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传
第一章苦难少年
张作霖是一位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传奇历史人物。他由一介粗通文墨的草莽武夫，风云际会，乘势而起，一跃成为地位显赫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期间个个曲折的故事和种种险恶的遭遇，颇堪玩味。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小洼村后又改称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甸屯，现改称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其实，这里现在只有一片房屋遗址，已经根本没有村落了。其祖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为山东省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省说。河北省中又有河北大成、河北高阳、河北河间三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因多数主河北省说，张学良亦自称，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成县，故张作霖的祖籍为河北省大成县。
那么，张作霖到底姓什么呢？
民国初年，张作霖飞黄腾达，由第二十七师师长，一跃而成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这消息传到海城，全县沸腾，人们奔走相告：“嘿!高坎镇那个张老疙瘩当上大官了，出息了!”海城是张作霖的出生地，现在张作霖出人头地，乡里人自然感到荣耀无比。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消息竟飞越辽河，飘过长城，传到河北省大城县一带。那里的人们也在争相传告：“听说道光年间闯关东的那个张家继子的后代，在关东走红运了!现在是奉天的一省之长。”
某年夏天在奉天督署门前，有一个从河北大城县赶来的长者，姓李，自称是张作霖的本家，要求见张作霖。守门的卫士把这位李姓长者拒之门外，呵斥他说：“你姓李，督军姓张，两个姓不是一家人，哪里谈得上是本家?想在督军署衙门前捡便宜，妄想!滚!”这位长者说死不走，梗着脖子向里闯。卫士无奈，只好一五一十地向张作霖禀报。张作霖一愣，但仔细一想，好像想起了什么，就给卫士打了个手势：“那就叫他进来吧。”
那位长者进入三进四合院的督军署，东张西望，不知所措。他见张作霖正襟端坐在二进院正房的办公室的太师椅上，便急不可耐地呼喊起来：“督军大人，你可是咱们李家的后哇!”张作霖不但不恼反而问道：“此话怎讲?何以为证?”老人顺手掏出一折已经破旧的家谱，絮絮叨叨地讲起先祖的往事来：
“先祖姓李，清代家住直隶(今河北)顺天府大城县。李、张两家原本是亲戚，张家的姑娘嫁到了李家。可是嘉庆末年张家无子绝后，便将先祖之弟李永贵过继给张家以接续香火，从此改姓张。道光初年河北大旱，赤地千里，饿殍盈野。生活无着，先祖之弟张永贵，携妻小逃荒，出关求生。听说落户在海城县，不知督军是否为张永贵之后?”张作霖频频点头，嘴里说：“正是。”长者又说：“请问督军先父大名？”张作霖答：“张有财。”长者双眉舒展，笑着说：“正与我同属‘有’字。”张作霖虽为督军，但他是一位重血统、讲义气的人，当他听到这位长者所谈句句有根有据，便承认与自己了解的家世吻合。原来，听老人讲过，张作霖的曾祖确实是过继到张家的，道光初年，他确实被迫举家逃往关外谋生，最后在辽南海城驾掌寺乡叶家铺子扎根落户。张作霖见此人与先父同辈，遂拱手道：“晚辈失礼了!”说完，当即命卫士带长者入宅安歇，款待备至。
张作霖先祖原来姓李，后过继给张家，改李从张，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张冠李戴”。
山海关以外的东北地区是清朝起家的“龙兴之地”，一向实行封禁政策。可是关外空旷肥沃的黑土地有着无穷的诱惑力，只要有了土地，农民就有了生存繁衍的依靠，所以那时的
农民把关外看成是天堂，把黑土地看做是再生之地。于是大批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不顾禁令，或纷纷偷越长城，或泛海东渡，向东北地区移民逃荒。这叫“闯关东”。大量农民“闯关”“泛海”的结果是东北人口迅速增加，大片黑油油的荒地变成了良田。
随着清政府对关外的弛禁，更多的农民携妻子加入到闯关东的人流之中。清朝道光初年，河北大旱，颗粒无收，家无恒产的张永贵离开生他养他的大城县，成了闯关东人流中的一员。张永贵所有的家当就是肩上的挑子，一头箩筐里装的是几件破烂衣裳、一床烂棉被和破锅粗瓷碗；一头箩筐里坐着他唯一的儿子张发。一路走，一路要饭，磨穿了几双家做的鞋，终于落脚在海城驾掌寺乡叶家铺子。海城是因明朝在这里设置海州而得名的，清顺治十年(1653)设县，隶属辽阳府。县境东部峰峦重叠，西部辽水潆洄，襟山带河；中部土地平旷，沃野百里，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好地方。那时候，东北有的是荒地，随便由来垦荒的人去占用，叫射箭地，就是你箭能射多远，就把这块地给你。岁租一半给清政府，一半给蒙王。于是，张永贵搭起窝棚，抡起铁镐，除去杂草，开出一片黑油油的土地。他的眼泪、汗水和种子一起落进了垄沟里。
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张永贵的眉开了，眼笑了，力气也足了。他每天都是披着星星下地，戴着月亮回家。属于他的那片黑土地，一根杂草也不见，庄稼长得比别人家的高一头。他靠自己的辛勤耕耘来养家糊口，日子虽然艰苦，但也安安稳稳。从此，张家就在海城驾掌寺扎下根来。
等到张发当家的时候，除了辛勤农耕之外，又开始兼营烧碱业，生活日渐富裕起来，不仅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和土地，4个儿子也都成家立业，真是儿孙满堂了，在当地也算是小康之家。张发的第3个儿子叫张有财，他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当张发离开人世以后，他的4个儿子就都分居单过，自立门户了。
张发给三儿子起名张有财，是希望他用辛勤的双手去创造财富。张有财也想发财，但他没有继承祖辈父辈艰苦创业的精神传统，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致富之路——赌博。他嫌下地干活太累，所以分家时地没要一垄，只要了三间土房，用分家的钱财在本村开了个杂货铺。
张有财的原配妻子是邵氏，生了个女儿，不久邵氏早亡，接着女儿也夭亡了。咸丰元年(1851)，张有财续娶王氏为妻，即张作霖的生母。王氏原是一个寡妇，共生三子一女，长子作泰，是带过来的前夫之子；嫁给张有财后又生了次子作孚，三子作霖；还有个小女儿叫秀英，比张作霖小7岁，她长大后嫁给一个姓杨的人，外号杨魔症。
一个小杂货铺怎能养活这一大家子?张有财做起了来钱容易又不费力气的买卖，便常年泡在外面的赌场里，又到各处“放局”，就是开设赌场抽红。当地民间称这种人为“耍清钱的”，称另一种偷盗抢劫的为“要混钱的”。张有财成了有名的“赌棍”。他赢了钱就大吃大喝，输了钱就变卖家产，家里日子紧一天松一天。时间一长，王氏和儿女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即便张有财长年不在家也不惦念他，就像家里没这个人似的。
光绪十五年(1889)，张作霖14岁那年，张有财终日泡在外面赌场里，从大年初一到初夏时节，不仅没给家里捎过一分钱，甚至无任何音讯。他的女儿秀英生病，无钱医治，张妻王氏托乡里屯邻到镇上给张有财捎信要钱，以解燃眉之急，也没有找到他的影子。有人说张有财早已回家，也有人说张有财外出讨债去了。王氏得知这一消息，心生疑窦，右眼皮直跳。人们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因为张有财从没有过离开赌局而不回家的时候，她担心有什么祸事发生。王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把3个儿子都打发出去分头去找。凡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可还是杳无音讯。王氏只好拿为他人做针线活换的钱给女儿秀英医病。
一直拖到农历五月十三，张有财仍然没有下落，王氏的心里格外烦躁。忽然，家里的大黄狗从外面跑回来，冲着房门发出凄厉的叫声。王氏非常诧异，忙推开房门去看。那大黄狗用嘴咬住王氏的裤腿，拼命地向院门外拉扯。王氏只得跟着大黄狗小跑着往村外去，来到一
里多地的柳树林子，大黄狗不动了，梗着脖子嚎得更凶了。王氏气喘吁吁地尾随而来，跟着大黄狗沿着树林边小道来到一片水塘边。几只在水边啄食的乌鸦“呼啦”一声从地上飞起，在乌鸦飞起的地方竟卧着一具早已腐败发臭的尸体。大黄狗没命地猛扑过去，蹲伏在被乌鸦叼啄的尸体旁狂吠起来。
王氏早已看清，这正是失踪多日的丈夫张有财!他身上有多处伤痕，头部鲜血模糊，惨不忍睹。王氏顾不得血污腐臭，伏在丈夫的尸体上呼天嚎地地哭起来。闻声而来的乡邻们无不潸然泪下。
张有财的猝死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乡内里长栾凤泰因为人命关天，赶忙过来，命人封锁现场，又恐尸体腐烂，用食盐遍撤尸身，然后派人到海城报官。海城县衙派来的仵作验尸，“只见身前无伤，惟脑后被重物砸击致死，尸身旁有一块拳头般大小带血的卵石，显然是凶器。”县衙认定张有财死因后，即下令通缉凶手，捕拿人犯。
后经县衙查明凶手叫王二，比张有财年轻，在地方上是一个小土豪，手头有几个钱，但人不怎么正派。两人在赌场上因赖账而结仇。张有财从赌场出来，趁月夜归家，走到小柳村水塘边与王二正面相遇。两人为催索赌债厮打起来，王二将张有财摔倒在地，摸起地上的一块卵石，向张有财后脑上猛砸过去。张有财顿时脑浆迸裂，哼了一声就气绝身亡。王二见打死了人，惊出一身冷汗，连夜畏罪潜逃，钻进东边深山老林里隐藏起来。初时，海城县衙还虚张声势地到处张榜缉拿，后见张有财遗族均是孤儿寡妇，便不了了之。多年以后，王二也没有归案。
张有财死后，乡里集资买了一口薄板棺材，当地人们管这种四块薄板的棺材叫“狗碰”，就地埋在河边的土岗子上，草草成殓。这一年秋季，辽河下游发大水将棺材冲走，后在附近荒郊发现这口薄板棺材，系被一小土岗搁浅，棺材前有几棵高粱挡住。此处是无主之地，再加无力搬运，便埋在此处。
张作霖是张家最小的男孩，所以极受张有财夫妇的宠爱，家里人常称他为“老疙瘩”，村里人喊他“张老疙瘩”。“老疙瘩”是东北农村对家里最小男孩子的一种亲昵爱称，意思是“老儿子”。
张作霖出生在北小洼村，距离海城县城90里地，现在属于辽宁省大洼县。北小洼村，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落，在村东头咳嗽一声，在村西头都能听见。张作霖家对门有一家姓鲍的邻居，家里比较富有。老鲍家是后搬到北小洼村的，他家曾经住在海城县西桑林子。鲍家有个儿子叫鲍贵卿，比张作霖大好几岁。鲍贵卿小时候，他妈没奶，就吃张作霖母亲王氏的奶。张家生活有困难，鲍家经常给予接济，所以两家关系很是融洽、亲近。别看鲍贵卿比张作霖大，可处处都听张作霖的。这大概是出于大的理应让着小的，但更主要还可能由于张作霖从小就有称王称霸的强烈欲望的缘故。
儿时的张作霖机灵贪玩，整日在外摸爬滚打，上房揭瓦，下河摸虾，爬树偷梨，掏鸟窝捡蛋，什么淘气的事都干。他更喜欢争强好胜，常常把同村的小孩子组织起来，喊道：“你们听着，我是‘大王’，你们都是我的兵。谁要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打谁的屁股。”他们在一起玩跑马城，玩老鹰捉小鸡，玩扔砖打瓦，玩攻城夺寨的战斗，玩得兴高采烈，乐此不疲。无论比他小的还是比他大的，都让他管治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如果有不服的，就拳打脚踢，把人家打得鼻青脸肿。被打孩子的父母就找到老张家去，说：“看看，张老疙瘩把我儿子给打的。”于是，张有财夫妻俩就只好当着邻居的面骂他一顿，或者踢两脚。但是，张作霖总是不服，嘟囔着说：“谁让他不管我叫‘大王’？”
后来，张作霖家又先后搬到叶家铺、栾家堡子和驾掌寺村。在驾掌寺村住的时间比较长。驾掌寺村比北小洼村大一倍，不仅房舍多、街道多，村里的人口也多。张有财出去赌钱，张作霖有时候也跟着，什么玩纸牌、推牌九、押宝盒，都见过，也都摸过。有时他会自言自语地喊：“前杠对大天，后杠皇上，我通吃!”
不跟他爹去赌博的时候，他就领同村小孩子去玩掷骰子游戏。谁先掷、谁后掷，谁的点大，谁的点小，都听张作霖的吆喝。不管他家搬到哪儿，他都是小“大王”。后来，他成了雄霸一方的大军阀，可以肯定地说，这与他小“大王”的性格是一脉相承的。
父亲猝遭横祸死后，张作霖的大哥作泰又得痨病(肺结核病)死去了。母亲王氏靠做针线活，养活二子一女，苦度艰难的岁月。年幼的张作霖想找小朋友玩，可大多都已上学，只剩他一个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
一天，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走到一家私塾馆前面，这是鞠家铺杨景镇开的私塾馆。杨景镇是晚清举人。私塾屋里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什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人之初，性本善”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还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些杂七杂八的声音，好像组成了一出大合唱。这声音紧紧地揪住了张作霖的心，他知道这是读书。自己多想读书，可是不行啊，爹死了，没人供啊。他沮丧地低下了头，想赶忙走开，但又舍不得拔开腿。后来，他索性用舌头舔破窗户纸，用一只眼往屋里瞧。只见自己的好朋友石锁、铁柱和秃子都在，他多羡慕他们啊。屋里念一句，他就跟着学一句，就这么着，他偷学了不少天。
有一天，杨秀才让秃子背书，背的是《三字经》。当背到“融四岁”这地方时，秃子怎么也想不起下面的了。也不知是急的还是吓的，出了一脑门子汗，老师开始打他的手心了。张作霖替秃子急，就念出了“融四岁，能让梨；黄九龄，能温席。”杨秀才一愣，扔下板子到外面一看，原来是个长得虎头虎脑、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问他姓什么叫什么，看他伶俐，又问：“你愿意跟我念书吗?”
张作霖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就说了两个字：“没钱。”
接着秃子、铁柱他们替张作霖补充，说他爹他哥怎么死了，家里怎么苦。杨秀才听罢说：“我不要你钱，你白念好了。”
有一天，杨秀才教张作霖认“祸福由之”这个词，恰好同村的姜爷爷也去了私塾馆。杨先生先教张作霖念了“祸”字，在教第二个字的时候，张作霖不认识，姜爷爷在旁边插了一句：“‘祸’的反面。”张作霖接着就念“福”。姜爷爷和杨先生都一惊，认为这孩子脑子反应快。
就这样，在杨景镇先生的关怀下，张作霖读了3个月的书，这成为他一生文化的基础。后来，他能用毛笔写大字题词，全靠这3个月的启蒙教育。他最爱写的字是“天理良心”，连奉票的版面上都有他题写的这四个字。
张作霖天资聪颖，书念得也不错，但时间一长，他的劣根性就暴露出来了。他生性顽皮，不愿受拘束，才两个月就坐不住冷板凳了，还时不时地和小同学打上一架。杨秀才因为他不守规矩，用板子做的戒尺将张作霖教训了一顿。张作霖吃软不吃硬，一把抢过戒尺，两手往腿上一磕，竟撅成了两截，扔给杨先生，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干啥都吃饭，我不念了。”
杨先生还想找家什打张作霖，突然发现门后藏着一杆小扎枪，便问：“这扎枪是谁的?”张作霖说：“是我的。”杨秀才问：“你拿这个干什么?”张作霖说：“我昨天看见你拿板子打同学的屁股，假如你今天打我，我就拿它给你两下子。”杨先生一听，就去找张作霖的母亲王氏，说：“你这个孩子我可不敢教了，他要真的给我一下子，我就完蛋了。”
张作霖辍学回到家中，被母亲王氏一顿责备，张作霖更加气愤不平。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赶到私塾门前守着，看见小伙伴们上学来了，就往回打，不让人家进私塾门。杨景镇来了也拿他没办法，只好让学生把王氏找来，将张作霖拉走，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书虽然不念了，但张作霖对杨先生的恩却终身难忘。后来，张作霖当了陆军第27师师长，为感谢杨先生，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他家里设立私塾馆，给张学良、张学铭、张学成、张冠英等子女和侄儿讲课。杨景镇就这样做了张学良的启蒙老师。
张作霖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也经常出入赌场，早已成了个小赌徒。
父亲死后，王氏生计窘迫，告借无门，为解决吃饭问题，不得不卖掉三间土房当做路费，携带兄妹三人，投奔镇安县(今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的外祖父那里，苦度艰难的岁月。王氏借了邻居老王家的债，一直还不上，整天长吁短叹，愁眉不展。张作霖什么都不怕，就怕他娘落泪。一次，他看娘又哭了，就哄她娘说：“娘，别愁!我他妈把钱给还上不就结了。”
“孩子，你才十四五岁，靠什么还饥荒啊？”王氏擦了擦眼泪说。
“真的不能还债吗?”张作霖眉头拧成个大疙瘩，心事重重地从家里走出来。他走到债主老王家门口，往院里看了一眼，只见房门紧闭着，院里没人。在大门外，老王家的大肥猪在墙根底下晒着太阳。他三转两转，又习惯地踱到赌场。往常，他一见“天地人鹅长短牌”，手就发痒；可是今天，那牌上的红白点，再也引不起他一丁点兴趣。他不愿再看热闹，就走了出来，不知不觉地竟走到村外的臭水泡子旁边了。
那臭水泡子足有2里方圆。张作霖坐在水泡子边，顺手捡起个石子往水里扔去。听着石子落水发出“咚”的声音的时候，他紧拧的眉头舒展开了，一下就从地上蹦起来，一边拍打着屁股上的土，一边往村里跑，一直跑到老王家大门口。门外的大肥猪还在，院子里还没人，就连大道上也没人。他从老王家的苞米楼子上偷了两穗苞米，在肥猪前面搓着苞米粒，撒在地上。就这样，那头肥猪被张作霖引到了村外的臭水泡子边上。张作霖四下看看，周围还是没人，就把肥猪撵下水里；这还不算，又用石头死命地打。不一会儿，猪就到了水泡子当间儿，四蹄乱蹬，拼命地狂叫着，挣扎着。这时，张作霖冲着村里大吵大嚷起来：“猪落水了，猪落水了!”
村里人闻声都跑来了，不用说，债主老王也来了。那老王一看自家的猪落进水里，在水泡子边上急得直跺脚，嘴里不住地说：“完了，完了!”
此刻，张作霖把小褂一脱跳进水里，不一会儿就游到肥猪旁边，用手奋力地揪着猪耳朵往岸边拽，终于把猪救上岸来。邻居们看到这场面都很感动，纷纷夸奖张老疙瘩。老王一看自家的猪得救了，高兴地拍着张作霖的脑袋说：“好孩子，张老疙瘩，真是好孩子啊!走，我去告诉你娘，你们家欠我的钱，不要了。”
就这样，小赌徒张作霖把债给“还”上了。
张作霖在十四五岁那年，当过卖包子的小贩。这买卖是他娘托了人，在郭家小包子铺赊的包子做起来的。赊回包子，他娘给装在篮子里，又在上面给盖了好几条新毛巾，临行千叮咛万嘱咐：“可别卖丢了钱，家里还指着这贴补日子呢。”
做小贩，张作霖一丁点也不在行，卖了半天，也没卖出去几个。走着走着，肚子里咕咕直叫。他从篮子里摸出个包子，在鼻子上闻了闻，好馋人哪！但一想起他娘的话，又放回篮子里。可是架不住饿得前腔贴后背，索性抓出个包子，心想就吃一个，于是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吃了一个，心想：“一个也是吃，两个也是吃，干脆吃它个饱再说。”他便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通，篮子里的包子就剩得不多了。等回到家里，一看到他娘偷偷地抹眼泪，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不再吃了。但是到了第二天，又是吃多卖少。
一天，下小雨，货没卖出去多少，篮子里还剩下一多半包子。为避雨，他躲进一家的大门洞里。大门洞里有几个老太太正在看马掌牌(一种纸牌)。这几个老太太，他原本都是认识的。张作霖看得手心发痒，也要摸两把。几个老太太都不带他玩，怕他输了不给钱。张作霖笑嘻嘻地说：“别看我没钱，可有包子，你们老几位怕什么?”没办法，勉强让他参加了。张作霖的牌背得厉害，明明和条子，可他摸的、别人打的不是饼子就是万字，几个人当中就他一个人输。他输急眼了，一手抓起老太太的钱，揣在怀里，一手提起篮子撒腿就顶着雨跑了出去。几个老太太拧着小脚去追，那哪追得上。跑出老远的张作霖回过头来，做着鬼脸说：“下回别再跟我玩了。”几个气坏了的老太太，跺着脚骂了他一顿，只好自认倒霉，不再撵
了。
这一来，他名声就臭了，包子更卖不出去了。等郭家小包子铺一倒闭，张作霖卖包子的生涯也就结束了。
老王家的债虽然还上了，但张作霖一家还是常常无米下锅。他母亲靠一双手为人做针线活，养活二子一女度日，生活极其艰难。二哥张作孚只好去给地主“扛活”，挣点粮米添补家用。张作霖在家里无事可做，想要给人家放猪、放牛，无奈人家嫌他顽皮不肯雇用，于是他开始寻找生活出路。母亲王氏怕他再走他父亲的老路，一心让他学个营生。
张作霖先学木工。15岁这年，经人说情，他去高家木匠铺当徒弟。王氏又借点钱买了四色礼，就是两匣果子(糕点)、两瓶二锅头酒、一篮绥中白梨、一筐大红枣，让张作霖恭恭敬敬地给高木匠行了跪拜大礼。然后又写下字据，立了规矩，规定不付工钱，打骂任由师傅，如不服管教立刻驱逐回家等等。于是张作霖成了高木匠徒弟。那时候在农村，木匠、棚匠、铁匠、瓦匠，是乡里称道的四大高手。在落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有了这几样本事，就可以吃得开，吃得饱了。
小张作霖天天起五更爬半夜地干。起床的第一件事，是给师傅、师娘倒尿盆，刷洗干净后放在僻静地方，晚上睡觉前再端到师傅屋里摆好。倒完尿盆，要蹲在灶坑前，用刨花、碎木头烧好一锅热水，供师傅一家和雇来的木匠们洗脸、刷牙用。然后去井上挑水，打扫院子。如果让师傅看见缸里的水没满，院子里有一根草棍，就要挨师傅一顿臭骂。开饭的时候，徒弟不能上桌，只能一手拿个窝头，一手端碗稀粥，手指缝里夹根咸菜，蹲在墙角旮旯大口大口地吃。不大口快吃不行，因为不定什么时候师娘会大声吆喊：“张老疙瘩，快来！”小张作霖得赶紧放下窝头、粥碗，去给师娘的吃奶孩子收拾屎尿。
饭后，大工匠们都干起了正经活来，有的锯，有的锛，有的刨，有的用墨盒画线。木匠们的耳朵上都夹一根半截铅笔。小张作霖先是扛木头，抬木板，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过了好多天，师傅才教小张作霖用钢锉锉锯齿。一不小心，锉掉个锯齿尖，气得师傅抡起巴掌给了张作霖两撇子，打得他眼睛直冒金花。师傅嘴里还骂着：“妈拉个×，没用的东西!”张作霖哪受得了这个气，也回了一句：“我操你奶奶!”师傅气得鼓鼓的，干瞪眼说不出话来，过了好半天，才说：“滚！”
张作霖被高家木匠铺辞退了，他想学木匠手艺的愿望破灭了。
王氏一个中年寡妇拉扯三个孩子，实在不易，没办法就改嫁给兽医张某。张兽医为人厚道，对王氏和她带来的三个孩子照顾得十分周到。有一天，王氏见孩子不在身边，就唉声叹气起来，张兽医关心地问哪儿不舒服。王氏说出了心病：“老疙瘩一天比一天大了，可学什么也学不成，干什么也干不好。”张兽医说：“让老疙瘩跟我学兽医吧!学成了也能混个吃喝。”
张作霖对兽医这行倒颇有兴趣，尤其喜欢马，顶讨厌的是劁猪、劁羊。劁是割掉牲畜的生殖器。有一回，好不容易把一口老公猪的四个蹄子绑好，张兽医拿起劁猪刀要动刀，让张作霖按住猪后身。张兽医的刀刚下去，老公猪就窜出一泡稀屎来，溅了张作霖一身，他猛一躲，闪在一边。老公猪失去了压力，身子一撅打，张售医的刀就走偏了，疼得老公猪嗷嗷直叫。事后，张兽医也没有埋怨张作霖一句。
如果来了医马的，张作霖就不住脚地忙前忙后，熬药、灌药是他的活。如果病马需要留住几天，张作霖还要负责喂马、遛马。每次出去遛马，到了没人的地方，他也不管马病好没好，都要跳上马背，猛抽一鞭，在野外尽情地兜风。好不得意，好不快活，好不威风!有的时候，马会使性子，一尥蹶子把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张作霖也不顾屁股疼，脑袋起包，从地上爬起来，就撒腿快跑去追马，嘴里不住声地喊着：“吁——吁!”
闲暇无事的时候，张兽医就给张作霖讲些相马经或者饲养知识什么的。张作霖最爱听的是一些谚语，只要耳听一遍，就永久不忘。他还给别的孩子讲：“母马屁股大，既好揣驹又
好下”；“选马要选虎头颈，四方屁股大眼睛”；“牲口啖盐，强其过年”；“呛水肚子疼，喂急得结症”等等。尤其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好马不怕路不平”“好马上路不停蹄”什么的，让他受用一生。
张作霖仗着聪明伶俐，再加上张兽医细心传授，张作霖很快就学会了一些相马、医马的本事，《牛马经》也背得通熟，什么“一观形，二切脉，三查口色，四便功，五起卧，六口腔，七渗八饮九汗出，十问旧病有与无”，都张口就来，学不太久就可以给牲口治个小病小灾什么的了。王氏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张兽医也便更加体贴。
一些黑道土匪和附近骑兵，也经常来医马。张作霖学会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本事，因而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张作霖开始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绿林生活，也对出操、打仗的军旅生涯感兴趣。他盘算着自己的未来，要么占山为王，要么做都统、将军……他的心越来越野，胆子越来越大，有时就明里暗里地从兽医桩的钱匣子里抓些零钱揣在兜里。张兽医虽然睁只眼闭只眼，但心里还是不自在，就给钱匣子加了把锁，把钥匙挂在裤腰带上。张作霖再也得不着零钱花了。
给继父张兽医当下手，虽然能学些本事，可是得不着钱花。张作霖需要的是现钱，只要手里有了钱就可以去赌局摸牌九，掷骰子了。于是，他便央告母亲要去当货郎。王氏心软，跟张兽医一说，张兽医便给准备了一些本钱，给张作霖置办了一副货郎挑子和一些小百货。
张作霖当上了走村串镇的小货郎，挑起货郎担，前后各有一个货箱，手里摇着货郎鼓，卖些针、线、鞋面、胭脂粉什么的。他最爱去卖货的地方是赵家庙，这倒不是因为那里好卖货，而是他看中了赵占元的二丫头。赵占元的字叫恒昌，是个小财主。每逢赵家买他的东西，他都少算钱。赵二丫头除了眼睛稍有点斜视以外，那细皮嫩肉，那眉毛鼻子那嘴儿，处处惹人喜欢，在十里八村也算是个美女。巧的是她与张作霖同庚。每当上了新货之后，张作霖去的第一站准是赵家庙。要是张作霖没准时来赵家庙，赵二丫头也抓心挠肝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起来，什么活也干不下去。时间长了，他们相处得很熟，偷偷地相爱着。可是张作霖因为穷，不敢托人提亲。
赵家庙设有赌局，为了能在赵家庙多待些时辰，有时张作霖干脆放下货郎担子，到赌局里赌一把。有一天，在赵家庙他输了钱耍起了光棍，拔腿就走。赌徒们一拥而上，抓住张作霖把他绑在村道旁的一棵大树上，扒光了上衣。大家抡开皮鞭就揍，一边打，一边骂：“姓张的，让你充光棍!是棍儿也给你撅折了!让你再赖，打!”
张作霖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可他眉头也不皱一下，还是不住嘴地和赌徒们对骂：“王八羔子，你再给爷爷加点劲儿，张爷爷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人养的!你们他妈的管我要钱，瞎子掉井——没门。妈拉个巴子的，你们耍钱闹鬼，张爷爷不吃这一套……”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卖呆儿(东北土语，意为“看热闹”)，有的劝解。站在人群外头的赵占元，看张作霖毫不示弱的样子，暗暗称奇，觉得这小子真刚强，又长得北人南相，日后定有出息，就拨开人群，走进去问：“别打了!张货郎输了多少钱?多少?才一吊二啊!别为这么点小钱把人给打死了。这么着吧，你们放人，这钱我出。”张作霖被松了绑，他趴在地上给赵占元磕了个头，也没说声谢，站起来瞪了众赌徒一眼，挑起货郎担子，走了。赵占元回家以后和老伴商量，想把二丫头许给他。可是，他老伴和二丫头他舅都坚决反对，说：“老张家寡妇失业的，领几个孩子过日子，穷得连锅都要卖掉了。”亲事虽然没成，可这话也慢慢传到张作霖的耳朵里了。他决心干出个样子来，非把老赵家的二丫头娶到手不可。为这个，他把货郎挑子撇了，又寻找新的出路。
清末时，东北马市大多是有市无场，经营场地就设在招待来往车马的客店院内。卖牲口的要是在一家院内卖不出去，也可串到别的店去卖。车马店又叫大车店，大门外挑个罗圈形的红布幌，除供给老客、贩子、经纪人交易和食宿外，也接待其他过往行人住宿及存车。为
了招徕顾客，店主经常请一些唱蹦蹦戏(后发展成二人转)、说大鼓书的民间艺人到店里表演，由店主供其吃住，钱则由听众看赏。因为北方冬季严寒，野地无处藏身，有的店便成为土匪冬季的藏身之所。店内除掌柜的，多数还有掌盘的、账房、报税的、杂役人等。
张作霖不做货郎以后，曾到附近河图堡村一个大车店里当杂役，负责打扫库院，出售食品，帮着套车卸马，为过往行商服务。在这个大车店里，张作霖接触了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物，从客人们的高谈阔论中，知道了村子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花花世界。张作霖从此有了出去闯荡的念头。
有一天，北风呼啸，天上飘着棉絮般的雪花，到半夜时分地面上已积起半尺厚的深雪。大车店里的蹦蹦戏早停了，客人们也都入睡了，店主东家出去找女人过夜，账房先生也回家了。后半夜，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张作霖从炕上一骨碌翻身爬起，穿上抿裆棉裤，蹬上棉鞋，披上棉袄，扣上狗皮帽子，打开房门就直奔大门。打开大门，走进一个魁梧的汉子，浓眉大眼，头戴狗皮护耳帽，上身穿羊羔皮袄，下身穿着皮套裤，脚上穿着高腰棉皮靴，腰里扎着一条绿缎子的搭包，手里牵着一匹乌黑油亮的高头大马，煞是威风。张作霖不敢怠慢，麻溜地接过大黑马，嘴里喊着“请”，把客人让进屋里。他把大黑马拴到槽上，给拌上草料，然后跑到屋里给客人端上洗脸水、洗脚水，又端来一盘果子，沏上一壶茶，伺候客人食用。店里已经客满，而客人又要单间，这很让张作霖作难，只好请这位客人住自己的铺位。而张作霖睡的是长筒子大炕，与一般散客同住，那客人看了一眼死活不干，又说不怕花钱。
这时，店里的一位大伙计也起来了，见这位客人这么矫情，心里头老大不满意，就说：“那就请客官到别的店去看看有没有地方。”这明摆着是撵人。那客人一瞪眼，声不高却很横，扔出一句话：“怎么?你敢轰爷!”张作霖眼尖，早看见客人屁股后头鼓着个包，心想备不住是匣子枪，一拉大伙计衣襟，笑着对客人说：“真不好意思，让您受委屈了。现在只有掌柜的和账房先生住的屋，因为是金钱重地，外人一概不准入内。小的看爷是个人物，就请您住进去，将就一宿，怎样?”大伙计赶忙拦住，说：“你个老疙瘩胆真大，掌柜的回来看见你给乱当家，还不让你卷铺盖卷儿。”张作霖一拍胸脯，学着说大鼓的腔儿，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掌柜的怪下来，他妈的与你无干，我一个人顶着，大不了走人就是!”客人钦佩地看了看张作霖，大摇大摆地住进了账房，也不脱衣服倒头便睡。
事后得知这位客人是辽西顶顶有名的大匪首冯麟阁，又叫冯德麟，连官府都惧他三分。他这次是化装成普通客人住进这家大车店。第二天掌柜的回到店里，对张作霖的安排相当满意，又加倍地向冯麟阁献殷勤。冯麟阁格外看中机灵、懂事的张作霖，管他叫老兄弟。此后，冯麟阁常到店里来住，向张作霖吹嘘他的土匪生活。冯麟阁的话无非是说干他们这行，能吃香的喝辣的，勾得张作霖心驰神往。后来，冯麟阁还主动和张作霖磕头拜了把子，成了换谱弟兄。作为礼物，冯麟阁还偷偷送给张作霖一杆土枪。这让张作霖心里乐开了花，盘算着用这杆土枪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后来查明，杀死张作霖父亲张有财的是王二，可是王二已畏罪潜逃进了东山密林。王二听说王氏带着儿女去了黑山县，就偷着回了海城老家。仗着他家有钱，上下打点，官府并没有来捕拿。为了给自己壮胆，他让一家佃户老夫妻住在自家门房里，不要房钱，但要给他守好门户，一旦有风吹草动，就摇铃报信，王二好翻墙逃跑。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张作霖和他二哥张作孚时刻也没忘杀父仇人王二，决心找机会杀死他。张作霖自从得了一杆土枪，没人的时候就拿出来小心地擦拭一遍，然后再小心地藏起来。一天，有人从海城老家到小黑山这边来，告诉张作霖母子：“恍惚听说王二偷着回海城了，可是没见着真人实影。不知道消息准不准?”
张作霖自打听到了这个信，心里就长了草，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着，托人给大高坎杜家店当长工的二哥张作孚捎信，要他无论如何也要回家一趟。张作孚得着信，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急如星火地往家里赶。张作霖见二哥回来了，就避着母亲把王二回来的消息告诉了
他，还给张作孚看了自己的那杆土枪，接着谈了自己的复仇计划。张作孚是个点火就着的脾气，表示要及早动手，说：“官府衙门不抓，咱们哥俩自己干!你心眼多，二哥听你的。”张作霖哥俩商量好计划后，就悄悄准备干粮和盘缠，又找来一床破被把土枪裹起来，当做行李卷扛在肩上。那时候，张作孚身体好，常练跑步；张作霖身体差，就借了邻居郝大爷家的一头驴。一切准备妥帖之后，小哥俩趁母亲没在家的工夫，偷着上路了。他们饥餐渴饮，披星戴月，迈开大步往海城方向赶。半道上张作霖买了几个肉包子，但舍不得吃，小心地揣在怀里。走了几天，离王二家那个村子不足三里地了，张作霖哥俩就钻进高粱地，把驴拴在一棵小树上，又用带来的干粮填饱肚子，然后倒在垄沟里等着天黑。过了好长时间，太阳也不落山，心里头十分焦急。好不容易盼着大毛狼星(金星)从西天上升起，天黑了下来。哥俩谁也不说话，地里静极了，除了蛐蛐叫声，就是他哥俩“怦怦”的心跳声。等着天上星斗出齐了，张作孚忽地坐起身，张作霖伸手拽他再倒下，然后默默地数着天上的星星。直到三星升到头顶，张作霖才一拉二哥，两人悄悄起身，打开行李卷，抽出那杆土枪，扔了破被，双双走出高粱地。他哥俩从小就熟悉这一带的路径，三拐两拐，没怎么费劲就摸进村来。村里的狗叫了起来，凡是有狗叫的地方，他就扔一个肉包子去，狗就不叫了。“肉包子打狗”这办法，是他在大车店里当杂役时候听书学来的。来到王二家院墙外，四下看看没人，张作霖蹲在墙脚下让他二哥踩着他肩膀，再一直身，把张作孚送上墙头。没料到墙是石头堆起来的，一碰，墙哗啦啦塌了下来。
住在门房里的老太婆听见响声，手拿铜铃推开房门走到院里，问：“谁呀？”猛然看见两个黑影，赶紧摇铃。张作霖一急也没看清院子里的人是谁，就扣动了扳机，枪响了，老太婆“噢”的一声倒地死了。王二听见铃声和枪声，跳出后窗，打开后门，一溜烟跑了。
张作霖见打死了人，拉过他二哥就跑。攀着院墙里的老槐树，爬上墙，跳出院外，找着毛驴，跑了。张作孚不会爬树，上不去墙。佃户老汉和家里别的人冲出来，一起动手擒住了张作孚，狠揍一顿之后，天亮后扭送海城官府。
在海城县衙里，张作孚跪在县太爷的公案前，辩称自己是为父报仇，并非抢劫；虽然杀死了人，但不是我干的。最后张作孚还是被判为误杀人命的助手，有罪入狱，判为十年徒刑。因为大清朝有可以替人坐牢的规定，张作霖的二伯父替张作孚坐的牢，最后死在狱里。
张作霖没报成仇，还赔上了二哥，心里好不后悔。因为误杀了人，他不敢回小黑山家里，扔了土枪，便只身去辽南闯荡去了。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盗匪猖獗，人民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东北土匪日益横行，1896年。21岁的张作霖离开家乡，投奔当年结识的匪首冯麟阁。冯并未将他留下，而是将他推举给另一匪帮董大虎子下当土匪。张作霖加入匪帮后，充当“揽把子”专门负责“看肉票”。他在董手下干了几年，结交了不少窜匪、赌徒、无赖、恶棍，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几年的土匪生涯，使他渐渐“成熟”起来，比以前更加狡猾、奸诈、诡计多端。随之，他的野心逐渐也在增大。
1900年，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各地混乱，于是匪势大炽。在黑心集一带，又出现了一支拥有四、五百人的大匪帮。张作霖率领“弟兄”慕名来访，并和匪首一见如故，于是他将自己心爱的手枪赠送该匪首作为见面礼，二人遂成至友。不久，他从一个马贩子手中抢了10余匹马，率众30余人，另立门户，而且声势渐大。
第二章受招安走上仕途
东北三省从清朝末年以来，就以生产土匪闻名。这有它的历史根源。它是甲午、庚子两次战乱的产物，是清朝反动统治黑暗腐败、对人民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及日、俄帝国主义对东北侵略和荼毒所造成的结果。
东三省的土匪多数骑马，所以又叫马胡子。它有反对反动统治的一面，但也有危害社会秩序、破坏生产力的一面。清末东北的绿林，主要形成于甲午、庚子以迄甲辰这10年之间。
其所盘踞的地区多在辽河下游及辽西各县，也就是甲午、庚子以及甲辰各次战乱的受害严重的地区。由于兵灾之后，地方糜烂，田野荒芜，民不聊生，社会上呈现极度动荡不安的状态。一些游手好闲的青壮年就要铤而走险，同时，战后的一些散兵游勇流散到社会上无所事事，这也是产生胡匪的一大来源。于是就有别具野心的不逞之徒利用这个机会，竖起绿林的旗号，啸聚徒众，称霸一方，俨然形成了独立王国，为所欲为，莫可谁何。
当年，啸聚辽宁一带的匪众主要分为以下几帮：
首先是趁火打劫、浑水摸鱼的冯麟阁。冯是海城县的衙役出身，为人贪残狠毒，利欲熏心，他看到社会动荡不安，认为有机可乘，就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为了欺骗群众，笼络人心，他打起杀富济贫的幌子，纠合地方上的流氓赌棍、散兵游勇等在盘山县的田庄台、辽中、台安、锦州、彰武一带横行霸道，抢劫淫掠，为害一方。解放后为我人民政府镇压的大汉奸张海鹏和曾当过绥远都统的汲金纯，都是他得力的助手。他的徒众经常有百八十人出没各地，最多时能啸聚到几千人。
第二是骄横强悍、独树一帜的杜立山。杜是辽中县人，家境贫困，为人豪爽。据说，他有8个老婆，都非常剽悍，杜和他的老婆都能骑马打枪，百发百中。他在辽中县能纠合徒众千余人，枪马俱全，自立一帮。杜在各匪首中是最年幼的一个，但他的势力最大，声威最盛。伪满有名的汉奸于芷山，原来就是他手下的健将。
第三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张作霖。张本是宋庆所部毅军的一个骑兵小头目，跟兽医官学了些兽医知识，退伍后回海城县高坎村开一小兽医庄。他因经常给各匪帮医马疾，因而同各匪帮都有所接触，到后来社会上都说张作霖是匪徒的窝主，所以也就迫使他走上了绿林的道路。当时张的势力同其他各匪帮比较起来，还是很薄弱的，徒众最多不过数百人。但张的几个助手都很强悍，如曾经毒害热河老百姓的热河都统汤玉麟(绰号汤二虎)、曾当过察哈尔都统和伪满内阁总理的张景惠和曾做过吉林督军的张作相等都是张作霖的得力助手。汤玉麟在捕盗营当兵，原是个赌棍出身，为了闯光棍，用烧红的铁通条烫自己的肋骨，眉头不皱，谈笑自若；张景惠原是个豆腐匠，后拉起一小帮；张作相是泥瓦匠出身，在锦州也拉起一小帮。后来他们都投到张作霖的旗帜之下，入了大帮。张作霖在帮中本来是后起，他的势力所以扩展得那样快，和他手下这三员健将是有直接关系的。
第四是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金万福。金原是小站北洋新军的一个小头目，因过不惯军队的纪律生活，回到家乡海城县后，见到当地土匪势力很大，而且可以为所欲为，于是就纠合一批流氓、恶棍、赌徒等成立匪帮，自己当上了头目。但他因为人少力弱，便拜冯麟阁为老大哥，等于冯麟阁的一个别动队，惟冯之马首是瞻。
第五是混入匪帮进行间谍活动的日本人王小辫子。所谓王小辫子，就是甲午战争时在旅顺口被杀死的日本间谍田老二的同伙“王老板”(日本名字已记不清了)，他是甲午战争后日本潜伏下来的特务机关长。另有一个助手叫林大辫子，日本原名叫津久居。他们都是日本现役军官，潜伏在中国作间谍活动。两人和众匪首拉拢勾结，为各匪帮供应枪械子弹等，自己也成立一小帮，跟着各匪帮活动。
以上这几帮马胡子都是在庚子前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冯麟阁的资格最老，除金万福拜他为老大哥外，杜立山和张作霖都算是他的晚辈。杜立山有个本族叔父名叫杜泮林，是辽中县的一个举人，给众匪首出谋划策，俨然是他们的军师，除因年龄关系，和冯麟阁以弟兄相称外，张作霖、金万福都拜他为义父。各匪帮初起时，抢劫财物，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庚子以后，他们的做法有所转变，基本上是各据一方，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已不以一家一户的抢劫为主，而是与地方富绅、地主勾结，并与官吏互相默契，各在所盘踞的地方实行保险，即保证在所保险的界内不发生绑票抢劫案件，而由界内居民按月摊派一切费用。这样，地方上虽然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是劳动人民的负担就越发沉重了。
甲午战争后，东三省成为帝俄和日本两大侵略势力的角逐场。日本因被帝俄联合法、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