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屋、吕谋琴：重访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以湖南士绅聂云台为例
2016年3月第32卷第2期
唐都学刊
Tangdu Journal
Mar．2016
Vol．32No．2
【历史文化研究】
重访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
———以湖南士绅聂云台为例
朱新屋1，吕谋琴2
（1．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州350117；
2．福建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信息工程管理系，福州350012）
摘要：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引入“低音”视角，从关注底层革命到关注革命底层，研究那些不易被人重视、但又实际存在，甚至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思想和事件，应当是新的研
究课题。以湖南士绅聂云台的个体心智、家庭生活和国家情怀为例，可以看到近代士绅在经历
诸次革命活动中的个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交织互动。尽管从未亲身参与过辛亥革命及前后
的系列政治活动，但聂云台无论是在思想观念，还是在行为实践上，都无意中耦合了人间佛教、家庭革命和实业、教育救国的革命思潮。重访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或可拓展中国近代革
命史研究的新境。
关键词：中国近代；中国革命；低音视角；聂云台
中图分类号：K8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16）02－0110－07
收稿日期：2015－10－02
作者简介：朱新屋，男，江西于都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史学博士，主要从
事明清以降社会文化史、中国革命史研究；
吕谋琴，女，福建泰宁人，福建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信息工程管理系教师，史学
硕士，主要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
一、引言：低音视角
以多维视野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界的一贯主张［1］。所谓多维的视野，当指在关注革命的同时，兼及不革命、非革命和反革命，或者说关注主流的同时，兼及支流、逆流和潜流/暗流。倒不一定非得找出语境（context）与文本（text）、焦点（focus）与背景（background）之间“必然性”的因果解释，但是这些历史背景和历史积累，作为辛亥革命发生、发展和演变的“低音”，理应受到学界的重新重视。围绕辛亥革命前后的系列历史事件，并重审这些事件背后的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s）和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又是近代中国革命史研究的重要视野①。这就需要引入“低音”视角。
“低音”视角来自思想史界的“（执拗的）低音”概念。所谓“低音”，最早是日本思想史家丸山真男（1914—1996）在总结自己研究日本思想史方法历程时提出的概念。其提出的过程又经历了从“原型”到“古层”，再到“低音”的转变。这一概念的最初含义是比喻精彩绝伦的交响乐中常被人忽视的嗡嗡低音［2］。后来这一概念被葛兆光和王汎森等学者借用到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指出应当在关注作为高音的精英思想的同时，兼顾不易被人重视、但又实际存在并执拗地追随着主旋律，甚至隐然发挥着重要影
①李金铮提出的“新革命史”就比较强调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参见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73 83页。
响的思想观念［3］。借用到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来，旨在强调一种从“上层革命”到“底层革命”，复从“底层革命”到“革命底层”的视野转换。
重访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就显得相当重要。这里强调的是那些以往不被重视，甚至没有“革命”之名的历史人物、思想和事件。因为近代中国是中—西、新—旧的多元和多重交织，又不断处在变与不变、激进与保守的交替吊诡中，“低音”不仅需要关注，更需要重访。本文即以近代湖南士绅聂云台（1880—1953）为例，通过系统考察由内到外、由小到大和由私到公的三个层面，即个体心智、家族生活与国家情怀，来作为重访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的窗口和渠道。其实从人物性质上说，聂云台并不算是底层人物。作为曾国藩（1811—1872）的外孙、聂缉椝（1855—1911）的三子，聂云台曾先后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22）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1926）。①聂云台生于1880年，卒于1953年，可谓经历了完整的中国近代革命的历程。而作为近代中国革命高潮的辛亥革命，恰好将其一生分割成前后两段。尽管从未亲身参与过辛亥革命及前后的系列政治活动，但聂云台无论是在思想观念，还是在行为实践上，都无意中耦合了人间佛教、家庭革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革命思潮，因此聂云台无疑构成了中国近代革命的“低音”，重放这个“低音”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由儒入耶到舍耶入佛
近代湖南聂氏家族显得相当独特，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出现了家庭刊物———《聂氏家言旬刊》。正是通过聂云台主持复刊的这个刊物，我们得以看到聂云台的个体心性。检视聂云台的生平和思想，可以看到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聂云台前后经历的两次改宗：民国四年（1915）由儒入耶，民国十三年（1924）复舍耶入佛②。作为光绪十九年（1893）的前清生员，聂云台自称“我向来是崇拜儒教的”［4］41，这自然是可信之言。聂云台生于湖南著名的聂氏家族，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康雍以降，至于今日，传及七世，迄二百年，簪缨之盛，德泽之长，屈指全湘，不可多见”［5］。“屈指全湘，不可多见”并非夸张之词。除“三代进士，两代翰林”的家族史以外，单以晚清而论，聂氏家族也不遑多让［6］。聂云台之父聂缉椝在光绪二年（1876）与曾国藩季女曾纪芬（1852—1942）喜结连理。此后出任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会办、上海道台、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等职，由佐贰官成为封疆大吏。尽管以儒教治家的曾国藩在曾纪芬出嫁之前就已逝世，但聂云台之母却一秉曾国藩的治家策略，成为影响和型塑聂云台个体心智的重要因素。聂云台由儒入耶的第一次改宗就是在曾纪芬的影响下发生的。
通常理解的“改宗”（conversion），指的是宗教信仰的改变［7］2。这里之所以有别于以往对聂云台改宗的研究，将由儒入耶纳入改宗的考察范畴，其旨不在于争论“儒学”与“儒教”的称谓，而是强调在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将“儒学”当作一种与基督教并举乃至更高的宗教，或至少是具有宗教意味的意识形态，是近代士绅常见的对抗性策略。这不仅是士绅自觉的行为，本身也代表了某种程度的以儒教抗衡西方的“国家情怀”。聂云台由儒教改宗基督教发生在民国四年（1915），其母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有清晰的回忆：
（民国四年）正月，与其杰及儿妇同领洗于上海昆山路监理会。先是庚戌三月，送女其纯赴沪，视其杰夫妇疾。内侄季融邀赴杭州未果，渠常来为余说基督教真理。余深为开悟，遂有
服膺之志。回湘后时为亲友言之，及辛亥再来沪上，感于世事日非，实由人心陷溺之故。弥以
为欲救人心之迷惑当从爱人如己入手，自此益坚信力焉［8］。
这段论述既提到聂云台改宗的外缘影响，又提到其内心考量。就外缘影响而言，重要因素包括曾纪芬与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夫人的交往、以及表亲曾季融（即曾广钟，曾纪泽第五子）和传教士骆威
①②有关聂云台的生平参见枕石《工商巨头聂云台》，张志高主编《海上名人录》，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1991年版，
第157 158页。聂氏家族方面参见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9 62页。
王佳龙《聂云台改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论文，2011年。受到研究视野的局限，作者只是考察了后一次改宗，即由耶入佛。
廉（William Wirt Lockwood，1877—1936）的布道［7］25－31。聂云台内心考量更值得注意，因为这代表了一种自觉的文化（宗教）意识：其一，聂云台对西方科学与宗教的认识。聂云台自身“国学有根底，西学有深究”，在民国四年（1915）改宗基督教之前，正是游学美国归来。对于西方的科学和宗教，聂云台多有认识，比如他自称“予早年笃信科学”，这里的“早年”当指游历美国的那段经历。至聂云台35岁（1915）之时，已经“盲从西教者多年”［4］148。而聂云台对基督教的认识，主要包括“组织宏大根基深固”和“教会所办教育慈善事业之多”两个方面［9］。其二，聂云台对托尔斯泰精神的认识和影响。聂云台曾取名“托庐”，表达自己对托尔斯泰的崇慕，“杰十八年前读托氏之书极倾倒之，慕其为人，当时取一别号曰托庐。至今友朋中，尚有以托庐相称者。托氏之著作富于宗教思想，其博爱平等之精神，随处呈露”［10］。可见聂云台之改宗基督教，一方面是以科学的态度研讨西方宗教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对托尔斯泰博爱平等精神的追求。这种心路历程与其改宗佛教一样，都与聂云台对因果报应和慈善博爱的理念和实践有关。
相比较而言，如果说聂云台改宗基督教是内缘因素大于外缘因素，那么改宗佛教就是外缘因素大于内缘因素了。聂云台在光绪三十年（1904）即已开始参加实业活动，机缘是父亲聂缉椝任江苏巡抚，命亲信汤癸生（？—1905）组织复泰公司，经营纺织业，由聂云台担任经理以辅助。其后聂云台的实业颇为顺利，直至民国十三年（1924）其经营的家族企业前后出现困难，以至于聂云台不得不淡出实业界，转而专注个体生命的审视。在这种情况下，聂云台舍耶入佛，二次改宗。聂云台尝自述其改宗佛教的经过“予学佛之始，得力于包君寿饮之夹辅者为多。越五年，乃得晤寿饮之尊翁培斋居士于杭州。以适同寓于西湖招贤寺中，得闻其所述所以学佛之因缘。又得遇王君季果，言其学佛之因缘”［4］108－109。聂云台改宗佛教以后，因母亲曾纪芬阻止出家未果，乃于家中设立佛堂净修，同时不断参与各种佛教的社会事务。约而言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活动：其一，善书劝善活动。对因果报应的笃信支配了聂云台的一生，作为因果报应观念载体的善书，也成为聂云台一生观览、奉行和劝善的重要书籍。这方面与净土宗印光法师（1861—1940）的影响密切相关。在1924年至1953年的30年时间里，聂云台撰刊的善书包括《德育史鉴》和《保富法》，同时还参与了印光法师与许止净《历史感应统纪》的编纂工作。其中尤以《德育史鉴》具有代表性。聂云台在重刊序言中写道：
《德育古鉴》，原名《感应类钞》，先君尝序而刊之。民十八予重刊印，改名《德育古鉴》。
其时新潮流正激，有欲尽打倒旧文化之势，于佛法及感应因果之说，尤所疾视，故将原书中《太
上感应篇》删而不印，亦由此苦衷也［11］。
可见传统善书在近代科学思潮逼迫下①，聂云台巧妙地以改名使其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二，慈善事业活动。聂云台参加的慈善事业活动，据王佳龙的研究，在笃信基督教期间“表现于对国家教育事业和体育事业的贡献，而皈依佛教之后，更多的是以佛教的慈悲之心参与佛教慈善事业和社会公共福利事业”［7］45。也就是说，只有在皈依佛教以后，聂云台的慈善观念和慈善活动才从传统中寻找到资源，在致力于“佛教慈善事业”的同时，参与“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其所参加的慈善事业涉及面很广，有教育、体育和出版等文化事业，医疗事业和灾难救济事业等多个层面，这些都是聂云台自身心智诱发的结果。
聂云台的两次改宗，经历了从由儒入耶到舍耶入佛的心路历程。而透过这种个体心智，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与“革命”活动的耦合。显然并非有意，聂云台的这两次改宗却耦合了近代进步的社会思潮。尤其是舍耶入佛，更是与净土复兴后的“人间佛教”和佛教革命思潮有直接关联。“人间佛教”可以理解为传统佛教世俗化的近代表达方式，主张以佛教信仰参与世俗事务，以变革社会的同时引发佛教革命，因此已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性色彩［12］。
①晚清民初的中国善书，在当时盛行的唯科学主义（scientism）思潮的影响下，被斥为迷信而生存空间备受打压，如胡适即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的观点即是如此。参见胡适《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东亚图书馆，1923年版，第2 3页。复参见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三、转型时期的家庭生活
“家庭革命”是近代革命的组成部分，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形成。作为一种革命口号，“家庭革命”主张摆脱家庭的束缚、依恋、禁锢、限制和奴役，走上“政治革命”的道路，获得作为人的自由、幸福、才智和权力，因此“政治革命”与“家庭革命”是紧密联系的关系［13］。这种思潮当然导源于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早年的鼓吹，至辛亥革命前后已经形成重要的影响力。发展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以吴虞和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更是将“家庭革命”的口号推向最高潮，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内容和推力。以此思潮反观聂云台的家庭生活，亦可见其诸多耦合之处，且更易见其近代转型的形态和过程①。
聂云台的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有相当浓烈的家族观念，另一方面又向往西方式的家庭生活。然而这两者的对立并未在聂云台身上体现，这与聂云台自身的努力有关。就家庭生活方面而言，聂云台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为家庭教育创办了《聂氏家言旬刊》（曾用《家声》《聂氏家语》等名）。秦燕春研究认为，如此“稀奇的文化产物……确也只能发生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上海，更只能发生在聂、曾联姻所形成的特有‘双料家族文化’氛围之中”［6］。作者并未拈出这种“稀奇”所在，大约意指以一种传统的《家训》形式进行富有现代性的教育，以及以刊物等富有现代性的形式承载传统《家训》的内容②。
在民国十三年（1924）出版的《家声》第一期的《发刊词》中，聂光墀介绍了这份家庭刊物的缘起：“忆昔民国六年夏，吾家曾发行家庭周刊一种，名曰《进德周刊》，其宗旨以发表个人思想、联络情谊，意至善也。惜同人因课务繁冗，出版仅六期而止。越后，虽复有人提议继续进行，迄未克如愿”［14］第1辑，1。其实创立这种家庭刊物的直接原因，是基于聂氏家族进入近代以后，处于分散在全国的状态，其言“家人分居各地，家中情形常有隔膜之患，而同人等又多终年在校，聚首之缘既悭，感应因以日疏，兄弟姊妹转不若校友之亲密”。查聂光墀履历，时为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故有“兄弟姊妹转不若校友之亲密”之叹。在《聂氏家言旬刊》创立以后，这一平台构成了聂云台家庭生活最重要的部分。虽然办理此刊者多为聂云台的儿辈，但聂云台的贡献甚大。创刊以后的《聂氏家言旬刊》中，聂云台的文字占了多数。这些文字后来成为《人生指津》的主要来源，《近代往生传》的作者姚慧镜称《人生指津》“皆云台先生妙应时机之宏著也”，指出这些文字的主要内容包括个人修养、家庭经济和社会治安等三方面［4］1，可见以家庭刊物为中心所讨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传统“家训”的涵盖范围。《聂氏家言旬刊》的内容包括论文、养正遗规选录、名人摘录、家庭集益会记录、耕心斋随笔、通信、杂稿、医药、特件以及介绍新书等。其中“论文”为最重要的部分，多由聂云台执笔，主要内容是聂云台的善书思想和劝善观念。这份刊物创刊于聂云台皈依佛教的二次改宗之后，加上聂云台从始至终奉行善书不断，因此善书和劝善占据重要的话题，也就在情理之中。
除了通过家庭刊物作为善书劝善的平台以外，民国十五年（1926）的家庭集会也是聂云台家庭生活的重要维面。民国十三年（1924）以后的聂云台，由于实业事业的接连失败，早已淡出世俗生活界，皈依佛教，即使从事社会活动，也多与佛教有关。事业的大起大落，带来的是家族的大起大落。其实自明清以来，在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的时代环境中，如何思考个人和家族命运，是士绅普遍面临的问题［15］。在这种时代环境下，聂云台“仰体慈意”，发起家庭集会，成为又一个“发表个人思想、联络情谊”的平台。据《聂氏家言旬刊》可知，最早的一次集会发生在民国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此次会议规定了以后聚会的参会成员、集会名称、集会时间和集会场所等等，甚至还设立了管理集会的组织和集会的规则等③。会议讨论的话题也非常广泛，除前述善书与家庭伦理的内容外，还包括时政时务等等。集会的组织似乎
①②③照理说，学术研究应严格区分“宗族”（Clan）、“家族”（Lineage）、“家庭”（Family）等概念，但近现代“家庭革命”中
的士绅并未有这种明确的意识，很多时候是含混着使用，因此本文在写作中并不区分。但在实际行文中，读者自可体会使用的不同语境。
戈公振称这种做法“在吾国为创见，即在欧美新闻事业发达之国，亦未之前闻”。见聂其杰编纂《家声选刊》，上海：有正书局，1925年版，“序言”，第1页。
这种集会类似于基督教的家庭聚会，二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并不清楚，可能与曾纪芬有关。
相当顺利，至民国十六年（1927）出版第四辑《聂氏家言旬刊》时，已经组织集会共17次，可见其集会之频繁。秦燕春在阅读这份刊物后，“亲历历史现场”，“依稀体会到传统中国‘修身－齐家’何以能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构成一种内在的理路一致性”［6］，就是有感于这种集会讨论话题的广泛性和时代性。
通过集会和家刊的平台，聂氏家族达到了“发表个人思想、联络情谊”的初衷。戈公振在为民国十四年（1925）出版的《家声选刊》所写序言中指出：“海通以来，欧风东渐，国人眩于欧美国力之富，其人民生产力之强，又鉴于我国游民之多，一人操作所获，多数人赖之而食。以此为旧家族制度之诟病，于是盛倡小家庭之论，又进而为家庭革命之说，此固时势推迁之反动，而有所必至者。然天下事固未可一概而论，吾辈要当熟审中西新旧之短长得失，平心而论断之也。”［16］序，2可见即使是在当时，就有人将聂云台的这种家族生活形式与时代环境联系起来。这种稀奇的家庭生活无意中耦合了时代形势。戈公振甚至认为，聂云台的这种家庭生活形式较之西方尤为“现代”，正是革除旧家族制度之弊端，以现代小家庭替代传统大家族的“家庭革命”。然而在那时的聂云台意识中，却远没有这种“时代自觉”的“家庭革命”意识。
四、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
如果说聂云台的二次改宗，只是个体心智发展的表现；聂云台的家庭生活，只是聂氏家族内部的发展，其所产生的影响尚相当有限的话，那么其在近代产生的最大影响力无疑来自其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观念和实践。在实业方面，聂云台被誉为与张謇、荣宗敬、穆藕初齐名的“中国近代四大棉纺巨子”［17］；在教育救国方面，被蔡元培誉为与陈嘉庚、吴锦堂齐名的“办学三贤”［18］，而在辛亥革命前后（或清末民初），“实业”与“教育”正是当时的时代主题，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视聂云台生平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活动。
聂云台的实业生涯从光绪三十年（1904）开始，至民国十三年（1924）为止，前后正好20年的时间。这20年实业生涯似乎又可分为两大阶段，以前10年（1904—1914）为第一阶段，以后10年（1915—1924）为第二阶段。近代实业源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前后，这已是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19］。聂云台既为曾国藩之外孙，聂氏家族的实业也就不能不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聂缉椝调任江苏巡抚不久，聂云台就被任命为复泰公司的经理，至次年（1905）总经理汤癸生病逝之后，聂云台始任总经理。其走上实业道路虽比张謇和荣宗敬要晚（比穆藕初略早），但起点却甚高，发展也甚为迅速。至宣统元年（1909），聂氏家族买下华新纺织局，并更名为恒丰纺织新局①，是为聂氏家族独资运营企业的开始，仍由聂云台担任总经理之职。
接手恒丰纺织新局后，聂云台大胆革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以电气动力代替以往的蒸汽动力，购入新式机车，并开设技术培训班，革除陈规陋制，大大提升了恒丰纱厂的生产能力［20］24。至民国四年（1915），借农商部组织中华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的机会，聂云台第二次出国，并担任该团的副团长。赴美后集中考察了美国的纺织行业和麻织行业，并以此为基础，归国后继续对恒丰纱厂进行改革。在恒丰纱厂的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聂云台以聂氏家族资本为中心，创办了规模更大、设备更新的大中华纱厂，论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民族纺织资本发展的顶点”［20］24。在实业事业的第二阶段，特别是在民国十年（1921）以后，聂云台不断拓展相关业务，先后与其他实业家合作，创办了恒大纱号、中国铁公司、中美贸易公司、华丰纺织厂、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华劝工银行等六家企业。也正是在其事业发展的顶峰时期，聂云台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1920）及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1920）［21］。这里无意也不可能全面展现聂云台的实业活动，只是希望通过这种简要的介绍，勾勒出其实业事业的基本脉络，以期与当时的实业救国思潮略作比较。
20年代初期表面上进展顺利，但却是聂云台和聂氏家族的挫折时期。从民国十一年（1922）开始，聂云台经营的最大一家企业———大中华纱厂开始面临危机，两年以后因债务而低价售于永安公司。如前所述，此后的聂云台皈依佛教，淡出实业界的同时，也开始漫长的晚年生涯。虽然在20年代退居幕后
①华新纺织局成立于光绪十七年（1891），由李鸿章派员到上海创办，有关华新纺织局向恒丰纺织新局的转变参见科大卫《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周琳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 143页。
的初期，仍进行某些救国宣传，如提出“生产救国”的主张，颇有反思大中华纱厂经验教训的意味，但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和顾问以后，聂云台基本上不再涉及实业问题［22］第9册，131－141。在这20年的实业救国活动中，聂云台耗费了大量心血，革新技术和管理的同时，还通过外出考察推广棉花种植，发展铁厂生产设备等等，而且在此过程中，与其他爱国实业家和民族资本家通力合作。虽然辉煌实际上只持续了10年时间（1915—1924），但正如科大卫（David Faure）所说，“聂家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商业决策缺乏理性，而是因为他们太过轻率地进行了信用投机，而又恰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银价下跌”［23］142。科大卫所说的是聂缉椝对家族股权的分配方式（有限责任及析股分权）所带来的对企业本身的影响［23］141－142。
前文论及善书劝善的思想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慈善理念和实践，一直构成了聂云台个体心智和家族生活的重要部分。在实业事业进展顺利之时，聂云台也不断将慈善的理念付诸实践。特别是秉持教育救国的信念，积极参与现代新式教育的创办中来。即使是在兴办实业时，也不忘记开展技术人员的培训。可见其“教育救国”实践正是建立在“实业救国”的基础上的，具体开展基本是在辛亥革命以后。聂云台认识到“中国数十年来之教育颇为空虚，例如昔之学文学、政治、法律等”［24］，因此其所创办的学校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性”色彩。如民国二年（1913）建立的聂中承华童公学，聂云台就主张对学生进行商业职业教育和工艺技术教育，这些显然与传统学校的教学科目不同［25］。在捐资兴学以外，聂云台还积极参与由蔡元培、黄炎培发起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26］。当然在教育救国实践之外，聂云台还积极参与其他的慈善事业，如资助成立上海佛化医院、捐助筹集善款与贩济灾民等等。对此学界已有较为详细的研究，此处略而不赘［7］47－49。即使是在皈依佛教、二次改宗以后，聂云台也以佛教慈善为理念，以佛教组织为平台，继续参与各种佛教慈善事业。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聂云台与王一亭、施省之等佛教界的慈善家合作共兴慈善事业［7］20－23。聂云台虽没有提出“实业救国”或“教育救国”的口号，但其实业和教育实践，却无意中耦合了这种时代思潮。
五、结语：低音之外
晚年的聂云台自撰挽联，“做了几十年的怪物，见解不与人同，于今放下诸缘，一心皈依净土；哀哉无量数有情，痴迷皆曰予知，何时彻底觉悟，三界齐现清凉”，颇有为自己一生盖棺论定的意味。他自定位的“怪物”，却似乎相当中肯。在聂云台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现代、东方－西方多重文化要素的交织。①但是这些交织状态又不成其为紧张和矛盾，反而激发了聂云台的积极实践。从个体心智角度来说，聂云台的二次改宗预示了人间佛教观念和佛教革命的思潮，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善书劝善和慈善事业；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说，聂云台生活在中国和西方两种家族模式中，以西方式的集会和家刊传播中国式的家庭伦理；从国家情怀上说，学通中西的聂云台对时政和时务的关注，导致无意识中与近代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潮耦合。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将这位近代精英士绅看成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低音”。而在这种“低音”之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一时代的“高音”：人间佛教、家庭革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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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元生称这类人为“双视野人”，即可以“看得见”两个不同的“视域”或“视野”———两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世界，也就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视域”。参见梁元生《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 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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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伟东］
Ｒeview of Grassroots'Ｒole in Modern ChineseＲ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Gentry Nie Yun-tai from Hunan
ZHU Xin-wu1，LV Mou-qin2
（1．College of Marxism，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350117，China；2．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Fujian Commercial College，Fuzhou350012，China）
Abstract：It is a new research project to introduce the grassroots perspective into the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history，with focus diverted to those people，their thoughts and events，easily ignored but exis-ted an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By taking Nie Yun-tai's mentality，family life and patriotism as an example，modern gentlemen's intera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family and the country in different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can be seen．Although Nie Yun-tai didn't join theＲevolution of1911and other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his thought and practice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Buddhism，family revolution，and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industry and education．Accordingly，reviewing the grassroots'role in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can expand a new realm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Chinese mordern；ChineseＲevolution；grassroots perspective；Nie Yun-tai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成立于1950年，是以金属、矿产品和机电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为主，兼营金融、房地产、货运、招标和投资业务，实行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2002至2006年间，五矿集团稳步发展，营业收入逐年提高，在“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上的排名也稳步上升，从2002年的第32名跃升为2006年的第19名。至2006年五矿集团的资产总额已达550.93亿元，2006年全年集团营业收入为1173多亿元，再创五矿新记录。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已伴随共和国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改革开放前，长期扮演着国家金属矿产品进出口主渠道的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后，又顺应体制变革坚定的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在新的世纪里，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正以贸易为基础，集约多元，充分发展营销网络；以客户为中心，技术创新，积极提供增值服务；并努力发展成为提供全球化优质服务的企业集团。 一、五矿集团发展历程和组织结构 （一）发展历程 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决定，1950 年3 月中国矿产公司成立。1952 年9月中国五金电工公司成立，1955 年7 月更名为中国五金进口公司。1960 年12 月中国矿产公司与中国五金进口公司合并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1965 年8 月更名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根据国家外贸体制改革的要求，1988 年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与各省市、自治区五矿分公司全面脱钩。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以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为核心企业的中国五矿集团，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首批55 家企业集团试点和7 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之一。1998 年，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与外经贸部脱钩，转由中央大型企业工委管理。1999 年，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被中央列为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44 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成为中央直管企业。为适应企业经营发展的需要，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从2004年1月18日起更名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①（China Minmetals Corporation）。 改革开放前，五矿总公司只单纯的做金属矿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并且由国家统负进出口贸易盈亏，在海外没有机构，仅有一些采购和销售渠道。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五矿感到了开拓国际市场的迫切性，另一方面，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五矿的煤炭单独划出，而有色金属、钢铁、铁砂、废钢等也先后变为多家经营，公司进出口额急剧下降。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了生存与发展，70年代末五矿果断的选择了寻求海外拓展的战略决策，成为同行中最早开始谋求海外发展的企业。 在之后的发展中，扩大出口仍然是公司发展的基础，五矿在抓好大宗传统商品出口的同时，开发更新换代出口产品；进口业务仍是公司发展的支柱，并树立以优质服务取信、以质量取胜的观念。同时，五矿的国际化经营迅速发展，海外业务的范围不仅涉及五金矿产品的中外贸易、第三国贸易，而且深入到轻工、粮油、化工、旅游、房地产、森林业、机械制造业等广阔的领域。五矿充分发挥其海外企业的优势，既为自身发展争取国际空间，又可以外带内，内外结合，实行多方位经营，力求综合性发展。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审核批准，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从2004年1月18日起更名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如今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五矿集团正以建设国际化金属和矿业集团为目标，致力于构建完整产业链条，掌握 ①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4 年1 月14 日颁发的国资改革[2004]18 号《关于同意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更名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的批复》的文件
最全的央企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一览
《史上最全的央企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一览》 1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核科技(000777)、东方锆业(002167) 2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卫星(600118)、航天电子(600879)、航天机电(600151)、航天动力(600343)、中航光电(002179) 4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航天电器(002025)、航天通信(600677)、航天长峰(600855)、航天科技(000901)、中兴通讯(000063)、航天信息(600271)、航天晨光(600501) 5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航飞机(000768)、中航机电(002013)、中航重机(600765)、贵航股份(600523)、深天马A(000050)、中航地产(000043)、飞亚达A(000026) 、哈飞股份(600038)、洪都航空(600316)、*ST东安(600178)、中航电子(600372)、中航动控(000738)南方食品(000716)、成发科技(600391)、中航动控(000738)、成飞集成(002190)、中航资本(600705) 6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中国船舶(600150)、*ST钢构(600072)、广船国际(600685) 7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风帆股份(600482)、鑫茂科技(000836)、乐普医疗(300003)、中国重工(601989) 8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中集集团(000039)华锦股份(000059)、光电股份(600184)、北方导航(600435)、北方创业(600967)、晋西车轴(600495)、凌云股份(600480)、北方国际(000065)、北方股份(600262) 9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长安汽车(000625)、中国嘉陵(600877)、天兴仪表(000710)、江铃汽车(000550)、湖南天雁(600698) 1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沙河股份(000014) 、天通股份(600330)、华东电脑(600850)、四创电子(600990)、卫士通(002268)、太极股份(002368)、杰赛科技(002544)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601857)、山煤国际(600546)、大庆华科(000985)、石油济柴(000617) 1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石化(600028)、上海石化(600688)、泰山石油(000554)、荣丰控股(000668)、*ST仪化(600871)、四川美丰(000731)、江钻股份(000852) 13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油工程(600583)、中海油服(601808) 14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国电南瑞(600406)、置信电气(600517) 15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文山电力(600995)
中国社会治理
中国社会治理：演变与危机 作者：张静 219人参与11评论 讨论社会建设，我们的关注焦点，就不应仅局限于建立何种管理组织，而是上述“平衡利益、维护公正”的组织机能如何再造的问题。 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中。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社会滞后的问题逐渐突显：表现在社会冲突日增，价值分歧加重，人际信用式微，行为预期不确定增加，社会情绪的政治化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虽然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并不会直接导致全面的社会进步。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大挑战接踵而至，但目前理念更新及知识准备仍十分有限。 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 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部分：上层是官治系统，由皇权控制，基层则是地方管治系统，由族长或乡绅控制。这种治理的基本特点，是两种情况的结合：通过科举巩固的文化及意识形态统一，以及基层社会的分治体系。分治体系是指，由分散于社会基层的多个权力中心实施治理。乡绅生活在基层自己所属的族群中间，他们拥有土地资产和人际声望，在局部地方承担司法、执法和伦理教化角色。乡绅或族长不具有官方身份，但重视在官朝中“有人”，皇权总是通过绅权、即地方权威，而不是企图取代他们治理地方社会。 这意味着，传统中国事实上有着两个互不干扰的治理领域，对于基层社会而言，皇权仅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地方绅权则具有实际的管辖意义。虽然正式官制制度并没有承认这种分治局面，但事实是，分治的迹象“随处可见”（费孝通语）。只要取得了地方的象征性承认，国家从未谋求对地方社会真正的、具有挑战意味的管辖权，甚至在治理的细节方面，国家也未能实际推行统一的治理规则，而任由地方根据惯例掌断。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抽象原则的“因地制宜”改造，使其适合本地实际情况，一向是正当的、获得各方面认同的做法。 然而，这种情况在近代发生了变化。不断出现的局部战乱，迫使国家扩大征兵，设法增加农业税入，对基层资源的动员及组织重视增强，地方社会治理逐渐纳入了“官治”的范围。进入近代以来，国家试图通过一系列机构设置和委任，变地方权威为国家设在基层的政权分支，地方权威逐渐转为服务于国家目标——征兵、收税、进赋——的组织机构。这一地方权威的“官僚化”进程（见张仲礼《中国士绅及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触及了原有社会治理的基础框架：基层治理者的授权来源转移至官府系统，其与地方社会的互赖关联逐渐瓦解。 1949年后的社会重组 上个世纪50年代发生的政治变革，重组了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大量新的国家行政组织、企事业组织、农业生产组织及群众组织建立起来，中国人称“单位”，社会成员被安置其中。在城市，这些单位主要是事业机构或企业组织。在乡村，它们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行政村。这些“单位”从事生产，更是实际上的社会治理组织，在单位中，人们不仅获得工薪，而且可以和公共制度发生关系，分享公共资源的分配。这意味着，一种特有的个体与公共的组织关系建立起来：人们成为单位的成员，就在公共体制中获得了位置，并得到相应的权利资格。单位对其成员负有全面“责任”。在公共制度和社会成员之间，单位实际充当着连接、协调、应责和代表的组织角色。 就社会治理而言，单位显然是实际上的执行者，类似于公共组织在基层的代理机构。因此，表面上看，社会中的公务机构有限，但实际上的“代理机构”遍地存在。单位有边界，有行
[实用参考]中国五矿发起央企海外最大敌意收购.doc
敌意收购(hostiletakeover)，又称恶意收购(hostiletakeover)，是指收购公司在未经目标公司董事会允许，不管对方是否同意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收购活动。 一、伊奎诺克斯矿业公司的现况 一间于加拿大及澳大利亚两地上市的国际矿业公司，目前主要集中营运位于非洲赞比亚的Lumwana铜矿及沙特阿拉伯的JabalSaPid铜--金项目的建设。 伊奎诺克斯在澳洲上市，但其大部分资产都在非洲，五矿将在一定程度上绕开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监管审批，因此澳洲政府不太可能阻挠。 EquinoG同时向加拿大矿业公司lundin发起了敌意收购。 二、五矿资源 五矿资源1988年在香港注册成立，并且在1994年上市，主营有色金属、矿石和半制成产品贸易，现在的最终控股股东是中国五矿集团，五矿集团是五矿资源的最大股东，拥有后者75%的股份。 三、收购的目的及意义： 此次收购EquinoG标志着五矿资源首次进军非洲铜矿带及中东地区，这两个地区的投资符合五矿资源的长期战略发展计划，也将使五矿在国际铜业占据一席之地。 收购完全符合五矿资源本身发展的计划，五矿资源以后希望成为五矿集团的上游基本金属的发展平台，而且是五矿资源在团队里算是国际性发展的平台，在海外并购和矿山的运营非常有优势。 五矿致力于矿产资源多元化，其中，铜是公司优先考虑的品种之一。 针对这次收购，五矿资源要扩大矿产资源，无论是地理分布还是资源组合，赞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的铜矿，质量也比较优质，希望通过这次收购进一步开发中东和非洲的市场。
收购Eq收购EquinoG可能有利于五矿资源自身1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因为市场将认识到，五矿资源有望从收购EquinoG的交易中获得长远价值。 铜矿石需求缺口：现在国内铜矿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铜矿的进口越来越接近于铁矿石进口的局面。2017年潜在的需求量相比基本假设下的供应量，铜供应缺口为420万吨/年。 铜的终端消费增长迅速，在受制于铜矿增产困难的情况下，预计未来3年内铜将步入短缺周期。根据国际铜研究小组、英国商品研究机构等发布的数据，20GG年之前，铜的供应难以有较大的增长，增长率将保持在2.5%以下，与此同时，全球铜需求增速仍以每年3.3%的速度上涨。 四、收购资金来源：公司现金储备，中资银行的长期信贷，中资企业在五矿资源的股权投资，以及母公司中国五矿集团的支持。 五、收购的阻力及风险： 由于Lundin在刚果有投资，EquinoG并购Lundin将增加地缘政治风险，亦会摊薄持股比例和增加自身负债率。 力拓现在满世界找铜矿资源，包括非洲、智利和中国，EquinoG是力拓的理想竞购对象。 在五矿资源发出要约时，EquinoG同时向加拿大矿业公司lundin发起了敌意收购。更为紧迫地是，EquinoG股东将在其后一周即4月11日就收购后者事宜进行投票。因此，五矿资源要想在上述并购中真正掌握主动权，还必须迫使EquinoG作出相应改变。
论徽州士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2019年文档资料
论徽州 绅的文化权力与乡村自治 On Cultural Power and Rural Autonomy of Huizhou Gentry TANGLixing (China Center for Study of Modern Society ，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234 ， China ) ： From the 16th to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ural society in Huizhou had maintained a long-time stability. Clan was an organization form of rural aotonomy ， which was economically based on Huizhou merchants and led by the gentry.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key elements in Huizhou society caus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gentry. The cultural power of gentry was omnipresent in the following two is intellectuals' parties and rural public's judgements and the other is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genealogy. The gentry also madefriends with the officials gentry were the leading power in rural aotonomy with considerable credibility. 16至 20世纪中叶，徽州乡村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局面。 徽州乡村社会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曾指出： 徽州特定的自 然地理环境造成了经济上的徽商、 社会上的宗族组织与文化上的 科举理学这三个富有特色的要素。 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 三要素 构成良性循环系统。 明清时期，徽商数百年间执中国商界之牛耳； 徽州科举与苏州并驾齐驱， 成为全国府一级科举之最； 而徽州宗 族“千年之冢，不动一 ？g ;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 毫不紊” [1] 卷 11，《泛叶寄》， 872。本文拟从徽州社会系统 aspects ： one and got involvd in lawsuits ， which signifies that the
近代史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一些论调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自两汉以来，中国就与西方世界有了初步的交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联络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国的关系，东汉甘英最远抵达波斯湾，虽然从地理上相对来说也是中国的西方，但还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西方。直到公元166年，大秦（古罗马帝国）安敦王朝派遣使者来到东汉首都洛阳，中国与西方才算有了直接的接触。此后，中国历代王朝与西方世界也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尤其是唐宋、元明清时期。但这些时期内，由于古代世界生产力与交通的制约而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加上中国古代后期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西交往的广度与深度均大大受限，双方对于各自的印象基本上处于一种想象，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更是由于时代转型的需要而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因此，在前近代，中西双方，尤其是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处于一种虚幻的状况，直到19世纪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国门。 19世纪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确立了对东方世界的优势地位，技术的发达和实力的强大使得西方得以直接有力深入东方世界，作近距离以至零距离的观察，从而改变了之前对于中国的美好想象，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虽不无感性也更为理性的更为真切的印象。这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定型的关键时期。 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人们可知，在18世纪，“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高度”，受耶稣会士报告影响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宽容推崇备至，还特别赞美中国的手工制品，尤其是陶瓷。这些主要体现在18世纪的法国，而同时期的英国虽然也出现了类似推崇中国的现象，但热烈程度稍低，甚至还出现了与此对立的声音。这与英国在中国贸易中受到的挫折有关。此后，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更加迫切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严重阻碍了英国意愿的达成，尤其是18世纪最后几年马戛尔尼访华目的的落空之后，西方对中国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充满梦幻的盲目推崇，而是多了批判的眼光，尽管这种批判是基于个人在中国的体验。 19世纪中西交往的标志性事件——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初步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近距离观察得出的印象。这样的初次中西正式直接的接触即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差异的影响，例如乾隆皇帝赏赐给马戛尔尼的玉如意在中国文化中是极具尊贵意义的，但对他来说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巴罗的游记就直接指出中国人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的，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的礼仪和粗俗的言行的牢固结合”。 而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观察主要局限于在当时的通商口岸，诸如广州、汉口、宁波、福州等地。《泰晤士报》特约记者柯克发现广州的房子并不十分高大，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暂行办法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暂行办法 （二0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订）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我司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管理，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充分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国家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我司从事工程技术、国际商务、财务会计等相关专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工程、国际商务、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 第二章评审原则 第三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遵循以下原则：（一）严格条件。申报人必须达到国家统一规定的学历、专业工作年限及外语水平等相关的资格条件要求。 （二）全面考核。平时与任期结合、考试与考核结合。 （三）客观公正。定性与定量结合、推荐与评审结合。 （四）综合评价。对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进行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按照工作业绩是专业技术水平在具体工作中综合体现的评审理念，在评审中既评价学识水平,也注重业务能力及工
作业绩。 第三章评审机构 第四条按专业系列设立工程、国际商务、会计三个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分别负责评审工程、国际商务、会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第五条工程系列中享受教授级待遇高级工程师评审工作，以及不具备成立评委会条件的专业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经集团公司领导批准，由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统一对外委托有关单位代为评审。具体的申报条件、评审办法、报送材料的要求及收费标准按委托单位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条评委会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学术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政策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同行专家组成，一般应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中青年专家。 第七条评委会人选应根据评审工作实际需要，考虑不同专业的研究领域、学科分布以及评委的年龄结构，由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会同有关单位从专业技术人员中遴选并报集团公司领导审批。评委会的办事机构设在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受理申请、资格审查、组织评审、接受咨询等日常工作。 第八条评委会一般由十五人以上组成，委员应具有本专业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委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一至二人。评委会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一般为两年左右，评委会成员任期届
中国近代史复习(自己整理)
中国近代史复习 一、名词解释： 1.《天津条约》：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于1858年签订的卖国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增开口岸10处；分别赔给英法银400万两和200万两；扩大领事裁判权；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入内地；商船可以驶入长江各口等。11月，清政府又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些条约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2.北伐：是太平天国建立后，由林凤祥与李开芳在1853年进行的以直捣北京为总目标的战争。北伐战争前期，因为清军没有准备充足，太平军长驱直入，攻到了天津外围地区，后来由于帝国主义与清王朝的勾结，北伐军在与清军的决战中遭到大败，林凤祥与李开芳等领袖后被杀害，北伐壮烈地失败了。北伐虽然失败了，可是却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通知，同时潜质了清廷北方军队，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的西征行动。 3.《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时期，有洪仁轩提出的统筹全局，解决太平天国危机，发展太平天国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有：（1）政治上认为要指定法律、制度，主张集中统一，加强中央集权；（2）经济方面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工商业；(3)在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提倡兴办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提倡“文以纪实“的学风；（4）在外交方面主张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平等往来，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史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对当时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具有启发意义，但由于缺乏实际社会条件而对挽救太平天国的危机作用不大。 4.《原道救世歌》：是洪秀全在1844年出走传教撰写的一篇诗文。诗文强调上帝是独一真神，人人都只应拜上帝，不拜木石偶像、菩萨邪神。劝诫人们反对“奸淫”、“忤父母”等六种不道德行为，强调个人的自我道德约束和完善。《原道救世歌》体现了洪秀全的宗教理论，广泛传播为后来的起义起到了重大的宣传作用。 5.《原道醒世训》：是洪秀全在1844年出走传教撰写的一篇诗文。诗文对“世道乖离”、“人心浇薄”、“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社会现象进行了强烈谴责，之处天下男女皆为兄弟姐妹，不可有“此疆彼界之私”，不能起“尔吞我并之念”，建立一个“天禧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尚贤”的大同理想社会。《原道醒世训》体现了洪秀全的宗教理论，广泛传播为后来的起义起到了重大的宣传作用。 6.《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是指1885年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巴德诺在天津签订的中法战争停战条约。具体内容有（1）、中国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2）在中、越边界指定两处同上，一为保胜以上。即云南边界；一在谅山以北，即广西境内。法商刻在此地居住，法国可在此设领事馆；（3）法国货物进出越南与云南、广西应减税率；（4）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向法国进行商办；（5）法国撤走在基隆和澎湖的军队 7.大陆政策：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制定的对外扩张的基本政策。其基本内容是侵略目标第一步是中国台湾，第二步是朝鲜，以朝鲜为跳板实行第三步计划即侵略中国满蒙，第四步计划是侵占全中国，最后一步是进军亚洲最终称霸全球。大陆政策是后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基本政策，是充满着血腥的暴力政策。 8.《胶澳租界条约》：是指1898年3月6日德国与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租借胶州湾的条约。该条约规定了清政府把胶州湾租给德国99年，并且在租借期间“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准许德国拥有在山东修筑铁路与开矿以及办理其他事务的权力。条约使得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使得中国的国土主权进一步被破坏。 9.门户开放：是1899年美国提出的关于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有（1）各国在中国势力范围或租借地的投资事业或任何即得利益，其他国家不得干涉；（2）各国运往
浅谈中国绅士
浅读《中国绅士》 1本书的由来，意义以及研究方法： 《中国绅士》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的英文著作。共分为7篇加一个附录。在成书之前各篇登载于报刊之上。此书是费老在自己的《皇权和绅士》《乡土重建》中选出的一些文章，于1949年口述给雷德菲尔德夫人。后独自整理出版的。此书虽然是选集，但是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体系，新的思维逻辑。 《中国绅士》的翻译出版有着现实意义。无可讳言，中国社会目前正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也许我们回顾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的时代会不由自主的产生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大革命后的法国，在1830年前后“成了暴发户统治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则成了新时代的冒险家。他们办起了富于冒险的银行，建成铁路，创建工厂”；而同时“受到教育的年轻人因为供过于求，面临着他们认为渺茫的前途……年轻人在权势的门外久久等候着。这些年轻人由于不被社会所需要，他们不仅在物质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在精神上也感到痛苦，这种痛苦被称为…世纪病?。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坚定的信念和信仰作为生活的准侧。”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社会学。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识燕归来”但这一切究竟是什么道理？中国社会结果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人们如此？《中国绅士》能给人以启迪。 费孝通说过：“只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曾想从事于建立这门科学，而走上了一条我现在认为正确的路——到中国现存的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一切前人以科学方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的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机型这些工作的手段，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但是决不能用来替代我们从实际中得出的结论，尽管我们的决定并不一定正确。” 这段话很好的表现了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方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社会人类学的特点正是要求调查者长期的在某一地区参与观察，具有精深的语言能力和历史知识。传统的安乐椅上的理论已经收到挑战。只有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才能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同时，只有一个优秀的理论家，才能是一个优秀的实际调查者。 费孝通在写作此书时，已经完成了江村，禄村等四个村子的实地调查，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农村和内地农村做了比较，也对昆明的一个工厂做过调查。并且在此书中特别注意到历史问题的研究。这是他的老师潘光旦一直劝告他的。在《皇权与绅权》的后记里，他就说过：让自己多读一点中国历史，并且希望和实地研究的材料串联配合起来，纠正那些认为功能学派轻视历史的说法。”他非常重视历史，以历史为背景来分析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他在《乡土重建》里说过：“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的。新的得在旧的上面改出来。历史的延续性确实是急求改革的企图的累赘。可是事实上却不能避免这些文化的旧东西、旧习惯。这些客观的限制。只有认识限制才能得到自由。认识现实并不等于顺服限制，而是在知己知彼的较量中去克服限制的必要步骤。” 但是这种方法却受到了质疑：这些关于民国时期有选择的描述与来自中国电机的某些随想相结合，并不能代表对帝国绅士的研究。说这句话的人代表着另外一种社会调查的方式：既问卷调查。但是这种调查往往显得有准备，有逻辑，但往往限于数量并且流于表面。过分相信书上的材料，缺少实感。书上得来终觉浅，那有实践得来的清晰。 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费老严谨的学术理论精神，带来的颠覆性的全新观点，给我
近代辨析题
1.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来到东方,是为了使东方国家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答:错误.殖民主义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而产生的,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发展,是西方列强对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人民的剥削,掠夺和压迫,木易.他是为资产阶级剥削国内外人民,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服务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来到东方,并不是为了使东方国家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了把他们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西方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附庸. 2.帝国主义列强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制约. 答:错误,帝国主义列强没有能够实现瓜分中国的图谋,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制约,二是中华民族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妥协.并不是其瓜分中国的阴谋破产的根本原因.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时,都存在利害冲突,但他们或者通过协商,或者直接采取战争的手段,还是把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瓜分了,帝国主义列强不能灭亡和瓜分中国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华民族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战争.因而,该论断的表述是不准确的. 3.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答:这种表述不准确,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区中有:中华民资与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自唱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派系的矛盾,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金大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但这对矛盾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交织在一起的,帝国主义复制和勾结封建势力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工具并主要通过中国政府当局和各地官僚,军阀来统治中国人民. 4.如何认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答:错误,(1)<天朝田亩制度>确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一起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所以,<天>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具有进步意义.(2)不过,他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是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因此,<天>在太平军占领地区从未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 5.如何认识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答:错误,洋务派主张培养洋务人才,但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他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大企业,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洋务运动时期,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知识和新视野,而科举制度是清朝封建统治的重要基础,洋务派对此大力进行维护,直至1905年才取消. 6.如何认识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失败原因,教训? 答:正确,维新派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做了批判.谭嗣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共仆隶,而专制帝制则是"窃国者耳"君是由民共举出来的,民既可以公举君,也可以共废君,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为实行政治制度变革提供了理论根据,不过.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
沈艾娣著《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生平_1857_1942》
?国外新书评介? 沈艾娣著《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生平,1857—1942》Henrietta Harrison ,T he M an A w akened f rom D reams :One M an πs L i f e i n a N ort h Chi na V ill a ge ,1857-1942,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 ,2005,xii +207pp. 罗衍军 ① 刘大鹏(1857—1942),字友凤,号卧虎山人、梦醒子,山西省太原县(今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1894年中举,此后三次参加会试均未中,民国以后曾任县议会议长等职务。其《晋祠志》由慕湘、吕文幸点校,《退想斋日记》由乔志强选辑标注,分别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6、1990年出版。 ② 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清华学报》(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第137—160页;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69—80页;郝平:《〈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史林》2005年第4期,第27—32页。 《梦醒子:一位华北村庄士绅的生平,1857—1942》一书是英国学者沈艾娣新近出版的一部力作。沈艾娣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要从事19、20世纪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著者通过对近代山西举人刘大鹏①生平的研究,剖析传统理念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嬗变历程,并由此映照时代变迁过程中民众的生活和观念流变。对于刘大鹏及其日记,近年来日益受到国内学人的关注,罗志田、行 龙、郝平等都曾有相关论著发表。 ②沈氏此书着力于研究资料的挖掘和刘氏生平与思想的阐述,对我们准确认知近代中国乡村士子及其所生活的世界不无助益。 该书由前言、正文(六部分,每部分对应刘大鹏的相应身份)、结尾、注释、参考书目、索引组成。在前言中,著者认为历史学家把更多的热情给予了那些适应时代变迁、成功保持自身地位、动员民众支持改革和现代化的政治精英,而对另一部分如刘大鹏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走向衰落的前精英的命运则缺少关注。她还讲述了个人研究刘大鹏生平的两个路径:其一是阐述儒学传统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嬗变,探究儒学在失去了国家层面的正统地位后,在民众心目中和日常实践中的变迁历程;其二是阐释山西乡村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边缘化和贫困化的过程。 第一部分“撰述者”,第二部分“儒生”,第三部分“孝子”,分别讲述了刘大鹏这三种身份的内涵及其相关理念的嬗变。著者指出在《晋祠志》中的《卧虎山人》、《梦醒子》等传记中,刘氏将个人真实际遇与虚幻描述相结合,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排斥官位、坚守儒家理念、追求安逸生活的隐士,这些描写是他对自身现实处境的一种安慰,是面对失败时维持其尊严的方式。怀抱儒家传统理念的刘氏,认为读书目的在于仕宦济民,但进入太原崇修书院后,他发现人们更重视八股文的应试技巧而非先哲的教诲。至1891年,他五次应举人试均未中,至太谷县南席村任塾师,雄心与现实的矛盾使他备感不快。1893年某夜,他梦遇一老者。老者告知其所需者唯“诚、敬”,这标志着他内心观念的转向。从此,刘的自我身份和观念确立,他把自己看成一个真正儒家观念的坚守者。1894年,他第六次应举人试中举,更加强了对传统理念的认同。此后,他于1895、1898、1903年三次参加会试,均以失败告终。在孝道观念上,刘氏的孝道基于父母与子女间的真正感情,并通过细微的日常生活表达出来。他的孝亦延及与母亲和妻子的亲属关系上,他像祭奠自己的父系祖先一样,祭奠母亲的父母和兄长。刘的孝道使他在乡村赢得声望,但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效仿他的做法。刘将仕宦期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给他们造成了巨大压力。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其长子刘δ的仕进之途断绝,光宗耀祖之梦由此破灭;次子刘 身负乃父期望,在学业失败和爱子夭折的双重打击下,精神失常。 第四部分“民众代表”,第五部分“商人”,第六部分“老农”,诠释了刘氏这些身份的表现及其相互调适、演进过程。在刘早年的内心深处,满怀“忠君爱民”的儒家理念,认为一个合格的官吏,应该对国(皇帝)尽忠,对民众实行仁政。他对清政府的新政持排斥态度,认为是“以夷变华”、“荣国害民”。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刘虽对新生的民国持厌憎态度,但他认为仍当发挥自己民众代表的作用。因此他参加省议会,担任省议员。随? 881?
试论士人、士绅、士大夫异同
试论士人、士绅、士大夫异同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关于士人或士大夫的研究，当前学术界并不鲜见。但是，关于士、士绅和士大夫的概念，人们常常混用，甚而语焉不清。事实上，这三种身份作为历史概念，自有其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为了理清其间之异同，需要对这些概念作一界定。 首先是士人。中国自古就有士，至迟在殷商、西周时代，士人之名已经见于文献，这一时期士的身份是贵族，是贵族中最末的一等，他们最初的职业是充当武士，或者在天子、诸侯的宫廷中、基层行政机关中担任一般职事官，或者为卿大夫管理采邑和家族，并统领庶民。到了春秋中后期，由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步解体，其社会角色发生了倾向性的变化，由主要的从武转为主要的从事于文，到了西汉时期士人的社会属性基本确定。我们可以把士人定义成古代社会的“书生”或“读书人”，‘他们以研习儒学经典为手段，以参予政治为最佳生活选择，以道德修习和实现‘内圣外王’理想为最佳人生设计，
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载体，他们以学习和传播儒学知识作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方式’。 其次是士绅。“士绅”又可称为“绅士”、“乡绅”“绪绅”。关于士绅阶层的基本涵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费孝通认为“绅士是退体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吴晗则说‘官僚、士大夫、绅士、知识分子，这四者实在是一个东西，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可能具有几种身份，然而在本质上，到底还是一个’，显然他过分强调了这四种身份的趋同性，没有对其加以甄别。史靖认为“士大夫居乡为绅，绅也就是给绅，是专指那些有官职、科举功名居乡而得到乡里敬重的人士，这个回答可以说是绅士最好的定义。这是着眼于绅士的功名、威德和活动空间。他还指出“一个地道的绅士不仅要有财富和权势，还要这种财富能有历史的和传统的支持’。张仲礼则把”功名’，身份作为绅士的标签，认为只要通过科举或捐纳等途径可以取得功名就能跻身绅士行列。 王先明则从社会结构的层次出发，认为绅士是与“官、农、工、商并列的项目”且以科举功名为主体的具有封建身份的特定社会集团。有的学者还将绅士的涵义进一步延扩，认为“士绅则主要是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分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体回乡或长
中国五矿集团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实施方案获批
中国五矿集团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实施方案获批继中铝公司、包钢稀土和厦门钨业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成为第四家获得工信部备案同意的组建稀土大企业集团的企业。 中国五矿的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的实施方案备案获批后，国务院今年初通过的稀土大集团“1+5”工作方案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至此，还有赣州稀土与广东稀土的组建方案尚未获得工信部备案同意。 对于稀土大集团，百川咨询稀土分析师杜帅兵认为，稀土集团化是发展趋势，“整合不成问题，而整合后的问题是集团面临着盘子大、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后期经营的困难，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资源或注入五矿稀土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得到的消息，12月3日下午，中国五矿收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实施方案备案的复函》，复函原则同意《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以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为平台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组建方案》). 国务院此前通过稀土大集团“1+5”工作方案，明确包钢集团、五矿集团、中铝公司、赣州稀土、广东稀土和厦门钨业分别牵头，进一步推进兼并重组，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目前，中铝公司、包钢稀土、厦门钨业和五矿集团的组建方案已获批。 对于整合主体，中国五矿的书面回复是，按照本次获得备案的《组建方案》，中国五矿将以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为主体，组建国家大型稀土企业集团。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中国五矿稀土业务经营发展的责任主体，统一负责中国五矿所属稀土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一体化运营工作，通过对稀土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协同运营和供应链管理，实现整体协同发展。 自2011年起，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加快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中国五矿对稀土业务和资产进行整体重组，整合组建了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百川咨询稀土分析师杜帅兵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中国五矿作为牵头整合中国稀土的大集团，是早就定下的。 根据中国五矿提供的书面答复，目前，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共拥有稀土企业31家，并拥有A股上市公司五矿稀土(000831，SZ)。杜帅兵说，根据惯例做法，今后整合进来的稀土资源将被注入五矿稀土。 从上游来说，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拥有位于广东梅州的1本稀土探矿权证和位于湖南江华、福建宁化、云南陇川的3本稀土采矿权证；从中下游冶炼分离来看，五矿稀土集团有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近代化作为1个历史发展进程，它的启动，首先有赖于“近代性的挑战”和“近代化领导的强固”。前者是指近代的观念与知识、技术的出现，使传统社会的基本信条渐受挑战；后者则是指权力从传统领袖手中转入近代化领袖手中。对东方国家来说，近代化不是传统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外来冲击的产物，因而近代性的挑战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东来的冲击与挑战，使东方民族不得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选择近代化之路。这种被迫的选择，意味着承担启动近代化之责者只能是来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和有文化修养的传统精英群体。他们在整个社会尚未自觉的情况下，发动和领导本民族进行近代化变革。在这类国家，传统精英群体自身的近代化，既是近代化变革的1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民族走向近代化的先决条件。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晚清士绅的演变，从1个侧面来探讨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化受挫的原因。 1、迟滞的回应 在中国的前近代社会中，士绅是1个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与多种社会功能的群体，他们既是知识精英集团，也是政治精英集团。作为国家官吏的来源，士绅属于统治集团的成员，享有法律、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与皇权有1致的利害关系，2者相辅相成；但作为“4民”之首，他们又是“民”的代言人，是地方利益与家族利益的政治代表。士绅群体的这种双重属性使其在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之间承上启下，起到维持政体与社会整合的作用。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绅权与皇权的相互平衡与有效的运作是社会政治体制维持稳定的重要前提。 19世纪中叶以来，朝代衰落的传统历史变局与西方列强入侵的新的历史变局同至，为应付内忧外患的双重挑战，传统的社会政治体制正经历着或隐或显的变化，作为这1体制中坚阶层的士绅，亦相应有所变化。这表现在士绅群体的规模扩大，地方绅权大大增加。清朝政府为挽救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的灭顶之灾，以奖励功名、官衔及科举学额等手段来鼓励士绅组织团练，镇压动乱，因而太平天国以后，士绅的人数增加了约32％(Chung-liChang，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19th Centu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P.164。)。更为重要的是，普遍的团练自救运动使地方权力进1步落入士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