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三：理性客观看待社会热点问题——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1)

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

口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蒋来用

教学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旗帜鲜明、态度坚定、领导有力。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地抓，坚决纠正“四风”。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反腐一直以来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要全面介绍中央反腐举措、成就及特点，正确引导他们理性看待当前中国腐败现象和反腐形势，让他们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动真碰硬，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的决心，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课程内容：1．如何看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

2．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特点与成就

3．当前反腐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4．未来廉政建设之路该怎么走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毒瘤。它损害民主和法治的根基，扭曲和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侵害公民合法权益，降低公民生活质量，甚至为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提供温床，威胁社会安全。历史上，因腐败而亡国灭族的悲剧一再上演，令人触目惊心；当今，因腐败而导致政权更替，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频频发生，值得深思警惕。当前，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央反腐意志坚决，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以全球比较的视野冷静分析当前形势，认清我国反腐败的成效、挑战和困难，会让我们更加理性和沉着地应对腐败。

一、如何看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经济低迷时期，也适用于腐败易发多发阶段，有助于振奋人心和坚定决心。反腐败信心的建立来源于对腐败成因、特点、趋势等方面信息的全面了解。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比较，中国在“危”中却能见到“机”。

1．人类还没有找到持久廉洁的“药方”

腐败伴随人类几千年，尽管各国各地区都在探索和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可以保证已根绝了腐败。腐败黑素存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即便在国际机构和一些被公认为比较廉洁的国家，每年仍不断发生腐败丑闻，这些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均承认查出的腐败仅是冰山一角，对腐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放松懈怠。在人类社会治理腐败的探索中，有的国家做得好一些或好很多，并不等于将来就一定比别国好。一个国家某段时期廉洁，并不等于将来就一定会廉洁。腐败很容易反弹或反复。古今中外有很多国家或政权曾经历过政治清明、社会廉洁的时期，但未能持续，最后又

陷于腐败泥潭之中。反腐败取得暂时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没有必要沾沾自喜，当前腐败比较严重或非常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或丧失信心。

2．经济快速发展期往往是腐败易发多发期

腐败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北欧国家等，都经历过腐败猖獗的时期，这些国家进人相对比较廉洁的时期是在最近几十年。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国家的腐败治理才见到明显成效。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也是如此。新加坡人回忆说，50多年前，腐败曾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阶段，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诱发了令人头疼的腐败问题。不过与半个世纪前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成就和腐败控制效果要好得多。中国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的历程，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大幅改善，腐败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程度。

3．从国际机构数据看中国反腐败形势

要听到西方国家客观称赞中国反腐败的成效很难。国际政治和经济评价的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话语权。西方国家很少对中国说鼓劲的话，尤其是极为敏感的反腐败。但根据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机构的数据，依然可以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反腐败的。总部设在德国的透明国际是专门从事反腐败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上影响较大。该机构从1995年开始，依据其他国际机构的报告数据编制清廉指数(CPI)，对不同国家的腐败状况进行评价。其最近发布的2013年清廉指数，采用了13家机构的报告，如贝塔斯曼基金会、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经济论坛等，这些机构都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代表西方国家“发声”，垄断了国际话语权。透明国际采用这些机构的数据，在指标选取、方法设计等方面倾向西方国家，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排在后面。如清廉指数就没有考虑人口等客观因素，将十几亿的人口大国与几万的人口小国进行比较，缺乏合理性和可比性。虽然指数设计不科学，但我们还是能很明显地看出西方对中国腐败问题态度的变化。从得分上看，中国从1995年的2．2分上升到2011年的3．6分，2012年后由十分制改为百分制，中国2013年上升到40分，分值不高，但得分不断上升。从排名来说，1995年，当时样本国家和地区数41个，中国排名在第40位，位列倒数第二，但2013年，样本国家和地区达到177个，中国排在第80位。就全世界范围而言，中国的廉洁程度在中等以上。

按国家或地区人口进行对比，我们还会看到另一个有意思的结果。应该说，人口多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庞大，管理难度系数大，反腐败的任务更为艰巨。从清廉指数可以看出，排在前十名的国家仅荷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人口超过千万，并且这三个人口相对较多的国家排位都靠后(见表二)。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已完成工业现代化的美国和日本之外，排位都很靠后。在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第四(见表三)。很多国际专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经济保持30多年快速发展，腐败控制效果好过很多国家，中国反腐败是非常成功的。这种判断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中得到了印证。

表二：2013年在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名前十位国家人口比较

二、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特点与成就

最近多家机构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明显。多数干部群众认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与以往相比有好转，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有力度，身边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明显改进或有所改进。

1．反腐败成为国家治理战略重要内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反腐败列入决策重点，从战略上予以高度关注，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上打出“组合拳”，注重顶层整体设计和系统规划反腐败，扎实推进反腐败行动。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端正党风政风。一年多来，中央政治局用行动践行“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安排宴请”“不封路、不清场闭馆”“不题词题字”等庄严承诺，用果敢行动开启了反腐败的新征程。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定调未来五年反腐，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必须全党动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重要论述。反腐成为2013年“两会”的热点，国务院向社会承诺“约法三章”。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将反腐败的战鼓敲得更急，李克强总理从简政放权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要求，做出推进职能转变、县级以上政府公务接待经费公开等部署。反腐“大合唱”整齐和谐、铿锵有力，党中央主动落实主体责任，传递的信号十分鲜明，让腐败分子胆战心惊。

2．打“老虎”“苍蝇”毫不手软。一年多来，中央对腐败采取强高压态势，惩治腐败

持续挥出重拳。十多个部级领导干部相继落马。打击受贿的同时，也强调对行贿的惩处，法律面前反腐不分国企、私企、外企。人民网等十多家主流网站开设网络监督专区，链接纪检监察、检察等举报网站。2013年9月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网络举报量平均每天超过800件。伴随腐败发现机制不断健全，查办腐败的力量也不断增强。中央纪委负责查办案件的纪检监察室增加了2个，地方纪检监察机关也正在调整力量布局，增加查办案件的人员数量。惩处腐败机制的重大改革有力保证打“老虎”“苍蝇”将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闪电战”。

3．纠正不正之风丝毫不松懈。刹歪风是2013年反腐倡廉建设的一大亮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出批示，坚决杜绝公款浪费。春节和“两会”期间，高档饭店遭遇“倒春寒”，大量团拜会、宴请取消。媒体曝光、纪委暗访、群众举报等方式让所有公职人员绷紧神经、谨行慎为。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元旦、春节等节点一刻也没放松，从吃喝、公车、会议到贺年卡、粽子、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再到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等，问题点得准而实。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班子成员就落实八项规定约谈派驻机构负责人，2013年4月22

日至26日5天时间分别约谈了53位派驻到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专门开设“曝光台”，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央纪委发布信息86次，通报曝光517件典型问题和案例。中央纪委建立月报制度，及时掌握各地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在网络上晒出各省区市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列为“靶心”，动员全党对作风上的弊垢大扫除。一年多来，一些长期存在的顽疾得到了解决，廉洁正气得到发扬。

4．以全面改革清除腐败土壤。滋生腐败的土壤太厚、太多，这是中国反腐面临的客观事实。政府行政审批等权力过多集中于少数领导干部手中，增加了监督的难度和腐败的风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进行了新的部署和安排，提出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权力上做“减法”，大幅压缩腐败的空间；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关闭腐败的资金“阀门”；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提出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等。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深层次改革将全面启动。实行简政放权减少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司法和反腐败管理体制等改革则加强了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一松一紧的改革会大幅消除腐败的土壤，减少腐败的机会。

5．关权力的“笼子”越织越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堵塞了很多漏洞，具体细化的政策规定不断出台，如各级党政机关5年内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等。各部门出台更为具体的制度规定，如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推进省以下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省应于2015年之前公开所有县级以上政府财政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及“三公”经费预决算等。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要求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腕”；不得借举办晚会之机发放礼品、贵重纪念品。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进行抽查核实，凡不如实填报或隐瞒不报的，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人后备干部名单。很多单位自觉采取行动进行改革探索，堵塞制度漏洞，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严控劳务费、小额餐费、市内交通费在科研课题经费中的报销比例，建立实报实销制度防止虚假报销。

6．反腐机构履职能力大幅提升。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带头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将反腐重点集中在纠正不正之风、查办腐败案件和有效预防腐败“三驾马车”上，做到“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工作方式明显转变，中央纪委监察部议事协调机构由125个精简至39个，会议大幅减少，但切实感受到执纪力度增强。中央纪委领导约谈省区市纪委书记和派驻纪检组组长，要求派驻机构要眼睛亮、耳朵长、鼻子灵，善于监督、敢于执纪，巡视组要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报告。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强调正人先正己，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不断增强。

三、当前反腐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当前腐败防控压力较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大力发展生产力，将经济建设作为很长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必须得在几十年时间内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在发展模式和组织方式上不能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但必须经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并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人民的收人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反腐败仍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建设的制约，短期内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

1．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让寻租仍有机会。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适应。预防和惩治腐败虽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腐败防不胜防，反腐败难度极大，阻力甚多。例如，进人新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多次大规模削减行政审批项目，在防止权力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政府职能未根本调整，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边界仍比较模糊，政府管理的领域较多，握有公权力的人有较多的寻租机会和空间。有的地方和部门仍然保留有经营性企业和经济实体，向职能部门和机关输送资金，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造成的复杂利益链强化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

义，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和阻力。

2．公职人员队伍管理相对过于宽松。相对于廉洁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公职人员管理制度宽松，公职人员自由活动的空间较多，受到的管束较少，因此一些违纪违法和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不断被网络和媒体曝光。一些领导干部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等言行不一的行为，严重削弱党和政府公信力。制度规定有漏洞和空隙可钻，一些违纪违法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和处罚。一些党员干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严重污损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尽管当前制度对公务员从事营利活动或在企业兼职有严格限定，但对在非营利机构兼职取酬管理不严，出现了难以监管的工资外隐形收人。从新闻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件看，一些内地官员可以自由往返境外赌博，说明制度对一些党员干部还亮着“绿灯”。

3．社会参与反腐败的渠道不十分通畅。反腐败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脱离不了社会整体素质的改善和提高。中国反腐败机制虽然强调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各负其责，纪检监察组织协调，社会广泛参与，但反腐败仍然是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用力较多，私营企业、社会个人主动参与较少。私营领域的反腐败停留在较低水平，存在立案难、取证调查难、成本高的问题。最近几年，公民大量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揭发腐败现象，反映出信访举报、司法诉讼等正常管道不太通畅，正规渠道不能满足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强劲需求。

4．权力公开质量与社会公众期盼有相当距离。中国近几年权力透明公开推进力度很大，已经产生了积极的预防腐败效果。但公开的质量和程度还不够，一些地方、部门领导对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或因为利益考虑不愿公开。有的单位将财务等作为核心机密，严防外人知晓。如预决算公开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但公开仅停留在比较粗的几大类，细目并没有公开。公共机构的财务账簿捂得尤为严实，在财务规范还不够到位的情况下，公开尤其是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风险系数极高。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的透明度程度很高，主动向社会公开案件调查报告、单位财务等信息，以透明换取社会信任，自身率先实施关键领域公开来建立社会反腐败信心，提升反腐专门机构的公信力。相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公开透明的做法，中国的权力公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5．公职人员激励和压力机制不足。要让公职人员持续不断为社会和国家奉献聪明才智，一方面需要激励，要提供合理的工资、福利、奖励等保障，激发工作的热情；另一方面还要施加压力，公职人员内部之间、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之间要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中国多年前就曾提出要建立人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但聘任制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进来的出不去、上去的下不来等现象比较普遍。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员数量仍然较多，一些单位和部门冗员多，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离群众期望和实际需要有较大差距。一些基层公职人员收人较低，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容易被小小的贿赂“击倒”。

四、未来廉政建设之路该怎么走

社会保持持续长久的廉洁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防治腐败，最为根本的方法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解决经济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

盾。防治腐败，除了惩治，还应强调预防，着力减少腐败动机和机会，提高腐败的成本，从多方面构建防腐网络，使人不愿、不能、不用和不敢腐败。

第一，把预防为主作为非专门反腐败机构的首要策略。专门反腐败机构与非专门机构的反腐败策略应有所区别。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要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严肃查办腐败案件，坚决查处“问题人才”。其他部门和单位则着重抓好腐败预防工作，由事后监督和查处向事前积极预防转变，尽量减少腐败案件的发生。

第二，严格管理的同时，适当提高公职人员收人。把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提高待遇的前提，严抓公务员队伍管理。抓紧制订公务员防止利益冲突法，构建严格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公务员实行聘任制管理，实

行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加大对公务员投诉的处理，严肃处理违纪公务员。将公务员的社会保障与企业人员社会保障并轨，为公务员制度改革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工资收入调查，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实行工资与物价上下浮动。

第三，抓实转变政府职能，从源头减少腐败。推动政府从重效率转向重效能，严控“三公消费”等行政性支出，更多关注政府管理成本和实际效果。政府要更多向市场和社会放权，让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用法律严格规定政府部门、机构和不同岗位的职责和权力，严格限制政府部门超出职责范围开展公务活动。减少领导干部兼任多项职务，按职权责利对称原则设置领导岗位，撤并“领导小组”和“专职办公室”等各类临时性办事机构。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第四，畅通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各种渠道。大力宣传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等机构的举报投诉电话、举报网站等。加强投诉举报的管理，利用现代通信工具，简化网络举报填报内容，方便群众举报，减少投诉举报成本和顾虑。建立实名举报反馈机制，向投诉举报人反馈受理情况和处理结果。加大投诉举报人保护力度，坚决惩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加大私营领域防治腐败工作力度，指导和帮助私营企业和机构防止腐败。加强对信访举报、投诉办理的监督，促进规范高效办事，提升群众满意度。积极开展新闻监督，跟踪关注重要网站有关腐败的舆情，及时分析处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形成良性互动局面。

第五，大力提升权力公开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加大公开力度，公开预算决算细目、不同级别公务员收入标准、人员录用、固定资产处置、大宗物资采购招标等事项。政府决策中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社会公示、听证等制度。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着力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编制党务公开目录，不断丰富公开内容。认真办好政府门户网站，将不保密的政务信息和文件全部入网，将公众办事窗El直接搬到网络平台，群众办事不出门就在线上完成。运用财务云等技术规范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财务管理，审计、纪检监察、财政等部门对各单位财务24小时实时监督，在规范化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公开。

第六，始终坚持走法治反腐的道路。要运用法治方式完善腐败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将党的反腐败意志转变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法律准绳。明晰反腐败的责任体制，细化党委主体责任的内容，明确纪委监督责任的内涵，将责任追究适用的标准、情形、程序、主体、不追究的后果等内容与实际结合，将责任追究做实。探索省以下各级纪检监察组织由省财政统一标准划拨经费的制度，探索一套适用于特殊纪律部队的干部人事制度，加大纪检监察干部异地定期交流，推行派驻纪检组的人财物由派出机构统一管理的制度，打消监督人员的顾虑。将制度执行力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把反腐败各项制度规定落到实处。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1．《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新

华网2013年12月25日。

2．《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

民日报》2013年1月23日。

3．《2013中国改·变：反腐“路线图”清晰而深刻》，新华网

2014年1月2日。

资料链接

链接一：政策措施

1．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2014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聚焦中心任务，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严明党的各项纪律，坚决克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现象；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强化执纪监督，坚持不懈纠正“四风”；加大对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审查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履职能力，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第一，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第二，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强化纪律建设，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第三，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第四，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和教育。

第五，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用铁的纪律打造纪检监察队伍。

2．巡视制度

巡视机构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组织实施中央一级的巡视工作，指导、推动全国巡视工作的开展，向中央负责

并报告工作。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中央纪委，承担综合协调、政策研究、业务指导、人员管理等工作。

中央巡视组

目前共设10个，通称为中央第一至第十巡视组，具体承担巡视任务，向领导小组负责并报告工作。

巡视重点

对象。中央巡视组重点巡视对象突出省部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对下一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重要问题线索也要了解掌握。

内容。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

反政治纪律的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突击提拔干部等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

巡视环节

准备。巡视组进驻之前要听取有关单位介绍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有关情况，多渠道收集信息，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

发现了解。进驻后，通过听取汇报、受理信访、个别谈话等多种方式，了解掌握巡视对象在“四个着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重要问题线索还要采取多种措施开展更深入的了解。

报告。巡视了解工作结束后，巡视组要写出巡视报告，向领导小组如实、客观汇报，领导小组综合各个巡视组的情况还要向中央做出综合报告。

反馈。按照领导小组要求，巡视组向被巡视党组织反馈巡视情况。在反馈中严肃指出问题，提出整改的意见建议。

移交。按照领导小组要求，将发现的问题和线索分门别类移交有关部门去办理。

督办。督促被巡视地区、单位整改落实，督促有关部门办理巡视移交事项，并将巡视成果运用情况综合报告中央和领导小组。

3．中纪委下发多个禁令

中央纪委、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年来，一些地方将历史建筑、公园等公共资源变为私人会所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存在违法设立经营、侵占群众利益、助长奢靡之风、滋生腐败行为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特别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出入私人会所，吃喝玩乐，甚至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严重影响党风政风，带坏了社会风气。为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遵照中央指示，就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提出明确要求。

2013年10月31曰，中纪委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涉及外事、港澳台事务、侨务等工作需要不在此限，但也要提倡节俭。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审计监督，相关费用不准转嫁摊派，一律不予公款报销。

2013年11月21日，中央纪委下发《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严禁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执纪监督，对违纪行为快查快办，严格责任追究，及时通报曝光。

2013年12月II曰，中纪委在其官方网站刊载文章《全会解读：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指出，要适时开展对领导干部住房、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专项清理工作，对违规多占超配的，一律清退。

4．《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旨在规范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规定》共分26条，强调国内公务接待应当坚持有利公务、务实节俭、严格标准、简化礼仪、高效透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原则。各级党政机关公务接待管理部门应当结合当地实际，完善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制度，制定国内公务接待标准。

如，第十条规定，接待对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自行用餐。确因工作需要，接待单位可以安排工作餐一次，并严格控制陪餐人数。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超过10人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

工作餐应当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不得使用私人会所、高消费餐饮场所。

链接二：权威声音

1．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

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摘自2013年1月22日新华网)

2．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2013年1月23日，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发言中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重点抓好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狠抓改进作风，反对奢侈浪费、反对特权。目前要盯住春节、两会，坚决刹住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旅游等不正之风。接着抓好五一、十一，再抓元旦。以抓铁有痕的劲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抓下去，经常抓、长期抓，必见成效。纪检监察干部要拉长耳朵，瞪大眼睛，严肃查处顶风违纪的典型，树立好典型，把经常性检查监督和有针对性的抽查结合起来，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2013年3月4日，王岐山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界委员联组会并强调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全党动手一起抓，把目标任务分解到部门、落实到岗位，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地抓，坚持住、可持续，积小胜为大胜。

2013年5月17曰，王岐山在2013年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上指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复杂，我们党面临的挑战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国内，最根本的还是来自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就是来自党内的挑战之一。要坚定“三个自信”，狠抓党风廉政建设，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中央巡视组要明确自身定位，履行监督责任，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对违纪违法问题早发现、早报告。 2013年10月16日，王岐山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研修班座谈会上指出，要把坚决惩治腐败、遏制蔓延势头作为工作目标。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领导干部“不想腐”；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使领导干部“不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

链接三：观点

1．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巡视目的是通过“惩”达到“治”

不论巡视发现问题还是办案查处问题，根本目的都不在于单纯惩办那些问题官员，巡视的目的是通过“惩”达到“治”，使党的肌体更加健康。这也就像行医，发现问题是找到了毛病，目的可不是要把这个人治死，哪怕是用猛药，甚至手术去掉个部件，为了让他

活下来，还要努力地让整个肌体运转和以前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这才是求医之道。巡视工作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就非常重视抓早抓小，对领导干部存在的苗头性问题也都要发现，也都如实、客观、负责地向被巡视地区主要负责人反馈，要咬咬耳朵、扯扯袖子，甚至当头棒喝、敲响警钟，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摘自2013年11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拮：反腐要上下同进行

过去讲到“老虎”做报告，“狐狸”听报告，“苍蝇”“蚊子”戴手铐，讲的是20世纪90年代一个反腐败的状况，也就是触动高级干部的比较少，主要都是一些科处级干部，打小“苍蝇”、大“蚊子”的这种举动比较多。关于“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有几层含义，过去我们反腐败主要是从下至上，现在指的是上下一同进行，既注意高级干部的贪腐行为，又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腐败行为，也就是既注意大“老虎”，也注意小“苍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腐败行为，往往侵害民生。而高级干部的贪腐行为，往往危害到我们党的形象问题，由于它的级别高，覆盖面广，更能让我们的党受到损伤。所以这次讲话里讲到“苍蝇”“老虎”都要打。(摘自2013年1月23日人民网)

3．中央党校教授辛鸣：中共的反腐力度显示决心

中央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态度坚决、立场坚定。因为如果不打“苍蝇”，有一天“苍蝇”也有可能变成“老虎”，而不打“老虎”的话，“苍蝇”也会有恃无恐。所以，必须不管官员职位高低，只要发现腐败，一查到底。(摘自2013年9月6曰《人民日报海外版》)

4．戴立言：多党制不是有效防治腐败的灵丹妙药

有人在社会上、在互联网上散布一种观点：“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事实真是这样吗?

第一，多党制并没有杜绝腐败，很多时候还导致了腐败泛滥。西方多党(含两党)制建立后，腐败现象一直如影随形，并没有因为政党政治这一“重要的政治发明”和“现代政治制度的杰作”而销声匿迹，政党腐败丑闻在各个多党制国家一直是此起彼伏，甚至有过臭不可闻的时期。18世纪的英国，各级议会议席甚至标价竞买，候选人贿买选民、操纵选举比比皆是。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格兰特任总统时，任人唯亲、反贪不力，使得本应当成为联邦政府道德楷模和典范的总统内阁贪污腐败成风，连副总统都被爆出受贿丑闻，制造了美国历史上声名狼藉的“腐败内阁”。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一些国家开始在制度、道德等层面建立约束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运用公权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但仍然没有解决多党制条件下的腐败问题，腐败这一顽症至今仍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存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间，数十个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实行了多党制后，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国家甚至较之前更加严重。“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表明，2012年世界上最腐败的十个国家与地区中，9个是实行多党制的国家。这更以事实击穿了关于实行多党制能够解决腐败问题的臆断。

第二，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一党长期执政也可达到清廉，腐败与否并不取决于

政党的多少。不管是多党还是一党，对腐败都没有天然的免疫力。一些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政党之间对立严重，政党轮流上台、轮流腐败的现象并不少见；而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只要措施得力，照样能保持清廉。众所周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连续在新加坡执掌政权，始终保持活力和廉洁，在领导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同时，成功地治理了被称为“东南亚之癌”的贪污腐败，在廉洁程度方面被国际权威调研机构连年评为亚洲第一、世界前茅。显而易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党数量的多寡，而在于治理腐败的决心和举措。现在，一些国家的腐败程度之所以比较轻，究其原因，并不是靠多党制，而主要是靠政治制度中遏制腐败的机制，即通过行政体制中对权力的分解、制约与监督，或者说通过政权与行政体系的内控机制建立健全而逐步控制和解决腐败问题。要知道，他们搞了两、三个世纪才取得这样的成绩单。把政党数量与清廉度简单画等号的看法，主要是混同了民主制度与政党制度，或者说把政党与廉政的关系混同于民主与廉政的关系。如果政党沦为自身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言，即使再多的政党也于事无补，政党轮替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廉洁政治。现在许多实行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政局混乱、深陷腐败，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第三，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有利于解决腐败易发多发的问题。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民主政治制度，既不是两党制或多党制，也不是简单的一党制。在这个制度下，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全新的现代化之路，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迅速腾飞。实践证明，这个政治制度是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且是高效的。在反腐败方面，它同样展现了强大的政治优势。比如，我们能够形成统一而坚定的反腐败政治意志，可以制订长远的反腐败国家战略(如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五年工作规划等)，一直保持反腐败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的政党更替的影响。又比如，我们能够高效动员和协调包括相关国家反腐败机构、各民主党派、社会公众在内的各种力量，对腐败进行强力打击和遏制。而低效率恰恰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通病。有资料显示，在印度、在巴西，有些腐败案件的查处旷日持久，个别案件甚至超过10年，有的不了了之，简直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同时，中国的政治制度还能够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反腐败的政治责任，避免多党制条件下在朝党与在野党之间推诿扯皮，把反贪不力的责任归于对方。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同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尽管由于各种因素尤其是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制约，现在还未达到实现廉洁政治的水准，群众对消极腐败现象也有很多不满，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制度体系的逐步完备，以及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业的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解决好当前腐败易发多发的问题，逐步实现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目标。(摘自2013年6月8日《新华每日电讯》) 5．外媒：对201 4年反腐期待高

“俄罗斯之声”说，中国的体制能经受得住考验，重要的是，在这种体制内没有谁

不能处罚，这也是为什么在反腐斗争中经常有高官落马的原因。未来中国领导人实施反腐败行动会不惧任何阻力，因为老百姓对反腐不仅要打苍蝇，而且还要打老虎有着太多期待。

《联合早报》称，在中国，如果公开投选最大快人心政策，反腐与改革肯定都会高票当选。高干以每周一名、让人目不暇接的平均速度被惩处，低层级干部因违反八项规定被处分的则更多。反腐一是为了避免“亡党亡国”，更重要的是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外界可以预期中国以持续的反腐与改革，为2014开年。

《纽约客》称，中共反腐打击面逐渐上移，甚至超过批评人士的预料。通过打大老虎，中国希望展现决心并吓住低级违法者。不过许多真正让公众愤怒的是“苍蝇”的腐败，包括医疗、晋升和上学等方面的行贿受贿。

《华尔街日报》网站称，中国卫生监管部门将公布医疗卫生领域的商业贿赂不良记录，此举旨在打击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的腐败行为。(摘自2013年12月30日《环球时报》) 链接四：数字

1．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公众反腐信心超七成

目前，中国仍处于腐败现象的高发期，腐败问题尚未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遏制，腐败现象依然严重。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结果看，2011年有37．3％的人认为目前腐败现象很严重，有36．9％的人认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2013年仍有33．7％的人认为目前腐败现象很严重，有41．6％的人认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从总体上可以看到，目前腐败现象仍然是城乡居民深恶痛绝的社会问题。在问及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时，2013年有34．6％的人选择贪污腐败问题，在所列各项社会问题中居第四位，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持平。

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公众认为目前党和政府反腐败工作效果明显的占41．7％(认为很明显的占8．0％，比较明显的占33．7％)。这比2011年公众对同一问题的评价29．5％高出了约12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城乡居民对短时期内反腐败工作的效果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肯定。

从调查结果看，城乡居民对八项规定出台后党政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的变化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肯定。54．7％的人认为“公款大吃大喝”现象明显改善或有所改善，50．8％的人认为“滥发钱物，讲排场、比阔气，搞铺张浪费”现象明显改善或有所改善，50．5％的人认为“到基层调研讲排场、前呼后拥、超标准接待”现象明显改善或有所改善。总体来看，均有约50％的人认为党政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得到改善。

2011年公众对今后5-10年中国反腐败取得明显成效有信心的人不足六成(18．5％的人表示很有信心，39．1％的人表示较有信心)；而在2013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对于反腐败成效具有信心的公众超过了七成(25．5％的人表示很有信心，有48．2％的人表示较有信心)。可以看出，人们对今后中国反腐败取得明显成效的信心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摘自2013年12月26日中国新闻网)

2．中国公众对反腐败成效的满意度上升

根据透明国际对各个时期我国腐败状况的评价，在改革开放初期即1980--1985年期间，我国的清廉指数为5.13，属于轻微腐败国家。到了1993--1996年期间，我国的清廉指数降到了2.43，表示腐败程度加深。最近几年，我国清廉指数逐年回升，2011年，我国的清廉指数回升到3.6。我国近年来腐败指数有所好转，这表明我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但总的看，腐败现象仍处于高发多发的相持期，形势仍很严峻。

中共十八大以来，短短1年多的时间，中国省部级以上高官被查处的达16位之多。从最开始的李春城，到如今的李东生，见证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打老虎”的决心和魄力。

2013年前9个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处置反映问题线索12.9万件，同比增长

13.5％；立案11.8万件，同比增长10.1％；结案10.2万件，同比增长12.6％；处分10.8万人，同比增长7.6％。

链接五：历史由来

1．中央巡视组十年发展：更注重反腐职能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就已经着手试点与探索。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中提出，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根据需要向各级、各部门派出巡视小组，授以必要的权力，对有关问题进行监督检查，直接向中央和省、区、市党委报告情况。

1996年到1998年，中央纪委先后派出了七批巡视组进行试点，对18个省和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巡视。1999年，中央组织了“三讲”教育专项巡视组到各地区部门进行巡视。2001年，中央纪委等联合派出了三批巡视组，对八个省、区进行了巡视。通过这些试点，巡视组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2003年称得上是巡视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经过多年颇有成效的试点，巡视组迎来了正式建立与规范阶段。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开展巡视监督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中央批准设立巡视工作办公室，作为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联席会议的日常办事机构；5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组建了五个地方巡视组，主要任务是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视。

十七大以来，巡视组又经历了几番调整。2008年，中央批复同意增设5个巡视组，加上原来已经批准的5个巡视组，中央共有10个组，其中6个组负责地方巡视，4个组负责企业金融巡视。

2009年11月，党中央做出了成立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将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和巡视组更名为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央巡视组的决定，进一步加强了对巡视工作的组织领导。

2013年，中央再次派出10个巡视组开展新一轮巡视工作。本轮公布的巡视工作安排，并没

有按照“6个组负责地方巡视，4个组负责企业金融巡视”的分工，而是再度进行了调整：5个组前往地方五省巡视，其他5个组分别进驻企业、金融机构和高校。

从2003年正式建立至今，中央巡视组已走过了十年历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被广泛认可。中央纪委领导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陈良宇、侯伍杰、徐国健、李宝金、杜世成、何闽旭等案件的部分线索，就是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在巡视中发现的。

正因如此，开启新一轮巡视工作的中央巡视组被舆论寄予厚望。在一些专家看来，2013年5月17日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透露的信息，意味着中央巡视组将更加注重反腐职能。会上提出的巡视工作重点相对集中，也意味着巡视工作将回归到它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摘自2013年6月7曰中国网)

2．2013年打掉的“老虎”

2013年5月底开始，10个中央巡视组密集进驻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出版集团开展巡视。“老虎”们纷纷被打。

6月4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6月23日，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6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7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区总工会主席李达球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其领导职务。

8月8日，中共中央纪委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刘铁男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检查。

9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10月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证实江苏省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10月28日，中央纪委宣布，贵州省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随后，中央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11月19曰，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11月27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涉缣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12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安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摘自2013年12月13日新华网法治频道）

链接六：他山之石

1．新加坡：成立高效独立的贪污调查局

在新加坡，官员腐败的案例确实少之又少。但是，光靠领导人身体力行的清廉的道德力量，显然无法保证官员能够一直上行下效保持廉洁。总结起来，新加坡保持官员廉洁的最有效的保障在于：建立了一整套反贪污的法律体系；有“权比天大”的贪污调查局等机

构的强力执行。

新加坡贪污调查局(CPIB)成立于1952年，是新加坡反贪污的执法机构，前身是新加坡警察署刑事侦查局(CID)中的反贪处。作为反贪污的专门执法机构，CPIB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高效率。新加坡特别强调CPIB查案的行动效率，“通过迅速和肯定、坚决但公正的行为取缔贪污罪行”是CPIB的使命和宣言。对于署名的投诉和举报，CPIB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给予正式答复；一旦决定调查的案件，必须在确定查案官员后48小时内展开调查；除非案情复杂，所有的贪污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调查完毕。

独立性。CPIB的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机构性质和领导体制的设计上，CPIB 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直接隶属于总理公署，局长由总统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命，工作由总理直接领导，对总理负责；二是CPIB享有广泛的职权，在反贪过程中不必借助警察局等执法机关的力量，就能够独立地对贪腐案件进行立案和侦查。

CPIB成立以来，对遏制新加坡的腐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0年“透明国际”发布的世界清廉指数排名中，新加坡、丹麦和新西兰三国并列第一。

2．加拿大：建立透明度高的监督机制

加拿大政府始终认为腐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直致力于在国内和国际加强反腐败的范围和力度。在反腐败方面主要负责机构是加拿大审计署。审计署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内设一专门委员会负责向议会报告工作。委员会主席一般由反对党代表担任，监督政府财政支出。加拿大政府还注意对公职人员行为的规范。如颁布政府官员行为准则，对公务员进行道德培训等。加拿大政府还积极完善政务公开制度。

根据1983年《信息法》，政府有义务提供各种条件，保证公众平等利用政府控制的信息。如任何人可以通过登录政府机构官方网站，查询政府官员职衔梯形图，公示公务员的上级官员的联系方式，起到透明度高的监督作用。

2004年4月起，政府还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部长、大使及其他高级官员的开支明细表，希望通过这一举措达到反腐败的目的。在比较敏感的政府采购方面，加拿大政府实行公开招标制度，对于25万元以上的采购合同，必须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电子招标系统，在本国、美国和墨西哥公开招标。在加拿大，任何人都可对招标结果提出质疑或向法院起诉。

加拿大共有175000多个非政府组织，从事反腐败研究的组织也有很多，包括透明国际加拿大分部、加拿大伦理和公司政策中心、加拿大国际商业研究会等。

其中，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透明国际。透明国际组织成立于1993年，每年都公布全球反腐败报告和各国腐败指数排行榜。加拿大分部成立于1996年11月，主要侧重加强政府廉政体系建设，通过对立法的建议、规划的制定，重视发挥合作、咨询和督促的作用，并不卷入任何调查政府、公司或个人的腐败个案。

3．瑞典：公民有权查阅政府官员文件

就财产公开而言，家庭财产的申报、登记和公布制度，最早起源于瑞典。早在177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收入和纳税清单。这一制度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败制度，先后被世界许多国家所借鉴。

瑞典一直拥有信息公开化的传统，有关财产收入、婚姻状况和教育背景等个人信息早已不是隐私。如今，许多网站都提供公民个人财务信息查询服务，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免费匿名查询他人财务状况。

2006年11月，瑞典Ratsit．se网站开始提供免费查询服务，数据来源是瑞典税务部门。

信息公开化在瑞典社会各个方面都得以体现。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通过《信息自由法》，在世界上第一次明确规定所有公民都有权查阅一切政府文件，政府必须无偿向提出查阅请求的公民提供文件。现在，瑞典人可以随意查看政府对公民的几乎一切记录。

瑞典政府被称为平民化的政府，政府的大门前不设警卫。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楼下的湖滨花园设有长椅，是市民们的游息之地。他们的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

瑞典的一位副首相就因为一件看来“不足挂齿”的事情而丢了纱帽。这位女副首相有时图方便，偶尔有几次用公家的信用卡购买私人用品，事后皆及时还上。但还是被一位嗅觉灵敏的记者发现，这位记者直闯她的办公室，翻查她的文件，查出她共挪用公款6000多美元的证据，予以曝光，使这位本来很可能成为瑞典第一位女首相的副首相，顿时成为众矢之的，下台了事。一位小报的记者，凭什么竟敢闯入一位副首相的办公室，随意翻查她的文件呢?凭的就是一条叫作“公民有权查询政府文件”的法律条文。

4．澳大利亚：健全的反腐机构与独立的反腐权力

在澳大利亚，卓有成效的反腐机构是联邦和州犯罪案件调查局。联邦和州犯罪案件调查局的调查对象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主要管辖特殊的犯罪案件，不受地域限制，如国际的贩毒、洗钱、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行贿等。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于1989年成立的独立反腐委员会是一个公共权威机构，独立于政府部门，具有重要权力；通过公正的调查，揭露腐败事件；向公共部门提供警示建设和预防措施，防止腐败事件发生；在公共部门和社会团体中，开展有关反腐败的教育，宣传新南威尔士州独立反腐委员会任务的活动。其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防止社会诚信被破坏，指导公务员的行为，揭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潜藏于公共部门中、并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腐败现象。

警察内部反腐是澳大利亚一个很重要的反腐败内容，这方面的投入非常大。警察局内务部主要调查涉嫌犯罪警察的收受贿赂和渎职案件。警察犯罪属于高智商犯罪，其反侦查能力很强、警觉性很高，因此内务部还设有便衣部门。凡是被举报的警察，其品行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将不得升迁。调查时可以对其采取刑侦措施，而案件侦结后未发现问题，将打出报告给其上司，可以晋级。警察的同事、上级发现该警察有滥用职权的腐败行为不举报，

将被撤职、降职。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008年的一份报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高级警员凯特·米歇尔·豪斯在收到一个由一名“普通公民”交到警局的遗失钱包后，私自取出了钱包内的285澳元现金，并拿到商场消费。案发时，她身上还剩有侵占款中的150澳元。豪斯因此被判犯侵占罪，罚款1000澳元，并处相关的行政处罚。

5．丹麦：警察不能自已监督自己必须他律

1995年前，丹麦警察局内部设有纠察处。1995年，丹麦议员认为，警察

不能自己监督自己，必须实行他律。所以在当年取消了纠察处，在全国各地警区设立了由议员、群众代表和律师组成的警察诉讼委员会，负责处理诉讼警察案，有权决定对警察渎职及其他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据《环球时报》报道，根据丹麦国家警察总局公开发行的《丹麦警察概况》，丹麦共有530万人，其中警察1．03万，由丹麦司法大臣领导。司法大臣通过国家警察总局局长、哥本哈根警察局局长和地方警察局局长行使权力。国家警察总局局长负责中央人事及财政管理，哥本哈根警察局局长和地方警察局局长负责地区性的警务和管理。

丹麦国家警察总局共设7个局。一局是战术支援局，主要负责国际刑警合作、打击经济犯罪、交通巡逻和打击违禁药品等。二局是人事局，负责警官任命、晋升和调动。三局是行政局，主管财务、审计、设备及其保养等事务。四局是数据局，负责统计犯罪记录、交通状况等各项数据。五局是联络局，负责信息咨询及文件资料保管。六局是警校局，负责各级警官的培训。七局是国家安全局，主要负责情报与保安。

丹麦警察的人事制度实行直线式管理。也就是说，司法大臣任免国家警察总局局长和各警区局长，后者按权限任免各级警官，地方政府无权任免警官。这就使警察像军队一样，不得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是，各级警官均享有较大行动决策权。丹麦警察有明确的标准工作程序，各级警官包括决策权在内的职责均规定得非常清楚。警官按照标准工作程序处理警务，用不着逐级往上请示。当然，也不能推诿不办，否则就有可能受处罚。(摘自《清风》)

链接七：案例

1．向学术腐败开炮

近年来，科研经费“跑冒滴漏”问题屡屡曝光，由课题项目经费滋生出的腐败被认为触目惊心。学术腐败也成为重点打击领域。

亿元课题经费被控贪污千万，浙大教授陈英旭受审。2013年3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陈英旭涉嫌贪污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陈英旭授意其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

手段，将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

院士候选人贪污二审获13年。被妻子举报包养多个女人而遭纪委调查，后被查出贪污130万余元科研经费，中科院候选院士段振豪因“风流韵事”牵出贪污案，最终成为阶下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