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吗？

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吗？

编者按：日本、韩国、以色列、中国台湾等并没有选择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那种“土地大集中、资本大投入、装备高科技、企业式管理”的模式，而是把着力点放在大力发展先进的生物科技和小型机械上，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充分鼓励农民开展家庭经营式的精耕细作。

近年来，长城内外、塞北江南，农村土地流转活动持续升温。截至2010年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85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14.7%。形势之好，成就之大，让各级农业部门非常自豪。

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异军突起”，使得近似“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农业生产，在窘境中突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状态。因为国家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所形成的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并没有真正成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持久“动力”，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不得不严肃警告：“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局面没有得到顺利的形成。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

农业现代化的主流思路

针对当前“三农”工作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央不可谓不重视，地方不可谓不努力，为什么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这个“老大难”问题却长期得不到有效突破呢？

经过反复检讨，人们终于发现核心“病灶”很可能出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上。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人均仅为一亩多地，无论怎样精耕细作，整体经济效益都是微乎其微。甚至有人持一种近似绝望的论调：就算允许农民将自己的承包地用来种罂粟熬鸦片，也断然不可能发财致富！

因此，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都认为：如果能够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温柔”路径，让零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静悄悄”地向种养大户和“龙头”企业集中并形成规模经营的话，生产资料细碎化、基础设施建设与科学技术推广难、投入成本高、产出效益低、农民增收慢等长期困扰“三农”的许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农业现代化的美好愿景就会指日可待。

正因为这种价值取向的不断“发酵”，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开始高调登台，而且经常性地在主流媒体中被誉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然而，当问及什么是“农业现代化”时，不少干部则朦朦胧胧甚至晕晕乎乎，并不能真正把握其基本的内涵特征，表现出人云亦云的随意性与生搬硬套的非理性。

根据我的调查，多半的党政干部主要是通过这样几句非常时髦的口号来理解农业现代化的，即“用现代工业经营理念谋划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还有一种说法：农业现代化就是“主体多元化，核心科学化，特征商品化，方向集约化，目标产业化”。为了让大家听懂，还有人将其翻译成更通俗的解释：“农业现代化就是土地大集中、资本大投入、装备高科技、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齐全、多样性经营、企业式管理、产品质量好、市场竞争强、经济效益优、生态环境美”。

按照上述方方面面的形象描绘，“农业现代化”当然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好东西”！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科学力量与理性思维，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极其完美至善的社会环境里，困惑了我们多少代人的中国“三农”问题必然一扫而光，从此销声匿迹，不再祸国殃民。

农业现代化：“西洋景”还是“中国画”

但是，恕我直言，包括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内，我国广大农村中不仅个体小农户无法达到这种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标准而只能“望洋兴叹”，就连很多自认为实力不俗且已羽翼丰满的“龙头”企业，也是不敢高攀而自叹弗如的。

可以说，这个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概念以及它所引申出来的客观标准，对中国来讲，且不说目前条件不具备，就算在往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也都将是不可能成功登顶的“珠穆朗玛峰”。为什么？因为它是地地道道的西方“舶来品”，是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照搬照抄来的一张美丽的“西洋景”，而不是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由我们针对自己的具体国情所精心描绘出来的一幅“中国画”。

众所周知，农业的发展对耕地、土壤、淡水、劳动力、气候等自然资源条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国家的区位地理与资源禀赋不同，优势和缺点则各异，农业现代化便应具有彰显本国特色的概念与内涵，并必然呈现出差别性、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真正能推行“土地大集中、资本大投入、装备高科技、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齐全、多样性经营、企业式管理”这种模式的

地方，在当今的世界上也属凤毛麟角，仅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极少数几个国家才“玩得起”。

把美国称为“农业强国”是无可置疑的。中国人看美国农业最“过瘾”和最“震撼”的东西，便是美国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高科技支撑，但很少了解美国也为农业现代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例如在投入上，美国对农业领域的投资历来比工业领域的投资大，每生产1美元农产品，约投入8美元，在联邦政府预算中仅次于国防开支，占第二位。在消耗上，美国每年生产3000亿公斤粮食，要消耗6000万～7000万吨石油、800万吨钢铁，同时消耗大量的磷、钾等肥料。在污染上，美国农业严重依赖化肥和农药，化肥和农药的过量施用导致土壤恶化和环境污染。美国有31个州存在化肥污染地下水的问题，衣阿华州大泉盆地从1958年至1983年的25年间，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浓度增加了3倍。美国现在每年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为4.5亿至5亿磅，其对土壤和水资源造成的污染已经无法清除。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农业现代化是一种资本、技术和能源密集型产业，靠的是用高投入来换取高产出。这种农业模式很难避免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困境：资本替代土地的结果，是大量的能源消耗、巨额投入和沉重的财政负担，并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结果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导致了劳动力失业和两极分化。有学者断言：当发达国家在强大的价格支持下进行世界农产品倾销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小农便必然纷纷破产。发展中国家如果不从根本上颠倒世界的既定秩序，要想复制美国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便是痴心妄想。这种模式你既学不到，也不敢学。

其实，日本、韩国、以色列、中国台湾等地区，现代农业也相当发达，甚至可与美国农业“叫板”。这些国家与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普遍存在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属于耕地资源严重短缺的类型。他们在培育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并没有选择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那种“土地大集中、资本大投入、装备高科技、企业式管理”的模式，而是把着力点放在大力发展先进的生物科技和小型机械上，并紧密围绕农业生产在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和农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需求，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充分鼓励农民开展家庭经营式的精耕细作，从而大幅提高土地产出率，以保障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始终处在相对平衡的水平上。

我2010年在台湾南投县信义乡调查其农业时，该乡农会理事长告诉我，政府不支持农村土地向大户和企业集中，即使有足够的理由，也不能超过30亩。

不知是什么原因，东亚地区的这一现代农业模式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我们总是喜欢把目光“钉”在美国模式上。

其实，我们的邻居——菲律宾就曾经做了一回扎扎实实的“冤大头”而成了“反面典型”。当年，菲国的许多“海归派”认定，菲律宾的农业和农村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学习美国经验，依靠资本的力量来改造落后的小农生产。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大力鼓励农民土地流转，积极支持资本下乡搞规模经营，放手让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村和农业生产。在这种形势下，大量农民成了农业工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高速发展阶段，被“誉”为有效解决了“三农”问题的“亚洲典范”。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资本日益替代劳动，农业工人被陆续“炒鱿鱼”。大量失地和失业农民涌入各类城市，而城市又无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失业问题迅速转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菲律宾的人才满世界流浪，女人作为“菲佣”更是成为国家名片。只要一到香港，就可以发现铺天盖地的都是菲律宾“保姆”。菲律宾经济社会至今仍然是不知何日为止的衰败态势，就是“三农”问题引爆的炸弹。

大规模生产与农民就业问题

菲律宾学习美国农业模式得到惨痛教训，就算中国有朝一日GDP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大哥大”，政府财政富得流油，有钱实现“资本大投入”了，也不见得就可以推行美国的现代农业模式。因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人均仅有1.39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美国现有可耕地约1.52亿公顷（1公顷=15亩），牧场5.6亿公顷，加在一起，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3.18%，人均耕地0.66公顷，是世界人均耕地（0.23公顷）的近3倍。美国不仅地多，而且人少，全国总人口只有3亿。其中，农业人口更是微乎其微，大概为600万人。“吃饭”对中国来讲是“天大的事”，在美国则为“小菜一碟”。为防止化肥、农药等工业产品对土壤的污染，有些州还颁布专门法令，让大量的土地每年有计划地进行“休耕”以涵养地力。

美国由于地多人少，农业在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可以大量采用机械化作业，中国农村土地则很难集中。我在湖北省监利县“驻村”时，发现网市镇三官村11组农民闻传海当年按人口分了27亩地，散在9处，共19块，最大的2亩，最小的3分。由于耕地不能连片，品种改良、技术推广、防虫治病、机械操作、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等各项工作步履维艰，规模生产与规模经营根本就无法形成“气候”。

且不论中国农乡山村复杂的地形地貌，很难全面推广美式机械化、规模化、市场化的大农业搞法；就算客观条件允许中国推行美式农业现代化，用企业化大生产淘汰家庭式小生产，广大农村山乡的数以亿计农村劳动力怎么办？怎样妥善解决他们的失业

问题？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高达1.7亿，每年还将新增劳动力六百多万，进一步机械化势必会导致更多农民失业。

我当年在农村当农民之时，家家户户都养猪。养猪成为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路径，墙头上到处贴的标语也说“要致富，多养猪”。现在的绝大多数农民家庭已经不养猪了，因为政府以强大的财力支持社会资本兴办规模化的养猪企业，每个万头养猪场，均可获得100万元的财政补助。在规模化大生产的沉重打击下，本来就孤独无助的弱势农民便只有接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一残酷现实了。

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多年前就曾讲过：让“资本下乡”集中土地，并号称这是代表农民的愿望和农业的方向；但这只是菲律宾道路，是印度道路，是拉美道路，是资本至上的“主义”。

千万不要忘记，在中国，家庭承包经营的小生产方式目前仍然还是最重要的就业领域。据农业部统计，以植棉为主业的农村劳动力大约为5292万人，以种粮为主业的农村劳动力大约为14726万人。算大数，占到全国农村劳动力的一多半。这样庞大的农民队伍，主要通过在碎片化的一块块承包责任土地上的精耕细作，来获取很高的单位产出率，从而维系全家人基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

可以说，我国的农业，不仅耕地产出效率比美国要高得多，而且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都是美国人望尘莫及的。所以，中国的小农生产方式虽然给人一种原始、落后、碎片化、低效率的感觉，但实际上非常有效地解决了巨大的就业压力，支持了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进程，保障了13亿人口的农产品供给，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

但是，很多人对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农业形势视而不见，热衷于推销以美国经验为主要内涵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导致有的职能部门被“迷魂汤”灌顶，照葫芦画瓢甚至是削足适履地规定出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因此，也才有了这样一个逻辑结论：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与唯一选择。

在这个逻辑结论的广泛影响下，一场以土地流转为过程的运动式的规模经营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被强力推进，而国家规定的农民自愿、有偿和依法的主体性三原则和“适度规模经营”要求则轻而易举地被遮蔽起来了。

我不知道当前正在一些地方试点的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是不是为日后规模经营的发展“鸣锣开道”？倘若果真如此，这“玩笑”就可能开大了。

规模经济一定提高效率吗？

从理论上讲，当土地经营面积达到一定规模后，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有可能会迅速提升，因为规模经营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但实践反复证明，一般情况下的规模经营并不见得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因为农业与工业是两个内在规律完全不同的产业领域，工业品的加工生产在工厂里无分日夜晴雨，也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按一定标准便可以程式化反复操作。农业领域十分特殊，生产过程中的地域性、季节性非常强，极容易遭受地形、地貌、环境、气候、干旱、水涝等自然条件的严重制约，很难形成大规模、高标准、统一化的生产态势，需要大量人力投入，因地因时制宜地去精细化耕作和节点式管理。这就是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违背了这一点，纵使形成了规模经营的局面，往往也是粗放经营、广种薄收，不一定就比农民家庭式小生产的效益更好。

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同志也认为：“不是家庭选择了农业，而是农业选择了家庭，世界各国概莫能外。”他觉得，“只讲土地流转，不讲稳定承包关系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不对的。必须考虑怎样才能使农民离开土地后生活水平不下降，长远生计有保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必须立足人多地少的国情来搞现代化。不能搞大资本下乡，兼并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同时，陈锡文表示，稳定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不是维持传统的小农经济，而是要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经济的事情办好。他进一步说，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意味着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不顾中国具体国情，忽视农业领域的本质特征，特别是轻率地把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的身家性命置之于城乡社会“二元”结构下尚属很不完善的城镇化，想当然地用现代工业经营理念谋划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是用虚无缥渺的梦幻概念来构筑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说轻点是“食洋不化”的愚蠢，说重点是“祸国殃民”的罪行。

（作者为湖北省社科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