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对宋代女训文化的影响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

程朱理学对宋代女训文化的影响

贾毅君 黑龙江大学

摘 要：北宋初期，程颐程颢两兄弟对理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被称为“二程”。朱熹被称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因此后世将理学称为“程朱理学”。在他们构建理学体系的时候，十分重视对女子的教育，而其对宋代女训文化的影响则就主要体现在对女性守节的强调。本文从宋代女训文化的特点贞洁观念出发，试图探寻理学思想对这种女训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程朱理学；女训文化；贞洁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3-078-01

一、程朱理学中的贞洁观

（一）存天理、灭人欲

二程理学的最高范畴是“天理”。“天理”是世问力一事万物的总道德，他们宣称“天理”是其创造，

“自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

他们将“天理”当做是世间万物的道德标准，世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男尊女卑都当应当遵循天理。关于男女关系，理学认为男女当有别，指出“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倡随之礼，此常理也。”[2]

“存天理、灭人欲”是程朱理学的核心主张，认为人们应当遵循自然。而在人的一生之中，凡是可以去追求的东西都被视为是“人欲”，都是不应该存在的。而这种公司向表现在男女私情上时，则被看成是绝对的禁欲主义。

（二）禁止寡妇再嫁

这种禁止寡妇再嫁的从一而终的思想，来源于《周易》。“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3]而二程将这种思想进一步扩大，认为女子应当无条件的顺从男子，以顺为德，并且一生追随，不得改变。“妇人以从为正，以顺为德，当终守于从一。”[4]程颐在谈到夫妻关系时说“夫妇之道，贵其有终。”[5]“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6]二程对这种夫妻关系十分坚持，并且认为寡妇不可以再嫁，如果再嫁则被视为失节，会被世人所唾弃，因此流传宋朝女子普遍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无论独留女子一人照顾家庭多么艰辛，也不可改嫁的观点对于女子的来说，近乎苛刻。而朱熹在他的《近思录》一书中，将这种观点纳入其中，这相当于其认可二程的主张。

二、程朱理学式女训文化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背景

当时的社会背景促使这种灭人欲式的女教思想出现。北宋建立之初，唐末的那种奢靡腐化之风依然根深蒂固，严重影响着北宋的社会生活。赵匡胤为了巩固北宋政权，杯酒释兵权时提出乐一种“富贵论”。“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7]这一时期的士大夫群体终日留恋于妓院，成日与妓女吃喝享乐，甚至有将妓女娶到家中的情况出现。以致许多士大夫家族中的女子纷纷效仿妓女的穿衣打扮，行事作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浓妆艳抹，足以见得当时这种奢靡之风对社会的影响。这种腐败的社会风气严重地破坏了儒家伦理，而对于家庭而言，妇女不能遵循儒家伦理思想，女德尽失无疑使对社会家庭和谐的破坏。为了匡扶儒家经典，教育女子回归家庭，重视女德。这种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应运而生，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唯有“天理”能约束人们，改变社会现状。

（二）生活背景

程颐严格的家教和一丝不苟的性格促使其严苛的妇女观念形成。程颐出身于世家大族，家境殷实，父亲曾官至太中大夫。程颐家族十分重视家门礼法，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人曾于洛阳与二程相应和提倡道德，司马光举荐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尊礼义。”[8]从中不难看出程颐那种不近人情的性格特点，而其主张那种极尽严苛的女教观点似乎也与其性格有关。而程颐这种性格的养成虽与其生活的家庭背景有关，也与其母亲严格的教导分不开。程颐的母亲是进士之女，自幼温婉淑德，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好读诗书。程颐称赞其母亲：“事姑舅以孝谨称，与先公相待如宾客，……虽小事未尝专，必某而后行。”“抚爱诸庶，不异己出。从叔幼孤，夫人存视，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言而整。”[9]母亲这种从小的熏陶使得程颐形成了“从严”的治内观念。认为在对待家事的时候，宁可严格而伤情，也不可放纵。不允许妇人随便嬉笑打闹，这样家法被破坏，伦理纲常置于何地？这种严格的治内观念，成为理学女教观念的代表。

三、程朱理学式的女教思想的影响

理学的女教思想围绕的核心便是“存天理、灭人欲”，伴随这种思想的影响，宋代女子将贞洁看得十分重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充斥在妇女的思想之中。严格的妇女贞洁观其实是二程、朱熹、司马光等传统儒家保守思想融合的产物，他们主要从传统的儒学观念出发，阐释其女子教育观。二程奠定了理学贞洁观的基础，其从儒家贞洁观念出发，对女子再嫁、男子再娶都提出了新的主张。程颐对再娶和再嫁都持否定态度：“大夫以上无娶礼。凡人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只约终身夫妇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盖缘奉公姑，或主内事尔如大夫以上，至诸侯天子，自有殡妃可以供祀礼，所以不许再娶也。”这段话将男女的地位似乎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严格限定再嫁和再娶，但是对男子纳妾却没有明确规定。将“贞洁”提升到了高于女性生命的位置上，寡妇宁可生活窘迫，也不可以改嫁求生存。而朱熹在二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对贞洁观念进行阐释。二程的理学贞洁观在当时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在社会上并没有被付诸于实践。而朱熹却将理学贞洁观念上升到了一种新的高度，受到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朱熹继承了前代族表节烈妇女的做法，并推出了惩罚制度，将儒家礼教提倡的、程颐发挥的贞节观，由道德范畴引向法制的轨道，为明代朱元璋将贞节行于法律奠定了思想基础，成为束缚在明清女性身上沉重的枷锁。

注释：

[1]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2]《伊川易传》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期,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周易?恒卦》,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页。

[4]《周易程氏传》卷三,《恒卦》,《二程集》,第864页。

[5]《河南程氏经说》卷三，《诗解?谷风?邺》。

[6]《周易程氏传》卷三,《恒卦》,《二程集》,第860页。

[7]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四库全书》本）,第718页。

[8]司马光《与晦叔同举程颐》，《温国文正司马光公集》四部从刊初编卷四十九,第16页。

[9]《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二,第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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