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的目标与鼓励交易原则

王利明:合同法的目标与鼓励交易原则

合同法的目标，或称合同法的规范功能，乃是应贯彻于整个合同法中的精神。关于目标问题，两大法系的合同法理论大都认为，这是一个与合同当事人的意志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问题。美国学者罗伯特·考特等指出：“合同法的基本目标是使人们能实现其私人目的。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的行动必然有后果。合同法赋予我们的行动以合法的后果。承诺的强制履行由于使人们相互信赖并由此协调他们的行动从而有助于人们达到其私人目标。”

〔1〕由于合同法旨在赋予当事人的意志以法律效果，因此合同法应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作为其基本原则。

在我国，合同法的目标在有关合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立法目的中得到了体现，〔2〕这些规定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合同法旨在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见，尽管我国合同法因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而具有不同于西方合同法的一些特点，但因为我国合同法在本质上仍然是以调整交易关系为其任务的，因此，合同法必然以维护合同自由、保障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交易秩序作为其基本目的。

保障合同当事人的权益乃是合同法的保护功能，然而，合同法除具有保护功能外，还具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和目标，即鼓励当事人所从事的自愿交易行为的功能，这一目标体现在多方面，诸如鼓励当事人订立合法的合同、努力促成合同的成立并生效、充分保障合同的履行和合同利益的实现，等等。鼓励交易的功能与保护功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合同法不能对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予以充分保障，不仅不能体现出鼓励交易的价值，反而会起到不适当地限制和阻止当事人从事交易活动的消极作用。然而，鼓励交易的功能又不能为保护功能所替代。

因为鼓励交易不仅仅体现在对合同当事人的权益保护上，而且体现在对合同的成立和效力的评价上（如是否应宣告合同已经成立，或应否宣告合同无效或被解除），强调对当事人的权益保护，常常并不能解决在合同的成立和效力等方面如何体现鼓励交易的功能的问题。我国合同法为什么应以鼓励交易作为其重要目标？这首先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所决定的。众所周知，所谓合同，特别是双务合同乃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所谓交易，是指独立的、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就其所有的财产和利益实行的交换。这些每时每刻发生的、纷纭复杂的交易关系，都要表现为合同关系并要借助于合同法律规则予以规范，合同象一把“法锁”一样拘束着交易当事人。合同的一般规则就是规范交易过程并维护交易秩

序的基本规则，而各类合同制度也是保护正常交换的具体准则。典型的买卖活动是反映商品到货币、货币到商品的转化的法律形式，但是商品交换过程并不只是纯粹买卖，还包括劳务的交换（诸如加工、承揽、劳动服务）以及信贷、租赁、技术转让等各种合同形式。它们都是单个的交换，都要求表现为合同的形式。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交易活动都是通过缔结和履行合同来进行的，而因为交易活动乃是市场活动的基本内容，无数的交易构成了完整的市场，因此，合同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法律关系。〔3〕所以，为了促进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就必须使合同法具备鼓励交易的职能和目标。因为鼓励当事人从事更多的合法的交易活动，也就是鼓励当事人从事更多的市场活动，而市场主体越活跃，市场活动越频繁，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鼓励交易是提高效率、增进社会财富积累的手段，这不仅是因为只有通过交易才能满足不同的交易主体对不同的使用价值的追求；满足不同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价值的共同追求，而且因为只有通过交易的方式，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源的最有效利用。按照美国经济分析法学家的观点，有效率地使用资源必须借助于交易的方式。只要通过自愿交换方式，各种资源的流向必然趋于最有价值的使用。当各种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价值，就可以说它们得到最有效的使用。美国学者波斯纳等人认为，最初的权利分配并不影响到它的最有效使用，交易自然导致财产向最有效的使用者手中转移。〔4〕假如A有一批货物，他认为对他仅值100元，而认为该批货物对他值150元，只要双方在100元至150元之间就该货物的买卖成交，则双方都会受益。假如B在以125元购买以后，C认为该批货物对他值160元，如果C以150元购买该批货物，则C也将从交易中获利，并且通过交易使该批货物向最有效利用它的手中转移，资源也得到了最有效的利用。〔5〕尤其应当看到，美国经济分析法学家认为这种自愿的交易不仅使交易当事人受益，而且也将使社会从中受益。因为，在A、B交易后，AA的财产从100元增值到125元，增加了25元，而B 也从交易中获得了25元的利益。A、B之间通过交易使该批货物的价值增加了50元，这不仅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而且使社会财富也得到增长。〔6〕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法的交易是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的重要手段，这就决定了以调整交易关系为基本任务的合同法律，应以鼓励交易作为其基本目标。合同法本身虽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却可以通过鼓励交易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所以，法国学者Tony Weir 指出，侵权之债的规则主要起保护财富的作用，合同之债的规则则应具有创造财富的功能。〔7〕鼓励交易是与维护合同自由、实现合同当事人意志和订约目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事人的自主自愿是交易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自愿，则不是公平和公正的交易。所以，按照西方合同法的经典理论，“合意是构成真正交易的精神事件”。〔8〕在市场经济社会，每个市场主体作为一个合理的“经济人”（或象罗马

法所称的“良家父”），都是为了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而订立合同的，同时，也希望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实现其订约目的，所以，在当事人自愿接受合同关系拘束的情况下，如果合同本身并没有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则任何第三人强迫当事人解除合同或宣告合同失效都是不符合当事人意志的。由此可见，鼓励交易，努力促使当事人订约目的实现，则是符合交易当事人的意志的。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说鼓励交易，首先是指应当鼓励合法、正当的交易。合同的合法性是合同能够生效的前提，也就是说，在当事人的合意不违背国家意志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道德的前提下，此种合意才能够生效。如果当事人之间已经成立的合同，违背了法律或社会公共道德.则此种交易不仅不应当受到鼓励，而且应当追究交易当事人的责任。其次，我们所说的鼓励交易，是鼓励自愿的交易，也就是指在当事人真实意思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交易。基于欺诈、胁迫或其他意思表示有瑕疵的行为而产生的交易，常常并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特别是意思表示不真实一方的意志和利益，因此也会产生不公平、不公正的交易，对此种交易活动不应当予以鼓励，而应当通过可变更、可撤销等法律规则予以限制和调整。

鼓励交易是合同法的目标，也是我国合同法中所必须具有的方针和规范功能。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不发达，对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鼓励交易规则未能引起立法者的足够重视，因此，在现行立法中，许多规则不仅未能起到鼓励交易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对交易活动起到限制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现行合同立法所规定的无效合同的范围过于宽泛。例如，民法通则第58条对无效民事行为的列举过宽，特别是将通过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手段迫使另一方在违背真实意志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都视为无效民事行为，此种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但将这些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不是作为可撤销的合同，而是作为无效合同来处理，确实在客观上不适当地扩大了无效的范围。因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只能由当事人自己才能作出决定，局外人常常难以作出判断，即使一方当事人受到另一方当事人的欺诈和胁迫，受害人若不主动提出请求，局外人也无从知道。如果将其规定为无效合同使其当然无效，则在受害人不愿意使该合同失效，而自愿接受该合同的拘束时，现行立法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则对受害人显得过于苛刻，同时，因为立法允许国家有关机关对无效合同加以干预，即应主动宣告这些合同无效，这就消灭了一些不应当消灭的交易，而且也不利于保护善意的第三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现行立法没有对合同的成立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因为有关合同法律和法规列举了各种合同的主要条款（例如《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条例》规定了12项必要条款，而经济合同法第12条也规定了5项主要条款），而立法者对这些条款的性质未能作出解释，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误解，即认为任何购销合同或经济合同都必须具备这些条款。从而在实践中，许多法院认为只要合同不具备法律所规定的主要条款，就应当被宣告无效，从而造

成了无效合同在实践中适用得十分宽泛的现象。尤其应当看到，我国现行立法对合同在违约情况下的解除也缺乏必要的限制。例如，根据经济合同法第26条的规定：“由于另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非违约方有权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这就是说，只要债务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不管此种不履行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债权人均可以解除合同。该条规定没有对因违约而导致的解除权的行使作出限制，实际上是允许一方在迟延履行后，另一方可自由行使解除权，我们认为这样规定是不妥当的。在实践中，许多法院据此而认为只要一方违约，哪怕是轻微违约，都可以宣告合同的解除，确实使很多不应当被消灭的交易而发生消灭。

我们认为，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确实存在过宽地使用合同无效和解除制度、过多地宣告合同无效和解除的现象。此种现象与鼓励交易原则是完全背离的，因为合同一旦被宣告无效或解除，则意味着消灭了一项交易。即使当事人希望使其再继续有效也不可能。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规定能起到保护交易当事人利益、维护交易秩序的作用，但从总体上说，因其没有体现鼓励交易的原则，因此是不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具体来说：第一，它不利于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是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手段，正如阿蒂亚所指出的，复杂的信贷经济的出现，意味着在财产流转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人们有必要比以前在更大范围内依赖于许诺和协议。〔9〕合同关系越发达越普遍，则意味着交易越活跃，市场经济越具有活力，社会财富才能在不断增长的交易中得到增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美国法学家庞德提出了一句名言，即“在商业时代里，财富多半是由许诺组成的”。〔10〕如果将一些内容合法的但某些条款欠缺，或意思表示有瑕疵而当事人自愿接受，或存在轻微违约但未给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害的合同均作为无效或应解除的合同对待，确实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第二，它不利于减少财产的损失和浪费。不应当被宣告无效或解除的合同，一旦被宣告无效或解除以后，就要按照恢复原状的原则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互返还已经履行的财产或赔偿损失的责任。相互返还财产不仅意味着当事人为履行已经支付的费用不能得到补偿，订约目的不能得到实现，而且因为这种相互返还，将会增加不必要的返还费用，从而造成财产的损失和浪费。特别是在一方当事人根据另一方当事人的特别需要而制作、加工某种产品的情况下，在相互返还财产以后，如果不能找到需要该已加工出来的产品的人，则会严重造成财产的损失和浪费。所以，从效率的标准来看，过多地宣告合同无效或解除，在经济上是低效率的。第三，它不能有效地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关系常常形成交易的锁链，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合同几乎从来不是单独出现的，某一合同所以有成立的可能是由于其过去曾有上百个合同，即所谓上游合同。任何两个人都可以成立买卖铅笔的合同，但两个人单靠他们自己是不能生产一枝铅笔的。”〔11〕由于各种合同

关系形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的交易锁链，因此，过多地或不适当地宣告合同无效或解除，必然会造成许多交易的锁链中断，对其他一系列合同的履行造成障碍，，并且给合同关系当事人的利益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第四，它不符合当事人的意志。当事人订立合同，都旨在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实现其订约目的，如果过多地宣告合同解除或无效，并不定符合当事人的目的，尤其在许多情况下，宣告合同无效或解除，对无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并不是有利的。例如，因一方的过错使合同的某些条款不齐全，但无过错的一方愿意接受合同的履行，却因为合同条款不齐全而宣告该合同无效，这是不符合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意志的。再如一方交货迟延，而另一方愿意接受，不愿退货；或交付的产品有瑕疵，而另一方希望通过修补后加以利用，这就完全没有必要解除合同。

我国当前正在加紧制定统一的合同法，以结束三足鼎立的、在内容和体系上尚不完善的现行合同立法状态。如何使统一的合同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其真正成为一个有效地调整交易关系的基本法律，这就必须准确认识合同法的目标，也就是说，要明确合同法具有哪些功能和作用，在统一的合同法的基本制度中，如何体现这些功能和作用，统一合同法的适用应当达到何种目的。实际上，解决合同法的目标问题，也就是解决合同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问题。由于合同法的目标既是立法的指导方针，也是司法审判人员处理大量的合同纠纷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因此，明确合同法的目标，也有利于司法审判人员理解合同法规范的内容和性质，从而正确适用合同法律。鉴于我国当前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严重忽视合同法的鼓励交易的目标的现象，因此，应当在统一合同法的制订中，特别强调鼓励交易的精神。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统一合同法要严格限制无效合同的范围。无效合同，就其本质来说具有非法性。正是因为此类合同不符合国家意志，因此，无效合同是当然无效的，即使当事人不主张无效，国家也要对无效合同进行干预，所以无效合同的范围，应主要限定在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方面。至于因一方的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而订立的合同，尽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违法性，但主要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从尊重受害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出发，应将此类合同作为可撤销的合同对待，由受害人自己提出撤销的请求。如受害人不愿意提出撤销的请求，则法律应当尊重受害人的请求，而不必加以干预。至于因自然人主体不合格而订立的合同（如行为人欠缺行为能力而订立的合同），或无权代理人订立的无权代理合同，都不是当然无效的，而存在着一个由监护人或本人的事后追认问题。如果他们予以事后追认，那么合同仍然是有效的。可见，这些合同应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而不应属于当然无效的合同范畴。限制无效合同的范围和种类，则有利于减少无效合同，促成一些合同成立或具有效力。

2.统一合同法应明确可撤销的合同的性质和范围。可撤销的合同主要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依据此类合同的性质，如果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未主动提出要求撤销该类合同，则该类合同仍然有效。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合同撤销与变更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当事人仅提出变更合同而未提出撤销合同，则法院不能撤销合同；但即使当事人主张撤销合同，如果变更合同的条款足以保护受害一方的利益，且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我们认为应尽可能在保持合同效力的前提下，变更合同的条款。这样有利于鼓励交易，并减少因撤销合同、返还财产所造成的损失和浪费。

3.统一合同法应严格区分合同的成立和合同的生效。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立法未能区分合同的成立和合同的生效问题，许多法院将一些已经成立但不具备生效条件的合同，都作为无效合同对待，从而导致了大量的本来可以成立的合同成为无效合同。实际上，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的生效是有本质区别的。合同的成立是指合同订立过程的完成，即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对合同的基本内容达成一致意见，标志双方之间的要约承诺的结束。〔12〕但是，合同成立后并不是当然生效的，已经成立的合同要产生效力，则应取决于国家对已经成立的合同的态度和评价。所以，合同成立制度主要体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干预。〔13〕如果合同当事人对合同规定的主要条款有遗漏或不明确，当事人又愿意接受合同关系的拘束，在此情况下，应当允许法院通过合同解释的方法，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或者使用法律的一些补缺性规定，确定有关履行期限、地点、价款等条款，从而完善合同的内容，而不应简单地宣告无效，不适当地消灭一些交易。当然，对于故意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合同，则不能通过合同解释的方法使其有效，而必须宣告无效。

4.统一合同法应规定合同订立制度，并在该制度中充分体现鼓励交易的精神。自经济合同法1981年颁行以来，我国现行合同立法中一直缺乏对合同订立即要约承诺制度的规定。这不仅给当事人订立合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且使得当事人就合同的成立问题发生争议时，缺乏判断合同是否成立的标准。大量的本来已经成立的合同被宣告无效，确与缺乏合同订立制度是有关系的。所以，规定合同订立制度，有利于减少在合同成立方面产生的许多不必要的纠纷。尤其应当指出，在合同的订立制度中，应当体现鼓励交易原则。根据传统的大陆法理论，承诺必须与要约的内容相一致。任何添加、限制或更改要约的条件的答复都会导致拒绝要约的后果。英美法采用镜像原则（mirrorrule），要求承诺如同照镜子一般照出要约的内容，即承诺必须与要约的内容完全一致，合同才能成立。然而，随着交易的发展，要求承诺与要约内容绝对一致，确不利于促成许多合同的成立，从而不利于鼓励交易。所以，美国合同法对镜像规则作出了一定的修改，

认为承诺“只要确定并且及时，即使与原要约或原同意的条款有所不同或对其有所补充，仍具有承诺的效力，除非承诺中明确规定，以要约人同意这些不同的或补充的条款为承诺的生效条件”（《美国统—商法典》第2—207条）。在美国著名的爱德华·帕伍尔公司诉韦斯特豪斯电器有限公司一案中，也采纳了这些规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19条也作出了与美国统一商法典相同的规定。因此，在承诺改变了要约的非实质内容，要约人未及时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应认为合同已经成立。这一立法经验应为我国统一合同法所采纳。

5.统一合同法在合同形式要件的规定上，应将形式要件作为证明合同存在的标准，而不是作为决定合同是否成立的要件来对待。在对于合同的形式要件的作用方面，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合同法第3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7条关于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的规定，属于强行性的规定，如果当事人不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则合同不能成立和生效。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要求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主要是因为它能证明合同的存在。如果当事人没有采用书面形式，将失去证据。〔14〕我国司法实践大多采纳了第一种观点，这种做法虽有利于促使当事人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但因为严格要求当事人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将会使许多可以成立的交易不能成立，因此，不能体现鼓励交易的原则。一方面，当事人虽因各种原因未能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但当事人已经部分或全部履行了合同，或者虽然没有履行合同，但当事人对于合同的存在及主要条款并没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无效合同处理，则消灭了一些不应当消灭的交易。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交易中，许多当事人为了追求交易的简捷和方便，大量采用了通过电话、录音录像等方式订立合同，如果一概宣告此类合同无效，也会给交易活动带来不便。所以，我们认为，从鼓励交易的需要出发，应采纳书面形式主要具有证据效力的观点。除了那些必须要经过登记、审批的合同以外，对一般的合同，原则上要求当事人尽可能采用书面形式，但如果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则应由当事人就合同是否存在及合同的主要条款问题举证，如果当事人不能举证，则合同应被宣告不成立；如果当事人能够举证，则可以认定合同成立并生效。

6.统一合同法应明确规定合同的解释制度。所谓合同的解释，是指法院或仲裁机关，依据职权对合同条文或所用文句的准确含义所作的解释。解释的目的在于使一些不明确或不具体的合同内容得以明确或具体，使当事人的纠纷得以解决。在实践中，由于当事人在合同法知识、交易经验等方面的欠缺及其他原因，可能会使其订立的合同存在一些条款不清或不全的问题，并由此产生各种纠纷。由于我国现行合同立法没有规定合同解释制度，因此，在实践中，法院对于这些问题常常按合同无效来处理，从而使得许多交易被迫消灭。我们认为，此种做法确实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目标和精神。这就需要在统一合同法中明确规定

合同解释制度，允许法院和仲裁机关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及其他原则，对合同条款作出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允许法院解释合同，会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不利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利益。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虽不无道理，但如果没有合同解释制度，而由法官对一些条款稍有欠缺或不明确的合同，均作为无效合同来处理，实际上给法官提供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力。而规定合同解释制度，并对合同解释的标准、方法等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规定合同在既可以被解释为有效，也可以被解释为无效的情况下，应尽量解释为有效。〔15〕这就可以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作适当的限制，同时充分体现了鼓励交易的精神和尊重当事人意志的原则。

7.统一合同法应该严格限制违约解除的条件。在一方违约时，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因此，违约行为是合同解除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旦违约都可导致合同的解除。解除从实质上来说是消灭一项交易，在许多情况下，如果非违约方在对方违约后愿意接受合同的履行；或者合同能够得到继续履行，且继续履行对非违约方并无不利，则一旦违约即宣告合同解除，既不利于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也不能体现合同法的鼓励交易的目的。所以对因违约发生解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明确的限制。我们认为，在这方面，可采用根本违约的概念来限制因违约发生的解除。所谓根本违约，又称为重大违约，是指一方违反合同，严重影响了当事人订立合同所期待的经济利益，〔16〕则非违约方有权解除合同。根本违约制度的出发点是：由于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包括损害后果）的严重性，使非违约方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达到，这样合同的存在对非违约方来说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意义，合同即使在以后能够被遵守，但非违约方的目的仍不能达到，因此应允许非违约方宣告合同解除，从而使其从已被严重违反的合同中解脱出来。限制合同因违约而发生解除，有利于鼓励交易，并避免因违约解除而发生的财产的损失和浪费。

我国统一合同法的制订，是一项宏大的、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工程，要使这个法律在出台以后，成为有效地规范交易关系的基本法律规则，则应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将鼓励交易作为统一合同法的目标和方针。当然，强调鼓励交易的重要性，丝毫不应削弱统一合同法所应具有的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的作用，也不应影响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法中的重要性。统一合同法具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鼓励交易等多项规范功能，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我国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合同法简答题大全(考试必备)

简答题 1、我国合同法的特点：（1）从实际出发，总结与借鉴吸收相结合的原则清晰突出。（2）鼓励交易与意思自治的理念明确充分。（3）法制定和实施的时代特别显著、集中。（4）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交易便捷与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相互兼顾。（5）普遍化的合同制度与类型得到了全面规制。（6）新的法律框架科学严谨，各种新制度构筑完备。（7）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立法语言日超规范。 2、我国合同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意义：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规范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准则。合同法基本原则具有以下主要意义：（1）凝固和体现了立法的根本精神。（2）是具体规范的总的指导思想。（3）供了最高的行为准则，确立了一般性的行为模式。（4）是实施法律的根本依据。 3、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特征：合同法基本原则具有一般规范性和不确定性。首先，合同法基本原则具有一般规范性。一般规范性是相对于民法的具体规范而言的，是指其确立一般的行为模式，并由合同法规定的一般的责任作为保障。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存在价值不仅在于通过其能够准确地理解和适用合同法，而且在合同法没有具体规定时还可以直接作为判案的依据，具有在个案中可资援引的规范意义。换言之，合同法基本原则主要是与具体的合同法规范结合起来发挥法律调整 作用，主要具有补充性质，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独立的法律依据。其次，合同法基本原则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指基本原则是由模糊概念构成的，其理解和适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

4、区分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的意义：（1）义务内容不同。在无偿合同中，利益的出让人原则上只需承担较低的注意义务；而在有偿合同，当事人所承担的注意义务显然大于无偿合同。（2）主体要求不同。在有偿合同，当事人双方均必须是安全行为能力人；而在无偿合同，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成为纯受利益的一方当事人。（3）对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来讲，如果债务人将其财产无偿转让给第三人，严重减少债务人的财产，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转让行为。但对于有偿合同而且不是明显的低价处分合同，债权人的撤销权只有在第三人有恶意时方能行使。在善意取得制度中，往往也要求善意第三人系通过有偿合同取得该动产，否则不能成立善意取得。 5、区分格式合同与非格式合同的法律意义：区分这两类合同的法律意义在于明了格式合同须严格遵守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否则导致无效。而非格式合同的内容则完全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可根据情况约定变更。正因为如此，法律通常要对格式合同的权利义务作出规定，目的在于尽可能在公平的前提下，保证处在弱势的相对人利益受到切实保障，我国新颁布的合同法在"合同的订立"一章中就有关于格式合同的专门规定。而非格式合同已充分考虑并给了当事人双方合意自治权，无需再予特殊的法律救济。 6、格式合同的法律特征：（1）格式合同的要约具有广泛性、持久性和细节性。（2）格式合同的条款具有一方事先决定性。（3）合同条

如何理解《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则。它常常称为是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为“帝王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同时，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具体来说，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如下内容和功能：1、确定诚实守信，以善意方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等行为规则;2、诚信原则要求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3、解释法律和合同的作用。 二、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的各个阶段，甚至在合同关系终止以后，当事人都应当严格依据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一)合同订立阶段。在合同订立阶段，尽管合同尚未成立，但当事人彼此之间已具有订约上的联系，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负有如下附随义务：(1)忠实的义务。当事人一方应如实向对方陈述商品的瑕疵、质量情况，同时应如实向对方陈述一些重要情事，如财产状况、履行能力等，总之要终于事实真相，不得作虚伪陈述。(2)诚实守信，不得欺诈他人。(3)相互照顾和协助的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滥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和其他手段争取不正当利益，并致他人损害。依据诚信原则产生的订约过程中的附随义务，随着当事人之间的联系的不断密切和发展，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这些义务而给另一方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应当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 (二)合同订立后至履行前。合同订立以后，尚未履行以前，当事人双方都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严守诺言，认真做好各种履约准备。如果一方在履约前因经营不善造成严重亏损，或者存在着其他法定情况，另一方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暂时终止合同的履行，并要求对方提供履行担保。但是另一方在行使终止权时应严格遵循诚信原则及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能因为对方支付能力出现暂时的或不严重的困难，便借故终止合同的履行。如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行使终止权，给对方造成损失，应负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履行应当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遵守诚信原则：1、要求当事人除了应履行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以外，还应履行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各种附随义务。这些附随义务主要包括：相互协作和照顾的义务、瑕疵的告知义务、忠实的义务等。2、在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内容不明确或欠缺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应依据诚信原则履行义务。 (四)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终止等过程中的诚信原则。(1)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以后，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而发生的情事变更，即使合同存在的基础发生动摇和丧失，且导致当事人利益的严重失衡，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应允许当事人变更和解除合同。在情事变更时，变更和解除合同应严格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如在长期的继续性合同中，任何一方依据合同规定的条件而解除合同，应当提前通知对方，使对方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准备。一般而言，如一方违约后，如果违约并没有给非违约方造成重大损害，依诚实信用原则，非违约方不得提出解除合同。(2)在合同关系终止后，尽管双方当事人不再承担合同义务，但亦应根据诚信原则的要求，承担某些必要的附随义务。在合同的用语含混不清、意义不明时应依据诚信原则对合同条款予以解释。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需要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公平合理地确定合同的内容。(3)在合同发生争议以后，当事人双方都应当依据诚信原则，妥善地处理争议，避免给对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无论是实行替代性购买还是替代性销售，都应依诚信原则进行，不得高价购买，低价变卖，损害另一方利益。

合同法原则——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法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 一、地位 合同自由原则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 二、合同自由的含义及其内容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 （二）合同自由的内容 1、契约自由 也称缔约合同的自由，指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2、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即当事人有权决定选择何人作为交易伙伴，决定与何人缔结合同，任何人均不负有必须与特定人缔约的义务。 3、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 4、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5、变更、解除和终止合同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6、选择准据法的自由 准据法，是指经冲突规范援用来具体确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特定法域的实体法。是国

合同法1500作业论文

[摘要]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对合同法立法、执法、司法及其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如此，将什么原则确立为合同法基本原则本身即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以及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来看，合同自由、诚实信用、鼓励交易应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该三原则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关键词]合同法基本原则合同自由诚实信用鼓励交易 一、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一)合同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及内涵 法律原则指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在内的整个法制活动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法律准则。它是储存于法律规定中的价值准则，不是法律规定本身，不直接涵摄案件事实，须被法律规定或法条承载。但这种承载并非明白无误地直接宣示。直接宣示只是部份法律原则的确定方式，但多数法律原则必须从法律规定中借助整体类推或回归立法理由的办法推求出来。那些贯穿于某一类法中的最高层次的共同性价值准则，可称为该类法律的基本原则。具体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合同法制度和规范中的价值准则，是合同法的主旨和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 （二）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合同法基本原则既然是合同法的最高层次的价值准则，就应该能与整个合同法的内容和功能结合起来，既要适用于整个合同法规范，又能体现出合同法的基本价值；既不能将其他法律、特别是其上位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作合同法的基本原则，那样便体现不出其特殊性，同时，也不能将适用于某一合同制度的具体法律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如此便丧失了其价值承载功能。 为此，我认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应为合同自由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三、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 （一）合同自由是前提 合同既是当事人意思一致的结果，这种意思的表示就必须是自由的，不受非法干涉与强制的，才能体现主体的真实意思，才符合正义的要求。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当事人须受自己意思表示的约束，如果这种意思表示不自由，将导致非正义的发生。 （二）诚实信用矫正合同自由

论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论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一：学说与起源 诚实信用原则是合同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现象。 在大陆法系，它常常被称为是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为“帝王规则”。该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称为“善意”原则，法国民法中也称为“善意”原则，德国民法称为“诚实和信用”原则，在日本法中称为“信义诚实”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实信用原则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出现了扩张的迹象。许多法律概念、规则、规范乃至原理、制度，均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冲击或影响下发生了或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然而，何为诚实信用原则，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1]：第一，主观判断说。认为应从主观的角度来确定诚实信用的内容。第二，利益平衡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宗旨在于谋求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平衡。第三，行为规则说。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旨在确定一定的行为规则，这就是诚实守信、不欺诈他人的规则。 这三种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揭示了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内涵，因此各有其理论价值。但是，由于角度的单一和方法的欠缺，它们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各自的不足。主观判断说因过于抽象，不易在实践中操作，因此极少被采纳;利益平衡说虽然概括了诚实信用在平衡利益方面的重要功能，但未能全面概括诚信原则的全部功能;行为规则说虽然强调了诚信原则在确定民事主体的行为规则方面的价值，但忽略了诚信原则在平衡当事人利益方面的功能。 二：概念与本质 《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在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当事人行使权力履行义务应当按照诚实信用的方法。《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在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是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有欺诈行为”。具体是指在合同的订立、履行过程中，缔约人应当诚实有信，遵守诺言，实践成约，正当竞争，而不能规避法律和曲解合同。它包括如下三个内容：一是合同前义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不得假借签约而恶意进行磋商，不得故意隐瞒与

合同法测试题

考试科目:《合同法》 一、是非题：（本题共10小题，每小题1分，共计10分） 1．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属于强制性规范，当事人不能以约定加以排除。（）2．“平等”的原则要求合同当事人之间交易结果的平等。（） 3．严格限制无效合同体现了合同法的鼓励交易原则。（） 4．所有的要约都是向特定的某一人发出的。（） 5．法定的默示条款：指在特定种类的合同中由法律直接规定的条款。是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补充。（） 6．履行合同的行为一般是积极的作为，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是消极的不作为。（）7．债权人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向人民法院行使代位权。（） 8．古代合同法的特点是合同种类少、合同主体少、重形式轻内容。（） 9．分期付款买卖也属于一时合同。（） 10．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一律无效。（） 二、单选题：（本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计10分） 1．强调具体人格、限制合同自由原则、社会责任抬头的合同法是：（） A、古代合同法； B、近代合同法； C、现代合同法。 2．要约可以撤消，撤消要约的通知应当在（）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A、合同成立 B、受要约人的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 C、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 D、要约有效期届满 3．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作出修正的默示条款是：（）。 A、事实上的默示条款； B、法定的默示条款； C、习惯的默示条款。 4．对于无代理权人订立的合同，相对人不行使撤消权，被代理人也拒绝追认的，其效力的确认正确的说法是：（）。 A、合同无效 B、合同有效，约束被代理人和相对人 C、合同有效，约束无权代理人和被代理人 D、合同有效，约束无权代理人和相对人

5．原则上，合同的成立的时间是：（）。 A、承诺生效的时间； B、承诺发出的时间； C、开始履行的时间 三、多选题：（本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计15分） 1．属于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有（）。 A、危害国家公序的行为 B、危害家庭关系的行为 C、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 D、合法的射幸行为 2．必须采用招标投标程序订立合同的情形包括：（） A、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项目的设计 B、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的施工 C、使用国际组织或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的监理 D、各类经营性用地的出让 3．承诺生效的要件包括：（）。 A、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作出 B、承诺必须在有效期限内作出 C、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D、承诺必须向要约人作出 4．对格式合同的正确评价是：（）。 A、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同自由 B、不应当存在 C、提高了交易效率 D、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但应当允许其存在 5．债权人享有给付的请求权和受领权，同时，（）也可以受领履行。 A、受托人 B、清算人 C、质权人 D、破产管理人 四、名词解释：（本题共4小题，每小题5分，共计20分） 1．不真正义务

合同自由原则(1)

合同自由原则⑴ 论文关键词：合同自由原则强制性合同格式合同契约自由 论文摘要：合同自由原则最早产生于罗马法时期，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确立并得到充分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各国立法普遍对这一原则给予一定的限制，以保证社会的公平公正。本文论述了合同自由原则的发展历史及其主要内容，以及对合同自由原则予以限制的必要性，结合中国国情，以期能对合同自由原则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形成及在中国的发展 合同自由作为一种思想早在罗马法时期就产生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合同自由的雏形出现在商品生产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一一罗马法中。合同自由原则在罗马法中虽然只是一种思想，反映在诺成契约形式中，但对后世法律的影响仍是不可抹杀的；虽然未形成罗马契约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但“罗马法的契约自由思想，为现代契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⑴[1]从十九世纪开始，商品经济在西欧及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为合同自由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实践经验；在自由经济主义经济思想和强调人类自由的理性哲学的基础上，合同自由原则适应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合同自由原则产生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并在许多假想理论和部分实践中发展起来。于是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逐渐被确认，成为近代合同法的基本原

则。正是由于合同自由原则符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且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又为其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合同自由原则才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显示出极其强大的生命力。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合同自由原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至被看作是一种基本的自然权利，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主要工具，甚至被明确包括在宪法所保护的自由中。由此，在长达百年的时间内被奉为神圣、不可动摇的法律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合同自由原则成为近代合同法的核心和精髓，且在大陆法系国家被奉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⑵成为十九世纪放任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一。 我国自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实施过多的干预和指令性的计划管理，在合同中强调以计划为主，且把合同自由原则长期视为资产阶级民法理论被加以批判。由于合同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合同当事人间是独立、平等、自由的，所以在计划经济下经济关系根本没有自主性可言，更不可能存在合同自由。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国家先后颁布了《民法通则》及一一《经济合同法》、《技术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一)平等、自愿原则 合同法的平等原则指的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平等，包括订立合履行合同两个方面，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平等原则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区别律、刑事法律的重要特征，也是合同法其他原则赖以存在的基础。合同法的自愿原则，既表现在当事人之间，因一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也表现在合同当事人与其他人之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自愿原则是法律赋予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法律规定的限制，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愿”。法律的限制主要有二方面。一是实体法的规定，有的法律规定某些物品不得买卖，比如毒品;合同法明确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对此当事人不能“自愿”认为有效;国家根据需要下达指令性任务或者国家订货任务的，有关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不能“自愿”不订立。这里讲的实体法，都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涉及社会公共秩序。法律限制的另一方面是的规定。有的法律规定当事人订立某类合同，需经批准;转移某类财产，主要是不动产，应当办理登记手续。那么，当事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不能“自愿”地不去办理。 在合同法中，不仅对平等、自愿作了原则规定，而且在具体制度、具体规定方面体现平等、自愿原则。比较于三部合同法，

许多是新规定。主要有：第一，在合同法第一章中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第二，关于合同内容。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并在其他条款中规定，当事人就数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时，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不能确定的，才适用法律的有关规定。第三，关于合同形式。《合同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37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四，关于格式合同。一是明确了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提示义务，《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二是明确规定有些格式条款无效。《合同法》第40条规定，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三是对格式条款的解释作出特别规定。《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典型案例：合同法“诚信原则”违反不得教案资料

典型案例：合同法“诚信原则”违反不 得

典型案例：合同法“诚信原则”违反不得 黄沙涨价引发纠纷 2001年，某建筑公司（下称建筑公司）因建造两栋大楼急需黄沙，遂于9月10日与某建筑材料公司（下称材料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约定建筑公司购买材料公司黄沙30车，每吨价300元，合同订立一个月以后，由材料公司送货，货到付款。没想到合同订立后，黄沙的市场价却从每吨300元涨到350元，材料公司经理见状觉得按原价供货吃亏，不愿如数供货。遂于10月12日给建筑公司去电话，提出因货源紧张要求少供货，建筑公司当然不肯。李某遂次日安排二辆(其中一辆是借用外单位车)“130”型货车装沙(每车装载2吨)，送到建筑公司，并要求以后均以“130”型车为标准计算交货数量。建筑公司提出材料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尽管合同规定交货数量为30车，但应以“东风牌”大卡车作为计算标准，每车装载4吨，共120吨。为此，建筑公司遂向法院起诉，认为材料公司已构成故意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材料公司则提出，双方对交货数量的计算标准发生重大误解，因此应当撤销该合同。 “130”车型能作为计量标准吗？ 关于本案中材料公司是否构成违约，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材料公司认为自己并未构成违约，因为合同规定，材料公司应交付30车黄沙，但没有说明以什么车型装载，材料公司以“130”型车为计量标准，也是符合合同规定的，当然建筑公司对此产生了误解，但对这种误解的产生，建筑公司也是有责任的，不能都由材料公司负责。

第二种观点：建筑材料公司认为，材料公司已构成违约，因为尽管合同对计算标准规定不清，但根据当地交易习惯，一般人理解30车黄沙是指用“东风牌”大卡车运载。材料公司之所以要用“130”型车送货，是因为不想按合同供货，而根本上是想减少交货数量。因此材料公司已经构成违约。 第三种观点认为：尽管合同对交货数量的计算标准规定得不清楚，但依据本案的客观情况，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材料公司不应当以“130”型货车送货，否则，明显有悖于诚信原则，应当承担责任。 由于合同本身对30车黄沙究竟是用什么型号的车装载约定得不清楚，而两种车辆的载重数量又相差一倍之巨。因此究竟应该以何种标准计算交货数量，“130”车型能否作为计量标准，自然也就成为本案争议的一个焦点了。 “重大误解”还是诚信缺失？ 在这个案件中，围绕“130”车型能否作为计量标准这个焦点，实际上有两个关键问题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双方是否构成重大误解；二是材料公司是否缺失诚实。 首先，我认为本案不构成重大误解，原因在于：对建筑公司来说，并未真正发生认识上的错误。他们的“30车就是指以‘东风牌’大卡车装载的30车”的认识，是符合当地交易习惯的；对于材料公司来说，实际上也未真正发生认识上的错误。作为专门生产黄沙并经常给他人送货的企业，在过去的业务中一般也都是习惯以“东风牌”大卡车为“车”的计算标准的。为什么唯独这次给建筑公司送货时却要特别从外单位借“130”型卡车来使用呢？显然，材料公司并没有发生误解，而只是因为想减少供货，故意使用“130”型车供货。 其次，我认为材料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浅论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_杨江波

2011年2月（总第267期） 法制与经济 FAZHIYUJINGJI NO.2，2011 (Cumulatively，NO.267) [摘要]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最重要的原则，在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今天，合同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于是出现了“契约死亡”的论断。然而，目前合同自由虽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基本原则的地位并未动摇。 [关键词]合同自由；原则；限制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概念及形成 合同自由原则是指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缔结合同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1]合同自由原则来源于私法意思自治原则，所谓私法自治是指在私人领域活动的个人有权根据个人的判断自主作出决定，不受他人的干涉。私法领域的民事活动，在法律强制性规定之外，应由当事人自由约定，他人不得随意干涉。因此，私法自治体现了民事活动的基本特征，而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自治原则最突出的体现，“契约自由被视为意思自治的核心，它使当事人摆脱法律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固定模式而自由地设置其相应的法律关系。”[2]合同自由原则集中体现了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要求商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利，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意志只要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和公序良俗原则，其意志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在合同领域就是合同自由。合同自由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合同内容和形式的自由、变更合同解除合同的自由等。 在罗马法中，就已经有了合同自由思想。但现代合同法上的合同自由原则的完备形式是在18到19世纪形成的。外国法关于合同自由原则的规定，首见于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而在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的原则。”《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当中“自愿”一词即是我国合同法中确立的合同自由原则。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二）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必要性 “合同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在任何国家的法律中，这些自由都是受到限制的。古典的合同法理论认为，契约即公正，换句话说，合同自由可以自然导向合同正义，当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地交换时，这种关系对于双方都是公正的。然而合同自由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形式的正义，并没有完全实现社会正义。梁慧星指出： “社会正义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别。而作为近代民法理念的社会正义，只是形式正义。”[3]例如，按照合同自由原则，自由订立的合同就等于法律，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正是体现了这种形式自由；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也必须按照契约的规定，严格依据合同条款裁判，而对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以及订立合同时是否一方当事人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或对方缺乏经验等，均不予以考虑。在经济急剧变化和形势及其复杂的今天，完全的合同自由不能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导致实质的合同正义成为天方夜谭。因此，有必要对合同自由进行一定的限制。 （二）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限制的表现 随着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现象，无法再用传统的原则去说明，贯彻传统的合同自由原则发生了许多始料不及的后果，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贯彻日益受到限制，其表现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格式条款的出现及对格式条款的规制。格式条款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缔约方式，而且对合同自由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格式条款极有可能成为限制乃至剥夺相对人合同自由的工具，如消费者可能丧失选择缔约伙伴、决定合同内容等自由。 第二，强制缔约制度的出现。“对合同自由最普遍但最重要的限制是强制缔约。但对合同自由的很多限制恰恰是处于保障合同自由的目的。”[4]在强制缔约中，受要约人负有强制缔约的义务，必须作出承诺，如承运人必须对旅客或托运人的要约进行承诺，从而使其丧失了决定是否订立合同的自由，即缔约自由。 第三，强制性规定增多以及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等一般条款的崛起。法律作出某些强制行规定，禁止当事人排斥其适用，使得当事人丧失了决定合同内容等自由，如合同法规定了免责条款，当事人不得将这些免责条款订入合同。而为了协调不受限制的合同自由所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及冲突，立法者日益注重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将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道德规范引入民法规范中，使得近代以来毫无限制的合同自由受到了限制。 我国合同法也充分确认了合同正义精神，对合同当事人的自由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例如《合同法》第39至41条以及第53条对格式条款及免责条款生效的限制性规定，对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实现合同正义是十分必要的；合同法规定了显失公平的合同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予以撤销以及直接对某些特殊合同的订立作出了必要的限制，例如第298条规定： “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要求。”所有这些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表明了合同自由只是一种相对的自由。 三、保障合同自由原则的应然地位 为实现合同正义而对合同自由进行某些限制是必要的，事实上，绝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在现实合同法制度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对合同自由的干预和限制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一个普遍事实。但要注意的是，合同法始终是私法范畴，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最根本的原则，在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必须要注意以下几个 浅论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杨江波 （西南政法大学法硕学院，重庆400031） 12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发展和应用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发展和应用 王锋 （甘肃.陇南 742500） 摘要:本文通过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兴起及发展、在合同订立和履行等各个阶段的具体特征及其适用的阐述，进一步明确诚信原则在合同关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违背诚信原则而产生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 关键词:诚实信用合同应用 所谓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勃兴的基础在于用设立弹性条款的方法来克服法律的不周延性，在某些场合以客观公正取代私人意志选择的主观公正，限制形式上的意思自治，实现主体之间的实质平等，平衡主体之间的利益以及主体利益与社会利益，法律不再对当事人的自治行为采取放任态度，“最终由诚实信用与意思自治形成制度性妥协和反思性平衡”。诚实信用原则极大地促进了合同理论的发展，成为当代合同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传统合同理论的衰退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兴起 在传统合同理论的发展过程中，1804年，在法国大革命后空前膨胀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气氛中颁行的《法国民法典》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因为“该法典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自由主义的近代合同法的基础”，法典的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仅得依当事人的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法国注释法学者对法典1134条所作的穿凿附会的注释而构建的契约理论体系中，契约自由被抬高至无以复加的地位，成为传统合同理论的核心原则，并由此引出了统治西方法学界一百多年的契约法的唯意志论。 1896年诞生的《德国民法典》，成为又一部对世界法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典。关于合同方面，该法典在注释法学与实证法学基础上对自由主义精神继续进行了发扬，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成为整个契约之债的中心内容。尽管法典已有部分条文（如第138条）用诚实信用原则和善良风俗对契约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不能适应世纪之交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需要。 自成体系的英美近代合同理论建立于十九世纪末，强调一切合同皆以形式主义的对价为内核，对价原理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所谓对价即类似互负对等权利义务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所体现的仍是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 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传统合同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传统合同理论的核心为契约自由，这条原则被西方法学家提高到了合同理论纲领性的地位，由此形成了唯一的指导性原则和一元主义的价值取向。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阶段，形式上的契约自由往往导致实质上的极度不公平和非正义，意思自治为中心的绝对的个人利益至上导致了社会利益与合

合同法基本原则

合同法基本原则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制定和执行合同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合同法的灵魂。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法区别其他法律的标志，集中体现了合同法的基本特征。 平等、自愿原则合同法的平等原则指的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地位平等，包括订立和履行合同两个方面，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平等原则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区别行政法律、刑事法律的重要特征，也是合同法其他原则赖以存在的基础。合同法的自愿原则，既表现在当事人之间，因一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也表现在合同当事人与其他人之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自愿原则是法律赋予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法律规定的限制，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愿” 在合同法中，不仅对平等、自愿作了原则规定，而且在具体制度、具体规定方面体现平等、自愿原则。《合同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第36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第37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公平、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这里讲的公平，既表现在订立合同时的公平，显失公平的合同可以撤销；也表现在发生合同纠纷时公平处理，既要切实保护守约方的合法利益，也不能使违约方因较小的过失承担过重的责任；还表现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因客观情势发生异常变化，履行合同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大失衡，公平地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诚实信用，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诚实，要表里如一，因欺诈订立的合同无效或者可以撤销。二是守信，要言行一致，不能反复无常，也不能口惠而实不至。三是从当事人协商合同条款时起，就处于特殊的合作关系中，当事人应当恪守商业道德，履行相互协助、通知、保密等义务。 公平原则既表现在整个社会的交易秩序方面，更表现在个别的具体的合同之中，任何一个合同都应当遵循公平原则，体现公平原则的精神。由于合同种类广泛性，有的合同属于无偿合同，用公平原则比等价有偿涵盖更宽一些，更能照顾千姿百态的各类合同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的适用面愈来愈宽。有人认为，按照恪守商业道德的要求，诚实信用原则包含公平的意思。除合同履行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外，合同法规定诚实信用还适用于订立合同阶段，即前契约阶

浅谈合同法中的诚实守信原则

浅谈合同法中的诚实守信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当事人在从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在大陆法国家，它常常被称为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帝王规则”。 诚信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它被称为“善意原则”。之后，大陆法国家的民法都先后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法通则》将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作出规定，我国《合同法》也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认。王泽鉴教授认为，诚实作用实际上被称为帝王条款，君临法域。诚实作用原则之所以被各国立法所为基本原则，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法律的不周延性为立法者所认识。立法史表明，以法律来涵盖一切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民事关系是难以做到的。有的学者因此指出，成文法制度中法律漏洞存在具有不可避免性，法律体系存在着违反立法计划的不圆满性状态，其特点在于违反计划性和不圆满性。基于这种情况，只能用设立弹性条款的方法来克服法律的不周延性。通过对当事人提出诚实信用的要求，为当事人订立非典型契约的活动以及以自己的协议变更法律的任意性规定的活动订立一个范围，以保证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确保社会利益不致因当事人的协议受到损害。其次，各种矛盾的激化需要诚信原则作为缓冲器。进入20世纪后，各种社会冲突加剧导致社会利益的危机，法律由权利本位走向社会本位，与“诚实信用”所蕴涵的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不谋而合，从而法律获得长足发展。德国法院依靠诚信原则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经济、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而产生的极其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是提高了诚信原则的地位。第三，衡平观念与道德向法律的渗透。法律由严峻走向衡平，并吸收一定道德因素是法律进化中的普遍现象。诚信原则在大陆法系的确立，反映了观念和道德向法律的渗透。法律仅是实现正义的工具，一旦与其目的不合便应进行调整。法律只是对人们的基本要求，仅此是难以维持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必须以对人们提出更高道德要求作为补充，才能构成理想的交易秩序。 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和维护交易安全的作用。我国合同法将其确认为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保持和弘扬传统道德和商业道德。我国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历来崇尚诚实信用的道德伦理观念，诚实信用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信者，言之实也(朱熹注)”。在我国商业习惯中，也历来将诚实守信、童叟无欺作为重要的商业道德。我国合同法确认诚实信用原则，是对我国传统道德及商业道德习惯在法律上的确认，对于弘扬道德观念、规范交易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保障合同得到严守，维护社会交易秩序。合同法要求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的各个阶段，甚至在合同关系终止以后，都应当严格依据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法律确认交易当事人在交易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遵循诚信原则，才能使商业交易当事人既能遵循商业道德，又能严格守约和正确履约，从而形成交易关系的正常秩序。只有在交易当事人具有诚实守信的观念时，合同才能得到严守。甚至在合同本身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当事人如果是诚实守信的商人也会努力消除合同的缺陷、诚实地履行合同。反之，即使合同规定得再完备，而交易当事人是非诚实守信的，合同也难以被严守。第三，原则的功能随着交易的发展而不断扩大，诚信原则不仅具有确定行为规则的作用，而且具有衡平利益冲突、为解释法律和合同提供准则等作用。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

合同自由原则的主要内容

合同自由原则的主要内容 当事人的合意具有着法律效力，合同具有的法律上约束力，不仅表现在当事人的合意能够严格地拘束订约的双方在任何一方违约时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且还表现在当事人的合意具有优先合同法任意性规范而适用的效力，这种效力简单地概括就是约定优先原则。 合同法设定了许多规则，但这些规则大多都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自由约定而加以改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合同法在性质上是一部任意性的法律，合同法之所以赋予当事人的合意以法律效力，并使当事人有合意具有优先于法律的任意性规范而适用的效力，根本原因在于合同法充分贯彻了合同自由的原则。 缔结合同的自由是指缔结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与他人订约，此种自由是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的自由的前提，因为，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选择相对人的自由是指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任何人订立合同，或者说自由决定订立合同。此种自由通常可能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分立，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前提是必须要有自由竞争，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为前提。 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是指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如何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处，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性质合同，但是如果合同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则将被宣告无效 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是指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能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也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因此，变更和解除合同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论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成人教育考试 毕业论文 年级： 班别： 专业： 姓名： 学号： 论文题目：论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指导老师：

论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 【摘要】 合同自由原则是近代民法三大原则之一，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 世纪末，资本世界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个人本位思想为基础的合同自由原则，由于自身缺陷的限制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对其进行适当的限制已成为必要。本文分析了限制合同自由的必要性及其解决的途径。 十九世纪合同自由作为神圣原则被推崇。在当时的德国,合同自由作为一般行为自由的组成部分，是一项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而且法学家都认为以自由观念建立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最为公正，于社会也最为有利。而且合同自由原则作为近代民法三大原则之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劳资对立、贫富悬殊等，均与三大原则有关。于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逐步加强，其中法律的中心观念也逐渐由个人移向社会。法律上的自由主义为逐渐增长的国家干预主义所代替。因此民法思想开始由极端重视个人自由变为重视社会公共福利，并对三大原则有所修正，而作为调整经济基础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手段的合同，也不可能逃避这种变化，合同自由原则也由此开始在各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摘要I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4 二．限制合同自由的必要性.5 （一）从经济视角分析.5 （二）从政治角度分析.6 三．对合同自由限制的途径.6 （一）民法自身的制约.6 （二）其他法律的限制.7 四．对合同自由限制的具体制度 .8 （一）强制性缔约.8 （二）格式合同制度.8 （三）附随义务.9 五．外国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与我国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10 一、外国现代合同法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10 二、我国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及其限制规定.11 六.小结：合同自由原则在中国的发展前景.12 参考文献.13

论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论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摘要：诚实信用原则在当代合同法中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它不仅是当事人的行为准则，而且具有平衡利益的功能，以实现社会正义。正确理解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特别是掌握诚实信用原则在先合同义务、合同附随义务以后合同义务、合同解释中中的运用，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诚实信用合同法 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是指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各个阶段，及至合同关系终止后，合同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讲诚实，守信用，相互协作配合，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等等。诚实信用原则，在大陆法系被视为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有“帝王规则”之称，是一切民事活动都应该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它适用于物权、债权等各种民事法律关系，尤其在合同法律关系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① 在合同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的设立也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因为诚实信用原则有着其他合同法原则所不能代替的功能。第一，诚实信用原则是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的要求。②第二，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的功能。③第三，法无明文规定时，诚实信用原则具有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功能，直接用于裁判案件，堵塞法律的漏洞。 诚实信用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它最早是作为一种商业贸易管理，被商人们普遍认可和公认，后在合同法中成长起来并最终发扎成为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近代以来，各国民法典或合同法基本确立或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如《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当以善意履行之。这里的“善意”即可解释为诚实信用。《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无论任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④ 为了适应世界民法的发展趋势，我过的《合同法》确立并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其不仅在一般规定中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围绕着诚实信用原则，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合同义务体系和适用规则，从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解释乃至终止，整个交易过程始终贯彻着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丰富了我国合同关系的内容，体现了现代合同法对当事人保护周密化、精致化的趋向。 一、缔约过失责任与诚实信用原则。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一方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致使另一方遭到损失的，过错一方应当对另一方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它是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是当事人之间在不存在合同关系而难以使用违约责任的情况下产生的责任，是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而承担的责任。先合同义务是建立在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上的一种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化和操作性反应，是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制度层面最直接的体现之一。通常，先合同义务是自缔约当事人双方签订合同而进行互相接触磋商开始主见产生的注意义务，包括相互协助、相互保护、诚实信用等义务。⑤ 按传统民法理论，当事人在合同成立前相互之间并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过错致使合同不能成立，而导致信赖该合同能够成立而为此积极准备的相对方遭受损失，此种损失仅因合同没有成立，而失去对过错方的约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为此缔约过失责任和先合同义务也就产生了。现代民法不仅要求保护已经成立的合同关系，而且在缔约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也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先合同义务。 为适应现代民法的这一要求, 我国合同法第42条规定,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 假借订立合同, 恶意进行磋商; (二) 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 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的行为。这些规定确立了缔约上的过失责任。与此同时, 该法第43条还规定, 当事人在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