。 同样，在城市改革开始时，因为国有企业部门既得利益很大，因此就先不动国有企业，而是容许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先不动既得利益，而是容许在既得利益

单项选择题请在下列各题的答案选项中选出最合适的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请在下列各题的答案选项中选出最合适的答案，在答题卡上将该题相对应答案 的英文字母标号框涂满。(每题0．5分，共20分) 01．g寸进境动物、动物产品、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实行进境榆疫( )制度，办理检疫审批。 a．许可 b．审批 c．登记 d．注册 02．对于经审核认可的涉外检验、鉴定、认证公司设在各地的办事处，实行( )管理。 a．备案 b．注册 c．登记 d．审批 03．动物产品检疫审批手续应当在贸易合同或者协议( )办妥。 a．签订前 b．签订后 c．签订中d．a或b 04．171岸检验检疫机构发现禁止入境物的，作( )或者( )处理。 a．退回，消毒 b．退回，销毁 c．消毒，销毁 d．销毁，罚款 05．法定检验检疫的入境货物，海关凭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 )验放。 a．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b．入境货物调离通知单 c．入境货物通关单 d．品质证书 06．需隔离检疫的出境动物应在出境前( )天预报，隔离前7天报检。 a．50 b．60 c．55 d．30 07．报检人对检验检疫机构的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原作出检验检疫结果的检验检疫机构或者( )申请复验。 a．其同级检验检疫机构 b．当地检验检疫机构 c．其上级检验检疫机构 d.都可以 08．报检人在非贸易性质的报检时，凭( )可直接办理报检手续。

a合同 b发信 c.介绍信 d.有效证件 09．输往美、加等国货物的木质包装，由检验检疫机构出具( )。 a．熏蒸／消毒证书 b．品质证书 c．包装性能合格证书 d．出境货物换证凭单 10．《出境货物报检单》启运地应填写( )。 a．货物最后离境口岸及所在地 b．货物最初离境口岸及所在地 c．货物产地 d．货物发运地 11．需凭《出口安全质量许可证》报检的商品如玩具，报检时须将其许可证号填入《出境货物报检单》( )栏目。 a．许可证／审批号 b．发货人 c．生产单位注册号 d．贸易方式 12．土壤为禁止进境物。带介质土的苗木和盆景等人境，对换下的介质土要进行严格的( )。 a．处理 b．消毒 c．检疫 d．监测 13．国家对进出口电池产品实行( )和( )专项检测制度。 a．审批，铅含量 b．备案，汞含量 c．备案，铅含量 d．审批，汞含量 14．进口属于《限制进口机电产品目录》内，而且不属于《旧机电产品禁止进口目录》内的旧机电产品，报检时应提供( )签发的注明为旧机电的相关机电进口证明。 a．国家环保总局 b．国家质检总局 c．外经贸部 d．地方、部门机电办

发展型社会政策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启示

发展型社会政策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启示 魏亚萍魏亚丽 2012-10-25 14:53:28 来源：《新疆社会科学》(乌鲁木齐)2009年3期【英文标题】The Enlightenment of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to Social Policy in China 【作者简介】魏亚萍，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北京100022）； 魏亚丽，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新疆乌鲁木齐830011）。 【内容提要】文章在梳理了有关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观点及政策实践后，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并对重构新的社会发展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关键词】社会政策/发展/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30(2009)03-0094-04 社会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为实现社会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而制定的，是各种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面对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众多社会问题，我国应该积极地发展与国情相适应的社会政策，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建设实践需要怎样的思路来设计我国社会政策的具体制度和机制，这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主要理论观点 1.发展型社会政策产生的背景 凯恩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人类的政治问题是要把经济效益、社会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样东西结合起来。”①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选择强调“公平”的普惠式福利政策引致政府沉重的福利负担而受到批判，到选择强调“效益”的福利私有化道路作为修正，“市场调节”作为主流思想一路凯歌，遍及全球。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市场并没有如许多政策制定者最初所设想的那样，成为解决福利困境的灵丹妙药。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变化、不断加深的贫富分化等诸多社会问题，各国政府以及学者们在探索新的福利政策的同时，重新反思了以往的社会福利政策，终于认识到公平、效率和自由这三样东西尽管都是美好的，而片面追求其中任何一种东西都会产生不“美”的结果。于是社会政策研究者尝试突破这种二元思维模式，寻找新的改革思路，其中以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和梅志里的“发展型社会政策模式”为代表。 2.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认为，西方福利制度需要进行巨大的改革，将把消极的福利观转变为积极的福利观，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培养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和独立意识上，发挥社会各种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它们对福利制度有更积极的贡献。原来的福利国家将被改革为“社会投资国家”，“社会投资国家的主要原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②。这样社会上也

1980至20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doc20)

1980--20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按照“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我国已经实现了前两步，进入21世纪开始走第三步，2001～2020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规划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为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型经济；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推进制度创新。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变：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还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和健全。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诸多有利条件，2020年以后，中国将按照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地从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 一、2000年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和实践结果 中国在1964年提出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1975年重申这个目标，这反映了当时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实际发展进程证明，这是做不到的，虽然在当时人民迫切希望集中力量进行国家建设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号召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同时对经济发展战略作了重大调整，放弃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改而实行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第一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第三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经济发展战略的这种重大调整，是基于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当时尚未摆脱贫困的中国，把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作为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是正确的选择。从温饱到现代化，时间跨度很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重大差别，把实现小康社会（注：“小康社会”的英译文是“a well-off society”，直译是“宽裕或者富裕的社会”；俄译文是 “среднезажиточноеобщество”，直译是“中等殷实或者富足的社会”；法译文是“société au niweau de vie relativement aisé”，直译是“生活水平相对宽裕的社会”；德译文是“Eine Gesellschaft mit bescheidenem Wohlstand”，直译是“具有低标准富裕程度的社会”；西班牙译文是“sociedad modestamente acomodada”，直译是“适度的或者有节制的富裕的社会”；是“小康（ぃくらかゅとりのぁゐ）社会”，直译是“稍有富裕的社会”。由于翻译上的困难，往往不容易找到准确的对应概念，其他文字译成中文也有类似情况。小康和小康社会，是典型的中国化的概念。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和语言的隔阂，外国朋友不大容易准确理解，但在中国并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小康”一词，源自中国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诗经》。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儒家著作《礼记·礼运》，是和他们所想像的远古时代“大同”乌托邦相联结和对应的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是虽然不能做到“天下为公”，但政治比较清明、生活比较安康的社会局面。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小康”从书斋走向民间，其含义发生变化，指的是家有余粮剩米的比较殷实的生活。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度，历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从古代典籍中吸取思想营养而又为现实目的而加以改造。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把“大同”思想改造成为向前看的未来理想社会状态。邓小平则借鉴传统思想，吸取人民语言的精华，赋予小康和小康社会以全新的意义，即温饱有余、日子比较好过、但还不富裕这样的社会状态，并且把它作为贫穷落后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不仅有重要的现实社会经济意义，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是值得研究的。）作为必经的中间过渡阶段符合经济成长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这种重新定位，引发了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促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政策

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社会政策 ——加入WTO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影响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关信平 中国过去近20年中社会政策的变动主要受两个重要方面的影响：一是经济制度的变化，即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其二是经济全球化，即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影响。在过去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比较多地注意到了经济制度市场化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影响，但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仍分析不够。 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是时候，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加剧，并同时带动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在这种背景中，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不再仅仅只是对其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反应，而是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国际因素的影响。同时，社会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也将会超出国界之外。正如各国政府对“经济主权”的控制已经大大减弱了一样，他们对“社会主权”的控制也会受到全球化趋势的挑战。这种情况将不仅会影响未来国内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而且还将是未来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策的影响将更加广泛和深入。需要政府和学界对此提前做出准备。本文将从全球化的角度对我国过去十几年中社会政策的变化，以及未来全球化背景中中国社会政策面临的问题做出简要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政策提出的问题 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一步步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也是越来越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过程。从全世界范围看，经济全球化会从以下两个方面给一国的社会政策提出严重的挑战：一是经济全球化将会导 腹有诗书气自华

致国内社会不平等加剧以及贫困（主要是相对贫困）问题增多，从而导致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增大；二是会削弱政府维持和提高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给付的动机，从而使社会成员、尤其是下层成员获得的保障和福利水平相对降低，进而使相对贫困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障的这种影响早在60年代就已经显现出来。欧洲的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欧洲“福利国家”社会政策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经济全球化有关。为此，一些欧洲学者甚至呼吁建立“全球社会政策”体系，以防止整个社会政策的滑坡。从过去十几年的情况看，中国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事实上，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和社会福利平均水平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化压力所导致（或加深）的。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社会政策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 二．加入世贸组织将对中国的社会政策带来的影响 中美两国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成功的消息一传出，媒体中就报道在我国经济界中有着一种“狼来了”的感觉。中国社会政策的研究者们似乎还没有从中闻出狼的气味。但这并不能说明在其中不会有狼，而很可能只是表明中国社会政策的研究者们或者过于乐观，或者过于迟钝。事实上，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促进社会政策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不利于社会政策发展的因素。 1．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社会在一定时期中可能会出现新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首先，加入世贸组织后在中国在未来若干年中将会导致一个比较大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从各国的情况看，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将带来社会结构分化和利益重组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较严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可以预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部分产业、行业和某些劳动者会因此而收益，而另外一些则会相对受害。尽管从总量上看，新创造的就业位置可能会大于损失的就业位置，但至少在就业转化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短期失业。如果考虑到城市劳动力转化中 腹有诗书气自华

下列各题四个选择项中

下列各题四个选择项中，只有一个选项是正确的。请将正确选项号写在相应空位置上。 1．系统总线又称为___1.（2），这是指模块式微处理机机箱内的底版总线。1）主板总线 2）内总线 3）片内总线 4）局部总线 2．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台式PC机中Pentium 4微处理器的主频一般为2 .（3）1) 0.5GHz左右 2）1GHz左右 3）3GHz左右 4）5GHz以上 3. .按诺依曼结构理论，下面哪个不是计算机组成部分：3. （4） 1）运算器2）控制器3）打印机4）复印机 4．程序设计人员不能直接使用的寄存器是_4. （3） 1）通用寄存器2）指令指针寄存器3）标志寄存器4）段寄存器 5Pentium微处理器的结构之所以称为超标量结构,是因为下面哪一种原因?5（2） 1)Pentium微处理器不仅能进行32位运算,也能进行64位运算 2)Pentium微处理器内部含有多条指令流水线和多个执行部件 3)数据传输速度很快,每个总线周期最高能传送4个64位数据 4)微处理器芯片内部集成的晶体管数超过100万个,功耗很大 6．在任何时刻，存储器中会有一个程序是现役的，每一个现役程序最多可以使用__6.（4） ① 3个段② 4个段③ 5个段④ 6个段 7．Pentium微处理机配备了5个控制寄存器。其中没有定义，而供将来使用的是_7. （1）1）CR1 2） CR2 3）CR3 4）CR4 8．Pentium地址总线是32位的，它的内部数据总线的宽度是：8.（3） 1）16位 2）32位 3）64位 4）36位 9．Pentium的寄存器可分为浮点寄存器、系统级寄存器等9 .3)大类。 1) 2 2) 3 3) 4 4) 5 10．属于系统级寄存器的是_10 .1) 1) 系统地址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2) 通用寄存器和系统地址寄存器 3) 通用寄存器和控制寄存器4) 系统地址寄存器和段寄存器 11. 下面是关于CPU与 Cache 之间关系的描述，其中正确的一条描述是：（1） 1)Cache中存放的是主存储器中一部分信息的映像 2)用户可以直接访问Cache 3)片内Cache要比二级Cache的容量大得多 4)二级Cache要比片内Cache的速度快得多 12. 在保护方式下，段寄存器内存放的是12.2) 1) 段基址 2) 段选择符 3) 段描述符 4) 段描述符表基址 13. 通常，人们把用符号表示计算机指令的语言称为—13.2) 1) 机器语言 2) 汇编语言 3) 模拟语言 4) 仿真语言 14. Pentium系统之所以为超标量计算机是因为采用了_14.1) 1) 并行流水线结构 2) 数据与指令分离的Cache结构 3) 转移预测技术 4 ) 提高了时钟频率 15．Pentium系统内约定，一个字的宽度是15.2) 1) 1字节 2) 2字节 3) 4字节 4) 8字节 16．Pentium用来作为堆栈指针的寄存器是：16.3) 1）EIP寄存器 2）EBP 寄存器 3）ESP寄存器 4）EDI寄存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变化和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变化和调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 摘要：本文分析和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起点实际上是阶级阶层政策的调整，即通过调整利益格局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局面。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社会发展”的理念，并把社会发展的内容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在90年代形成以增进效率为取向的社会政策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社会福利、劳动就业、人口生育、教育医疗、社会流动、城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进入新世纪以后，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拉开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一系列新挑战，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逐步形成以社会和谐为取向的促进公平和效率均衡的社会政策新体系。 社会政策通常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配置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资源、解决各种民生问题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社会政策并非从来就有的，它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为解决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只有经济统计而很少社会统计，也几乎没有社会政策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时没有社会政策，而是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几乎所有的社会政策都被看作政治问题。实际上，直到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社会政策”这个概念，才第一次被写入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尽管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广泛使用这个概念。 与社会政策的概念相近的一个概念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进行干预的政策，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社会政策可以说是与公共政策的相互交叉的概念，但也有的时候，人们把这两个概念视为大同小异，相互替代使用。 社会政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社会政策，主要是指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而广义的社会政策是指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领域的政策。本文所阐述的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政策变化，是从广义上使用社会政策的概念，主要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反贫困、环保等方面的政策。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像收入分配这样的问题，很难说仅仅是社会问题，也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要影响。 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政策的两个重大调整 改革开放伊始，首先要实现的是工作重点的转移，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要实现这一重大转变，就要调整利益格局，以便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因而在阶级阶层政策和分配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１．阶级阶层政策的调整带来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 人们一般是把中国的改革定义为市场化改革，把改革的起点设定为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开始实行。通常的说法是，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一事件成为农村改革发端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包干到户”在一些地方的试行是在1980年代初的事情。1979年9月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还只是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拥有经营自主权，以便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中国文化的重建读后感

中国文化的重建读后感 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 ——有感于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 文化，一直都是古今兴替中不灭的命题。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总是以文化作为铭刻兴衰荣辱的纸笔，而文化也从来不愧为历史长河锤炼过后留下的真金。从历史和现实的不同角度看文化，这份宏大的精神财富一直都不乏关注，并且在每个时代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中国文化的重建》：此书是由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文化的自觉与文化反省、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等方面有深远影响的文章集结而成，是一本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未来发展的著作。虽说费先生离开我们已十年之久，但是在阅读其作品的时候仍然能感受到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仍然能体会到他那颗关注和担忧中华文化如何生存发展的拳拳赤子之心。在阅读的过程中，费先生的许多理论和观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不禁重新审视起自己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本文作者：郑梦婕 中国传媒大学 文化发展研究院 硕士研究生 文化的生与死 自人类诞生以来，文化就随之形成和不断演变，并在每个时期以不同的形态呈现为不同的文化类型。纵观古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已无从寻觅、玛雅文化竟一夜覆灭、日不落帝国的由兴转衰，这些历史的痕迹无不向世人传递着一个讯息：文化会死。文化的生与死之间横亘着许多矛盾，也正是这些矛盾解决不善，文化才逐渐走上了消亡之路。保生存还是保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传承共存等种种矛盾问题如何解决是当下亟需思考的重要命题。 矛盾一：保生存还是保文化 文化的载体即为人，那么到底是人重要还是文化重要？费孝通先生曾经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人重要还是文化重要？这是一位鄂伦春族的女同志在看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正在受到重大的冲击而日渐消亡时，产生了只有先把人保住，才能提民族文化重建这个问题。而在如今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些根底不深、人数又少的民族，免不了会发生这个似乎是耸人听闻的问题。费先生认为：文化和民族是会被消灭的，这是有历史为证的。如今，我国万人以下的小民族有十多个，它们今后在社会的大变革中如何继续生存下去就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历史进程中许多民族就是在自身文化落后的情况下，面临生存问题时不得不融入先进文化或者引入先进文化为我所用从而丢失了自己原有的文化。很典型的案例就是我国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被汉族农耕文明逐步同化，失去了苍茫的草原梦。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小民族保生存还是保文化的矛盾已经发生了。 矛盾二：全球化进程与文化相对独立性 如果把第一个矛盾扩大开来，实际上就是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中华文化应该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的进步，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