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风度

浅谈魏晋风度的药与酒

希腊神话中的谬斯，兼职诗神，他的本职工作则是酒神，由此可见，那个文化深远的民族认为，酒之于诗是一种因果关系：因为酒，所以诗。而中国古代文人与酒的关系，同样是密不可分的。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酒在魏晋文人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竹林七贤”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陶渊明在“桃花源”中饮酒种菊，怡然自乐……

为什么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间如此盛行呢？

有一种说法，是与服药有关。在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曹操的女婿、魏晋名士何晏首倡服药，他那时既有权又有钱，开始服用一种叫“五石散”的补药，“人吃了能转弱为强”，有着使人神清气爽、延年益寿的效果。服“五石散”不但极贵而且极麻烦，特别要紧的是服药之后必须饮热酒，不然便会有性命之忧。由于何晏带头，当时的才子王弼和大将军曹爽的外甥夏侯玄参与推波助澜，在统治阶级的社会名流中便服药成风，与之同时，纵酒也成为一种风气，一些寒门文人极普通老百姓虽然服不起药，却也喜欢打着这个旗号饮酒，乐得自由。

然而，各位文人饮酒的原因却也不尽相同。

曹孟德曾曰：“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操喝酒，是为了解忧。他忧的是什么？曹操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在他自己这一生中结束战乱，统一中国，他所忧愁的便是得不到众多的贤士人才来同他一道建功立业。因此，曹操喝酒，表面看似“以酒浇愁”的消极行为，实则表达了他阔达的政治家胸襟，求贤若渴的心情，建功立业的信心和积极乐观的精神。

“竹林七贤”都喜饮酒，尤其以阮籍和刘伶最甚。当时正是司马氏正积极准备篡位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司马氏注意的人物，但他们都不买司马氏的账；他们在一起饮酒自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他们的对策是不拘形迹地饮酒，平时言谈举止也异于常人。比如刘伶喜在家中赤身裸体饮酒，有人说他的不是，他反而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房屋当做衣裤，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面来了？阮籍则是以醉酒来搪塞司马氏的拉拢，他的名气很大，司马昭打算和他结儿女亲家。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使得司马昭没有提亲的机会，只好作罢算了。由此可见，他们饮酒是以买醉逃避不满的现实，是对魏晋政权交替中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这实实在在的纵酒却也正合乎人民当时在动荡生活得需要，并为破除礼教中一些限制饮酒的规律找到了依据。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酒已成为他的象征。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陶渊明饮酒，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

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中如此盛行，尽管原因不尽相同，酒都扮演了精神寄托的角色。酒可以让他们暂时地摆脱形体桎梏，忘记乱世的烦恼，让精神得到一丝解脱，聊以慰藉遍体鳞伤的心灵。魏晋文人与酒，永远诉说不完的话题，一个纷乱的时代限定了诸多文人特定的历史命运，而酒，正是酒赋予了各位文人缤纷的精神寄托；同时文人也将酒提升到了更高的地位，将其带入了中国文化，它们是特定历史下的完美的结合。

魏晋独特的人生价值观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示了人生价值观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在人生价值观以个性为主旋律的色彩中，魏晋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霈

【2】《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要及酒之关系》鲁迅

中文102班张庆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5211409 ,王敏） 摘要：对魏晋文学及魏晋风度的简略阐述 关键词：魏晋风度，魏晋文学 谈到魏晋风度 ,首先得谈它独特的历史背景。自汉末以来 ,大规模战乱不已 ,先是董卓之乱 ,接踵而来的是三国鼎立 ,魏晋易代 ,八王之乱 ,永嘉南渡 ,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遍 野的惨象。魏晋士人们流离失所 ,辗转四方 ,寻求栖身之所 ,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寓生活。面对天翻地覆 ,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 ,生性敏感多思的士人 ,心中的哀伤和悲痛可以想见。他们把这种哀伤和悲痛沉淀 ,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询问 ,转换成对生与死的思索 , 在他们的诗中“,忧生之嗟”随处可见(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短歌行》) 。同时 ,汉末以来的正统儒学受到反拨 ,面对“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象 ,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逃避态度 ,已不能令魏晋士人满意。况且 ,越来越僵化的礼教 ,成为上层集团统治人的工具 ,阻碍人的真性情、真道德的表达 ,魏晋士人们要求冲破这种束缚 ,展示个人独特魅力。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兴起 ,从哲学思想上给当时的士人以指导 ,打破了礼教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作用 ,使当时的士人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玄远和神明 :一种“大人先生”式的飘逸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 ,外显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仪表等方面 ,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

血泪交织的挽歌 ——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提起魏晋风度，不了解的人总觉得那时候的文人学士是很飘逸和自由的，但是现实是残忍的，对那时的文人学士来说那是一场华丽的梦魇。宗白华曾说过“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 最近有幸读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这篇文章据《鲁迅日记》为1927年7月23日广州市教育局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当时正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鲁迅的许多学生也被杀，为了表示抗议，鲁迅已坚决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当时他在广州的处境也很危险，按林语堂的说法，国民党政府请鲁迅公开演讲，也有窥测他的态度的用意，鲁迅则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首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这篇文章，鲁迅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是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在时间主线索中又穿插从文章风格写到“建安七子”，然后引出何晏服五石散，接着又伸展到“竹林七贤”与酒。全文语言不乏幽默，结构紧凑，明朗，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状况，给我们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文人吃药和嗜酒的原因。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有很多自己独特的观点，我挺赞同的，因为他是立足当时的社会融合自己冷静的分析，如在文章的第3段“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画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虽然在这时期有“晋之董狐，书法不引”，但是史官的记载有时候的确不能全信，即使是那一时期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有个人偏好和“当局者迷”的嫌疑，而且很多时候当权者的压力会改变史官秉笔直书的初衷。还有他对于魏晋文人的种种放荡不羁的行为和表面的风光说是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 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 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

魏晋风度――现代意义的追寻

魏晋风度——现代意义的追寻 魏晋南北朝，一个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的时代，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残酷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在这场政治的漩涡中，一批批的门阀士族被残害至死。 他们生活在一种富贵安乐的环境之中，他们又生活在一种满怀忧祸的境地之中。 但，正是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中，门阀士族们产生了忧惧深重的无边哀伤，产生了对人生意义的无限感慨和深刻反思。 于是，他们觉醒了！ 正是由于在这种没有过多统制束缚和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变得相对自由和开放，而议论争辩之风气也开始兴盛。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的飞跃！ 他们觉醒了，然而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 他们觉醒了，他们开始怀疑和否定权威，他们相信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值得怀疑的，是不可信的，无价值的。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他们觉醒了，他们表现的是何等干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在无耻地贪图享乐、腐败、堕落，然而，恰恰相反，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深刻地展现出的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

面对日渐动荡的社会，面对频仍的战祸，面对流行的疫疾，大批的上层贵族，一时俱逝，所有的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既然如此，那些以往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等等又有什么用呢？它们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 这是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的态度和观点。 他们觉醒了，他们开始注重人和人格本身，开始注重人们内在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和能力，而不是外在的功业、气节、学问和道德。 于是，曹氏父子破坏了东汉重节操伦常的价值标准，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的观念和礼俗。 于是，“竹林七贤”成了六朝的理想人物，甚至在墓室的砖画上，也取代或挤进了两汉的神仙迷信、忠臣义士的行列。 于是，甚至非圣无法、大遭物议并被杀头的人物竟然嵌进了地下庙堂的画壁，而这些人物既无显赫的功勋，又不具无边的法力，更无可称道的节操，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成为了人们的理想和榜样。 于是，士族门阀们把心思、眼界和兴趣由环境转向了内心，由社会转向了自然，由经学转向了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了主体的存在。文学艺术中的“言不尽意”，书画艺术中的“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都是要求通过有限的穷尽的外在的言语形象，传达和表现出某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内在神情。文艺自觉了。 回想一下，那忧愤无端、慷慨任气的阮籍，他把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写得如此深沉美丽。 一方面他很想长寿延年，“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同时又感到“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延年又有什么用处？

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 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 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 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 二．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 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浅析魏晋风度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

浅析魏晋风度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影响 [摘要]生活在魏晋时期的王羲之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他为人清新淡雅，纵情山水，一改汉魏以来的厚重，开启了新一代的书风，这也使他达到了书法艺术的巅峰，成就了“书圣”的美称。而王羲之的艺术成就与魏晋时期的特定背景是分不开的，所以文章要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以及士人的意识形态等社会大背景来分析，究竟有哪些影响促使了他书法艺术的发展。.[关键词]魏晋风度；王羲之；书圣魏晋是秦汉大一统之后的动乱年代，军阀纷争、王朝更迭，使得思想在这一时期异常活跃，兴起了提倡黄老、杂糅道释的玄学，出现一大批热衷于谈玄论道、游逸山林且无心仕宦的玄学家，他们大都出身高门大姓、享誉盛名。早期如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等，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洒脱的心态影响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他们也成为这一时期士人争相效仿的对象。正因为玄学的盛行，那些或高居庙堂、或散居朝野的士大夫们，都向往自然、崇尚自然。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抒发了向往自由崇尚自然的情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形成了特有的魏晋风度，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政治影响魏晋政权更迭频繁，皇帝靠世家大族维持统治，政出名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门阀制度在此时达到鼎盛。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被少数民族占领。与北方的常年战乱相比，南方较为安定，为避战火，士人百姓纷纷随皇室南迁，建立了东晋。东晋政权仍然面临着残酷的斗争，外有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内部则时刻上演着统治阶级的勾心斗角，内忧外患不绝于朝。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但社会的动荡却没有阻碍书法艺术的发展。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文人名士或屈从于政治高压下的一官半职，或放纵山林隐逸遁世，他们积郁的能量正是书法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在当时，隐居遁世成为名士们的流行风尚，他们借此逃离残酷的政治斗争，摒弃功利欲念，远离凡世尘嚣，过着“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1]（P2426）的生活。只有这种崇尚自然、无欲无求，宠辱不惊的心态，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最高境界。因此，这一时期书法名家辈出，艺术成就极为辉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而王羲之正处于山峰之巅。此外，东晋时门阀士族成为皇权的支柱，举贤不出士族的政策使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鼎盛，这让一些名士书法家如坐春风。他们不必为生计发愁，同时又有良好的文化氛围，这对个人才情的激发以及个性的解放是十分有利的，这也是东晋书法得到史无前例发展的重要因素。王羲之在代表最高艺术水平的《兰亭序》中洋溢出的淡薄高远，正是王家得势时，身为会稽内史的他与好友悠游山阴

美的历程·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人的主体（李泽厚《美的历程》）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艺术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怱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

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的现代启示 熊启强2012011922 化工系摘要：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说明，着重从“贵无”“崇有”的现实意义中强调了放达的态度，而对当今社交网站的发展情况，论述了“清谈误国”到现在的“聊天误人”，还有就是游戏像寒食散一样的强大成瘾的功能。 关键词：崇有贵无放达魏晋风度清谈寒食散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从而在当时士大夫群体兴起了一股放达隐逸的社会风气。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其集中表现为清谈、吃药和喝酒三个方面。“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个演讲。晋人由于多吃“寒食散”导致其皮肤易磨破，因而其多轻裘缓带，不鞋而屐，给人一种飘逸风度的感觉。 然而，魏晋风度是当时一个时代的产物，其对现在又有什么启示意义呢？我认为首先便是他那种放达的态度值得我们借鉴。现在社会上兴起了一种风气，许多人都存在严重的趋利倾向。许多的人为了金钱，为了财富甚至甘愿做伤天害理违背自己的良心的事。什么“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啊，什么“要嫁就要嫁土豪”啊……这些都反应了我们这个社会是过于的强调物质财富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地提高，许多人开上了汽车，住上了洋房，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精神境界却没有得到太大的提升。反而由于财富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导致了社会底层的许多劳动人民对富人产生了企羡，这进一步刺激了他们去获取财富。有些人获得不到，只有采取一些不是很正当的方式。这渐渐地形成了社会上的一种风气，人们普遍认为金钱是第一位的，其他的并不是那么重要，有许多的东西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获取。许多富人也深受这种社会风气所影响，在各种场合炫耀自己的财富，炫耀自己的豪车以及名牌物件等，有些富人甚至为了自己的一时之快，恣意的违反社会的法规，其认为社会的法规所造成的约束只需要花一些钱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试问，如果任凭这种社会风气所发展下去，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魏晋南北朝时“贵无论”和“贵有论”的争论，何晏和王弼提出了“贵无论”，认为社会的本源以及我们世界的根本都归结于“无”，同时他们强调要安贫乐道，无知无欲。而裴頠认为“有”是世界的本质，是有组成了世界，其同时也提倡人们去追求财富和权力，鼓励人们积极的出仕。何王的“贵无”学说是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的，三国时期，社会比较动乱，几个政权交替的统治着中原，农民起义也有很多，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不稳定因素。随着政权的更迭，也兴起了许多的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在下层人民与统治阶级之间起到了一种缓冲矛盾的作用。为了缓和社会的矛盾，便于统治者的统治，因而这些世家大族提出了“贵无论”，使人民安贫乐道，无知无欲。虽然何王两人的贵无学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麻痹了世人，使他们易于被世家大族所统治，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是其提倡的无知无欲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而裴頠的“崇有论”在当时也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当时的社会，由于人们普遍的推崇何王二人的“贵无论”，导致许多有真才实干的人普遍的也贪图玩乐，不图进世，更有甚者，许多已经掌了权的人也经常的不理政事而流连于玩乐之间，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以及国家的发展，因而裴頠主张“崇有”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意义的。现在社会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人们过度的“崇有”，也产生了许多的不稳定的因素。现在每年都有许多的人挤破头皮的要考公务员，而当他们做了公务员之后经常会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拼命的敛财，例如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而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国家的健康发展，我们迫切的需要改善这种情况。王何二人的主张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并不是全盘的接受其主张，我们要有选择的选取。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应该提倡的是一种介于“贵无”和“崇有”之间的状态，这可能有点类似于儒家的“中庸”主张，我们要有一定的追求，但不能为名利所累，我们要安贫乐道，但是不能没有工作的动力。这些

论魏晋风度及文章

论魏晋风度及文章 -----会计131班陆萍汉末魏晋时代在文学史上是个很重要的时代。那时历史上正处于黄巾和董卓大乱，而在这纷乱之后出现了每个党派的纠纷，此时便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曹操。曹操为人大胆果断，阴鸷奸狠，不计前嫌。虽然他的一句“宁使我负天下人，也不使天下人负我”让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多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可以从曹操打胜的那些战役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曹操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他在任用贤才方面比很多先人都做得好。在陈琳替袁绍写文章骂曹操的时候，陈琳骂的很难听。以至于在曹操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头疾都立刻好了。但在袁绍落败之时，陈琳被俘虏。即使众人都在主张将这个曾经辱骂曹操的人杀掉。曹操却不计前嫌，反而将他留在身边做个秘书。这个就可以看出曹操惜才如金。但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的善辩的口才和聪明的头脑。所以，对曹操的评价我们可以改观，最起码他可以是一个智者。 谈完汉末魏晋涌现出的人才，那么和他们联系的当然还有文学。那时候的文学也是如今很多学者很想去探讨和研究的。首先，我们还是说一说曹操。曹操虽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成就，但他在文学上的建树也不容小觑。他写的《龟虽寿》使得多少壮士奋起。那一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是凸显了他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也体现了他文章通脱得力，毫无顾忌。此外，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他的文章的一大特色是清俊，这也是汉末魏初的文章的

特点。从他的那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那伟大的气魄和毫无顾忌的作派。然而魏晋之时，除了曹操，我们不得不提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他们三个也就是我们称的“三曹”。虽说他们都是集中体现“建安风骨”特点的代表作家，但是他们的风格迥异。曹丕提倡“文以气为主”，认为于通脱之外，文章更应加上华丽。曹植虽然文章做的很好，那七步诗让多少赞不绝口。但也许是他政治道路上的不得意，所以他无奈的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所以，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俊，通脱，华丽，壮大。” 除去“三曹”之外，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目光投到“建安七子”身上。这七个人都很能做文章，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很少，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七子之中，陈琳我们已经讲过，所以暂且不谈。看一下这位——孔融。从鲁迅这篇文章中，我们知道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也因为他老和曹操捣乱，使得曹操最后以“不忠不孝”处死了他。他的文章也是“以气为主”。这就使得汉文慢慢的壮大起来。 把这些在汉末魏初文学上有造诣的人都分析了一遍，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这篇演讲是通过对汉末魏初文学人物的分析老讽刺当今一些文人学士只知道固守传统，却不知道在文学上我们需要顺应历史的潮流，并且能够拥有自己的写作特色。从汉末魏晋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看出了许多文人志士在文学上的建树。所以我们从鲁迅的演讲中懂得——我们创作文学，需要的是对时代的领悟和创新。这也让我们新一

魏晋风度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魏晋风度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摘要：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我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形成了自己气势奔逸的风格。关键词：魏晋风度李白诗歌风格影响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中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特别是盛唐时期，由于士人开放浪漫，个性发扬，对魏晋风度尤其怀有浓厚的兴趣。魏晋名士的思想、风度和作品，对“诗仙”李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杜甫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诗史》也说“江淹云：…蝴蝶飞南园。?李白云…春园绿花蝴蝶飞?，语意相似。”而赵翼也认识到李白诗未脱古诗遗风——“梁陈宫掖之风，究未扫尽”。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与魏晋风度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自然清新魏晋人一反两汉时以学问为本，尚苦节，重章句，论世事，矜容饰，持典而乏通，拘礼而不达的风气，宗老庄，喜清谈，崇尚自然，不饰仪表而贵在得神。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也表现在他们的审美观上。魏晋人在品藻人物时，常用自然、玄远、超逸、高、深、简、约等概念。他们在评论文艺作品时，也把“自然”、“清”作为高标准。由此可见，自然清新之美在魏晋时以为人们所崇尚。 所以，宗白华先生曾指出:“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 李白正继承了魏晋以来以自然清新为美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小谢诗风的继承。李白经常在诗中提到谢朓，并对其人其诗大加赞赏，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说：“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虽然言过其实，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谢脁对李白的影响之大。李白在诗里经常使用“清真”、“清芬”等词来赞美美好的人及事物。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上，他也以清真、自然为标准。在《古风》第一首里他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里，他反对“绮丽”，提倡“清真”。王安石曾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 由此可见，魏晋人的审美观是他自然清新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二、一往情深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

袁济喜《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阅读练习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 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兰亭集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刘伶作《酒德颂》，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萧统《陶渊明集序》）。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酒有助于形神相亲的合一，而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 魏晋人喜欢清谈。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有一篇《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谈与析理》一文，其中对于清谈这样评价道：“被后世诟病的魏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 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 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年号）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官、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

美学史——魏晋风度

五魏晋风度 一人的主题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了转折。这是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住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①。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①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①、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一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②。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③。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干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被锺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干金”的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人生无常的慨叹！如改说一字千斤—，那么这里就有几万斤的沉重吧。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

魏晋风度的现代启示讲解

魏晋风度的现代启示 建环三赵月靖2013010121 魏晋人物晚唐诗，应该是风流的真正代名词——风流却不世俗，率性而不随意。它总让人想到曲水流觞的极致风雅，泼墨挥毫的纵情恣意，让人为那些或衣袂翩翩或狷介狂傲抑或铁骨遒劲的身影痴迷沉醉，拍案叫绝。那恢弘于天地的风骨更是让世人景仰倾倒。而魏晋风度，自汉末清流到建安风骨，从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由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远雅正，风流蕴藉。宗白华先生在《美学与意境》中也说道：“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才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然而，旧时王谢堂前燕，再不复海棠庭院。这是马致远对于魏晋繁华一去不返的缅怀叹惋。历史的滚滚洪流奔涌而过，刻下的，只是风流王朝在窗边暧昧绰约的剪影。这个时代最终的模糊与消逝，这个时代诸多人物的悲惨命运使我们认识到，也许魏晋风度并非像看上去的那么洒脱飘逸。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这样说道：“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鲁迅先生近乎残忍却又含蓄地指出，魏晋的背后还有更深沉意义的所在。 我们需要清晰地看到魏晋风度的另一面：那是春秋战国后第一个分裂期知识分子被迫依附某个政治集团的散漫心境；是独尊儒术后儒术又不值钱因而“援老入儒”的尴尬处境；是哲学讨论日常化的大众情境。魏晋的风流毫无疑问是只针

对于士族大夫的风流，那些清高放诞的言谈逸事，也是建立在百姓受几大集团政治斗争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上。而清谈、吃药和喝酒，究竟是风度的体现还是对世俗的逃避？这种双重的魏晋风度在现代有何借鉴意义，下面就分四点来讨论一下。 一、审美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魏晋风度里所强调突兀的“自由”与“解放”，在现代依然给人以美感。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世说新语?伤逝》）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痛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世说新语?伤逝》） 《世说新语》中关于魏晋人蔑视礼法、张扬个性的记载俯拾即是。他们洒脱旷达，依情而为，有血有肉，鲜活生动。在魏晋人不滞于物，风神潇洒的面貌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玄学的根基。在魏晋以前，重功利、重政教的儒学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儒学以礼教为本，主张克己复礼，反对怪力乱神，提倡中庸，反对极端。总之，是抹杀人的个性，要求个性服从社会共性。魏晋人在这样的哲学传统面前感到困惑，不知自己究竟为何物。 战火频仍与社会动荡使儒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得以瓦解，魏晋思想家们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