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奇逢与孙承泽撰写畿辅人物的学术异同和交往始末_刘仲华

收稿日期：2010-06-20作者简介：刘仲华（1973－），男，新疆焉耆人，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清代学术文化研究。

孙奇逢、孙承泽都是明清之际的著名人物，前者

是声名直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遗民大儒，后者是先依附李自成政权、后又入清做官而且著述等身的“贰臣”。两人在明亡前就已结识，但在入清后，两人却因出处不同，几乎断绝了往来，直到两人的晚年又重新恢复了交往。两人不约而同地、几乎在同一时间，撰写了在内容上颇为近似的地域性人物传记，即孙奇逢所撰《畿辅人物考》和孙承泽所撰《畿辅人物志》。由于两人的出处不同，因此在体例、人物选取的标准以及内容的取舍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出处。本文拟从两书之间在内容上的异同，以及孙承泽与孙奇逢围绕着两书撰写所发生的交往，来探讨遗民与贰臣在学术和现实生活中的离与合。

一、关于两书的撰写

关于孙承泽《畿辅人物志》，据成克巩所作序言，

孙承泽为撰写此书，“历七寒暑而始竟”，用了前后七年的时间。成克巩作序的时间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以此来推算，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孙承泽就开始着手撰写此书。按照孙承泽的计划，他原来是想写一部《四朝人物志》（当为明末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四朝）。而且，孙承泽是准备按照区域划分来撰写的，后来畿辅部分的人物先成，遂命名为《畿辅人

物志》。他在自序中说：“余山居无事，好读史书，拟以平昔所闻所见前人事略辑为《四朝人物志》一书，

以消永昼，而《畿辅人物志》先成。”[1]《自序》

这一点从国家图书馆所藏12册稿本的卷目形式上也可得到印证。该稿本封面题签上为“人物略”三字，下为“畿辅”二字。可见，“畿辅”只是“人物略”的一个部分。

孙承泽起初是要撰《四朝人物志》的想法，在当时来北京寻访资料的谈迁的《北游录》中也有记述。顺治十二年（1655年）九月壬午日，谈迁“饭于吴太史（即吴伟业）所”，“太史同年侍郎孙北海承泽撰《四朝人物传》，其帙繁，秘甚，太史肯年余，始借若干首，戒勿泄，特示余曰：君第录之，愿勿著其姓氏于人也”；九月甲

辰日，“吴太史晚又示我孙氏《人物传》若干”

[2]《纪游下》

。据谈迁所言，顺治十二年他在时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的吴伟业家中吃饭，听吴氏说孙承泽正在撰写《四朝人物志》，而且不肯轻易将已完成的书稿示人，甚至吴伟业恳求了一年有余，才借得几篇。即使孙承泽借给吴伟业一些书稿，也特意嘱咐不要泄漏给他人。谈迁此处所提及的《四朝人物志》即《四朝人物传》。

虽然有志于撰写一部《四朝人物传》，但孙承泽首先从自己最了解的畿辅人物入手，并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基本完稿，并先后请王崇简、梁清标、成克巩、魏裔介等人为之作序。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在清初有刻本，后来乾隆朝《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

孙奇逢与孙承泽撰写畿辅人物的学术异同和交往始末

刘仲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北京100101）

摘

要：明清之际，遗民大儒孙奇逢和“贰臣”孙承泽几乎在同时各自撰写了关于畿辅地区的

人物传记，即《畿辅人物考》与《畿辅人物志》。两书在内容取舍和文字笔法上的异同，既反映了两

人的出处背景，同时也都反映了当时的文字禁忌。孙承泽与孙奇逢在明亡前就已结识，入清后两人却没有什么来往。在撰写畿辅人物传记的过程中，彼此虽然互相知晓，但没有直接往来，而是通过祁州学者刁包居间传递信息。他们在修改各自著述的过程中，都参阅利用了对方的成果。直到晚年，孙奇逢与孙承泽才重新恢复了交往。

关键词：遗民与贰臣；学术交往；孙奇逢；孙承泽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72（2010）04-0049-06第12卷第4期石家庄学院学报

Vol.12，No.4

2010年7月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Jul.2010

史部传记类存目。

关于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据其自编《岁寒居年谱》，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畿辅人物考》成，一准《中州考》之例”[3]116。很巧，其完成时间与孙承泽几乎同时。孙奇逢是在《中州人物考》基本完稿之后开始撰写《畿辅人物考》的，至于确切时间现已无从查考。不过，在完成此书的初稿后，孙奇逢又进行了大量增补。

据《日谱》所记载，孙奇逢于康熙元年（1662年）、二年（1663年）对《畿辅人物考》进行了大量增补。康熙元年三月十四日，“得临城吏部郎乔若旻广文、张纯儒死事一则”，编入《畿辅人物考》“忠节”；四月二十九日，撰李孔昭传，入《畿辅人物考》“隐逸”；五月初一日，撰刁克俊撰，入《畿辅人物考》“隐逸”；五月初三日，“重订《畿辅人物考》，至十五日订完”[4]卷十七。实际上，直到康熙二年，孙奇逢还有断断续续的增补、修订，所增补的不仅有人物的评语，还有近30位人物的传记。从《畿辅人物考》同治年间刻本来看，孙奇逢在《日谱》中所记述增补的人物都见存。

与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相比，孙奇逢此书长期淹没于世。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其《总目》著录《中州人物志》而不见该书之姊妹篇《畿辅人物考》。孙奇逢《畿辅人物考》不仅生前没有刊刻，即使在卒后百余年也一直尘封于世。魏裔介撰《夏峰先生本传》曰：“公殁后，赵刺史刻《书经近指》于滏阳。《取节录》六卷、《孝友堂家乘》八卷，旧刻于上谷。《读易大旨》、《圣学录》、《两大案录》、《畿辅》《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难录》、《岁寒居全集》尚未授梓。”[5]卷首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孙奇逢九世孙孙世玫几经寻访，于其族叔家获得完整稿本，始付梓刊印，光绪年间编辑《孙奇逢全集》，得以重刊。

二、学术取向之异同

两相比较，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共收录131人，孙奇逢《畿辅人物考》则收录312人。而实际上，孙承泽《畿辅人物志》中所收人物并未全部见于孙奇逢《畿辅人物考》，尚有30余人未包括在孙奇逢的书中。此外，在人物的编排上，孙承泽回避了对人物的分类，而基本上是以人物的时间先后为序，每一卷3至12人不等。孙奇逢则完全以类相从，分为“理学”、“经济”、“忠节”、“清直”、“方正”、“武功”和“隐逸”。这种收录人物的不同，充分反映了孙承泽与孙奇逢各自不同的倾向与考量。

以易代之际的士人为例。孙奇逢《畿辅人物考》以气节为重，只要是在气节上不纯的概不收入，而本身就是降臣的孙承泽在《畿辅人物志》中则收录了好几位先仕元、后仕明的易代人物。

例如，秦裕伯尽管在后来出仕明朝的过程中有很多情非所愿的因素，但终归说来也算是气节有变的“贰臣”了。这一点与孙承泽是很相像的，其人生经历对他来讲也颇有共鸣。因此，孙承泽在《畿辅人物志》中收录一点也不奇怪。

又如崔亮、开济也是降明的元末臣僚，孙承泽在《畿辅人物志》中并不避讳，而且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评价崔亮说：“公当礼制紊乱之后，酌古准今，不繁不僿，卓然一代之章程，行之三百年而无弊，可谓有功于世道矣。”[1]卷一相反，在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中则绝无此类人物。这绝不是孙奇逢疏于搜求，而是因为降臣根本不符合他表彰“勋名节烈”[6]凡例的目的。

对于明亡之际的死难者，孙承泽与孙奇逢两人的选择标准基本相同，一般只是收录那些因李自成军队的死难者，如成德、范景文、朱之冯、金铉、巩永固、李若琏等人。对于那些抵抗清军的死难者，虽然也偶有收录，但在人物事迹的叙述上，都有避讳当政者的顾虑。在这一点上，遗民与贰臣并没有什么不同。最典型的便是在扬州死难的史可法。史可法祖籍是河南祥符人，但籍隶顺天府大兴，完全符合畿辅人物的标准。孙承泽和孙奇逢都提到了史可法，但处理的态度颇耐人寻味。

从《四朝人物志》稿本来看，孙承泽在撰写之初便将史可法列入了目录，可见他在一开始搜罗畿辅人物时就想到了史可法。但在稿本中有目无文，没写一个字，而是特地在后面标明一“补”字，期待将来补上。后来的二十卷刻本中，仍然有目无文。其他在稿本中标注“补”字的人物都得以补写，而史可法还是空无一文，是疏忽还是没有材料？两者都不是。如果是疏忽，刻本目录中就不会再有“史司马可法”五个字；若是材料不够也讲不通，孙承泽不仅耳闻史可法抗清事迹，而且在明亡前两人就有过交往。孙承泽前后七年撰写《畿辅人物志》而始终没有补写史可法的根本原因是难于下笔，有所避讳而已。

对于史可法，以遗民气节自称的孙奇逢又该如何呢？孙奇逢入清后隐居不仕，一生以气节为重，无求于当政者，原本应该理直气壮地表彰史可法，但他的做法也同样是顾虑重重。孙奇逢在《畿辅人物考》

石家庄学院学报2010年7月50

刘仲华：孙奇逢与孙承泽撰写畿辅人物的学术异同和交往始末

卷三“忠节”中收录了史可法，内容相当简略，基本上是个简历形式的流水账，完全不同于其他人物着意刻画传主忠节事迹的笔法。其文曰：

可法，字宪之，号道邻。先世相符人，后籍锦衣卫。崇祯戊辰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

部云南司主事、山西司郎中、安池兵备道、江西

布政使司右参议兼佥事，协理剿寇军务、巡抚安

庐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户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督师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

士、兵部尚书。乙酉夏，尽节于扬州府城楼，葬于

梅花岭右，遵遗嘱也，树碑于甲午秋七月朔七

日。甲午其生平行谊，载在家志，宦绩相谟纪诸

史乘。[6]卷三

这还只是最后的结果，其实孙奇逢撰《畿辅人物考》之初，甚至根本就没有收录史可法。只因康熙二年（1663年）史可法的堂弟史可程拜访孙奇逢，希望他为其兄立家传，孙奇逢这才写了这篇流水账式的传记。

据《日谱》记载，史可程于康熙二年（1663年）四月访孙奇逢于夏峰，四月二十八日孙奇逢入城与史可程晤谈。二十九日，史可程以其兄史可法传相托，孙奇逢委婉谢绝，并对史可程说：“人为当代、百代之人，则其传之详略，任人各为之，此公传也。至家传，乃示后世子孙者，事必详核，八十岁人便不能胜任。第掇其紧要，入予《人物考》而已。”[4]卷十九按照孙奇逢的意思，史可法的传记，无论详略，自有后来人作，至于史可程希望他撰写的家传，必须翔实准确，孙奇逢以自己已经是八十岁老人不能胜任而拒绝了。但他答应史可程，可以将史可法的生平“掇其紧要”，收入《畿辅人物考》中。

次日，史可程便离开了夏峰。临行前，孙奇逢赠诗曰：“紫气东来慰我思，耄年幸接敢云迟？他乡偏遇失家客，续史恰当焚砚期。尚有山川供谢屐，勉从涕笑和陶诗。绳床相对忘残漏，挥尘凉生五月时。”[4]卷十九再次表达了他不能应允的心情。

第二天，即五月初一，孙奇逢又在《日谱》中写道：“忠襄自初入仕，至阁部督师，精勤敏练，随地效忠，可对宗社神人，可对天下后世，洵无愧色。第当艰巨之任，须有远大之规，知人善任，则人之能皆我之能也。安能以一手一足，左画方而右画圆乎？择君而立，间不容发。约马士英与共功，此最失著。天下事不可为矣，总之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4]卷十九孙奇逢虽然对史可法当时的用人等问题颇有看法，但对史可法本人的气节还是非常推重的，正所谓“可对宗社神人，可对天下后世”。但由于史可法抗击清军事迹的敏感性，孙奇逢也只是敬佩在心而不敢肆意弘扬。早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二月十九日，他给史可程的信中就说：“生平恨未能识令兄先生面，然屡有知己之言，虽未敢告于人，固无时不在胸臆间也。悠悠苍天，感叹何极！”[4]卷九

其实，孙奇逢没有应允史可程的真正原因，还是文字上的避讳。这在五月初二日的日记上就表露无遗：“前闻南中有文字之祸，昨见京报有刻书之禁。静言思之，无前日之刻，则无今日之祸也。”[4]卷十九孙奇逢此处所言“文字之祸”就是清初第一大文字狱——

—庄廷鑨“明史案”。顺治十八年（1661年），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庄廷鑨私刻《明史辑略》，至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结案，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惊闻如此血雨腥风的文字狱，孙奇逢也不得不发出“无前日之刻，则无今日之祸”的感慨。史可法死于抗清斗争，撰写这样的人物传记显然不能不有所顾虑。十二日，他在《复田华石》信中说：“《甲申录》、《畿辅考》两集，俱不欲示人。”[4]卷十九孙奇逢之所以不愿将《甲申录》、《畿辅考》轻易示人，恐怕主要也是因为文字上的顾虑。也正因为此，孙奇逢没有答应史可程的要求，而且即使在《畿辅人物考》中收录史可法，也是不能再简单的履历表。

史可法是明清鼎革之际忠节死难者的代表人物，对于这样重要的人物，孙承泽只是在目录中列举其名，而不敢有任何记述。哪怕是孙奇逢，也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其履历而已，至于生平行谊，未尝多言半句。由此可见，在清初的高压统治下，无论是贰臣还是遗民都迫于当时的文字压力而不能不有所顾虑。

三、围绕两书撰写的交往

孙承泽与孙奇逢几乎在同一时间各自撰写一部畿辅人物传记，那么两人之间是否互相知情呢？事实上，两人不仅彼此知晓正在撰写内容大致相同的书，而且在成书过程中互相有参阅。但他们的这种交流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通过祁州学者刁包进行的。

刁包早年就向慕孙奇逢学术，曾以弟子师之，入清以后，两人都隐居不仕，往来不断。与此同时，刁包与孙承泽也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往来。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刁包得以居间传递信息。刁包曾经在给孙承泽一封信中说：“苏门（即孙奇逢）所寄《人物考》目

第4期51

录三纸，谨奉上。包阅之，见先子获入隐逸一流，在征君固非阿好者也。内举不避亲，敢备录其稿迹以闻，一乔二张早入征君网罗中，与包向来所谆谆者盖不谋而合也。”[7]卷二通过刁包，孙承泽不仅知道孙奇逢正在撰写《畿辅人物略》，而且看到了其目录内容。

可见，孙承泽不仅知道孙奇逢正在撰写《畿辅人物考》，而且至少看到了该书的目录。那么孙承泽在自序中为何只字不提孙奇逢及其《畿辅人物考》呢？

这与孙承泽与孙奇逢两人在入清前后的交情有直接的关系。陆陇其在《三鱼堂日记》中转述陆元辅（字翼王）所言，明确说二人有过交往。康熙十七年（1678年），陆陇其来到北京，“（戊午八月）廿七，与陆翼王谈言：……又云，容城孙奇逢，鼎革初亦几蹈不测，孙北海救之得免，遂与北海友善，然两人学术则不同也”[8]卷上。康熙六年（1667年）十一月初三日，孙奇逢在给孙承泽的一封信中也说：“至济上一事，借先生曲突之力居多，此尤某所偏受其福者。”[4]卷二十八可见，孙承泽的确曾经是孙奇逢的救命恩人。但关于孙承泽援救孙奇逢之事，除了孙奇逢晚年的这封信中有所提及之外，遍查孙奇逢的各种著述，就再也没有详细的记述。可以推断，由于两人出处不同导致了二人后来的交往越来越少，作为遗民的孙奇逢是不愿意留下此类文字的。

孙奇逢如此，孙承泽又何尝不是？以《畿辅人物志》中“鹿善继”的撰写为例，稿本中有句话为：“万历丙午举于乡，过容城，与孙奇逢切脯酌酒，定交杨忠愍墓下。”[9]第九册刻本则改为“万历丙午举于乡，过容城，与同社友切脯酌酒，定交杨忠愍墓下。”[1]卷十一毫无疑问，孙承泽在修改稿本的过程中刻意将“孙奇逢”三字改为了“同社友”。孙承泽在稿本中关于鹿善继与孙奇逢定交的说法，很可能是本自钱谦益为鹿善继所作的墓志铭。《初学集》卷五十《太常少卿管光禄寺丞事赠大理寺卿赐谥鹿公墓志铭》有言：“万历丙午举于乡，过容城，与孙奇逢酌酒切脯，定交杨忠愍墓下。”[10]卷五十《初学集》是钱谦益在明朝灭亡之前所写诗文的总集，系钱谦益门人瞿式耜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刻成，在清初流传颇广。孙承泽在撰写鹿善继的传稿时不仅参阅了《初学集》，而且是在钱谦益所撰鹿善继墓志铭的基础上直接删改而成。孙承泽所言不仅有所依据，而且也有孙奇逢本人的说法为明证。孙奇逢在所著《畿辅人物考》中也说：“予四十年交公（即鹿善继），知公之志，知公之学，方与公定交忠愍祠下，固慨然有杀身不悔之意。”[6]卷一孙承泽在稿本中既然明确写明鹿善继与孙奇逢定交，但在后来又将其姓名隐去，看来是有意而为的。其根本原因是两人在入清后因气节不同而几乎断绝了来往。

那么，孙奇逢是否知道孙承泽与此同时也写了一本《畿辅人物志》呢？答案同样是肯定的。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孙奇逢在给刁包的信中说：“孙少宰《四朝人物志》，不敢向年兄借观，但求录其名姓见寄，与仆所辑一印正，亦快事也。两考有稿本无清本。浩繁难以誊写。少宰如果有意，容当寄目录。吏部乔临城，止知其烈死，未有事迹。大凡此等事，非遗则滥，即不遗不滥矣，而寥寥数语，始末未备，亦觉未畅。此事可与商者甚少。恨无术缩地，共知己一倾倒耳。”[4]卷十七从信中语气来看，孙奇逢在此之前就得知孙承泽撰有《畿辅人物志》一书，只是没有直接联系孙承泽，称自己“不敢向年兄借观”，而是希望刁包抄录其目录内容，寄给自己。同时，又通过刁包传话，称孙承泽“如果有意”，自己还可以“寄目录”。

通过后来事实推断，在这之后不久，孙奇逢通过刁包不仅得到了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的目录，而且看到了全书的内容。有一例可为证：康熙元年（1662年）十月二十六日，孙奇逢在补写李若琏的按语时引用了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畿辅人物考》卷二“李若琏”传后的评论曰：“岁寒老人曰：……往闻孙文正称卫帅刘侨之贤，袁督师奸细一案，未免疑其失入迩。钱宗伯称保全善类者，有山阴之吴孟明。今孙少宰《志》中谓：孟明以锦衣籍居京师，其人更可念也。因李成甫而录纪之。”[6]卷三“孙少宰”，即孙承泽。孙奇逢所撰《畿辅人物考》没有收录吴孟明，而孙承泽《畿辅人物志》卷十八收录。如果孙奇逢没有看到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的内容，不会在撰写李若琏按语时有这样的评论。

此外，我们将孙奇逢在康熙元年、二年所补写的人物传记与孙承泽《畿辅人物志》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孙奇逢所补写的绝大部分人物同时也是孙承泽《畿辅人物志》中所收录的人物。自康熙元年十月至康熙二年三月，孙奇逢先后补写了张学颜、苏皋、达其道、刘体乾、岳伦、刘元震、梁梦龙、张主敬、王嘉谟、孙绪、米万钟、梁应泽、崔景荣、李若琏、郭登、袁彬、张天衢、张诗、傅好礼、朱希忠兄弟、卫时春、赵养冲、赵养蔚等25人。其中，只有苏皋、赵养冲、赵养蔚三人是孙承泽《畿辅人物志》中所没有的人物。

孙承泽《畿辅人物志》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

石家庄学院学报2010年7月52

已经基本完稿，而孙奇逢所补写的这些人物是在康熙元年（1662年）十月至二年三月，而在此之前的康熙元年四月左右，孙奇逢通过刁包已经看到了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的目录和内容。因此，孙奇逢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大量补写人物，而且其内容与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的内容大致相同。毫无疑问，孙奇逢参考利用了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

孙奇逢当然不是原文照抄，但就不同之处来看，也很容易推断是孙奇逢在孙承泽基础上的改写。

以张学颜传为例，孙承泽《畿辅人物志》与孙奇逢《畿辅人物考》只有以下两处不同：一是对张居正的称呼，孙承泽《畿辅人物志》为“张居正”、“居正”，孙奇逢《畿辅人物考》中则为“江陵”；二是传末对张学颜的评论字句略有不同，孙承泽《畿辅人物志》曰：“此后边政废弛，不复见赫声濯灵之景矣，然后知江陵之相业不可及，而无识浮薄之士居议论之司，未有不败天下事者也。”[1]卷八孙奇逢则以“岁寒老人”的评语曰：“明代近三百年，富强未有如江陵时，公实与之同心公济，故能拓疆富国。此后边政废弛，不复见赫声濯灵之景，不能不令人思江陵耳。罢内操一疏，洞悉情弊，千古快谈。”[6]卷二显然，孙奇逢在孙承泽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再以达其道传为例，孙承泽《畿辅人物志》曰：达其道，字行甫，任县人。中第后授工部主事，管榷济宁诸闸。癸亥，转员外郎，管后库出

纳。库与闸俱腴地，而一无所取。甲子，迁郎中。

肃皇帝命疏玉河甚迫，众僚皆怵焉，莫敢应。尚

书雷公独以属之。未及，河工成，赐金币。丙寅，转河南按察司副使，提督学校，叹曰：“今之督

学者，弊在重文艺，斯道化衰，徇干请，斯巾裳

滥，此系于世教非渺小也。”乃程业兼稽行谊，以树标立极要，使人名实不爽。其登进黜罚惟

执之已，即尊要素所厚善之子弟，不少曲假，故

风用丕变，而中土多彬彬文质之士。隆庆戊辰，乞休归，箧惟古书数帙，了无长物，人称其清。

且取士一途，祖宗朝惟重行谊，故一时人物为

盛，后乃止，以文艺相尚，士无实修，所以朝多秕

政，安得如达公者而衡量人士哉。[1]卷七

孙奇逢《畿辅人物考》曰：

达其道，字行甫，任县人。中第后授工部主事，管榷济宁诸闸。癸亥，转员外郎，管后库出

纳。库与闸俱腴地，而一无所取。甲子，迁郎中。

肃皇帝命疏玉河，工成，赐金币。丙寅，转河南

副使，提督学校，叹曰：“今之督学者，弊在重文

艺，斯道化衰，徇干请，斯巾裳滥，此系于世教非

小。”乃程业兼稽行谊，以树标立极要，使人名

实不爽。其登进黜罚，即尊要素所厚善之子弟，不少曲假，故风用丕变。隆庆戊辰，乞休归，箧

惟古书数帙，了无长物，人称其清。岁寒老人曰：取仕一途，祖宗朝惟重行谊，故一时人物为盛；

迨其后也，士无实修，故朝多秕政，若行甫者，亦

可谓能行其道也。[6]卷四

两相比较，孙奇逢《畿辅人物考》，除了最后一段“岁寒老人曰”以外，基本上是孙承泽《畿辅人物志》的缩写；即便是最后的评论文字，也明显可见，孙奇逢是在孙承泽的基础上有所发挥而已。其他所补写的人物也大多如此。可见，孙奇逢于康熙元年、二年补写《畿辅人物考》时不仅参阅了孙承泽《畿辅人物志》，而且直接利用了其内容。孙奇逢作为遗民，虽然在气节上对“贰臣”孙承泽颇有看法，但他确确实实利用了其学术成果。在这里，贰臣与遗民的学术产生了互动。

孙奇逢与孙承泽在明清鼎革后几乎断绝来往，即使在撰写畿辅人物传记时互有耳闻，也只是通过第三者居间传递信息，尤其是孙奇逢还坚守着遗民阵地的道德约束。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遗民与贰臣的壁垒似乎不再那么坚固。孙承泽退居山林后潜心著述，以理学自省；孙奇逢也似乎多了一份“世运有维新，人情仍如旧”的心情，两人在晚年又重新恢复了来往。

康熙六年（1667年）十一月初三日，孙奇逢给孙承泽写有一封信，曰：“某身老樵渔，漂泊自废，分不敢通当世之达人君子。然于先生有不能默然者。盖先生自投林，以逞力振正学，元灯一线，久为修士所归。至济上一事，借先生曲突之力居多，此尤某所偏受其福者。自忖谫陋，何以得此于先生长者哉？尝闻祈奚往见于范宣，伟节陈说于窦、霍，拯溺救焚之心，亦云苦矣。而叔向未有感恩之辞，孟博竟无报德之语。某不敢方古人，而先生则远过之矣。此言久不敢溷左右，偶值定园主人遣使见过，附布。区区知定园为先生石交也。前读《畿辅人物志》，甚佩人伦衡鉴。闻著作甚富，不知肯惠教否？”[4]卷二十八从信中可知，在此之前，孙承泽曾经托好友“定园主人”戴明说问候孙奇逢。而此时的孙奇逢对退居近二十年之后的孙承泽的看法也已经有了改变，认为孙承泽“逞力振正学”，“久为修士所归”，颇有认可之意。更重要的是，孙奇

第4期刘仲华：孙奇逢与孙承泽撰写畿辅人物的学术异同和交往始末53

逢没有忘记孙承泽援救自己的恩情。在信中，孙奇逢援引了春秋时期祈奚救叔向和东汉时期贾彪援救范滂两个历史典故，将孙承泽比为祈奚、贾彪。可见，年已古稀的孙奇逢已经不愿再背负遗民的道德重负。

明清鼎革之际，那些拒绝出仕清廷的明朝臣子成为遗民，相反那些出仕者则被后人戴上了贰臣的帽子。遗民与贰臣不仅是政治态度的区别，而且还往往成为品格高下的标签。明清之际士人出处的不同，既影响了他们的学术取向，也影响到了他们之间的交往。但在整个清初的时代背景下，遗民与贰臣的学术又带有一些共同的时代特征，文字禁忌便是其中之一。同时，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清政权的统治日趋稳定，遗民与贰臣的交往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尴尬。

[1]孙承泽.畿辅人物志[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第

5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谈迁.北游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孙奇逢.岁寒居年谱[M]//北京图书馆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第6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4]孙奇逢.日谱[G]//张显清.孙奇逢集：下册.郑州：中州古籍

出版社，2003.

[5]孙奇逢.夏峰先生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孙奇逢.畿辅人物考[M]//张显清.孙奇逢集：中册.郑州：中

州古籍出版社，2003.

[7]刁包.用六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6册.济

南：齐鲁书社，1995.

[8]陆陇其.三鱼堂日记[M]//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孙承泽.畿辅人物略[O].国家图书馆藏.

[10]钱谦益.初学集[G]//钱牧斋全集：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程铁标）

石家庄学院学报2010年7月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un Qifeng

and Sun Chengze’s Writing of Biographies

LIU Zhong-hua

（Institute of History，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101，China）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Sun Qifeng and Sun Chengze wrote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their respective biographies on the figures of Jifu area，namely，Jifu Renwu Kao and Jifu Renwu Zhi.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in the content selection and writing technique between the two books reflect not only their origin，but also the language taboo.They got to know each other before the demise of the Ming Dynasty，but almost no interac－tion in the Qing Dynasty.When they wrote their own book，they exchanged information through another intermediary named Diao-bao rather than direct contact.They refered to the results of each other in process of revising their own book.Their contact didn’t resume until their later years.

Key words：adherent and turncoat；academic exchange；Sun Qifeng；Sun Cheng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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