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佛教之世俗化转向及意义

收稿日期：2018-11-26

基金项目：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明末佛教世俗化发展趋势的当代价值”（J 15WA 08）；曲阜师范大学社科项目“明清佛教世俗化研究”（X S K 201408）

作者简介：卢忠帅（1982-），男，山东莒南人，讲师，博士，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明末佛教之世俗化转向及意义

卢忠帅，杜希英

（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日照276826）

佛教的世俗化是指它日益关心此岸的人间世俗生活，而不再专注于彼岸佛的世界。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内地，其世俗化即已开始，至明末，这种世俗化更是加速进行。梳理明末佛教世俗化转向的表现，并深入分析其原因，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一、明末佛教世俗化转向的表现1.“四大高僧”关注政治及民生社会。云栖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被称为明末“四大高僧”。他们积极践行大乘菩萨道精神，关注政治及民生社会，掀起复兴晚明佛教的浪潮。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正是明末佛教世俗化转向加速的表现。首先，“四大高僧”关注政治，与官府联系广泛。宏虽对僧人结交官场颇有微词，但他并未与官场绝缘。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沈三洲曾在南京瓦官寺救过宏的命，此后二人交往甚密。“四大高僧”中与官府关系最为密切者，当属德清。为振兴佛教，德清广交权贵，上至皇太后、中央各级官僚，下至各级地方官吏。他认为：“沙门所作一切佛事，无非为国祝厘，阴翊皇度。”[1]46因此，万历九年（1581），当得知李太后欲建祈储道场于五台山时，德清马上将其正在筹划的《华严经》无遮法会转为祈储无遮法会，以回应李太后所建祈储道场。德清此举，虽赢得李太后欢心，但也因此构怨于神宗，被发配充军广东雷州。在雷州，德清并未中断与官府的联系，相反，他借用官僚和太监们的力量，复兴曹溪祖庭，使之“一岁之间，百废俱举”[1]79。德清只是因为结交权贵被流放，而另一高僧真可却因此丢掉性命。万历二十年（1592）后，随着“三大征”的进行，国库困竭，为了敛财，神宗派遣宦官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为害一方。万历二十八年，神宗派太监李道到南康催缴矿税，太守吴宝秀因拒不奉命而被劾入狱，其妻哀愤投缳而死。真可得知后，义愤填膺，亲赴京师营救。到达北京后，真可奔波于达官权宦之间，并向李太后痛陈矿监税使之害，经多方营救，最终使吴宝秀获释。然而，真可的行为遭到一些宦官的嫉恨，最终在“妖书案”中被诬陷入狱，不久坐化狱中。而智旭的儒释融通思想，则是他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精神之源。

其次，“四大高僧”关注民生社会，积极救护百姓。隆庆五年（1571），宏至杭州云栖时，恰逢当地虎患严重，每年死于虎口者数十人。宏分析到，虎伤人主要是因饥饿所致，只要给它们足够的食物，自然也就不再伤人。村民们照做后，果然“虎患遂宁”。上述真可因营救吴宝秀、反对矿监税使获罪而死，既是其结交权贵的表现，也是其关注民生

社会、救护百姓的表现。“四大高僧”中关注民生社会最具代表性者，当属德清。万历十二年（1584），山东发生灾荒，隐居崂山的德清矫诏将李太后赐予修建庵居的三千金散施于灾民，得到李太后与神宗的肯定。万历二十一年（1593），山东再次发生灾荒，死者载道，德清将海印寺中储存的所有斋粮分赈近山之民，但仍然不足，他又拿出寺中钱财亲自乘船到辽宁买回大豆，救济附近山民，“由是边山四社之民，无一饥死者”[2]570。在充军雷州的路上，德清见道路崎岖不平，行人走的艰难，于是嘱咐他的随行者修道路、建茶庵，以方便行人。抵达雷州后，正逢当地大旱，瘟疫肆虐，死者的骸骨遍布城内城外。德清见此景象，虽然旅途劳累，但他立即劝说群众收拾、埋掩尸骨，并为死者建普济道场超度七昼夜。在雷州充军期间，德清见广东采使李敬信佛，于是利用这一契机说服他约束采珠船，以拯救当地百姓。智旭也利用一切时机，劝说世人积德行善，并发以己身代众受苦的大愿：“所有一切恶业，应受报者，智旭悉皆代受，令得解脱；所有一切善业，应受报者，普施法界众生，同成正觉。”[3]8-9应该说，这是对社会民生更深层意义上的关注。摘要：明末佛教之世俗化转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僧人关注政治及民生社会，二是佛教日益深入民间，

与老百姓关系密切。明代后期，佛教世俗化转向明显，这与佛门内部僧伽制度的变革和明政府倡导的诸宗融合政

策有关。明末之佛教世俗化转向，对当今中国佛教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明末；佛教世俗化；原因；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 24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04-0055-02

Z h e Xu e Ya n J i u ☆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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