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
2010级学生：王淑苹
学号：2009312011198
戈宝权（1913.2.15—2000.5.15），笔名葆荃、北辰、苏牧，汉族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台城，清华大学肄业，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人物生平
191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十）生于江苏省东台市台城的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家庭。曾在家乡读过多级小学、高等小学和师范。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在大学时，学习英、法、日语，自学世界语，后又学习俄语，为他日后从事外国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戈宝权从三十年代初期即开始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他翻译过俄国、前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五十余种，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写过中外文学关系史、翻译史的论文若干篇，主要有《普希金在中国》、《冈察洛夫和中国》、《屠格涅夫和中国文学》、《托尔斯泰和中国》、《契柯夫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革命斗争》、《罗曼．罗兰与中国》、《泰戈尔和中国》等论文。许多被译成俄、英、法、德、葡、日、西班牙和世界语及东欧各种文学，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
个人作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戈宝权看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他着
重研究了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和《<阿Q正传>在国外》等书，论文有《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鲁迅和增田涉》、《鲁迅和普实克》、《鲁迅和爱先珂》等。还对郭沫若和茅盾进行了研究，写有《郭沫若与外国文学》和《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等文。
戈宝权于1932年进上海《时事新报》当编辑。1935年去莫斯科，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抗战期间，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解放后，按照周总理的任命，负责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1954年7月回国，先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部委员，一直到现在。
成就及荣誉
戈宝权以“外交官”、学者的身份，曾多次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和应邀访问与讲学。他访问过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出席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应邀到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讲学。该校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这是巴黎第八大学授予第一个外国学者的名誉博士学位。可以这样说：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的讲坛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操着东台方言的声音。
个人其它信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戈宝权笃信中国这句古训。他终生笔耕不辍（在他致病之前），有500万字译述为证。
藏书，是他一生最大的嗜好。他藏有一套九十卷本《托尔斯泰全集》，苏联从1928年开始出版这部工程浩大“全集”，至1957年出齐。在我国别说个人了，连北京图书馆都没有配齐，而戈宝权就有全套。那是他数十年的心血，他平时省吃俭用，把钱全“储”在书上。他家藏书古今中外都有，多为善本、珍本，计两万余册，1986年他毅然将这一生的心血全部捐给他的家乡江苏省。政府为表彰他这一义举，给他一笔可观的奖金，他以这笔款子，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奖掖、扶持年轻的翻译工作者。
世界语者——戈宝权
戈宝权（1913—2000）江苏东台人。曾用葆荃、北泉、北辰、苏牧等笔名。1928至1930年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1935至1937年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1938至1945年在汉口和重庆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1946至1948年任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编辑。1949至1954年任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和参赞。1954至1960年，任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1961年以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此外，还担任过《译文》、《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编委，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曾翻译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文学著作50多部，还著有《中外关系史》、《翻译史》和《作家论》。先后被授予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荣誉博士、莫斯科
大学名誉博士和苏联各国人民友谊勋章。编著有《戈宝权译文集》和《戈宝权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二十年代末在大夏大学自学世界语，曾先后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和名誉理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理事长、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会员。
戈宝权在外国文学领域的贡献
戈宝权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就与外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还是孩提时期，他就对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百读不厌。10岁时，叔父戈公振给他寄来一套《托尔斯泰儿童文学类编》，更使他着迷。60年来他把它视为珍宝，而且保留终身。他在上海大夏大学英语系主攻英语的同时，还选修了法语和日语。1932年，在叔父的鼓励下，他又开始学习俄语，从原文读到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使他格外激动。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时事新报》担任编辑。1935年，戈宝权作为《大公报》的记者、《新生周刊》和《世界知识》的特约通讯员，在苏联当了三年的记者。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并开始钻研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于1938年毅然回到祖国，在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工作，并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受周恩来的派遣，前往香港协助叶以群创办文艺通讯社。1942年，他回到重庆，继续在《新华日报》工作，并参加了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编委会，还为新知书店编选了《世界文学丛书》和《史诗丛书》两套丛书。同时他自己还翻译了爱伦堡的两本报告文学作品集。抗战胜利后，他主编《苏联文艺》，并写出了《苏联文学讲话》一书，还编辑出版了《普
希金文集》《高尔基研究年刊》《俄罗斯大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等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他便受周恩来总理委派，担任我国驻苏使馆的临时代办，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驻苏联的大使馆，后又被任命为文化参赞。1954年7月回国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1957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1959年，该所成立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后，又兼任该组的组长；1961年初，正式调入文学所工作。“文革”中受到冲击。1978年业务工作恢复后，担任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和东欧文学研究室主任。1981年离休后，他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直至病终。
戈宝权在已经走过的87个春秋中，创下了令人敬羡的业绩。60多年来，他在外国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都是非常突出的。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他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开拓者。无论是俄苏文学与中国的因缘，还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外作家交往和影响的研究，戈宝权都可以说是这些方面研究的开路先锋，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他是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先后出版了50余种外国文学作品。他不仅是普希金和谢甫琴科的杰出翻译家，而且也是亚、非、拉美文学的热情传播者。在他担任东欧文学研究组组长和室主任之后，他又是东欧文学研究的领路人，对建立我国第一支东欧文学的研究队伍、培养第一代东欧文学的研究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权威
戈宝权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广泛，涉及苏俄的文学和作家作品、
中国翻译史、中外文学影响，以及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等等。戈宝权在研究中总是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细致入微的缜密态度和论证求实的科学方法，对其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的论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就“中俄文字之交”这一领域他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有《俄国文学和中国》《普希金和中国》《托尔斯泰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等。这些论文材料丰富翔实，作者对这些作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全面论述，既有科学的考证，又有公允的评论。它们不仅丰富了读者的知识，还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
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戈宝权一生最喜爱的俄苏作家，也是他倾毕生精力潜心研究的对象。
对于普希金，戈宝权真可以说是情有独钟。上个世纪40年代，戈宝权翻译编辑了《普希金文集》，并写出《普希金在中国》一文。上个世纪50年代，他开展了研究普希金的工作。他参观了普希金的博物馆，阅读了普希金手稿和藏书，并和苏俄研究普希金的专家进行了交流，从而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戈宝权担任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以后，他对普希金的研究更深入了一层，先后写出了《普希金和中国》《谈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叶甫盖尼?奥涅金〉在中国》等文章。这些文章不仅论述了普希金对中国的兴趣和他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同时也反映了戈宝权几十年来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为了探求《俄国情史》的真面目，戈宝权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去寻找这本译作的原版，最后才在阿英的旧书堆里找到了它。经过戈宝权的认真阅读和考证，才证实它就是普希金的《上尉
的女儿》。
托尔斯泰也是戈宝权潜心研究的对象。他在苏联担任记者和外交官期间，曾多次参观过托尔斯泰的故乡及其在莫斯科等地的博物馆、纪念馆。托尔斯泰也像普希金一样从小就给戈宝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戈宝权对这位文化伟人产生了无限崇敬之情。值得一提的是，苏联从1928年开始，曾出版了一套91卷的《托尔斯泰全集》，直到1958年才出齐，历时整整30年。而戈宝权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收集这套全集，后来历经种种曲折困难，终于将全集收齐。戈宝权视其为珍宝，倍加爱护。虽经“文革”的浩劫和1976年地震的混乱，仍能得以保存下来。现在它成了我国惟一的一部完整的原版《托尔斯泰全集》，现保存在南京图书馆。这不仅反映了戈宝权对这位文学大师的挚爱，更表现出了戈宝权的百折不挠的精神。戈宝权在1980年发表的《托尔斯泰和中国》这篇文章中，首先便谈到了他对托尔斯泰的热爱和敬慕之情。在论述托尔斯泰与中国的渊源时，戈宝权更是以其精细的考证，论证了托尔斯泰的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情况，以及他与辜鸿铭、张庆桐的通讯联系。特别是他对张庆桐的考证，不仅澄清了在这个人名问题上的种种猜测、怀疑，而且更加证明了他的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
戈宝权对高尔基的研究更是成绩斐然。戈宝权在苏联期间，在红场亲眼见到过这位俄苏革命作家，后来又参加过高尔基的遗体告别和葬礼，并先后写出《高尔基的逝世和葬礼》和《高尔基博物馆》等文章。这些文章夹叙夹论，是中国最早以亲身感受写就的论及高尔基
生平和创作的两篇报道。1947年和1948年，戈宝权和罗果夫合编了两本《高尔基研究年刊》。像这样的研究年刊，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空前的创举。从这个意义来说，戈宝权是我国“高尔基学”的开拓者。建国以后，戈宝权对高尔基的研究更是成绩卓著，先后发表了《高尔基和中国》《高尔基与中国革命斗争》《谈谈高尔基的〈海燕〉》《关于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和写作〉》《高尔基作品的早期中译及其他》等专论。其中，既有评论性的文章，也有考证式的论文，详细地论述了高尔基与中国革命和现代文学的关系，全面剖析了《海燕》这篇作品的写作背景、思想意义和艺术感染力。这些论文既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又促进了我国高尔基学的发展。
进入1980年代以后，戈宝权的研究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研究范围也从俄苏作家扩展到世界各地区的文学和作家，先后发表了《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法国文学在中国》《漫谈西葡拉美文学和中国》《罗曼?罗兰和中国》《泰戈尔和中国》等一系列文章。那时，戈宝权的另一个研究新领域就是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鲁迅是戈宝权研究的主要作家。1976年他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随后又担任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和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的顾问，因此鲁迅便成了戈宝权上世纪80年代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短短的数年之中，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涉及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鲁迅与外国作家的交往和友谊，鲁迅著作在国外翻译、出版和研究的情况等。在这些文章中，引起国内外反响最大的要数《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这篇论文。这篇文章内容博大精深，多方面、
多层次地论证了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崇高地位，因而受到许多外国汉学家的盛赞和肯定。《〈阿Q正传〉在国外》也是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论文。《阿Q正传》是鲁迅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不仅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也给鲁迅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戈宝权在他的论文中，先是论述了这篇小说的成因，以及它在国外所引起的巨大反响，继而论及《阿Q正传》被介绍到国外的情况。这篇论文的可贵之处，就是它打破了俄译本是最早的欧译本的传统看法，并以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梁社乾翻译的英译本和敬隐渔翻译的法译本才是最早的欧译本。正是有了这两种译本，鲁迅的名字才传遍欧美各国，引起欧美作家的关注。戈宝权对《阿Q正传》的考证研究，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甚至连鲁迅生前好友也给他去信表示称赞。
除鲁迅外，郭沫若、茅盾等现代著名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也是戈宝权研究的对象，他为此发表过多篇论文。这些作家大多是先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而走上创作道路的，而且翻译过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戈宝权通过他们的事例认为，外国文学“丰富滋养了中国的新文学”，这种论断是不容置疑的。
戈宝权还对中国翻译史作过一番研究，写出了《中国翻译的历史》《明代中译〈伊索寓言〉史话》《清代中译〈伊索寓言〉史话》《“五四”运动以后外国文学在中国》等文章。
综观戈宝权的文学研究，不仅涉及的领域广博，而且所取得的成绩卓著。他研究的许多命题填补了我国文学研究的空白，甚至成为
该领域的开拓者。戈宝权的论文以丰富的史实见长，还往往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写进论文中，使人读来倍感亲切，从中也能体会到作者对其研究对象的喜爱以及他为此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因此他的论文深受社会名家和外国汉学家的高度评价。戈宝权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一是得益于他掌握了英、俄、法、日、世界语等多种语言，他能凭借这些语言去阅读原文资料，并从中进行对比，去伪存真，得出自己的结论。二要归功于他掌握资料的丰富。他曾访问过数十个国家，结交了众多的外国朋友，而且他每次出国，总忘不了他的老本行，不是去书店，就是去博物馆、图书馆，与文学有关的事情他从不放过。因此他所掌握的外国文学资料之丰富，就连我国以知识广深而著称的钱钟书先生也深表赞叹：“你们的戈宝权啊外语懂得多，掌握的外国文学资料多，这是难得的”三还应归功于他的执着精神。为了搞清一个事实，他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去寻找、去探求、去询问，从不马虎搪塞过去，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二、外国文学翻译的巨擘
戈宝权从1931年翻译第一批外国文学作品起，翻译出俄苏、东欧、亚、非、拉美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共50余部，成为中国最著名、最受欢迎的翻译家之一。
在众多的翻译作品中，毫无疑问，俄苏文学作品是戈宝老翻译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个领域。从上世纪30年代翻译普希金诗歌开始，戈宝权便对俄苏文学的翻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抗战时期，他曾参加《苏联文学丛书》和《世界文学丛书》的翻译编辑工作，同时
还翻译了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的两部报告文学集《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此时的戈宝权就已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翻译家了。甚至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当周恩来介绍到戈宝权时，毛泽东一听便说：“你是位俄国文学专家”抗战胜利后，戈宝权在上海主编了《苏联文艺》，并翻译编辑了《普希金文集》，深受读者的喜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戈宝权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俄语国家文学的翻译上，先后翻译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勃留索夫、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伊萨科夫斯基、爱伦堡、苏尔科夫、西蒙诺夫，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弗兰科、狄青纳，白俄罗斯诗人唐克，格鲁吉亚诗人恰夫恰瓦泽，亚美尼亚诗人阿博维扬、伊萨克扬，哈萨克诗人江布尔、扎巴耶夫，吉尔吉斯诗人扎科姆巴耶夫，立陶宛诗人涅里斯和文茨洛瓦等的作品。其中的一些诗人和作家都是由戈宝权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的。可以说，戈宝权是当之无愧的中俄、中苏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
东欧各国文学，亚、非、拉美的文学也是戈宝权关注的。戈宝权先后多次访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他对这些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先后翻译了大量作品，使我们对东欧文学和亚、非、拉美的文学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证明了小国的文学也有其优秀的传统和民族特色。
戈宝权善于译诗，不仅真实可信，而且传神，充分体现出普希金等诗人的气质和他诗中的优美之处，因而他的译诗，既能形似又能神似，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译诗难，难就难在这种形神兼备上，
而戈宝权却做到了。他的译诗并不以华丽的词句取胜，而是带有口语化的特点，朗诵起来朗朗上口，同时又不失其优美的诗意。由于戈宝权本身就具有诗人的气质，再加上他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他的译作都是经过反复推敲、不断修改的成果，而且每逢再版，他必定会重新校改一遍，改正错别字和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以使他的译诗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所以，他的译诗方能如此受到读者的喜爱和同行们的高度评价，历久不衰。
三、东欧文学研究的领路人
1959年，苏联东欧文学研究组成立，戈宝权担任组长。1961年新年伊始，戈宝权正式调入文学所工作。他刚办完报到手续，便被派到了河北新城的张八屯村去整社，接替张白山同志担任工作组组长。我是1960年底从波兰学习回来分配到文学所工作的，在张八屯，我见到了久已仰慕的戈宝权。他身穿旧棉衣，脚上是一双布棉鞋，根本看不出他是个大学者、大翻译家。他态度和蔼，使人一见面便会有一种亲切感。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每天两顿发给社员的是用玉米心磨成粉和地里烂薯叶切碎拌和而成的窝窝头，个头虽大，但却难以下咽。戈宝权也跟社员一样，每天吃的是一碗清汤两个窝窝头，但他从不计较、从不特殊，处处以身作则。我们和戈宝权便相处得很是融洽，无话不谈。空闲时，他向我们谈到了许多做学问的方法、他在苏联及东欧国家工作和访问时的见闻，我们听了不仅得益匪浅，而且更增加了我们对戈宝权的了解和崇敬。
到1962年初，苏联东欧文学组便分成了苏联文学和东欧文学两
个组。戈宝权担任东欧组组长。戈宝权积极培养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年轻人。他让每一个组员明确目标，制订进修计划。按照当时所里三大研究范围———历史、理论和现状，确定我们组的研究范围为历史和现状。凡一种文学有两个人的，便一个人分工历史，另一个人研究现状；只有一个人的，便以现状为主。在制订进修计划时，戈宝权特别强调多读书、勤练笔，不要急于求成，要埋头苦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戈宝权常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至理名言。他主张边干边学，在工作中进修、在进修中提高。与当时通行的研究所只能搞研究不能搞翻译的观点不同，戈宝权主张东欧室的同志应该既会研究，又能搞翻译，要成为多面手。戈宝权对我们说，东欧与其他大语种不同，大语种会的人多，社会上有一批翻译家，大语种的人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我们东欧则不同，过去国内没有懂得东欧语言的，你们是第一批，过去国内也翻译出版过一些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但都是从英文、俄文或日文转译过来的，但转译总是有局限性的，现在你们懂东欧的语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你们不翻译谁来翻译。在戈宝权的谆谆教导下，东欧组的同志后来也都成了既会写文章，也会搞翻译的东欧文学专家。
戈宝权抓的第二件工作便是“基本建设”。由于东欧文学研究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图书资料匮乏，文学所的图书馆连一本东欧文学的书籍都没有。戈宝权非常重视图书资料的建设工作。他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能去收集东欧文学书籍，除了通过图书进出口公司订购外，还千方百计到其他单位去收集他们闲置不用的东欧国家的图
书。经过几年努力，图书馆的书架上才有了上千册的东欧图书，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1964年外国文学所成立后，戈宝权也参加了“四清”。尽管会议多、事务忙，但只要有哪怕是一点空隙的时间，戈宝权不是修改自己的译诗，便是阅读有关的书籍。每逢回京休假，他也没闲着，不是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便是到新、旧书店去寻找他所需要的图书。在戈宝权的教诲和影响下，我们组的同志也都不断树立起了自强不息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全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去勇攀高峰。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5年东欧室被撤销的十多年中，东欧室的同志写出了《东欧当代文学史》《东欧戏剧史》等十多部专著；翻译了《裴多菲诗选》等数十部古典和现代的诗歌与小说，共计2000余万字；发表论文百余篇；他们的工作不仅拓展了我国文学研究的领域，填补了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也增进了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文化交流，受到东欧各国政府和文化界人士的肯定和称赞。兴万生、林洪亮和张振辉等人都曾获得外国政府颁发的奖章。
戈宝权先生去世已经11年了，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2011年8月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
中国近现代著名翻译家 1、林纾，字琴南。1852年生。福建闽县人。清末民国初年学者、翻译家、光绪举人。曾任教京师大学堂。因不懂外文曾借助他人口译，用古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80余种，其中以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司各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最为有名，译笔流畅，对文学界有较大影响。专译欧美小说，收入《说部丛书》出版，先后译介了司各脱、迭更斯、美国欧文斯吐话(今译斯陀) 等作家的名作。清末民初，“林译小说”风靡于世。他能诗、工画，并曾从事小说，戏曲创作。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及传奇、小说、笔记等多种。1924年10月9日逝世。 林琴南又与魏易、王庆骥、王庆通、陈家麟等人合作，翻译了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名作家的作品一百八十余部，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四十多部。有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的《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录》(《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贼史》(《雾都孤儿》)，以及司各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艾凡赫》)等。 由于林琴南不懂外文，无法选择作品翻译，林琴南说：“鄙人不解西文，但能笔述，既有讹错，均出不知。” 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无异于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让晚清的中国人从这里瞥见了西方的文化与人生。林译小说滋养了新文学的一代人，很多现代作家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就是从读林译小说开始的。
周作人在《关于鲁迅》里介绍鲁迅所受晚清文化维新的影响时说，在南京求学时，鲁迅就注意林琴南的译书，在《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也都陆续收罗。至于周作人自己，在《我学国文经验》里说：“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韩迪原在《近代翻译史话》说：“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因读林译小说，才接触到西洋文学”。韩迪原对林琴南还有一个很中肯的评语，她说：“因为那时国人对整个西洋文明毫无认识，必得用东方已有的事物，去‘附会’西方的观念，像林译所用的方式，才能达到早期沟通东西文化的任务。”林琴南“还打破旧中国小说的章回体，使中国的文学形成向前迈一大步。” 胡适曾说：“古文不曾做过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有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2、严复，原名宗光，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71年（同治十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光绪三年）派赴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其间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甲午战争后，深感国势日危，先后发
中国翻译家
中国翻译家，傅雷曾说：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有几本的分歧，东方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中） 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对于翻译的观点是：翻泽是再现原义的信息而不是保留原文的结构；对等不是同一；对等是最贴近最自然的对等，没有完全的对等，意义是优先考虑的因素，文体成 分居次。（英） 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但要考虑译出语和译入语的差异，更要考虑作为文化载体的两种语言所产生的文化差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它们因为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等诸多因素，具有独一性和 特殊性，从而形成了像“中国结和美国梦”这样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Sapir和Whof曾讲到：“语言不仅仅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反应，并制约人们的思维”，由此可见，思维和语言的密切关系。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使得对一些褒贬色彩的词在翻译上存在差异，例如Aggressive这个单词，美国人一般来形容某个人具有上进心和开拓精神；而中国人则常常来形容某个人好斗和挑衅；思维方式存在的差异还能影响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和判断。 中国人把龙看成是吉祥的神物，认为龙游伟大的力量，因此龙就成为了至尊无上的帝王象征，然而美国人则认为龙使喷火的凶残的怪物，是邪恶的代表。所以“亚洲四小龙”不可以翻译成“Four Asian Dragons”，而应该符合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 。中国文化沉稳，美国文化奔放：中国文化含蓄感性，美国文化直率理性。中国人注重精神，美国人重在务实。中国人重在“天人合一”，美国人强调个人价值。中国文化是和谐文化，强调均衡、对称、统一的服装造型方法，以规矩、平稳为最美。美国文化重视展示人体的性差异．不忌讳表现张扬。美国文化是明喻文化，重视造型、线条、图案、色彩本身的客观化美感，以视觉舒适为第一；中国文化是～种隐喻文化，艺术偏重抒情性，追求服装构成要素的精神寓意和文化品位。只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两国的文化差异，我们才能够避免文化冲突，成功的进行跨文化交际。 我们进行广告翻译的根本目的不是学习、研究语言本身, 而是掌握语言这个工具进行跨文化交际。而社会习俗、行为方式及其隐含的民族心理。 三、直抒胸臆与委婉表达
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理论与实践试题 一、选择题（在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正确答案）：20% 1.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思想。 A. 鸠摩罗什 B. 玄奘 C．安世高D。释道安 2.严复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是指---------------------。 A.翻译一部书要化一个月时间作准备 B 翻译一个术语往往要考虑很久 C. 只有化苦功才能翻译成一部名著 D. 书名的翻译颇费思量 3..下列四句，----句的表述是不正确的。 A.鲁迅提出过“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点。 B. 马建忠主张“善译”的翻译标准。 C. 钱钟书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 D. 傅雷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形似”。 4.下列四位翻译家中，英译《红楼梦》的是------。 A.林语堂 B. 杨宪益 C. 杨必 D. 鲁迅 5.英国语言学家M.A.K.Halliday提出的构成语境三要素中，fields of discourse指---------------------------。 A.交际内容 B. 交际方式 C. 交际风格 D. 交际地点 6.多用被动语态是----------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语法特点。 A.广告英语 B. 科技英语 C. 新闻英语 D. 法律英语 7.“意译”是指译文从意义出发，要求将原文的意义正确表达出来，不必拘泥于------的形式。 A.词句 B. 词句和比喻 C. 各种修辞手段 D. 词、句、以及各种修辞手段 8.. ------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作品。 A.朱生豪 B. 卞之琳 C. 梁实秋 D. 林语堂 9.fast, firm, secure三个同义词中，firm的正规程度介于前后两者之间，由此可以判定，它最有可能源自------。 A.法语 B. 拉丁语 C. 盎格鲁-撒克逊语 D. 德语 10.下列四种“语体”中，--------的语言最为正规。 A.广告英语 B. 法律英语 C. 新闻英语 D. 科技英语 二、问答题：30% 1.为什么严复要在他的翻译标准中加上一个“雅”字？你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雅”字？
(完整word版)当代翻译理论(根茨勒)——中文笔记
美国翻译培训派（The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注重文学作品的翻译，其指导思想是翻译是一门艺术，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语言和诠释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里查兹、庞德和威尔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 里查兹（I. A. Richards）曾在哈佛大学创办阅读培训班，为翻译培训班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翻译培训班的宗旨是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文本，达成正确而统一的反映和体验，并用完美的口、笔译形式再现或阐述这一体验。其理论前提显然是文学作品有一个终极的、统一的意义。只要通过适当的训练，掌握正确的方法，人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原文。翻译培训班的任务就是制定若干条款和程序，排除一切妨碍正确理解的障碍。 庞德（Ezra Pound）认为文学作品刻意塑造的是形象，而非内容或意义。在翻译中译者应注重的不是所描写的事物，而是描述的过程和语言的形式与能量（energy）。译者如同艺术家、雕刻家和书法家，应精确地再现细节、词语、片段和整个意象。作品真正的灵魂常常蕴藏于“一瞥或一瞬之间”。 威尔（Frederic Will）认为文学作品是表现自我、统一而连贯的形式，能赋予我们洞悉事物本质的能力。语际交际和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的体验和情感有一个共核。在翻译中他强调直觉的作用，认为在诗歌翻译中，有天赋的翻译家即使不精通原作的语言也同样可以再现原作的精髓与本质。他认为，所谓精髓和本质就是作品的能量和冲量（thrust），译文不仅是原作的补充和延伸，而且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勃发出新的生机。 美国翻译培训派对人类主观无意识的研究、强调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转换（creative transposition）”、注重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以及在译文忠实的标准问题上提出的新颖观点等，都对其后的翻译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 翻译科学派（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亦称翻译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美国结构学派、交际理论派和俄国语言学派。从历史发展来看，翻译科学派是对施莱尔马赫、洪堡等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但从更直接的原因看，则是对翻译培训派重实践、强调译作品位与文学价值、注重美学经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的转换规则等为翻译科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卡特福德（J ．C. Catford）于一九六五年发表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首次从系统功能语法角度来探讨翻译的性质、类型、方法、条件和限度，并运用层次、范畴以及级阶等语言学概念来论述语际转换的根据，提出翻译对等只能是话语对等和功能对等，开辟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新途径。 奈达（E. A. Nida）于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先后发表了《翻译科学探索》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两部著名的翻译理论著作，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应用于翻译的理论研究，大胆地提出核心句的概念，并试图建立一种最有效、最科学的三阶段翻译转换模式： 1)将原语句子简化为意义最清楚的核心句（原语深层结构）； 2）翻译核心句（译语深层结构）； 3)将译语核心句转换成译语表层句子。 此外，奈达将语义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信息论、交际理论也引人翻译研究，提出极有影响的“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标准，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德国的翻译理论家威尔斯（Wilss）以描述语言学和生成语法为基础，批判的继承了斯莱尔马郝和洪堡的语言观，提出翻译应该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科学，其理论模式必须“客观”，“程序方法不受价值观念影响。他断言翻译是语际交际过程，并对翻译的方法进行了分类和界定；详细探讨了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对语言学、交际学和翻译学三种等值进行了经验性描述。
中国翻译史及其著名翻译家
中国翻译史及其著名翻译家 中国翻译发展史的五个历史时期 ?古代：汉隋唐宋的佛经翻译时期 ?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时期 ?近代：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时期（鸦片战争后~ “五四运动”前) ?现代：“五四”以后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时期 ?当代：新中国成立后 一、东汉~唐宋的佛经翻译 Translation on Buddhism Scripture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鸠摩罗什：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 ?真谛(印度佛教学者、梁武王）49《摄大乘论》 ?玄奘：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 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translation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徐光启（1562-1633）（与利玛窦）：《几何原本》 ?李之藻（1565-1630）：“晓畅兵法，精于泰西之学”，与徐光启齐名。 ?杨廷筠（1557—1627）与徐、李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 三、鸦片战争后~ “五四运动”前 Opium war~ May4th Movement ?严复（最著名）信、达、雅 ?梁启超“通学、通文” ?马建忠“善译” ?林则徐 ?林纾："译界之王"、“译才并世数严林”。不懂外文，由别人在旁边口译，他边听边以古文写作；30多人协助他口译，译出包括英、美、法等十多国家的作品近200部。 四、“五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May4th ~ foundation of P.R.C ?鲁迅：“宁信而不顺” rather to be faithful than smooth ?胡适、 ?林语堂：”忠实、通顺、美“ 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 ?茅盾、 ?郭沫若、 ?瞿秋白、 ?朱生豪、（1912~1944）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和最多的一人“莎士比亚翻译第一人”《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 ?朱光潜 ?梁实秋 rather to be smooth than faithful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 清朝末年，一个精通古汉语却不懂外文的文人，靠别人的口译，用文言文笔译了《茶花女》等近一百多部欧美小说，为当时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接受西风欧雨的窗口。这个人就是林纾。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秉辉，字琴南，号畏庐、畏庐居士，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闽县（今）人，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 林纾少孤，自云“四十五以，匪书不观”。十一岁从同里薛锡极问古文辞，读杜诗、欧文务于精熟。自十三龄至于二十，“杂收断简零篇用自磨治”，校阅古籍不下二千余卷。三十一岁结识宗言，见其兄弟积书连楹，一一借读且尽。非但经、子、史籍，凡唐宋小说家言也无不搜括。后由博览转为精读。对生平所嗜书，沉酣求索，如味醇
酒，枕籍至深。 林纾崇尚程、朱理学，读程朱二氏之书“笃嗜如饫粱肉”，却能揭露“宋儒嗜两庑之冷肉，凝拘挛曲局其身，尽日作礼容，虽心中私念美女颜色，亦不敢少动”的虚伪性，嘲笑“理学之人宗程朱，堂堂气节诛教徒。兵船一至理学慑，文移词语多模糊”。他维护封建礼教，指责青年人“欲废黜三纲，夷君臣，平父子，广其自由之途辙”，还说“荡子人含禽兽性，吾岂可与同群”，又敢把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迦茵小传》整部译出。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孤山处士音琅琅，皂袍演说常登堂。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林纾青年时代便关心世界形势，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中年而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提要钩元而会其通，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他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只靠“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他一生共翻译了英、美、法、俄、日、德、西班牙、比利时、娜威、瑞士、希腊等国小说180余部，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大小仲马、狄更斯、易卜生、司各特、雨果等众多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他翻译的小说在当时的读者中曾产生了极大的形响,是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译才并世数严、林”,林纤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是与严复齐名的人物。鲁迅小时候就是林纤译作的一个极为热心的读者。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最爱好的一种读物。”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就深受林纤译
(完整版)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
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 08英本1 杨慧颖 NO.35 中国翻译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现就其翻译观点和主要作品做一简介： 严复 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1]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主要翻译作品：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鲁迅 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 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翻译理论流派
翻译理论流派 翻译是一们很重要的学问，从古至今有很多著名的学者从事翻译理论的研究，而他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以下是一些翻译理论流派的划分，希望能让大家有一些大体的了解。 一：尤金；奈达（1976）根据各学派所关注的焦点将当代翻译理论分为: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Nida,１９８４）四个基本流派。 二：埃德温‘根茨勒（Edwaｒd Gentzlｅｒ）在其专著《当代翻译理论》(199３）中依据各流派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依据的理论来源将当代译论划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解构主义派五大流派。 三、香港学者张南峰、陈德鸿 (20０0)在《西方理论精选》中将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分为:语文学派、全市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六大学派。 四、谭载喜(中国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研究学者) 在介绍西方翻译理论时,将西方翻译理论分为：布拉格学派、伦敦派、美国结构派、交际理论派四大学派。 五、柯平在《西方翻译理论浅析》一文中介绍了六大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美国翻译研讨班学派;文学-文化学派;结构学派;社会符号学派。下面将一一介绍。 （一）、布拉格学派 1、创始人:马希修斯(Ｖilem Maｔhesius)、特鲁贝斯科伊（Ｎikolay S． Truｂetskｏｙ)和雅可布森（Roman Ｊakobsoｎ）。 2、主要成员：雅可布森、列维、维内等重要的翻译理论家。 主要论点：（1）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包括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等; （２）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体裁的比较。 ３、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罗曼?雅可布森。 简介: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二战时迁至美国,加入美籍。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 ｉnguistiｃＡspｅｃtｓ of Translaｔion)之中。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的重要性、语言和翻译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给出精辟的论述。自195９年发表后，此文一直被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翻译家及翻译理论部分 测试题
翻译家及翻译理论 0204 (二) 本部分共有5小题，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选择最佳答案完成句子。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10分） 11.“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这是_______提出的。 A.鲁迅 B.瞿秋白 C.茅盾 D.郭沫若 12.杨宪益说：“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他针对的是______。 A.任何一种翻译 B.文学翻译 C.诗歌翻译 D.汉英翻译 13.“上下文在解决语言单位的多义性问题上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这是______的论述。 A.林纾 B.巴尔胡达罗夫 C.泰特勒 D.费多罗夫 14.王力先生指出，中国语里多用意合法，______。 A.因此连词用得较多 B.因为主从结构用得较多 C.联结成分并非必需 D.联结成分十分需要 15.汉语有很多四字成语，译成英语时，译文______。 A.一定要保持原文的形象 B.一定要脱离原文的形象 C.一定要符合原文的意思 D.一定要在英语中找到对应的成语 0207 6.汉语语法单位的组合多用_______，连接成分并非必要。 A.意合法 B.形合法 C.意合法和形合法 D.省略法 7.在被动结构方面_______ A.英语被动句用得少，汉语被动式用得多。 B.英语被动句用得多，汉语被动式用得少。 C.英语多用主动来表示被动。 D.英语和汉语被动句用的都很多。 8._______主张，在翻译过程中“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别而保留了 神韵”。 A.郭沫若 B.杨宪益 C.茅盾 D.钱钟书 9.1954年_______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 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 A.郭沫若 B.钱钟书 C.茅盾 D.杨宪益 10._______ thought in translating one should aim at “translating sense,not words". A. Saint Jerome B. Cicero C. Tytler D. Nida 0304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及其介绍 2010级学生：王淑苹 学号：2009312011198 戈宝权（1913.2.15—2000.5.15），笔名葆荃、北辰、苏牧，汉族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台城，清华大学肄业，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人物生平 191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十）生于江苏省东台市台城的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家庭。曾在家乡读过多级小学、高等小学和师范。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在大学时，学习英、法、日语，自学世界语，后又学习俄语，为他日后从事外国文学及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戈宝权从三十年代初期即开始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他翻译过俄国、前苏联、东欧和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作品五十余种，在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写过中外文学关系史、翻译史的论文若干篇，主要有《普希金在中国》、《冈察洛夫和中国》、《屠格涅夫和中国文学》、《托尔斯泰和中国》、《契柯夫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革命斗争》、《罗曼．罗兰与中国》、《泰戈尔和中国》等论文。许多被译成俄、英、法、德、葡、日、西班牙和世界语及东欧各种文学，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 个人作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戈宝权看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他着重研究了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和《<阿Q正传>在国外》等书，论文有《鲁迅和史沫特莱的友谊》、《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鲁迅和增田涉》、《鲁迅和普实克》、《鲁迅和爱先珂》等。还对郭沫若和茅盾进行了研究，写有《郭沫若与外国文学》和《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等文。 戈宝权于1932年进上海《时事新报》当编辑。1935年去莫斯科，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抗战期间，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解放后，按照周总理的任命，负责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1954年7月回国，先后担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及学部委员，一直到现在。 成就及荣誉 戈宝权以“外交官”、学者的身份，曾多次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和应邀访问与讲学。他访问过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出席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应邀到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讲学。该校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这是巴黎第八大学授予第一个外国学者的名誉博士学位。可以这样说：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的讲坛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操着东台方言的声音。
中国翻译理论浅说-翻译八大家(DOC)
中国翻译理论浅说 —近代中国八大翻译家 1.严复的“信达雅” 2.鲁迅的直译 3.林语堂的美学 4.郭沫若的创作论 5.朱光潜的艺术论 6.傅雷的神似 7.钱钟书的化境 8.许渊冲的竞赛论 1 严复 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 2 鲁迅 宁信而不顺（Rather be faithful than smooth.） ?Lu has translated & introduced 200 works by 100 authors from 14 countries, half of which are in Russian. ?The first period:（1903---1919） ?While he was in Japan.in 1903年凡尔纳的著名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雨果的《随见录》中的《哀尘》以及编译的《斯巴达之魂》。 ?In 1907,《红星佚史》cooperated with Zhouzuoren. ?In 1909,《域外小说集》 ?“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的思想 ?鲁迅先生主张翻译“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与“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反对顺而不信。鲁迅所主张的“宁信而不顺”中的“不顺”，就是在翻译时，“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而“其中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了异化的翻译理论, ?其实，韦努蒂早在1986年在其发表于Criticism28(Spring)的一篇名为
“TheTranslator’Invisibil时”的论文中已经明确提出了“异化翻译” 的概念(参见Robinson，1997：97)．但这个概念真正产生国际影响是在其名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于1995年出版之后。另外，补充一点，我国传统译论中虽然没有明确、具体的“异化翻译”概念或提法，但其中并不缺乏“异化翻译”思想。追溯起来，唐玄奘的“五不翻”之说已经有明显的“异化翻译”思想雏形。 玄奘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异化翻译”进行归纳和理论总结的入。宋初高僧赞宁的“六例”说(详见王宏印，2003：78—91；陈福康，2000：38--42)，则“大大地推进了玄奘的‘五不翻’理论”(王宏印，2003：80)，可以说，赞宁发展了玄奘的古典“异化翻译”思想。鲁迅的“宁信而不顺” 之说(详见王秉钦：2004：1 10—127)在现代意义上与“异化翻译”理论有诸多类似。概括起来，我国传统译论中的异化翻译思想有如下内涵：1)作为翻译方法，其内容包括a)音译，b)直译，c)保存句法形式；2)作为文化策略，其内容包括a)保证佛典的准确、庄严和神秘，b)丰富汉语语汇，引进新的表达法；c)医治国人“脑筋糊涂”的毛病(即“改造国民性”)；3)作为文化理念，它含有一的文化“精英主义”意识(参看本文注释2)。 ?其实鲁迅的“异化翻译”思想中也含有一定的文化“精英主义”意识，如，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中将中国的译文读者分为三类．并主张对不同的读者要有不同的译文：“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 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范围之外…… ?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主张‘宁信 ?而不顺’的……我还以为即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 ?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丰富起来”。 鲁迅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其中还是难免有些文化“精英主义”意识，即异化翻译的读者主要是少数文化精英。这与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中的文化“精英主义”意识有些类似。但韦努蒂比较极端．而鲁迅则灵活、现实得多，因为他完全注意到了“乙类”读者的重要性。
中国著名女翻译家-杨绛
在遇到她以前，我从未想过结婚的事。和她在一起这么多年，从未后悔过娶她做妻子。也从未想过娶别的女人。--钱钟书 我相信大家已经猜出来，配得上钱钟书先生这么高评价的女人是谁，没错，她就是中国著名女作家，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 我们都知道杨绛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可是，她还有另外一种身份-翻译家。 20世纪40年代末期，杨绛的兴趣转向了翻译。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杨绛翻译的《1939年以来英国的散文作品》，成为杨绛最早期的翻译作品。她的翻译代表作为《堂吉诃德》，于1961年开始翻译。当时，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语，并通读了当时影响比较大的西班牙文学史以及《堂吉诃德》的一些研究成果。之后，她开始翻译这本著作。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绛译的《堂吉诃德》，这是中国直接从西班牙语翻译的第一个译本。 由于自身的创作经验，杨绛的译文非常注意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 而且，她认为，读者对译本的要求，不仅是要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他们更希望译文与本国语言差别不要太大。因此，杨绛的译文幽默诙谐，十分注重描摹细节。 她曾经举出了《堂吉诃德》中一句话的三种译法。 第一种译法：杜尔西内娅在这个世界上会更幸福更有名，因为曾受到您的称赞比了世界上最雄辩者所能给她的一切称赞。 第二种译法：您对杜尔西内娅的称赞，盖过了旁人对她的称赞，能为她造福扬名。
第三种译法：杜尔西内娅有您的称赞，就会增添了幸福和名望;别人怎么样儿极口赞誉，也抵不过您这几句话的分量。 杨绛认为，第一种翻译按原文直译，语序和标点都严格遵循原文，但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第二种译法虽然将长句断开，并且颠倒次序，但并没有准确表达原文意思。 只有第三种译法，弥补了前两者的缺陷。虽然也不是完全忠于原文顺序，但最忠实原义，且通顺畅达。可见，借鉴了自己的创作经验，杨绛的翻译更游刃有余，译文充满了人文色彩。从这三种译法中，我们不难看出杨绛女士对翻译的态度：“信”，“达”，“雅”。 知行翻译小编认为这应该是所有翻译者的态度。
中国著名翻译家极其译作
中国著名翻译家极其译作（转载） (2008-03-18 14:45:21) 转载▼ 标签： 杂谈 注：这篇文章也是我转载的，之前未做说明，贪污了对原作者的谢意，我在此向原作者及读者表示道歉。 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百余年来，一直向前发展，名家名译辈出。 但近几年来，大家可见，文学翻译因为种种原因，似有泛滥之象。一些译者越来越糊弄读者，而读者也越来越不相信译者，买翻译之书，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这种情况，使得我们越来越怀念翻译前辈，以及他们翻译的书。我们应该庆幸，前辈们已经将大部分世界名作译出，可供我辈分享。 基于对经典译作的崇敬，也为了与大家交流翻译作品阅读的体验，本人整理了一份《翻译家及作品不完全名单》（见下）。既然是不完全，也就是说，此名单还可以继续补充，完善，希望好之者多多参与。 著名翻译家及其作品不完全名单： 英语 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鲁宾孙漂流记》《伊索寓言》等 严复《天演论》 周瘦娟等《福尔摩斯探案全集》1916年 郭沫若《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战争与和平》，《雪莱诗选》，马克思著作若干。 张谷若哈代《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无名的裘德》，哈代翻译专家 朱生豪莎士比亚作品 张友松马克吐温翻译专家，比如《竞选州长》 查良铮俄国普希金作品，英国浪漫派诗歌：《济慈诗选》《拜伦抒情诗选》《雪莱抒情诗选》《唐璜》等 赵萝蕤（女）《草叶集》，艾略特《荒原》 朱维之主要翻译弥尔顿。弥尔顿《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 萧乾《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夫妻合译《尤利西斯》（译文版），辛克莱《屠宰场》（合译），《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合译），《光荣与梦想》，《麦克米伦回忆录》，《拿破仑传》，《战争风云》（皆为合译）易卜生《培尔金特》 金堤《尤利西斯》（人民文学版1994） 《尤利西斯》译者还有：李虹，李进，纪江红，章影光，刘象愚等
中国主要翻译家及其作品
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 中国翻译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现就其翻译观点和主要作品做一简介：严复 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 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1]著名的“三 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 字影响的。 主要翻译作品：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鲁迅 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鲁 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 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 匠心。 鲁迅主张直译，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 语言。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 新的表现法。”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 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中国著名翻译家
中国著名翻译家 草婴 原名盛峻峰，1923年生于宁波，现居上海，俄语文学翻译大家。 主要翻译作品有托尔斯泰小说12卷（《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克鲁采奏鸣曲》、《哈吉·穆拉特》、《童年·少年·青年》）、肖洛霍夫作品（《新垦地》、《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卡塔耶夫《团的儿 子》、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 董乐山 1924年11月14日出生于浙江宁波，1999年1月16日于北京病逝。董乐山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全国解放后曾长期从事新闻翻译和英语教学工作。1981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主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译协理事，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美国社会与文学研究专家、作家与翻译家。著作有《译余废墨》、《文化的休闲》、《文化的误读》、《边缘人语》等；译作有《西行漫记》、《第三帝国的兴
亡》（与人合译并校订）、《苏格拉底的审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韩素音自传》（之一）、《囚鸟》、《鬼作家》、《基督的最后诱惑》（合译）、《巴黎烧了吗？》等；编著有《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等。他翻译的《西行漫记》是斯诺这部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性著作中文译本中翻译得最好、流传最广的一部，译作文笔流畅纤巧，达到很高的水准。他是一位难得的信达雅俱佳的翻译家，所编著的《英汉美国社会知识辞典》独辟蹊径，是希图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读者以及研究者一部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傅雷 （1908－1966）翻译家。字怒安。上海南汇人。192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学习艺术批评。1931年回国，在上海美专教美术史和法文。1933年后历任时事汇报总编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长。抗战爆发后转事译著。一生共译外国文学名著三十二部。尤以翻译与研究巴尔扎克著作成绩卓著。 从30年代起，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毕业翻译作品三十余部，主要有罗曼·罗兰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
近代文学家 翻译家林纾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 林纾（1852～1924年）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早年曾从同县薛锡极读欧阳修文及杜甫诗。后读同县李宗言家所藏书，不下三、四万卷，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考进士不中。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别署冷红生。晚称蠡叟、践卓翁、六桥补柳翁、春觉斋主人。室名春觉斋、烟云楼等。 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举人，官教论。工诗古文辞，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於时。复肆力於画。山水初灵秀似文徵明，继而浓厚近戴熙。偶涉石涛，故其浑厚之中颇有淋漓之趣。其题画诗云：“平生不入三王派，家法微微出苦瓜，我意独饶山水味，何须攻苦学名家？”花鸟得其师陈文台之传，淡墨薄色，神致生动。晚年居北京，求者多以山水，而花鸟则不复作矣。著畏庐文集、诗集、春觉斋题画跋及小说笔记等。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别属冷红生，1852年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孰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让洛阳"一时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 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
翻译理论家尤金
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辞世发布时间：2011-08-29 发布人：https://www.wendangku.net/doc/c414876341.html, Eugene Nida dies on August 26th, 2011 by Hannah. Dr Eugene Nida, a giant and pioneer of Bible translation in the last century, died yesterday, aged 96. Of Dr Nida, our Executive Director Eddie Arthur, shared these thoughts: “Though the average Christian may not have heard the name Eugene Nida, he i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Christians of the last century. His legacy is found in hundreds, if not thousands, of Bible translations in minority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biography of his life and work below comes from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of whom Dr Nida was a respected leader. Eugene Nida, the giant of Bible transl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ied in hospital in Brussels on August 25. He was 96. Conveying the news, his widow Elena said, “My adored husband has passed away 10 minutes ago. Thank you for your prayers. He was a saint. The Lord is with him.” For more than 50 years Eugene Nida was the leader of the translation program of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and subsequently the intellectual leader of the global program of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as well as consultant to that organisation. Dr Nida will be best remembered for the revolution he brought about in the field of Bible translation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The resulting impact on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urch continues to be felt as millions of people in hundreds of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ccess to the Bible because of the approach he developed and promoted. Using concepts from linguistics, cultural studies, communication sciences and psychology, Nida developed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he called dynamic equivalence o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 goal of which was to make the translation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as well as accurate. He also influenced the emerging field of mod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