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
明清小说的悲剧意识
明清时期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在明清小说中，尤其是几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巨著中，作者通过悲剧冲突的描写和悲剧成因的揭示，突出表现了主要人物的悲剧结局，进而达到批判黑暗社会现实的目的。
《红楼梦》与中国其他大多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不同点首先是它的悲剧性。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情节结构，多以悲开始，以欢结束，由离开端，以合收束。从唐代的传奇开始，到宋元明清时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也大都是以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得到富贵，冤屈得到昭雪，夫妻得以团圆作结尾，有一个读者期望的圆满结局。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中，极少有悲剧，更少有真正的悲剧。但《红楼梦》却不是如此，它是由大观园中众姐妹的聚合开始，以众芳凋零，人去楼空，花落人亡为结局的。《红楼梦》里面的人物几乎都是失意的。宝玉对生活彻底绝望出家做了和尚；黛玉在爱情上不能如愿，抱恨而亡；宝钗虽然得到了宝玉，但只一年就守了活寡；“凤辣子”在贾府曾一度大权独揽，威风八面，但最终反误了卿卿性命；贾府虽曾一度蒙受浩荡皇恩，门庭显赫，“金银满箱笏满床”，到头来却落得个“陋室空堂衰草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是一个旷世奇才历经坎坷和不幸对人生和社会的悲剧性的感知和把握。在情节结构上，它是由欢而悲，由合而离，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真正具有悲剧意义的作品。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跨越时空魅力不减的传世佳作，除了该书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外，还在于作者对人生和社会悲剧的深刻体验和揭示，书中蕴涵的丰富寓意，该书具有的神话色彩，以及对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生活文化的高度浓缩和艺术的表现。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研究《红楼梦》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红楼梦》之所以成为跨越时空而魅力不减的传世之作，除了该书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外，还在于作者对人生和社会悲剧的深刻体验和揭示，书中蕴涵的丰富寓意，该书具有的神话和宗教色彩，以及对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高度浓缩和艺术的表现。
对于《红楼梦》悲剧性的认识，清末民初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所展示的悲剧是“自律的也；哲学的也；是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思考，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比王国维稍微晚一点的一位红学家则认为：“《红楼梦》的人生哲学是克己的，消极的，出世的……这部书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就是出家做和尚，今世的一切是虚空的，是毫无价值的”。
尽管学者们对《红楼梦》的研究历来见仁见智，但这种从人生的角度来探讨和发掘《红楼梦》意义的方法却是所有喜爱《红楼梦》的读者的共同之处。《红楼梦》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一般有理想有感情的读书人，在人生的理想和感情方面都找不到出路时的共同悲慨和共同心态，这一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每一个人都有过失意，尽管这种失意对他一生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情况各异，原因各具，可失意的人对失意的体会却是一致的，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对《红楼梦》的阅读也是这样。所有失意的人都能在《红楼梦》中寻求到心理和感情上的寄托，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每个人都有过这种体验，都有过浮生若梦的感慨和悲凉，而《红楼梦》恰好就是将这种感慨悲情发挥到极致的一部书。因此每个人读《红楼梦》的时候都能找到与自己心意相通的地方，引起强烈的共鸣，《红楼梦》成了失意人的心灵的避难所。当人生理想不能实现，爱情找不到寄托和归宿的时候，《红楼梦》就成了人们的知己，《红楼梦》的世界就向你的心灵打开了，你走进了《红楼梦》，就是走进了一个可以倾诉可以偃仰啸歌的自由天地，它可以给你受伤的心灵带来慰藉。
但是，如果对《红楼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还是不够的。作者通过对一群痴男怨女爱情的幻灭和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盛衰史的描写，实质上暗示的是封建社会由于其内部的不可克服的
深刻矛盾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正是由于作者的这种洞悉未来的深刻思想，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而另一部与中国其他古代悲剧作品不同的是《三国演义》，它不是以正面主人公的大团圆结局而告终，而是以其失败和毁灭而结束。这在中国古代悲剧作品中是比较罕见的。
从作品的表现内容可以看到，在合理合法的君王观念和拥刘反曹的基本思想倾向的作用下,作者毫不吝惜地将一切可能的正面美好因素全部赋予了刘备集团一方。作为集团首领的刘备,是仁义的化身,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缩影。“刘玄德携民过江”一节集中体现了他的仁爱品德,因此他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极度热爱。猎户刘安为了热情招待流落中的刘备,竟然瞒着刘备,杀了妻子做成菜肴。可以说刘备是小说中“仁绝”的人物。其他人物也莫不如此,诸葛亮的智慧(智绝) 、关羽的忠义(义绝) 、张飞的勇武(勇绝)等,都是无与伦比的。在曹魏和东吴的阵营中,虽然不乏勇将谋士,但在刘备集团的杰出人才面前,都不免相形见绌。这一点,在作者对于诸葛亮和周瑜这一对人中之龙的对比性的精彩描写中已经挥洒得淋漓尽致。周瑜可以料事如神地指挥消灭曹操八十万大军的赤壁之战,但他的一切计谋都在诸葛亮的意料之中。最终只能在“既生亮,何生瑜”的慨叹声中告别人世。
然而,就是这样一批人间道德、智慧、品质和勇武都无与伦比的武装集团却遭到了失败的结局。作者对此没有回避,而是写得十分真切。他以细腻的笔触一笔一笔地写出刘备集团是如何走向了衰败和灭亡。这个残酷的现实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在深深的惋惜当中,不由得思索其失败的原因。显然作者对此虽然也在深入思考,但最终没有找到合理的答案,于是他只好将其归结为天命,并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来。如华容道关羽释放曹操后,作者通过诸葛亮之口解释道:“亮夜观乾象,见操贼未合身亡。留此人情,教云长作了,亦是美事。”这样的解释虽然无力,但却是看过《三国演义》,同情刘备集团的广大读者唯一能够勉强接受的理由。
然而从作品的描述来看,刘备集团的失败并非没有其自身的原因。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在政治和道德的的化身———“义”的天平上,刘备集团总是把“义”放在首位,而把政治放在第二位。这对于一个以政治追求为最终目标的武装集团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华容道义释曹操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关羽处理这个问题显然是把江湖义气放在首位,而将政治利益置于次要位置的。刘备在听说关羽和张飞都相继身亡时,不顾众人的劝阻而亲自率领大军征讨东吴,再一次让集团的政治利益成为其兄弟义气的牺牲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往往推动历史前进的一方要以道德情感为代价,去换取政治上的成功;而刘备集团却是相反,经常用道德价值去压制和克服政治利益,这是作品中导致刘备集团悲剧结局的直接原因。
从悲剧美学的角度看,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产生悲剧美的重要原因。所以有人将悲剧定义为“美的事物的毁灭”。而《三国演义》的作者既赋予刘备集团以最美好的性质,同时又将其置于失败的境地。这样,读者就会从深深的惋惜当中,受到强烈的悲剧美的冲刷,品尝到悲剧美感的韵味所在。它既给人们带来陶醉,也给人们留下回味的空间。
《三国演义》的“拥刘反曹”倾向所体现的正统观念和三分归晋的结局,表现出古代市民阶层对于社会政治权力问题的异乎寻常的关心,以及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图景的破灭。
总之，明清时期的历史小说家在演述历史兴亡、忠奸斗争和鼎革之变（当然不止这些，如《水浒传》所演述的是个人与社会的悲剧冲突）时，既充满了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憧憬和热望，抒泄着对昏暗无道的现实政治的感愤和忧戚，探索着历史兴衰更替的义理和教训；同时又因理想憧憬的幻灭，现实感愤的无力，义理探索的困惑，道德执着的迷惘，而产生了一种无法消解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犹如黑暗王国的火种，寒冷冬夜的星光，不仅使历史小说着染了一层悲切迷人的审美文化色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启迪着同时代和后来的英隽之士对祖国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探索。因此，明清历史小说作家的悲剧意识有着独特的审美认识价值，理应得到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