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新生代
中国商业新生代
你好？再见。
2012年对于中国商业有着特别的意义。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同年诞生了“92派”企业家：冯仑、郭广昌、毛振华、潘石屹、易小迪……那是群星闪耀的一年，他们代表着希望，代表着一种变革的力量。而今年，是他们创业的整整第20个年头。
在传统商人的眼中，中国商业似乎越来越让人“摇头”：一个网店可以开出一家行业内名列前茅的公司；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可以亲自上娱乐节目推销自己的产品；一个正规经营的企业，甚至可以没有经营场所，完全存在于虚拟的空间……
不仅如此，最让传统商业力量忧心忡忡的，是中国商业的主体的悄然变化：在一系列的商业形态的动荡与商业观念的碰撞中，以8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正以“非主流”的姿态，逐渐接过父辈手中的商业权杖。
事实上，《商界》大约从七八年前就开始关注大量的80后创业者，甚至曾经专门为他们开设过一个栏目——明日之星。当年的一代红人：李想、茅侃侃、戴志康……我们都曾一一遍访。80后一代备受争议的种种“非主流”特质，带有浓郁的颠覆色彩：他们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不屑于传统的商业价值观；他们围绕自己的企业或产品刻意制造种种话题与噱头，“求关注”，“求转发”；他们的生意常常带有娱乐化倾向，商业仿佛是可以用来“玩”的；他们的商业手段与商业规则，亦如同外人看不懂的“火星文”……
如同一块坚硬的铁板，当第一道裂缝出现之后，往往是内部反应最为剧烈的时刻。中国社会的主流力量，开始为这种非主流商业所震动。
2012年，柳传志68岁，冯仑53岁，连马云都要在两年后走入知天命之年。有的时候，你亲自引领了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却不得不承受这样的结果：就在你一愣神工夫，新一代的偶像与英雄便粉墨登场，以一种更快更炫的方式迅速取代你的位置——你好？再见。
这，就是新生代的变革力量。
当“泡沫商人”接班中国商业
自92派以后，中国商业便一直再没有出现过可以成为群体的力量，直到80后的创业者以“非主流”的姿态，登上中国商业舞台。
非主流从来都是矛盾的。
他们是备受质疑的一个群体：在一些主流商业力量看来，他们“基本上是个泡沫群体”，“20年后他们怎么支撑得起这个社会？”然而，他们也是充满希望的一个群体，在更多草根阶层眼中，同样是这些特质，却变成了“屌丝必胜高帅富”。
历史的时间序列里，中国商业的大旗迟早必然会交到这群被认为最“泡沫”的年轻人手中。恰恰如同20年前92派的崛起，无论对他们是抵触还是崇拜，他们身上同样散发出一种冒险与巅覆的气质，强烈冲击着中国商业的未来走向——
“新贵”折戟
80后创业者开始为中国社会所关注，大约始于2005年～2006年。
2005年，80年出生者25岁。以李想、戴志康、高燃、茅侃侃为首的一批80后创业者，带着青春的活力登上中国商业舞台，立即引起了媒体的强烈追捧。一时间，“商业新贵”成为80后创业者的封号。
从来没有哪个创业群体，如同80后般受到如此强烈的关注与质疑。镁光灯、报刊版面与互联网的放大效应下，80后创业者最初的商业“先驱”，却不可避免被打上了“先烈”的烙印。
从体制层面，他们面对的似乎是最好的时代。然而从机遇的层面，他们面对的却似乎是更坏的时代。
千橡集团创始人陈一舟曾经这样描述中国当下的创业环境：“上一波创业时，哪里都是空地，你占一片就可以。但现在，已经有几个大城市了，我们只能做游击队，一边找几片相对肥沃的草地，逐渐变成小村庄，再变成城市，一边寻找其他草地。”
股票、房地产等最近的几次暴富机遇，都并不属于80后，而互联网的造富热潮又迅速被已经完成原始积累的70后们所抢占。当80后初入商场，却发现自己是一腔热血、两手空空。
更大的不幸在于，即使是成功建立起自己的企业，这一轮创业者，在企业初创期便遭遇金融危机的猛烈袭击。80后创业的第一轮热潮，就这样在外界的捧杀中消失在机遇的荒漠里。
人们开始定论：“中国80后创业者集体沦陷”，似乎再次论证这是“泡沫的一代”。
“新实业”突击
2009年，经历了第一轮试水失利的80后创业者，开始了新一波的创业潮。如果说第一轮的80后创业者是被媒体放大，那么新的一批创业者，则务实和低调得多，“技术性创业”成为他们共同的重要特征。
电子商务是非主流商业的“高发地”。如果把这个范围再缩小一些的话，以淘宝网为据点，建立在电子商务基础上的“淘品牌”，成为开启新一轮创业潮大门的钥匙。24岁的吕长城和他的“芳草集”，便是其中的代表。
2009年4月，吕长城开始着手在网购市场上打造自己花1000元收购来的化妆品品牌芳草集。与过去网商资本分散，以低价抢客户的策略不同，芳草集一开始便以打造一个网络品牌为方向。而在“档期”上，吕长城为芳草集选择的爆发时间点与淘宝商城的发展阶段高度重合，借淘宝网对商城的推广之力，芳草集在2010年底，便一举登上淘宝网护肤品销售的榜首。
依靠淘宝网这个平台，专用于网络销售的“淘品牌”呈爆发之态。打造这些网络品牌的，正是一群非主流商人。中国的主流商业力量或许怎么也无法理解，传统的中国制造需要巨额资金和漫长的时间还未必能实现的品牌计划，在这些非主流商人手中为什么能以这种“快餐式”的方式成功。
另一方面，从made in China到made by China，非主流商人们在实业衰退的隐忧中，却正在掀起一场发自草根的新实业运动。与传统的实业相比，非主流商人手中的新实业，表现出市场细分，渠道精准，产品周期短、更新快，亲近用户等特点，他们挖掘的是主流商业力量眼中的“小众”市场，硬生生地从红海中染出一片蓝。
继“电商实业家”之后，几年来一直在进行技术性积累的另一部分非主流商人也终于迎来了市场的爆发期：手机游戏、网页游戏、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应用等新兴领域集体发力。顾志诚的云端存储服务——酷盘迅速发展起上千万用户；黄一孟的心动游戏公司成为网游界的黑马；徐乐的矩阵游戏2011年实现净利润1000多万元……
实业化、技术化的发展，使非主流商人终于有了些“脚踏实地”的味道。
“红顶”的晚年与“职业”的童年
转轨期独有的特点如同烙印，与生俱来地打在中国传统商人的商业命运上。体制性造富的一个结果便是，在这一代商人之前，中国商人做大了企业，却往往并不具备相应的商业能力。他们获得了财富的成功，却没有获得商业的成功。他们往往将自己混淆入知识分子或者官员，而对商人的身份，并没有独立的阶层认同。
在此意义上，“非主流“们其实恰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商人。在中国职业商人的童年阶段，这一群体究竟表现出怎样的商业能力，又在整个商业生态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对照《商界》2011年5月推出的特别策划《中国商人阶层报告》中的商业文明度指标，我们对非主流商人群体进行群体性的解码发现：考量财富值、责任感和使命感、社会地位、公众形象、商业能力、品牌影响力、资源占有度、商业模式、行业属性、资本运作十项细分指标，在企业初创阶段，非主流商人大多属于自雇商人阶层，而随着企业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迅速实现向产业商人阶层的流动。
由此，我们可以描绘出他们的群像：从企业层面，他们的企业与商业行为都开始具有一定的规模；产业合法健康，市场化程度高；技术、渠道相对成熟及固定；企业开始拥有相对清晰的商业模式，重视品牌建设；从个人层面，他们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专业水平和在实践中形成的商业能力；他们身上也表现出一种本能的商业责任感，对外主要体现在贡献税收、解决就业，对内则力图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利益。
耐人寻味的是，所有这些，恰恰正是中国商人群体中应在“主流阶层”中反映出来的特点。
商业“火星文”
非主流商规之：文艺范
自从生活中有了文艺青年，商业领域便有了文艺商人。
挂着作家名头的跨界商人郭敬明与准商人韩寒毫无疑问是头号文艺商人。然而，如同文艺青年并非指创作文学作品的青年人，非主流商业中的文艺范，也从来不是作家商人的专利。
文艺青年的突出特色是情绪化地对待真实生活，而非主流商业的文艺范法则便是，将商品进行情绪化、文学化、艺术化的再加工，并以这种附加值打动顾客。
当商业进入体验时代，文艺范的内核恰是给用户创造最具“文艺感”的独特体验。
非主流样本：阿卡
行业：女装/电子商务
商业火星文：以造梦的方式提供用户体验
非主流指数：★★★★☆
“是爱丽丝仙境里的精灵偷跑了出来/还是哪个善良的女巫变的魔法/仿佛充满神秘和诱惑的人间/我是这之外的主宰”。
这不是哪个作家的涂鸦之作，而是一个名叫“阿卡”的网络女装品牌的商品介绍。那款衣服有一个颇为文艺的名字“森林的想象”，而如果以服装的专业语言翻译，应该叫“碎花雪纺连衣裙”。
以艺术的氛围营造顾客心中的梦境，这便是“阿卡”在几年中高居淘宝女装品牌前几位的法宝。有了这个文艺范的名字与介绍，这款售价398元的连衣裙在30天内售出799件。
■非主流商规之：控达人
控者，情结也，原指对某种事物不可自拔的深度迷恋。应用在非主流商业上，控的实质，其实是对某一细分领域从不动摇的持续深度关注与开发，实质是一种比小众更加小众的营销。
非主流样本：铁血网
行业：军事信息网站/军品销售
商业火星文：深度培养军事文化爱好者，开发并满足其专业需求
非主流指数：★★★★
蒋磊和他所创办的铁血网将控的力量演绎到了极致。
作为一个军事门户网站，铁血网的网站核心内容就是简单的军事信息和虚拟小说连载。2007年，蒋磊将触角伸向了军品销售，成立了专卖进口高端军品的铁血军品行。同样的主题下，网站与线下店互动，2011年，铁血网在这个小众的细分市场里实现也上千万元的利润。
■非主流商规之：技术流
所谓技术流，便是以技术为资本和优势，持续不断地捕捉最新的技术流行趋势，实现其商业性转化，并根据市场的反馈不断改进。这很有些像眼下流行的微创新概念。区别在于，微创新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强调“你需要什么”，而技术流则以技术的发展为动力，强调“我能给你什么”。这绝不是说技术可以凌驾于用户和市场之上，而是强调在新技术应用上的领先性，以及其商业转化的实用程度。
非主流样本：酷盘
行业：网络存储
商业火星文：以技术研发实现差异性功能
非主流指数：★★★☆
26岁的顾志诚和他的酷盘，是技术流的实践者。酷盘是一种云端存储服务，用于文件管理和备份。2010年顾志诚开始做酷盘的时候，已经有诸多巨头试水云存储服务，其中包括腾讯、360、金山、新浪等巨头。
但技术流的一个好处便在于，它可以抛开商业资历的限制，而将竞争还原到简单的以产品定胜负。在云储存领域，顾志诚把酷盘做出了自己的功能性特点：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只要有网络，就可将文件同步到手机、电脑和web上，靠着技术实现的差异性功能，酷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轻松拥有了上千万用户。
■非主流商规之：萌经济
在非主流文化中，萌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喜爱、欣赏，另一种则大致是可爱之意。如果你认为萌经济，只是制造、销售各种带有“萌”元素的产品，那可就错了。“萌”经济巨大的威力，在于卖萌的力量。
卖萌，指刻意地展现自己的萌，带有装可爱的意味。无论萌还是卖萌，使目标对象产生愉悦的心理感受，都是萌经济的核心。非主流商业中，一条重要的营销必杀技，便是卖萌战术。
应用在商业领域，卖萌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企业的卖萌，以带有强烈可爱意味的广告等传播方式，博得目标顾客的好感，使其喜爱企业进而产生购买行为；另一种是创业者或企业高管的卖萌，有目的地选择平台，在商业或非商业的领域展现自己的个人偶像魅力，创造“粉丝经济”。
创业者围绕自己做CEO营销，并不是非主流商人的首创。然而当这种营销方式与卖萌相结合，马上产生了不一样的效应。
非主流样本：聚美优品
行业：电子商务
商业火星文：将CEO打造成带有娱乐偶像气质的明星
非主流指数：★★★★☆
2011年初，聚美优品CEO陈欧在董事会的要求下，走到前台亲自担任聚美优品的代言人。
不久之后，陈欧和演艺明星韩庚出现在地铁上的双代言模式受到热烈追捧。他亲自出镜为公司拍摄的“为自己代言”的广告引起80后强烈共鸣，网络上掀起“聚美体”模仿热潮。除此之外，他还不断上各种电视节目——不是商业财经节目，而是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天津卫视的“非你莫属”。在这些本身就以“卖萌”为看点的娱乐节目中，他要努力展现自己的个人偶像魅力，因为接下来聚品优品的销量，往往是和他在节目中的表现挂钩的。
在陈欧看来，“消费者更愿意去记住和传播一个有血有肉的企业家，而不是一个公司。”几次广告营销下来，聚美优品的销量几乎翻了近二十倍。
■非主流商规之：视觉系
当视觉系的概念被应用于非主流商业，其实质基本上等同于眼球经济。操作的关键点在于，通过事件营销、网络营销等手段为企业或商人本人营造看点，“求关注”，并通过后期营销实现销售转化。
与传统的网络推广不同的是，非主流商业的视觉系法则虽然本质上也是事件营销，然而操作过程却极具“可读性”与隐蔽性：一场都市男女的情感纠葛可能是在推广某款手机应用，一条曝料的微博也很可能是品牌宣传的载体。这就是非主流时代商业法则的特色，永远没有固定的格式，永远在变化中完成最意外的市场奇袭。
非主流样本：韩寒
行业：新锐作家
商业火星文：针对热点争议性事件推出相关产品
非主流指数：★★★★★
如果要为视觉系的非主流商业效应寻找一个代言人，或许没有人比韩寒更合适的了。
“今天，我真的是被逼无奈了。我决定把《三重门》400多页的手稿出版成书。再赠送一本200多页的笔记本。笔记本里有一些我全新的文字给大家助兴。共700页左右，该书的套装售价为人民币10元。是的，你没有看错，仅需要10元，你就可以得到接近700页的两本套装哦，厚度超过6厘米哦。”2012年1月25日，在韩寒与方舟子论战越来越浓的战火中，韩寒突然在博客上发布了将出版新书《光明与磊落》的消息。
被逼无奈、仅需10元、光明与磊落，当这样的词语叠加在方韩论战的背景之上，无论无心或有意，方韩论战都成为一场经典的非主流商业案例。
那些被巅峰的商业常识
几百年前，当我们想买一样东西，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披星戴月甚至永垂不朽……
几十年前，当我们想买一样东西，一双布鞋一辆永久一张车票或是一封电报……
几年前，当我们想买一样东西，淘宝淘宝淘宝淘宝淘宝淘宝……还是淘宝……
巅覆一：成功之路有多远？
旧常识：伟大是熬出来的
新常识：快餐时代的商业速成逻辑
虽然“快鱼吃慢鱼”作为商业法则被提出早已有之，然而这里的“快鱼”，更多是指企业在竞争格局中的反应速度，而非“快餐”。在绝对的时间上，传统商业力量似乎更相信“伟大是熬出来的”，每个创业者都要经历一段格外曲折而唏嘘的故事才能“剩者为王”。
中国企业的成功要经历多长的历程？柳传志、张瑞敏、宗庆后们已经在商界打拼逾25年，郭广昌、冯仑、潘石屹们奋斗了近20年，即使是马化腾、马云、李彦宏一代，也普遍经历了近10年的商海历练。
而那些非主流们，似乎在一夜之间，将商业带进了一个“短平快”的年代。
组建一个拥有员工1200名，年销售额超过3亿元的企业需要多久？一家名为韩都衣舍的电商给出的答案是，不到四年。市场培育周期短、产业成型速度快、创意商业化空前迅速的背后是：在前有巨头后有山寨的市场上，一个创意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商业转化，必然被别人抢占，这种压力倒逼着他们趟出一条中国式商业速成之路。
颠覆二：去家族化时代来临？
旧常识：做生意就是做关系
新常识：合作不怕远，赚钱不避亲
“关系经济”在中国的传统商业中有多大的力量？数量庞大的家族企业转型难题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无论在台面上是否承认，传统生意中，“做生意就是做关系”早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商业法则。在合作中，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关系户”，在用人上，商人更信任那些与自己有着血缘、姻亲等天然联系的对象。
非主流商人对传统的叛逆之一，便是对这种“关系经济学”的巅覆。
55岁的民企老板曾向勇对《商界》记者讲起他的故事：自己的独生子留学归来后，明确表示不愿接手他的塑料制品厂，而要自己创办一家以网络游戏整合营销为主业的公司。而让曾向勇无法接受的，不是儿子要自己创业，而是他居然拒绝了自己的投资。儿子给他的理
由是，除了钱，他并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帮助。儿子要自己引入天使投资人，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解决钱的问题，还能给公司的发展带来专业指导。
另一方面，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他们这种对“关系经济”的疏离，并非是刻意的回避。“只是从生意的角度，比较谁的条件更合适，无论亲戚、朋友，还是无关的第三方，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合作不怕远，赚钱不避亲。如果亲戚有好的资源、渠道，为什么不能合作呢？”
颠覆三：海归不来自硅谷
旧常识：技术就是生产力
新常识：专业革命的新海归时代
分析这一批创业的海归们，我们发现，他们在创业中所发挥的优势、体现的特点，与上一次海归主导的创业潮所体现出的大不相同。第一代创业的海归们给中国商界所带来的，是绝对的技术优势，创造出以技术为主导的成功模式。
在80后海归的身上，这种创业的技术优势正在被行业性或经营性的专业优势所替代。一方面，扁平化的时代让技术正变得越来越没有秘密。另一方面，80后在海外学习的，已经不再局限于科学知识，而是更多扩大到商业、经营、管理及各行业内部的应用细分领域。
80后的黎紫翔便是这种新海归创业大军中的一员。在国外，他学习的是酒店管理专业，回国后，针对国内咖啡馆遍地开花，同时又遍地转让的市场行情，他在北京开办了一家名为“咖啡馆医院”的餐饮管理公司，以管理外包的形式，专门帮助经营不善的咖啡馆特别是连锁咖啡馆改进内部管理流程，提升经营业绩。随着与“雕刻时光”等一批知名度的品牌客户合作的成功，他的公司与服务模式也正在得到业内主流客户的认可。
颠覆四：贵价钱不是好价钱？
旧常识：尽可能打造产品附加值
新常识：“白菜”就是力量
同样的产品，卖10元的价格和卖50元的价格哪种更赚钱？非主流时代里，连这样看似毫无争议的问题都有了新的解读方式。
2012年，一款名为“今夜酒店特价”的应用在iPhone和安卓手机上悄然走红。每晚6点开始，用户只需通过手机上网，就能以2折起的价格订到当晚“白菜价”的酒店房间。以均价200多元的经济型酒店为例，折后价只有100多元还能返还50元手机话费。至于它的商业模式，1982年出生的“今夜酒店特价”CEO任鑫一直很清晰地定位在辅助性的尾货销售渠道上，“就是与酒店谈下协议，将每晚6点后卖不掉的剩房便宜转卖给消费者。”目前这个2011年9月刚上线的项目，已经获得了2000万元A轮融资，任鑫也因此入选了《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榜单。
“白菜价”正在成为一种力量。与传统商业挖空心思，尽可能打造产品附加值，而在渠道、营销上投入大量成本不同，非主流商业将价值规律还原到最简单的低价拉动需要。很难说哪种价钱才是真正的好价钱，毕竟，在CPI飞涨的时代，“白菜价”本身就是最大的附加值。
#p#副标题#e#
新生代政商关系
新生代商人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政商关系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也许是见惯了父辈为政商关系所累，也许是稚嫩而单薄的商业经历还让他们心怀天然的公平与正义感，再或许只是单纯地还未深刻体会到中国式政商关系的个中利害。与传统商人的政治热情全然不同，“非主流”商人们似乎在刻意地疏远着仕途和官场。然而无论是哪种原因，一种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更加市场化的新政商关系，正在这种甚至难免有些矫枉过正的疏离中形成。
■富二代逃婚记
“千万记得要给我取个化名。”
2012年5月底，当《商界》记者终于与崔熙（化名）面对面时，他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再次请记者帮他隐瞒行踪。此时，距家族日程表上为崔熙选定的婚礼吉日还有不到十天，而这一天，是这个富二代逃婚的第87天。
崔熙的父亲是浙江一家电子设备公司董事长，企业在当地已经经营了近20年时间。从18岁被父母送出国读管理的那一天起，他便清楚地知道，作为家里的独子，继承父亲的企业是自己无可逃避的责任。但他没想到的是，在自己27岁生日时，这种责任竟然以“联姻”这一闹剧般的形式拉开了序幕。
父母为崔熙选定的婚姻对象，是当地某政府部门一位副局长的千金。崔熙并不知道，为了促成这门婚事，父母做了怎样艰苦的努力，因为为了避免他的抗拒，父母从未在他面前露过任何一点口风。直到父亲宣布让他和局长女儿结婚的前一刻，他甚至还没有听过那个女孩的名字。
这样的政商联姻，在富二代的婚姻中其实是最常规的形式。崔熙身边一些已经成家的富二代朋友中，结婚对象只有两种：一是政府官员子女，二是与家族企业有密切经营关系的富二代。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教授范博宏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80%的华人富豪家族选择政商联姻来巩固关系网络，并希望借这种婚姻关系，将自己手中的政商人脉传承至企业继承人的手中。
人生27岁钟声敲响的那个晚上，崔熙的命运终于被绑上家族兴衰的十字架。他第一次听父亲讲起自己的创业经过，讲起他怎样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拿到业务获得第一桶金，讲起在企业十几年的发展中，如何在红色保护伞下赢得竞争，又如何屡次在危机中借权力“拉一把”转危为安。
那些尘封的灰色历史，一直被父亲小心地隐瞒着，连崔熙也不曾得知。然而身为“85后”的他，由于从没有经历过体制的铁板，又有着海外留学的经历，对这些却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政府与企业，权力与商业，从来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
而他自己的商业经历更让他有理由相信这一判断。虽然明知自己是父亲企业的接班人，然而崔熙却依然想在接班之前，进行自己独立的商业尝试。2007年留学回国后，向父亲打了借条借了20万元，崔熙办起了一家小型外贸公司，通过互联网寻找外贸订单，专门为当地一些零散的电子设备厂提供外销服务。
崔熙并不愿像父亲那样，陷入仿佛永无休止的应酬，而“电子商务+外贸”的商业模式，更是与政府鲜有交集。中国式的政商关系，这个新商人从未遭遇，自然也无从体会。
即使将来接班之后，他也从不认为自己为了经营好企业，必须去“抱官员的大腿”。“现在的市场竞争和父亲他们创业时已经大不一样，企业的生产、经营完全可以自主，各种新渠道的出现、信息的便捷，更是让企业不一定非要靠政府才能拿到订单。何必再请尊大神回来供着？”
怀着对政商关系的全新认识，崔熙坚决不同意父母的联姻计划。他觉得这样的婚姻像是父母在拿自己做一场交易，自己成了家族企业用来“打点”的礼品。几次沟通无果后，一个月前，崔熙突然毫无预兆地“被订婚”。推不掉，躲得了。当天夜里，他便带着一个随身的背包离家，开始了逃婚之路。
“我总有一天会回去。只是想向他们证明，现在的商业和他们当年已经不一样了。”崔熙对记者说。而证明的方式便是，他一边逃婚，一边在全国范围内为自己的公司开发新客户，希望在外贸不景气的时段里打开国内市场。而虽然在“出逃”期间，他的外贸公司依然正常经营，一切都通过网络远程完成——他知道父母每天都会去公司打听他的消息。
■商业远政治
几乎在崔熙踏上逃婚之路的同时，整个中国的目光都聚集在首都北京，在3月5日召开的“两会”上，156名A股上市公司的老总作为人大与政协代表参会，点燃了中国商人的新一轮政治热情。
然而，在上一代企业家们还在密切关注自己能够获得多少议政空间的同时，出生于80后的新生代商人，却自发地与政府、官员拉开了距离。调查中记者了解到，在新生代商人中，除了出身官员家庭，受成长环境熏陶的少部分人之外，并没有主动与政府官员结交的热情，也很少存在着踏上仕途的“红顶”理想。
“不关心政治”本就是80后一代为人诟病的一条重要原因，当这种对权力核心的疏离出现在新生代商人身上，自然有传统观念开始指责：80后的中国商人过度以自我为中心，难以承担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任。但在他们自己看来，“年轻一代的商人，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不关心官场那些台面下的事；不是没有社会责任感，而是不愿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依靠政治权力自上而下的推动上；不是不愿推动社会发展，而是更清楚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并以自己的商业行为从经济和科技的源头去实现这种变革的发生。”
对于这种关注与推动力，崔熙举了一个例子：自己的家乡是一个中小型民营电子企业的聚集地，产业在丛林法则下十几年的发展，一批规模小实力不足的企业在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艰难求生，不仅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占用了生产资源，造成了产能的浪费。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十几年来一直不断有人向地方政府呼吁，却收效甚微。而他的外贸公司，自从2007年成立之后，通过统一寻求海外订单和传递新技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小企业的生产力整合起来，虽然规模依然有限，但却的确帮一批企业渡过了金融危机，甚至有些已经开始走上发展之路。
“商业的问题，最终依然要靠商业的力量来解决，这才是商人能做也应该做的。”崔熙把这称为一种市场化的社会责任观，而这也是他身边80后商人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识。
直到新生代商人群体性出现之前，我们经常能在中国民营企业里办公室、陈列室中看到这样的大幅照片：一位经常在全国或地方性新闻中出现的官员，与该企业老板的手握在一
起，企业家的目光，又往往正自豪地透过镜头俯瞰市场。而崔熙在iPad上展示了一组他办公室的照片，墙壁上除了一张《乔布斯传》的海报外，再无一物。
#p#副标题#e#
■新政商关系的种子
在非主流商人远政治、远政府的立场背后，隐约浮现着中国商业与社会秩序新一轮巨大变革的前兆。在这一代非主流商人之前，中国的商机都是来自于体制转型。制度与市场的夹缝中孕育出最早的商业资源，成为大部分老一辈中国商人第一桶金的来源。
在这种“体制型创业”的模式下，中国实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客观的“政商关系”，以及实业家们主观的“政治理想”。从周正毅、黄光裕到徐明，无不是依靠强大而隐秘的“关系网”、“背景网”，获取了企业的高速发展。“关系密集型”直接导致的是，“转轨富豪”和“问题富豪”成为过去20年中中国富豪的重要特征。
商人对官场的依赖，使中国一直缺少真正的产业力量。但在体制转型已经基本完成的今天，非主流商人的商业行为与商业机遇，第一次和体制无关了。这成为新政商关系得以萌芽的重要外部原因。
而更深层的内部原因，或许还在于社会价值体系、商业价值观及商人自我认知的转变。
崔熙向记者回忆，每当父亲与政府官员一起出席活动，一定会为“领导”拉座椅、开关车门，甚至倒茶点烟。尽管父亲资产早已达数千万元，却甚至不如领导身边的秘书受人重视与尊敬。
在社会的主流观念中，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商人无比尊重的年代。另一重真相却是，社会所重视的是财富，而并非商人。从学而优则仕，到商而优则仕，无论学还是商，都只是追求“仕”的手段，入仕为代表的官本位思想以及对权力的追求从来是中国最主流的价值取向。尽管坐拥巨大的财富，中国商人却依然需要通过与政治和官场的亲近，换取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
对比父辈的遭遇，崔熙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在互联网普及带来的价值观多元化浪潮中，他们这一代商人所向往的社会地位，已经无需通过仕途，而可以依靠商业行为本身来实现。
什么才是“非主流”们眼中理想的政商关系？崔熙把它描述为“一种像企业和客户的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上的平等合作的双赢关系”。“商人与政府完全可以看做两个商业主体，按照政策、法律这些契约，政府提供商人所需的服务与资源，商人贡献税收和GDP。”而至于官员，“把他们看做客户企业的员工不就行了？”
这种初生牛犊的自信或许正是非主流商人远政治或者说远政府的底气之一。他们并不讳言，也许有一天，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寻租关系中的一员。然而即使那样，他们也自信能够用一种更市场化的方式处理：“需要多少成本，明码实价比较简单。”当公平、透明和契约精神开始在集体性地存在于一代商人的理念当中，这也许会成为新政商关系萌芽成长的契机。
商业没有晚安
年初，《福布斯》中文版首度推出了“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榜单，并与《福布斯》杂志美国版选出的“美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进行对比。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年轻的创业家在全球的影响力正越来越大。
这也是一个我们不愿面对的现实：中国版的30人名单中，尽管涌现出了像“猛犸”浏览器开发者季逸超、聚美优品创始人陈欧、甚至跨界的作家商人郭敬明这样多元化的年轻商业力量，但与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领军的30名美国创业者比起来，中国的新生代商人无论在商业成就还是技术含量上，依然与世界存在着当量上的差距。
自从乔布斯成为全球商业偶像，中国商人一直苦苦追问的一个问题便是：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苹果，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乔布斯？商业土壤成为摆在中国商人面前的一个巨大命题。
就在我们关注中国非主流商业力量的同时，国内的各大媒体仍在纷纷撰文描述“92派”的丰功伟绩——曾几何时，他们也是新生代。当中国的商业土壤进入新一轮的历史轮回，商人有晚年，但商业没有晚安。
尽管存在着种种青涩与稚嫩，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商人的承继史上，眼下的新生代商人奋斗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萌芽期。这让他们善于打破各种行业和地域的局限，比传统商人具有更发散的商业思维和商业眼光。商业边界的模糊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经营企业，经营产品，也在经营自己。他们正和地球上的新锐商业力量一起，开启着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商业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书写新的商业法则。
在商业的世界中，从来没有过永远的主流，任何主流都是从边缘地带一步步接进商业文明的核心。当若干年后，时下的非主流商人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接过中国商业的接力棒，现代商业精神与千年传统文明将产生怎样激动人心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