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制造了南京大屠杀
是什么制造了南京大屠杀
本文引用的材料列举于正文后，皆选自《见证与记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日方史料）》，张宪文、吕晶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
一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可以做三个层级的处理：
对于事实的考据；
对于当事人心理的复原；
对于整件事为什么会发生的反思。
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中日两国的研究者八十年来都主要停留在第一层，有极少数努力来做第二层，第三层更是十分潦草。对比纳粹大屠杀，在此后数十年间成为西方思想家们——特别是犹太思想家们——不断反思和追问的对象，相去太远。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历史学者经过数十年努力，搜集了足够充分的铁证。但是这些证据仅仅用于证明真的发生过这样一回事，是不够的；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我们必须首先试着理解——注意，是理解、复原，而当然不是“谅解”——当时行凶者的心理，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反思。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犯下的其他屠杀罪行，确实在很多方面不同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而更近似于在古代频繁发生的屠城事件。这使得南京大屠杀的特殊性并不像纳粹大屠杀那么强，但是——
类似的事情在古代频繁发生，并不足以解释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在二十世纪还能发生；
军事上、战略上的动机并不意味着具体操作者的心理活动，尤其是，战争虽然常伴随着屠杀，但是并不必然发生这样集中的、这样大规模的屠杀；
南京大屠杀比古代任何大屠杀都留下了更充足的材料，在事实上也更复杂，行凶者留下了丰富的材料可以还原当时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状态是颇为特殊的；
将行凶者妖魔化、诉诸单纯的侮辱，是拒绝进行理解的做法，这种简单化的处理除了唤起民族感情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假设性意义。
二
在对日方史料的阅读中，我注意到以下情况：
南京大屠杀中至少发生了两类屠杀：
1.得到了军方上级下达命令的屠杀；
2.基层士兵自发进行的屠杀。
这两类屠杀在动机上又可以分为：
1.由于所谓“难以处理”“解决困难”而发生的“战术性”屠杀；
2.害怕报复、为了消灭有生力量而所谓“不得不”进行的“战略性”屠杀；
3.由于“娱乐”“有趣”而发生的“娱乐性”屠杀；
4.没有明确目的，只是“疯狂地”产生杀中国人的冲动而进行的“无目的”屠杀。
1.日军的直接行凶者
1）对于中国人的遭遇确实是有“同情”和“愧疚”的；
2）行凶者在稍稍脱离第一线的时候也会感到“恶心”和“可怜”；
3）但是在行凶时，却并没有因此犹豫，甚至没有考虑减轻痛苦；
4）尤其在得到上级命令的时候更是毫无顾忌；
5）在一定规模的杀戮之后，行凶者对于尸体和再杀人就更加麻木了——像“杀猪”，像“把竹子放入江中漂流”，“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杀人还是在干什么”。
2.行凶者对于中国人的态度
1）确实有部分行凶者对于中国人本来就极度歧视；
2）但是依然有很多行凶者并没有类似的强烈看法；
3）甚至有很多行凶者对于中国军人的气节和中国首都的庄严表示了“赞叹”；
4）然而这并没有让他们放弃或者减缓杀戮；
5）因此以往对于日本人以中国人为“非人”故而惨无人道地杀害的说法至少是不充分的。
3.日军的中层军官
1）其中很多人是直接下达或传达命令进行屠杀的行凶者；
2）但是相当多人对于屠杀装作并不知情；
3）他们有意识自己在做的是“不光彩”的事情。
4.日军高级军官和指挥层
1）在占领南京前原本已经开始计划“有秩序地”接管了，甚至有计划“减少平民伤亡”，并且从日军的大战略看，确实他们早就开始计划在占领京沪之后着手组建傀儡政府了；
2）但是在大屠杀发生时，却并没有予以制止；
3）依然在日记和感想中标榜自己的“爱民”态度。
5.日军从上到下对于战争暴行的态度
1）最重视侵犯外国人的问题；
2）在加害中国人上，更关注的是强奸而非杀人；
3）在战争中对于暴行的考虑主要是平息反抗和“军人神武精神”的问题；
4）普遍发现对比此前的战争，暴行显著增多了；
5）在观念上，他们认为暴行是缺乏“国民公德”和“社会道德”，背弃“传统文化”，甚至“滥用自由主义”的体现。
三
这些情况为我们勾勒出一副很矛盾的情景，尤其是与纳粹大屠杀对比来看：
日本军人不是不知道中国人也是人，他们不是感觉不到可怜和悲哀——所谓的“杀猪一样”不是导致屠杀的原因，反而是屠杀进行到一
定程度的后果——，但是这并不使他们在进行屠杀的时候有所收敛。（这一点跟纳粹大屠杀不一样，纳粹大屠杀的执行者或者至少操纵者
大多是真心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可以得到辩护。）
日本军人并不都是抱着种种大的理由来屠杀，他们并不都能说服
自己屠杀的所谓“不得不”，但是在给了命令的时候依然会屠杀——没
有看到任何拒绝服从屠杀命令的记录。（这和纳粹大屠杀是一样的，
抗命的记录极其罕见，几乎没有。）
将南京大屠杀完全解释为一个阴谋、一个按照计划进行的步骤，
是说不通的；在南京大屠杀中虽然有很大部分是下令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但是这主要是屠杀俘虏；对于平民和没有被下令集中屠杀的俘虏
进行的屠杀，主要是士兵自发的行为。（这跟纳粹大屠杀不一样，后
者从头到尾从上到下都是被严密计划的。）
日本军人对于自身行为的反思，仅限于其罪行如何反应了自己的“精神败坏”，而对于被害者的遭遇，在反思中完全没有体现——在高
官的反思中，对于被害者的考虑几乎没有，还不如第一线的直接行凶
者的有限感受。（这点与纳粹大屠杀是基本一样的。）
虽然有些行凶者引用了“战略必要性”为自己做辩护，但是在屠杀
的问题上，所谓的“皇道”“忠君”在第一线的直接行凶者身上几乎没有体现，行凶者的动机必须另寻解释，尤其是其中“娱乐性”的和“无目的”
的屠杀，既不能用战略战术需要解释，也不能用意识形态解释。（这
也跟纳粹大屠杀不一样，后者虽然在战略战术上毫无道理，但是在意
识形态上根源非常深厚。）
四
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既不能用战略性的、“必要性”的大屠杀
来解释（比如说，中国各民族历史上的“技术性”屠杀，与此并不完全
相同），也不能用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的、放弃做判断”的大屠杀解
释（许许多多的日本军人是一边作出着道德判断，一边坚决进行屠杀的），还不能用列维纳斯意义上的“律令化的、看不到…他者之脸?的”
大屠杀来解释（日本军人即没有德国式的屠杀“律令”，也并非没有对
被屠杀者产生共情，但是他们依然会进行屠杀）。但是另一方面来看，南京大屠杀确实体现了个人的良心在机器化的命令面前蒸发了、对于
命令无条件服从而放弃了个人的思想，确实也体现了行凶者不能对被
害者产生正常的共情（尤其是在一定的杀人之后）。
尤其关键的，是所谓“娱乐性”的和“无目的”的大屠杀。这样的屠杀表现出的是一种极其病态的冲动——无法用“原始”来描述，而是“病态”，因为原始的、部落仇杀式的大屠杀一般是有某种“技术合理性”做支撑的，而非“娱乐性”的和“无目的”的；并且，在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战争暴行确实不像后来这样惨绝人寰。那么一定是在明治晚期、大正昭和年间，整个日本民族的某种潜意识发生了扭曲，才产生了这
样的病态。尽管冈村宁次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但是我们有必要和他一样，去追问在此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的猜想与冈村完全相反：日本民族精神状态在明治－昭和早期
之间发生的这种病态化，恰恰是人性中深刻的这种暴力、嗜血、嗜杀
的“死亡冲动”被扭曲和积压，以至于病态；而这种扭曲和积压，则是
由于整个日本社会迅速地军国化、极权化导致的。在日本文明深处的
那种群蚁排衙式的驯服，则将其他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这种紧张极大
地激化——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极权化过程中，同样伴随着对于人
性深处的冲动和欲望的同时压抑和创造，而在日本，这个情况体现得
格外明显，使得精神状况的病态化格外严重。
假如按照这个猜想来说，那么南京大屠杀以及日军的其他惨绝人
寰的暴行，虽然有些现代性的纳粹大屠杀的相似之处，但是在本质上，跟纳粹大屠杀不同；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在二十世纪初叶
剧烈的社会动荡、急剧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化和军国主义、民族主义
色彩下的极权化，伴随——恰恰与冈村的断言相反——传统的压抑性
的文化之顽固，将这种精神病态化急剧放大。
假如这个猜想是正确的——我没有做更多的研究，只是个猜想——，那么对于南京大屠杀，与其说这是现代极权主义包裹下的“野蛮”，不如说这是现代极权主义制造出来的“野蛮”。
资料来源：
“我们马上赶过去，将俘虏全部枪杀后，回到住地。
......
还有悲惨的一幕，那就是把一百五六十名敌俘关在一个巨大的车
库里，浇上汽油，然后点火集体烧死。从死后的姿势来看，他们至死
都在拼命想夺门逃生。到了现在，不管看到多少尸体，我们都已经变
得麻木了。”
——1937年12月14日，牧原信夫日记“另外，很多烧焦的敌人尸体散乱在各处。黑乎乎的尸体，有的则变成了黄疸那样的纯黄色，还有的皮都开裂了，等等，战后看来真是
可怜。”
——1937年12月16日，牧原信夫日记“出汉中门时，看见五六百具被烧焦了的尸体挨得紧紧地倒在哪那里。
“烧烂了的皮肤呈黄色，看上去很难看。也许是战斗已经远离了我们，所以看了以后很恶心。”
——1937年12月27日，牧原信夫日记“俘虏难以处置。恰好在上元门外发现了一所学校，就将他们收容在学校里。有14777名俘虏。俘虏这么多，不管是杀掉还是让其活着都很困难。
......
命令说全部杀掉。
各部队都因缺粮而大伤脑筋。”
——1937年12月14－15日，山田栴二日记“由于对俘虏的处决不彻底，仍有活着的人，上级命令我们出动，参与清理。”
——1937年12月18日，远藤高明日记“下午4时，山田部队枪杀了抓获的敌兵约7000人。扬子江岸边，一时间堆积起一座死人山。真是惨不忍睹。
......
下午5时，前去执行枪杀1.3万名敌军俘虏的任务。两天时间，山田部队枪杀了近2万人。好像所有部队都把俘虏枪杀了。”
——1937年12月16-17日，目黑福治阵中日记“仅我们14日这一天杀的就有300人以上。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杀人还是在干什么。现在的南京一片寂静。感觉战争已经过去了。”
——1937年12月17日，岩崎昌治书信“我们俘获了77名败残兵，当场把他们都枪毙了。真不愧是ZN的正规军，有些人死得大义凛然，甚至还有堂堂地站在我们的枪口下微笑地赴死。如果想这样的男人占ZN总人口十分之一的话，那么日本与他们作战应该是相当艰苦的。
......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杀人，还是在把竹子放入江中漂流。
......
战败国的国民真是可怜啊。我曾多次在信中写到过，决不会留下一个活口。为什么呢？哪怕是有一个人活下来的话，将会怎么样呢？......已经完全疯狂了，只要看到ZN人，就会大喊…干掉他?，把他们送上不归路。......ZN人是善于宣传的。为了HJ，为了日本，才拿他们作牺牲品的。不是我一人有这种心情，而是整个分队的全体人员，不！是中队所有人员都有这种心情。在国内的人们也有这种心情。即使明白都是些良民，却又不得不杀掉的这种心情想必你们能够理解吧。”
——1937年12月17日，岩崎昌治书信“他承认自己非但没有向上级报告，而且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杀害了ZN人。他还说该队没有上前线作战，所以被一种想要杀ZN人的念头所驱使。在战场上产生这样念头的人并不少见，同时，这也是因为对ZN人的人格尊严的观念很淡薄所导致的结果。”
——1937年12月26日，小川关治郎日记“感觉就像杀猪一样。经常干那种事的话，杀人就满不在乎了，因为成了家常便饭。,,,,,,而且，因为是命令，就肆无忌惮了。
......
这是登陆后很久没有过的娱乐啊。你问军官吗？他们全都假装不知道。
......
在一个村落，为了警告其他人，我把一个女人绑在柳树上，将捆在两只脚脖子上的绳子绑在两匹马的马鞍上，分别给了左右的马一鞭子……部队士兵观看了整个过程，中队长什么都没说。”
——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最前沿出现异常——因屠杀而对立的南京攻击战的士兵们》1971年1月28日
“我的意图是要有秩序地占领南京城。并且在入城前要向蒋介石或守城将领发出劝降书。并且希望占领南京时不要给南京城造成太大的破坏，要避免损害居民。”
——1937年12月4日，松井石根阵中日记“城内基本没有受到战火毁坏，看上去市民情绪也极为稳定。”
——1937年12月19日，松井石根阵中日记“迄今为止我所观察到的日本军官兵在精神上的缺陷大致归纳如下：（A）违反神武精神，进行掠夺、强奸的仍然不绝其人；（B）不理解本次事变性质，对待俘虏、良民怀有敌意，缺乏爱心。此类下级官兵不在少数，致使我所制定的爱民方针毫无成果；（C）缺乏爱护公物观念，武器、器材的缺损丢弃现象严重...（D）不愿露营，贪图室内生活。
“从（A）（B）两项可以反映我国国民依然是岛国根性，缺少国际观念和对外思想，还没有形成在大陆发展的根基。那些在MZ、北ZN 的不良国人所表现出的无谓的优越感也证明了这一点...
“（1945年11月21日追记：今后，被困在岛国的日本人其岛国性恐怕会日益严重。）”
——1938年8月3日，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而今这支军队虽有从军慰安妇，强奸罪却从未减少。慰安妇不仅第六师团有，其他兵团普遍都有。
“战争爆发后不久，我东北老人说，义和团事件时，欧美等联合军队极尽烧杀抢掠之事，唯独日本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让人敬佩不已。然而这次战争，日本官兵行为与从前判若两人。”
——1938年8月30日，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观察并总结官兵的言行，就日俄战争、义和团事变以来的精神衰退，将个人见解归纳如下。
“不过，考虑到绝大部分官兵是非现役军人，且应征入伍后即奔赴战场，所以此事与其追究军方罪责，不如更应该判定这是整个国民的罪责。
事实上被判刑的多是应征入伍的退伍兵。
（1）服从长官意识下降
（2）性道德观念卑劣
......
（5）出现借口处理困难而杀戮俘虏的恶习。
我认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比如，滥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等等，但主要原因是国民公德意识低下在战场上的反映。
......
我们无视性道德，一味讴歌恋爱自由......在社会道德、社会训练方面，日本人却十分落后。
......
更应该重新分析这些外来思想和传统精神，改善国民教育，确立社会教育，让国民在自律自戒、国民道义方面有一个飞跃性发展。”
——1938年10月2日，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占领汉口时，中国人、外国人都根据我军占领南京时的大屠杀行径，预计我军还会有同样的暴行。结果，军纪意外地严明，从而大大稳定了民心。然而，进城才两三天，第六师团等几个部队又出现了几起强奸事件。顿时谣言四起，造成市内混乱。实在遗憾。”
——1938年11月20日，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