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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富兼备，善莫大焉

阳虎曾云“为仁，不富也；为富，不仁也”。然而，依我之见，此言差矣，仁与富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仁富兼备，善莫大焉。

富而不仁，则无久富。因不择手段、唯利是图、漠视仁义而富者并不鲜见，但看到的往往是他们倍遭唾弃的背影。毒奶粉、毒疫苗、毒跑道贸易者起初无不小发横财，然而长久必然锒铛入狱，葬送前程。商家行非法之事，取不义之财时，短期内虽然可以蒙骗消费者，但长期必然无法在青天白日下遁形，恶劣的商誉和虚假的质量早晚会“东窗事发”，因此，富而不仁，又谈何久富呢？

仁而不富，其仁也微。荀子主张“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可是，仁而不富，又有何荣耀可言呢？众所周知，中华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等以“安老、扶孤、救灾、济困、助学”为宗旨，一直以来砥行慈善，为许多有困难的群众送去了温暖。可是，倘若他们没有善款的物质基础，何以安老扶孤？何以济困救灾呢？一切都只是空想罢了。可见，只求仁义，不求财富，只是空谈一场，无法实践。只有富而求仁，仁而为利，方可行的久远。

仁富兼备，可成久远。仁义取财，则事事以仁义出发，虽不能大发横财，但聚沙成塔，可避免求富之路利欲熏心的陷阱，财富可得久远。同仁堂自设立起始便秉承“炮制虽繁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不敢省物力”，至今仍高悬“修合无人问，存心有天知”，多年来口碑如一，财富也源远流长。究其原因，就是时刻不忘自己的一颗仁义之心，取仁义之财，将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见，仁富兼得，可成久远。

古代墨子曾主张“贵义”“尚利”的统一。是的，仁与富并非对立，为仁，可以致富，为富，不可不仁。仁富兼备，善莫大焉。

取富义为先--由三鹿奶粉事件想到的

李文博

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举国震惊，人们对其经营者无不痛斥谴责。事实上，在三鹿的经营者见利忘义时，三鹿集团悲剧的结局就已注定。这提醒我们：取富义为先。

信是义的基础，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长。古语云“小富需勤，中富需智，大富需德”。丰田公司和三鹿集团鲜明的印证了这一道理。丰田公司每年的销量虽然居高不下，但当面对售出的汽车检测出质量故障时，即使承担巨额亏损，仍然坚持向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致函召回。毫无疑问，丰田公司短期内为守信付出了巨大代价，但长期来看，这一行为为其赢得的商誉和未来的潜在客户所带来的利益难以估量。反观之三鹿集团，不惜违背法律，丧失底线，让出生不久的婴儿送上手术台、使无数个家庭陷入痛苦，也要谋一己私利，结果企业倒闭，法人入狱。面对仁义与金钱的价值权衡决策，丰田坚守了仁义，因此成就了世界名企，而三鹿选择了金钱，从此永远背负上骂名。

如此可能结果下，三鹿集团仍以身试险的原因令人深思。巨大的利益诱惑是主要原因，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制度的疏漏。倘若法律不能被有效实施，成为一纸空文，监管制度若存若亡，成为为少数人服务的“形式主义”，那膨胀的贪婪将经营者变成“食人者”也就不足为奇了。是的，利益的诱惑使人盲目和贪婪，但监管制度和法律使人能保持理智和清醒。因此，若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和制度约束，无政府市场下的“各显神通”必然演变成不择手段，为富不仁的现象就可能频繁发生。

所以，要使企业家们“取富义为先”，不仅需要对个人道德觉醒的呼吁，还需要加强监管制度和法律的约束。一方面，对于恪守诚信的模范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和市场准入，发挥其慈善行为的正外部性，另一方面，建立严格规范的监管标准以及行之有效的监管制度，对于违法者严惩并拉入黑名单。如此一来，当违法成本远远高于违法收益，不仅出于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恪守，即使出于对为事利弊的权衡，经营者们也会三思而后行。

天下熙熙，皆为利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动物本能使我们趋利避害，但人之所以为人，更因为我们心中的仁德。以仁义为先，富方得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