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宿舍的故事
104宿舍的故事
文/鲁庆鸿
104宿舍是我进入昭通师专首个把梦安置的地方,这是一间算得上简陋却又被大学光环笼罩的宿舍。四张钢条焊接得像恐龙架的床，上面端端正正地贴着写有入住学生名字的纸条。那名字倒也写得很归体，应该是楷书，看来写字的老师在书法方面一定有深厚的功底。可是那床就不同了，好像经历了世故沧桑的老人，油漆涂抹的皮肤斑斑驳驳，又像老去的树皮张开皲裂的口子。棕垫子懒洋洋地躺在每张床上，等待着新主人的到来。宿舍中间摆放着一张长方形桌子，四角的油漆被翘起的木层弄得四分五裂；桌柜里散放着一些上届毕业生不要的废书或纸张；拉扣也少了几颗螺丝钉，斜垮垮地勉强咬住柜子边沿。墙壁上留下许多抒情的文字:“我爱你，昭通师专!爱你是因为记住你，爱你是因为以后还要想你!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相见。别了，可爱的亲爱的挚爱的疼爱的母校!”宿舍的窗格散发出一股霉味，与它接近的地方是一个排水道，一些未清理完毕的油脂和饭粒顽固地呆在那里。废水从那里静静地流着，不想惊动周围的空气。
报名的同学陆陆续续地到来，寂静了一个假日的狭小空间渐渐热闹起来，大大小小的包裹乖乖地听命于主人的安排，那些捆得严严实实的被子、床褥被打开，铺了上去，花花绿绿的，宿舍就变得青春起来。有同学往桌子上铺了几张宽大的纸，那纸上的风景画就像把山水都搬进了宿舍，美女水灵灵的大眼睛图片散发着香味。还有一位同学带来了一瓶空气清新剂一喷，桂花香飘满整个空间。不知哪位同学长途跋涉，刚把鞋子脱了，一阵豆食味扑鼻而来，那桂花香也就失去了威力。有人小声地冒出一句:哪个的脚啊!这么臭?我暗自好笑，只管打整着自己的东西。刚来嘛，又不好发火。大家都不容易，慢慢适应吧。
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组成八人世界，生活中性格各异，不知在别人眼中地位如何。不过，从104宿舍的历史看来，至少惊动了窗台水沟里的蚊虫苍蝇。因为几位有点懒的同学，尿急时都懒得上厕所，索性朝着窗外就是一阵哗哗哗的响声，完毕后便又回到被子里呼呼大睡。天热的时候，那味道可真憋死人。有一次，一位漂亮的女生到宿舍来，她想打开窗子透透气，结果就在打开的一刹那，尿骚味熏得那女生差点晕了过去，大喊“味道不好”。还有一个清晨，一位憋尿的同学刚对准窗外准备“射击”，扫地的女职工正好走了过来。那同学赶快收回“工具”，结果有一大半尿液撒到了宿舍里，窗台边的墙体上留下一道道“沟壑”。还有，宿舍里经常可以听到震耳欲聋的鼾声，有时如同野牛般嚎叫，或如打铁的炉房里传来的吼声。有两位最值得佩服（杨明兴和张仲界），他们一般都不发言，哪怕天塌下来都能躺下就进入梦乡。其他几位则各显神通，有的把耳机戴上，有的用棉花堵住耳孔，有的干脆把头蒙在被子里。发生的事太多太多，有欢笑，有苦累，有惆怅，有爱情的朦胧…
1 博士李雪章
李雪章，廋廋的，穿牛仔服，有些像圆规。李博士是大家现在对他的称呼，原来叫他“婆娘”，也不知什么原因，是赵恩平给他取的。他家就在昭通，离学校最近。他的条件也是最好的，从他熟练打整床铺的过程就可以看出，第一层是厚厚的棉絮，外加一床垫箪，那被子看上去(用农村人的话说)就袍乎袍乎的，冷天绝对热乎；那枕头就像一个肥胖的娃娃，枕套上满是小鸟嬉戏林间的图案，让人羡慕不已；那皮鞋是登云牌的，厚实得可以把冬天都隔绝在外面。他很热情，没把我们当作乡下人，每当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时，都拿来和大家分享:什么糕点、罐头、水果……可让我们解馋了。
李雪章唱歌跳舞都不错。记得班主任苏前辉老师叫他负责我们班扫舞盲之事，大家一起在宿舍里乱跳，各自抱着一根长长的板凳，他叫我们把板凳想象成漂亮的女生，就有感觉了。可我们就是跟不上音乐节奏，他实在没办法，就喊大家一个扶着一个的腰部，按照录音机里慢三步的节奏训练。说来也真不好意思，那时我们农村同学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一摸着同学的腰部就觉得肉乎乎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他叫我们靠近一点都觉得扭扭咧咧。别说他
那方法还真奏效，没多久，我们宿舍里八个人就扫出了五个舞盲。
周末，他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里，用丰盛的饭菜招待大家，实在过瘾。有一个晚自习，我们逃学去他家里玩起了麻将，准确地说是娱乐一下，用几张学校发给的菜票做“赌注”刺激刺激。殊不知，我们的宿舍被盗。常开雄风尘仆仆地赶来叫我们。我们慌忙火急地朝着宿舍奔去，结果我的自行车没到半路就泄气，我还是把它骑到了学校，只是轮胎被磨得千疮百孔。系主任曾济民老师问大家都去哪儿了，朱娥不小心说出我们去李雪章家玩麻将了。于是，我们都得“低头认罪”。曾老师有些生气，说:你看看，宗明万是系里的学生会副主席，李雪章是校学生会的，鲁庆鸿是班上的团支书，赵恩平是团干部，曾维品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唉，真是太恶劣了。后来系里开了会，专门讨论我们打麻将如何处理的事，但一直没有结果。我想是不是曾老师良心发现，饶恕了我们。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答案。我刚领下来的一个月的饭菜票就此完蛋，录音机也不知去向，班主任号召全班同学捐款，我真是不甚感激。后来系里通知我去领20元补助金，我还闹了个笑话，在写领条时，把“补助”写成了“补足”。
李雪章后来当上了学校学生会主席，凭他的能力和上进的精神，他付出了很多，有时为了校园广播站播音，他连饭都顾不上吃，苦得皮包骨头。有一次走着走着就晕了过去，送到医务室，医生一检查就是劳累过度。他有体育方面的天赋，每次运动会，他的跳高和跳远总是学校第一二名。我们都开玩笑说:“就凭你那廋样，就可以身轻如燕。”他总是一个皮陀打过来，俨然一笑了之。他的音乐天赋让他多次在学校举办的文艺汇演中独占鳌头。大家都感到奇怪，这家伙平时也不见唱歌，竟然一鸣惊人。毕业后，他留校成了昭通师专的一名教师。可他并不满足，又去考读本科和研究生。研究生刚毕业，就在云南民族大学找到了工作。再后来又去读博。有几次回到昭通，大家都开玩笑地喊他“李博士”。他依然那么慷慨大方，依然那么幽默风气，尤其是见到女同学时，更是改不了那“烂脾气”：本来还与一位男同学说话的，他丢下半截话就向女同学转移。对此，大家已经见怪不怪。最近听说他要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我真佩服他的学术精神，是不是回来后又叫他“李学者”好了。
2“大哥”宗明万
宗明万是我们宿舍的“大哥”,不属于江湖圈子里的大哥，论年龄他比另外几位大，论人品也是好哥们，所以大哥身份也就一直延续下来。他来自绥江一个叫板栗乡的村子。个子不算太高，接近一米七，白白胖胖的，看上去就很稳重。系里给了他一个学生会副主席的头衔。当然，不是外表能决定身份，关键还是他做事踏实细心。正因为如此，以后不管男生女生都叫他“主席”，他也欣然接受。后来他的确当上了主席。我们的英文名字是班主任所取的，他那个英语名不太好听:史密斯(smith),翻译过来是“铁匠”的意思。有时大家也拿这个不太理想的名字胡闹一番，叫他“老黑”。他的绥江方言常常惹得我们发笑:“请你把那个棚棚(盆盆)递过来给我洗迥(军)大衣；你给要吃海椒(辣椒)；快得(快点)开蒙(门)，外面冷住了(冷得很)。刚开始，大家还真不太听得懂。渐渐地，他的方言也成为了我们开玩笑的引子:“嗨，怎么昭通这天气哟（越）来哟（越）冷了……?”
宗明万的篮球打得好，是我们系里篮球队的主力。每到比赛，他都迈着矫健的步伐穿梭于球场，赢得一阵阵喝彩；尤其是有女生观看的时候，他那狂劲不知是从哪儿来的。对他来说，篮球简直就像命一样，一见到就兴奋。每次打篮球回到宿舍，鞋袜一脱，一阵汗酸味弥漫开来，大家都不约而同往外奔。他才不管，拿起饭碗就大吃起来，吃得津津有味，近似狼吞虎咽。有爱干净者实在受不了，大喊一声:“宗明万，我可把你的鞋子扔了。”他赶紧扔到盆里去。
他的酒量也不小，至于能喝多少我都没个底，几乎没有醉过。他不时会叫上一帮弟兄，去学校门口吃炸洋芋坨坨，那酒自然就少不了。有时我们不甚酒力，他又会用起绥江方言“杂种，不就一口酒嘛。”有时喝多了要我们扶着回到宿舍，把他高高地举起，放在床上，盖好被子，听他像猪一样的哼哼；有时他突然把头伸出被子，我们赶快找一个脸盆接上，一股浓
浓的酒精夹杂着食物倾泻而来，那感觉可想而知。不过，大家都很细心，故意拿他的脸盆装呕吐之物，待他醒过来，也好让他“尝尝”味道如何，他索性连盆一起扔到外面去，有从宿舍门口经过的学生会发出哇哇的叫声，老远都能听到喉咙的干呕。
大学学生时代抽烟好像都很普遍。一到开学，宗明万就带来绥江烟厂生产的本地烟，我们着实享受了几包；加之赵恩平也经常发“翻盖龙泉”，弄得我都不敢拿出学校门口买来的散烟，于是我的烟瘾越抽越大。
他最大的优点是做事考虑周到。有几次我邀请他去我老家小寨，他都要去食堂悄悄买一些面包之类的东西带到我家，弄得我父母还以为是我买的，还说:“给是钱用不完了，下个月少给些”。有一次，陈孝宁老师叫他帮外面一个单位誊写资料，他把也给叫去。后来陈老师拿了一些辛苦费来，他约我上街买了一个匾，写上感谢的言辞送到陈老师处。陈老师既高兴又难过地说:“你们读书也不容易，我故意找个机会给你们解决一下生活费，就不要太客气了。”
大学期间是青春萌动的大好时光，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一对对情侣坐在走廊或花园的草坪上窃窃私语，葡萄叶在风中摆动，被爱情感染的藤蔓缠绵地往高处延伸，那些水灵灵的葡萄都发出均匀剔透的亮光。那些稚嫩的青草见证着爱情的宣言，它们为了别人的快乐而倒下，又在雨露中恢复生机，继续为爱情服务。宗明万的爱情意念好像在这个昭通小城的校园里水土不服，他一个来自温暖的绥江地带的帅哥，却没有攀上昭通的靓女。记得赵恩平我们俩曾经偷偷地躲在足球场的角落处观察他与那女生的交谈。回来后我们装着不知道，看到他气鼓鼓的样子，知道情况一定不好，还故意问他去干什么了。他不言不语，钻进被子发闷气。
我们英语系的活动可多了，什么圣诞晚会，演讲比赛，书法比赛……尤其是晚会最受欢迎，教室被装饰得花枝招展，无论学生老师都在欢快的乐曲里展开舞步。这样的活动就离不开负责组织的宗明万。学校一段时间禁止在教室开晚会，他在一帮同学的怂恿下还是开起来了，结果正当大家在歌声和美妙的旋律里陶醉时，当时的学生处处长任正银老师来把音响设备给没收了，弄得他不但写了检查，入党问题也被推后。
分工后不久，我得知他去了一所小学，学校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天天与大山为伴，既教数学，又教语文，就是没教英语。我们在书信里为自己的专业派不上用场而大发感慨。他坚持过来了，经过几年的打拼，调进绥江县三中，还当了副校长。如今，宗明万在绥江县委员会任供职。我们还称他为“大哥”。
3“戈尔巴”赵恩平
说起那个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样子，赵恩平与他总体的长相有些差异。戈尔巴这个名字也是我从李雪章口里听到的，之后便一直叫到毕业。当这位来自威信的同学刚进来的时候，披着一件风尘仆仆的大衣，头扬得高高的，好像一个黑社会的老大。不过，从颜色可以看出应该是公检法队伍的服装。原来他父亲在检察院工作，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听他说他还有一个妹妹。他属于才子型的人物，在文学方面有较好的功底，诗歌和散文都写得好，毛笔字也不错。有一次教《现代汉语》的胡性能老师还在班上表扬了他:“你们英语系的同学该提高一下写作能力，全班同学除了赵恩平那篇《煤孩》之外，几乎不算什么写作。”他真是有点飘了起来。于是在女同学心目中，他就是我们班的“文豪”，凡是涉及到与写作有关的事，他就是唯一的依靠。之后他会站在教学楼的台阶上，迎着呼呼的北风，把手一挥，嘴里散发着诗歌般的语言。我好崇拜，问他那灵感是从哪儿来的。他又把手一挥:“哼，威信，扎西，鸡鸣三省的地方；观斗山，历史遗址，那山，那树，那风风雨雨。”我只好自愧不如:“我们鲁甸，白银远走，穷山恶水，诗意都随马蹄去，文章隐藏山洞里。”
刚进校不久，大家都觉得铁饭碗到手了，可以不像高中时期那样拼命地搞学习。在心里都有了只要及格，不要高分的想法。记得李兰老师上我们的普通话课，赵恩平约着我(实际上就是逃课)去陡街看录像,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学会了逃学。跟着这位玩世不恭的兄弟，心里
倒也有些怀疑大学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比起高中放松了许多。说实话，从内心来说我还是不愿意逃课的。自离开教室的那一分钟起，我心里就忐忑不安。录像馆里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大多是社会上的闲杂人员，偶尔也有昭通师专的情侣光顾。他的烟瘾和录像瘾都很大，那些功夫片无法提起我的兴趣，我在内心很矛盾，万一李兰老师给我们认真起来，那可不是要出问题的。他不停地发烟给我，周围泛起一个个烟圈，还教我吐烟圈的技巧，目不转睛地品味着一个个气吞云霄的武打场面。我的心没在录像馆里，我还是用一具空壳守在兄弟的身边；我的眼睛皮像弹簧一样收缩，我的脑子里在做梦。回去后，我不安地问其他同学李兰老师记下我们的名字没有。还真幸运，老师没在乎我们。期末考试到了，对于专业的题型，我都能达到及格。可是，那普通话考试的第一道题就让我不知所云:名词解释“什么是普通话?”我胡乱地写上一通:“普通话就是按照汉语拼音的调子读出来让大家都听得懂的话，它是以一定规则而说出来的话。”放假回家后收到的成绩通知书里显示:普通话56分。我急了，天天拿着普通话手册不停地看，模仿着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口型不停地矫正。后来，每到李兰老师的课，她都会把我作为重点“扶持”对象。我心知肚明，老师不是要为难我，她是担心我过不了补考那一关。
赵恩平有点懒，班上的板报几乎都丢给我，让他的团支书一职过了一个学期就降为组织委员，我取而代之。说起来也真好笑，学生时代嘛，也不过多在乎这些东西。我们不会因为职务的调换而伤害彼此的感情。他真是个很看得开的人。有时，我去提热水也会把他的水壶捎上，因为我知道，他的脚患了风湿。有时他睡在铺里，叫我帮他从食堂把早点端来；更有甚者，有时他在前一天晚上就写好一张纸条“罗曼(我的英语名)，明早的早点就交给你了，拜托。”纸条旁边放上几张菜票。我到食堂支付时，才发现他连我的费用也算在内了。就这样一个懒而好心的兄弟，他知道我的条件没他好，用这样的方式来给我一份慰藉。说起懒还真有更绝的:有时他连饭都懒得去打，就站在团委办公室门口的台阶边，手里拿着一把条根，遇到一个熟人就冲过去，拍一下，说句润心的话“大哥，求求你了，我都几天没吃的了，寻寻好吧。”然后把条根往别人碗里一插，好的都被他吃了。回来还夸夸其谈:“饱了!真过瘾!”
记得他哥哥发来电报告知他父亲病危的那个晚上，我们的心情都降到了谷底。宗明万，曾维品我们凑钱给他买了车票，在李雪章家熬到接近天亮，送他去车站。他的父亲等待着自己远方的儿子回去后就闭上了双眼。当我收到他发回来给我的电报时，我心情沉重。回来后，他总是一个人默默不语，躺在床上看着书，把蚊帐拉下来。但却逃不了我的眼睛，他的眼里流着泪水。以后，我经常陪他骑车去乡村的公路旁，即使默默地坐在草坪上抬头看着蓝蓝的天和过往的云，都是为了陪伴一颗失落的心。
我被分到鲁甸龙泉中学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收到他写给我的信。信里没有抱怨，却是对在艰苦环境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鼓励之词。今天我又重回昭通，不时地，我都会回到母校，看着过去的宿舍和教学楼，仿佛就看到了我们的过去。
4“詹姆士”曾维品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詹姆士”是James的译音(班主任取的)。他的老家就在2014年8.03地震灾区，小地名叫月亮田，对面就是许家河。顺着许家河往上，翻过一座陡峭的山，就是龙头山震中的所在地龙头山集镇。
还未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假期里，我就和同学邵强一起从鲁甸县城走路去曾维品家。他正在地里忙着打烤烟，满身被泥土和烟油混杂着。看到我们的到来有些惊奇和兴奋。大家畅谈着高中时期的艰苦和乐趣，畅想着我们会被那个大学所录取。他母亲还炒了一大盘花生米，我们一直坐在树影斑驳的院子里谈到深夜。看着周围高高的山和沟壑，我们心里充满了喜悦:我们就要走出大山去，就要告别艰苦的农村生活。
昭通师专开学那天，他显得有些特别，身穿一件蓝色布疙瘩纽扣的衣服，不是缝纫机打得，是他母亲亲手做的。当时还有他母亲一起来到学校，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口袋。他母亲
来昭通卖花椒，看上去非常朴实，与我母亲年龄差不多。她不停地向我问寒问暖，还说来昭通和曾维品就有伴了，互相之间要学会照应。我满口答应，我知道她的心与我母亲是一样的。同学们都为曾维品的打扮感到有些诧异，尤其是那些没下过乡的女同学们，她们觉得曾维品是不是一位送孩子来师专读书的家长，是不是跑错了，竟然跑到教室来上课了。
他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专门负责去学校总务处给全班同学领取饭菜票。每到“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大家想得最多的就是他了。每当他背着一个鼓鼓的包从食堂那里走来时，不管男生女生都齐刷刷地、亲切地、充满激情地高声喊着“亲爱的詹姆士，你好!财神爷来了，今晚打牙祭了!”他都会幽默地回应:“Hello,咪西咪西的。”
后来，曾维品在我们宿舍的时间少了，大部分时间他都跑女生宿舍。他的女朋友也是我们英语系的，毕业后结了婚，后不知什么原因就离婚了。他的力气是最大的，也许是爱情的力量在驱使着。留给女生楼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每次提水时的表现:两只手都用上，不只是两个水壶，是四个，甚至六个。所以，那间女生宿舍最喜欢他的到来。连其他系的女同学都能轻松地叫出他的名字“詹姆士”。他的恋爱分散了他与我们大家一起相处的时间，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大学，缺少爱情的生活是不完美的。每当他回到宿舍睡觉时，我们都拿他开涮:“今晚你们去那块草坪?是不是那个了?好不好玩?”
自分工后，他就一直在鲁甸二中工作。除了婚姻的打折之外，他也经受了好多磨难:他母亲和弟弟去龙头山买花椒，所坐的车在八宝村翻下沟渠，造成他弟弟当场死亡，好在他母亲保住了生命。后来他弟媳跑了，留下两个侄儿留给老人，生活读书的事都全靠他。至此，我觉得曾维品实在不容易。就在前年的腊月间，他父亲早上还去帮村里人按猪，走了好几户人家，有说有笑的。殊不知，傍晚回来靠着沙发看电视，突然身子一歪，就没气了。没多久，他母亲又再次遇到车祸，弄得他疲惫不堪。可是，他没有在大家面前表现出来，老同学相聚的时候，他从来没说过家里所发生的事，总是保持乐观的态度。如果我不说，其他同学就根本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们俩的经历有些相似，我们都承受着巨大的苦痛却不愿打扰别人的宁静。他没在其他同学面前流过泪，但是在我面前流过。他父亲出纸的前一天，我去了他家。他从垒砌的灶上提起一大个烧水的壶，往碗里倒出散发着浓香的酒递给我。我本来不甚酒力，但我还是喝下了。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着关于他父亲离去的故事，我看到了他的眼泪。那眼泪好像化成了酒，不过味道是苦涩的，一滴一滴地往我喉管里流下去。
第二天，我们去看他父亲的坟地。就在他老家的背后，旁边有一座旧坟，是他弟弟的。
5 “失踪客”杨明兴
真不知道怎样形容心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杨明兴已经离开我们将近20年了。20年前的大一第二个学期开学了，一直不见杨明兴来到宿舍，他的名字仍然贴在床的边沿。班上的同学们都感到奇怪，问这问那的。有一天下午，一位穿着朴实的农民头戴一顶遮阳帽，脚穿一双破旧的解放鞋，有一根鞋带没系好，在那鞋面上摇来摇去，好像进入师专后觉得有些怕羞。那农民问了好几个人，终于找到了我们宿舍。起初他没做声，一直默默地望着杨明兴的名字发呆。我推测，他如果不是杨明兴的亲戚，就是他的父亲。果不其然，当我问他来这儿有什么事时，他眼眶红红的，透露出一丝忧伤，慢慢地告诉我:“这个短命儿子，叫他不要去他都要去，一去就没有回来了。”我不解地问:“他去哪儿了，是不是外出打工不想回来了?”老人接着告诉我说杨明兴死了。那个下午宿舍里没有其他同学，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着一面墙壁，把窗格的影子投在上面，好像许多蛛网笼罩着我的内心。老人说，杨明兴是坐火车出的事，真实情况连他也不知道，只是假期里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说去昆明一趟，有事。没想到是去昆明火车站，工作人员告诉他，杨明兴是自己跳火车殒命的，不牵涉到刑事案件。老人也不懂法律方面的知识，就领着杨明兴的骨灰盒回来了。我问了他家的住址，叫他先回去，我们把此事向系里反应。老人说，他还是要亲自见一下领导。他应该是找到了，因为曾维品为杨明兴领来的第一个月的饭菜票并没有被追回去，也许学校出于同情，
委托系领导安排我们择时亲自送给杨明兴家里去。
杨明兴好像没有死，他还活着，我们每个人都这么说。我们在班上举行了一个捐赠仪式，大家各表心意。最后，决定利用团队活动的时间去一趟他家。那天我们集中了十多人，有团干部、班干部，还有好多其他同学。
杨明兴家就在凤凰山下，他家的房子非常矮小，门口有一个小小的水塘，几只鸡正专心地啄食，看到我们一大帮人，不时发出几声咯咯咯的声音，然后跑到地里抬头扫视着。微风轻轻地吹着，那鸡毛像田地里的麦浪泛着轻轻的波浪。他的父亲没有想到我们会到来，他正靠在墙边打瞌睡。不，肯定是在想他的儿子，都好久没见到了，也许只有梦里可以见到吧。我们的到来也许让老人有些为难，农村人都很客气，又怕招待不好客人。老人要去烧水给我们喝，他刚要去提那被烟尘熏得黑漆漆的烧水壶时，我赶紧拦住说不用了。从他家里的状况来开，估计找十多个杯子喝水都成问题。我们去的目的只是给杨明兴的父母一份心里的安慰，要缓解内心的苦痛还得靠他们自己。老人家是个善良人，不善表达。我们要离开他家的时候，他有些不知所措地想要表示感激却又无法从嘴里说出来，他的嘴唇动了几下，好像是在颤抖，又好像是在倾诉。我没听出来，但我明白他一定会为自己的儿子有这样一群关心他家的同学而产生内心的触动。不管如何，我们做到了，也就内心无愧。
再后来，我们又去看望过老人家一次。情况比之前好了一些，但要彻底地忘却是绝对不可能的，毕竟血肉连心。都二十多年过去了，不知杨明兴的父母怎么样了?有一天我去找过，却找不到，因为他老家的位置已经被高楼所代替。
6“矮教授”常开雄
在所有我们英语16班的同学中，曾维品和王枚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早已比较熟悉。来师专最先认识的应该是常开雄和朱娥。那是开学体检，最后一关是去照片，刚好我们三个相遇。但是我们三人互相都没打招呼，各自照完片就回头走了。后来进宿舍时，常开雄和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刚才体检还见面呢!他个子矮矮的，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脑门光光的，裤子紧紧的，一件小西装的上身，看上去就与高中英语课本中做实验那位矮教授差不多。
常开雄第一个学期当班长，他喜欢电器，他的床上堆着许多起子、电线、插头、电笔等等，只要有谁的录音机出了故障，叫他帮一下帮，他毫不推辞，还半开玩笑地说:“喔，听好了，弄好之后可要请我吃东西，好不好?”于是，他就专心地忙乎开来，先把耳机查到自己的录音机插孔，边欣赏音乐，边找录音机的问题。有人进来，他也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别人与他说话，他答非所问。不过，他还真有本事，修好了好多录音机，也吃了好多麻辣串。记得我爸来昭通买电视机，我喊上他，心里踏实些。我没请他吃麻辣串，就喝了一碗豆浆，吃了两个油条。在商店里，他调试着电视，为我们选出画面效果最好的，还与我一起抬着那老式而又沉重的黑白电视走了很长的路，直到把我父亲送上客车，我们才回到学校。
我们俩经常开玩笑，我喊他“矮教授”，他喊我“乡长”。矮教授的得名倒也可以找到对比的依据，可他喊我乡长的缘由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我与曾维品一样的朴素，是不是我刚进校时脚上只穿10元一双的泡沫鞋，而且前面还开了个口子，走路时都得小心地拖着走；是不是那时我穿的裤子接近臀部的地方都破了，我只好从内部贴了一张膏药补好漏洞。总之，我就认了这个“乡长”。
“矮教授”也喜欢文艺活动。跳舞嘛，个子与班上的女生不太对称，所以每次舞会时他都提前坐到电器摆放的位置上去，不时摸摸这里，摸摸那里，好像一个专业维修人员。不过，还别说，当音质显得不太正常或者麦克风发出唧唧呱呱的叫声时，他弄几下就没事了。有时，班上的女生倒主动请他跳上一曲，把他乐得合不拢嘴。有一次学校文艺汇演，我们俩搞了个电影对白，模仿了十多天，在最后彩排那天，竟然还给选上了。当晚，我有两个节目，一个就是与宗明万、曾维品合作的相声《师傅教徒弟》；另一个就是我们的对白。由于经过精心准备，两个节目都非常成功。当我们听到掌声想起来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自豪感。
去年，常开雄来昭通，请我们在昭通工作的几位同学操了一顿。大家都感叹岁月如梭，人生易老。好多同学的孩子都读高中了，包括他儿子。他还是老样子，不过现在开着一辆不错的车，什么牌子我也不太注意。他在车里还一直不停地与我谈关于电器、汽车维修、部件保养等等方面的事，他还那老脾气。
7 我和“小界”
小界原名张仲界，也是镇雄人。不善言笑，是我们班除了杨明兴之外最朴素的一位。做什么事都好像有些“放不开手脚”，这样形容他可能真有些不好。因为，整个三年里，他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就穿一件略白的薄薄外衣，抵挡住了夏日的炎热，也抗住了嗖嗖的寒风。他没穿过一双皮鞋，一双比较便宜的运动鞋可以穿上一个学期，实在脏了，周末有阳光时换成拖鞋，洗干净放在窗台晾干接着穿。他吃饭时几乎不与大家在一起，总是一个人急急匆匆地打好饭，悄悄走到校园的偏僻地带，吃完后，一个人跑到水管上一冲，就完成了任务。我试着“侦探”过，他的碗里大多是白菜和土豆丝。一个星期基本不吃肉。也许他觉得在我们面前有些丢面子，我想这应该是多余的。我佩服他的艰苦朴素，但不赞成他的躲躲闪闪。因为，无论来自城市与农村，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必要背上过大的心里负担，或者说是自卑的心理。其实我也不富有，但我没有因为自己的条件不好而远离人群。
我们之间没有过深的交往，大家无非就是住在一间宿舍而已，互相尊重。有一件事如今我都还有些后悔:有一天我回到宿舍时开不开门，一把小小的锁挂在门扣上，由于我急着要进宿舍拿东西，情急之下只好捡了一块砖头把那小锁给毁了。他回来后问是谁打坏的，我说出打坏锁的过程后，他有些气恼，说了一些不太入耳的话。我也有些冲动，回应了几句。从此，我们之间好像就没有多少过多的语言。原来宿舍的锁不知被谁放在那里去了，他也是出于好心要把门锁好。照毕业像时，本来我没与他站在一起的，可是摄影师调去调来还是让我们站在了一起。如今看着照片上我们都不太自在的表情，心里有许多懊悔。
比起小界，我的条件要好些。我的父母一个月给我40元生活费，不是抱怨他们，我明白姊妹之间读书开支很大，父母的担子不轻。实际上学校发的那些只是能够勉强维持生活而已，就是说，如果家里不寄钱来，你就不能吃肉，只能吃白菜，豆腐都可以算作打牙祭。说来也真好笑，我表姐和表妹有一次从教育学院过来，我连打几个面包的费用都没有。好多同学的朋友来了，告别时兴高采烈，手里提着食堂里打来的蛋酥和金黄的面包，不停地招手说着:“谢谢了哈，特别谢谢你的面包，下次再来。”我可不同了，我与表姐表妹在学校门口很尴尬，只在口头上说了几句告别的话，就让她们空着手回去。还有一次，高中老同学涂祖海去找我玩，恰好遇到饭菜票紧张的几天，我带他到食堂打了一个肉后，包里就只剩两三角了，悄悄问了好几位同学，他们也都囊中羞涩，无奈我只好在小摊处烫了两串白菜就过来了。老海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当时的确包里实在没多少了。
我寻思着苦钱的路子，哪怕一个周能有三元五元都可以。机会往往给予有心理准备的人:团委书记李开凤老师可能同情我，团委每周末放一次电影，她叫我去守门收票，一次给辛苦费五元；有时学校组织学生晚会结束后，李老师叫我去把礼堂清扫干净，一次给20元，真是太丰厚的收入，我不再为同学朋友过来打不上肉而发愁了。假日里，我叫父母把门前的一棵黄梨留到八月中秋，那时的梨熟得很透，味道甜美，口感绝好。就是没有交通工具，通往老家的土路还坑坑洼洼，小型车辆无法到达。曾济民老师原来叫我留着，他联系校车去拉，结果泡汤。我父亲很急，催我想办法。周末我回去，找了族间几个哥哥帮我从小寨挑到鲁甸县城，又去医药公司找纸箱。买药的医生真是好心，给了我十多个。我高兴地拿着纸箱装好黄梨，招呼哥哥们吃了米线。宗明万、赵恩平等帮我把梨抬上班车，他们骑着自行车返回昭通。我在车站下车，出6元钱租了一辆板板车，拉车的师傅和我边走边聊。他听说要拉到师专，还以为我要拉去送人。得知我要拉去卖时，他说:“你还不错嘛!学生时代就做起了生意。”其实，我真是没办法了，厚着脸皮干吧。宿舍里马上热闹起来。曾维品去帮我借了一杆称，
曾老师和邹玲老师也来买了许多。一个下午就销得所剩无几，心里乐滋滋的，我一个学期的费用差不多就够了。大家把剩下的梨各自装在柜子里，趁人少时摸几个出来品尝品尝。
放寒假了，其他同学都踏上了归家的路，准备着与亲人们团聚。我没有回家。赵庆辉老师要找两位学生与他一起整理师专15年以来的档案，我和邵强留了下来，我们住在一间碳房里熬过了一个寒冷的假期。有时，他有事回龙树，休息时，我就一个人到街上到处闲逛，东看看，西瞧瞧，却囊肿羞涩。也不感到失望，因为已经习惯了艰苦的生活。我们对学校图书大楼再熟悉不过了，白天黑夜地整理着堆积如山的材料。不过，汗水最终带来了收获，学校发给我们各自400元辛苦费。我第一次凭双手苦到这么多钱，。在那个正式工作人员都只能领到每月工资300多元的年代里，真有些头晕目眩。
毕业了，我去了龙头山，一干就是四年。在鲁甸一中呆了八年。来昭通已经将近9年了。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20年。我的学生时代给我留下许许多多回忆，在此无以一一叙述。我与104宿舍接下了不解之缘，那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站点。昭通师专给了我磨练自己的机会，我与104宿舍的同学们所相处的时光是值得回忆的。姑且写下一些文字，就当作为一种纪念吧。
通联:云南省昭通市昭阳一中
邮编:657000
手机:138********
邮箱:lqh138********@https://www.wendangku.net/doc/c410300927.html,
作者简介：
鲁庆鸿，1972年出生，现供职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第一中学。曾任原云南省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师苑》报副主编。主要从事英语论文写作、诗歌、散文创作。有作品在《中学生英语》、《中学生英语辅导》、《英语周报》、《考试》、《教育理论与教学研究》、《边疆文学》《春城晚报》《昭通文学》《昭通日报》、《乌蒙山》、《昭通诗人》等报刊杂志发表。曾于2012年获滇东文学征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