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范源濂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浅析范源濂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中文摘要】范源濂早年留学日本，并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又多次到国外考察教育，为我国近代教育的振兴留下了众多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位“重行轻言”的杰出教育家。从他的言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出范源濂在教育领域有着深刻的研究，本文欲从普通教育、义务教育、师范教育、军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和实业教育六个方面来阐述其教育思想，从中探析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关键词】范源濂教育总长教育思想贡献
Discuss the contributions of Fan Yuanlian to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Abstract】Fan Yuanlian was an outstanding educator who put emphasis on practice instead of saying in our history of education. After he studied in Japan early in his age, he became the post of education chief three times ,and he often went abroad to investigate foreign education .As a result, he left many correct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which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From his speeches and practices we can see he made in-depth researches on educatio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ate his education thoughts and explore his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from six aspects: general education, compulsory education, normal education, civil-military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and industrial education.
【Key Words】Fan Yuanlian education chief education thoughts contribution
范源濂，字静生，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生于湖南湘阴。1898年就读于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与蔡锷同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深受维新思想影响。戊戌变法失败，前往上海考入南洋公学，之后两次东渡日本留学。留学期间，提议倡设宏文书院，并建议在法政大学附设法政速成科，深受留学生欢迎。1904年范源濂被清廷电召回国，担任学部主事，主张教育改革。民国初年，续蔡元培之后担任教育总长，颁布民国新的教育宗旨，制定“壬子癸丑学制”。 1915年冬，与梁启超等共同发起讨袁运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二度出任教育总长，摒弃袁复古教育，重整教育大业。1920年8月直系组阁，范源濂三度出任教育总长，在任期内着手文字改革，公布国语注音字母。1924年范源濂谢绝四度出任教育总长的
邀请，就任北师大校长，专心致力于师大建设发展，因无法摆脱经费积欠困境，次年9月辞职。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董事长，1927年12月于天津病逝。在他逝世后，时人有云：“晚近二十年来，以一人而关系全国教育兴衰之重，未有如先生者。”从戊戌变法至民国初年数十年中，宦海几度沉浮，范源濂始终未动摇其矢志教育的初衷，只是由于历史因素及个人著述甚少，关于他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十分有限，然而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本文欲通过范源濂的教育活动来探析其教育思想，从中探究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一
范源濂出生于晚清，经历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时代变革，又活跃于民国，因而新旧时代交替的烙印在他的身上尤为显著。而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给了他不同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一名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的烙上了这个时代和他自己独特的印记。
自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船坚炮利敲开中国大门，中华民族就迎来了它最黑暗的历史，民族危机步步加深，而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更是使民族危机空前加深，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流，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之士进行了维新变法，变法后人们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视眼开阔，观念更新，国民教育也开始受到重视，而范源濂师从梁启超深受维新思想影响，又因二度留学日本，深受日本近代启蒙教育家福泽渝吉的影响，他在编辑明治维新小传是曾说“东邦徜无此翁，则一切新政纵能炫赫一时，国民教育之始基不立，未必有今日富强之效”，因而他的教育思想中教育救国的主张尤为显著，正如他所说的“要救中国，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普及现代教育，非先以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教育国民不可。如果我同胞都具有现代文明素养，懂得爱国，知道怎样爱国，知道怎样维护和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以监督政府，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的事情也就好办了，不愁不富强了”1。如何“救国”也成了当时中国人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武力逞强的时代，发展军事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范源濂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尚武”精神的影响，他认为“振尚武之精神”2是振兴中国教育的要端，因而受双重影响他在教育思想上十分注重发展军国民教育。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清王朝土崩瓦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了时代的主题。然而民初政治发展极不稳定，国内政局一片混乱，袁世凯复辟帝制更是使这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样一种混乱的背景下，范源濂尤为注重反封建，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受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他深刻地意识到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设民国工业基础就需要掌握大量的工业技术人才，而实业教育则是培养技术人才的摇篮，因而范源濂大力提倡发展实业教育。辛亥革命不仅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更是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尤其是在废除了一些压制、束缚女子的习俗、制度，因而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兴起，受此影响范源濂在教育上极度关注女之教育，提倡男女教育平等。
这样两个新旧时代的交替，对当时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两种对立思想的冲击，必然会形成这个时代一种特殊的思想氛围。一种是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另一种是新兴的民主共和观念，然而这两种对立观念并不是轻易就能转换的。辛亥革命使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顷刻崩溃，建立了中华民国，使得臣民一夕之间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共和国公民。然而，陈腐的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骨子里的“奴性”思想仍然深深的扎根在广大民众的心中，并不是仅靠武力革命就能改变的。这需要从根本上转变人们观念，提高民智，扩大受教育群体，提高国民素质，因而在这种背景下，范源濂就认识到社会教育的重要性。
二
范源濂根据当时国情和自己在教育界所处的特殊地位，对革新教育提出了许多积极见解，而他的教育主张主要散见于他先后三次出任教育总长时以教育部名义颁发的一系列文件法令及自己撰写的文章里，这些教育主张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一些独到见解更是对现代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1大力倡导发展普通教育
民国初年我国教育界有两种不同的教育主张，一种是留学英美的教育家们的主张，他们倾向于发展高等教育即大学教育，另一种是留学日本的教育家们的主张，他们倾向于发展普通教育即中小学教育，而蔡元培和范源濂则是当时两种教育理念的主要代表。民国初年，两人先后担任教育总长，就两人对教育发展方向的不同规划，蔡元培曾有过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我与次长范君静生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3由此可见，范源濂的个人兴趣偏向于普通教育，注重基础教育发展。
民国初年，范源濂在任教育总长期内，大力发展普通教育，不仅大力整顿中小学，公布中、小学校令，在全国范围内规范中、小学办学，而且在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总长时，积极主持编辑中、小学教科书。范源濂深刻地指出，发展普通教育是启发国民智慧的根本途径，因而普通教育要学得广博，为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打好基础，并指出：“今之学校，必由普通而进习专业”4。为了进一步认识到普通教育的重要性，范源濂还从人的身心发展和世界大势两方面作了具体阐述：一方面他指出，人具有各种潜能，就像璞玉需要雕琢一样，都依赖于后天的开发，而人在幼年时，身心是最适合“雕琢”。而普通教育的功用就在于“从多种方面以活动其各部之机能，而助成全体之健全发达”5，从表面看普通教育涉猎过广，但是“察其内蕴，实足以统和学子之心身，而付与以调和均齐之效益”6。另一方面，他还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内有封建军阀的横行外有西方列强的威逼，国力衰败，民族危机深重，而普通教育则是“强固民志，伸张国力”的重要途径。范源濂更是指出，只有发展普通教育才能培养“后辈国民，跻身于进化之域”7，从
中可以看出他对发展普通教育的迫切期望。
2重视义务教育及其立法
1903年，清朝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该章程第二节规定：“外国通例，初等小学堂，全国人民均应入学，名为强迫教育：废疾、有事故外，不入学者罪其家长。中国创办伊始，各地方官绅务当竭力劝勉，以入学者日益加多，方不负朝廷化民成俗之至意。”8“义务教育思想作为西方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被引入中国”9成为我国教育法规筹及义务教育的开始。但是，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所限，义务教育仅限于学理上的论证和政策上的简单规定，未有实质的进展，正是范源濂把这些简单的理论政策进一步的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了一项详细的教育法规。
1912年9月3日范源濂公布《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后来陆续颁布的各种学校令及补充令合称为“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规定了初小四年为义务教育，其中《小学校令》第三十八条规定城镇乡立小学之经费，由城镇乡或学校联合担任；第三十九条规定城镇乡立初等小学校，不征收学费，其补习科及高等小学校不在此限。从这些条文中更是直接体现了其义务教育的思想，不仅如此他还具体考虑到了义务教育实施的具体细节，清楚看到义务教育免收学费是义务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使得义务教育在民国教育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1913年，范源濂专门撰写了《论义务教育当规定与宪法》10一文，在该文中范源濂还着重指出“文明各国，莫不定普通教育之一部为国民义务教育”而且“年限愈长者，其国势之发展亦愈强大”11，可见其对义务教育的关注和重视程度。由于当时教育界对义务教育认识浅薄，范源濂为了更好的实施义务教育，还特意做了详细的阐述。在该文中范指出：“义务教育云者，为国民必应受之教育，即所谓强迫教育也。”范在该文中还着重强调了义务的含义，即“一为儿童之父母或其监护人有使儿童就学之义务；一为地方公共团体有筹款设学收容其地学龄儿童就学之义务；又其一即为儿童者苟非疯癫白痴残废不具，在学龄期内即有就学义务也。”而且针对早期颁布的义务教育方案无法实施的先例，范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规定，作出细化规定，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努力：“（一）为父母及其代理者应付使儿童就学之责。（二）为公立小学校免收学费。（三）为凡地方自治团体，应筹备设学之经费，如实不敷，应由国库补助之是也。”他不但指出义务教育对受教育者来说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还提出了义务教育应列于宪法的理论。
范源濂认为以法律手段实施义务教育是保证普通教育有利展开的必要条件。在《论义务教育当规定与宪法》一文中范源濂从三方面具体阐述了将“义务教育列于宪法”的重要性。一“曰义务教育非规定于宪法，则人民公私家国之观念不易革之使新也”即可革新人民公私家国的旧观念。我国封建社会漫长，国民的宗族观念浓厚，历来人私其子，家自为教，而将义务教育列于宪法，有利于国民认清公私观念，认识到我们不仅是家族的成员更是国家的一份子。二“曰义务教育非规定于宪法，不足以增强法律之实施力也”即可增强法律的实施力。我国地广
民众，而且民众对于国家的政策法令又向来不够重视，可是义务教育的普及又需要较长时，因此只有将其列于宪法，才能推动义务教育的实施与普及。三“曰义务教育非规定于宪法，不足以追先进之前踪而挽国势于将来也”即可奋起追先挽救国势。我国自晚清以来，一直是西方列强欺辱的对象，而当世西方强国均是以教育强国，所以我国唯有发展教育，才能增强我国的实力，实现国家的复兴。据此，他认定“在吾国固可断此问题实存亡盛衰关键之所存矣”12大力推动义务教育列入宪法。
3规范师范教育
近代中国，教育落后，师资奇缺，范源濂指出：“我国兴学之始，有最大之阙焉，即未能致全力以储备师资是也”。因此范源濂认为，发展教育应当“首重师范之养成，以正本清濂”13，还特别指出“事之不容或缓者”14。
师范教育主要是为了给教育提供优秀的师资力量，因而教师的素质极为重要。范源濂就针对教师的个人素质提出了以下三点要求：一要自尊。教师工作没有高额的报酬，也没有显赫的地位，容易被人轻视，在这种环境下就要自尊自爱，不受名利金钱的诱惑，坚守信念。二要好学。教师的职责是传授知识，只有本身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才能传授给学生，不然就会误人子弟，造成“教授失宜”的结局。他对老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尤当于国家文化之进运，首致其开拓之功，处于世界大通、文化竞进的时代，更应如饥似渴，探求新知。”15为此，他在1916年改组大学的时侯就提出了每年由教育部拨款将部分优秀的高等学府的教师送往东西强国，学习它们最新的教育理念、制度，推动我国教育的发展。之后在讨论庚子赔款的分项时，他建议设立科学教员暑假研究会，为教师提供继续专研学术的机会，这是我国教师在职教育的先例，对后世教师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三要尽职。教师是一项需要耐心的职业，难以立竿见影，这就需要教师们尽心尽力，持之以恒，正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要教师一步步地走下去。此外，作为一名教师就要以身作则，时时刻刻督促自己，做出为人师表的样子。因为教师的示范作用是一种无声的强有力的教育力量，它直接证明了教育内容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而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自尊自爱，好学上进，尽心尽责都是应该必备的基本素质，也是师范教育的重中之重。
在师范教育中，除了教师的素质极为重要，学生的教养也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学生的教养主要又体现在德性的培养上。而范源濂就特别重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德性培养，对于学生的道德修养就有着不少精辟的论述，为此范源濂还专门制定了教养学生的六项要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欲有健实之精神，必须有健全之身体，故宜使学生谨于摄生，勤于体育。（二）陶冶德性，锻炼意志，为教育之上等要务，故宜使学生富于美感，勇于德行。（三）爱国思想、法律观念，为国民教育之要旨，故宜使学生明建国之本原，践国民之职分。（四）独立博爱，源于道德，故宜使学生尊品格而重自治，爱人道而尚大公。（五）国民教育，趋重实际，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况，实事求是，能谋独立生活。（六）世界观与人生观，为精神教育之本，故宜使学生研究哲理，而具高
尚之趣志”。16从范源濂的六点要旨中不难看出，健全之身体是最为重要的，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有好思想好学问，而其中的德行则是学生教养的基础，也是师范教育的重点。总之范源濂认为一个优秀的学生应该身体健全，热爱祖国，遵守法律，明了时势，具有自治精神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富于高尚的趣志和优美的德行。在学生的教养上，范源濂还主张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德育功能，首先要把陶冶德性贯穿于各科教学中。例如地理科可“引学生爱国之热情，则使其感丘墓庐舍之可亲，风土文物之可爱”；历史科可“务当阐扬古人之精神而使学生与之俱化”；手工图画音乐科“皆足以养成学生勤劳、刚强、优美之诸德”。17其次在教科外无论校训、校歌、工作、勤务还是竞技仪式等皆可随时随地、因势利导地启发学生的德性。范源濂反对封建时代重记忆、重背诵的死板教育方式，主张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于各科教学中陶冶学生德性，于学校生活各方面锻炼学生意志，于教学方法上激发学生的自主，最大限度的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4大力普及社会教育
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不仅使文人学士流于形式，脱离实际，也使贫民百姓智识低下，漠然国事。辛亥革命后，虽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被推翻了，但是人们的思想任然停留在过去的臣民阶段，对于公民这个概念十分陌生，更不知道如何做好一个公民，因而这场政治革命步履维艰，对此范源濂指出：“苟科学而得输入，则物质文明可以发达；公民教育普及，则政治易于改革。如是，则中国庶几乎可强盛矣”。18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共和国公民呢？范源濂指出“共和国民，要度量大，包容广，一方面应尽一己之所能以资贡献，一方面尤应尊重他人之人格，以发展众长”19其次要培养自治力。专制政体下的民众没有团体生活，各是其是，意见丛生，易走极端，只有具备团体自治能力，才能充分发挥民主政体的功能。同时他还指出要在智育、德育、体育、劳动、美育方面全面发展，然而要做到这几点就必须提高国民素质，增进国家观念，而这就需要扩大受教育群体普及社会教育。
1909年，他与梁启超等联合创设殖边学堂，开设蒙藏语言文学、地理、测绘、英语、俄语、政法、商业、外交及历史等课程，深受民众欢迎。同年冬，他又组织尚志学会，在北京开办尚志法政讲习所并实行义务授课，之后他又多方筹集资金，正式开办尚志法政专门学校，设立尚志医院，先后诊治一万四千人次，编撰《尚志会丛书》，翻译《哲学评论》等国外法制名著，邀请西方哲学家杜威、罗素等来华讲解。在任职教育总长期间，他积极设立公众图书馆、开办社会改良会、进行通俗教育演讲、补习基础知识等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公民教育水品。1922年范源濂在访问美国、英国期间，特意认真考察其农村教育，为我国农村教育的改革提供经验。除了农村教育，女子教育也是普及社会教育的一个难题。民国初年，由于时代和历史因素，使得女子在受教育方面远远不如男子。范源濂在分析我国教育现状中认识到只有认真的贯彻男女教育平等的观念，才能真正的实现教育普及的目标。1904年，范源濂回国后，积极倡导妇女留学，并组织了20名湖南女学生赴日学习。在其首度就任教育总长时，即发布训令三则，其中一则就是
女子教育与男子教育并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举。他认为普及社会教育不仅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也是当时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只有广大的普通国民的素质都得到了提到，中国才能真正的站起来。
5倡导军国民教育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烟云漫及我国青岛，我国随时会面临战争的威胁成为帝国主义争霸的牺牲品。然而当时中国民气柔靡，武事废弛，每一个爱国之士都为祖国的前途担忧。深受一战地刺激，范源濂感悟到“吾人受此痛切之刺激，乌可苟安旦夕，以坐待人之宰割耶？天下虽安，忘站必危。今日之天下，安乎？否乎？故振起学者尚武之精神，又当务之急也。惟在吾国而言尚武，苟不先除文弱之积习，则亦空言无效。”20当年11月发表了《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21具体阐述了军国民教育的实施办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努力，而军国民教育则是当时情形下增强国力的最便捷有效的途径，它包括四个方面，即“明世界之大势，示科学之重要，振尚武之精神，阐爱国之真义”22。所谓“明世界之大势”就是指导学生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和各国现状。他认为世界大战中整个战局的发展与交战各国的疆土、气候、人口、物产及交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教师在讲授中“就历史、地理之学科勤加考求，善加指点”，“使以往之陈迹复现于当前，远方风物宛若在亲睹”23这样就使得学生的视眼不局限于书本士，培养他们走出一己、一家、一国的狭小圈子放眼世界。这一主张能够很好的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面对世界的责任心。所谓“示科学之重要”就是倡导建立我国独立的科学研究体系，注重实用科学的研究。他在文章中列举了科学技术的优劣在当时世界大战中的效用，指出“科学之功用，无论直接间接，皆足以增进国力者也”24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科学技术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他指出“吾国人之为学，安常习故，骛于空泛，能致力于实用之科学者甚鲜”25。所谓“振尚武之精神”就是增强国民军事素质。他主张的“尚武”是以卫国为宗旨，他认为崇尚和平固然是好的，但是在现今风云突变的战争年代，没有强劲的武力作为后盾，和平是无从说起的，因而在这个年代，振奋尚武精神是刻不容缓。对此他认为要革除文弱积习，发展全国皆兵的优良制度。所谓“阐爱国之真义”就是要就国民无条件的服从国家，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主张“忘身舍家，急公赴义“的爱国精神，培养国民“公而忘私”的志气。他对于国家观念的认识，是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目的在于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改变封建王朝脱胎而来的民族所固有的那种涣散和狭隘的小农意识，使中国能自立于世界。
范源濂不仅用文字表达他的观念，更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它坚决实施军国民教育的思想。范源濂在1915年二度出任教育总长时，曾特别发布了《提倡军国民教育》26训令：“（一）凡高等小学以上之学校，均施行军事教育。（二）无论士农工商均须入学，以期军事教育之普及。（三）各学校既施军事教育，而于文事教育亦须并行，总期文武兼备。（四）所有军国民一切教育之制度，均参访英、美两国。由此可见范源濂在军国民教育方面极为重视，而且他虽受日本“尚武”精
神的影响深刻，但是他并没有模仿日本的军国主义，而是学习英美这类民主国家的军事教育，可见其眼光之深远，思想之睿智。
6发展实业教育
实业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领域的一个重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建设，是提高国力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在民国初期，范源濂就十分关注当时实业教育的状况，在他继任总长时针对当时不屑学习工业技术的现象提出“使人人有独立自营之能力”27的目标，而要做到独立自营就要掌握一技之长，因而实业教育就成为一项富民生的重要途径。
实业是国家的命脉，教育为实业发展提供技术前提。然而，民初几年虽然新设了不少学校，但是由于学校没有任何升学的压力，从小学到大学一脉相承，所以一味地追求学历文凭，从不顾及所学知识是否符合处世谋生之道，造成一方面社会需要人才，另一方面毕业即失业的矛盾现象。针对这种情况，范源濂指出，应该根据国民生活状况、学生特性及国家财力条件改革学校系统，对从初级小学毕业后的孩童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特长和家庭情况有目的的选择学校，他们可以选择继续就读高等小学，也可以进入乙等实业高等小学，小学毕业后也可以继续进入中学或师范学校或选择甲等实业中学，中学毕业后也可以选择大学预科或进各种专门学校，通过这种办法逐步增加实业学校的数额直至其达到一半比例。通过这种方法来改变国家呆板教条的教育规划，使得国民能依据自身特点有选择性的学习，真正地掌握处世谋生的本领，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如何更好地发展实业教育呢？范源濂指出，欲富强国家，必发展实业；欲发展实业，必振兴科学，因而科学教育是实业发展的关键。而科学教育包括两方面，一是教授科学，二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因而，范源濂认为当代中国要发展实业，不仅要教授自然科学，掌握基础知识，还要大力的提倡科学的方法，做到真实、准确、创新。同时范源濂还认识到教育要联系实际，面向社会。他针对实业教育流于理论，与实业界脱节，出现“获有精深学术者虽不乏人，而能于实业界有所建树卓然而立者，则甚形寥寥”28的现象，就极力提倡实业界与教育界要相联系，使得教育设施适应实业界的用途，学生的实际能力适合实业界的需求。范源濂的这一观深刻地认识到培养经济建设的人才，不仅仅只在于增加各类实业学校，更重要的是要适应实业的需求，面向社会。
范源濂由于处在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下，许多正确的教育方针都没有得到实施，正如他自己所言：“教育之力固足于转移社会，当然其未至也，则常为社会之力所转移。今我国社会之风习，其力量固至深厚而莫与易也”29然而他对近现代教育产生的积极影响及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容怀疑的，就像《湖南在线》对其的评价“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走教育救国之路，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
范源濂的一生极大部分是在教育生涯中度过的，在其教育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教育主张，通过对他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整理我将其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1、近代改革封建教育的杰出代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判封建主义，改革封建教育是这个时代的呼声。当时不少人曾为此奔走呼号，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幅颇为壮观的画面。范源濂能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不仅因为他改革封建教育旗帜鲜明，前后始终如一，更是因为他在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能顺应时代要求，以巨大的勇气领导和组织对封建主义教育的大改革。他在首次担任教育总长是就公布了国民教育的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30这一宗旨是对1906年清政府学部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31的封建教育宗旨的一次大挑战，具有极大的革命性。之后他又颁布了各种学校令、补充令和学校规程，任职半年期间约有30余项，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新的教育法规。这些法规都具有两个特点：（一）摒弃了尊孔读经，有明显的反封建性；（二）以培养适合国家需要的各类人才为目的，适应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次对封建主义教育的有力冲击，无论是改革的广度还是深度，或是对教育所产生的实际影响，都是空前的。范源濂不仅积极组织反封建的大改革，对于尊孔复古逆流更是极力抵制。1913年1月他就是因为不满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方略，以“政见不同”愤然辞去总长职务。1915年他面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毅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在他二度担任教育总长时摒弃袁复古教育，重整教育大业，积极参仿英美教育制度进行教育改革。凡此种种，范源濂在改革封建主义旧教育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与影响，是其他人近代教育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2、资产阶级教育体制的创始人。很多教育著作中对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总是不吝笔墨，褒赞连连“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正是从蔡元培开始，才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和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32对于紧随其后的范源濂却总是一笔带过或是完全忽略。可是事实上蔡元培在职仅半年，后来是范源濂陆续发布有关的新教育方针、新学制、各级各类学校令和学校规程等三十余项，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学制系统——壬子癸丑学制，在实践上拉开了新式教育舞台的大幕。其次，范源濂在中国率先提出了将义务教育规定与宪法的主张，专门撰写了《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一文详细深刻地阐述了军国民教育，同时还提出了实利主义教育、普通教育、实业教育、社会教育等先进的教育理念，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体系。此外，他还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开女子留学的先例，打破封建教育体制对女子的桎梏。若果说蔡元培奠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新教育体制的基础，那么范源濂则是真正将其主张进一步细化完整，形成一个具体资产阶级教育体制并加以实施。
3、近代教育的开拓者，现代教育的先行者。范源濂作为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其主张不仅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促进近代教育的发展，更是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超越了时代的限制，为现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首先，为了适应辛亥革命的发展要求，范源濂对国民提出要在智育、德育、体育、劳动方面全面发展，这与现在全面和谐的教育观大体一致，虽然范源濂没有把美育提到一个至关重要
的地位，但是他能在二十世纪初提出这样的主张以是中国教育科学化道路上的一大进步，为现代教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具有启示作用。其次，范源濂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普及教育，不仅办普通教育，而且抓社会教育，就是说每个公民应该都读书，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应该学习，这一观点与现在欧美流行的“终身教育”在理论上很相像。他的这种想法符合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潮流，也适应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现状。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已不是靠晚清遗留的一些书院、学堂和私塾所可以承担的了。但是这谈何容易，在旧中国文盲超过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但是的人连起码的温饱都无法解决，更别说普及教育，一切都只是空谈。然而在社会主义的今天，这套全民教育的理论就可以完全实施，这也是这一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同时，范源濂还在晚清义务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迎合时代的变化进一步完善了义务教育思想，指出义务教育对受教育者来说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使其更加符合近代教育的特点，这对于当时的教育界无疑是一种思想的进步。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以法律手段保障义务教育推行的思想，这一观点即使在当时的西方也是一种新鲜的观点“当时列强，如英美法意日本诸国，莫不实行义务教育之制，然皆未尝于宪法定之。”33范源濂并没有因为英美等国没有将义务教育列于宪法就放弃自己的想法，他指出“义务教育，应规定与宪法，在吾国实有特别之必要，即世界无此前例，吾人犹当毅然独行，著次特有之规定，以求宪法之完美。”34由此可以看出，范源濂不仅走在中国教育的前沿，甚至在某些方面走在了世界教育的前端。他没有一味的走英美的老路，而是更加注重中国的教育现状，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教育道路，这对于当时一味效仿西方教育制度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枚重弹，让更多的近代教育家看到中国教育不是只能走老路，中国也能走在世界前端，这对发展近代教育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最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但是这一思想的提出为我们现代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最后，范源濂的实业教育思想不仅迎合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更是在这一基础上深入的提出了如何发展实业教育，尤其是其中将实业教育与实业界相联系的认识更是跨越简单的表层现象，进一步地触及到了理论与实际、教育与生活的深层次的问题，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范源濂在艰难困顿中对教育的执着，积极推动新旧教育转型的努力及民国初年在教育领域推行的一些列教育政策，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通过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不仅能追寻他的教育足迹，更能为今天的教育发展提供借鉴。
注释
1任光椿著，《将军行——蔡锷传》，团结出版社1996年 346页
2欧阳哲生《范源廉集》前言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年 71页
3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1938），载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年1048页
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年1049页
6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年1049页
7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49页
8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年416页
9陈国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06页
10转引自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年
11范源濂《论义务教育当规定与宪法》引自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年 340页
12欧阳哲生《范源廉集》前言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年 71页
13《中国教育家.范源濂》（崔登甲撰）引自吕渭源主编《中外著名教育家大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5年292页
1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51页
15张钦《范源濂教育思想论述》船山学刊 1995年155页
16张钦《范源濂教育思想论述》船山学刊 1995年153页
17张钦《范源濂教育思想论述》船山学刊 1995年154页
18欧阳哲生《范源廉集》前言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年72页
19张钦《范源濂教育思想论述》船山学刊 1995年150页
20欧阳哲生《范源廉集》前言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年71页
21转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22范源濂《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转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年1605页
23张书丰《范源濂的教育活动及教育主张初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9年 39页
24张书丰《范源濂的教育活动及教育主张初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9年 39页
25张书丰《范源濂的教育活动及教育主张初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1989年 39页
26欧阳哲生《范源廉集》前言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年71页
27徐仲林等编，《中国教育家传略·范源濂》，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28徐仲林等编，《中国教育家传略·范源濂》，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2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1051页
30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223页
3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217页
32田正平《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历史进步性》杭州大学学报 1980
33范源濂《论义务教育当规定与宪法》引自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341页
34范源濂《论义务教育当规定与宪法》引自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